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型城市是开展创新活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基地，是探索城市发展新模式和推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迫切要求，因而在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当前，中国已进入到2020 年建成创新型国家的攻坚阶段，但创新型城市建设尚处初级阶段，尚未完成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战略质变，与真正意义上的创新型城市还有很大差距。本文以全国287 个地级以上城市为综合评估对象，采用自主构建的中国创新型城市综合评估体系和开发的中国创新型城市综合评估监测系统软件，从自主创新、产业创新、人居环境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四大方面对中国创新型城市的建设现状做了综合评估，分析了创新型城市建设的空间分异特征。结果认为，中国城市综合创新水平偏低，建设创新型国家难度大，87.8%的城市综合创新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城市综合创新水平与城市经济发达水平呈密切的正相关关系，东部地区城市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城市自主创新水平、产业创新水平、人居环境创新水平和体制机制创新水平呈现出与城市综合创新水平一致的空间分异规律。到2020 年争取将北京、深圳、上海、广州建成4 大全球创新型城市，成为全球创新中心；把南京、苏州、厦门、杭州、无锡、西安、武汉、沈阳、大连、天津、长沙、青岛、成都、长春、合肥、重庆共16 个城市建成国家创新型城市，成为国家创新中心，形成由4 个全球创新型城市、16 个国家创新型城市、30 个区域创新型城市、55 个地区创新型城市和182 个创新发展型城市组成的国家城市创新网络空间格局，进而为到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做出贡献。

城市群作为中国城镇化的主要载体，社会经济要素将会向城市群大规模的集中，人口和经济集聚对城市群的空间结构和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通过对1995-2010年间中国20个城市群人口和经济集聚程度进行研究，表明中国城市群集聚程度整体仍是一个增加的过程，且经济集聚度高于人口集聚度，两者呈现很高的线性正相关关系；进一步采用城市基尼指数和首位城市集聚度两种方法分别对城市群集聚程度进行测度和分析，认为20个城市群可以分为强单中心、弱单中心、多（双） 中心以及弱中心4 种城市群集聚类型；使用局部加权回归的方法对城市群集聚水平和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索性分析，发现城市群经济集聚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整体上符合倒U型假说的特征，而人口集聚与经济增长没有表现出明显的规律性特征。

本文将城市扩展视为城市用地克服生态阻力向外扩散的过程，基于最小累积阻力模型（MCR） 进行方法创新，在模型中引入不同等级源的相对阻力因子，并考虑生态障碍对于城市扩展的刚性约束，构建适合于城市扩展模拟的生态阻力面模型（UEER）。在此基础上，利用广州市土地利用第二次调查数据、遥感影像数据、DEM数据以及其他生态要素相关数据，通过源的确定与分级、基面阻力综合评价、UEER模型运算等步骤，构建了广州市城市扩展的生态阻力面，并用于模拟城市用地扩展至不同规模情景时的空间分布及边界。结果表明：① 通过UEER模型生成的生态阻力面能够综合反映城市扩展水平过程所需克服的生态阻力，因此能够反映生态约束下城市扩展的空间运动趋势，可以用于城市扩展模拟。② 与基于MCR模型的模拟结果相比，基于UEER模型的模拟结果更加符合实际并体现生态保护的要求。从城市扩展的规模与强度控制看，模拟结果更加符合实际需求，并体现政策调控方向。从城市形态以及与生态要素的关系看，一些重要的生态要素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能够得以保留，同时生态障碍作为生态隔离，能够有效地防止城市的蔓延式扩展，从而使城市扩展表现出明显的组团式特征。

