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收入增长和生态改善的空间均衡角度来看，区域发展空间失衡是空间开发状态与其区位供给能力不相匹配，空间的经济社会活动没有按照开发供给的比较优势进行地区分工配置。当区域开发规模及程度超过其可能的供给容量视为开发过度；若没有充分利用供给容量，则为开发不足。以江苏省县(县级市) 单元为例，采用开发强度与反映空间供给能力的生态重要性指数、环境敏感性指数、规模集聚指数、资源保障指数、运输经济指数的相关关系以及协调度，可以判断和评价空间失衡的状态。同时，资源环境价格市场不完善，政府调控要素导向不合理以及开发导向的财税和政绩考核体系等安排，都是导致空间失衡的制度原因。

：产业地理集聚存在产业差异和区域差异。本文结合产业特性和区域特征揭示产业集聚的形成机制。采用2004 年第一次经济普查数据，本文发现交通密度、政府支出比重、开发区数量以及贸易壁垒强度等区域特征显著影响产业集聚。在产业特性与区域特征交叉分析中发现，市场化促进了农业投入依赖性强、产业联系强、劳动密集型及研发密集型的产业的空间扩散，交通网络的完善有利于产业联系强的、规模经济显著的产业的分散布局，在市场潜力较大的省区规模经济显著的产业更为集聚；地方政府的产业和区域政策促进了产业联系较强的产业集聚，而拉动了利税率高的、国有企业主导的、属于国家重点计划的产业分散布局；各级政府建立的开发区和园区则尤其不利于国家计划重点产业的集聚和规模经济的实现。本文研究表明，贸易理论与新经济地理理论对于中国的制造业集聚具有一定的解释力，而中国的政策制度环境也是产业集聚的重要影响因素。产业集聚需要一定的产业和区域条件，并非所有产业和所有区域内都能够实现高水平的产业集聚。

：从中国各类型生态系统(农田、草地、水域) 的实际的食物生产能力出发，结合进出口产品中的食物部分，得出全国实际的食物供给能力，根据食物营养成分表中的转化率，将各类食物折算成人类生存所需的3 大营养成分(热量、蛋白质、脂肪) 的产量来表示，并利用ArcGIS 进行草地和农田食物供给的空间分析。以2004 年为例，中国实际食物供给能力为：热量1.601×10¹⁵ kcal，蛋白质6.163×10⁷ t，脂肪2.717×10⁷ t。其中，中国内陆生态系统实际可供给热量1.454×10¹⁵ kcal，蛋白质4.996×10⁷ t，脂肪2.074×10⁷ t，分别达到了陆地生态系统生产潜力的32.46%、38.33 %和41.12%，内陆生态系统食物供给还有较大的增长余地。在小康水平下，中国的食物热量、蛋白质、脂肪分别可以供养人口19.12 亿，20.84 亿和11.03 亿人，按照2010 年营养目标和2020 年全面小康目标，热量和蛋白质的供给已经较为充足，而脂肪的供给有所不足，今后需要注重油脂作物的种植和生产。结果还表明：中国的食物供给能力中，农田占据了绝大部分，不过比例有下降的趋势，从1998 年的84.66%，下降到2004 年的74.72%；草地和水域生态系统所提供的食物所占比例分别为4.83%~5.80%、6.02%~7.51%，波动较小；净进口食物所占比例逐年增长，1998 年仅为4.04%，2004 年增加到13.82%。通过平衡模型计算，在温饱、小康、富裕水平下，2004 年中国可以供养的人口分别为：15.34 亿，15.00 亿和14.11 亿，这表明，如果能够优化种植结构，合理配置植物性食物向动物性食物转化比例，均衡营养消费结构，中国实际食物供给较为充足。

内城新经济研究认为创意企业对网络组织更有依赖，但是对于网络的关键动力则众说纷纭。中国发达地区创意产业网络是否存在，其驱动机理在哪里?这正是研究初衷。以上海9个创意产业集聚区为研究区域，以创意设计业为研究对象，利用74 份企业问卷和16 家企业深度访谈采集数据，并运用SPSS统计分析工具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基于投入产出关系的产业链分工协作仍然是网络驱动的重要逻辑，以人才、信息与知识流为核心的创意链正在形成。上下游企业协作有利于集体学习，它们之间的强联结对提高企业创意能力具有显著影响，然而从影响方式来看，关系内容远比关系强度更重要。“客户”和“高校”是地方网络的重要驱动主体，并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地影响企业区位和创意能力。

