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生态环境与开发” 栏目所有文章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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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西部生态环境与开发
    王根绪,丁永建,王建,刘时银
    地理学报. 2004, 59(2): 163-173. https://doi.org/10.11821/xb200402001
    Baidu(418)

    基于长江黄河源区土地生态分类,利用1986年与2000年两期TM遥感数据的对比和野外实地调查,采用景观生态空间分布格局分析方法,从分布面积变化和类型转移趋向与幅度两方面,分析了江河源区近15年来土地生态系统的空间分布变化与演变格局,结果表明:高寒草地退化显著,较高覆盖度高寒草原与高寒草甸面积减少了15.82% 和5.15%,高寒沼泽草甸分布面积锐减了24.36%;湖泊水域萎缩了7.5%,以长江源区内流湖泊为主;土地荒漠化发展十分强烈,沙漠化土地面积扩展了17.11%,其中黄河源区沙漠化土地年平均扩展率达到1.83%。高寒草原草地的覆盖度下降与荒漠化、高寒草甸草地的覆盖度下降与草原化以及沼泽草甸草地的疏干旱化是区域土地生态系统空间演变的主要趋向,并由此改变了土地覆被的空间分布格局并使该区域生态环境持续恶化。

  • 西部生态环境与开发
    王建林,熊伟
    地理学报. 2004, 59(2): 174-182. https://doi.org/10.11821/xb200402002
    Baidu(16)

    根据西藏地区50 KaBP以来18处古人类遗址的发掘资料,整理西藏旧石器中期以来石陶文化的特征,提出了一个“晚更新世以来西藏古人类三次迁移”假说,即五万年以来西藏古文化发生过三次迁移与融合:第一次,50KaBP~10KaBP,居住在藏南定日苏热一带的旧石器古人类向藏北迁移与扩展,形成了藏北旧石器与中石器文化区;第二次,6 KaBP~3.6 KaBP,居住在藏北申扎、双湖一带的中石器古人类沿唐古拉山南麓向东迁移,形成了新石器早期著名的昌都卡若文化,而生活于普兰霍尔的中石器古人类则沿雅鲁藏布江流域向东迁移,形成了林芝文化;第三次,3 KaBP~2.2 KaBP,居住于昌都和林芝的古人类向拉萨和山南一带迁移,促进了藏南新石器晚期文化的繁荣和以雅隆为主的藏文明的兴起,气候变化是这三次文化变迁的主因。

  • 西部生态环境与开发
    王小丹,钟祥浩,范建容
    地理学报. 2004, 59(2): 183-188. https://doi.org/10.11821/xb200402003
    Baidu(253)

    以水土流失通用方程为理论基础,运用数学模型和GIS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将降水、地貌、土壤和植被因子对西藏水土流失敏感性的影响程度,划分为极敏感、相当敏感、敏感、较敏感和不敏感5个等级,并生成各单因素评价图。在Arcinfo中完成单因素图的叠加分析,得到西藏水土流失敏感性综合评价图。在此基础上,探讨了西藏特殊高原环境下的水土流失敏感性高低的分布规律及其在不同主导因子作用下的水土流失敏感性空间分异,提出了西藏水土流失治理的优先区,为水利、公路和农牧等部门进行专题规划和治理提供依据。

  • 西部生态环境与开发
    韩广,张桂芳,杨文斌
    地理学报. 2004, 59(2): 189-196. https://doi.org/10.11821/xb200402004

    以呼伦贝尔沙地砂物质的粒度分析资料为基础,利用两组间的逐步判别分析 (SDA) 来筛选决定不同沉积物间差异的主导因子,根据主导因子的个数、Mahalanobis距离D2、通过统计学检验的信度?琢等3个因素,来定量地确定两个总体间的相似性大小。分析结果表明:呼伦贝尔沙地的风成沙丘砂主要来源于海拉尔组砂 (Q3),但河流冲积砂和古土壤也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在嵯岗镇附近及其以西的海拉尔河下游宽阔河谷中,自然条件下河流冲积砂也可以成为风成沙丘砂的主要沙源。

  • 西部生态环境与开发
    李虎,高亚琪,王晓峰,王哲
    地理学报. 2004, 59(2): 197-202. https://doi.org/10.11821/xb200402005
    null
  • 西部生态环境与开发
    王涛,吴薇,薛娴,孙庆伟,张为民,韩致文
    地理学报. 2004, 59(2): 203-212. https://doi.org/10.11821/xb200402006
    Baidu(432)

    中国北方在过去的近50年里,沙漠化土地以其广泛的分布和迅速发展构成了区域主要的环境和社会经济问题。遥感监测和评价结果表明,到2000年沙漠化土地已达到 38.57×104 km2,其中潜在和轻度沙漠化土地13.93×104 km2,中度沙漠化土地9.977×104 km2,重度沙漠化土地7.909×104km2,严重沙漠化土地面积 6.756×104 km2,它们主要分布在农牧交错带及其以北的草原牧业带、半干旱雨养农业带和绿洲灌溉农业与荒漠过度带。对上世纪50年代后期、1975年、1987年和2000年沙漠化土地遥感监测结果进行对比分析显示,我国北方沙漠化土地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一直处于加速发展的态势,沙漠化土地年均发展速率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为1 560 km2,1976年到1988年提高到2 100 km2,1988年到2000年之间达到3 600 km2。“整体恶化,局部治理”是近50年来北方沙漠化土地的变化的基本趋势。沙漠化土地的迅速发展不仅使中国北方的生态环境面临严峻的挑战,而且将严重影响中国整个区域国民经济的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 西部生态环境与开发
    汪一鸣,杨汝万,吴永辉
    地理学报. 2004, 59(2): 213-222. https://doi.org/10.11821/xb200402007

    通过对有关城市、区域的统计分析,在评述兰州—西宁—银川城市带基本特征的基础上,重点讨论其在西部大开发中四个方面的地位作用:我国内陆腹地的战略要地和开发据点,沟通我国东西部间、我国与中亚、欧洲国家间的桥梁和纽带,保障国家资源安全的能源重化工基地和重要进口通道,保障国家生态安全的重点生态建设区。并针对其在内部结构、市场化、开放度方面的主要问题,指出其发展趋势和战略选择:加快城市带交通通道建设,将潜在资源优势转化为现实经济优势,创造局部优势投资环境和开放社会,重视教育、科技和生态建设。

  • 西部生态环境与开发
    董孝斌,高旺盛,严茂超
    地理学报. 2004, 59(2): 223-229. https://doi.org/10.11821/xb200402008

    以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典型小流域纸坊沟为案例,应用能值方法研究其植物初级生产力、动物次级生产力、农户经济生产力及生态系统服务生产力能值的特征及相互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纸坊沟流域经过20年的治理,初级生产力水平有了明显提高,林草植被得到了一定恢复,巨大的生态系统服务为农业系统生产力的形成创造了基础。但整个流域依然处于低能值投入度、低耦合度、低能效的状态。主要表现为农林牧子系统之间耦合效应仍不明显;动物次级生产能值水平较低,初级生产的产品能值不能高效转化为动物次级生产能值;农户产业结构的不合理性,导致农业系统产品能值的潜在经济价值向农户现实经济收入的转化能力低下,因此,调整农户种植结构及产业配置是促进系统生产力高效转化的内在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