基于1990、1994、2000、2005 和2009年公路网数据和经因子分析得到的县域城市综合实力指数，采用扩展的潜力模型测度县域潜力指数，运用时空自相关方法探讨珠三角县域潜力的时空关联格局及其演变，并与空间关联格局对比及与交叉相关函数比较检验其准确性。结果表明：① 珠三角县域潜力总体上具正时空关联性，但关联程度不高，1994-2005年缓慢加强而2005-2009年趋于减弱。大多县域潜力的局部时空关联特征相对稳定，且以正相关为主，但部分县市时空关联类型发生了明显转化。② 县域潜力的局部时空关联类型分布差异及其变化明显，时空HH区分布于中部地带和东部的深圳—东莞地带，2000年后中部的时空HH区范围收缩至广—佛核心都市区；西部时空LL区连片分布格局相对稳定，中南部2005年开始出现新的时空LL区，东部时空LL区范围1994-2000年扩大而后逐步收缩，2009年零星分布于东部边缘；时空异质区变化较剧烈。③ 三大地带县域潜力的局部时空关联特征反差鲜明，东部与中部差异趋于缩小，而西部与中、东部的差异进一步扩大。④ 时空自相关方法能有效挖掘县域潜力的时空关联模式，比仅考虑空间效应的ESDA方法更能准确客观揭示县域潜力间的时空交互关系。

本文构建了一个基于垄断竞争、规模经济、交通成本、消费者多样化偏好以及商品和服务差异化的大都市两区域商业空间结构模型。提出了经济学演绎模型与基于agent 的计算实验相结合的研究路径,通过对商家、消费者等大量微观自主体(agent) 的相互作用来“动态地”观察和讨论大都市新、老城区宏观商业空间结构的微观基础、影响因素和演化过程。研究结果表明,①在商品和服务替代性、购物交通成本设定的情形下,新、老城区商业固定成本投入差距越大,则商业空间分布越不均衡,越易形成核心-边缘结构。② 由于居民的消费存在多样化偏好,因此强化区域间的差异性有助于改变商业的市场份额。③ 商业往往集聚在具有区位优势、人口规模优势以及固定成本优势的地区,而且交通条件的改善将加速商业的空间集聚。研究认为,空间经济学演绎模型与推导→基于agent 的地理计算→实证分析与计量检验是一个值得探索的技术路线。

转型时期我国城镇居民主要通过市场竞争机制和科层分配体制来获取个人住房,获取稀缺的住房资源的途径和机会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住房不平等和社会分化。处于体制转型时期的中国城镇,制度、市场和家庭因素等多重因素相互交织,共同影响中国城镇居民住房选择。以覆盖全国88 个城镇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5 年城镇部分) 调查资料为基础,本文分析了转型背景下中国城镇居民住房类型分化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改革 开放30 多年以来,中国城镇的住房自有率大幅度提高,其主要原因从1998 年前的公房房改政策向1998 年后住房市场化政策转变。家庭生命周期、家庭收入、户籍、单位性质、职业等变 量显著影响住房选择,体现市场与制度对住房资源分配的双重影响。经济发达地区由于住房资源紧缺、住房价格高,居民住房承受能力差异较大,工作单位性质、户籍和家庭生命周期变量对住房选择的影响更显著。随着住房市场化进一步发展和住房制度改革的逐步深入,地方政府应逐步放宽社会住房的享受标准,尤其是户籍限制条件;开发商应更关注社会经济快 速转型背景下的家庭结构变化及其对居住偏好的影响。

幂次法则是一个普遍存在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界的现象,在都市体系中亦可观察到此一现象。过去的文献仅仅对于幂次法则现象进行了观察和解释,并未能完整地解释其形成的机制。本研究尝试由复杂理论中“递增报酬”的观念来探讨幂次现象的成因,采用计算机程序来仿真都市聚落体系形成的过程,并观察递增报酬与幂次现象之关系。该仿真包含了3 种不同的区位发展吸引模式,分别为相邻关系、规模吸引以及同时考虑规模与相邻的混合模式。计算机仿真显示：① 规模吸引与混合两种模式比相邻吸引模式能够更好地解释都市聚落的成长;② 依照递增报酬法则而仿真形成的都市聚落,与幂次现象呈高度相关。随后的数理仿真演算显示,幂次法则为一统计上的普遍现象,但在递增报酬等经济因素驱动下的都市聚落体系结构与真实的状况较为吻合。因此我们推测,递增报酬极可能是形成真实世界幂次现象的机制之一。

