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行政等级决定了城市的资源动员能力和人口流动方向，行政城市也是政策执行主体。鉴于以往文献较少从城市行政等级角度开展人口流动格局分析，本文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探究了人口跨城市行政等级迁移的格局与迁入地城市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按照城市行政等级从低到高排序，人口向上迁移占绝对主导地位；在空间上，以向东部地区的跨地区迁移为突出特征。对多次迁移人口而言，后续迁移以同级迁移和地区内部流动为主，向下迁移占比提升，超过向上迁移比例；首次迁移中被优先选择的一般地级市和省会城市占比在后续迁移中有所下降，而县级市（县）、计划单列市和直辖市的占比上升，显示出首次迁移试错之后的重新定位。经济原因构成了人口流动的主要动力，个人的社会经济属性和户籍地影响了迁入地城市选择，反映出人口流动受择业竞争力、就业偏好、生命周期和户籍地路径依赖的影响；迁入地城市选择也与迁移范围有关，省内迁移更加偏好省会城市，而跨省迁移选择直辖市的可能性最大。本文为人口迁移理论提供了城市行政等级起作用的证据，显示出与Ravenstein经典的阶梯流动理论不同的格局，也深化了人口推拉理论的内涵。研究结论对于落实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政策具有启示价值。

人口老龄化是影响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针对中国“未富先老”国情，全面提升居家养老服务水平是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养老需求的必由之路。根据养老服务设施的公共或准公共特征，本文从需求与供给两方面，构建了兼顾公平和效率、以可达性为核心、基于老年人需求异质性的研究框架。综合考虑日常用餐、文体活动、医疗卫生、日间照料等居家养老服务，依据2021—2023年对北京市545位60岁及以上老年人的访谈与问卷调研，结合1 km人口格网、常住人口及各年龄段人口比例、养老服务设施POI等数据，利用SPSS统计分析、两步移动搜索法、Dagum基尼系数与双变量空间自相关等方法，分析老年人的异质性需求，评价不同居家养老服务设施的可达性，探讨综合可达性的空间公平与效率。研究发现：① 个体属性决定老年人的需求异质性，退休情况、户籍、文化程度、（退休前）职业和年龄是影响到访各类养老服务设施的重要因素。② 相比不考虑需求异质性，考虑需求异质性的可达性更有利于揭示设施与需求的匹配关系及显著的空间差异性，且与满意度调研结果正相关。③ 居家养老服务设施的综合可达性呈现从城市中心到边缘逐渐降低的区域差异，存在空间不公平性，但大部分区域设施配置兼顾了利用效率。

金融集聚与经济韧性是当前经济地理学研究的热点和前沿命题，研究金融集聚对于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基于2008—2021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相关数据，构建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及中介效应模型，研究了地级市尺度上金融集聚对经济韧性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金融集聚主要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近年来中西部部分城市的金融集聚水平有所提升。金融集聚呈现由点状集聚向块状集聚转变。② 城市经济韧性高值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且高值地区大致呈现由北向南、由西部向中部转移的趋势，东北地区经济韧性水平显著下降。③ 全样本回归结果表明，金融集聚对城市经济韧性的直接影响呈现显著的倒“U”型关系，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④ 中介效应模型的结果表明，随着金融集聚水平的提升，产业结构将出现向第二产业的偏离，且产业结构变迁成为金融集聚影响城市经济韧性的中介变量。⑤ 区域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东部地区金融集聚对经济韧性存在负向溢出效应，西部与东北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表现较弱。城市类型异质性检验发现，金融集聚对城市经济韧性的直接促进作用显著存在，资源型城市与老工业城市>一般城市>省会及副省级以上城市。

城市体系是由多个单层关系网络相互依赖、相互耦合形成的多层网络系统。本文采用“颜色边多层图”模型和城际企业网络、知识网络和航空网络数据建立起中国多层城市网络，从多层中心性、层间关联、多层腹地和多层Clique社群4个维度，系统研究了2005—2020年中国多层城市网络的结构及演化特征。结果表明：① 中国城市多层中心性呈现序贯增长特征，空间依赖性和收敛性不断增强，自组织特征映射（SOFM）方法识别出9种不同的演化路径；② 单层网络之间存在正向依存关系，连边依存度呈现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和成渝为顶点的菱形格局，节点依存度表现出更加明显的层级分化和空间独立性；③ 中国城市多层腹地关系数量从255个增长到1814个，多层腹地权力的去中心化趋势显现，多层腹地格局表现出交互嵌入和交织重叠的特征；④ 中国多层Clique社群（k = 5、m = 2时）的城市数量从14个增长到168个，社群的重叠性和镶嵌性日益显现，推动着中国多层城市网络表现出核心—外围结构的演化特征。中国政府应高度关注多元流动空间中城市网络地位的多维度差距，并充分发挥超越地理邻近性的功能性城市组织特别是多元要素流动通道和多层社群的作用，以推动多元要素在国家尺度上的有序流动和优化配置。

