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在分析城市SDGs监测评估研究背景的基础上，阐述了城市SDGs空间型监测的概念内涵及其与传统的基于统计数据的监测评估的区别，揭示了国内外城市SDGs监测评估研究的发展历程和最新进展，即城市可持续发展监测评估从传统基于统计调查数据的监测评估向基于地球大数据的空间型监测评估转变。同时，从监测指标体系、服务于监测的地理空间数据获取、监测思路与方法等方面系统地分析了国内外城市SDGs监测评估研究的最近进展和现状。最后，在分析城市SDGs空间型监测面临的挑战和困境的基础上，将城市SDGs空间型监测评估未来发展趋向归纳为5点展望，即建立科学高效的监测评估方法、建立规范统一的监测指标体系、构建数据生产共享及监测评估知识服务平台、加强地球大数据和相关学科支撑城市SDGs监测评估的应用研究等。
1999年小浪底水库投入运用以来，黄河下游河道发生持续冲刷，其时空变化过程复杂。基于滞后响应模型单步模式推导得到了黄河下游累计冲淤量的计算公式，2000—2020年计算值与实测值之间的决定系数R2达0.99。当前，黄河下游处于持续冲刷之中，冲刷速度逐渐变慢，当前时段的平衡值与计算值的差异减小，河床冲刷正在逐渐趋向于平衡。基于悬移质泥沙不平衡输沙方程得到了黄河下游主槽单位河长累计冲刷量空间分布的计算公式，2003—2015年计算值与实测值之间的决定系数R2在0.98~0.99之间，相对误差多年平均值为6.2%。结果表明，在当前黄河下游来沙减少，河道发生持续冲刷的背景下，就多年平均情况而言，累计淤积量调整完成一半所需的时间约为3.0 a，完成95%所需的时间约为13.0 a；且随着冲刷的持续发展，黄河下游累计冲刷量的空间分布在逐渐趋于均匀。本文的结果可为分析黄河下游复杂时空变化过程提供参考。
目前从全国层面对区域双核结构的实证分析还较为鲜见，如何界定双核结构特征的省份并分析其影响，也需要进一步实证探讨。本文基于2009—2019年中国259个地级市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了中国区域双核结构的分布特征及其对省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中国11个省域呈现双核结构特征；区域双核结构对于所在省域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南北地区表现出较大差异；区域双核结构对于省域产业集聚具有促进作用，且有助于促进当地科技创新水平的提高。总体来看，与部分省会城市规模不大、辐射带动力不强的单核结构省份相比，区域双核结构可以凭借中心城市数量及空间分布等优势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些短板，相对来说更有助于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及科技创新。
居民出行具有空间依赖性、时空动态性等特征，其与交通供给系统的动态耦合规律，是城市科学、地理学等领域的重点与难点。尤其在经历外部扰动时，居民出行表现出的韧性更具复杂性和时空波动性。本文借鉴生态学、交通工程、心理学等学科的基础理论，基于交通供需求动态均衡特性，提出了出行韧性的概念及理论框架，构建了适用于多维度的出行韧性评价方法体系。同时，本文采用手机信令、地铁刷卡等多源大数据，基于出行韧性的实证研究，探讨了出行韧性的空间分异及群体差异。出行韧性研究可以为城市精细化管理与韧性城市建设提供科技支撑。
非农化和非粮化造成大量耕地不再用于农业用途和粮食生产，严重影响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威胁国家粮食安全。识别非农化和非粮化时空演化特征及不同阶段的驱动因素是科学管控和决策的基础。本文以县域为基本研究单元，评估了非农化和非粮化动态演变特征，选择耕地资源本底、社会经济及农户主观因素构建综合指标体系，采用地理探测器模型量化了不同阶段的驱动因子。分析发现，中国耕地非农化和非粮化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效应，“胡焕庸线”以东非农化程度较高，非粮化现象呈现由东北向西南加剧的空间格局。1980—2020年非农化程度呈现减弱且范围缩小的趋势，而非粮化经历了“增长—平稳”的变化过程。