随着转型期城市现代服务业的兴起以及信息经济的发展壮大,写字楼经济逐渐成为城市经济发展和城市文明的象征,并对城市空间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通过运用GIS空间密度分析、区位熵和空间自相关等技术方法,探讨了转型期杭州城市写字楼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演化机制,结果表明：写字楼空间容量密度分布呈由中心向外围梯度递减格局,并出现多中心融合集聚的形态;写字楼规模容量特征呈现显著的内外围差异性,内城开发密度大而强度小,外围开发强度大而密度小;而规模容量的等级结构不够合理,主要体现在第三级区块发展规模的滞后;写字楼内部企业类型中,基础性依赖行业在空间上的分布较为离散,而生产性服务业则趋于集簇式分布;写字楼内部企业存在较大的区位熵差异,即出现一定的地域专业化特征,同时,发展较为成熟的区块一般具有较高的综合服务能力,而处于发展中的区块则呈现出功能的单一性。总体上看,政治、经济和企业微观主体等各种要素,通过相互交织的综合作用机制,有效地推动了城市写字楼及其生产性服务业在空间上集聚与分散相结合的时空演化进程,其中显著表现在城市经济形态转型、城市郊区化、城市空间结构调整以及政策与政府行为等方面。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CO₂排放量不断增加,研究中国各大城市采取何种发展模式,减缓CO₂的排放量,成为当前研究热点。利用STIRPAT模型,定量分析了CO₂排放量与人口、富裕度、城市化水平和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并经岭回归拟合发现人口数量、人均 GDP、城市化水平和技术进步每发生1%的变化,将引起CO₂ 排放总量相应发生0.618%、 (0.178+0.009lnA)%、0.816%和0.264%的变化。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以上海市为例,通过设 置10 种不同的发展情景,分析了在何种情景下最有利于减缓CO₂的排放。结果表明,当经济、人口保持中速增长,城市化率进程放缓而节能减排技术取得较大进步时,上海市最有利于减缓CO₂排放量,此时上海市2010 年、2015 年和2020 年CO₂排放量分别为17053.57 万t、19286.64 万t和20885.69 万t。

首次引入国际著名城市地理学家M.Batty 提出的“城市规模等级钟”、“等级距离钟” 和“半生命周期” 理论； 利用地级以上城市的人口—等级数据， 测算了表征中国城市规模等 级演化特点的“等级钟”、“等级距离钟” 和“半生命周期”， 探讨了演化过程与机制； 利用 历史人口数据， 研究了若干历史城市近2000 年间的“等级钟” 演化特征。等级钟研究表明， 中国特大城市的规模等级钟变化较小， 城市位序稳定； 在区域空间差异上， 东部沿海城市等 级钟变化明显， 位序上升迅速； 东北地区城市等级钟呈现较大变化， 但演化方向与东部沿海 城市相反， 城市位序逐渐下降； 西部和内陆城市等级钟变化缓慢， 位序难以进入顶级序列之 中。等级距离钟表明， 中国高位序城市等级距离变化较小， 低位序和新设立城市的等级距离 变化明显， 整个城市系统的变化较为平缓， 仅在1980-1985 年间和2000-2005 年间出现较大变化， 体现了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与21 世纪开始的二次较为迅速的城市化发展历程。半生命周 期研究表明， 中国城市体系在生命周期现象不明显的总体背景下， 以20 世纪80 年代为时间 界标， 百位城市的前、后半生命周期仍然显现有较为明显的时间尺度差异， 自该时间界标以后， 新兴城市替代传统城市的速度开始加快。中国历史城市“等级钟” 表明， 城市位序等级 的变化是多种动因的叠加， 以政治职能为主的城市位序与其政治地位密切相关； 沿海、沿江 城市的位序则更多地与地理区位条件和经济政策相关联。

西方的城市居民出行需求研究已经由基于出行的分析转向基于活动的分析， 而国内的相关研究几乎空白， 特别是基于家庭的分析。基于出行的交通需求理论在交通规划中的不足， 强调活动分析法的理论基础和应用优势， 提出了基于家庭的活动—移动行为的理论并进行模 型验证。采用天津市居民时间利用日志调查的第一手数据， 以家庭为研究单元， 建立结构方 程模型， 在解读天津市民工作日的活动—移动模式的基础上， 验证了基于家庭的活动分析法 的理论。结果表明， 出行来源于相应的活动参与， 且活动分析法很好地解决了四阶段法等基 于出行的模型的一些不足。男女家长之间存在明显的活动—移动联系， 并且在非工作活动上存在联合参与行为。在考虑活动和家庭成员的间接效应时， 社会经济属性对居民出行时间的的总体效应和直接效应显著程度不一， 验证了基于家庭的活动分析法在出行行为研究上比传统基于出行的分析更加全面和深入。