虽然建立外部合作连接是城市推动和实现技术多样化的重要途径，但外部合作连接能否发挥“活水之源”的作用还取决于外部技术能否与本地技术发生“化学反应”。然而，既有研究大多将城市外部合作视作“均质化”的连接，忽略了不同合作连接中所承载技术的异质性，以及其对城市技术多样化的差异性作用。针对这一研究局限，本文利用2001—2020年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数据，研究了长三角城市外部合作技术异质性对城市技术多样化的影响。结果显示：① 在技术多样化演进路径方面，长三角核心城市呈现出从相关多样化到非相关多样化的趋势，而边缘城市的技术演化趋势则相反，这种演进节奏上的差异和起伏与城市群中不同城市、区域板块的技术积累基础、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政策导向密切相关。② 在外部合作技术异质性方面，长三角核心城市的外部技术与本地技术关联度较高且集中于前沿复杂领域，而外围城市的外部技术与本地技术关联较低但集中于传统低端领域，反映出不同城市建立合作连接的技术异质性。③ 回归结果显示，外部合作连接数量的多寡、空间范围的大小并不能决定城市是否能够实现技术多样化，而外部合作连接的技术异质性，即外部合作连接所带来的技术与本地技术存在不同程度的关联才更为关键。当外部合作连接中所承载的技术与城市本地技术关联性较高时，外部合作连接更能推动城市技术的相关多样化；反之，更能推动城市技术的非相关多样化。

揭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民生福祉的适配关系是建设文化强国和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重要议题，也是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环节。本文基于2012—2022年长三角城市群2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通过解析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民生福祉的适配机理，构建两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核密度估计、趋势面分析等方法刻画其时空演化特征，并通过综合适配模型、重心迁移模型、探索性时空数据分析等方法探讨两系统的时空适配关系及交互特征。结果表明：① 研究期内，长三角城市群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民生福祉指数动态上升，东部与西部的发展水平差异显著，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指数的城际差异趋于收敛而民生福祉指数的差异持续扩大。② 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民生福祉的重心移动间距先增大后减小，长三角城市群总体适配水平在波动中增长，表现出“低水平耦合—磨合调整期—高水平适配”的演化过程，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社会福祉、健康福祉尚未形成良性适配关系。③ 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民生福祉的空间关联格局呈现一定的转移惰性，具有较强的路径依赖与空间锁定特征，区域协同效应不明显。研究结果可为公共文化服务增进民生福祉提供地理学解释，为“十五五”时期制定差异化的文化发展规划提供科学参考。

面向健康中国建设，兼顾环境正义的体育设施配置对提升城市生活质量、健康公平和可持续发展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如何嵌入环境正义视角引导体育设施配置与空间治理成为关键。本文构建“效益格局—生成机理—治理响应”的研究框架，兼顾环境分配正义分析城市体育设施空间效益格局；基于环境“分配—承认—能力—参与”正义，探讨空间效益格局生成机理及其空间治理的可行性，以湖南长沙为例展开实证分析。结果显示：① 兼顾环境正义的体育设施空间效益提升涉及物质（对应分配正义）、制度（对应承认正义与能力正义）与组织（对应参与正义）多维内容。② 长沙市体育设施社会公平、功能福祉与环境健康效益均处于中低值水平，效益间的关联处于弱协调和非协调发展阶段。③ 长沙体育设施空间效益结构分异是物质基础、制度条件、市场力量以及社区自治共同作用的结果。④ 基于社会—福祉—环境协调的空间效益提升需求，长沙可按低效益型、社会公平效益型、功能福祉效益型、环境健康效益型、社会公平—功能福祉效益型、功能福祉—环境健康效益型、环境健康—社会公平效益型、协调效益型8类形成兼顾环境“分配—承认—能力—参与”正义的分区分类治理策略。本文是面向可持续发展目标兼顾环境正义视角构建城市体育设施空间效益分析框架的尝试，以长沙为实证提出的指标设计、评价思路、机理分析与分类施策实践可对其他城市同类设施配置格局优化与空间治理提供参考。

未来产业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本文基于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对未来产业企业进入的时空特征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实证探究了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对未来产业企业进入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理。结果表明：① 2011—2022年中国未来产业企业进入数呈增长态势，且未来信息和未来制造占据主导地位；空间维度上未来产业企业进入由2011年的“东西高、中部塌陷”逐步演化为2022年的“东、中—西”两级梯队格局。② 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政策能显著促进未来产业企业进入。③ 异质性分析表明，相较于东部地区、高等级城市和高政策强度城市，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政策对中西部地区、一般等级城市和低政策强度城市未来产业企业进入的促进效应更明显。④ 机制检验表明，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政策主要通过促进突破式技术集聚、吸引风险投资流入和推动人才集聚来促进未来产业企业进入。⑤ 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政策吸引未来产业企业进入的辐射范围大致在100 km；相较于中西部试验区、一般等级城市试验区和低政策强度试验区，东部试验区、高等级城市试验区和高政策强度试验区的辐射范围更大。本文研究结果既能为优化未来产业布局、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经验支撑，也能丰富经济地理学关于企业选址的研究视角。

