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城镇人口与土地利用的合理匹配成为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前提。本文以中国636个建制市为研究对象,构建了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发展关系指数,据此划分其耦合类型。借助Kernel Density工具,分析了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宏观格局、人口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变化态势,诠释了这些耦合特征形成的原因及其内在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 2006-2014年中国城市建设用地年均增长率是城镇常住人口年均增长率的1.65倍,土地城镇化远快于人口城镇化;② 市域人口与土地城镇化发展的空间依赖性较强,人口向城市集聚的密度重心呈现逐渐西移的趋势;③ 城市建成区快速扩展,城市人均建设用地面积普遍超标,其中42%的城市现状人均用地是标准值的5倍以上;④ 人口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失调类型的城市空间分布相对集中,且“同增失调”现象较为普遍,主要城市群外围地区的失调问题较中心地区更为严重;⑤ 人口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发展程度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城市性质、人口规模、政府决策行为、地理区位条件和地区内部差距等要素的综合影响,不同要素的作用机理和效应存在明显差异。新时期城镇人口与土地利用管理应当注重新常态、新趋势的系统诊断和动能转化的综合分析,为新型城镇化、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房价增长与空间分异是近年来各界城市学者高度关注的理论问题,也是关乎城市居民能否实现住有所居和美好生活的现实问题。以南京3761个住宅小区（或居住组团）为研究对象,以2009-2017年间30个季度住宅交易样本数据为基础,探索了南京各类型住宅小区房价增长模式及差异。研究发现：① 南京城市平均房价以1年半为一个阶段,呈现出“快速增长”与“相对平稳”交替规律,房价的空间异质性增强;② 结合住宅小区价格水平、区位特征和建筑属性,综合识别出南京城区9种典型住宅类型;③ 各类型住宅因中心性、舒适性和稀缺性等空间属性差异使房价增长表现为引领型、跟随型、追涨型和独立型等不同模式;④ 城市资源空间配置不均衡作用下的住房供需矛盾和房价增长预期差异,是导致住宅类型间房价分异的根本原因。城市房价增长与住宅价格分化具有必然性,但过快增长和过度分异可能造成阶层家庭财富差距的扩大与再分化、住房负担过重排挤外来中低收入人口、贫困群体因住房置换难度增大而易被困于城市边缘等社会空间后果。因此,有必要强调住宅的居住属性和推进住房供给侧改革,促进城市住宅供给的公平充分和社会空间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都市区是中心城市及其主要影响范围,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有重要的引领作用。国外都市区范围根据中心城市与外围地区的通勤联系划分,本质上是与中心城市具有密切经济联系的统一劳动市场区。国内由于统计数据的缺乏,通过通勤联系划分都市区的相关研究难以开展,且划分结果在内涵上与国外都市区差异较大。移动电话是目前普及率最高的移动通讯终端设备,其包含的地理位置标签可反映用户的职住地信息。利用上海移动2014年上半年某两周2G手机信令数据,识别用户的居住地和工作地,参照国外标准,根据中心与外围地区的通勤联系划分上海市都市区。在通勤联系的基础上,尝试采用消费联系作为都市区划分的辅助标准,并对划分结果进行了调整。结果表明：① 基于通勤联系的上海都市区主要包括中心城周边地区、松江新城及外围大型工业区,基于消费联系调整的上海都市区包括中心城周边地区、松江、嘉定、青浦等新城及浦东惠南地区、长兴岛,整体上呈现东西略长、南北略窄的形态;② 通勤联系和消费联系可以相互结合划分中国的都市区边界,通勤联系作为主要指标,消费联系作为辅助指标;③ 上海与国外城市都市区差异较大,国外都市区范围扩展极广,上海都市区范围未超过行政边界,局限在在中心城周围相对较小的范围内。