生态补偿是当前国内外学者广泛关注的热点和难点问题，而科学制定区域生态补偿的空间分配标准又是生态补偿研究中的关键环节。当前对区域空间补偿标准的计算思路大致可分为两种：生态建设成本核算法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核算法。本文剖析了社会生态补偿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从社会公平的角度出发，利用2007 年全国各省市的数据，建立计量经济模型，分析了各省地理要素禀赋差异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地理要素禀赋当量”的概念，分析了该指标在区域生态补偿政策和单项生态补偿政策制定中的应用前景。研究结论如下：① 实施社会生态补偿，是各区域获得平等的生存权、环境权和发展权的有力保障，也是促进区域间协调、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的必要保证。② 各地地理要素禀赋的差异是引起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差异的重要因素，也是制定社会生态补偿标准的重要依据；③ 利用“地理要素禀赋当量”，可以科学确定区域间社会生态补偿的空间分配标准，有效地避免以往生态补偿政策制定中的“一刀切”现象。

通过对东北三省1993-2006 年装备制造业产业的区位商、状态概率分布与各态历经概率的分析,得出东北三省装备制造业发展不均衡,产业发展存在梯度差异并在个别行业中有继续扩大趋势,地区专业化正在形成;辽宁省总体发展态势好于吉林和黑龙江省,吉林省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是本地区乃至全国的优势产业;总体看东北三省装备制造业发展状态很不稳定,虽然是传统工业基地,但迁移性仍较大。

在综合考虑自然、社会和经济等因子对粮食安全影响的基础上,选择了人均粮食占有量和人均GDP两个指标空间显性评价全球粮食安全状况。为此,本研究构建了3 个模型,即空间EPIC 模型、作物选择模型和IFPSIM 模型,分别模拟作物单产、作物播种面积和作物价格。利用构建的评价框架和模型,以网格大小为6 分弧度的地理单元为评价对象,选择水稻、 玉米、小麦和大豆等4 类全球主要作物类型,以2000 年为初始年份,对未来2020 年的全球粮食安全状况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到2020 年,多数南亚国家和非洲国家,由于其人均粮食占有量和人均GDP两个指标值都显著降低,粮食供应不足和贫困一起将可能导致该区域存在 粮食危机和饥饿风险。对于其他区域,日益增长的粮食需求可以通过本区域的粮食生产自给予以满足,或通过外部购买或粮食进口得到满足,总体上不存在粮食安全问题。为保障未来粮食安全,一方面要保护耕地数量和质量、防止土壤退化、增加资本投入、进行技术创新和升级,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保障粮食的有效供给;另一方面加大农业补贴,切实提高农民收入,保障农民利益,增强农业购买力。同时,大力改善粮食流通和农产品贸易体制,通 过外部市场来调节粮食供给;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提高农业生产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保证粮食生产的稳定。

提高能源效率是江苏省突破能源困局的重要途径。文章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DEA),在全要素生产力分析框架下,测度2007 年江苏省各地级市能源利用的综合效率、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分析3 类能源效率的空间分异特征,并根据3 类能源效率的关联关系划分能源效率的地域类型;进而采用变异系数(CV)、单位GDP能耗和大中型 企业集中指数(CI) 等指标,结合各地级市的产业结构特征,分析江苏省能源效率地域分异成因;最后,根据DEA模型的投入产出优化目标值(Targets),探讨提高各地级市能源效率的对策措施。研究结果表明：① 江苏省能源效率总体上呈南高北低、东西分化的分布特征,并存 在轻工业型和重工业型两大“DEA有效”极核;② 能源规模效率是制约江苏省能源综合效率的主要方面;③ 单位GDP能耗可以集中反映区域能源技术效率水平,大中型企业集中指数可以集中反映区域能源规模效率水平;④ 高耗能产业比重高的区域其能源技术效率相对较低, 居于经济区过渡地带或边缘区位的区域其能源规模效率相对较低;⑤ 全省普遍存在生产要素投入冗余现象,可通过优化投资环境、产业结构高级化、突出特色产业、提升产业技术、提高劳动力素质及提高产业集中程度等途径来提高区域的能源利用效率。