全球价值链是塑造国际分工格局的关键力量，也是理解全球经济动态的重要视角。本文基于多区域投入产出表和投入产出分析技术，构建长时序尺度全球价值链网络数据集，综合集成核心—边缘轮廓、视差滤波、模拟攻击等网络分析前沿算法，刻画全球价值链网络的宏观结构及时空演化过程，解析全球价值链网络拓扑结构特征，多维度测算全球价值链网络结构韧性及其演化特征。结果表明：① 全球主要经济体价值流动规模形成等级结构，价值分布具有高度空间非均衡特征。全球价值链网络持续扩张、日渐稠密，伴随东亚价值流动规模的提升，由欧洲和北美“双中心”结构向欧洲、北美和东亚“三极”结构演进。② 全球价值链网络的核心—边缘结构特征显著，节点的网络位置由其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规模和价值联系多元化程度共同决定。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荷兰和西班牙等欧美国家稳居核心地位，中国、日本、印度和韩国等亚洲国家逐渐崛起。③ 全球价值链网络的骨干结构从以美国为单一辐合核心向中国、美国双核驱动转变，欧洲和日本则对网络结构发挥稳定的支撑作用。随着时间推移，骨干结构呈现重心东移、全球化特征日益突出的演化趋势。④ 全球价值链网络韧性水平整体有限，以国际冲击性事件为转折点呈现4阶段演化特征，而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俄罗斯、日本、中国和印度等主要经济体则对网络韧性具有关键影响力。本文讨论了全球价值链网络的节点和结构特征，并提出促进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网络中韧性和地位攀升的潜在措施，以期为理解新时期经济全球化发展动态、优化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参与模式和战略布局提供参考借鉴。

交通场站作为非法野生动物贸易贩运网络中的关键节点，在打击全球范围内野生动物犯罪中发挥重要作用。本文基于中国裁判文书数据，运用数理统计和空间分析等方法，探究中国2005—2019年涉交通场站的野生动物贩运模式特征及其分异机制。研究发现：① 中国涉交通场站的野生动物贩运案件年际变化呈“M”型态势，月际变化以1月和4月最为高发，月内变化以月初为最。② 涉交通场站的野生动物贩运空间分布呈“沿海沿边集聚、中部小分散、西北稀少”的自东向西递减态势，其运输方式也呈现省域尺度上的集聚差异：航空运输集中在北京、广东和上海，公路运输则集聚于云南、广西和广东。③ 涉交通场站贩运的目标物种达51个科类，以象、穿山甲、犀、熊科为主，航空机场和海关口岸呈现大型动物拆解加工化运输趋势，而执法检查点、服务区、收费站呈中小型动物活体化运输特点。④ 不同类型交通场站的野生动物贩运模式各异：航空机场和海关口岸内以行李、伪装和行邮藏匿为主；公路执法检查点、收费站、服务区、客运火车站和汽车站以行李和汽车藏匿为主。其分异机制映射了犯罪人在贩运过程中的理性应变：基于起讫地点及物种类别选择交通方式，同时考虑地区执法监管力度确定贩运路线，进而根据沿途各交通场站特点，“灵活”实施针对性的藏匿手法。最后，本文结合情境犯罪预防理论从5个维度构建了中国涉交通场站的野生动物贩运预防策略体系。

随着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日益频繁，传统将城市化界定为乡村向城市单向演进过程的理论，已难以有效解释当前县域内部日益复杂的城乡互动关系。本文构建“城市性vs.乡村性×发展性”双棱锥体分析框架，将行政村与社区纳入统一评价体系，系统刻画城乡融合进程中村社之间的多维互动特征。本文以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的村社为基本评价单元，基于多源数据采用综合评价与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构建个体与网络指数评估方法体系，并开展“分级—分类—分区”多层次空间结构分析。研究发现：① 山亭区在村社个体尺度上，城市性呈多点极化分布，乡村性在平原区呈高值连片分布，发展性受多重因素影响，整体均衡而局部分散。② 考虑村社之间的网络联系后，三维综合指数空间格局特征更为显著，城市性表现为多极联动，乡村性呈自西向东延展，发展性呈多元扩散。③ 在分级上，“发中城中”型村社占比最高；在分类上，融合发展类为主导；在分区上，城乡融合先行区占比最大，初步构建起以要素联动、功能集聚为核心的城乡融合空间体系。本文提出因地制宜策略，为县域城乡关系重构与空间治理优化提供理论支撑与路径参考，尤其在村社一体化评估及城乡互动关系识别方面具有创新意义。