传统城市化概念已难以解释全球范围内出现的新兴城市化模式,而“创新”是解读城市化新变化的重要概念。从“流的空间”视角,提出了基于创新的城市化概念。在此基础上,选取中国地级及以上270个城市作为研究的空间单元,依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分析了中国高技能迁移人口和城市文化多元性的空间分布特征,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方法,构建城市创新空间回归模型,测度了中国高技能迁移人口规模和城市文化多元性水平对城市创新产出的影响,验证了基于创新的城市化概念。研究表明：① 基于创新的城市化概念顺应知识经济发展的背景,强调高技能劳动力向城市的迁移过程,促进城市职能与景观发生变化,城市知识活动与行为的扩展,可以很好的解释城市发展的新动力、新机制和新的创新景观。② 基于高技能劳动力迁移的创新的城市化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力,对中国的沿海及省会城市的城市化发展有重要作用。③ 中国国内高技能劳动力迁移规模和城市文化多元性水平均对城市创新产出具有正效应。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形下,城市高技能迁移人口数量每增加10%,直接带来的城市创新产出增加3%;城市文化多元性水平每提高10%,直接带来的城市创新产出增加2%。研究在理论上加深了对区域创新系统开放性和动态性的理解与认识,为知识经济下城市化和城市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

城市公共游憩空间（Urban Public Recreational Space,UPRS）作为大众休闲时代居民惯常性游憩活动场所,是城市公共空间基本体系的重要内容,其规划、布局和服务水平是衡量城市社会文明和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表征。研究以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1985-2017年间相关高被引用文章为分析对象,梳理期间中国UPRS研究的状况,以期明确当前关注热点,为快速城镇化进程中UPRS的合理规划和科学建设提供参考依据。研究结果表明,中国UPRS学术研究呈现了阶段演化和等级结构特征,主要涉及UPRS类型划分、空间形态结构、综合评价体系、规划设计与开发策略、发展产生的影响、时空演化与形成机理、空间意象特征、可持续利用及政府决策9个领域。最后,针对宜居城市和游憩空间规划的实践,研究提出深化基础理论研究,构建学科交叉与多维空间融合的中国特色UPRS研究思路;培育人文主义理念,以国际化视野构建引领世界城市发展的城市公共游憩管理制度体系等建议。

世界城市及其网络是近20多年来国际上城市研究的重要方向。现有研究主要反映了发达国家高级生产者服务业企业主导下的世界城市网络,针对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经济动力影响下的世界城市网络的研究明显不足。以在全球快速扩展中的中资商业银行为对象,利用改进的链锁网络模型,分析了1978年以来中资商业银行境外扩展的时空变化,及其连接下的世界城市网络的空间结构变迁。结果显示：中资商业银行的全球扩展,强化了中国主要城市与西欧和北美核心金融中心城市、全球的区域性门户城市、以及亚太地区的世界城市之间的联系,对不同阶段全球的世界城市网络的发展产生了日益重要的影响。中国的对外经济、人员以及政府间的联系,是影响中资商业银行全球扩展与世界城市网络格局的主要原因。

社会脆弱性评估是解析社会脆弱性要素关系、量化社会脆弱性程度、识别脆弱空间单元或社会群体的重要途径,是实现社会脆弱性精准治理的重要依据。本文从外部扰动、内在结构、构成维度、尺度层级4个方面阐释了社会脆弱性概念内涵,并建立起社会脆弱性评估框架（SVAF）,明确了社会脆弱性评价流程、评价目标、评价要素和数据方法,提出从暴露度、敏感性和适应能力3个维度构建社会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以西安城市边缘区为例,视快速空间扩张为城市边缘区社会系统的主要扰动因子,开展多尺度社会脆弱性评价,得出街道、社区和农户3个尺度上的社会脆弱性空间（类型）分异结果。街道尺度上,低社会脆弱性街道占主体（48%）,且多邻近市中心;社区尺度上,居住开发型社区社会脆弱性最高,教育功能型最低;农户尺度上,社会脆弱性以中等为主（52.7%）,高社会脆弱性农户（17.5%）少于低社会脆弱性农户（29.9%）。随着街道—社区—农户尺度的下降,社会脆弱性指数的低值化集中趋势愈发显著,在农户—社区尺度之间,社会脆弱性指数等级对应关系相对明显,而其他两个尺度间并不显著。本研究可在社会脆弱性评价流程、评价指标体系、数据方法组织以及多尺度评价等方面为社会脆弱性评估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提供有益的探索。

