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休闲地分布数量来看,西郊和内城西区成为明代北京最重要的休闲区域。而明中后期外城的兴建促进了外城休闲地的发展。清初的满汉分城而治的政策直接刺激了外城西区超过西郊成为最重要的休闲区域和全北京城的休闲娱乐中心。明清北京休闲区经历了形成和演变的过程。明代和清代各形成了14 处和19 处休闲区,其中积水潭—什刹海—鼓楼大街风景、园林游览与市场休闲区等在两朝保持了兴盛的态势,二闸泛舟段到清代取代了高梁河成为北京城近郊最重要的河上游览区。休闲地空间格局的形成和变迁常常是自然地理环境、区位、都城性质和功能、民俗文化、政治等因素综合作用下的结果。

利用2011 年上半年乌鲁木齐街道一级统计和调查数据,运用因子生态分析法对乌鲁木齐进行社会区分析。结果表明,乌鲁木齐城市社会区形成的主要因子有6 个,即:① 少数民族人口,② 知识分子,③ 普通工人及退休人员,④ 机关干部、高级管理与服务人员,⑤ 疆外流动人口,⑥ 农业人口。通过聚类分析法将乌鲁木齐划分为6 类社会区,即:① 民族混居区,② 知识阶层聚居区,③ 一般工薪阶层与退休人员居住区,④ 人口密集的机关干部、高级管理与服务人员聚居区,⑤ 疆外流动人口聚居区,⑥ 远郊农业人口散居区。并据此建立了乌鲁木齐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模式。乌鲁木齐城市社会空间以扇形和多核心结构为主,同心圆结构不明显。乌鲁木齐现有的城市社会空间格局是在其自然本底条件基础上,经过250 多年的历史发展,在社会经济因素、宏观政策和城市规划等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

本研究应用非参数计量方法,实证刻画北京都市区人口—就业空间分布演化,揭示在快速城市化和城市增长背景下,北京都市区空间结构特征及发展趋势。研究发现,北京都市区人口和就业分布都呈现多中心空间结构。20 世纪80 年代以来,随着人口郊区化,北京都市区人口次中心数量不断增加,并由近郊向远郊扩展,人口分布呈现明显的分散化和多中心化趋势,但人口分散的空间范围还比较有限。与人口的分散化趋势不同,2004-2008 年,北京都市区就业仍呈现向心集聚的趋势,造成远郊就业次中心的影响不断被弱化,都市区空间结构的多中心性有所降低。这说明北京都市区的单中心或强中心结构可能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且人口的分散化和就业的向心集聚导致宏观面上人口—就业的空间失衡。北京都市区多中心空间结构的形成,需要强化郊区次中心的集聚能力,同时注重人口—就业的平衡布局,这是未来北京都市区空间结构调整的重点。

在城市快速转型与变迁过程中,中国城市居民的住房选择既受限于传统文化价值观长期根深蒂固的影响,又受到西方国家现代文化思潮的不断冲击,从而确立了随时代变迁的多样化的文化价值观体系。基于文化价值观视角,分析了中国城市居民的住房选择模式和机理,初步构建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和转型期中国城市居民住房选择的理论模型。进而,以成都市为例,采用大规模面对面深度访谈式调查方法获取原始数据,揭示了文化价值观对中国居民住房选择的影响。研究表明:文化价值观一般会通过宏观和微观区位选择观、教育观、抚养和赡养观、婚姻观和养老观等四大途径单独或耦合影响城市居民住房的选择方式和结果,且随着后辈的成长和长辈年龄的增长,代际居住模式呈现出一种中国特有的家庭周期性分异规律。

以2009 年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为标志,气候变化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塑造未来地缘政治的新格局。气候变化问题已经不再是纯粹的环境问题,而是成为国际关系中的焦点问题。在气候变化的驱动下,地缘政治格局的演变出现了新的变化:① 地缘政治争夺向新的领域和地域拓展;② 地缘政治争夺工具和手段的更新;③ 地缘政治博弈主体出现新的分化与重组。随着气候变化问题政治化的不断发展,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影响地缘政治格局演变的重要驱动因子之一。气候变化导致地缘政治争夺的手段、范围和内容都有了改变,碳排放空间,新能源技术等成为地缘政治争夺的重点。气候变化主要通过“回溯作用”、“反馈作用”和“波及作用”3 条主要路径对地缘政治格局的演变产生作用,其对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是借助“溯源效应”、“抑制效应”和“扩散效应”三种方式发挥影响力。本文的基本结论是:① 气候变化逐渐成为影响当今世界地缘政治格局演变最活跃的驱动因子之一,并使地缘政治争夺的目标和手段趋于多元化;② 气候变化催生了新的地缘政治工具,发达国家借助气候变化这个杠杆,撬动能源、粮食等战略资源,手段更加隐蔽;③ 以新能源为核心的低碳技术成为地缘政治影响力和权力转移的关键因素,谁能在新能源技术领域占据优势,谁就能在未来的气候变化谈判和地缘政治竞争中具有主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