积极开展国际间的区域经济合作是地区经济发展的一个新趋势,也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新疆与俄罗斯西西伯利亚地区地理位置毗连,广泛开展双方的地区间经济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中俄共同繁荣与发展,而且有利于巩固本地区乃至中亚的安全与稳定。根据本区域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和条件,本文借鉴点—轴发展理论,采用城市首位度、 引力模型以及其他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区域内不同等级的中心城市和交通基础 设施进行了研究,提出以第一和第二亚欧大陆桥为主要经济发展带,打通新西伯利亚市和乌鲁木齐市两个区域发展核心之间的直接陆路通道,建立乌-新经济发展轴,培育起新-西跨境区域合作的“一轴两带”的“工”形空间发展结构。在此基础上,辅以相应的合作模式,整合 跨境区域资源,形成新—西地缘经济区,促进区域社会经济发展。

一个区域的交通优势反映在“质”、“量”和“势”三个方面， 每个方面具有相对独立而具体的内涵， 对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不同的作用， 其中任一方面的刻画和评价仅仅反映区域交通优劣的一个侧面， 只有三方面的综合集成刻画与评价才能真正反映一个区域交通环境的优劣。基于交通地理学的基本理论， 界定了交通优势度的基本概念， 并建立了交通优势度的基本表述结构， 包括交通网络密度、交通干线影响度和区位优势度； 同时基于GIS 技术， 从分项和综合集成两个角度构筑了交通优势度评价的空间数理模型。以我国2365 个地域 单元为样本的实证分析发现， 我国的区域交通优势度呈“偏正态”分布特征， 极少数的地域 (比例为1.4%) 具有非常突出的交通优势， 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非常优越的交通环境； 大约1/8 的地域(12.4%) 交通条件处于非常明显的劣势， 交通环境是其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利条件； 大约70%地域处于评价样本的中游或中游偏上水平。从区域上看， 交通优势大致由沿海逐渐向内陆依次递减； 长江三角洲、京津冀、珠江三角洲三大城镇密集区有着明显的交通优势， 覆盖范围广； 成渝地区和武汉都市圈也有较好的交通优势， 但尚未连续成面或覆盖范围较小， 其他城镇密集区和省会城市周边地区有相对较高的交通优势， 但覆盖地域较小。从经济发展措施看， 利用交通优势和规避交通劣势， 应是进行经济活动和产业选择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在GINI 系数因子分解的基础上, 提出了测度区域差异变化影响因子贡献来源的分解方法, 将影响因子对区域差异变化的贡献分解为因子的结构性贡献和集中性贡献两种类型。对1993-2005 年中国农村居民区域收入差异因子分解的实证研究表明工资性收入是影响农村收入差距格局最重要的因素, 但对农村收入差距变化的影响并不明显。相反, 近年来工资性收入集中度的不断下降超过了结构性增加对区域差异扩大的贡献, 二者共同作用促进了农村区域差异的缩小。家庭经营性收入仍然是农村居民最重要的收入来源, 但对收入差距的影响越来 越小, 且结构性和集中性对区域差异的贡献都在下降。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对收入差距格局的贡献虽然不大, 但对收入差异扩大的贡献不断增加, 已成为影响农村区域差异变化的重要因素。财产性收入贡献的增加主要来源于结构性贡献, 集中性变化影响的趋势并不明显, 而转移性收入贡献的增加除结构性增加影响之外, 集中性下降的影响同样显著。最后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伴随经济转型的市场化、全球化和分权化过程是中国产业结构重组的重要力量。基于2004 年第一次经济普查资料, 深入探讨了中国制造业结构在不同产业层次的趋同问题。总体而言, 多数省区与全国产业结构保持着较高的相似性, 随着产业细分, 产业结构相似系数呈明显下降趋势。东部沿海省区和全国相似程度最高, 西部落后省份和全国相似性最低。资源密集型产业使省区结构与全国差异显著, 全球化程度较高、附加值较高、产业联系较强的产业使区域产业结构趋同。统计结果显示, 市场化进程有利于比较优势和区位优势的发挥, 显著地促进了比较优势相似的省区产业结构趋同, 而资源条件不同的省区结构差异化发展; 参与经济全球化强化了比较优势对于产业区位的影响, 相似国际市场需求以及区位和产业偏好相似的外资促使沿海省区产业结构趋同, 也是沿海与内地省区产业结构显著不同的原因。地方分权导致省区市场严重分割, 造成了一些省区产业结构趋同。