以中国西部综合型大城市、老工业基地西安市为例,基于大规模调研数据,采用相对贫困概念和FGT指数研究城市内部微观单元贫困特征的空间分异与形成机理。结果表明,西安市整体的贫困状况较为缓和,贫困覆盖面广,但深度和强度较弱;随着城市圈层扩展,贫困属性呈现出“U”型演化曲线,表现出“高贫困、破碎、混杂—低贫困或非贫困、弱连续、较弱混杂—较低贫困、连续、内部分化、相对均一—较高贫困、相对连续、较强混杂”的演化规律,成熟建成区和新兴扩展区内侧分化区的贫困状况最弱;城市内部已基本发育成熟了旧城衰退型、发展剥夺型、传统工业衰退型、“城中村”型和新增长中心邻近型等5种表征不同贫困主体及户籍、住房等特征的贫困极核。西安城市贫困空间的结构特征是其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和区域性的集中体现,是在城市宏观社会经济和整体地域结构背景下,各收入阶层在生活成本、就业机会、公共资源、政策导向和社会心理亚文化圈等因素的作用下,通过接替、过滤、自主集聚、排斥隔离和强化等机制重塑城市社会空间的综合表现。

城市空地早已“隐藏”在增长与收缩这一对立而又统一的城市化进程中。然而,学术界对其研究尤为不足,国内研究更为滞后。通过文献溯源分析建立城市空地概念,在地块、样带、地区和国家尺度比较分析城市空地的类型、成因及价值,对当今世界城市化热潮做出冷思考。结果表明：① 城市空地在土地覆被、土地用途、土地权属3个维度发生类型分化;② 城市空地格局特征在地块、样带、地区和国家尺度分异明显;③ 城市空地直接成因包括地块分割过于破碎、地块形状不规则、居住人口减少及“去工业化”、土地投机、投资不足、环境问题;④ 城市空地已沦为城市社会、经济和生态空间的“灰色”区域,是增强城市可持续性的潜在资源。此外,有必要遵循“类型划分—格局与过程研究—成因解析—转换机制—影响及价值评估—利用监管”的逻辑框架,从“社会—体制—经济—生态”互动视角,通过不同城市化阶段或地区比较,在微观（地块）、中观（城市样带/地区）、宏观（国家）多尺度开展城市空地研究,以服务于城市更新和土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空间优化正从地理学的一个研究方向成为学科分支,但公平导向的公共服务空间分配优化研究还较薄弱。学区配置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问题,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针对“多校划片”的随机入学方式,以各居住小区所获得的教育质量期望值的方差来定义入学指标空间分配的公平程度,构建了以该方差最小化为目标、包含最大上学距离约束的二次规划模型,探求各小区对所获得指标进行随机抽签的情景下,各校入学指标在各小区的公平最大化分配,并以北京市石景山区为案例进行了应用研究。结果表明,在维持学校布局和师资配置现状的前提下,与“就近入学”相比,公平最大化的“多校划片”能以有限的上学距离代价,显著降低教育分配的空间差异。在最大上学距离为5 km的约束下,各小区教育质量期望值的方差降幅高达99%,教育质量期望值有所提升的小区或学生比例高达约2/3;付出的上学距离代价较显著但可接受,平均上学距离增加到3.99倍,达到3.20 km,仍低于案例区实际平均上学距离。当模型的最大上学距离参数从5 km逐步增至8 km时,教育公平的改善呈指数增长,平均上学距离呈算数增长;当距离为7 km时,各小区教育质量期望值的方差趋近于0,可基本实现上学机会的空间均等化。本文进一步讨论了优化结果对入学政策的启示。

城市应急避难所的空间配置一直是灾害防治和城市安全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本文以城市居民尽快地,尽少拥挤地到达满足容纳需求的应急避难所为目标,整合遥感影像数据、高精度人口分布数据、交通路网数据和专家知识等数据,综合运用智能体模型和多准则决策方法,对城市避难所空间配置开展研究。本文设计了三类与应急疏散相关的智能体：政府智能体、避难所智能体和居民智能体,来实现应急疏散的模拟,并根据模拟结果支持应急避难所的空间选址和配置。选址方法上运用了多准则决策方法和权重敏感性分析,在选址高适宜区域内选定避难所的新建方案。以新的避难所空间布局和配置为条件,执行新一轮的应急疏散模拟过程,实现选址的循环优化,从而获得最终的避难所空间配置方案。本文以上海市静安区的应急避难所空间配置分析为案例,生成了该区域应急避难所的详细空间配置方案,该方案能帮助居民在尽少拥挤风险下尽快疏散到附近的避难所。本文提出的方法充实了中国城市避难所选址的相关理论与可操作性的技术基础,为其他地区开展避难所的配置工作提供借鉴与参考。

