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确测算农村居民点整理增加耕地潜力是科学编制农村土地整治规划的重要前提.本研究针对当前普遍使用的人均建设用地标准法存在计算简单、测算结果偏离实际等问题,以北京市平谷区为例,统筹考虑农村居民点整理的自然适宜性、生态安全性、经济可行性、社会可接受性和规划导向性5 个方面的因素,建立了潜力逐级修正的测算模型.测算模型的相关修正系数利用农用地分等方法、生态用地一票否决制、经济社会指标评价以及概念赋值等方法设定.研究表明,平谷区各乡镇自然适宜性修正系数为0.4757~0.8628,生态安全性修正系数为0.3004~0.8852,经济可行性修正系数为0.3943~0.8939,社会可接受性修正系数为0.4643~0.8165,规划导向性修正系数为0.2877~0.8858,生态安全性和规划导向性因素对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影响的区域差异较其他3 个方面更加显著;潜力经过综合修正后,平谷区农村居民点整理可净增加耕地面积为614.13 hm2,增加耕地系数为10.77%.

耕地比较效益低下引致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成为破解耕地保护问题的客观选择,而影响经济补偿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在于补偿模式设计是否符合农户诉求,因此定量刻画农户生计资产差异对其补偿模式选择的影响便是补偿模式设计的核心.运用参与式农村评价法(PRA)对渝西方山丘陵3 个样点村392 户农户进行了实地调查,构建了农户生计资产六边形计量分析框架,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模型和Probit 回归分析法对农户生计资产差异与补偿模式选择意愿间耦合关系的存在性和影响度进行了分析,并设计了差别化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模式.研究结果表明：① 农户生计资产存在属性差异和空间分异.农户生计总资产呈现由自给型纯农户到非农户递增的总体趋势,空间上存在海拔越高生计资产越低的趋势.② 农户对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模式的选择意愿存在随农户生计资产差异由“成都模式”向“佛山模式”过渡的趋势,不同地带农户模式选择意愿存在空间分异.③ 农户生计资产差异与耕地保护补偿模式选择间存在耦合关系,自然资产与农户模式选择意愿呈负相关,社会资产对农户的模式选择影响最小,金融资产对农户模式选择的影响较弱,人力资产和物质资产对农户决策均产生较显著影响,心理资产对农户的决策影响最为显著.④ 根据农户生计资产缺乏情况为7 种类型农户设计了概念性的补偿模式体系,并就补偿方法、补偿依据、补偿标准和补偿资金来源问题进行了探讨.

基于江苏省2007/2008 年SPOT卫星影像,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空间韵律测度等模型,定量分析了江苏省乡村聚落形态的空间分异特征,并进一步划分了地域类型.结果表明,在空间分布上,江苏省乡村聚落的集聚特征较为明显,但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性,具体表现为由沿江地区依次向北、向南呈阶梯状稀疏化分布,其整体分布与地貌类型具有较高的相关性;在规模上,江苏省乡村聚落的规模普遍偏小,小村庄的规模差距较小,规模大的村庄比重小但是差距大;乡村聚落规模分布具有低值集聚的特征,并且呈现出明显的“哑铃状”结构,即江苏北部地区和南部地区乡村聚落规模较大,而中部地区乡村聚落规模较小.在形态格局空间变化上,通过苏北、苏中、苏南地区和沿海与沿运河地区的5 条样带的格局指数测度,发现苏中地区的乡村聚落形态复杂程度高于苏北和苏南地区,沿海地区的高于沿运河地区;苏南、沿运河地区的乡村聚落具有较好的连接性;5 条样带的乡村聚落规模分异均比较明显.最后,通过构建乡村聚落形态测度指标体系,采用系统聚类的方法,将江苏省乡村聚落划分为8 种类型：徐连岗岭低密度大团块型、宿淮平原中密度宽带型、沿海垦区高密度条带型、苏中圩区中密度弧带型、江南平原中密度小团块型、湖荡岗地低密度散点型、宁眙丘陵团簇状散布型、里下河低密度团簇型.

土地利用转型,即在社会经济变化和革新的驱动下,某一区域在一段时期内由一种土地利用形态转变为另一种土地利用形态的过程。在中国,耕地和农村宅基地乃土地利用转型的重要源头。本文综合利用2000 年和2008 年两期Landsat TM 影像解译土地利用数据及2000-2008 年国土资源部土地利用年度变更调查数据,分析了中国耕地和农村宅基地利用转型的时空耦合特征。研究表明：① 2000-2008 年期间,中国耕地面积与农村宅基地面积变化的相关系数为-0.921,呈现出明显的增减逆协同演进格局；② 耕地—宅基地变化相关系数与农村宅基地利用变化率的Spearman 等级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在耕地和农村宅基地利用的相互转化过程中,农村宅基地利用的变化起主导作用；③ 通过计算全国各省2000-2008 年间的耕地—宅基地变化耦合系数,发现期间耕地和农村宅基地利用变化耦合程度高的省份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的东南部。社会经济—生物自然—土地管理三维驱动因素通过“农村人口—耕地—农村宅基地”三者之间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驱动着耕地和农村宅基地利用的转型。然而,耕地和农村宅基地利用转型的时空耦合现象及其发生机制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中国特殊的城乡二元结构社会体制。

中国农村地区的房屋普遍处于地震未设防的状态,在地震中房屋结构破坏是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主要因素。作为重要的灾害承险体之一,从房屋结构方面进行区域震灾损失的预测对把握各个地区的灾害脆弱性,科学地制定区域防灾战略和规划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①基于中国县级尺度房屋结构数据库的前期基础工作,以2000 年中国地震区划为基本依据,参考震灾条件下的不同结构房屋破坏比和易损性曲线的研究成果,对中国县级空间尺度的农村房屋震灾脆弱性进行了整体评估。② 根据房屋破坏损失的预测结果,将中国农村地区划分为低脆弱性、一般脆弱性、较高脆弱性和极高脆弱性地区4 类,并对较高、极高脆弱性地区的空间分布规律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中国约18.6%的县处于脆弱性较高和极高的地区,主要集聚在南疆,北疆的乌苏、精河、伊宁等地区,陕西、甘肃、宁夏地区,山东中南部、安徽、江苏等地区,西藏南部边境地区,云南以及青藏高原板块边缘纵贯青川滇的都兰—玛多—道孚—泸定—冕宁—昆明—建水沿线地区。③ 根据各个地区震灾脆弱性的成因和类型,以及较高、很高脆弱性地区的区域发展水平特征,提出了区域防灾策略的建议。

能源是贫困地区农户赖以生产和发展的基本生计资产,过度采伐薪柴的能源消费行为是加剧生态脆弱地区水土流失、土壤侵蚀、森林植被破坏的重要因素。西南山区既是我国贫困地区,又是生态环境脆弱地区,本文选取在西南山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态脆弱性都具有代表性的云南省昭通市为案例,基于946 份调查问卷,采用Tobit 模型对非商品性能源和商品性能源的消费比例的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并得出以下结论：① 地形特征对西南山区农村能源消费结构影响显著,薪柴和秸秆等非商品性能源受资源禀赋影响显著,而煤炭等商品性能源更多的是受市场距离影响。② 随着家庭人均收入的增加,非商品性能源消费比例将下降,煤炭和电力等商品性能源消费比例将上升,但是西南贫困地区由于农户生计资产有限,收入增长缓慢,能源消费结构升级艰难。③ 家庭人均教育程度的提高、从事非农产业有助于西南山区农户增加商品性能源的消费比例,从而提升能源消费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