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社会绿色转型是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国家战略的内在要求和关键任务，现阶段专门针对社会绿色转型的定量表征及时空规律研究相对薄弱。为此，本文引入社会心理学理论构建社会绿色转型定量表征框架，以中国19个城市群为研究区域，按照“格局—过程—效应”研究逻辑，集成熵权TOPSIS、空间马尔科夫链、随机森林等方法，依次揭示城市群社会绿色转型的时空演化格局、时空转移过程及其对经济绿色转型的动态影响，最终尝试提出面向区域的全面绿色转型定量表征框架。研究发现：① 2011—2019年中国城市群社会绿色转型水平呈波动上升态势，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引领社会绿色转型，长江中游、天山北坡、兰西和宁夏沿黄城市群社会绿色转型相对滞后。② 城市群社会绿色转型存在俱乐部趋同现象和空间溢出效应，社会绿色转型存在路径依赖和空间依赖，跨等级和跨区域跃迁概率较低。③ 社会绿色转型是城市经济绿色转型的重要驱动力，且其驱动效应逐年强化，社会绿色转型对纵深推进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战略的作用日益深化。本文一定程度上健全和完善了既有区域绿色转型评价领域的研究议题，为该领域更好衔接和响应当前全面绿色转型战略背景提供了新方法和新思路。

民生福祉是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比肩偕行的重要议题，也是人类发展的根本目的与最终归宿。本文利用2012—2021年“中国民生调查”课题组调查数据，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冷热点分析、空间Kernel密度估计与多层线性模型等方法，探索中国城乡居民福祉水平演变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中国城乡居民福祉水平呈现出波动式上升态势，城市居民福祉水平、乡村居民福祉水平均有所增长；② 中国城乡居民福祉水平表现出显著的区域差异，西北地区与东北地区整体优于其他地区；③ 中国城乡居民福祉水平存在着明显的集聚特征，2012—2021年呈“热缩冷缩—热胀冷缩”的发展态势，2018—2021年中国城乡居民高福祉水平区集聚态势渐趋增强，低福祉水平区集聚态势趋于减弱；④ 个体层面，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工作状况以及户口类型均对城乡居民福祉存在影响；区域层面，人均GDP、人口密度、城市级别与地理位置变量对城乡居民福祉均存在非线性影响；⑤ 与东部地区相比，在中部与东北地区，没有工作对城市居民福祉水平的负向影响会相对较强；在中部与西部地区，没有工作对乡村居民福祉水平的负向影响会相对较强。与东部地区相比，在中部与西部地区，人均GDP对城市居民福祉水平的正向影响会相对较弱，在东北地区，人均GDP对城市居民福祉水平的正向影响会相对较强。研究结果旨在为福祉地理学研究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有益启示。

以数字经济赋能黄河流域城市顺利转型，是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本文以黄河流域为研究区，采用超效率SBM模型对城市转型效率实施评价，并构建空间马尔科夫转移矩阵、面板Tobit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探究城市转型效率的时空转移特征以及数字经济对城市转型效率的驱动效应。结果表明：① 2011—2021年黄河流域城市转型效率以稳定发展为主，存在一定的“路径依赖”和“自身锁定”效应；考虑空间效应后，黄河流域城市转型效率以向上转移为主，且不同邻域类型条件下，城市转型效率的类型转移概率存在异质性。② 数字经济对黄河流域城市转型效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且影响效果存在区域异质性，具体表现为：中游地区>下游地区>上游地区。③ 技术创新在数字经济与城市转型效率之间存在部分正向中介效应，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提升技术创新水平促进黄河流域城市转型；技术创新对数字经济促进黄河流域城市转型效率提升具有“边际减量”的单门槛效应，当技术创新水平跨越门槛值后，数字经济对城市转型效率的促进效果开始减弱。

