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镇化和工业化的驱动下，中国丘陵山区耕地逐渐被边际化，耕地撂荒范围也迅速从劣质的坡耕地延展至优质的梯田，大规模梯田撂荒将会引发一系列社会和生态效应，科学评估中国山区梯田的撂荒程度及空间分布将有助于有效地应对耕地撂荒问题。本文通过全国抽样调查的方式对中国梯田的撂荒程度进行了调查，利用获取的中国329个县的560份村问卷测算了中国梯田撂荒规模，并进一步分析了梯田撂荒空间分异特征及驱动因素。结果显示：① 全国梯田撂荒现象分布广泛，发生梯田撂荒的村庄占总调查村庄的比例为54%，撂荒面积占梯田总面积的比例达到9.79%；② 梯田撂荒程度呈现“南高北低”的特征，南方丘陵山区较为严重，尤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最；③ 梯田撂荒的主要因素可归结为农业劳动力外出务工、梯田耕作机械化程度、灌溉条件、耕作交通条件等。减缓梯田撂荒，应因区精准施策，提高梯田区机械化水平等措施具有普适性，针对质量较差的梯田，可有序“退耕”，对于质量较好的梯田，可采用调整种植结构、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鼓励流转与规模经营等方式。

丘陵山区梯田撂荒现象频发，成为政府农业部门和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然而，鲜有研究关注劳动力转移差异对农户梯田撂荒行为的影响。基于此，本文以湘闽赣三省梯田区为研究区域，结合实地调研的1438份农户数据，运用Probit和Tobit模型，从劳动力转移差异的视角，分析劳动力非农转移的数量、距离和质量差异对农户梯田撂荒决策和撂荒规模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农户家庭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数量、就业距离和就业质量均对农户的梯田撂荒决策和撂荒规模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② 随着非农转移程度的加深，丘陵山区农户梯田撂荒的规模也会扩大；③ 劳动力转移距离和转移质量能够强化劳动力转移数量对农户撂荒决策的影响。为缓解因劳动力非农转移造成的梯田撂荒现象，要重视农业服务外包和机械化在山区的劳动替代作用，积极推进梯田宜机化改造，完善耕地流转市场，鼓励农户流转梯田。

控制农业源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对中国落实温室气体减缓政策具有现实意义，对于推动农业绿色转型、实现乡村振兴具有指导价值。本文基于IPCC系数法核算了2000—2019年中国省际农业源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刻画了农业源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强度时空演化规律；基于STRIPAT模型，解析了各地区农业源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的影响机理，模拟了不同情景组合下农业源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未来演变趋势。结果表明：① 动物肠道发酵甲烷排放是中国农业源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最主要的来源，中国农业源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逐渐由东部沿海向西部内陆地区转移。② “胡焕庸线”是单位农业增加值排放强度与单位农地面积排放强度高值区的分水岭，农牧交错带是中国单位农业增加值排放强度的高值区。③ 中国农业源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与人均GDP之间存在倒“N”型的EKC曲线关系，华北、东北和华中地区仍面临一定的减排压力，各区域农业源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影响机理存在显著差异。有效减少动物肠道发酵CH₄排放，根据区域发展特征制定因地制宜的减排政策是未来中国农业源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减排的关键。

为实现国家自主贡献承诺，如期达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中国服务业的低碳发展是必然趋势。基于多种空间分析方法，从时空交互视角研究了中国服务业碳强度差异格局、空间关联、动态演化及跃迁机制。结果表明：① 2005—2019年中国服务业碳强度的总体差异存在动态收敛趋势，在空间上也呈现显著的聚类现象，且空间集聚水平逐渐趋于稳定。② 在服务业碳强度局部空间结构与依赖方向上，西北与东北地区波动性较强，东部沿海地区相对稳定；在碳强度时空跃迁的过程中整体表现出一定的转移惰性，具有较强的空间依赖或路径锁定特征，其中中部、西部的多数地区始终保持高碳强度属性，是制约中国服务业协同减排的关键区域。③ 服务业碳强度的时空网络格局主要以正向关联为主，表现出较强的空间整合性，但少数邻接省域仍存在一定程度的时空竞争。④ 各地区服务业碳强度时空跃迁的驱动模式存在差异，其中，东部沿海省份主要受人口—城镇化制约模式的影响，西北、西南和东北的多数地区主要受技术—规制驱动模式的影响。自东南至西北，中国服务业碳强度的跃迁模式逐渐呈现出“同向制约—反向发展—同向发展”的阶梯递变格局。因此，政府减排政策的制定不仅应统筹考虑各类驱动/制约因素，还需要结合不同碳强度集聚类型与和跃迁路径，强调差异化的服务业减排措施，同时也离不开区域之间的协同减排，避免省际间减排政策的封闭性。

基于采自柴达木盆地内部牦牛山的祁连圆柏树木样芯，新建采样区域过去2710 a的树轮宽度年表，并计算了器测时期（1957—2017 AD）气象数据与树轮宽度年表的相关系数。结果表明：树轮宽度年表与上一年7月至当年6月降水量变化的相关性最高（r = 0.753，n = 60，p <0.01），基于此重建了该区392 BC—2017 AD上一年7月至当年6月的降水量变化。器测时期方差解释量高达64%。重建结果显示，在年代际尺度上存在9个湿润期（106—75 BC、6—39 AD、179—229 AD、581—646 AD、823—914 AD、1026—1095 AD、1378—1414 AD、1567—1609 AD和1985—2017 AD）和7个干旱期（328 BC—297 BC、 86—151 AD、694—747 AD、1168—1199 AD、1444—1525 AD、1680—1725 AD和1792—1860 AD），1792—1860 AD是过去2400 a最干旱时期。功率谱分析结果表明，过去2400 a柴达木盆地东北部地区降水量存在2~8 a、40 a、80 a和225 a准周期变化（p < 0.01）。此外，本文研究区干旱期与太阳活动极小期对应较好；时序叠加法分析显示，中低纬度强火山喷发后的第一年研究区降水量显著减少。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太阳活动和强火山喷发是研究区降水量变化的影响因素。