1980—2020年主产区非粮化进程减缓，而2010—2020年主销区非粮化增长速度分别为主产区和产销平衡区的1.49倍和1.33倍。与1980—2000年相比，2010—2020年主产区的非农化速度下降了77%，而产销平衡区非农化的增加速度分别是主销区和主产区的1.63倍和4.65倍。耕地资源禀赋是导致非粮化的基础原因，且土壤质量、地形因子与社会经济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农民的逐利行为是决定耕地非粮化根本原因。农业劳动力为非农化的显著影响因子，城镇化对非农化的解释力2010—2020年有所提升。本文提出分类设定管制规则和补贴机制、分区推进管控政策、加强动态监测与风险预警、加强责任监督与考核的建议。
湿地是人类重要的自然资源，在陆地生态系统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生态功能。为遏制全球湿地继续丧失，国际组织和许多国家都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保护修复举措。本文梳理了国际组织和部分国家湿地保护修复举措，全面诠释了中国湿地保护修复管理经验，提出湿地资源未来研究需要从国际前沿与国家战略、社会经济与智慧服务等层面展开。结果显示：① 1997—2023年27个国际湿地日为当年的湿地保护与管理提供新目标和新任务，1980—2022年14届国际《湿地公约》大会重要议题和成果为未来一段时期湿地发展提供新方向和新挑战。2023—2035年应该提升湿地生态功能，推动湿地可持续发展，攻克脆弱湿地生态系统生态修复技术瓶颈。② 1992—2022年是中国全面开启保护湿地修复新阶段，总体形成了“国家战略部署—法律政策建立—工程规划实施”具有中国特色的湿地保护修复经验，强调要从国家法律层面规定和编制对湿地长期保护的规划，创新修复治理技术和应用体系，多部门协同分工，有效解决湿地保护修复的复杂问题。③ 湿地未来趋势研究应该面向“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多个国际公约”促进湿地可持续发展的探索实践，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湿地保护修复管理服务，面向“学科发展—全域监管—综合评估—智慧决策”的交叉融合和学术创新发展研究。
解构新时代乡村空间特征是构建乡村空间治理体系的前提条件，多尺度乡村空间特征及其治理路径将有效支撑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基于地理学综合性、区域性和流动性思维范式，解构多尺度乡村空间特征，总结其治理困境，建构基于地理学分析范式的多尺度乡村空间治理框架，探索可行的治理路径，进而构建了“特征识别—困境解析—治理框架—治理路径”的多尺度乡村空间治理系统研究方案。研究发现：① 基于地理学综合性、区域性和流动性分析范式解析多尺度乡村空间运转逻辑，需要破解尺度综合、尺度分异和尺度流动对多尺度乡村空间特征的作用机制，突出乡村空间综合性特征、强化乡村空间异质性特征、融合乡村空间流动性特征；② 城乡空间综合统筹不足和空间流动网络不畅通，叠加乡村空间异质性价值不显化是乡村空间治理亟待破解的困境；③ “空间综合治理—空间分区治理—空间流动治理”多尺度乡村空间治理框架，有效破解城乡空间难综合、区域空间难协调、空间网络不畅通等问题；④ 统筹城乡空间的综合性治理、创新用途管制的区域性治理、均衡发展权配置的流动性治理是多尺度乡村空间治理的可行路径。厘清新时代多尺度乡村空间特征并建构科学的治理体系为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理论支撑。
从产业异质性的角度，实证分析区域中心城市产业结构对周边城市人口增长的作用过程和机制，并进一步探究了产业结构对于区域城市体系的极化和均衡演化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制造业强化了中心城市的溢出效应，促进了周边城市人口的增长，而服务业则弱化了溢出效应，对周边城市的增长具有抑制作用；② 以制造业为主的区域中心城市由于相对较小的城市规模和较强的溢出效应，更容易形成相对均衡的区域城市体系，而以服务业为主的区域中心城市，更倾向形成相对极化的区域城市体系；③ 产业结构与周边城市人口增长呈现倒“U”型关系，即中心城市制造业或服务业占比过低或过高都不利于周边城市的人口增长。