中心城市作为区域经济发展引擎被重新重视。然而，其对周边城市的影响并不确定，正向辐射带动和负向虹吸效应均得到了不同案例的验证，从动态视角理解中心城市的异质性效应成为这一研究领域的突破口。本文以2000—2020年间发育并快速发展的中原城市群为研究对象，着重分析郑州市对城市群内其他中小城市（228个市、县和县级市）的动态影响，以期形成对中心城市作用的系统理解。本文实证检验确认了中心城市的作用会发生动态变化，且该案例不支持理论预期的“先虹吸后溢出”。具体说来，2005年之前，无法找到郑州市影响中原城市群内其他城市经济发展的证据；2005—2015年间证据指向不尽一致，很可能处于两种状态的过渡阶段；2015年之后，郑州市对围绕在其一定地理距离内的城市发展主要起正向溢出作用。以郑州市为代表的中心城市虹吸主要资源争夺焦点在于省外而非省内，在产业发展策略上十分重视并着力发展制造业可能是上述发现的原因。本文的发现为区域关系理论提供了新认知，也为支持中心城市发展提供了积极信号。

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要求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全面振兴耦合协调发展。本文通过构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全面振兴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修正的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马尔科夫链、随机森林模型等方法定量分析2007—2022年中国中部地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全面振兴耦合协调类型的时空演化特征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2007—2022年中部地区的耦合协调类型经历了“中度失调→勉强协调”的转变，严重失调地区逐渐消失，优质协调地区逐渐出现，耦合协调关系不断优化。空间分布上，耦合协调高值区保持省会集聚，低值区转向西部边缘和豫皖鄂省际边界区，边界效应逐渐显现。② 不考虑邻域条件，耦合协调状态的转移存在“路径依赖”和“自身锁定”效应，同时表现出“俱乐部收敛”现象，存在向更高层次转移的可能性但难以实现跨越式发展。地理背景在耦合协调状态演进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马尔科夫预测结果也证明了这种空间溢出效应将长期存在，耦合协调状态的长期演变趋势较为良好。③ 在耦合协调发展过程中，产业发展水平发挥着核心主导作用，区域投资水平、科技创新水平、人力资本水平、人口从业结构发挥着要素保障作用，地理空间距离则产生制约作用。最后，本文提出了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以期为中国中部地区实现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全面振兴协调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本文旨在分析长株潭城市群的农业空间关联网络结构，揭示其对城乡融合的影响，并提出优化路径，以提升农业产业效率并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重点包括农业空间关联网络结构的特征分析、城乡融合的耦合关系以及该网络结构的优化路径，采用社会网络分析和修正引力模型，分析长株潭城市群农业资源配置的空间网络特征，并通过耦合协调模型评估网络结构与城乡融合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长沙县、湘潭县、宁乡市在资源协调性和流动性方面表现突出，具备发展成为农业现代化示范区的潜力；而韶山市和石峰区在资源利用效率和要素配置优化方面存在明显短板。基于此，本文提出优化农业空间网络、推动城乡协同发展的路径与政策建议。一是以长沙县、湘潭县和宁乡市为核心打造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强化农业科技创新和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区域资源流动效率；二是在韶山市和石峰区加强核心与边缘区域的资源互补，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改善资源配置；通过延伸农业产业链，促进农业与其他产业融合，全面提升区域农业现代化水平和城乡融合质量。

生态韧性是描述城市群生态系统应对外部冲击时表现出的抵抗、适应和恢复的能力，如何提高生态韧性已成为新时期城市群国土空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鲜有研究从人地关系视角评价城市群生态韧性，并揭示其演化机理。本文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研究对象，从抵抗、适应和恢复等方面综合评价了生态韧性的年际变化特征，并运用最小二乘法结构方程模型剖析了人地关系变化对生态韧性的影响程度和路径。结果表明：① 2000—2020年长江中游城市群抵抗力、适应力和恢复力在时间上呈现波动变化特征，空间上呈现不均衡格局。② 2000—2020年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韧性水平呈现出阶段性特征，表现为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趋势。空间异质性明显，整体呈现“东南高西北低”的空间分布格局。③ 自然环境和区域政策对生态韧性具有显著的正向直接效应，路径系数分别为0.42和0.18。相对地，城市化对生态韧性有显著负向效应，路径系数为-0.26。绿色创新对生态韧性的直接效应不显著，但有显著的间接效应。其中，绿色创新→区域政策→自然环境→生态韧性这一路径的正向间接效应强度最大，路径系数为0.18。研究结果有助于加强自然环境、绿色创新、区域政策等对生态韧性的影响认识，为城市群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科学参考。