基于地铁系统数据统计分析， 对地铁建设的空间时序以及网络发育差异进行归纳， 结 合相关数据推导出地铁规模的匡算模型， 并依据地铁系统的属性指标组和网络指标组对世界 121 个城市地铁系统样本进行聚类分析， 将其划分为3 个类别， 并讨论城市人口规模和城市 用地规模对地铁规模的影响， 最后对中国53 个城市进行地铁规模匡算和等级划分。结果显 示， 世界城市地铁建设在时空上存在波动性， 地区间地铁系统的网络发育不均衡， 欧洲和北 美洲的地铁网络发育较为成熟， 而亚洲和南美洲的地铁网络则有较大的扩展潜力。第一类别 地铁系统规模大， 网络发育成熟， 但仍有较大的扩展潜力， 地铁规模与城市用地规模的相关 性更强； 第二类别地铁系统网络的发育程度较好， 但是扩展潜力一般， 地铁规模与城市人口 规模和城市用地规模的相关性较弱； 第三类别地铁系统的规模普遍较小， 地铁网络发育处于 较低等级水平， 地铁网络仍然有很大的成环潜力和结合潜力， 地铁规模与城市人口规模的相 关性更强。中国城市地铁的匡算规模介于37.4~129.9 km， 根据模型的匡算结果中国地铁系统 可以划分为4 个等级， 未来中国的地铁建设仍然有很大潜力。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单个城市的竞争逐渐转变为城市区域的竞争。 都市经济区是在国家战略需求的推动下应势而生的新概念, 已经广泛应用于全国国土规划和 主体功能区划。准确把握都市经济区内部的地域构成有助于进行有效地加强区域管理和空间调控。以往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宏观分析或以区县为单元的空间分析, 从功能空间的角度对都市经济区内部地域构成的研究较少, 更缺少准确科学的划分和判读方法。为了准确把握 区域空间利用中的主要问题和潜在威胁, 规划者和政府官员需要探索判定都市经济区地域构成的新方法。文章在总结当前几种主要的地域类型判读方法优缺点的基础上, 深入探讨了运 用遥感和GIS 手段进行区域地域构成判别的思路, 并成功应用于珠江三角洲内部地域构成的 空间分析。研究发现, 当前珠江三角洲都市经济区正经历着大规模的城镇化, 大都市的发展 无序蔓延, 存在的用地粗放、结构混杂、功能有待优化等问题, 工业区、居住区等用地的空 间分布呈现较明显的向心型分布和交通导向型分布特征, 同种地域类型的集聚性分布明显增强。通过从单要素和整体特征上认识和把握珠江三角洲地域构成与空间组织特征, 可以有的放矢地进行空间管理和调控。还有助于深化区域地域构成的认识和空间结构的监测和分析, 也可作为制定土地利用政策的依据, 为从区域尺度上制定空间政策提供了新的参考依据。

利用分街区人口普查数据, 分析1982-2000 年北京都市区社会空间分异特征, 通过计算信息熵、绝对分异指数、相对分异指数和隔离指数等指标, 探讨转型期北京社会空间分异 的重构特征。研究表明: “街区尺度”是展现都市区社会空间分异特征具有可操作性的空间尺度; 北京各类居住人口、就业人口以及住房状态都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 除了老年人口、性别比、户均人数和农业就业人口等少数指标以外, 1982-2000 年北京绝大部分社会指标 的空间分异程度在下降; 同期, 外来人口、各少数民族人口、高学历人口以及二产、三产就业人口等与总人口分布格局的一致性在变好, 而老年人口、文盲人口以及与农业相关的人口 逐渐偏离与总人口分布格局的一致性。18 年间城市人口的混居性普遍增强, 但老年人口、外来人口和农业人口却表现出相对于其他人口混居性变弱而群居性增强的特征。北京社会空间分异重构特征还可以从各社会指标与距离关系的演变中获得直观认识。在中国大城市转型期 间, “规模重构”和“空间效应”交互作用, 构成社会空间分异重构的外在表现, 其基础动力主要来自于制度、市场和文化的变迁。

