青藏高原农牧交错区是独特的高原农牧业发展区，精细化分析该类区域居民食物消费的特征是深入解析特殊地域人地系统的关键。本文基于分层抽样入户调研获取的2021年西藏林芝216户农村家庭食物消费数据，采用居民食物消费量与营养摄入量指标，运用数理统计方法，系统分析了农牧交错区居民的膳食结构、营养状况及其群体差异。结果表明：① 林芝农村家庭膳食结构在保留传统特色的同时失衡明显；人均食物消费量为511.21 kg/（人·a），以植物性食物为主，谷物与蔬菜消费最高，动物性食物以肉类和奶类为主。② 居民食物消费高度依赖本地农牧业生产，形成介于农区与牧区之间的过渡性膳食特征；区域尺度上，消费量高的谷物、蔬菜、肉类和奶类平均自给率均超过40%；家庭尺度上，种植（养殖）规模越大，相应食物的人均消费更高。③ 与《高原地区居民膳食指南（2023）》推荐值相比，居民人均能量、蛋白质和脂肪摄入分别超标36.27%、6.73%和42.68%，谷物是能量和蛋白质的最主要来源，食用油是脂肪的最主要来源。④ 不同群体家庭间膳食营养差异显著：人均食物消费量和营养摄入量随家庭规模减少而增加（P < 0.01），随平均年龄增长先减后增（P < 0.01），务工规模扩大与收入提高显著促进非主食类消费。研究结果可为同类地区优化居民膳食结构、提升营养健康水平、助推农食系统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与实践参考。

完善的食物系统对于保障环境可持续性与应对营养不良问题具有重要意义。膳食优化已成为地理学、环境科学与农业科学等领域的研究热点。但现有研究往往未充分考虑生产条件、区域差异，以及外出就餐与饲料用粮等关键因素，导致结论适用性有限。基于中国食物生产与流通格局，本文构建了环境、健康与偏好3类膳食优化策略，对省级城乡膳食结构进行了模拟优化。结果显示，在保证膳食平衡前提下，环境最优策略效果最显著，城镇和农村膳食消费量分别减少30.0%和10.2%，环境足迹平均下降约40.0%和37.7%。广东省表现出最高优化潜力，最多可减少1650万t膳食消费并显著减轻环境负担。进一步分析发现，若忽视在外就餐，城镇与农村食物消费将分别低估18.2%和7.9%，相应环境影响低估22.5%和10.2%。畜牧类食物的优化可显著提升谷物、薯类与豆类的盈余。上述发现为城乡差异化膳食优化提供了科学依据，对推动中国食物系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人口、耕地与粮食的耦合协调发展，是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制胜关键。本文基于可持续膳食视角，系统剖析1987—2023年中国人口—耕地—粮食系统的供需变化，并根据三者的供需匹配特征进行区域划分，进而提出针对性的调控措施。研究发现：① 需求端层面，全国粮食需求总量持续上升，居民食物消费推动粮食需求从口粮为主向饲料粮为主转变；耕地需求总量增加并逼近国内现有耕地资源，动物源食品成为耕地压力的新主体；进口虚拟耕地持续增长，加剧了对国际市场耕地资源的依赖。② 供给端层面，1987—2023年中国全域耕地面积的下降趋势得到缓解，不同地区耕地数量均有所增长但呈现出不同的分化格局；粮食生产尚未满足居民食物消费需求，存在口粮过剩和饲料粮紧缺的难题，各地区粮食生产力差异显著。③ 基于对人口承载量、耕地压力及粮食自给率等关键指标的测算，将中国划分为高承载—高压力—高依赖区、中承载—中压力—主粮盈余区、低承载—低压力—资源约束区、低承载—低压力—后备耕地区、低承载—低压力—生态保育区和中承载—中压力—结构转型区6大类型区，并提出可持续膳食导向下的差异化调控策略。文章可为制定膳食均衡需求导向的耕地保护和农业结构优化策略提供科学参考，为构建国家粮食安全新格局与食物系统可持续转型提供理论参考。