中国大城市空间重构过程中，内部空间分化和社会隔离加剧导致环境风险在不同社会群体和地区间的分布不均，进而影响城市居民的健康与福祉。本文选取上海、广州和成都作为案例城市，基于排污许可证信息数据和人口普查数据，运用ArcGIS空间分析方法，从社会和空间两方面定量分析环境风险分布的不平等特征；在此基础上，通过主成分分析方法降维捕捉城市内部空间重构特征，并运用交互项模型分析环境不平等空间分异与城市空间重构过程之间的内在联系。结果表明：低学历人群和外来人口更易暴露于较高的环境风险，且这种不平等从城市中心向外围递增。3个城市环境不平等的空间分布差异源于各自重构过程与发展轨迹，形成了环境剥夺型、局部改善型、最小影响型3种模式，反映了城市发展从资本驱动向政府引导的社会正义转型。本文指出在制定城市可持续发展策略时，需考虑到城市空间发展的全局性和动态性，以确保各地区居民公平享有城市发展带来的环境效益。

空间扩张模式决定了都市圈的城镇建设、土地开发与资源配置模式，对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有着关键作用。本文选取中国中部地区的郑州都市圈、武汉都市圈、长株潭都市圈、合肥都市圈、南昌都市圈、太原都市圈作为研究对象，采用空间动态模拟分析方法，分析了各都市圈1990—2023年的空间扩张模式及其演变情况，并进行了2024—2035年的情景模拟。结果表明：① 中部六大都市圈发展总量、增量、密度指标变化剧烈，演变历程差异显著。郑州都市圈演变为“一核多心多组团”，武汉都市圈保持了“单核+组团”，长株潭都市圈演变为“单核集聚”，合肥都市圈演变为“主次中心”，南昌都市圈保持“双中心”，太原都市圈演变为“中心+廊道+组团”，未来将持续保持、强化上述模式特征。② 郑州都市圈、武汉都市圈、长株潭都市圈为“核心主导”模式，能在短时间内加速都市圈发育，提升扩张效率，但也容易加剧区域差异，使周边城市发展滞后。合肥都市圈、南昌都市圈、太原都市圈为“中心放射”模式，采取渐进、稳健的扩张方式，有利于吸纳外部经济体的辐射力，但发育相对缓慢，效率偏低。③ 应以“多层级、多中心、网络化、精明化、同城化”为指引，采取区域战略、扩张控制、区划调整、政策体系等对策，对都市圈空间扩张模式进行科学优化。

出行脆弱群体的交通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议题。地铁作为城市动脉，因安全可靠、准点高效、方便快捷等优势，成为老年人和未成年学生等出行脆弱群体实现出行公平的重要保障。地铁站周边建成环境作为城市交通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影响这些群体的地铁出行行为，其平等访问性也是空间正义的体现。然而，建成环境对其出行的影响机制和作用路径尚不清晰。本文以昆明市老年人和未成年学生为研究对象，基于轨道交通智能刷卡数据，筛选出常旅客，并结合土地利用等多源数据，采用梯度提升决策树（GBDT）模型，揭示地铁站点周边建成环境与两类群体地铁客流的复杂关联机制，比较不同群体的作用路径差异。结果表明：① 建成环境与不同群体地铁客流间关系多样，呈总体一致性、群体多样性、老年群体特异性和学生群体特异性4种模式；② 土地利用混合度、路网密度、中介中心性与是否邻近城际交通枢纽等变量对各群体地铁客流的影响程度相似，而其他变量的影响差异显著；③ 居住小区数量和土地利用混合度与不同群体地铁客流量之间关系较为一致，分别表现为正相关为主的非线性关系与倒“U”型关系，而其他变量与客流量的关联则各不相同；④ 非线性模型比传统线性模型更敏感，能更精确地捕捉阈值效应。本文深化了空间正义理论在交通地理学领域的应用，为出行脆弱群体的交通出行引导以及地铁站点周边环境的规划与优化提供了理论参考与实证支持。