本文面向当前国际形势与国家战略，对珠三角的全球化研究进展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发现当前研究存在全球化模式模糊和指标代表性不足等问题。基于此，本文借助战略耦合理论，重新提出了解析后发区域全球化的基础理论框架；进一步在空间粘性与区位优势两个变量的指引下，构筑了量化指标体系，并以珠三角为实例开展测度与分析。结果显示：① 战略耦合理论适用于解析以珠三角为代表的后发地区的全球化，比传统测度方式更加系统、清晰，具有更好的解释力。② 基于珠三角的实证分析，本文发现区域全球化模式不是简单的线性增长或者循环，而是呈现出迂回波折、螺旋向上的“S”型演化路径。③ 通过对比珠三角东西岸，本文发现区位优势对全球化模式演化影响显著，不仅体现在区域初始起飞阶段，更深刻体现在对后续演化路径的影响。这些对于后发区域全球化研究和区域经济发展实践均有鲜明的知识贡献和指导价值，也为区域全球化研究提供了新的测度方法。

外资企业境内再投资（简称“境内再投资”）作为外商投资的一种新形式，是将外资由国际资本“外循环”转化为国内市场“内循环”的重要动力。本文基于2000—2021年广东省21万余条企业投资数据，通过构建境内再投资网络关系集，分析了广东省境内再投资的网络结构、产业空间模式与影响机制，并与外商直接投资、港澳台企业投资、国有企业投资和民营企业投资进行比较。结果发现：① 境内再投资逐渐成为广东省外商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规模相较直接投资，由2000年的2.42%上升为2021年的61.16%；② 空间上看，广东省境内再投资呈现“本地结网”与“等级扩张”特征，资金来源地高度集中在深圳与广州，目的地集中在本市或跨省核心城市，并呈现低附加值产业“本地结网”、高附加值产业“等级扩张”的特征；③ 产业上看，电力产业的境内再投资以“政策通道扩张”为主，而制造业、租赁商贸和批发零售以“产业关联通道扩张”为主；④ 与其他类型企业相比，境内再投资受距离、市场规模的影响位于直接投资和内资企业投资之间，且比直接投资更加依赖人才技术、对外联系、政策支持与产业关联。本文为扩大中国外资利用渠道、完善境内再投资政策提供了参考。

由于全球气候变化和环境危机日益严重，发展低碳经济日益成为各国的共同目标，在此背景下，新能源汽车行业逐渐成为全球汽车制造业的未来趋势和转型方向。本文基于2022年特斯拉（上海）新能源汽车供应商数据，利用总部—分支归属联系模型建构其全球生产网络，探讨其空间组织特征与核心驱动机制。研究表明：① 特斯拉（上海）汽车零部件全球生产呈现典型的全球链接特征，与周边其他地区形成了典型的“核心—外围”空间结构，生产网络高频次联系主要集中在东亚、北美和欧洲的经济、科教中心，或者较为成熟的产业研发制造基地之间。② 在特斯拉（上海）新能源汽车的4个生产系统中（智能电子电器、电池与电驱动、热管理和车身底盘饰件），不同系统的等级结构差异较为明显。③ 特斯拉（上海）各系统生产网络中绝大部分社群都打破了传统的地域和行政界线，通过零部件模块化生产将全球各城市联系起来，社群内部非均质性较强，网络节点“核心—边缘”组织结构逐渐形成。本文借助GPN 2.0提出的成本—能力比率、市场动因、金融规则和环境风险4个解释因素，进一步从全球环境、市场需求、技术关联、地方优势等方面深入剖析特斯拉新能源汽车全球生产网络中高度复杂的核心影响因素，从而补充解释全球经济地理新现象，为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与可持续发展提供有效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支撑。