根据水利部2020年统计结果，中国山洪灾害伤亡人数占洪涝灾害的近70%，已成为造成人员伤亡的主要自然灾害之一。山洪区划是进行因地制宜地实施山洪灾害防治管理的重要基础。本文在吸纳现有与山洪相关的自然地理区划成果基础上，按照综合性与主导性、相似性和差异性以及完整性和等级性原则，从山洪灾害的致灾因子和孕灾环境两方面构建中国山洪区划指标体系，采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区划思路构建了基于自组织神经网络的混合聚类方法，制定了包含9个区划单元的中国山洪一级区划方案和33个区划单元的中国山洪二级区划方案。以1951—2015年全国历史山洪事件点调查值为基础，利用地理探测器进行客观评价发现，本文制定的一级和二级区划方案对历史山洪事件空间分布的解释力分别达到66.4%和75.4%，表明本文制定的中国山洪区划方案与历史山洪事件的疏密分布规律吻合度较高。本文制定的中国山洪区划方案不仅有效刻画了山洪的地区分异规律，而且为实行因地制宜的山洪灾害防治减灾措施提供了科学依据，有利于推动中国山洪灾害预警预报与防治管理事业的稳健发展。
作为地球“第三极”的青藏高原是中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区，也是全球气候变化的生态敏感区，日益加剧的气候变化对其生态系统功能及稳定性也构成了重大挑战。本文首先分析了2000—2020年青藏高原生态系统格局及其水源涵养、土壤保持、防风固沙等关键功能的时空变化特征，明晰了生态系统功能及其重要性的区域差异，进一步评估了生态系统功能的稳定性状态，将为青藏高原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实施保护和修复工程奠定科学基础。结果表明：① 2000—2020年青藏高原湿地面积增加而草地面积明显减少，水源涵养和防风固沙能力有所改善，年变化率分别为3.57 m3/(hm2·a)、0.23 t/(hm2·a)，但土壤保持量整体却呈下降趋势，年变化率为-0.16 t/(hm2·a)；② 青藏高原水源涵养、土壤保持和防风固沙功能的核心区面积占比分别为12.7%、13.9%和14.2%，其中水源涵养核心功能区以藏东南、三江源、若尔盖为主，防风固沙核心功能区集中在高原中西部，土壤保持核心功能区则环绕高原；③ 2000—2020年青藏高原水源涵养、土壤保持以及防风固沙功能在高原东南部、中部呈现较高的稳定性，而在高原西部稳定性相对较弱，结合稳定性评估与生态保护修复实践，可将青藏高原区划为三大类16个生态系统功能区，针对不同核心生态系统功能与不同分区开展差异化的生态保护与修复。
伴随中国城镇化进入中后期发展阶段，增进居民福祉成为核心目标，从“自上而下”的供给侧系统目标优化向“自下而上”的需求侧多维目标协同转变，为理解城镇化内涵提供新视角。本文从人居生活、人文环境、人城关系等维度界定了城镇化内涵框架与指标体系，并运用泰尔指数、方差分解及地理探测器等方法，解析2010—2020年中国城镇化的时空分异规律与影响因素变化。结果发现：2014年新型城镇化战略实施以来，中国城镇化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人居生活与人城关系稳步提升，人文环境有较大改善空间。城镇化高水平区域逐步向沿长江流域、黄河流域的内陆地区扩展，区域差异明显缩小，地区内差异贡献率呈现扩大趋势。人居生活差异、人城关系差异是城镇化分异的主要原因，2014年以来人文环境差异的贡献率显著增大。对外开放和科技创新始终是人居生活差异的主要作用因子。随着新型城镇化战略实施，政府财政对人文环境差异的作用力逐渐降低。资源禀赋对人城关系差异影响相对较大。本文可为促进中国城镇化发展提供理论和经验支撑。