基于高空间分辨率0.25°的ERA-Interim再分析资料、TRMM 3B43 Version7数据、气象站点实测数据等多源数据，本文采用一种新的流域边界水汽通量概化和提取方法，揭示了夏季怒江流域水汽输送多支特征，并分析了其对降水时空分异的影响。研究表明，在高黎贡山南部、北部，伯舒拉岭北部及念青唐古拉山中部，有4支区域性水汽输送高值区，多年平均输送通量分别达102.6 kg/(m·s)、66.3 kg/(m·s)、39.7 kg/(m·s)和41.3 kg/(m·s)。多支水汽输送不仅深刻影响流域水汽输送格局，而且对降水时空分异也有不同程度影响。年际变化上，中下游横断山区水汽输送对降水的影响较小，上游青藏高原区影响较大，尤其以那曲—比如—索县一带影响最为显著。空间分布上，流域降水与水汽输送通量呈显著正相关，受多支水汽输送影响形成多个区域性多雨带。

复杂地形山区降水格局在多种地形要素的综合影响下呈现出显著异质性特征，弱化了降水站点观测资料的空间代表性，限制了遥感及再分析产品的适用性及传统插值方法的准确性。常用的PRISM降水插值算法通过提取并权重化地形要素，借助加权最小二乘算法对降水站点观测数据进行空间插值，被广泛应用于降水产品制备。本文针对PRISM算法对中小地形地貌刻画能力不足的问题，在解析影响复杂地形降水模式的地形要素的基础上，改进了PRISM的地形要素计算与权重化过程，同时，考虑到实际日降水量的随机性，将改进后的PRISM嵌入到“平均态日降水—比值”插值框架，构建了适用于复杂地形的日降水插值算法MPRISMR。随后，以具有复杂地形特征的元江流域为例，通过交叉验证及与ERA5-Land和TRMM_3B42降水产品的对比分析，发现该算法具有较高的准确性与可靠性。结果表明，在元江流域23个气象站点上，MPRISMR的插值结果与观测值的相关系数、相对偏差的中位数分别为0.72、0.98%，总体上优于ERA5-Land和TRMM_3B42日降水产品。另外，MPRISMR插值结果的精度随时间变化更小，更为稳定。最后，研究基于MPRISMR制备了空间分辨率约3 km的元江流域日尺度降水格网数据。本文可为复杂地形的陆面模式或流域水文水质模型提供高精度降水驱动场数据产品，从而支持流域可持续管理决策。

以海拔依赖型变暖为理论基础，研究山地积雪对气候变暖的响应机制，是当前气候变化研究的热点问题。基于2000—2019年MODIS积雪物候数据，对秦岭南北积雪日数时空变化进行分析，探讨了秋冬两季厄尔尼诺指数（NINO）、青藏高原气压对积雪异常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2013年后秦岭南北气候由“变暖停滞”转为“增温回升”，积雪日数随之呈现转折下降，积雪日数≥10 d栅格占比由前期的35.1%下降为8.6%。② 在垂直地带规律上，秦岭山地以1950~2000 m为临界点，大巴山区以1600~1650 m为临界点，低海拔地区积雪日数随海拔增加速率要低于高海拔地区。2100~3150 m海拔带是积雪日数的垂直变化的关键带；③ 在影响因素上，NINO C区、NINO Z区秋冬海温和青藏高原冬季高压，是秦岭山地、汉江谷地和大巴山区积雪异常的有效指示信号。当赤道太平洋中部秋冬海温偏低，且青藏高原冬季高压偏低时，上述3个子区积雪日数异常偏多。④ 在环流机制方面，相对于积雪日数偏少年，秦岭南北积雪日数偏多年1—2月0 ℃等温线位置偏南，低温环境为增加冰雪物质积累、延缓冰雪消融提供了气温条件；1月区域存在弱的水汽辐合带，为增加冰雪物质积累提供了水汽条件。

水源涵养是评价陆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重要指标，然而学界对水源涵养功能概念和计算方法仍存在诸多争论。这一方面说明水源涵养功能评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也说明其概念的复杂性和模糊性，亟需从生态学和水文学的基本理论出发，厘清水源涵养功能概念的内涵和评估方法，促进科学决策和有效管理。研究水源涵养功能时，生态学家更关注陆地生态系统的蓄水能力（S_max），而水文学家更关注流域的产流量（Q），两者均具有合理性，但各有侧重，若不分别辨析，极易造成概念混淆。理论和数据分析表明，蓄水能力和产流量虽然联系紧密，但概念完全不同。陆地生态系统的S_max决定了流域对降水的分配：即蒸散发（绿水）和Q（蓝水），S_max和Q在降水量一定的情况下往往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研究发现生态系统的根区蓄水能力（S_Rmax）是联系绿水和蓝水的核心要素，是水源涵养功能评估的关键变量。大尺度根区蓄水能力主要由气候决定，可借鉴工程水文中设计水库的累积曲线法，根据生态系统用水的生存策略通过气候反演。最后，本文提出3点建议：① 在实践中分别评估生态系统的绿水和蓝水涵养功能；② 进一步全面考虑冰川积雪、地下水等多要素的水源涵养功能；③ 协同耦合自然和人工水源涵养功能，提高水资源在生态和经济社会系统中的高效优化利用。