随着中国国金融服务业不断深入改革以及对外资金融机构的逐渐开放，金融服务业的空间格局更为复杂。以银行业为例，区域内服务地域范围不同的银行金融机构的组合已经引起人们的重视，这种组合就构成了地区金融系统(地区银行系统)。地区金融系统内的银行金 融机构可以划分为包括国有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外资银行等的外来型银行金融机构，以及包括城市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 、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 等的本地型银行金融机构。研究表明：地区金融系统存在着萌芽期、发展期以及成熟期三个发展阶段，不同阶段具有明显的特点。地区金融系统受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地方政策以及地区金融素养等因素影响。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利用中国30 个省市 (自治区) 的数据，分析了中国各地区金融系统的区域差异。在各地区金融系统中，外来型银行金融机构表现为：国有银行的分支机构处于相对主导的地位；外资银行集中于重要结点； 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区域性集中趋势明显；对于本地型银行金融机构则具有城市商业银行分布不均；农村信用社填充国有银行撤出地区空白，但实际发挥的作用有限等特点。

对1990-2004 年云南省城镇发展差异进行分析，发现自20 世纪90 年代以来云南省城市综合实力总体呈差异扩大的趋势，表现出小城市发展缓慢且分化不明显，少数高位城市极化，在空间呈现明显的核心—边缘倾向等特征。其后，进一步展示云南省城市经济影响区空 间演化的阶段性规律：① 20 世纪90 年代以前云南省城市经济影响区被特殊的地理环境分割 成破碎且难以整合的小型离散化的格局；② 自20 世纪90 年代以来，随着地区工业化和城市 化加速进行，交通通讯网络的发育和辐射，中小城市得以发育，伴随于城市经济影响区空间 扩张与收缩，云南省城市经济影响区逐渐从单层离散分布演变为三层嵌套结构，并不断朝更高级的结构形态演进，即云南省城市经济影响区空间呈现显著的、由小规模离散分布阶段、过渡转型阶段到嵌套复合阶段的时空演化序列。最后，针对这种时空演化序列，笔者解析出云南省城市经济影响区在不同时空条件组合下的三种空间扩展类型：单向拓展类型、多向拓展类型和邻接扩展类型。

基于第一次经济普查资料，深入探讨了中国制造业的地理格局。通过计算不同地理尺度下的制造业产业分布基尼系数和Moran's I 系数，发现中国制造业高度聚集在珠三角、长三 角以及环渤海地区，在华北、东北、四川以及两湖地区有一些连片分布；空间尺度越小，产业划分越细，制造业在空间上越集中，省市县尺度的产业地理集中程度显著相关。基于比较 优势、全球化和制度分权以及集聚经济等相关理论，本文构建了考察影响产业地理集聚因素 的计量模型。统计分析表明，由于接近资源优势，农产品投入较多的产业较分散，金属矿物投入较多的产业较为集中，非金属矿物依赖性产业在四位数层次集中，在三位数层级显著分散。利用外资和参与国际贸易有利于产业地理集聚，区域分权促使制造业分散布局，在省级 层次尤为显著。集聚经济显著推动制造业地理集聚，但在县级层次更为重要。高技能劳动力比重较高和外部科研力量依赖性产业则较为分散，产业联系没能促进中国产业的地理集聚， 可能与地方保护和模仿政策等反市场力量有关。研究表明，空间尺度和经济转轨引致的制度变化对于理解中国制造业地理格局非常重要。

在重新认识长江经济带的空间范围及空间结构内涵的基础上，运用空间数据分析的一般方法，获得了长江经济带空间分异的基本特征。经过独立发展阶段、区域集聚与链接阶段、 行政经济区阶段和空间竞争与链接阶段等4 个时期的发展，长江经济带形成了特殊的条形核 心—外围—边缘结构，存在三大核心、一条主轴、一条辅轴、四条地方轴、一个外围地区和 一个边缘地域。运用空间相互作用理论，从互补性、通达性和介入机会等方面分析了长江经 济带空间结构形成与演化的基础。为加快长江经济带空间结构的优化，首先要求空间管理组织的创新，其次是空间结构要素的优化。一个以政府、城市管理与经营者和具有跨国或跨区 域网络的精英企业三者组成的长江经济带空间组织与管理机构，是管理长江经济带的理想组 织模式，只有当政府、城市管理与经营者和企业建立起三者协商与联合的机制，才能进行有 效的空间管理。长江经济带的空间结构要素中，节点和通道是骨架，也是空间结构优化的两 大关键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