清代之前广州长期作为重要的外贸港口, 港市、对外贸易、多元文化及“蕃坊”等对 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影响很大; 清初广州确立“一口通商”, 对外贸易更趋繁荣, 西关及滨江 地带成为巨贾侨商集聚之地, 而城内的满族与汉族在社会地位、居住等方面呈现较大的分异。 从城市总体层面来看, 清代广州呈现“西商—东官” 的社会空间格局, 西关平原及“南关” 滨江地带“因港而商, 因商而富”, 城墙之内的老城区则一直作为官衙区及官僚贵族居住区, “因衙而尊, 因官而贵”, 这成为广州社会空间结构演进的历史主线。就清末的广州西关而言, 已分化为纺织机房区、新兴高级住宅区及洋商区等社会区类型, 具备殖民性河港贸易城市的 社会空间特征。自然条件对城市空间扩展的限制, “一口通商”的港市繁荣, 以及遵循封建 礼制的城建思想等成为影响清代广州社会空间结构的主要机制。

认知地图是外界环境在人们头脑中的表征, 往往与现实地图不一致, 研究认知地图及 其变形对城市规划和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手绘草图是当前挖掘认知地图的一种主要方法。通 过问卷调查, 获得北京居民手绘草图样本, 分析草图中体现的北京城市意象要素。采用二维 回归(BR) 与标准偏差椭圆方法定量测度认知地图整体和局部的变形。对于二维回归计算出 的变形系数(DI) 进一步采用蒙特卡罗模拟计算其变形半径, 得出北京居民的认知地图平均变 形在2-3 km, 整体变形以二环为界, 内小外大, 并呈西南—东北斜向拉伸, 东西收缩的趋 势, 局部变形北部大于南部。个体的变形系数与对地标的熟悉程度负相关, 男性小于女性, 驾车者小于不驾车者, 日常活动范围越广、出行频率越高、居住时间越久、距离锚点越近的 被试认知变形越小。

一个明确而又合理的城市腹地范围, 是保证一定区域内各城市实现合理功能整合的关 键, 也是对城市经济区进行各项研究的基础。通过构建衡量城市综合规模的指标体系, 运用 主成分分析法计算中国283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规模值。在GIS 软件支持下, 将中国划分为 5 km×5 km 的格网, 利用场强模型, 对2004 年283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腹地进行了划分, 比较腹地的范围及相互关系, 并与省域和市域行政范围进行了叠合分析, 实现了城市腹地测 定、分析的可视化。结果表明: 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规模值差异较大, 最大和最小城市规模 相差达284 倍。场强值分布呈现明显的东、中、西递减的分异特征, 与经济发展的梯度差异 一致。中、东部的城市影响力的弱势区域全部分布在省域交界地带, 在场强值大于12 的级别 上, 东、中部城市的场强影响范围连成一片。各城市腹地范围相差亦较大, 最大和最小城市 腹地相差达5488 倍。各城市在地理位置上不一定位于其腹地的几何中心, 偏移比较大的城市 往往成对分布。城市腹地与省域行政范围吻合度较差, 根据腹地在市域行政范围内的面积比 例, 将城市分为4 类, 并提出相应的空间发展策略。依据腹地的分析结果将全国划分为3 个 一级城市经济区、11 个二级区和38 个三级区。