城际联系是认识区域结构的重要维度，其中与城市网络的主要“编织者”有关的商务活动尤为关键。大数据在城市网络研究中应用日益广泛，但难以区分人群及出行目的，制约了对城际商务联系的深入认识。本文提出大小数据融合的外来商务人群识别方法，采用问卷调查小数据构建模型并应用到手机大数据识别上海外来商务人群及活动，分析其时间特征及来源地、主要出差地、其他伴随活动等空间分布特征，总结空间结构与区域联系模式。研究发现，2019年11月上海外来商务活动约占37%，主要来自长三角核心区域和远沪大城市，时间上以4 d内的短期到访为主，并以周为单位规律波动。空间分布上，外来商务出差及其伴随活动具有显著多中心特征，呈现双极核（虹桥和陆家嘴—南京路）、横向核心区、连绵商务区以及商务活动轴四级结构；从不同规模、距离的城市前来的商务活动分布差异显著，与其产业特征有一定关联。本文提出的大小数据融合方法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在城市网络研究与空间规划等领域具有较大的应用价值。

对外援助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工具，也是透视美国国家战略的窗口。在当前全球局部冲突与动荡频发之际，探讨美国对外援助的动机有助于理解和把握美国的国家战略意图。本文利用2000—2019年美国对外援助数据，借助GIS空间分析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等方法，从利他主义、利己主义和功利主义3个方面，探讨美国对外援助的空间演化规律及其驱动路径。研究发现：① 美国对外援助呈现出先增后稳的基本趋势，军事安全和经济发展援助是重点援助类型。② 美国对外援助时空分异显著。中东和北非长期是援助重点地区但有降低趋势，主要受军事安全、经济发展和人道主义援助；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是新的援助增长极，主要受社会部门、经济发展和人道主义援助；其他地区受美国援助规模较小且逐步降低。③ 美国对外援助的关键驱动因素由经济发展水平和出口规模向地缘战略、政治关系和制度质量因素拓展，总体呈现出由经济利益驱动逐步向地缘政治利益驱动转变的趋势，这可能与美国的战略重心东移有关。从具体援助类型来看，经济发展、社会部门、人道主义和其他援助属于经济利益驱动型，军事安全援助属于地缘政治利益驱动型，民主政治援助属于民主价值驱动型。不同类型援助服务于不同的对外政策目标，共同构成美国追寻自身利益的工具。本文可为中国对外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商标是衡量产品创新和行业变化的潜在指标，表征更广泛的创新活动和未被专利捕获的软创新。而目前关于商标与创新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从商标视角探究中国城市软创新的研究尚未开展。因此，本文基于1980—2021年的商标数据，融合大数据挖掘、数理统计、GIS空间分析和计量经济模型，刻画中国城市软创新的时空演化规律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商标规模呈现持续增长和波动变化的复合演化特征，表现出双周期和三阶段演化态势；城市软创新产出呈现出自东部沿海向中西部内陆递减的“阶梯式”空间分布格局，遵循区域高度集聚规律，等级变化具有稳定性和变化性的双重特征。② 商标类别分布存在明显的异质性，服务类比重不断上升，小类集中在消费品领域，且保持稳定增长；其空间分布呈现集聚和分散特征，集中类别基本与产业发展趋势及创新驱动特点吻合，呈现与产业结构格局同构态势。③ 互联网发展、新企业的形成、技术创新对商标强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人口规模、人均GDP和城市货物出口对商标强度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商标申请强度在不同行业表现出一定的异质性特征，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与商标活动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而与政府服务部门之间存在负相关。

准确把握新时期行业扩散过程的特征和规律对落实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解决现阶段区际产业有序承接转移等区域协调发展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城市间的行业投资数据，采用零膨胀负二项回归模型（ZINB模型）等对比分析了中国13个主要行业在城市间扩散过程的差异性特征，厘清了扩散强度和扩散可能性的差异化作用。结果表明：① 无论是投资来源城市还是目标城市，城市规模的扩大都有利于城市间行业扩散强度的增强，且多数行业扩散强度对于投资来源城市的规模变化更为敏感；② 13个行业都更倾向于向距离较近、规模较大的城市扩散，空间距离主要影响行业扩散的可能性，而等级距离更多地影响扩散强度；③ 综合考虑空间距离和等级距离的差异化影响，13个行业可以分为空间距离和等级距离双重强约束型、强空间距离—中等等级距离约束型、强空间距离—弱等级距离约束型、强等级距离—弱空间距离约束型4种类型；④ 中西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应构建区域—省两级中心体系，而消费性服务业宜形成区域—省—重点市三级中心体系。