城镇扩张作为地球表层人地系统演变的关键驱动力，深刻影响着土地资源配置以及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城镇建设用地在全球、国家和城市不同尺度上的水平扩张规律和影响研究已较为清楚，但在三维地形梯度上的城镇扩张类型、空间特征规律以及驱动机制并不清晰。本文以坡度变化为切入点，系统剖析中国2754个县域建设用地、耕地、生态用地三者在坡度上的变化特征及空间交互作用关系。在划分梯度扩张类型的同时，结合随机森林与地理探测器模型探究不同扩张类型空间差异性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① 中国城镇化和耕地保护政策促使城镇建设用地向城镇周边更高坡度空间迁移，全国78.18%的县域呈现出以城镇建设用地坡度升高为主的梯度扩张类型，耕地或生态用地坡度升高的类型主要分布在东北、西北和西南地区；② 建设用地梯度扩张与耕地梯度演化密切相关，坡耕地开发为城镇建设用地提供新的发展空间，耕地坡度明显升高区域的建设用地面积增长率是耕地坡度降低区域的2倍，坡耕地开发也是耕地补充的重要来源；③ 区域地形地貌的复杂性和农业生产强度是中国城镇梯度扩张类型空间呈现显著差异的主要约束和驱动因素，其中高程、坡度、平原面积占比等地形因子相互叠加，对建设用地坡度变化空间分异的解释程度达30%。定量刻画建设用地梯度扩张空间格局、过程与驱动机制，对缓解山地城镇建设用地紧张，耕地保护和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新时代的人口回流与县域城镇化紧密结合，成为中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维度及抓手。已有研究侧重人口回流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较少考察人口回流推动形成的多样化县域城镇化模式类型及其演进特征。为此，本文以中部人口回流的典型区域湖北天沔地区为例，运用2018年4月—2022年11月的田野调查数据，深度刻画了广州、武汉等中心城市服装制造业人口回流创业就业推进形成的县域城镇化模式类型及其演进特征。研究发现：① 湖北天沔地区以一般制造业为主要领域的回流创业就业推动县域城镇化向依托本地工业化的“内生型城镇化”模式转变，主要形成了以开发区为载体的“集聚式县城城镇化”、以镇级工业园为载体的“集聚式镇区城镇化”、以学校周边住区为载体的“扩散式县城城镇化”等3种类型。② 高质量发展目标导向下的县域经济包容性减弱是推动回流创业从集聚到扩散、正规化到非正规化演变的关键因素，回流创业空间呈现从以开发区、镇级工业园为代表的增量扩张向以学校周边住区为代表的存量再利用转型。本文提出实现以人口回流推动县域城镇化的发展模式面临三大共性问题，需要以促进劳动力与资本要素在回流地的重新组合为核心制定相应对策。

“三生”空间的精准识别是城市功能区优化、宜居城市建设和城乡协调发展的基础。当前“三生”空间功能识别的研究中，对融合空间和交互空间的辨识及其定量刻画不足，且缺乏对不同城市化程度城乡地域系统的区别化认知，亟需在区分城乡地域系统的基础上融合多源地理大数据，构建体系完整、量化精准的空间功能识别方案。本文以北京市海淀区的路网小区为基本判读单元，基于POI、土地覆盖、手机通讯等数据构建了空间功能强度指数（SFS）、空间功能覆盖指数（SFC）和空间功能交互指数（SFI），并使用决策树设定功能判别优先级，结合景观格局指数揭示了城乡“三生”空间的多尺度（全局、类别和斑块）分异特征。通过多源地理大数据的融合，充分利用不同数据的优势实现数据支撑内容的互补，从而实现对各基本判读单元功能属性的精准识别。研究发现：① 研究区全局尺度上存在城乡梯度差异。随城市化程度的升高呈现出空间类型多样性增加、同类空间聚集度降低、形状复杂度增加、地块密度增大等空间规律。② 类别尺度上空间功能结构差异显著。单一的生态空间和生活空间分别在乡村地域系统和城市地域系统中集中分布，单一生产空间在不同地域系统下的形态特征因主导产业不同而存在差异，融合空间的类型和形态特征存在典型城乡差异，交互空间具有“职—住”分离特征且广泛分布在城乡过渡带。③ 斑块尺度的景观指数，在更精细的角度辨析了“三生”空间各类别斑块的形态和功能组合特征，有效识别出具有最高空间多样性和最小空间聚集性的特殊城市功能区。本文通过创新数据融合方式，有效发挥了多源地理大数据的优势，实现了对复杂地域系统的“三生”空间功能判读，为国土空间规划和城市化研究提供了科学支持。