从阐释开发区“特区”运作机制、“新经济”型产业结构、配套住宅开发策略等特有开发模式及内在结构特性入手,以西安市为实证案例,以翔实的调研数据为支撑,剖析了开发区建设发展与城市经济—社会空间极化分异之关联及其典型过程与效应;并通过开发区与非开发区、新城与老城、新经济区与旧产业区之间在投资强度、发展速度、软硬环境、形象面貌、经济活力与潜力、人口成分与素质等诸多方面分异对比日益鲜明的一系列事实,论证了开发区建设发展已成为强化凸显当代中国城市经济—社会空间极化演变的机制之一。研究结果有助于更深入全面地认识评估“开发区”——这一机制独特、存在广泛、极富改革开放新时期特色的城市发展模式之影响与绩效。

巨型城市区的概念于1999年由P. Hall提出,是中心大城市向新的或临近的较小城市极度扩散后所形成的,是21世纪初正在出现的新城市模式,其概念强调区域在全球化中的作用,并认为城市间高级生产性服务业产生的联系与区域的多中心结构相关联。近年来,长江三角洲作为中国最大的经济核心区,城市发展呈现出新的趋势和特点,上海依托长三角腹地建设全球城市成为共识,以上海为中心的大都市连绵带正在向巨型城市区演变。在介绍巨型城市区的概念的基础上,从多中心、功能性和网络性三个角度对长江三角洲巨型城市区的特征进行了初步分析,并指出长江三角洲巨型城市区是一个多中心网络状的城市区域。

以居民消费行为与商业区位选择为研究目的,从消费者属性和商业环境双重视角,构建计量经济模型分析居民消费区位偏好和区位决策行为。研究表明,教育程度、职业类型、收入水平、交通出行方式和购物出发点等居民属性特征显著影响着居民消费区位的偏好,居民对区位、商品价格、服务质量、休息场所、配套设施、停车场等商业环境满意度的评价水平明显影响着居民的消费区位决策,但居民对交通条件、商业规模和商业氛围等满意度的评价水平对消费者区位选择决策的影响并不显著。因此,针对不同消费者要开发和建设不同类别的商业区,以满足不同层次居民的消费需求;另外,良好的商业区位、多元化商品价格、高质量服务水平、完善的休息场所和配套设施、充足的停车场设施等是吸引居民消费的重要条件,也应该是商业区环境建设的重点内容。

运用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对广州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200个反映社会空间结构的变量进行分析,提取出影响广州市社会空间结构的5个主因子,据此将广州市划分为7类社会区。与1985年的广州社会区研究对比,归纳出基于老城区发展的、基于工业和教育飞地发展的、基于农村社会区发展的社会区演变的三种模式,从转型期制度与政策变化、历史因素、政府对城市管理与调控等方面分析了社会区分异的机制,总结了转型期中国大城市的社会空间结构模型,比较了中西方社会区结构的差异,并从职业分异、家庭生命周期、外来人口等方面对广州未来社会区的演变做了分析。

中国城市群结构体系是由不同发育程度、不同等级、不同行政隶属关系、不同成因和空间区位的城市群,通过各种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和知识流有机耦合而成的空间聚合体和综合集群体。通过对国内外有关城市群结构体系的综合分析,得知世界城市群结构体系正在形成,城市群间的等级职能正在参与新的国际劳动地域分工进行重组,中国城市群结构体系由28个大小不同、规模不等、发育程度不一的城市群组成,目前尚处总体发育雏形阶段,但却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格局中最具活力和潜力的战略支撑点和增长极点,主宰着国家经济发展的命脉。根据城市群发育程度指数模型计算结果,将中国城市群划分为三个等级,其中一级城市群包括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和京津冀都市圈3个城市群,二级城市群包括山东半岛城市群、成都城市群、武汉城市群等11个城市群,三级城市群包括滇中城市群、天山北坡城市群等14个城市群。进一步分析发现,中国城市群总体发育程度低且差异很大,这种差异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并呈现出发育的阶段性、总体分布的不平衡性、空间分异的规律性、内部集聚的异质性和明显的分化性等空间分异特征。在未来的发展中,应加强对中国城市群结构体系理论的多维性、规律性和阶段性研究,加强对中国城市群结构体系形成发育的差异性、异质性和竞争性研究,加强对中国城市群结构体系的国际化、全球化与动态监测研究。

