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时代推进区域发展实现更平衡更充分的大背景下，需要站在国家区域协调均衡发展的战略高度，综合考虑“胡焕庸线”东西两侧的自然环境、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现状及差距加速拉大的现实，提出沿博台线实现微突破的基本设想。研究认为，“胡焕庸线”是中国重要的人口地理分界线、重要的自然地理与生态环境分界线、国家主体功能区与国家生态功能区的分界线、中国新型城镇化主体区与非主体区的分界线、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分界线。1980—2020年间“胡焕庸线”两侧经济社会发展差距拉大，未来30年（2020—2050年）可破局缩差沿博台线实现微突破，重点微突破“10个10%”，争取实现西北半壁人口占全国比重达到10%，经济总量占全国比重达到10%，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10%以上，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比重超过10%，地方财政收入占全国比重超过10%，实际利用外资占全国比重达到10%，人均GDP增速超过10%，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差额拉大速度控制在10%以内，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差额拉大速度控制在10%以内，教育资源绝对差距以年均10%的速度缩小。为了实现微突破战略目标，沿博台线从人口微布局、经济微布局、城镇化微布局、产业微布局、完善生态补偿转移机制、实施西部精深开发战略等方面提出了缩小“胡焕庸线”东西部发展差距的主要路径与对策建议。

数字技术向乡村地域的延伸与渗透深刻影响着乡村经济、社会和政治的组织方式与结构，推动城乡发展网络化视域下乡村地域系统的转型与重组。本文在界定乡村数字化概念内涵的基础上，探讨了乡村数字化与乡村空间转型的耦合关系，深度剖析了乡村数字化与乡村空间转型的作用机制，并构建面向乡村数字化发展转型的研究内容体系。主要结论为：① 乡村数字化是伴随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广大乡村地域，重塑乡村物质环境、经济形态、社会网络及空间组织的过程，促使乡村经济社会形态和空间组织结构发生数字化转型，包括数字技术作用于乡村地域空间的过程、作用和效应等。② 乡村数字化背景下乡村空间转型趋于综合复杂，物质、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重空间叠合转型，并在数字信息连通下衍生出赛博空间及网络文化形态。③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乡村物质空间转型的逻辑、数字经济发展与乡村经济形态转变的机制、数字技术应用与乡村社会空间重组的关系、数字治理模式与乡村空间组织重构的作用共同构成乡村数字化与乡村空间转型的多维内嵌机制。④ 在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的重大战略指向下，在强化学科贡献的基础上探寻数字化下乡村发展前沿领域与创新维度，聚焦智慧乡村应用场景、研制乡村规划建设体系与工程技术标准和规范，服务于乡村可持续发展、信息化和现代化发展转型。

城市医疗设施合理布局及其空间公平性是地理学重要议题，最大可达性均等（MAE）模型是空间公平导向优化配置模型的重要进展，但已有研究对于模型空间公平测度指标的探讨仍较缺乏。从公共服务可达性及空间公平内涵出发，选出了国内外研究中常用的10种空间公平测度指标，对MAE模型的优化目标函数进行扩展。以深圳市医疗设施为例，对这些模型进行了应用和综合比较。研究发现：① 从空间公平内涵来看，变异系数、基尼系数、平均绝对偏差和帕尔玛比值4个指标较适用于医疗设施空间公平研究。② 从模型优化效果来看，基于方差、标准差、变异系数、帕尔玛比值、平均绝对偏差和泰尔指数的MAE模型表现较好。③ 综合来看，变异系数、平均绝对偏差和帕尔玛比值3个指标能够较好地测度医疗设施空间公平，以这3个指标为目标函数构建改进的MAE模型，能够提升模型优化效果。本文进一步发展了空间公平导向的设施优化配置模型，能够为医疗设施等公共服务设施布局规划提供科学方法支撑。