居民数字胜任力作为个人与社会发展的关键要素，其地理分布与动态演变深刻影响区域发展格局，并日益成为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动力。本文构建了中国居民数字胜任力与共同富裕的测量体系，通过理论框架深入探讨了数字胜任力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机制，并采用时空分析、空间变差函数、Dagum基尼系数分解及固定效应模型等方法，系统剖析了中国居民数字胜任力的时空特征及其对共同富裕的多维影响。研究发现：① 2016—2022年中国居民数字胜任力总体呈现波动上升态势，但全国平均水平偏低。分维度时空演变趋势各异，数字内容创作能力和数字安全能力的下降需引起重视。② 居民数字胜任力的全国空间差异逐年缩小，但东西方向的空间分异依旧显著；沿海省份内部发展相对均衡，超变密度基尼系数对全国差距的贡献率最大且呈上升趋势。③ 在村居尺度上，数字胜任力的提升显著促进共同富裕，内陆省份和乡村地区受益更为明显；这种促进作用通过人力、物质、金融、社会、心理等生计资本的中介机制实现，并在地区间表现出异质性。研究深化了对区域数字化发展及其鸿沟动态演变的理论认知，对促进居民数字胜任力均衡发展与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面向人才红利新阶段，科学认识人才与空间的互动关系、深入解构人才流动机理，是引领地方人才建设新思路、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本文创新性地以“机会”为焦点挖掘空间新的内涵，以高校毕业生为对象，提出了一个量化高校毕业生就业机会空间的概念框架与动态方法，构建了首个城市尺度的高校毕业生就业机会地图，识别了高校毕业生就业机会时空分布与演化特征。研究发现：2005—2021年间中国城市机会指数均值增长了73.4%，但机会指数的普遍提升并没有带来机会空间的极化效应，城市间差距持续收缩；整体机会水平东西分化格局长期显著，空间分布主导模式由“沿海—内陆”分异向“中心—外围”模式转变；6个不同维度的机会指数均呈现上升趋势，其中初次就业、环境宜人的增幅最大，且不同维度的机会呈现差异化的时空演化特征。基于不同的机会组合特征，本文识别出了6类机会地域类型，整体上以水平较低的3类机会地域类型为主，且6类就业机会地域类型的时空分布及动态转化较为活跃；“985”和“211”高校和普通本科高校毕业生的机会重要性差异主要体现在落户安家和社会融入两个机会维度，但两类高校毕业生对应城市就业机会空间分布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推动社会绿色转型是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国家战略的内在要求和关键任务，现阶段专门针对社会绿色转型的定量表征及时空规律研究相对薄弱。为此，本文引入社会心理学理论构建社会绿色转型定量表征框架，以中国19个城市群为研究区域，按照“格局—过程—效应”研究逻辑，集成熵权TOPSIS、空间马尔科夫链、随机森林等方法，依次揭示城市群社会绿色转型的时空演化格局、时空转移过程及其对经济绿色转型的动态影响，最终尝试提出面向区域的全面绿色转型定量表征框架。研究发现：① 2011—2019年中国城市群社会绿色转型水平呈波动上升态势，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引领社会绿色转型，长江中游、天山北坡、兰西和宁夏沿黄城市群社会绿色转型相对滞后。② 城市群社会绿色转型存在俱乐部趋同现象和空间溢出效应，社会绿色转型存在路径依赖和空间依赖，跨等级和跨区域跃迁概率较低。③ 社会绿色转型是城市经济绿色转型的重要驱动力，且其驱动效应逐年强化，社会绿色转型对纵深推进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战略的作用日益深化。本文一定程度上健全和完善了既有区域绿色转型评价领域的研究议题，为该领域更好衔接和响应当前全面绿色转型战略背景提供了新方法和新思路。

民生福祉是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比肩偕行的重要议题，也是人类发展的根本目的与最终归宿。本文利用2012—2021年“中国民生调查”课题组调查数据，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冷热点分析、空间Kernel密度估计与多层线性模型等方法，探索中国城乡居民福祉水平演变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中国城乡居民福祉水平呈现出波动式上升态势，城市居民福祉水平、乡村居民福祉水平均有所增长；② 中国城乡居民福祉水平表现出显著的区域差异，西北地区与东北地区整体优于其他地区；③ 中国城乡居民福祉水平存在着明显的集聚特征，2012—2021年呈“热缩冷缩—热胀冷缩”的发展态势，2018—2021年中国城乡居民高福祉水平区集聚态势渐趋增强，低福祉水平区集聚态势趋于减弱；④ 个体层面，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工作状况以及户口类型均对城乡居民福祉存在影响；区域层面，人均GDP、人口密度、城市级别与地理位置变量对城乡居民福祉均存在非线性影响；⑤ 与东部地区相比，在中部与东北地区，没有工作对城市居民福祉水平的负向影响会相对较强；在中部与西部地区，没有工作对乡村居民福祉水平的负向影响会相对较强。与东部地区相比，在中部与西部地区，人均GDP对城市居民福祉水平的正向影响会相对较弱，在东北地区，人均GDP对城市居民福祉水平的正向影响会相对较强。研究结果旨在为福祉地理学研究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有益启示。

以数字经济赋能黄河流域城市顺利转型，是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本文以黄河流域为研究区，采用超效率SBM模型对城市转型效率实施评价，并构建空间马尔科夫转移矩阵、面板Tobit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探究城市转型效率的时空转移特征以及数字经济对城市转型效率的驱动效应。结果表明：① 2011—2021年黄河流域城市转型效率以稳定发展为主，存在一定的“路径依赖”和“自身锁定”效应；考虑空间效应后，黄河流域城市转型效率以向上转移为主，且不同邻域类型条件下，城市转型效率的类型转移概率存在异质性。② 数字经济对黄河流域城市转型效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且影响效果存在区域异质性，具体表现为：中游地区>下游地区>上游地区。③ 技术创新在数字经济与城市转型效率之间存在部分正向中介效应，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提升技术创新水平促进黄河流域城市转型；技术创新对数字经济促进黄河流域城市转型效率提升具有“边际减量”的单门槛效应，当技术创新水平跨越门槛值后，数字经济对城市转型效率的促进效果开始减弱。

