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地域系统是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多维对象，其复杂性、动态性特征要求突破单一领域思维，通过系统科学理论、多源数据驱动的技术方法与可持续转型路径的深度融合，实现系统诊断—情景模拟—精准施策的全链条治理。本文基于人地系统科学理论与地理学多尺度分析范式，通过探究乡村地域系统“要素—结构—功能”级联分析体系，解析乡村地域系统与乡村振兴的科学内涵，阐明乡村地域系统多尺度演化规律与转型机理，开发乡村地域系统发展状态评估与情景模拟技术，梳理提出了乡村地域系统转型机理与模拟的“三器”（诊断器、探测器、模拟器）平台框架；通过创新多模态时空数据融合与智能解译方法，突破乡村地域系统要素定量反演的技术瓶颈，建立多要素协同观测指标体系与数据共享应用平台，揭示不同发展路径下的乡村转型空间格局，探索创建了“三大”体系，包括“自然—社会—技术”多维交互的乡村地域系统理论体系、跨平台乡村地域系统协同观测技术体系，以及乡村振兴科学路径及其管理标准规范体系。研究成果有助于实现乡村地域系统多源异构数据协同观测和情景模拟体系化，为科学编制乡村振兴规划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决策提供理论指导与技术支撑。

在对新地缘政治理论演化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本文构建了新地缘政治研究的方法论框架，尝试弥合新地缘政治与传统地缘政治在范式上的差异，以此提升社会转型背景下地缘政治学的凝聚力。本文对新地缘政治研究的方法论构建主要体现在地缘政治研究的多层级分析以及国家间交流领域的多样性两个方面。从多层级分析来看，新地缘政治在尺度和行动者维度作出了拓展，将城市、社区等多层级空间单元，以及草根群体等多元行动者纳入地缘政治分析框架。从国家间交流领域来看，新地缘政治刻画了文化、旅游等日常生活细节如何成为塑造全球地缘政治的关键因素。此外，本文提议将民族志、文本分析等质性研究方法程序性地纳入地缘政治的研究方法中来推广，提供一种区别于传统地缘政治的观察视角。在全球化、信息化对全球地缘政治关系产生变革性影响的背景下，新地缘政治方法论的构建可以助力于刻画影响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演变的要素转型及其发生过程与机制，同时可以广泛指导新地缘政治研究的开展。在中国海外社会经济活动日趋活跃以及面临的来自“自下而上”的地缘政治风险日趋明显等的背景下，新地缘政治方法论的构建对于系统指导中国相关的地缘政治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流空间研究为城市与区域发展领域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有助于揭示和理解城市内部及区域间的动态交互作用。该研究不仅可为城市管理和空间规划提供科学的分析手段，还能通过优化资源分配和提高空间利用效率，为促进区域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指导。本文从概念、属性、特征和基本要素等方面系统梳理和深入剖析了流空间的内涵，提出并分析了流空间研究的演进框架，通过理论溯源、研究趋势和热点分析，发现流空间研究呈现“超核心、多中心、泛主题”的发展态势。更进一步，本文探讨了流空间研究的分析范式及其显著转变：研究领域从单一的经济联系扩展到涵盖社会、文化、生态和地理等领域的多维联系；研究数据从传统的统计调查数据发展为传统数据与多源大数据的结合；研究方法从定性研究向动态定量研究转变。未来创新数据采集与融合技术、开发先进分析工具、拓展跨尺度研究方法、加强理论与实证结合和推动跨学科协作等是进一步深化流空间研究的潜在方向。