不断缩小区域经济差异，增强区域发展平衡性，是中国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应有之义。本文融合夜间灯光数据与GDP统计数据构建实际经济指数（GEI），运用泰尔指数、尺度方差模型和空间过滤模型对2000—2020年中国区域经济差异时空演变进行了多尺度分析。研究发现：① 2000—2020年中国区域经济绝对差异逐年扩大，但相对差异整体趋于缩小；② 不同区域划分下，中国区域经济尺度方差均呈现出市级>县级>省级>大区域的递减格局，市级的尺度方差增幅最大且贡献率最高，缩小市间差异是缩小中国区域经济差异的关键；③ 2000—2020年空间自相关对中国区域经济差异的贡献率由23.804%提高至26.079%，不考虑空间自相关因素会导致对中国区域经济差异的高估；④ 空间自相关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具有尺度敏感性，空间尺度越小，区域经济差异对空间自相关的敏感性越强。经空间过滤后，即剔除空间自相关因素后，中国区域经济差异由市间差异最大变为县域间差异最大；⑤ 人力资本、产业结构、消费规模、财政分权对中国实际经济指数的影响显著为正，但这些因素对中国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本文可为中国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提供多尺度、精细化、差异化的决策参考。

陆海多要素匹配是海岸带韧性演化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探究陆海多要素匹配对海岸带韧性的影响机制是沿海地区健康发展的关键问题。本文基于2005—2021年面板数据，运用可变模糊识别模型和秩匹配度方法测度中国海岸带韧性与陆海多要素匹配度，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探究陆海多要素匹配对海岸带韧性的影响机制，并利用系统动力学方法，设置了4个仿真情景，模拟陆海多要素匹配与海岸带韧性的发展演变趋势。研究发现：① 中国海岸带韧性呈稳定增长趋势，广东、上海的韧性水平相对较高，广西、海南的韧性水平较低。② 陆海多要素秩匹配度呈“匹配→不匹配→匹配”的波动趋势，广东和上海匹配度较高，辽宁和广西匹配度较低。③ 陆海多要素协调匹配有利于提升海岸带韧性，经济发展、对外开放、城镇化等因素对海岸带韧性也具有正向影响。④ 通过比较4个情景方案，情景四即综合调控陆海多要素匹配关系，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海岸带韧性。研究成果可为中国海岸带韧性发展规划多方案模拟、评估和决策提供科学服务。

居民生活用电的平等性问题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 7的重要内容，而广东省是中国城乡融合的领先省份，其城乡居民生活用电的平等性及其变化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然而，目前缺乏基于精细尺度数据实现地理空间的城乡居民生活用电统计和分析。本文基于夜间灯光遥感、全球人类居住层（GHSL）等数据，研发了2000—2020年连续21年的500 m网格城乡居民生活用电数据集，刻画了广东省居民生活用电的城乡不平等性及其时空特征。研究表明： ① 2000—2020年广东省城乡居民生活用电不平等的相关指数大幅下降，不平等性指数和总体泰尔系数降至0.83和0.013，城乡内部不平等愈发重要。② 珠三角城乡居民生活用电水平最平等，其极低密度乡村地区已经超过城市中心区成为人均居民生活用电量最高的区域。③ “城市中心区集中”和“极低密度乡村地区反超”成为城乡居民生活用电的两个显著空间特征。④ 洛伦兹曲线和基尼系数显示，不同地级市的城市中心区居民生活用电最平等，而半密集城市聚集区和乡村聚集区最不平等。本文突破了统计调查数据成本高、精度低的客观局限，丰富了城乡多元空间视角下的能源研究，为从空间上刻画中国及世界其他区域城乡能源电力消费特征提供了普适性框架。研究结果可为进一步认识广东省城乡能源不平等性、推动区域能源协调发展提供科学参考和决策支撑。