作为主要的大气污染指标，PM_2.5浓度常来源于固定环境监测站点的监测与遥感影像数据，但时空精度普遍不足，难以揭示微尺度下城市内部PM_2.5时空分布情况。本文利用移动式监测方法，选择典型工作日（2017年11月27日），对广州市主城区道路以1 s和1 m为时空粒度进行PM_2.5浓度数据采集，并以早、晚出行高峰时段为对象，通过机器学习方法模拟道路PM_2.5精细化时空分布格局。结果表明，主城区早高峰道路PM_2.5浓度值相近的平均范围为24 m，晚高峰为15 m，PM_2.5浓度存在微尺度的时空异质性。利用多层感知器（MLP）构建的早、晚高峰PM_2.5浓度模型，拟合度分别达到0.70和0.68，明显优于传统的普通最小二乘法（OLS）线性回归模型。模型揭示出早高峰主城区全路网PM_2.5平均浓度为30.19 μg/m3，晚高峰达到44.55 μg/m3，部分高达94.82 μg/m3，且“西高东低”的分布特征显著。本文提出的PM_2.5浓度精细化制图方法，空间精度可达1 m，能较好刻画空间异质性。该方法经验证可行，能够为公众健康出行和污染精细化防治提供参考。

中国农村社会经济转型背景下，生态系统“反服务”现象频现，如何协同生态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面临巨大挑战。本文基于收集的733件典型人—野猪冲突（又称野猪“肇事”）事件资料，采用荟萃分析法研究了2000—2021年中国野猪“肇事”事件的时空分布、危害和驱动因素。在此期间，野猪“肇事”的数量、空间范围和危害程度均呈递增趋势，涉及省、市和区（县）数量分别由初期的18个、41个和67个增至近期的25个、147个和399个，相应增幅分别为39%、259%和496%。其中2005年以前野猪“肇事”集中在重庆市和湖北省中西部，之后向四周扩张，2015年以后集中在四川盆地、黄土高原、长江中下游以及长白山等丘陵山区，表现形式以破坏农作物、侵害家禽和致人伤亡为主，尤以对农作物的破坏并导致耕地撂荒最为普遍，并伴随致人伤亡事件的快速增加，约占“肇事”总数量的1/4（23.66%）。目前情况下，野猪“肇事”蔓延趋势和危害性是一种典型的生态系统“反服务”现象，这种现象的加剧是生态恢复、禁猎政策、农地与生态用地界线不清、野猪生存力强且缺少天敌等因素的综合作用结果，对撂荒地利用、农户生计改善以及区域生态安全维持已构成明显威胁，制定野猪数量调控政策和建立野猪“肇事”损失补偿机制迫在眉睫，是新时代乡村振兴工作所亟待应对的新的社会问题。

定居是人类从高度移动的游猎生活发展到全年固定于一处居住的漫长过程。定居的发生和发展对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技术演化和文明起源具有深远影响，而定居的产生受到气候变化、人口增长、资源压力、技术革新等多种因素影响。青藏高原是研究人类适应和定居高寒缺氧极端环境的理想区域，对史前人类在青藏高原的定居过程关注较多亦争议颇多。通过梳理已发表的考古学、地理学、遗传学等相关学科文献，发现目前对于史前人类定居青藏高原的研究，侧重于讨论低海拔人群或者农作物扩散的影响，对动物资源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则关注较少，定居高原的年代和驱动机制仍存在争议。遗址使用的季节性分析，是判断古人是否全年定居的关键。本文总结了如何利用青藏高原鱼类、鸟类和哺乳类等动物遗存因地制宜进行遗址季节性分析以及建立高原遗址动物资源利用时间表的方法。本文认为，开展史前人类在青藏高原定居与动物资源利用研究，首先，应全面建立和完善青藏高原现生动物骨骼形态、全基因组和蛋白质组的数据库，为考古遗址动物遗存物种鉴定提供基础；其次，在物种鉴定的基础上，研究人—动物—环境之间的关系；最后，评估人类在遗址活动的季节性以及动物资源在人类定居青藏高原过程中的作用。

地缘环境研究已经成为当前国内地缘政治研究的重点方向，汇聚了国内地缘政治研究力量，推动了国内地缘政治学科的复兴。本文在总结分析国内外地缘政治、地缘环境相关研究最新发展和趋势的基础上，集中探讨了地缘环境研究的理念、议程与路径。地缘环境研究理念是以多元地缘体间互动实践为中心，将地缘环境理解为多元地缘体互动实践的“信息”或称决策信息集，也是多元地缘体互动的结果。因此，地缘体行动决策既有在完备信息下的决策，也有在不完备信息下的决策，甚至还有在不能甄别信息真假情况下的决策。在此新理念下，地缘环境研究大致包括地缘环境要素解析（本底、关联、结构3类要素）、地缘环境时空过程与机制表达和地缘环境支撑体系设计三大研究议程。为了整合不同领域、不同尺度和多元行为体，论文以缅北冲突为例展现了地缘环境研究的三大路径，即跨领域互动、跨尺度耦合和多元地缘体博弈。在当今百年变局的复杂形势下，明晰地缘环境研究的理念、议程与路径，对准确、科学分析当前复杂局势和提出中国应对策略等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随着气候变化、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全球水资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国际河流跨境水冲突不断加剧。地处中东的约旦河是世界上跨境水冲突最严重的河流。1948—2008年约旦河跨境水冲突事件数量占全球总量的1/5，战争性跨境水冲突数量占同级别总量的2/3。本文以地缘价值、地缘关系和地缘结构为模块构建国际河流跨境水冲突地缘环境分析框架，考察约旦河跨境水冲突事件的时空演化及其形成的地缘机制。研究发现，约旦河跨境水冲突的地缘目标集中于水资源战略要地，且按水资源地“主要→核心→次要”空间转移；跨境水冲突事件在时序上呈现从以色列争夺水权为主向域内阿拉伯国家讨还水权为主演化；跨境水冲突地缘体结构中以色列主动发起的跨境水冲突占六成多，域内阿拉伯国家和域外地缘体发起的各约占二成。基于地缘环境分析框架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约旦河流域区位的地缘价值吸引域外大国直接介入，促成跨境水冲突向有利于美国—以色列利益的方向发展；域内地缘体的“水资源地”竞争地缘关系强于“水量”竞争地缘关系，对约旦河跨境水冲突具有强化作用；以色列作为约旦河地缘结构中的水霸权，对该流域跨境水冲突的基本态势和时空分布格局具有主导作用。