小汽车出行与建成环境的关系是城市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已有的研究主要分别关注个人社会经济属性与建成环境对小汽车出行的影响。近年来,在中国城市转型的背景下,社会空间分异受到关注,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居民个人社会经济属性与社区建成环境及社区类型间存在关系,考虑三者如何共同对小汽车出行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因此,本文构建包含个体层社会经济属性和社区层建成环境与社区类型的多层Logit模型对工作日小汽车出行方式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居民个人的社会经济属性和其所居住社区建成环境同时对小汽车出行的选择起作用,且这两层因素的影响与社区类型紧密相关,出行方式差异有76.32%是由社区因素的差异造成。个人社会经济属性因素方面,更高的文化水平、更高的个人月收入水平、非集体单位性质和家庭存在更多未成年孩子的居民工作日小汽车使用率较高;社区建成环境因素方面,提高建筑密度、用地混合度、商业可达性和公交站点密度会降低社区居民工作日出行使用小汽车的可能,而社区周边更高的POI密度则会增多居民对小汽车的使用。两类因素关系背后的机制在于伴随着市场力量对城市居住空间重构影响的增强,相似社会经济属性的居民会倾向选择同一类型社区,而相同类型社区拥有相似的建成环境。这些结论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城市居民工作日小汽车出行背后的影响因素及机制,并为通过对相同类型社区多层因素的调节来改变居民出行方式结构,进而缓解交通问题提供了借鉴。

不同城市要素的集聚现象具有不同的空间模式,定量化研究城市要素集聚模式的差异和联系对于理解城市发展机理、合理制定城市规划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武汉市为例,获取不透水表面、商业服务业网点（POI）、人口、容积率、城市道路等城市要素数据;采用核密度估计法识别城市主次中心,从城市要素的分布形态、集聚程度、集聚模式等来研究城市要素的空间分布格局特征。研究发现,武汉市呈现“一主七副”的多中心结构,各城市要素从城市中心向外呈反S型的圈层递减。采用集聚度指数衡量城市要素的集聚水平,结果显示商业POI、人口密度的集聚程度最大,其次是容积率、道路密度、不透水表面占比。高度集聚的商业POI、人口密度呈现出点状模式与带状模式相结合的分布模式,中度集聚的道路密度、容积率呈现点状模式、环状模式与轴状模式相结合的分布模式,低度集聚的不透水表面密度主要表现为环状模式。城市中心的吸引、立体空间开发等促进了城市要素的向心集聚,交通干线、稀缺景观资源的廊道效应等重塑了城市要素的空间分布形态。

关于国家空间发展战略,经济学家主张要素向中国沿海发达地区自由流动,而城市和经济地理学家则认为应对不发达地区发展给予支持。本文以国家尺度的城市规模分布来测度经济地理格局和城市化空间结构,综合运用截面和面板双重估计方法,探索了国家经济地理格局与国家规模的关系。结论显示,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后,表征国家规模的人口规模和国土面积与国家经济地理的均衡分布呈现显著正相关,即大国的经济地理倾向于多中心均衡布局。机制在于,经济中心的辐射半径不是无限的,地理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距离对于生产力和城市化布局具有重要作用。此外,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国家经济地理格局呈现先极化后均衡的演化趋势;城市化率和非农产业比重的提高以及稳定的政治环境同样也会促进国家经济地理格局向均衡方向发展。再考虑到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的政治诉求和中国地大物博的既有现实,本文政策启示是,大国的经济地理和城市化格局应该走适度均衡发展之路,国家采取空间干预政策促进中国不发达地区的发展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