航运服务业是推动港口城市空间结构调整与经济发展的关键驱动力，是提升枢纽港口城市全球竞争力的核心要素。航运服务业在全球的分布和网络联系开始受到关注，但已有研究较少分析不同航运服务业分布的差异及影响因素。本文把航运服务业分为上游航运辅助业（船东、船舶管理、船舶修造）和下游航运衍生服务业（航运金融、航运保险、海事法律），利用2019年的劳合社海事企业名录构建全球航运服务业数据库，基于关联网络模型和负二项回归模型，从全球、区域和城市3个层面分析全球航运服务业空间联系网络，揭示上下游航运服务业分布差异，探讨各因素对上下游航运服务业分布的影响。结果发现：① 上下游航运服务业的重心主要分布在欧洲、亚洲，国家间分布差异呈现金字塔结构，上游行业的空间分布范围更广、联系更密、集聚性更强，下游行业联系分布两极化更明显。② 全球航运服务业网络形成双中心的结构，欧洲以伦敦为中心，构建了辐射周边大城市及跨洲际的下游航运衍生服务业网络，亚洲形成了以新加坡为中心、联系香港、上海等城市的上游服务业网络。③ 上游航运辅助业更多地分布于非首都海港城市，而下游航运衍生服务业则更多分布于首都等行政中心。④ 上下游行业均与电子商务指数、物流绩效指数正相关，上游航运辅助业还受经济自由度、旅游入境人数、班轮联通运输指数等影响，而下游航运衍生服务业主要与国际贸易和政治文化相关。本研究能为中国打造国际航运中心、实现上下游航运服务业之间联动发展、提升中国航运业整体实力提供理论参考。
地理信息科学传承了地理学的空间分析传统。在地理空间分析中，由于地理空间的特殊性，地理信息科学在构造分析方法时，需要考虑空间效应。然而，空间效应具体的内涵和外延，到目前尚未有系统探讨。本文定义了地理空间效应，进而在形式化定义空间、位置、场、距离、区域等概念的基础上，归纳了4类空间效应：即空间异质性效应、空间依赖的近邻效应、空间交互的距离衰减效应、和空间分区的尺度效应，探讨了4类效应的内在逻辑关系，建立了统一的表达框架。其中，空间异质性效应是最为基础的效应，近邻效应和距离衰减效应反映了地理空间中两个位置之间的二阶关系，尺度效应则由于区域单元的汇总带来，因此这4类效应形成了递进关系。最后本文梳理了目前地理分析中对空间效应的体现，指出了地理空间人工智能技术对于空间效应的揭示和量化能力。
青藏高原近地表土壤的日冻融循环极大地影响着土壤和大气之间的水分与能量交换，研究其时空变化模式对深入理解青藏高原生态环境的气候变化响应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MODIS、AMSR-E、AMSR-2遥感数据等资料，获取AMSR系列传感器在青藏高原的昼夜校准系数，利用Fourier非线性模型实现AMSR微波辐射产品与MODIS热红外地表温度产品的融合，生成每日1 km分辨率近地表土壤日冻融状态结果，开展2002—2020年青藏高原近地表土壤日冻融循环时空变化模式研究。结果表明：① 相比于面向全球的校准方法，本文改进的AMSR系列传感器校准方法更适合于青藏高原地区。利用Fourier非线性模型融合后获得的土壤冻融产品在提升分辨率的同时日冻融判别精度达80.96%，相较于未融合结果准确性提高3.95%。② 青藏高原近地表土壤季节性冻融过程中的日冻融循环发生天数空间上存在显著差异性，其中藏南区域与青海高原发生天数最高，时间上存在周期性，呈升温时向西北转移，降温时向东南转移。③ 2002—2020年青藏高原不同区域年内日冻融循环发生天数变化趋势不同，藏北高原、藏南高山及藏东区域呈增加状态，青海高原呈减少状态。④ 青藏高原连续日冻融循环起始时间点存在区域差异，总体上解冻过程中起始时间点由东向西逐渐推迟，冻结过程起始时间点由西向东逐渐推迟；2002—2020年近地表土壤连续日冻融循环起始时间点在解冻过程中提前0.17 d/a，冻结过程中提前0.18 d/a。
数据中心是一种重要的新型基础设施，是社会数字化转型升级和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其对区域经济发展本底要求、人才需求、电力需求等方面与传统基础设施存在差异，故布局原则存在异质性。基于此，本文提出了数据中心宏观空间布局的四大原则，需求导向、成本导向、运营环境和安全导向。进一步分析并总结其演化特征、影响因素及布局模式。结论显示：① 中国数据中心呈现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和成渝城市群为核心的空间格局。② 经济发展水平、信息化水平、数字产业、人力成本和科教资源等对中国数据中心宏观布局始终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随着数据中心不断建设，区位条件、用地成本和布局政策对其宏观布局影响逐渐显现。③ 中国数据中心呈现出3种布局模式：需求导向型、成本导向型、需求—成本—运营环境综合导向型。早期数据中心布局以需求导向型为主，并逐渐向需求—成本—运营环境综合导向型演变。研究结论可为数据中心的科学选址及优化布局提供指导和建议。