作为地球“第三极”和中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青藏高原的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基于SDGs构建了经济发展、社会包容、公共设施和环境保护4个维度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研究了2000年、2010年和2020年3个年份青藏高原县域工业化、城镇化和转移支付的可持续发展效应，揭示了青藏高原工业发展模式和城镇人口集聚度的可持续发展影响。研究发现：① 青藏高原可持续发展不同维度差异较大，环境指数高，经济指数低，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压力相对较小，从2000年到2020年经济、社会和公共设施都获得了大幅提升，环境指数保持平稳，可持续发展总体水平取得了长足进展。② 青藏高原可持续发展区域分异明显，高原主体西藏和青海低于外围，柴达木—湟水谷地、横断山区和“一江两河”东段地区为可持续发展高水平地区，三江源地区、藏北高原和雅鲁藏布江上游地区为可持续发展洼地。③ 工业化、城镇化与转移支付对经济发展、社会包容、公共设施3个维度都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对环境具有负向效应，对总体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以正向效应为主。转移支付在平衡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④ 县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的增加和城镇人口集聚度的提升能够有效降低工业化和城镇化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摒弃小散工业化模式，走集中式城镇化道路，有利于推进可持续发展各个维度之间的平衡，走向全面可持续发展之路。

中国空间治理愈加强调对国土未来合理演化过程的设计，理性判读先发国家空间优化与调控中可能面临的共性问题和治理经验，是提高国土空间规划对未来预判能力的关键途径。本文从国家尺度解析1976—2021年日本国土空间时空结构、空间转型及空间冲突的时空演化特征，并在识别关键驱动因子基础上模拟日本未来国土演化趋势。研究结论为：① 1976—2021年日本城镇空间剧烈扩张的同时生态环境持续优化，但农业空间规模和粮食产量大幅下降，日本国土农业生产能力日益退化造成巨大粮食安全问题，同时人口向经济发达、地形平坦的平原和湾区集中引发了严重空间冲突。② 日本国土空间演化具有明显阶段性特征，全国经济波动和人口结构变化对国土空间演化整体方向未产生显著影响，但能有效改变演化的速率和进程。③ 多种情景下的模拟结果表明日本未来国土空间格局并不会发生结构性变动，农业空间将被持续侵占，伴随着乡村人口不断流失和老龄化程度加深，其国家粮食安全危机将进一步加重，同时日本极有可能在未来10~15年联结东京—中京—近畿三大都市圈形成世界级的巨型老龄化城市群。

大城市在产业转型升级中起着重要的引领作用。本文以2006—2019年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市辖区为研究样本，从城市标度律的视角探索城市产业转型与人口规模的基本关系及演变规律。研究发现：① 中国城市产业发展受产业整体发展趋势和城市人口规模变化的影响，产业标度因子与产业区位商间的对应关系得到验证：大城市（人口规模排序前5%）的特征产业有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等，其标度因子为超线性；小城市（人口规模排序末75%）的特征产业有农、林、牧、渔业、采矿业等产业，其标度因子为次线性；人口规模排序为5%~25%的城市产业结构介于前两类城市的过渡阶段。② 以中国证据验证了城市产业演进规律，平均产业重演指数为0.49，平均城市重演指数为0.37。城市产业结构随城市人口规模“梯度转移”，大城市带动产业升级，并对小城市形成辐射带动效应。研究结论对城市规划和产业布局具有政策启示。

本文采用全球化和世界城市研究小组（GaWC）的连锁网络模型方法，基于1935年《全国银行年鉴》所载中资银行、外资银行和票号钱庄2702所（1397家）近代金融机构数据，构建了基于金融业的近代中国城市网络并分析其网络特征、空间结构和凝聚子群分布，最终运用广义线性回归探究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① 基于金融业的近代中国城市网络由中资银行主导，其次为外资银行和票号钱庄。② 在网络联系强度方面，中资银行的城市网络联系形成以“（上海—南京）—（天津—北京）”为顶点的发展轴结构。外资银行的城市联系网络重心在沿海和东北地区。票号钱庄联系网络呈现离散分布。③ 在凝聚子群方面，中资银行城市网络的0子群覆盖长江以北与沿海省份，长江以南遗存多个省域子群。外资银行城市网络分为东北地区与沿海各省两大子群。票号钱庄城市网络子群空间范围差异较大，子群间多处重叠。④ 相较于近代埠际贸易网络，基于金融业的城市网络南北分布更加均衡，整体上空间分布也更为整合；较之基于金融业的现代城市网络，近代网络顶点分布更集中，并更多地与政治中心重合。⑤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经济特权，民族资本的繁荣和新式交通条件是影响基于金融业的近代城市网络的重要因素。