边境口岸是阻止邻国风险入境的第一道防线，其风险状态直接威胁国家安全，影响边民生计和企业生存，当前对于边境口岸地缘风险的定量评估还较为缺乏。本文从概率和损失两个维度出发，构建了边境口岸地缘风险定量评估模型，融合多源时空数据开展中国口岸地缘风险测算、类型划分和特征分析。结果表明：① 中国边境口岸地缘风险压力逐渐西移，西南部边境口岸压力聚集，综合性功能的边境口岸呈现高风险压力状态。② 南部中缅、中越边境口岸地缘风险概率较高，北部边境的通道性节点口岸地缘风险概率突出。瑞丽在所有口岸中，地缘风险概率位列第一。③ 南部边境地缘风险的潜在损失集中，尤其“一带一路”途经的口岸和对外通道关键节点口岸的潜在损失较高。④ 口岸地缘风险整体呈现“南密北疏，多点均衡”格局，可划分为高风险、高概率、高损失、低风险4个类别，1/4的口岸呈现高风险状态。本文构建的地缘风险评估模型可为其他国家或区域的风险量化提供参考，评估结果可为中国边境安全的相关决策提供科学支撑。

城际竞争与合作关系是解析城市体系形态、过程和动力的重要途径；但相比合作型城际关系的成熟研究方法而言，城际竞争缺乏定量测度方法。本文在梳理国内外竞争型城际关系研究脉络的基础上，从企业竞争主体出发，综合考虑竞争类别（结构+规模、市场腹地）与竞争方向（有向与无向）提出了竞争型城际关系的量化逻辑；借鉴多学科的竞争关系测度思路，提出基于“结构+规模”的属性相似和市场腹地重叠的关系相似进行城际竞争关系的模拟方法。最后，本文基于创新企业数据对长三角城际竞争关系进行了测度展示，有效验证了所提出模拟方法的可靠性。本文有助于推动城际竞争关系的定量研究，亦有助于促使城市体系研究和城市网络研究更加关注竞争这一重要维度。

家庭是社会生活的最基本构成单元，是理解城市社会、活动和空间的关键对象。但在城市尺度内系统性探究家庭活动与城市环境的交互特征和规律的研究尚不充分，且在现实生活中两者关系经常处于失衡状态。因此，有必要将人地关系引入家庭研究领域，探究家庭作为社会基本单元与城市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关系，即城市中家庭的人地关系研究（简称“家地关系”）。为此，本文基于时空伴随行为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提出一种基于手机定位大数据的家庭及其时空间行为的识别方法；并以武汉市为例，利用联通手机信令数据验证了家庭识别方法的有效性，证实了该大数据家庭识别结果可作为现实家庭分布的大规模抽样样本。最后，立足人地关系和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尝试构建了面向城市微观尺度的“家地关系”研究框架，以及家庭大数据在该框架中的应用路径。本文为探究城市层面的家、地二元交互规律提供了一套理论框架和基于大数据的研究方法，为更准确地诊断“家地”失衡状态、更有效地制定“以家庭为导向”的环境优化策略提供了支撑，对于家庭生活质量提升、家庭友好型城市建设和城市社会可持续性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空间异质性是地理空间数据特殊性的重要体现，也是地理空间分析方法研究长期关注的核心议题。近年来大量细粒度地理空间数据的出现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为空间异质性建模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从描述对象角度，空间异质性可分为属性异质性和过程异质性；从建模方式角度，空间异质性建模可分为连续建模和离散建模。依据上述分类方法，本文总结出空间异质性建模的主要任务为空间区域划分、局部空间回归、分区域空间回归，并综述了每种任务的代表性方法。本文进一步综述地理空间人工智能领域针对空间异质性发展的一系列方法，讨论了将空间异质性融入神经网络模型结构设计的方式。未来，方法体系相对成熟的空间区域划分、局部空间回归仍将保持生命力；而分区域空间回归、顾及空间异质性的人工智能方法尚有较大的探索空间，是后续研究值得关注的方向。