综合集成TM、SPOT遥感影像,地形图、历史地图及其它空间数据提取长春市1900年、1930年、1954年、1976年、1990年、2004年共6期城市土地利用空间扩张信息。利用空间重心转移模型、分形模型与城市土地—人口异速增长模型分析长春市100年来城市土地利用扩张的空间变化特征,进一步研究其扩张机理。研究结果表明：长春市1900年到2004年城市土地面积扩张56.77倍,其中1990~2004年扩张速度最快;1900年以伊通河左岸的宽城子和现在的南关区北部的内城作为城市的雏形。1900~1930年日俄为进行资源掠夺修筑铁路并在周围建立商埠用地将宽城子与内城连为一体。1930~1954年城市主要沿铁路沿线的西南扩张,1954~1976年国家以发展重工业为主向南北方向填充,1976~2004年城市受高新技术开发、旅游业等的影响主要向东南方向扩张。除1976~1990年外城市向外扩张的不规则程度逐渐提高,稳定性降低。1976~1990年以边缘区填充为主,其他时段以边缘区扩张为主。1900~2004年人口增加87.57倍,人均城市用地面积有逐渐减少的趋势,城市土地利用面积与人口二次幂拟合曲线优于乘幂拟合曲线,从百年尺度上历经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两大社会背景的长春城市土地-人口异速增长模型并非规则变化,说明长春100年来城市演变过程中城市建设在历史时期具有不合理的现象。

在整理分析官方网站和实地问卷调查数据的基础上,研究了1997年以来北京流动人口来源地、教育水平、年龄结构、就业等特征变化与中心区、近郊区、远郊区3个圈层经济发展的关系以及不同来源地、不同来京时间、不同教育水平、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收入、不同居住状况、不同未来流动意愿的人口在这三个区域的分布差异。研究表明：①流动人口主要来自华北地区的传统格局在发生着变化,来自距离相对较远文化上与北京差异较大地区的人口比重上升 (7.5%),表明距离成本、文化心理成本在流动人口总转移成本中的重要性下降;② 流动人口趋于在近远郊区的集中分布与这一地带日益成为北京的发展重心密切相关;③ 第三产业在创造流动人口的就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④ 其就业结构趋于与全市产业结构一致并接近北京城区常住居民的就业结构,而与乡村居民的就业结构差异较大是这一群体的重要就业特征;⑤他们在第三产业白领部门就业的比重远低于城区常住居民,但这一状况在逐步转变,已由1997年约为城区常住居民的1/8升到2002年的1/5;⑥ 中心区的流动人口在来源地、来京时间、年龄结构、教育水平、职业构成、收入水平、居住状况、未来愿望等方面与近远郊区的流动人口有明显差异。

城镇人口数据不一致的问题非常严重, 几乎没有系统的省级区域城市化数据。这种情况部分是因为人口普查城镇人口定义的变化,部分是由城镇设置标准的变动引起的。人口普查是全国和各省区城镇人口数据的重要来源。但是由于人口普查的城镇人口定义在不断变化,城镇人口数据很多是前后不一致的,必须进行相应调整。本文首先讨论改革时期新的城市化进程,澄清城镇人口定义的变化,然后概括地说明估计全国和区域城镇人口所用的一个基于双轨城市化概念模式的区域方法。将调整后的1982年和2000年人口普查得到的城镇人口作为计算的基础数据,对1982~2000年中国各省的城市化水平进行估计。在估计结果的基础上,分析1982~2000年中国城市化过程的主要空间特征。揭示了1982~2000中国省级区域城市化发展的主要趋势。本文最后为将来城镇人口的统计提出一些建议。

尝试采用DEA测评中国202个地级及其以上城市的效率,进而探索中国城市效率在1990~2000年间的时空变化,结果发现：目前中国城市效率较低,而且呈现与三大地带经济发展格局和城市行政等级相一致的空间格局。另外,进一步把城市效率分解为规模效率、利用效率和纯技术效率,发现中国城市的利用效率和纯技术效率普遍较高,但规模效率是影响中国城市效率空间格局和时空变化的主要因素;正是由于规模效率在1990~2000年的下降抵消了利用效率、纯技术效率上升所带来的影响,造成目前中国城市效率普遍较低。因此,从规模效率的角度看中国城市目前还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