创新产出是城市创新能力的重要体现，且日益受到创新合作的推动。经典的“蜂鸣—管道”模型区分了本地和外部合作对创新产出的影响，但针对二者作用关系的实证研究较为薄弱。基于2010—2019年中国城市发明专利申请数据和专利合作数据，采用地理探测器识别城市内外创新合作对创新产出的驱动作用，并分析其作用在不同时期和城市类型间的差异。研究发现中国城市的创新产出与创新合作水平均取得了较大进步，整体经历了从依赖于“蜂鸣”（城市内合作）的内生式创新增长模式向侧重于“管道”（跨城市合作）的外向式创新合作模式的显著转变。“蜂鸣—管道”对城市创新的推动是一个阶段性的过程，在不同地域环境、发展阶段、等级层次的城市中表现出差异化的影响机制。研究认为“蜂鸣”的培育为城市创新要素的集聚和创新成果的产出提供了原动力，“管道”的成型进一步为城市知识基础的更新和创新复杂性的提升注入了新血液，两者在路径依赖式的演化过程中巩固形成城市内外联系的稳定结构，在协同共振的相互作用下促进了彼此的繁荣。本文将“蜂鸣—管道”理论应用至城市尺度，并揭示了城市内外创新联系作用关系的演化机理，有助于深化对城市创新影响机制的理解，并指导城市创新合作的空间实践。