相比于其余部分空间实体，动态社区本质上是彼此之间通过群体移动紧密连接的一系列地理实体的集合，具有生命周期特征。然而目前对于动态社区的时空变化分析仍缺少系统的研究方法。对此，本文首先基于群体出行，对时空交互复杂系统进行网络建模；第二，提取网络中的动态社区，其本质上是由于城市功能活动场所和社会资源分布不均匀、群体出行行为的规律性和多样性导致的动态人地交互而产生的动态城市空间组织；第三，融合景观生态学理论，构建动态社区时空变化模型，分析社区时空变化聚类模式，形成社区提取—动态变化—聚类分析方法框架；最后，以武汉市三环内区域为例应用该方法框架。结果表明：① 基于群体出行活动提取的社区与武汉市现有行政区划具有相似性与差异性，其更能反映以人为中心的城市动态空间组织；② 社区表现出明显的“形成—扩张—稳定—收缩—消亡”的生命周期规律；③ 不同社区时空变化规律具有差异性，通过聚类，其可以被分为短时社区、中时社区与长时社区，且每类社区具有稳定、鞍形、波动等一种或多种形态模式特征，对于城市动态规划管理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突破了传统静态社区分析方法的局限性，有助于推动网络动态特征的探索，加深对动态人地交互规律的理解。

城市标度律刻画了城市体系内不同要素与人口规模的缩放关系，但传染病发病数与人口规模非线性关系仍不明确，其演化过程仍不清楚。本文以2020—2022年美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为例，研究发现：COVID-19确诊病例与人口规模呈超线性关系，说明大城市确诊率更高。反映缩放关系的标度指数经历了先快速升高、后稳定在1.25左右、再下降直至趋近于1的演化过程。对比来看，死亡病例并没有与人口规模呈超线性关系，说明大城市病死率没有高于中小城市。分阶段拟合的死亡和确诊病例标度指数均经历了先上升，后稳定，再下降的过程。本文基于标度律理论揭示了疫情传播的规模效应，而标度指数演化规律的发现也促进了对城市标度律的认知，其演化驱动机制值得继续深入研究。

中国农房分布研究是乡村振兴的基础性工作之一。本文利用Mask R-CNN深度学习框架,采用亚米级遥感影像,基于中国各省农房的人文地理特征,分省训练出适用于本地的农房遥感解译模型,共识别1484个县的1.54亿栋农房,总建筑面积达298.2亿m²,创建出以单体农房为基础的多尺度中国农房数据库。本文分别以县域、镇域和聚落为单元进行农房密度分析：县域单元的农房密度呈现“东密西疏”的分布特征,与胡焕庸线揭示的人口分布格局相符;镇域单元的农房密度沿三大地形阶梯自西向东递增,分布从集中走向平均,与农业区划的农业生产力、地形地貌特征高度耦合;聚落单元的农房分布则呈现“南密北疏”特征形态,与气候条件、地形地貌、人均耕地等相关联。中国农房数据库的建设将为“可计算的”乡村研究奠定基础。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及实施,城乡关系也进入融合发展新时期,厘清典型地域城乡聚落规模体系的演变过程及现状特征并探明其空间重构与优化路径对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新疆塔里木盆地北缘渭干河—库车河三角洲绿洲（简称“渭库绿洲”）为例,利用2009—2018年土地利用数据,采用GIS空间分析及位序—规模法则等方法,刻画了渭库绿洲城乡聚落规模体系特征;依据乡村振兴多级目标的理论内涵,探讨了渭库绿洲城乡聚落体系空间重构模式及优化路径。结果表明：① 渭库绿洲城镇村体系建设过程中城镇主导作用较弱,城乡聚落规模总体扩张较快,城乡人口与聚落增长反差较大,乡村人地关系失调特征明显;② 渭库绿洲城乡聚落规模分布整体服从位序—规模法则,零星聚落“摆尾”现象加剧且空间无序扩张特征显著,城乡聚落空间分布特征具有明显的县城、中心乡镇、干渠及道路指向性,但向中心乡镇空间集聚趋势不明显;③ 渭库绿洲城乡聚落规模体系空间重构的首要举措是整治零星斑块,对典型样区设定了3个优化目标并对空间重构路径进行了逻辑解析,提出了5种整治方向。基于乡村振兴多级目标,构建以土地要素流动为关键的空间重构方案,对促进渭库绿洲城乡聚落规模体系结构优化与功能协调、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乡村绅士化是城乡要素双向流动背景下乡村转型与振兴的新型路径。基于对广西巴马盘阳河流域乡村绅士化现象的历时性田野调查,采用行动者网络理论解析乡村绅士化演化的过程、类型与机制。研究表明：在巴马盘阳河流域乡村人类行动者与非人类行动者、“草根”行动者与机构行动者共同缔结的行动者网络的转换过程中,伴随关键行动者从“候鸟人”先锋、屯社精英向地方政府、投资开发商的更替,乡村绅士化路径从“草根”绅士化向机构绅士化演替,乡村产业从接待“候鸟人”、发展旅游转向大健康产业融合发展,乡村绅士化类型从单一的舒适移民绅士化向舒适移民、旅游和地产共构的“一地多类”绅士化演化。关键行动者更替及其功能角色转换、绅士化路径变迁和主导产业更替与融合发展、宏观乡村发展制度与地域自然人文环境共同作用于乡村绅士化的阶段演替与类型共生。行动者网络理论与方法利于呈现乡村绅士化的阶段演替脉络与共生演化特征,并揭示乡村绅士演化的一般机制与地域机制。