中心城市作为区域经济发展引擎被重新重视。然而，其对周边城市的影响并不确定，正向辐射带动和负向虹吸效应均得到了不同案例的验证，从动态视角理解中心城市的异质性效应成为这一研究领域的突破口。本文以2000—2020年间发育并快速发展的中原城市群为研究对象，着重分析郑州市对城市群内其他中小城市（228个市、县和县级市）的动态影响，以期形成对中心城市作用的系统理解。本文实证检验确认了中心城市的作用会发生动态变化，且该案例不支持理论预期的“先虹吸后溢出”。具体说来，2005年之前，无法找到郑州市影响中原城市群内其他城市经济发展的证据；2005—2015年间证据指向不尽一致，很可能处于两种状态的过渡阶段；2015年之后，郑州市对围绕在其一定地理距离内的城市发展主要起正向溢出作用。以郑州市为代表的中心城市虹吸主要资源争夺焦点在于省外而非省内，在产业发展策略上十分重视并着力发展制造业可能是上述发现的原因。本文的发现为区域关系理论提供了新认知，也为支持中心城市发展提供了积极信号。

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要求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全面振兴耦合协调发展。本文通过构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全面振兴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修正的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马尔科夫链、随机森林模型等方法定量分析2007—2022年中国中部地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全面振兴耦合协调类型的时空演化特征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2007—2022年中部地区的耦合协调类型经历了“中度失调→勉强协调”的转变，严重失调地区逐渐消失，优质协调地区逐渐出现，耦合协调关系不断优化。空间分布上，耦合协调高值区保持省会集聚，低值区转向西部边缘和豫皖鄂省际边界区，边界效应逐渐显现。② 不考虑邻域条件，耦合协调状态的转移存在“路径依赖”和“自身锁定”效应，同时表现出“俱乐部收敛”现象，存在向更高层次转移的可能性但难以实现跨越式发展。地理背景在耦合协调状态演进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马尔科夫预测结果也证明了这种空间溢出效应将长期存在，耦合协调状态的长期演变趋势较为良好。③ 在耦合协调发展过程中，产业发展水平发挥着核心主导作用，区域投资水平、科技创新水平、人力资本水平、人口从业结构发挥着要素保障作用，地理空间距离则产生制约作用。最后，本文提出了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以期为中国中部地区实现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全面振兴协调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本文旨在分析长株潭城市群的农业空间关联网络结构，揭示其对城乡融合的影响，并提出优化路径，以提升农业产业效率并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重点包括农业空间关联网络结构的特征分析、城乡融合的耦合关系以及该网络结构的优化路径，采用社会网络分析和修正引力模型，分析长株潭城市群农业资源配置的空间网络特征，并通过耦合协调模型评估网络结构与城乡融合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长沙县、湘潭县、宁乡市在资源协调性和流动性方面表现突出，具备发展成为农业现代化示范区的潜力；而韶山市和石峰区在资源利用效率和要素配置优化方面存在明显短板。基于此，本文提出优化农业空间网络、推动城乡协同发展的路径与政策建议。一是以长沙县、湘潭县和宁乡市为核心打造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强化农业科技创新和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区域资源流动效率；二是在韶山市和石峰区加强核心与边缘区域的资源互补，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改善资源配置；通过延伸农业产业链，促进农业与其他产业融合，全面提升区域农业现代化水平和城乡融合质量。

生态韧性是描述城市群生态系统应对外部冲击时表现出的抵抗、适应和恢复的能力，如何提高生态韧性已成为新时期城市群国土空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鲜有研究从人地关系视角评价城市群生态韧性，并揭示其演化机理。本文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研究对象，从抵抗、适应和恢复等方面综合评价了生态韧性的年际变化特征，并运用最小二乘法结构方程模型剖析了人地关系变化对生态韧性的影响程度和路径。结果表明：① 2000—2020年长江中游城市群抵抗力、适应力和恢复力在时间上呈现波动变化特征，空间上呈现不均衡格局。② 2000—2020年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韧性水平呈现出阶段性特征，表现为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趋势。空间异质性明显，整体呈现“东南高西北低”的空间分布格局。③ 自然环境和区域政策对生态韧性具有显著的正向直接效应，路径系数分别为0.42和0.18。相对地，城市化对生态韧性有显著负向效应，路径系数为-0.26。绿色创新对生态韧性的直接效应不显著，但有显著的间接效应。其中，绿色创新→区域政策→自然环境→生态韧性这一路径的正向间接效应强度最大，路径系数为0.18。研究结果有助于加强自然环境、绿色创新、区域政策等对生态韧性的影响认识，为城市群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科学参考。