就军事地理环境而言，当代中国在海洋方向面临的最主要威胁来自环中国岛链的封锁，研究这一限制性地理环境对准备和实施军事活动的影响与相应对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第一次世界大战（简称“一战”）初期，德国东亚驻军进行了跨岛链作战的实践，但在日本海军依托岛链和优势兵力的封锁下，其战略目标未能达成，并且出现了军事地理位置上的优劣转换。本文通过对“一战”初期德国东亚驻军跨岛链作战行动的军事地理分析，尝试提出军事地理研究思路、跨学科融合路径和分析框架。本文分析认为，彼时德占青岛虽然具有良好的战略态势和强大的军事力量，但孤悬海外，且缺乏战略纵深；从宏观的区域尺度分析来看，基地与舰队间的联系被岛链分隔，腹背受敌，军事地理上的劣势凸显。但依托岛链进行封锁，需要集结大量兵力，利用对方边缘区内作战力量相对比较薄弱的有利条件，原本实力较弱的德国东亚舰队取得了重大战果，形成反转式的“核心—边缘”结构。本文为中国的海疆安全和海洋强国建设提出了5条建议。

“四个面向”（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已成为新时代中国科学发展的指针。治理是一个反映“四个面向”的国际前沿研究领域，也是地理学和其他学科研究的焦点。围绕地理学如何应对治理这一关键问题，基于人地耦合的理念，系统梳理国内外地理学进行治理研究的轨迹与特点，从价值、思想、方法、技术4个维度发掘面向治理的地理学发展路径，紧密联系地理学发展动态及治理现代化的实践，从基础研究、平台建设、人才培育3个方面提出发展策略。提升中国地理学在国际治理研究中的影响力，促进地理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将自然与人文有机结合的理念应用于社会治理，增进居民福祉，并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可持续发展。

目前从全国层面对区域双核结构的实证分析还较为鲜见，如何界定双核结构特征的省份并分析其影响，也需要进一步实证探讨。本文基于2009—2019年中国259个地级市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了中国区域双核结构的分布特征及其对省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中国11个省域呈现双核结构特征；区域双核结构对于所在省域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南北地区表现出较大差异；区域双核结构对于省域产业集聚具有促进作用，且有助于促进当地科技创新水平的提高。总体来看，与部分省会城市规模不大、辐射带动力不强的单核结构省份相比，区域双核结构可以凭借中心城市数量及空间分布等优势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些短板，相对来说更有助于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及科技创新。

区域经济韧性与其产业结构状况密切相关，二者的演变是否存在时空关联性以及如何关联需要进一步探究。基于企业和产业的微、中观视角，利用京津冀地区多年份经济增长和企业状态数据，检验了地区经济韧性与产业结构演变的关联性，筛选了影响地区经济韧性的主要产业，剖析了经济韧性与产业结构演变的耦合关联机理。结果表明：① 京津冀地区经济高速增长阶段与缓慢增长阶段交替出现，经济韧性呈现波动增强的态势；北京、天津和石家庄等城市中心区表现出较高的经济韧性，空间上呈现中心—外围结构。② 地区经济韧性与产业结构演变空间关联显著，在较为发达的北京、天津等地区高经济韧性—高产业结构多样化关联集聚较为明显；时间序列上，二者表现出显著的双向因果关系和演变的一致性。③ 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逐步改善，相比产业结构效应，区域竞争力效应对经济韧性的贡献较大；第一产业、消费性服务业和社会性服务业对地区经济抵抗力韧性的提升发挥了关键作用；消费性服务业和社会性服务业的发展有利于地区经济恢复力韧性的提升。④ 地区产业结构的演替驱动了发展路径的演化以及经济韧性的分异；京津冀地区经济韧性与产业结构演变的时空耦合关联以时间尺度为主，空间上并未导致地区空间结构的根本性重构，中心—外围结构仍较为显著。

乡村地区生态资源丰富，乡村振兴和生态文明战略叠加背景下的生态产业已经成为乡村地区新兴产业和乡村振兴的新动能。本文梳理了中国生态环境政策的演化过程，从生态系统与人类社会、生态产品与经济发展、生态产业化与乡村振兴角度系统阐述了生态产业化发展与区域乡村振兴的作用途径及促进机制，并以陕西洋县为例，探讨了依托区域生态资源，发展现代有机产业，实现脱贫和乡村振兴的模式与路径。结果表明，中国生态环境政策主要经历了重经济轻环保、环境保护与科学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阶段。自然生态系统与人类社会福祉体现为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和人类利用自然的主观能动性，生态产品促进经济发展的关键是以效益为核心的“自然—生态—社会—经济”驱动体，生态产业化与乡村振兴的核心在于“人—地—业—权”保障机制。有机化是生态产业化发展的典型模式和重要方向，陕西洋县“产品—产业—产区”的有机化发展范式，促进了从业人员从“单主体经营”转向“多主体运营”，土地利用方式从“资源优化配置”转向“人地关系协调”。未来汉江流域现代有机农业与乡村振兴样板建设的重点在于有机产品“提质增产”、有机产业“融合增值”和有机产区“降耗增效”，促进生态保护与社会经济的耦合发展。

