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综合运用样带、地统计、地理探测器等多种研究方法, 分析了1990 年以来中国县域城镇化的时空特征及形成机理。研究表明:①中国县域城镇化水平时空动态的差异特征显著, 北方边境县域高城镇化和东部沿海县域高城镇化形成的“人字形”空间形态逐渐凸显;以武汉都市圈为中心的两湖地区、成渝地区、关中—天水经济区的县域城镇化水平提升较快, 西南地区、青藏高原地区保持较低的城镇化水平;②2000 年以来中国县域城镇化水平及其变化速度的区域差异逐渐缩小, 陇海兰新线、长江沿线、北方边境、106 国道、东部沿海样带县域城镇化差异明显;县域经济发展阶段、固定资产投资、离中心城市距离、二三产业水平、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口密度是影响县域城镇化空间分异的主要因素, 同时粮食生产主导定位、非农业人口统计口径、城镇设置标准等因素也影响县域城镇化水平及发展过程。未来城镇化发展应遵循地域差异, 凸显主导功能, 推进优化与重点发展区的集约型城镇化、耕地与粮食主产区的分流型城镇化、生态与水源保护区的迁移型城镇化, 以及园区与城镇近郊区的融入型城镇化, 实现城乡土地资源集约利用, 促进城镇化进程中人—地—业耦合与协调发展。

2000 年以来中国开始进入城乡互动与统筹发展的转型期。以中国中心城市为样本, 城乡经济增长与城市化为研究视角, 中心与外围区域为空间范围, 利用时间序列数据, 采用多元变量分析模型方法, 对中国区域中心城市城乡关系要素变化进行了动态分析, 建立了中心城市城乡关系模型, 划分了中国中心城市城乡关系地域类型。研究结果表明:中心城市外围县区的固定资产投资、经济总量、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开始超过中心市区, 经济要素过度集聚中心市区的格局发生转变。但中心城市外围县区的公共设施与基础设施供给能力与中心市区仍有较大差距, 公共设施与服务的非均等化是中国城乡统筹发展的关键性障碍因素。依据城乡要素中心市区与外围县区空间变化, 中国中心城市城乡关系可以划分为中心市区集聚型、外围县区快速成长型、中心外围相对均衡型、中心外围整体发展型等4 种类型, 反映出中国各中心城市城乡关系演变阶段、城乡结构特征与空间形态的地域差异变化。

信息技术影响下的城市区域空间结构变化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本文以新浪微博为例, 从网络社会空间的角度入手, 对中国城市网络发展特征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微博社会空间视角下的中国城市网络存在着明显的等级关系与层级区分, 城市的网络连接度与城市等级表现出了相对一致性。根据城市网络层级与网络联系强度, 东部、中部、西部3 大区域板块的网络联系差异明显, 东部地区内部的联系, 以及东部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联系几乎构成当前网络体系中的全部。城市网络呈现出分层集聚现象, 具体表现为“三大四小”发展格局, 即京津冀区域、珠三角区域、长三角区域、成渝地区、海西地区、武汉地区、东北地区。高等级城市在整个城市网络中处于绝对支配地位, 北京以突出的优势成为全国性的网络联系中心, 而上海、广州、深圳则成为全国性的网络联系副中心。

乡村绅士化是指移民从城市迁入乡村地区, 通过对一定的经济资本的利用, 来达到对乡村的自然环境与独特的生活方式及文化氛围的体验与消费的过程。乡村绅士化过程造成了乡村地区人口结构的重构以及物质景观的变迁。本文选取广州小洲村作为研究案例, 对乡村绅士化的时空特征及其演变过程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发现, 小洲村乡村绅士化过程分为艺术先锋绅士化及学生化两个阶段。由于空间需求、付租能力、群体数量等方面的差异, 两类绅士化过程对当地的物质环境、文化、社会、经济等方面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但两者的发展紧密相连, 在时间和空间上经历了延续、重叠、更替等阶段。乡村绅士化的过程,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乡村社区经济发展的困境, 也没有造成对本地居民的置换。但是随着社区住房成本的上涨, 先期迁入的艺术家群体正在被付租能力更强的学生群体逐渐替换。值得注意的是, 本地村民通过积极的寻租行为成为乡村绅士化的重要推动者, 而非被置换者。研究发现, 乡村绅士化现象的中西方差异主要体现在4 个方面:经济和物质层面的影响、与城市化的关系、人口置换的后果、绅士化的推动者。这些差异主要与乡村绅士化发展的社会经济背景、机制和特殊的土地政策等密切相关。这一研究对于探讨转型期中国乡村绅士化现象的特征与机制以及乡村社区发展的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全球化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有关跨国移民对城市景观的感知和跨文化认同研究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 以广州高星级酒店外籍管理者作为研究对象, 通过定性研究进行数据的收集和分析, 构建了外籍管理者对城市地方景观感知和跨文化认同的形成演变机制, 并得出以下结论:① 在职业影响下, 外籍管理者对迁入城市产生了被动的地方认同, 进而形成了被迫同化的跨文化认同模式;② 外籍管理者基于身份构建对城市地方景观进行感知, 对反映“他者”、“我者”和“世界人”身份的景观感知度较高, 反映出他们对故乡和迁入城市的地方认同, 从而产生了同时具有整合和边缘特征的跨文化认同模式;③ 外籍管理者通过迁入城市的地方景观感知而产生地方意义的解读, 基于对迁入城市正面的地方意义解读, 对城市产生了地方认同和整合的跨文化认同模式, 基于对迁入城市负面的地方意义解读, 对城市产生了地方不认同和分隔的跨文化模式。研究结论丰富了城市景观研究和跨文化认同研究的相关理论成果, 并为中国跨国移民政策和国际化城市建设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实践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