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位置服务(Location Based Service, LBS) 技术为研究城市系统的时空动态规律提供了新的视角, 已往多基于移动通讯(GSM)、全球定位系统(GPS)、社会化网络(SNS) 和无线宽带热点(Wi-Fi) 数据开展研究, 但少有研究利用公交IC 卡刷卡数据进行城市系统分析。普遍存在的LBS数据虽然具有丰富的时间和空间信息, 但缺乏社会维度信息, 使其应用范围受到一定限制。本文基于2008 年北京市连续一周的公交IC 卡(Smart Card Data, SCD) 刷卡数据, 结合2005 年居民出行调查、地块级别的土地利用图, 识别公交持卡人的居住地、就业地和通勤出行, 并将识别结果在公交站点和交通分析小区(TAZ) 尺度上汇总:① 将识别的通勤出行分别从通勤时间和距离角度, 与居民出行调查数据和其他已有北京相关研究进行对比, 显示较好的吻合性;② 对来自3 大典型居住区和去往6 大典型办公区的通勤出行进行可视化并对比分析;③ 对全市基于公交的通勤出行进行可视化, 并识别主要交通流方向。本研究初步提出了从传统的居民出行调查和城市GIS 数据建立规则, 用于SCD数据挖掘的方法, 具有较好的可靠性。

社会贫困是对居民的社会保障和福利的享有情况、社会参与和融合等生活状况的测度。利用中国3 大典型地域、6 个代表城市、3 类邻里的1809 份个体问卷调查数据, 本文选取13 个相关指标, 判定个体是否处于社会贫困状态, 利用回归模型探究其影响因素, 并分析社会贫困现象在不同邻里、不同城市集聚的分异特征。研究发现, 6 个城市间的社会贫困集聚程度顺序为东部、中部和西部;3 大类邻里中, 社会贫困在城中村表现最为明显, 内城居住区次之, 企业配套居住区最低。中国城市居民是否处于社会贫困状态是体制(户口类型) 和家庭(教育程度、年龄等) 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代表体制因素的户口类型对3 类城市的社会贫困均起到影响, 东中部城市中家庭因素也有一定作用。体制因素对城中村的社会贫困起显著影响, 而家庭因素在内城居住区和企业配套居住区中作用更大。

唐末五代以来, 城市行政管理机构发生了重要变化, 这就是金代明确出现的具有独立行政职能, 但等级规模不同的城市行政管理机构警巡院、录事司和司候司。作为金代与县平行的城市行政管理机构, 其官制在《金史·百官志》中具有明确记载, 但与县平行的城市行政建置却被《金史·地理志》疏漏, 这一问题值得学界研究并加以补正。

选取遗址面积、文化层厚度、重要遗物、重要遗迹4 个变量, 利用SOFM网络对环嵩山地区9000 aB.P.-3000 aB.P.聚落按照裴李岗、仰韶、龙山、夏商4 个阶段分别进行聚类分析, 以此对区域不同时期早期聚落的规模等级进行划分, 其中裴李岗时期聚落划分为2 个级别, 仰韶、龙山时期聚落均划分为3 个级别, 夏商时期聚落划分为4 个级别。结果表明, 裴李岗时期区域聚落等级规模之间的差异不明显, 大致在距今5000 年左右的仰韶文化中晚期, 区域聚落规模等级出现分异, 这种分异在龙山时期得以延续, 并于夏商时期最终形成。此外, 规模等级划分结果还对于特定时期文化面貌的区域差异有所反映, 具体表现在裴李岗时期3 个区域所属的不同文化系统与夏、商文化不同的空间分布特征。通过环嵩山地区9000 aB.P.-3000 aB.P.聚落规模等级研究发现, SOFM网络具有的邻近单元相互竞争、相互学习特征可以降低遗址面积不准确性对于分类结果的影响, 非常适合于早期聚落规模等级的划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