探究城市在跨尺度网络中的功能地位及关联效应，对于提升城市功能具有重要启示意义。选取2003—2019年占中国电影总票房75%以上的中国电影为样本，基于电影产业链出品、制作、发行环节分工，辨识城市在地方、全国、全球多尺度网络中的功能分化，探究不同功能类型城市跨尺度网络功能关联效应演变。研究发现：① 城市在多尺度产业链联系网络中的功能分化明显，呈现出多样化核心型、多样化枢纽型、多样化节点型、复合化节点型和单一化边缘型5种类型。② 城市跨尺度网络功能之间具有动态关联效应，且存在城市功能类型分异和产业链环节分异，尺度功能完备和产业链功能多样的城市比功能较为单一的城市更显著。③ 多样化核心&枢纽型城市在各环节均具有显著的关联效应，显著性和关联强度因不同环节的网络结构和外部性大小而具有差异。金融驱动下的出品环节是多样化节点型和复合化节点型城市通过网络外部性逐渐获得提高企业集中水平这一有限效益的主要渠道，而较弱的企业集中水平和城市内产业链互动未能促进其融入对外联系网络。尺度功能和产业链功能单一且发育水平较低的单一化边缘型城市尚未表现出显著的关联效应。

本文从企业内部规模经济、外部规模经济联合决定企业规模的视角出发，搭建了城市属性、企业属性在内的企业规模决定因素分析框架，基于地方劳动力市场规模与结构的认识，建立多元回归决定模型，以环渤海地区日企为对象，围绕通用劳动力、专用劳动力，分析了日企规模的决定因素及其时空变化。结果发现：① 环渤海地区地方劳动力规模、通用劳动力规模具有相同的日企规模抑制作用，专用劳动力规模具有日企规模扩张作用。② 2001年前后两阶段，地方劳动力供给规模的抑制效应始终稳健、显著。通用劳动力规模的抑制效应由不显著转向显著，专用劳动力规模的扩张效应由显著转为不显著。专用劳动力规模的扩张效应弱化、通用劳动力规模的抑制效应强化，导致了环渤海地区日企规模的收缩。③ 企业年龄对日企规模的扩张效应、独资进入及服务业的抑制效应显著且稳健，是最重要的企业属性。地方开发区数量的扩张效应明显，是最重要的地域属性。本地企业集聚的扩张效应在山东省最为明显，在环渤海地区专用劳动力模型中不显著，在劳动力规模及通用劳动力规模的模型中趋于强化。

全面认识“一带一路”贸易网络连通性、科学识别“一带一路”贸易合作的关键节点，对于推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网络连通性视角出发，本文提出了“门户国家”的概念，综合集成Top网络、组团识别、门户系数等前沿网络分析方法，考察“一带一路”贸易网络时空格局演化，剖析贸易组团结构性变迁过程，识别贸易门户国家及其功能作用，以期为中国开展对外经贸合作、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提供科学决策依据。研究发现：①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家（地区）贸易规模持续增长，逐步形成了联系日益紧密、结构日趋复杂、层级特征明显的贸易网络结构。② “一带一路”主干网络核心节点突出，极化效应显著，由“相对均衡”向“一极独大”态势演进，中国已成为贸易网络中的主导性力量。③ 在全球化和区域化交互作用的背景下，“一带一路”贸易网络形成了4~5个贸易组团，组团结构呈现出地理邻近性和动态演化性。④ 中国、俄罗斯、印度、土耳其、新加坡、马来西亚、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埃及、以色列和黎巴嫩等贸易大国或占据特殊地理位置的枢纽国家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地区重要的门户国家。作为凝聚和支撑“一带一路”贸易体系的功能性节点和战略性枢纽，门户国家在提升贸易网络连通性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应成为中国与沿线地区开展经贸合作的优先战略选择。

国际学术会议交流是科技全球化与全球创新网络流变中涌现的重要功能，其时空复杂性成为人文经济地理学的新兴主题。基于国际学术会议交流理论框架，融合大数据挖掘、数理统计、GIS空间分析及计量模型等方法，从时空多尺度刻画了2000—2019年全球学术会议交流的时空演化规律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① 全球学术会议交流规模遵循“衰退—复苏—繁荣—萧条”螺旋上升式的中周期律，月际变化形成6月和9月双峰结构；交流领域集中于“巴斯德象限”，计算机、电力电子、控制科学、材料、通信等应用导向型基础研究成为核心前沿。② 全球学术会议交流规模高度集聚，呈现以北美、西欧、东亚—东南亚为核心的多中心区域化结构，学术会议交流空间变迁呈路径锁定与路径创造双重性，遵循“资源—经济”导向的区位选择律。③ 学术会议交流领域高度集中于计算机、电子工程和物理学三大学科，与全球应用科学转向趋同，其“规模集中度—学科优势度”关系类型异质性显著，形成梯次联动的功能分工格局。④ 全球学术会议交流不仅与其地方根植性密切相关，也受到学术声望的提升、交流环境的改善与交流成本的降低共同推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城市的学术会议交流驱动因素存在显著差异。