在新时代推进区域发展实现更平衡更充分的大背景下，需要站在国家区域协调均衡发展的战略高度，综合考虑“胡焕庸线”东西两侧的自然环境、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现状及差距加速拉大的现实，提出沿博台线实现微突破的基本设想。研究认为，“胡焕庸线”是中国重要的人口地理分界线、重要的自然地理与生态环境分界线、国家主体功能区与国家生态功能区的分界线、中国新型城镇化主体区与非主体区的分界线、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分界线。1980—2020年间“胡焕庸线”两侧经济社会发展差距拉大，未来30年（2020—2050年）可破局缩差沿博台线实现微突破，重点微突破“10个10%”，争取实现西北半壁人口占全国比重达到10%，经济总量占全国比重达到10%，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10%以上，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比重超过10%，地方财政收入占全国比重超过10%，实际利用外资占全国比重达到10%，人均GDP增速超过10%，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差额拉大速度控制在10%以内，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差额拉大速度控制在10%以内，教育资源绝对差距以年均10%的速度缩小。为了实现微突破战略目标，沿博台线从人口微布局、经济微布局、城镇化微布局、产业微布局、完善生态补偿转移机制、实施西部精深开发战略等方面提出了缩小“胡焕庸线”东西部发展差距的主要路径与对策建议。
在城镇化和工业化的驱动下，中国丘陵山区耕地逐渐被边际化，耕地撂荒范围也迅速从劣质的坡耕地延展至优质的梯田，大规模梯田撂荒将会引发一系列社会和生态效应，科学评估中国山区梯田的撂荒程度及空间分布将有助于有效地应对耕地撂荒问题。本文通过全国抽样调查的方式对中国梯田的撂荒程度进行了调查，利用获取的中国329个县的560份村问卷测算了中国梯田撂荒规模，并进一步分析了梯田撂荒空间分异特征及驱动因素。结果显示：① 全国梯田撂荒现象分布广泛，发生梯田撂荒的村庄占总调查村庄的比例为54%，撂荒面积占梯田总面积的比例达到9.79%；② 梯田撂荒程度呈现“南高北低”的特征，南方丘陵山区较为严重，尤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最；③ 梯田撂荒的主要因素可归结为农业劳动力外出务工、梯田耕作机械化程度、灌溉条件、耕作交通条件等。减缓梯田撂荒，应因区精准施策，提高梯田区机械化水平等措施具有普适性，针对质量较差的梯田，可有序“退耕”，对于质量较好的梯田，可采用调整种植结构、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鼓励流转与规模经营等方式。
基于采自柴达木盆地内部牦牛山的祁连圆柏树木样芯，新建采样区域过去2710 a的树轮宽度年表，并计算了器测时期（1957—2017 AD）气象数据与树轮宽度年表的相关系数。结果表明：树轮宽度年表与上一年7月至当年6月降水量变化的相关性最高（r = 0.753，n = 60，p <0.01），基于此重建了该区392 BC—2017 AD上一年7月至当年6月的降水量变化。器测时期方差解释量高达64%。重建结果显示，在年代际尺度上存在9个湿润期（106—75 BC、6—39 AD、179—229 AD、581—646 AD、823—914 AD、1026—1095 AD、1378—1414 AD、1567—1609 AD和1985—2017 AD）和7个干旱期（328 BC—297 BC、 86—151 AD、694—747 AD、1168—1199 AD、1444—1525 AD、1680—1725 AD和1792—1860 AD），1792—1860 AD是过去2400 a最干旱时期。功率谱分析结果表明，过去2400 a柴达木盆地东北部地区降水量存在2~8 a、40 a、80 a和225 a准周期变化（p < 0.01）。此外，本文研究区干旱期与太阳活动极小期对应较好；时序叠加法分析显示，中低纬度强火山喷发后的第一年研究区降水量显著减少。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太阳活动和强火山喷发是研究区降水量变化的影响因素。
