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简称“四化”） 是促进城乡统筹和区域发展的现实需要与战略导向。本文着力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以揭示我国地级区域四化协调发展的空间格局，借助空间计量经济模型探讨四化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结合相关分析探讨四化协调指数与区域发展主要指标的关联关系，建立识别方法开展基于四化发展状态的问题区域识别研究。结果表明：四化各自发展水平、综合指数、耦合度、协调度均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四化协调发展水平越高，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村发展水平越高，而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和消费差距越低；社会经济、交通区位及自然地理类要素对四化协调状况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尤以农业和农村的社会投资、财政投入及金融支持，以及大中型企业发展、道路基础设施建设、居民消费等因素对四化协调发展的影响更为稳健而积极；识别出四化发展存在若干问题的7 类计145 个地市，主要分布在中部传统农区、西南山地丘陵区和青藏高原区。在城乡转型发展新时期，推进四化协调发展既需要共性制度创新，还需要针对问题区域及其区域问题研制区域政策，有必要继续加大对农业农村的社会投资、财政投入与金融扶持力度，积极扩大内需，优化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提升城镇投资和教育投资的效率。

农业现代化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表征，是中国“四化”同步发展的重要内容。本文从地理学视角，构建指标体系，对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空间分析及类型研究，探讨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地域分异规律，以期为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快速稳步推进提供参考。结果表明：① 从全国层面来看，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以“胡焕庸线”为界，划分为“东西两侧”，总体上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同时其在“东西两侧”整体上也表现出距“胡焕庸线”距离的增加而不断提高，在空间上呈现出一条稍被拉平的“S”型曲线的分异形态；② 从局部层面来看，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在东部、西部、中部以及东北地区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性，在空间上呈现出从东部→东北部→中部→西部依次递减的趋势；③ 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4 个分维度指标在地理空间上也表现出一定的地域分异格局，因此，如何打破农业发展的传统模式与路径依赖，将是各级政府与地理学者应关注的现实难题与科学问题；④ 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可划分为5 大类型区，不同类型区应明确现阶段及未来的发展思路与策略。

利用SPOT-5 影像、1：1 万地形图、退耕还林和森林工程图、社会经济统计等数据，分析了重庆市石柱县耕地边际化的特征和发生原因。结果发现：① 10 年间研究区耕地边际化率16.18%，主要分布于七曜山的北部高山区和南部中山区，而且伴随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和留守劳动力的老龄化，边际化在很大程度上还会加剧。② 海拔、地块相对村庄的分布半径和道路连接度对耕地边际化的发生影响较大。边际化率随海拔升高而增加，特别是≥1000 m集中边际化的60.88%，在坡度和地块相对村庄的分布半径上也有类似规律。③ 劳均耕地面积和务农劳均年龄是影响耕地边际化的主要因素，耕地流转和微型农机台数是从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劳动生产率上影响耕地边际化。④“比较劣势主导边际化”分布最广，占总边际化的55.32%，其次是“区位主导边际化”，占33.80%。⑤“地形主导边际化”实施类似退耕还林继续扩大的“顺边际化”政策，“区位主导边际化”从合理安排新居点、完善农村道路体系上实施“反边际化”，“比较劣势主导边际化”从提高适度规模经营、微型机械化程度上开展“反边际化”。

村域是中国农村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单元,开展村域发展综合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本文基于对黄淮海平原3 个典型县区内5 个代表性村域在过去30 年的发展历程及影响因素的系统考察,探讨传统农区农业型村域转型发展的过程特征与内在机理。研究发现:① 在经济基础、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内源性影响因素以及制度安排、市场需求和专业技术等外源性影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案例村域大致经历了缓慢发展、逐渐起步、转型发展3 个阶段。② 案例村域转型发展过程的共性特征包括:重视民众参与;以能人为关键主体,着力实现内发动力与外发动力的统筹协调;日益重视抢占产业价值链的高附加值环节;创新是村域发展的力量源泉;战略、规划及行动力是村域发展的重要支撑;村域发展是一个自组织、网络化的动态过程。③ 其内在机理可归纳为:村民是村域发展的主体,能人是村域发展的核心因素,能人基于对村域自身资源禀赋、发展意愿、市场供需、政策导向、外域经验的洞察,着力激发内部动力、整合外部动力,共同构建协作组织、开展学习创新、制定发展战略、发展社会分工、参与市场竞争,切实推进村域自然—生态结构、技术—经济结构、制度—社会结构的优化,进而促进村域转型发展。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的新时期,为加速传统农区的村域转型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应注重村域生产体系和城镇生产体系的要素融通、信息互享、产业融合、功能互补。

基于经济学和地理学中的“理性小农”、“劳动分工与专业化”和“距离衰减与邻里效应”理论,并考虑资源环境条件,建立了解释专业村形成机理和形成类型的理论框架。用数理方法推理了村产业结构的发展变化和专业村的形成。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运用2010 年河南省的专业村数据,选择地形、区位、土地和劳动力等环境变量和16 类专业村的虚拟变量,使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结果表明村环境资源条件对专业化率有显著影响:① 村劳动力资源越多,专业化率越低;② 村土地越多越利于专业化生产;③ 村离县级市距离越近,越有利于形成农产品加工专业村;④ 具有批发市场可以提高所有专业村的专业化率,对养殖业和加工业专业村更是如此;⑤如果其他环境相同,丘陵地区的专业化率比其他地区低;这主要与丘陵地区交通条件不畅、人均耕地较少等有关。采用定性模型分析表明:环境影响在不同类别的专业村有所不同。土地丰裕程度对茶叶、林业和水果种植等类专业村形成有正面影响,劳动力资源对花卉等专业村的形成产生影响;地域通达性对水果、蔬菜和花卉等时鲜产品专业村的形成产生正面影响。该研究结果的实践引申,在不同环境条件的地区,可以制定相应的适宜专业化发展的引导政策。

选取耕地保护“新政”时期的1999-2007 年为研究时段,以耕地面积与粮食产量变化的分歧原因—耕地生产力变化为切入点,通过比较分析、空间与计量分析探寻粮食安全的关键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农民种粮积极性变化决定着耕地集约利用是影响粮食安全的关键;2003-2007 年农民种粮积极性的持续提高主要来自市场粮价的上涨;粮食直补仅在开始实施的年份激发了农民对种粮收益的预期。此外,本文从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优化粮食生产投入及改进耕地保护模式3方面,提出了耕地保护发展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