居民出行具有空间依赖性、时空动态性等特征，其与交通供给系统的动态耦合规律，是城市科学、地理学等领域的重点与难点。尤其在经历外部扰动时，居民出行表现出的韧性更具复杂性和时空波动性。本文借鉴生态学、交通工程、心理学等学科的基础理论，基于交通供需求动态均衡特性，提出了出行韧性的概念及理论框架，构建了适用于多维度的出行韧性评价方法体系。同时，本文采用手机信令、地铁刷卡等多源大数据，基于出行韧性的实证研究，探讨了出行韧性的空间分异及群体差异。出行韧性研究可以为城市精细化管理与韧性城市建设提供科技支撑。

全球化和集装箱化强化了海港与内陆地区的联系，争夺港口间接腹地而不仅限于直接腹地成为港口区域化阶段提升港口竞争力的重要路径之一。基于场强模型和班轮联系数据，分别识别出2006年、2012年和2019年长三角地区主要集装箱港口的直接腹地、垄断性间接腹地和竞争性间接腹地的范围并分析其演化过程，总结了港口区域化阶段下腹地演化的特征。研究表明：① 直接腹地仍是长三角集装箱港口争夺的重心之一。研究期内直接腹地的扩张和收缩主要发生在上海港、宁波舟山港、南京港等附近，腹地扩张方向与重要交通干道高度耦合。② 捕获垄断性间接腹地是枢纽海港推进港口区域化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且上海港和宁波舟山港呈现出差异化的腹地格局。上海港基于江海联运将长江沿线集装箱内陆港口的直接腹地转化为其广阔分布的垄断性间接腹地。宁波舟山港缺少内陆港口喂给，基于浙江省的制造业优势，在省内形成有限的垄断性间接腹地。③ 分布广阔且争夺激烈的竞争性间接腹地是港口区域化阶段的主要表现之一。竞争性间接腹地集中在安徽省中南部和浙江省西南角，且呈先减小后扩张的趋势。本文尝试构建了港口区域化阶段集装箱港口的腹地体系，探索了定量刻画枢纽海港间接腹地的新方法，为从集装箱港口腹地演化来认知港口区域化的复杂性提供了借鉴。

21世纪以来，伴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大型旅游开发项目日益增多，引发了旅游绅士化倾向日益明显；大城市郊区传统村镇由于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资源、良好的区位条件和庞大的市场需求等优势，成为旅游绅士化现象发生、发展和探索的前沿。选取朱家角古镇为典型案例，采用田野观察和深度访谈法，基于“租差”理论与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探究朱家角古镇旅游绅士化的阶段、特征、过程及驱动机制。研究发现：时间上，朱家角古镇经历了旅游绅士化萌芽阶段、旅游绅士化初级阶段、旅游绅士化发展阶段；特征上，旅游开发后朱家角古镇在人口数量、房地产市场、物质环境、社会文化氛围等方面均发生了显著变化；在空间生产过程中，空间的实践表现为旅游绅士化空间的景观塑造（物质空间改造），空间的表征表现为旅游绅士化空间的规划与约束（政府和规划者掌握话语权），表征的空间表现为旅游绅士化影响下的活动者感知（新移民、居民和游客等）；机制上，权力、资本和社会等构成了影响朱家角古镇旅游绅士化的核心因素，三者彼此独立又相互关联，共同形成了多层次的旅游绅士化机制。本文研究有助于加深对转型期中国城乡关系演变、城郊乡村振兴以及旅游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理解和认识。

特色乡村是乡村产业振兴和城乡休闲旅游的重要载体，大量特色乡村资源及其旅游潜力得以不断挖掘，但不同类型特色乡村的旅游空间协同发展关系仍不明晰。本文以5类国家级特色乡村为研究对象，系统分析了特色乡村差异化格局、空间联动与功能互补特征，在识别特色乡村集聚区的基础上开展旅游发展潜力评价，提出中国特色乡村旅游空间协同优化分区方案。结果表明：全国特色乡村分布呈现明显的东密西疏特征，其集聚区沿海（东海）、沿江（长江）和沿河（黄河）特征明显。中国特色乡村的形成和发展是多重因子交互作用的综合结果，其中县域城镇化率、年均降水量、人口密度和旅游产业规模指数的影响显著。中国特色乡村旅游发展高潜力区形成以长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以及成渝城市群的中心城市为战略支点的菱形分布格局。本文基于中国特色乡村旅游发展潜力和区位匹配度的组合分析，将全国划分为优先发展区、特色挖掘区、资源整合区、协同提升区和优化引导区，为中国特色乡村旅游空间格局优化和协同发展指明方向。

治国有常，利民为本，让人民幸福是“国之大者”，但目前中国也面临国民幸福感随经济发展而下降的挑战。本文采用趋势面分析法、冷热点分析法等建构中国省级（自治区、直辖市）城市居民生活状况感受空间格局，采用多层回归模型探索个体和城市层面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中国城市居民生活改善情况、生活状况评价、未来生活信心以及生活状况感受分异呈西高东低、南高北低；② 中国城市居民生活改善状况呈“连块集聚”特征，生活状况评价呈“块状集聚与零散分布并存”特征，与未来生活信心和总体生活状况感受共同呈西南高、东北低集聚特征；③ 生活改善情况、城市居民生活状况评价、未来生活信心以及生活状况感受均值最高和最低点分别位于西、东部；④ 个体层面影响因素反映在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就业、户口、城市公共服务满意度等方面，其中，后者反映在政府部门服务、社会保障、公正执法、食品安全、住房、教育、医疗、交通、环境等；⑤ 城市规模对居民生活状况感受影响显著，与大城市相比，中小型城市居民生活状况感受更高，而超大城市更低。此外，超大城市公共服务满意度对城市居民生活状况感受的正向影响被削弱，具体而言，主要弱化了医疗状况评价和交通状况评价对生活状况感受效应的正相关强度。研究为国民幸福的研究与治理提供了理论参考。