在农业强国建设、乡村振兴及联合国粮农组织“一国一品”行动背景下，打造地理标志农产品（GIAP）是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探究其经济效应与内在机制对特色农业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本文基于2008—2024年中国GIAP名录和涵盖10个省份的乡村振兴微观调查数据，综合运用空间分析和倾向得分匹配法等方法，揭示GIAP时空演变规律，并评估其对村集体与农户的增收效应。研究表明：GIAP数量呈现大幅增长趋势，由2008年的121个增至2024年的3527个，增长约28倍；GIAP在空间上呈现“东密西疏”的集聚特征，并存在空间自选择特征。实证分析显示，GIAP认证对村集体与农户增收具有显著正向净效应，可使获得认证村庄的集体经济收入年均增加149.89万元（增幅42.32%），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提升4143.72元（增幅23.82%）。从内在机制上分析，其通过“要素吸引—产业带动—价值提升”路径，以品牌效应集聚政策与资本，带动产业链延伸和就业扩容，提升土地租金、产品价格及附加值，最终实现包容性增收。研究结论可为GIAP赋能乡村振兴提供实证支撑，既为“一国一品”全球行动贡献中国实践案例，也为乡村产业差异化发展政策制定提供决策参考。

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复合干旱热浪事件（CDHEs）的频率和强度显著增加，复合事件的协同效应对陆地植被生态系统构成严重威胁。本文基于多源遥感植被数据与气象要素的时空耦合分析，系统解析1982—2024年长江流域植被对CDHEs的响应特征，量化不同季节和程度CDHEs下植被的恢复时间及其主导因子。主要结论：① 1982—2024年长江流域植被绿度与生产力呈显著上升趋势（中游>上游>下游），且植被增绿趋势显著增加，主要归因于大气CO₂浓度升高（38%）和气候变暖（33%），此外，2022年特大干旱事件导致当年（-1.49%）与次年（-1.52%）植被生长受抑，至2024年仍未恢复至2021年水平。② CDHEs空间分异显著，中上游频率增加而下游减少，mild-CDHEs可促进次年植被生长，而mode-CDHEs显著抑制植被生长，表明适度干扰可能增强生态系统韧性。③ 植被GPP恢复速率较NDVI快10%~15%，多数区域在CDHEs后4个季节内恢复，发生在植被峰值前后的CDHEs均会增加恢复时间。此外，恢复机制存在双元模式，mild-CDHEs下植被恢复以土壤水分为主导因子（48%~52%），mode-CDHEs下则受植被覆盖度主导（57%），揭示"轻干扰水分主导，强干扰结构支撑"的恢复路径差异。本文揭示了植被对CDHEs响应的滞后特征与恢复机制的程度依赖性，为区域生态修复提供了科学依据。

农业地域系统的要素配置、功能表现及其演化机理具有鲜明的层级性与嵌套性，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实现，不仅依赖于对其各尺度内部规律的把握，更取决于对系统内跨尺度交互机制的理解。本文基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农业多功能性与土地利用转型理论，立足中国农业转型的现实背景，系统解析了农业地域功能转型与耕地生态化利用的理论内涵、实现过程及耦合机制。研究表明：① 农业地域功能转型是在特定社会经济发展阶段需求驱动下，农业地域功能形态发生的方向性、趋势性转折。功能演进方向由社会整体需求层次决定，具体表现为功能构成的多元化、功能组合的结构性转变以及功能强度的趋势性变化等3条路径。② 耕地生态化利用的本质是通过重构耕地利用结构、引导农田生态过程正向演替，进而实现耕地多功能协同与系统韧性提升的转型过程。③ 二者通过“诱发—传导—反馈”机制实现耦合，社会需求升级与政策调控驱动“生态”要素价值显化并诱发要素替代；这一微观变革通过“要素—结构—功能”级联传导并重塑经营体系、产业组织与空间形态，进而涌现为宏观层面的农业地域功能转型；系统内部则通过正负反馈机制的动态平衡，推动整体向多功能协同与高韧性状态演进。本文为理解农业地域系统的跨尺度交互作用提供了整合性视角，对推动农业绿色转型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具有一定的理论参考价值。面向农业强国建设与乡村全面振兴目标，未来亟需构建多尺度、多模型融合的决策支持系统，深化对耦合过程和机制的量化解析，为实现粮食安全、生态保护与乡村振兴等多目标协同提供理论与技术支撑。