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作为一种新型产业形态，是实现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本文聚焦于复杂空间网络视角，在构建改进的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指数的基础上，采用修正后的引力模型构建空间关联关系矩阵，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2003—2021年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产业协同集聚空间关联网络的结构特征进行刻画，并进一步结合区域地理条件和社会经济因素探究空间相互作用论、资源场论下关联网络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 研究期内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的空间指向性特征未发生变化，区域差异趋于收敛，非均衡分布格局得到改善。② 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逐渐呈现出多线程交织的复杂网络形态，整体网络密度不断提高，空间关联性存在较大提升空间，网络连通性较好、结构稳定性不断增强，个体网络中“核心—边缘”结构特征显著。③ 东部地区主要为“净受益”和“经纪人”板块，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为“双向溢出”和“净溢出”板块，空间关联网络以板块间的溢出效应和关联效应为主。④ 空间邻接关系、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和劳动力投入水平差异等因素共同驱动空间关联网络的形成。研究结论对于优化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的空间关联网络，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产业协同集聚是产业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也是产业协同发展在空间上的具体表现。本文从产业协同集聚的测度方法入手，针对目前研究方法中存在的可塑性面积单元问题（MAUP）和可视化效果不佳等构建了综合性的测度方法体系。利用该方法体系以北京市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为案例进行实证研究，分析协同集聚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动态演变过程和特征。结果表明：① 2018年行业对的集聚跨度的极差为34 km，集聚强度的平均值为0.0858，相比2008年集聚范围更分散，集聚强度有所降低，但设备制造业、科学技术、信息传输服务等知识密集型行业对则更倾向于协同集聚；② 2008年协同集聚水平较高的行业对集中分布在城市核心区，2018年则沿着交通干线向外围地区扩散，形成“多点集聚”的分布形态，并大致与北京市规划的两业融合示范园区相对应；③ 综合来看，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呈现集聚强度下降，但中高度协同集聚的网格分布扩大，区域间的非均衡性缩小，空间分布得到优化，工业园区、交通可达性和信息技术发展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中美贸易战全球地缘政治危机背景下，地缘政治与新风险的互动成为GPN 2.0研究的新方向，研究领先企业的全球生产网络的重构进程、战略反应和完整的因果解释动态具有现实和理论意义。本文利用2023年在上海、深圳、东莞调研的华为及其供应商32家企业访谈数据，研究了在当下中美地缘政治危机中最首当其冲的领先企业华为，从全球生产网络向部分国内生产网络的重构过程，尤其关注了它由深圳向东莞的产业再转移过程中的空间逻辑、区域再布局、行动动者策略和因果驱动机制。研究发现：① 华为重组的行动者战略主要有3种，一是基于龙头企业带动效应的企业间控制，二是寻求替代性战略伙伴的企业间合作，三是华为与深圳、东莞地方政府议价的企业外博弈战略。重组的焦点分别围绕着地理邻近性、战略联盟的国产替代、土地与房地产、5G市场展开；② 华为重组的动态因子有3种，一是成本—能力比率，主要考虑到降低土地成本和重新优化研发总部、华为南方生产基地、人才培训和员工配套职能；二是市场动因，以ToB为核心开拓国内新的5G市场，形成3大业务集团+5大军团模式，以深圳和东莞的智慧城市项目为主开拓本地市场；三是中美贸易战的风险环境推动了华为扶持国内多元产业链条；③ 华为重组的行动者战略与因果机制有着紧密的互动，风险环境驱动华为的企业间控制，市场动因和风险环境影响华为的企业间合作，优化成本—能力比率和挖掘5G/房地产市场又是华为与地方政府企业外博弈的核心。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明晰乡村的主体性水平，从乡村主体性视角透视乡村地域系统的发展水平与影响路径，对理解当前乡村社会“主体在场”与“主体缺场”并行逻辑下如何更好地推进乡村人地关系的适配与协同重构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广西阳朔县漓江和遇龙河两河流域20个行政村为研究对象，在探讨乡村主体性概念框架、建立乡村主体性影响乡村地域系统协调发展理论模型的基础上，通过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和熵权TOPSIS法，测度乡村主体性水平及乡村发展水平，进而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探究乡村主体性对乡村地域系统协调发展的多元影响路径。研究表明：① 乡村主体性理论具备推动乡村地位回归的话语意义、奠定乡村本体内涵的概念意义及明确“农民主体性”的动力意义，可解构为主体类型、主体意识、主体行动3个维度；② 阳朔县两河流域乡村主体性水平较为均衡、各维度水平的空间分异显著；③ 乡村地域系统包括人口、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经济、资源五大子系统，阳朔县两河流域乡村处于中低发展水平；④ 乡村主体性单个要素并不构成影响乡村地域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必要条件，乡村地域系统高耦合协调度的组态路径以乡村主体性充分型为核心，乡村地域系统低耦合协调度的引发以乡村主体缺失型路径为主。

着眼于“一带一路”建设投资安全性，从政商环境与政治倾向两个维度剖析“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家（地区）地缘环境。结果显示，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沿线国家（地区）政商环境略有改善，但空间差异较大，呈现东西两端较好、中部较差的格局；各国家（地区）政商环境无明显的空间依赖性，但有微弱的向好的同质化趋势，其中低分值国家（地区）主要位于前独联体国家、中东及中南半岛地区，这些国家（地区）彼此关联较弱，表现出“同而不和”的特征，因此，“一带一路”建设宜集中连片突破。政治倾向评价结果显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政治分化明显，对华态度不一，且随着对华态度的升温，政商环境呈下降态势。二者的负相关表明，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地区）相对而言政局动荡、经济落后，他们希冀借力“一带一路”实现本国发展。因此，“一带一路”建设在充分考虑投资安全的同时，需积极宣传中国价值观，争取更多政商环境良好国家（地区）的支持和参与。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政商环境落后及政治分化的现实存在，中国迫切需要探索符合“一带一路”地缘模式的地缘政治理论，为“一带一路”建设保驾护航，同时通过重塑地缘战略叙事重夺政治解释话语权。本文关于政治倾向性的定量评价研究，为国别与区域政治分化研究提供了初步探索，也为推进地缘环境研究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