探究旅游经济与城市生态韧性的协同演化特征，可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量化依据。本文从演化韧性视角，基于“抵抗—响应—创新”构建城市生态韧性指标体系，依据协同学理论分析旅游经济与城市生态韧性协同演化理论框架，以山东省为例，借助哈肯模型、核密度估计和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探析旅游经济与城市生态韧性协同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时间维度上，旅游经济表现为先持续上升后短暂下降趋势，城市生态韧性呈现稳定增长的态势；空间分异方面，旅游经济与城市生态韧性分别呈现“高高集聚、低低集聚”和“双核领跑”的空间格局。② 旅游经济为协同演化的序参量，主导着整个系统的演化方向，且主要表现为正反馈效应；旅游经济与城市生态韧性协同演化呈现倒“V”型变化趋势，并形成了“胶东经济圈>鲁南经济圈>省会经济圈”的空间格局。③ 协同演化的影响因素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经济发展水平、外商投资、环境规制、金融发展和创新能力呈现积极促进作用；产业结构、人力资本对协同演化的贡献基本为负；政府干预表现为“胶东经济圈显著为正，鲁南经济圈和省会经济圈存在不显著负影响”。

本文基于自然的社会建构理论视角，从流域权力主体的自然话语、流域自然的社会化以及流域人地关系的反馈与响应等维度，构建立足于“话语—实践—反馈”逻辑的流域旅游空间生产研究框架，对新安江流域旅游空间生产过程及其演化逻辑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新安江流域经历了4个不同演化阶段：① 在传统农业与徽商资本主导的流域空间生产过程中，传统社会响应流域自然环境，形成以农耕文明为根基的人地关系格局，并随着人地矛盾变化而注入了徽商资本等适应机制，期间对自然资源的价值赋予和徽州文化的创造成为未来旅游资源认知与识别的逻辑起点。② 在传统农业与现代水利主导的流域空间生产过程中，人们改变流域物理空间，促使新的山水景观形成，为未来旅游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生态、景观与特色产业基础，在赋予其更多价值同时也引发了新的人地矛盾冲突。③ 在工业与旅游业主导的流域空间生产过程中，旅游成为流域经济社会主导力量与自然建构的重要目标之一，传统农业空间逐渐被塑造为现代旅游与工业化生产空间，同时地方权力割裂了流域空间，使保护与发展矛盾日趋尖锐。④ 在生态文明与旅游业主导的流域空间生产过程中，旅游成为流域自然建构的推动性力量，重构了流域空间价值分布格局，并作为新产业路径、新发展方式引导流域的自然话语重绘空间蓝图，促成了新的空间实践。最后，论文提出应树立流域整体地理观，从自然与社会文化结合的系统性思维，重新审视以流域为基底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演化逻辑。

探索旅游廊道识别与评价方法对于丰富旅游目的地研究理论体系，促进区域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旅游廊道的形成本质上源于大众旅游时代以自驾车为主导的，在特定区域、沿特定交通线路有节律的旅游流动。本文借鉴景观生态学中生态廊道的相关理论与识别方法，综合考虑旅游流发生模式与生物迁徙本质趋同特点，构建了“旅游源地确定—‘旅游交通’网络模拟—‘交通旅游’廊道识别”的识别路径，并以青藏高原区为典型案例区对该区域内旅游廊道进行综合识别与评价。结果表明：① 青藏高原区“旅游交通”网络由23个源地和53个区段构成，整体表现为回路型网络特征，并呈现“东密西疏”的格局。② 综合比较“旅游交通”网络区段设施服务要素保障度差异，整体表现为“医”>“购”>“吃”=“住”>“行”>“娱”>“游”，并以西宁、拉萨两大核心城市为中心辐射衰减。③ 在此基础上共识别出青藏线、川藏北线、川藏南线、滇藏线、边境线、甘南—川西线6条较成熟“交通旅游”廊道，以及新藏北线与唐蕃古道线两条潜在“交通旅游”廊道。本文建构了一套区域旅游目的地从具有单一功能“旅游交通”网络向具有复合功能的“交通旅游”廊道转变的识别与评价方法路径，青藏高原区的案例研究也印证了该方法的可行性与普适性。

本文在分析城市SDGs监测评估研究背景的基础上，阐述了城市SDGs空间型监测的概念内涵及其与传统的基于统计数据的监测评估的区别，揭示了国内外城市SDGs监测评估研究的发展历程和最新进展，即城市可持续发展监测评估从传统基于统计调查数据的监测评估向基于地球大数据的空间型监测评估转变。同时，从监测指标体系、服务于监测的地理空间数据获取、监测思路与方法等方面系统地分析了国内外城市SDGs监测评估研究的最近进展和现状。最后，在分析城市SDGs空间型监测面临的挑战和困境的基础上，将城市SDGs空间型监测评估未来发展趋向归纳为5点展望，即建立科学高效的监测评估方法、建立规范统一的监测指标体系、构建数据生产共享及监测评估知识服务平台、加强地球大数据和相关学科支撑城市SDGs监测评估的应用研究等。