城市扩张和生境质量是影响全球城市化进程的两个关键且相互影响的问题。绿洲是干旱区内陆河流域的精华，是绿洲城市形成发展的摇篮，受制于绿洲生境的有限性、孤立性、脆弱性，绿洲城市扩张对区域生境质量的影响更特殊。本文针对干旱区内陆河流域山地—绿洲—荒漠的空间异质性和关联性、绿洲—城市的空间共轭性，细分了绿洲城市类型，建构了绿洲城市扩张对不同生境空间影响的分析框架，综合运用城市扩张模型和生境质量评估模型等，系统研究了2000—2020年黑河流域绿洲城市扩张和生境质量变化的时空特征，揭示了城市扩张如何影响生境质量。结果表明：① 黑河流域绿洲城市空间扩张强度一般呈中位绿洲城市Ⅰ型>高位绿洲城市>低位绿洲城市>中位绿洲城市Ⅱ型，具有典型的异质性，各类绿洲城市均以边缘式扩张为主，飞地式和填充式扩张为辅，具有趋同性。从人口和经济维度考察，中位绿洲城市Ⅰ型率先进入高速/快速扩张，其后Ⅱ型绿洲城市陆续进入快速扩张阶段，再传导至低位绿洲城市和高位绿洲城市。受Ⅰ型中位绿洲城市虹吸效应的影响，高位绿洲城市出现收缩现象。② 2000—2020年黑河流域生境质量基本保持稳定，但绿洲区退化较明显，且表现为中位绿洲>高位绿洲>低位绿洲。围绕市区，形成典型的重度退化—中度退化—轻度退化圈层分异格局，映射出城市扩张对绿洲生境质量的影响。③ 绿洲城市扩张通过生境占用和生境转化直接导致生境受损，并引发周边区域生境质量显著退化。

本文以广东省21个地级市为研究样本，在采用CRITIC-熵权法对包含生产、生活、生态和文化内涵的耕地多功能进行评价的基础上，基于修正引力模型构建空间关联关系矩阵，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SNA）和二次指派程序方法（QAP）探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耕地多功能空间关联网络的时空特征与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 2003—2023年间，广东省耕地生产功能与文化功能呈下降趋势，生活功能保持稳定，生态功能先降后升。空间上，粤西形成全功能高值区，粤北形成生产与生活功能优势区，珠三角仅文化功能领先。② 耕地多功能空间关联网络完全连通，除生活功能外其余功能均未形成严格的等级结构，网络传递效率高且小世界特征明显；个体节点在不同功能网络中呈现明显的角色分化，粤北在生产与生活功能中承担主要汇聚与连接角色，珠三角则在生态与文化功能中发挥集聚与中转作用；块模型显示板块内部联系增强、跨板块传递路径分化，生产、生活与生态功能转向单向传递，文化功能转向双向协同。③ 耕地多功能空间关联网络的驱动因子可归纳为4类。地理邻接关系和R&D人员差异对四大功能均呈现稳定显著影响；气温差异、人口密度差异和交通可达性差异对特定功能保持同向作用；产业结构差异和建设用地占比差异对不同功能呈现方向分化；财政支农差异仅对生活功能产生阶段性影响。本文可为优化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耕地多功能空间布局与网络治理体系提供科学依据，助推耕地多功能跨区域协同管理与利用。

明晰耕地保护成效的时空分异规律及对粮食安全的作用机制，是优化国土空间治理、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的关键科学问题。本文综合运用Dagum基尼系数、空间条件核密度与动态空间杜宾模型，解析2005—2020年中国耕地保护效率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对粮食安全的空间效应。研究发现：① 中国耕地保护效率时序上呈“剧烈下降（2005—2007年）—稳定发展（2008—2012年）—高速增长（2013—2020年）”的三阶段跃迁特征，空间上表现为“东北>西部>东部>中部”的非均衡格局。② 省域间耕地保护效率基尼系数呈“先扩大后收敛”趋势，整体非均衡性趋缓，区域内差异为“东部>西部>中部>东北”。③ 中国耕地保护效率具有持续性；空间静态与动态下整体呈收敛模式；相邻区域效率差距大时，空间正相关性减弱。④ 中国耕地保护效率对粮食安全呈显著且稳健的正向影响与空间溢出效应，长期效应均强于短期效应。产业结构、粮食贸易与劳动力状况对粮食安全起到显著正向影响。研究证实空间因素在中国耕地保护效率区域差异、时空演进及其粮食安全效应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须因地制宜提高生态治理能力，实现耕地生态与生产功能协调。