中国和印度作为两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发展历程较为相似,但发展路径和模式差异较大。两个国家政治制度、经济体系、发展环境等的显著差异已经吸引了学者的广泛关注,本文将从地理学视角出发,重点关注两国城镇化及城镇体系的区域差异和空间演化过程。以人口普查和联合国城市人口数据为基础,采用空间分析、参数估计、非参数估计等多种方法,对中印两国城镇化和城镇体系的空间特征进行系统的比较分析,结果表明：①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镇化的区域差异由南北差异转变为沿海—内部差异,而印度南北差异的格局则基本稳定;② 从省（邦）级空间尺度来看,中国和印度的人口密度和城镇化率都呈现正相关关系,当城镇化率超过50%后,两者的相关性更为显著,但是近年来中国人口密度与城镇化率的相关性不断增强,而印度则呈现降低的趋势;③ 现阶段中印两国以大中城市为主的城镇体系符合位序—规模分布的特征,但是经济改革对于两个国家城镇体系空间演化的影响差异明显,改革使得中国城镇发展的主要驱动力由地理历史因素向经济系统空间结构转变,而印度城镇发展的驱动力始终是地理历史因素,经济改革甚至降低了经济系统空间结构对城镇发展的影响。

老龄化和城市化是当今世界面临的两大人口问题。城市群是城市发展到成熟阶段的空间组织形态,是老龄化的特殊区域。本文基于2000年和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分县数据,综合应用地理探测器和变异系数等方法,清晰地刻画了中国20个城市群人口老龄化的空间格局及其变化特征,审视了人口老龄化变化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2000年中国城市群人口老龄化平均水平为7.32%,其中12个城市群的人口属于成年型,到2010年时人口老龄化平均水平已上升为9.00%,除珠三角与宁夏沿黄城市群外,其余18个城市群均步入了老年型人口,表现出明显的水平升级与类型替变态势。② 老龄化高值、较高值区域不断向内陆城市群跃迁。③ 城市群老龄化的增量和增速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老龄化水平的低值区和高值区增量少、增速慢,而较低值、中值和较高值区增量多、增速快。总体上表现出区域性城市群——国家级城市群——地区性城市群老龄化速度递减的态势。④ 在城市群内部,老龄化分布格局表现出隆升—塌缩并存的现象。国家级城市群内部老龄化分布格局从隆升结构向塌缩结构转变,城市群中心区人口老龄化水平降低;而地区性城市群和区域性城市群内部老龄化分布格局则从均质结构向隆升结构转变,中心区人口老龄化水平上升。⑤ 城市群人口老龄化是内外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基期老龄化程度、人口年龄结构替变和人口流动性是主导性因素。其中人口年龄结构的普遍性抬升是城市群老龄化升级与类型替变的关键,低龄人口迁入到城市群对人口老龄化则起到“稀释作用”,城市群发育阶段不同引致的聚集和扩散效应对老龄化则起到诱导作用。

将城市不透水地表盖度产品应用于城市群空间结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本文基于多源遥感数据提取了“京津冀”与“波士华”城市群近40年（1972-2011年）亚像元级不透水地表专题信息,构建了城市群空间结构对比分析数据集;并引入引力模型和景观格局理论,利用引力指数、景观格局指数以及空间结构参数等,采用地理信息系统空间分析方法,从城市群与城市两个尺度对城市群空间结构进行了对比研究。结果表明：① “京津冀”城市群不透水地表快速增长,而“波士华”城市群较为稳定;② “京津冀”城市群空间结构经历了城市孤立发展阶段、双核心城市群阶段、城市群组阶段以及城市群网络化阶段,“波士华”城市群空间结构较为稳定,空间结构呈现出“点—轴”带状分布;③ 中国城市不透水地表盖度“高—高”聚集区呈现出典型团块状“摊大饼”形态,而美国城市呈现出一种“多中心集聚、分散成组”的态势;④ “京津冀”城市群生态、生产与生活用地不透水地表面积占比均高于“波士华”城市群。最后,基于两国城市群空间结构的对比结果,从空间布局优化角度对“京津冀”城市群的发展提出了初步建议。