“地球关键带”是为响应全球可持续发展及其重大挑战所提出的前沿概念。当前地理学者主要从地理要素循环与物质交换的视角，为揭示地球关键带的功能结构和动态演化提供了分析工具和手段。但人类活动与社会系统和地球关键带之间的复杂作用关系尚不明确。本文对话关键带研究，对地球关键带这一概念进行溯源式回顾，结合人文地理学者对人地关系理论的长期研究积累及其在服务区域发展中的经验模式，着眼于全球化、现代化和城市化发展背景下的人类社会发展与地球表层系统演化的相互作用方式、模式、过程与机制，提出“人地互动关键带”的概念，并探索形成“源—流—汇”为核心的人地互动关键带的理论框架。本文认为，人地互动关键带理论可在研究视角上有效整合地球表层自然和人文的时空过程，将人类社会的复杂运作逻辑与实践和地球关键带现有理论框架进行深度融合；在实践上，人地互动关键带理论将有助于地理学家更好地诠释关键地带发展格局与过程，共同助力国家科学制定空间、环境与社会发展战略，促进国土空间高质量发展并有效促进自然系统与社会系统的深度、高效协同。

承载能力是资源环境领域持续近两个世纪的经典命题，其概念与研究框架不断被更新，但始终聚焦在人地矛盾与可持续性。本文构建了人地关系分析框架，系统解析国外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研究演化过程，通过国外趋势与国内外对比分析，提出中国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研究重点方向。研究发现：① 国外承载能力概念根植于（新）马尔萨斯主义理论，由资源供给、环境污染、生物圈退化等矛盾扩展为人地关系系统性矛盾，经历了资源承载能力（始于19世纪）、环境承载能力（始于20世纪70年代）、生态系统承载能力（始于20世纪90年代）、自然系统承载能力（始于21世纪10年代）4个研究阶段；② 承载能力在国外不同学科领域具有不同的概念内涵，即使在同一学科领域也可能存在不同应用场景与适用范围，且由于挂钩政治经济学理论，因技术进步、市场机制与时空有限性等产生争议，因此其概念讨论与使用需加以约束和明确；③ 当前中国承载能力研究与国外几乎同步，其优势在于人地关系整体性与系统性的区域尺度研究，但在全球尺度、自然与社会科学理论方法融合等方面仍有对接和追赶空间。本文建议围绕学科融合与理论、尺度效应与机理、模型—数据融合与集成、不同空间单元与典型类型区应用、政策体系与机制等方面进行重点研究，继续深化创新中国特色承载能力研究与应用。

全球新自由主义化与自反性治理的兴起推动了政治的全球循环，政策运动呈现出新动态和新特征。理性形式主义下的政治科学研究对传统框架的依赖，以及社会学对地理流动性的忽视使得既有概念解释力度受限。政策流动性的地域指向性和空间关联性为地理学介入政策研究提供了理论突破的可能。本文在追溯政策流动性议题的跨学科滚动式对话进程时，立足于地理学文献，明晰了政策流动性的研究承诺与研究起点。作为理解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背景下政策制定如何运作、政策知识与模式如何流动以及这些流动性如何塑造地方的有效概念工具，政策流动性试图阐明政策在流动过程中涉及的空间特征、地理位置、权力关系及其社会与地理形成过程，成为社会科学领域对“运动的思想”和“流动性生产”进行探析的核心领域。同时，政策流动性研究中的理论方向和研究要素又提供了各学科文献与流动的政策现象之间的接触条件。本文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流动性研究对思想和知识的经验性运动事实的缺失以及人文地理学在权力理论方面的研究不足，为地理学参与跨学科研究提供了重要研究场域与楔入概念。

全球快速升温背景下，多年冻土广泛发育的北极流域水文情势发生显著变化，不仅改变了该地区的生态环境，也对全球气候系统和社会经济带来了深远影响。因此，北极流域水文过程研究已成为当前国际科学界关注的前沿热点问题。本文通过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系统回顾并总结了北极主要流域的径流时空变化及其驱动机制的研究成果与最新进展；详细分析了欧亚大陆和北美地区的径流变化规律与时空差异；深入探讨了快速升温下降水变化（降水量、雨/雪组分比例）和冻土退化对北极流域径流的直接与间接作用机制。尽管当前北极水文研究在数据积累和科学认识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但仍面临地面观测站点稀少以及气候、积雪/冻土、水文之间响应难以定量等挑战。因此，建立完善的北极流域观测网络并发展具有北极特色的寒区水文模型，是深入理解北极水系统快速变化的基础，也是应对北极地区水灾害风险和提升水资源管理能力的关键所在。

1999年小浪底水库投入运用以来，黄河下游河道发生持续冲刷，其时空变化过程复杂。基于滞后响应模型单步模式推导得到了黄河下游累计冲淤量的计算公式，2000—2020年计算值与实测值之间的决定系数R²达0.99。当前，黄河下游处于持续冲刷之中，冲刷速度逐渐变慢，当前时段的平衡值与计算值的差异减小，河床冲刷正在逐渐趋向于平衡。基于悬移质泥沙不平衡输沙方程得到了黄河下游主槽单位河长累计冲刷量空间分布的计算公式，2003—2015年计算值与实测值之间的决定系数R²在0.98~0.99之间，相对误差多年平均值为6.2%。结果表明，在当前黄河下游来沙减少，河道发生持续冲刷的背景下，就多年平均情况而言，累计淤积量调整完成一半所需的时间约为3.0 a，完成95%所需的时间约为13.0 a；且随着冲刷的持续发展，黄河下游累计冲刷量的空间分布在逐渐趋于均匀。本文的结果可为分析黄河下游复杂时空变化过程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