县域城镇化的有序发展和优化布局，对于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产业结构优化调整、资源与市场优化配置、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研究表明：① 2000—2020年中国县域城镇化快速发展且区域差异显著，东部沿海地区、中部城郊地区和北方边境地区的县域城镇化率相对较高，而西南地区、中部农区、西藏及新疆大部分地区的县域城镇化率偏低；2020年沿“胡焕庸线”东侧的东北地区、冀北及晋陕豫地区、川东及云贵地区成为县域城镇化率高值区，珠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京津冀地区、成渝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内蒙古边境地区，以及江浙闽东南沿海一带城镇化率超过50%的县域达716个，占比38.3%。② 县域城镇化是人口、经济、社会、文化等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经济发展水平、自然环境条件、基础设施建设、地理区位条件、公共资源供给、专业创业集群与宏观政策等影响县域城镇化的方向、范围和深度。预测到2035年中国城镇化率为76.04%，县域城镇化率为64.38%。未来要重视强化县域人口、经济、社会和空间组织结构的调整优化。③ 县域城镇化发展可分为大城市周边县域要素集聚型城镇化、专业功能县域产业集聚带动型城镇化、农产品主产区县域农业现代化引领型城镇化、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保育型城镇化、人口流失县域异地转移集中型城镇化等5种类型。④ 县域城镇化以县城和重点镇作为要素集聚的重要空间载体，形成居业协同与产城融合的多级体系。通过构建产业全价值链、主导产业关联集群、公共服务融合配置体系等创新路径，将推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与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城乡产业融合与等值化发展，促进城乡融合网络化、城乡治理体系化与资源利用集约化，为优化县域人地关系和城镇化空间体系提供持久动力。
长期以来，“流动人口”和“人口流动”这两个概念、以及基于这两个概念获取的数据在中国相关研究和政策制定中得到广泛使用，甚至主导着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研究。在国际背景下对这两个概念和相关数据的有效性和可靠性进行了深入地检视，并通过对若干人口普查数据和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分析，揭示“流动人口”和“人口流动”在测量人口迁移流动事件时的失效和失真。结果表明，“流动人口”和“人口流动”概念及相关数据已与现实的迁移流动事件和过程严重脱节；它们既可能因高估迁移流动人口的规模而失真，也可能因系统性遗漏某些迁移流动人口（如城—城流动人口）而失效，同时还严重干扰对现实人口迁移流动方向的判断。此外，基于“人户分离”得到的流动人口数据还存在着不能用于“率”指标的计算和缺乏国际可比性等问题。基于此，本文认为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相关概念、测量和数据收集应回归其反映空间变动事件的本质功能，逐步扩大使用基于5年前常住地（乃至1年前常住地）变动的人口迁移流动数据，并充分利用人口登记和行政管理数据开发基于迁移事件的人口迁移流动数据，为分析和判断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演变趋势和规律提供有效且可靠的数据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