定量解析黄土高原典型植被在不同干旱强度下的水分利用策略对区域生态恢复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黄土高原东部地区2023—2024年土壤水、降水及典型植被（生态恢复林（刺槐、垂柳和圆柏）、经果林（苹果树、梨树）、草本植物（野艾蒿）及主要粮食作物（冬小麦、夏玉米））的长期采样，利用氢氧稳定同位素（δ²H、δ¹⁸O）结合贝叶斯混合模型（MixSIAR）定量解析不同植物水分利用策略，通过结构方程模型（SEM）揭示不同干旱强度下水分利用的响应机制。结果表明：① 研究区土壤水δ¹⁸O从地表至深层呈现显著富集至贫化趋势且不同地貌区内δ¹⁸O分布差异明显，植物水δ¹⁸O在不同地貌区内存在差别，在阶地平原地区（RVP）最稳定，不同的植物种类其δ¹⁸O变化也不同，乔木树种波动显著大于草本植物。② 研究区植物在雨季主要利用浅层土壤水与降水，旱季转向中深层水源；2023年水分利用的波动小于2024年；草本植物和粮食作物主要利用降水和浅层土壤水，生态恢复林水分利用季节变化显著，经果林对中层土壤水利用较稳定。③ 当干旱由中度向极端发展时，天然植被可更灵活改变水分利用策略，而人工植被的水分利用不能进行灵活改变，缺乏生态适应性。④ 区域降水（P）、饱和水汽压差（VPD）与相对湿度（RH）是影响区域植被用水策略变化的主要控制因素。研究揭示了不同干旱强度下典型植物用水策略的响应机制，为黄土高原生态恢复区水资源高效利用与植被适应性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再生水安全回用是缓解水资源短缺、促进水循环利用、提升城市水系统韧性的关键途径，也是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 6（清洁饮水与卫生设施）的核心技术路径。中国目前尚未系统掌握再生水资源的时空变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本文综合运用层次聚类、主成分分析和多元线性OLS回归等方法，揭示中国再生水资源的时空分异规律，定量分析其与自然—社会—人文影响因素的耦合关系。再生水资源的时序变化体现“发展—政策—技术”协同作用：粗放工业期（2002—2008年）显著低于污水排放量；基建驱动期（2009—2015年）快速上升；技术政策期（2016—2023年）与污水排放增速趋近。再生水资源空间分布受“胡焕庸线”制约，呈东部高—西部低的梯度特征，其分异机制从早期主要受财政投入和水资源禀赋影响，转变为后期由区域经济规模、人口聚集度及产业升级水平共同驱动。农村人口分散和基础设施不完善抑制了污水收集及处理，导致污水的再生水资源化率低下，凸显分布式处理系统建设的必要性。随着水资源禀赋条件的限制日益增强以及人口红利的逐渐消退，再生水资源发展必将从规模扩张转向优化利用。本文从机制层面为差异化再生水利用路径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也为多目标约束下水资源优化配置提供理论参考，对推动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黄河水源涵养区作为黄河流域的主要水源补给区，其径流变化对黄河流域水资源格局与生态安全具有重要影响。受气候变暖与人类活动影响，该区气候条件与下垫面格局变化显著，水文过程呈现非线性响应。然而，区域平均态和极端态径流变化的关键驱动机制尚未明晰。为此，本文选取该区31个典型源头小流域，采用XGBoost-SHAP方法，量化2000—2020年期间气候与下垫面因子对平均流量、高流量和低流量变化的贡献率，并结合系统聚类揭示其主导驱动机制类型及空间分异特征。结果表明：① 黄河水源涵养区径流空间格局呈现西高东低特征，流量总体以增加趋势为主，但表现出西升东降的空间差异。② 降水、潜在蒸散发和林地比例是径流变化的关键驱动因子，气候因子主导平均流量与高流量变化，而下垫面因子对低流量变化的调控作用更为重要；③ 驱动因子对径流情势表现出显著的非线性影响和阈值效应。当降水量超过约660 mm、植被覆盖度和林地比例超过约44%和28%时，分别对平均流量与高流量、低流量产生正向促进作用；④ 黄河水源涵养区径流变化模式受径流情势、空间属性、气候背景和人类活动等多重影响，平均流量与高流量变化可划分为“降水强主导型”和“降水—蒸散耦合型”两类；低流量变化对应“下垫面主导型”和“气候—下垫面协同型”两类模式。