农业扶贫是乡村发展与贫困减缓最为关键且重要的研究内容之一。西南山区孕育着独特的自然生态与社会文化,承载了中国传统人地互动的经典实践,同时也是观测国家发展计划实施后人地关系变迁的关键地方。本文以云南丽江高寒山区的玛咖种植与西双版纳热带山地的普洱茶生产为案例,分析并回溯两种特色农业扶贫计划实施的机制与过程,力图呈现并比较特色产业扶贫带来的乡村发展效应。研究发现：① 农业扶贫项目的选择与确立,需要符合“国家—地方”这一对多元尺度层级的社会文化语境与政治经济管治框架。各类经济作物被引进成为山地乡村的产业扶贫项目,得益于中国地缘政治战略、“内地—边疆”的社会文化分异以及地方多元行动者之间的复杂互动;② 农业扶贫使得山地乡村实现了资本下乡、土地利用有效转型,从而达到不同程度的经济资本积累与文化再造,使所在地方农民经历了从市场竞争的被动接受者到主动的市场主体的身份转型;③ 农业扶贫中“扶贫”与“产业”所表征的政治逻辑与市场逻辑之间并非互相矛盾与掣肘,二者在中国乡村发展语境之下得到了有效、协调的互促与兼容。本文为产业扶贫研究提供了来自地理学的新兴视角与反思,对西南边疆地区立足特色产业提振乡村经济亦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乡村旅游重点村是推进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典型示范,对优化乡村旅游供给、引领乡村旅游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运用最邻近指数、核密度估计等方法分析了中国1000个乡村旅游重点村的空间分布格局和结构特征,揭示了乡村旅游重点村的空间分异规律。运用多元线性回归、矢量缓冲分析、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剖析了影响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研究发现：① 乡村旅游重点村总体呈“东多西少”的空间分布格局。省际空间密度分层特征明显,“双核心—环核群—带状区”的空间分布规律突出。② 乡村旅游重点村的空间分布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地域间呈冷点分散、热点集中的空间分异格局。③ 6类乡村旅游重点村的核密度呈一高五低、分异鲜明的类型特征。④ 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格局的形成是自然生态、社会经济、交通配套、景区资源、政策环境五大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人均GDP和居民消费支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客源市场距离及交通通达距离是负向影响因素。⑤ 各类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的驱动因素各异,与村落资源禀赋和发展特点具有密切关系。

旅游产业快速发展不仅直接就业效应大,而且对其他行业的间接就业带动能力更为显著。本文结合旅游剥离系数和投入产出分析方法,构建旅游产业发展的间接就业带动能力测算模型,利用Dagum基尼系数分解其时空差异演变,基于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对旅游产业发展间接就业带动能力及其时空差异进行实证测算。结果显示：中国旅游产业间接就业带动规模从2000年的2684.6万人增长到2019年的4894.9万人,旅游产业发展间接就业带动能力显著提高;各省份旅游产业发展间接就业带动能力存在明显差距,总体上表现为东、中、西部地区依次递减;纵向比较来看,旅游间接就业带动作用有效突破了胡焕庸线的约束,但带动作用较强的地区主要集中在胡焕庸线东南半壁;对不同产业的间接就业带动能力差异显著,其中,对农林牧渔业和制造业的间接就业带动能力最突出;旅游行业内部比较来看,旅游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通讯业、旅游住宿和餐饮业的间接就业带动能力处于主导地位;旅游间接就业带动能力总体差异呈收敛趋势,这种总体差异主要来源于地区间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