能源转型已成为当前及今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风险、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能源供给安全的关键选择。但在多重目标约束下，能源转型的不确定性和挑战仍然较大。为此，本文从能源系统结构演化出发，对能源转型的基础概念、研究方法、问题挑战进行文献综述和探究分析，得到如下结论：① 碳中和背景下的能源转型已由“技术”驱动转向“问题”驱动，且不同地区和国家能源转型进程差异明显，政策调控、技术创新、市场机制与主观行为成为能源转型的关键驱动因素。② 针对能源转型的量化研究主要集中于能源转型程度的评价及其趋势预测，但由于涉及能源、经济、环境、社会等多系统的耦合联动，模拟预测的“黑箱”效应较为突出。③ 已有研究对能源转型的经济、安全与社会效益认识存在分歧，能源转型挑战与不确定性仍然较大。未来能源转型研究需兼顾气候变化与经济发展需要，采取多样化转型手段，注重供需协同、区域协同转型，持续加强多尺度建构—关联研究。本文旨在增进对能源转型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理解，为地理学者开展能源转型研究提供学术参考。

随着土地废弃、环境恶化等“现代病”的出现，如何有效地进行土地管理和生态治理成为当今全球亟需关注的发展问题。再野化为以上困境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破解路径。通过梳理和分析西方地理学领域再野化的相关文献，指出对再野化概念的理解需把握荒野与野性、自治与干预两组关系。并提出在关系本体论的指导下，再野化理论具有从全球到地方、从宏观到微观的理论逻辑。具体表现为：① 宏观层面的再野化作为生态和社会经济策略，为全球生态系统保护以及全球城乡发展作出贡献，但也存在区域、政治以及物种的边界争议；② 中观层面的再野化在审视异质和边界问题的基础上，通过探讨跨地方主体间不均衡的组织权力动态，强调地方性知识的回归和公众参与；③ 微观层面的再野化呈现宏观和中观关系下推后的地方经验，呼吁需关注宏大叙事下的微观群体表达，以推行更具在地性的再野化项目。最后，论文在归纳中国再野化研究的特点和现状的基础上，展望了未来中国再野化研究可进一步探索的理论和实践方向，以期为中国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来自地理学的理论养分与实践参考。

健康是人类永恒的追求，健康可持续是社会可持续的基础。采用压力—状态—响应（PSR）模型，构建中国健康可持续指标体系，对2000—2020年中国健康可持续水平的时空特征、结构演化和提升路径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 中国健康可持续水平（HSI）稳步提升，健康可持续等级（HSL）不断提高，总体处于“可持续”状态；地带之间和省域之间的差异不断缩小，均衡化发展趋向明显；冷点区逐渐消失，热点区趋向弱化，分布重心自东南向西北迁移。② 中国健康可持续系统的结构不断优化，发展趋向良好，结构均衡度不断增长并趋近于1，结构协调性不断提高并向“高级协调”转变，结构主导性由健康压力主导型（HP）经健康状态主导型（HS）向健康发展均衡型（HB）转化。③ 中国健康可持续能力提升可分为3个一级区：Ⅰ优先提升区、Ⅱ重点提升区、Ⅲ巩固提升区，6个二级区：Ⅰ₁（藏）、Ⅰ₂（青、新、内蒙古）、Ⅱ₁（黔、滇、渝）、Ⅱ₂（浙、闽、赣、桂、琼、粤、台）、Ⅱ₃（津、冀、辽、黑、吉、沪、苏、鲁、豫、鄂、湘、川、甘、宁、陕、皖、晋）、Ⅲ（京）。④ 未来中国健康可持续能力提升要重点提高卫生资源响应能力，降低社会经济压力带来的健康风险，提升道路安全水平和社会治安水平，改善国民社会健康状态。本研究构建的健康可持续指标体系为国家和区域健康可持续系统评价提供了理论框架和路径策略，对可持续社会和健康国家建设具有指导意义。