平原河网在城镇化快速推进背景下面临显著的结构与功能重组，其多维演化特征及驱动机制亟需定量刻画。本文以浙江南浔平原河网为例，从水系结构、连通与网络特征系统分析了杭嘉湖典型河网时空演变特征，结合SOM-K-medoids聚类与XGBoost-SHAP模型，定量揭示河网演化分异性及其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 2006—2024年间南浔平原河网密度由3.71 km/km²降至3.66 km/km²，水系复杂性持续减弱，空间结构趋于均质化。河网连通性与网络特征呈前期削弱、后期趋稳特征，这些特征下降的圩区比例由2015年的34%~62%降至2024年的20%~43%。② 聚类结果将河网划分为5类水系类型，2006—2015年为类型转换最剧烈阶段，主导类型由Ⅱ类（31%）转变为Ⅰ类与Ⅴ类并重（各28%）。2015—2024年河网类型结构趋于稳定，Ⅱ类与Ⅴ类分别占31%和28%，高复杂度河网单元由区域边缘向中南部集聚。③ 结构连通与分形特征的演化受城镇化与河网密度共同主导，其中城镇化对结构连通的贡献率持续提升至43.08%，而河网密度在2015—2024年对分形复杂性的作用显著增强。网络节点重要性和传输能力的演化受过流水平与河网密度的共同主导，特别是2006—2015年，过流水平对两者的贡献率高于40%。本文不仅丰富了平原河网演化机理的理论认识，也为河网优化与水环境管理提供了实践指导。

滑坡是世界范围内最严重的地质灾害之一，降雨是主要诱发因素。本文以华南地区为例，基于广东省352个自动雨量站数据和804个滑坡记录，采用CTRL-T方法进行降雨事件识别，构建了基于深度学习的多时间尺度滑坡预警模型。研究期间（2018—2023年）共识别50541个降雨事件，其中296个事件触发滑坡，触发率为0.59%。通过提取前置期持续时间（Da）、前置期累积降雨量（Ea）和触发期降雨量（Eo）特征，构建了3-4-4-1结构的深度学习集成模型。结果表明：① 滑坡事件主要集中在4—6月，触发率达1.68%；② 触发滑坡事件的中位数降雨量（597.5 mm）显著高于非触发事件（43.2 mm）；③ 最佳预警模型在1 h滞后时间下表现最优，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ROC AUC）达0.902；④ 案例回溯验证表明，模型平均提前预警时间为12 h，优于降雨强度—持续时间（I-D）阈值法。研究成果为华南地区滑坡预警提供了科学依据，对提高防灾减灾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蒙古高原地貌区划研究受限于范围界定模糊与指标体系差异。本文基于多源地理数据，确定成因机制主导与形态特征约束的蒙古高原范围界定原则以及地貌区划原则，采用自下而上合并与自上而下划分相结合的思路，利用耦合SOFM与Ward的混合聚类模型，系统划定蒙古高原范围边界并构建三级地貌区划方案。结果表明：① 蒙古高原总面积约283.02×10⁴ km²，分属于蒙古、中国、俄罗斯3个国家，范围上东起大兴安岭西麓，南抵祁连山—鄂尔多斯南界，西接萨彦岭—阿尔泰山系，北达斯塔诺夫高地南缘。② 地貌区划方案为3个一级大区、18个二级地区和66个三级区，揭示了构造隆升控制宏观格局、气候营力塑造微观分异的地貌空间异质性规律。研究可为蒙古高原生态安全评估与跨境资源管理提供基础数据。

冲积性弯曲型河流具有蜿蜒蠕动的动态迁移过程，其演变过程在地球表面刻画了丰富的平面形态特征。本文梳理了弯曲型河流平面演变的研究成果，重点介绍了弯曲型河流单弯道的演变模式、迁移过程的时空异质性、迁移速率与曲率的关联和裁弯形态4个平面迁移的特征，并总结归纳了平面迁移的自组织临界性、迁移过程的滞后性、裁弯机理和迁移过程建模方法4个方面的核心进展。最后总结现有研究的不足，提出未来的研究应构建长时段高分辨率的河道监测系统，自动收集河流平面形态的动态数据以支持相关研究，同时耦合不同的河流演变理论与天然水沙运动，与实测数据进行对比验证，建立一个相对统一的多尺度耦合模型和跨学科分析框架，从而为工程、环境、生态、地貌等领域提供科学依据。

跨境流域的可持续发展对实现全球环境目标与促进区域和平与合作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本文基于自然语言处理与文献计量方法系统回顾了1973—2024年有关跨境流域可持续发展文献1201篇，分析了全球310个跨境流域的研究在时空分布、关注重点与方法应用等方面的演变特征。研究发现，现有文献多以单一流域为分析单元，缺乏全球尺度的系统性比较，整体研究在亚洲地区（尤其是东南亚）最为集中；在时间演进上呈现出总体波动上升的趋势，中国学者在亚洲跨境流域研究中发挥了突出作用。就研究议题而言，治理相关内容占据主导，主要聚焦于跨境水资源管理（SDG 6）与多边合作机制建设（SDG 17）。然而，现有定量评估多聚焦单一流域与单目标，系统性、综合性分析相对不足，亟需构建兼具空间异质性与情景适应性的可操作性评估框架，以有效支撑全球跨境流域的可持续治理实践。研究结果凸显了推动跨境流域可持续发展系统评估与政策协同的紧迫性与必要性。