本文面向当前国际形势与国家战略，对珠三角的全球化研究进展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发现当前研究存在全球化模式模糊和指标代表性不足等问题。基于此，本文借助战略耦合理论，重新提出了解析后发区域全球化的基础理论框架；进一步在空间粘性与区位优势两个变量的指引下，构筑了量化指标体系，并以珠三角为实例开展测度与分析。结果显示：① 战略耦合理论适用于解析以珠三角为代表的后发地区的全球化，比传统测度方式更加系统、清晰，具有更好的解释力。② 基于珠三角的实证分析，本文发现区域全球化模式不是简单的线性增长或者循环，而是呈现出迂回波折、螺旋向上的“S”型演化路径。③ 通过对比珠三角东西岸，本文发现区位优势对全球化模式演化影响显著，不仅体现在区域初始起飞阶段，更深刻体现在对后续演化路径的影响。这些对于后发区域全球化研究和区域经济发展实践均有鲜明的知识贡献和指导价值，也为区域全球化研究提供了新的测度方法。

外资企业境内再投资（简称“境内再投资”）作为外商投资的一种新形式，是将外资由国际资本“外循环”转化为国内市场“内循环”的重要动力。本文基于2000—2021年广东省21万余条企业投资数据，通过构建境内再投资网络关系集，分析了广东省境内再投资的网络结构、产业空间模式与影响机制，并与外商直接投资、港澳台企业投资、国有企业投资和民营企业投资进行比较。结果发现：① 境内再投资逐渐成为广东省外商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规模相较直接投资，由2000年的2.42%上升为2021年的61.16%；② 空间上看，广东省境内再投资呈现“本地结网”与“等级扩张”特征，资金来源地高度集中在深圳与广州，目的地集中在本市或跨省核心城市，并呈现低附加值产业“本地结网”、高附加值产业“等级扩张”的特征；③ 产业上看，电力产业的境内再投资以“政策通道扩张”为主，而制造业、租赁商贸和批发零售以“产业关联通道扩张”为主；④ 与其他类型企业相比，境内再投资受距离、市场规模的影响位于直接投资和内资企业投资之间，且比直接投资更加依赖人才技术、对外联系、政策支持与产业关联。本文为扩大中国外资利用渠道、完善境内再投资政策提供了参考。

由于全球气候变化和环境危机日益严重，发展低碳经济日益成为各国的共同目标，在此背景下，新能源汽车行业逐渐成为全球汽车制造业的未来趋势和转型方向。本文基于2022年特斯拉（上海）新能源汽车供应商数据，利用总部—分支归属联系模型建构其全球生产网络，探讨其空间组织特征与核心驱动机制。研究表明：① 特斯拉（上海）汽车零部件全球生产呈现典型的全球链接特征，与周边其他地区形成了典型的“核心—外围”空间结构，生产网络高频次联系主要集中在东亚、北美和欧洲的经济、科教中心，或者较为成熟的产业研发制造基地之间。② 在特斯拉（上海）新能源汽车的4个生产系统中（智能电子电器、电池与电驱动、热管理和车身底盘饰件），不同系统的等级结构差异较为明显。③ 特斯拉（上海）各系统生产网络中绝大部分社群都打破了传统的地域和行政界线，通过零部件模块化生产将全球各城市联系起来，社群内部非均质性较强，网络节点“核心—边缘”组织结构逐渐形成。本文借助GPN 2.0提出的成本—能力比率、市场动因、金融规则和环境风险4个解释因素，进一步从全球环境、市场需求、技术关联、地方优势等方面深入剖析特斯拉新能源汽车全球生产网络中高度复杂的核心影响因素，从而补充解释全球经济地理新现象，为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与可持续发展提供有效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支撑。

城际联系是认识区域结构的重要维度，其中与城市网络的主要“编织者”有关的商务活动尤为关键。大数据在城市网络研究中应用日益广泛，但难以区分人群及出行目的，制约了对城际商务联系的深入认识。本文提出大小数据融合的外来商务人群识别方法，采用问卷调查小数据构建模型并应用到手机大数据识别上海外来商务人群及活动，分析其时间特征及来源地、主要出差地、其他伴随活动等空间分布特征，总结空间结构与区域联系模式。研究发现，2019年11月上海外来商务活动约占37%，主要来自长三角核心区域和远沪大城市，时间上以4 d内的短期到访为主，并以周为单位规律波动。空间分布上，外来商务出差及其伴随活动具有显著多中心特征，呈现双极核（虹桥和陆家嘴—南京路）、横向核心区、连绵商务区以及商务活动轴四级结构；从不同规模、距离的城市前来的商务活动分布差异显著，与其产业特征有一定关联。本文提出的大小数据融合方法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在城市网络研究与空间规划等领域具有较大的应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