中药源于自然、承于历史、用于社会、兴于产业、惠于区域，中国古人很早就开始研究中药与产地的关系，这体现出中药与地理密切相关，也是中药形成的自然道法，但目前尚未形成中药与地理交叉融合的学科。本文基于本草、中药资源、中药产品、中药产业和中药事业的地理特征，解析中药地理学药地关系的研究框架，初步剖析其研究对象、科学问题、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表明：① 中药地理学是研究中药时空分布特征和药地关系的科学，是以产地划分为基础、以道地药材为特色、以保证健康用药为目标，在地理空间层面研究中药的地域差异、空间格局、药地关系及可持续利用的一门学科。② 中药地理学在中医“因天之序”的基础上，基于中药“应地之异”特点，从药用、时间和空间3个方面，秉承“因地选药，因地承药，依地用药，因地制药，见地及药”的理念，研究药地关系。③ 中药地理学研究具有交叉性、综合性、区域性和动态性，融合了中医药学、地理学的研究成果和理论方法，开展中药资源的生态属性、中药（本草）的时间属性、中药产品的社会属性、中药产业的经济属性和中药事业的区域属性五个方面要素的地域分异、空间结构和演化规律的研究。④ 中药地理学将中药与地理交叉融合，利用产地识别、产区变迁和空间关系模型等技术方法，遵循微观与宏观结合、定性与定量结合的原则开展“药地关系”研究，以促进药理、医理、易理和地理相通，拓展中药学和地理学的研究内容。

黄河是中国北方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科学评价其干流生态健康状况，指出今后需解决的关键问题，对探究大型河流环境综合管理具有重要意义。根据生态系统类型确定干流分段断面，将其对应流域作为评价区，构建了包括水质、水文、生物和生境4个准则层的生态健康评价指标体系。探索解决了部分传统评价难点，包括：使用可变下渗容量模型（VIC）还原天然月径流量；采用体现区域特色的多标准水沙搭配评价；通过基于主坐标分析（PCoA）与模糊C聚类（FCM）的综合评价模型，将健康评级转化为样本分类问题，降低了主观影响。最终得到2021年黄河各评价区整体生态健康状况，结果表明：① 各评价区健康度空间异质性明显，自高到低依次为河源区、宁蒙区、小北干流区、下游区、兰州区和北干流区；从健康分类来看，河源区分类为良，宁蒙区、小北干流区、下游区、兰州区和北干流区分类为中。② 水质状况基本满足生态环境需要。③ 生态流量匮乏的时期集中在8月，较20世纪中叶，年内流量分配变化巨大。④ 人类活动造成了河岸带破碎度增加、纵向连通性降低和地表植被覆盖度提升等多方面影响。⑤ 鱼类多样性大幅降低，鱼类结构正在向耐受性演变。建议重点关注支流水污染、夏季生态流量保障两方面，并做好生物栖息地保护与修复工作。

贫困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长期面临的世界性难题，非遗减贫是中国在精准扶贫和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持续探索形成的一种特有发展模式。研究非遗减贫理论和实践经验，对文化强国和乡村全面振兴的推进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基于贫困地域系统的非遗减贫理论依据进行了深入解析，在构建“能力—经济—环境”三维非遗减贫理论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对中国第一批乡村非遗减贫的成功案例贵州省高华村进行了深入的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中国的非遗减贫实践远早于国家非遗减贫相应政策的出台。高华村经历了非遗减贫尝试（2008—2012年）、非遗精准扶贫（2013—2020年）、全面乡村振兴（2021年以来）3个阶段。宏观层面上，非遗助力乡村减贫是内生动力、外源动力、文化动力，以及各因素间相互作用的结果。政策引导下具有针对性的非遗精准扶贫发展路径，是促进乡村减贫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唯一选择。微观层面上，“人”的可行能力提升和“业”的经济结构优化缓解了乡村“贫”的根源，“地”的地理资本强化则缓解了乡村“困”的根源，“人”“业”“地”三者之间的耦合互动共同缓解了乡村的多维贫困。非遗减贫是中国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文化传承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地理学以其特有的学科优势应在推动非遗减贫理论研究和实践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以此为全球减贫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