生态系统服务（ES）是探究人地关系的重要途径，传统的ES空间制图方法对要素间关联与相互作用刻画能力不足，导致ES治理缺乏整体性与系统性。将社会—生态网络方法与ES结合有助于从全新的视角深入理解ES的驱动机制、权衡/协同关联、社会治理的关键要素等。本文系统梳理了社会—生态网络方法发展历程，分析总结了其应用于ES关联研究的优势、挑战及前景。研究认为，社会—生态系统相关性网络为ES权衡关联分析及其社会反馈机制探究提供了新视角；社会—生态系统空间网络有助于解决政府治理与生态关联的空间尺度错配问题；社会—生态系统多层级网络分析可提升社会—生态系统适应性治理措施评估的系统性。未来需进一步加深ES权衡及其社会反馈机制探究，在动态非平衡性概念框架下评估系统冗余度与预测系统稳态；基于关系价值概念量化文化服务网络；并探索有助于社会—生态系统稳态提升的关键适应性治理措施。

人工智能的颠覆式、跨越式、变革式发展浪潮正给人文地理学科带来百年未有之挑战与机遇。基于此，本文立足人工智能的发展历程与学科应用背景，探索基于人机协同的人地系统框架。人工智能技术转向下的人文地理学科发展范式革新，主要表现在研究对象从人地协同到虚拟交互、数据使用从人工采译到智能集成、技术应用从传统方法到智能工具、学科生态从人文特质到技术跨界。同时，技术革新也带来潜在的学科属性危机、理论革新困境、技术应用缺陷、伦理价值风险、跨界竞争加剧、价值认同反思等学科发展新挑战。最后，提出面向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文地理学应在中国人文地理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目标的指引下，立足中国实践，在积极拥抱技术发展的同时坚守学科价值伦理，推进人工智能技术的“学科化”改造并尝试人文地理学科数据库与大模型的建设，努力回答好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的时代之问。

美丽中国建设已取得显著成效。在美丽中国建设战略实施过程中，地理学充分发挥其综合性、区域性的优势，围绕美丽中国建设的科技需求，组织和承担“美丽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科技工程”等重大科技任务，在主体功能区划和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环境污染综合治理和区域联防联控、生态地理区划和生态环境修复保护分区、美丽中国建设进程评估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协同高效评价等方面，初步形成了美丽中国建设的地理学理论、方法体系和研究范式，为打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换通道、推动“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修复和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提供了重要的科技支撑，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作出了突出贡献。美丽中国建设战略推动地理学人地关系研究迈向了生态文明的新时代，是国家层面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伟大实践。在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和落实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新阶段，地理学应着眼于资源环境压力及空间差异，聚焦重点区域生态环境风险，开展综合防控研究；深化人地关系认知，推进资源承载力提升和高效利用研究；协调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开展全域美丽中国建设的空间体系研究；借助低轨星链、人工智能等发展智能地理，提升生态环境监测与评估能力，规划绿色低碳新质生产力的空间布局；分享美丽中国建设经验和加强“一带一路”绿色合作，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共同目标。

地理学研究生培养机构是地理知识生产与传播的关键场所，是提升地理学服务经济社会能力的重要平台。基于多源数据，探讨了1978—2024年中国地理学研究生培养机构的增长过程和分布演变，揭示其发展成就、影响因素及面临挑战。研究表明，中国地理学研究生培养机构增长过程和分布演变具有阶段性，同时存在学科型与专业型、硕士型与硕博型、不同隶属机构类型及专业间的非同步发展特征。中国地理学研究生培养机构已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完整自主人才培养结构的体系，以及有助于规避地理学狭义科学化倾向的“专业带学科”发展经验。这些成就的取得，是地理学跨学科特征与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地理教育事业、研究生培养制度、招生与学位点建设政策等因素互动的结果。中国地理学研究生培养机构发展也面临挑战，主要包括地理有关交叉学科培养机构在动态调整过程中易被撤销，“专业带学科”发展经验仍存在学科融合问题，历史地理学培养机构的归属歧论与地理学内涵淡化，地理教学方面博士点可持续性等问题。

地理学的育人价值，作为其教育价值的核心，源于个体发展的视角，依托学科独特的知识、方法、思想，旨在建立学科与个体成长的本质联系。在当前学术界提出将中学“地理”课程改为“地球科学”的背景下，对地理学育人价值的系统凝练，不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更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基于地理学的学科本体属性，从地理学树德、增智、强体、育美、尚劳的五重向度出发，初步构建地理学综合育人价值体系，揭示其在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中的独特价值，不仅有助于新时代育人目标的整体达成，也从一个新的视角回应中学地理课程是否应该更名的讨论。

随着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的兴起，中国光伏制造业在全球市场面临多重挑战，完善的价值链是其长期保持优势的关键，持续优化其价值链组织结构是突破现有困境和实现价值链升级的必然路径。因此，本文基于2002—2022年光伏制造上市企业年报、全球光伏专利、产品进出口和各国贸易壁垒数据，刻画了中国光伏制造业在制造、研发、商贸、发电环节的时空演化特征，并结合PVAR模型分析其组织演化机制与升级路径。研究发现：① 2002—2012年中国光伏制造业处于低附加值制造规模化扩张阶段；2012年后，龙头企业以垂直一体化战略向研发、商贸和发电等高附加值环节布局。② 中国光伏制造的价值链空间组织呈现双重外部性驱动下的“核心引领—边缘嵌入—桥梁协调”的发展特征：通过核心城市纵向整合、边缘城市专业化升级、桥梁城市跨域协同，实现了从集群规模化扩张到组织网络协同的质变。③ 中国光伏制造业历经了与GPN“被动依附耦合”向“动态解耦—再耦合”转型，通过在成熟市场技术协同创新与主导标准制定和新兴市场本土化布局与产能备份，实现战略突围。④ 中国光伏制造业形成了“集群形成—价值衍生—功能整合—组团协同—价值升级反哺”的价值链升级路径，实现了从低附加值环节锁定到高附加值环节主导，从全球规则接受者向标准制定者的地位跃升。本文探讨中国光伏制造业的价值链组织演化与地位升级的逻辑关系，为国内价值链完善和全球价值链治理提供理论支撑和决策依据。

畅通区域海洋经济流要素网络，是实现双循环互促和区域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本文引入网络的嵌入性和外部性理论，分析涉海企业资金流嵌入区域海洋经济流空间的网络特征，通过组团划分和空间杜宾模型，识别其组织模式及外部性。结果表明：① 2022年资金流嵌入强化了区域海洋经济流空间的马太效应，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的联系总量占比由69.93%上升至71.18%。② 从嵌入特性看，资金流与信息流、人流之间的互动关系较其他流要素紧密。技术流的路径依赖显著，对节点网络嵌入水平提升的驱动力有待增强。③ 资金流嵌入后形成6个组团，大部分组团边界与城市群一致，上—广—津组团、深—北组团能突破距离约束，形成紧密的跨城市群联系。根据组团内核心节点的数量划分出单核心、多核心两类组织。④ 关系性嵌入、结构性嵌入能为节点海洋经济增长带来正外部性，结构性嵌入产生的正外部性更强。从组织模式看，单核心组织依赖关系性嵌入获取正外部性，要素规模较大的多核心组织则依靠结构性嵌入提升外部性。上述发现能为区域海洋资源要素的配置优化，完善要素的组织布局提供决策参考。

直播电商经济作为数字经济、在线经济的一个关键领域，为经济地理学提供了一个探索数字经济时代下经济活动空间动态变化与影响机理的新主题。本文基于数字平台经济视角，利用抖音直播电商等多源大数据，运用面板熵值法、空间探索性分析与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中国直播电商经济的时空演变特征、影响机理及区域发展模式进行了系统研究。结果表明： ① 空间分布与演变特征方面，直播场次和粉丝量较小的主播的空间分布较广，且集聚趋势较弱；其他子指标则呈现多层级核心区集聚趋势。从综合评价指标看，中国直播电商经济呈现出“小集聚”与“大扩散”共存的双重时空演变特征。② 因子与交互作用探测方面，新型电商发展环境和数字新经济创新水平是直播电商经济发展空间分异的主要驱动因子，而传统经济基础因素作用相对较弱。③ 区域发展模式方面，杭州作为东部地区的代表模式，展现出数字平台创新驱动的传统电商转型模式；武汉作为长江中游地区的代表模式，呈现出“人+物”网络驱动的复合型模式；昆明作为大西南地区的代表模式，表现为要素联动与资源整合的多要素协同发展模式。研究结论为深入理解中国直播电商经济的空间格局与演变规律及其影响机理提供重要思路，并为直播电商经济区域化、特色化、持续化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依据与政策建议。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加深，区域间的发展差异逐渐成为制约社会和谐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对区域均衡发展的动态演化进行客观的模式识别，是进行区域均衡发展战略制定与实施的关键问题。因此，本文基于“灯光—人口”要素匹配视角，分析了2000—2022年中国八大人文地理分区和栅格尺度的均衡发展水平、模式和城乡差异。结果表明： ① 中国灯光基尼系数呈“东低西高，网络状分布”的空间特征，2000—2022年中国灯光基尼系数由0.923下降至0.737，八大分区的均衡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区间差异和区内结构差异。在区间差异上，东部沿海地区经历“缓降—速降”过程，均衡水平始终优于全国，中西部同步下降但起点更高，东北和青藏地区下降缓慢；在区内结构差异上，八大分区可划分为单中心收缩型（东北）、多中心形成型（西北、西南）、多中心向单中心融合型（华北、华东）、多中心圈层式扩散型（华中、华南）、均衡发展动力不足型（青藏）5类。② 均衡发展模式以积极模式为主，占比72.3%，主要集中在“胡焕庸线”以南地区，2011年左右为集中突变点。华北、华中、华南、华东地区具有较强的均衡发展潜力，西南、东北、西北、青藏的均衡发展潜力较弱。③ 八大分区的城乡均衡发展水平呈现出显著的空间分异特征。核心区明显优于边缘区，强潜力组的城乡差异明显小于弱潜力组，社会经济发达程度与城乡差异呈反向关联。研究发现中国的均衡发展具有明显的区间差异和区内结构差异，结合影响区域均衡发展的区位条件、资源禀赋、产业结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从宏微观尺度嵌套的角度，提出基于“区域潜力—空间结构”双维度的协同优化策略。

“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中国推动合作共赢的重要实践，深刻重塑着边境地区的互动逻辑。本文以中老边境的GS寨为案例，综合运用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与茶叶生化成分测定等跨学科方法，以普洱茶为线索，揭示倡议实施对边疆居民生计转型与文化调适的双重影响机制。研究发现：① GS寨村民在政策框架内保持跨境流动，其日常实践促进跨境文化共同体构建；② 倡议推动了中老茶叶贸易深化，老挝古树茶进入中国市场后丰富了消费选择，促使村民升级产业发展策略；③ 面对市场格局变化，村民通过转化茶文化资源，构建了基于微域风土与工艺传承的差异化叙事；④ 虽然中老茶叶生化成分趋同，但村民借文化符号创新强化产品特质认知，展演了边疆群体在文明互鉴中的主体性智慧。总体而言，“一带一路”倡议不仅加强了跨境经济联结，更激发了边境居民通过文化创新赋能自身发展。本文为理解边疆社会重构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为自然的社会建构理论贡献了跨境农业案例。

在“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下，“南方国家”来华留学生群体的快速增长已成为高等教育全球化进程的显著特征，其背后蕴含的地缘政治逻辑引发地理学界持续关注。现有研究多囿于西方中心主义视角，特别是基于后殖民理论的分析框架，部分西方学者将中国的教育合作解读为新殖民主义或新型文化霸权。这种西方话语不仅存在问题意识上的空间错置，还忽视了“南方国家”留学生的主体性与能动性，加剧了地缘政治知识生产的南北不平等。为突破这一理论困境，本文提出“流动愿景—地方协商”的分析框架，强调日常生活和人地互动实践作为地缘政治话语、知识和认知（再）生产的关键场域。通过对“南方国家”来华留学生的动态跟踪调查，研究揭示了留学生流动愿景与地缘认知的演变机制，以及在具体人地协商情境中的调试、适应与重构的过程。研究发现留学生通过跨国流动实践与地方性协商，在个人发展愿景与地缘政治结构之间建立动态平衡，形成与东道国的“战略性耦合”关系。这一互动模式具像化了“南南”全球化的地缘认知，展现了一种去中心化而并非新型殖民化的知识生产逻辑。本文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教育合作提供了一个创新的分析框架，有助于理解“南南教育流动”模式及其地缘政治意义的特殊性和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