转变中心性和控制力是近年来城市网络研究的重要方法。本文首先从网络拓扑结构角度讨论递归理论用于城市网络研究的条件性;其次,基于百度迁徙数据构建城市网络,利用复杂网络方法、改进后的转变中心性和控制力方法对城市网络进行测度。结论指出：① 递归理论用于城市网络分析有其特定的数据结构要求,其适用于树形结构、而不适用于局部存在完整图的网络结构的测度;② 基于人口省际流动的中国城市网络存在小世界现象,人口流动空间格局在全国和区域尺度下均呈现出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国家城市化发展战略与重要交通设施对人口流动网络产生框架性的导向作用。哈尔滨—北京—西安—成都—大理一线是关联结构与强度空间差异的明显界限。③ 转变中心性与控制力更能揭示中国城市网络节点的属性特征,和辨识资源流通对网络城市产生的不同影响与空间效应。城市网络中既包括北京、上海、重庆、广州等以高中心性高控制力为特征的典型城市,也包括武汉、太原、贵阳、福州等高中心性低控制力的枢纽城市,和兰州、银川等低中心性高控制力的门户城市。因此,转变中心性和控制力概念对加深城市复杂多样化内涵的认识具有重要的意义。

以2004-2015年北京市六环内居住用地的交易样本为基本数据,借助ArcGIS、GS+、Surfer和Geoda软件,采用空间趋势面分析、最近邻指数（NNI）、探索性空间分析（ESDA）探讨居住用地出让和居住地价的空间格局特征,并对比OLS和空间回归模型（SLM和SEM）进一步探讨居住地价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北京市居住用地出让数量和出让面积不均衡,五六环间出让的居住用地最多。② 出让地块沿主要道路（如京石高速、京开高速、京沪高速及京藏高速）、地铁线（如地铁1号线、5号线、6号线、15号线、房山线、大兴线及亦庄线）呈轴线扩散,其中远郊区域这一特征更加明显。③ 居住地价从中心向外围总体表现“倒U型”趋势,且呈多中心圈层递减结构。④ 呈集聚分布模式,存在空间自相关,低值集聚区和高值集聚区明显。⑤ 模型对比方面,SLM>SEM>OLS,说明北京市居住地价存在实质性的空间依赖,而非干扰性的空间依赖。周边居住地块的价格、公交站、地铁站、重点小学、占地面积、容积率和出让方式对居住地价有显著影响。

以北京城区6 个行政区内的594 个抽样写字楼内公司数量、规模和行业隶属为研究样本和数据，运用缓冲区分析和Ripley's K(d) 函数等空间分析方法，探讨在城市经济转型过程中， 逐渐替代制造业的办公活动行业分布与空间集聚特征。即：① 从总体来看，北京城市各行业办公活动区位选择具有明显的向心性，其就业密度与公司密度表现在以天安门为中心，以5 km、10 km、15 km为半径的缓冲区圈层结构中由内向外逐渐递减的特点；② 各行业空间分异特征显著，整体呈现“东高西低”，城市高端功能区就业吸纳能力强的特点，其分布大体呈现 3 种集聚模式，即“大分散、小集聚”模式，“大分散、大集聚”模式和“小分散、大集聚” 模式；③ 各行业空间集聚趋势类似，均呈先增后减的倒“U”型结构特征，但其空间尺度存在差异，其中，社会服务业和批发零售业的办公区位可选范围最大，金融业集聚于特定区域，区位可选范围偏小，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交通区位指向显著。

经济适用住房作为具有保障性质的政策性住房，其在城市中的空间分布决定了居住其中的中低收入家庭在城市中的空间位置和聚散程度，这不仅是一个建设选址问题，也关系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基于经济适用住房的特点，分析了经济适用住房在城市中空间分布的“两阶段性”，分布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并提出经济适用住房“空间福利”概念和计算方法；选取武汉市作为分析实例，基于GIS 平台和构建DEM的方法对武汉市经济适用住房的空间分布概况、空间福利比较以及微观面上的建设选址和空间质量分配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随着全球消费社会的到来，消费如何重塑人地关系日渐成为人文地理学研究的选题， 西方学界自20 世纪90 年代即开启了消费实践与地理学的全面联结。这种学术观照自然而然地延展到消费关系中折射出来的地理想象、地方认同和空间生产等主题之中。作为城市化衍生的生活方式，健身消费成为身体地理、空间想象和地方建构等研究交汇的重要议题。研究援引建构取向的地方理论以及行动者网络理论，分析行动者对“健身”的转译过程，指出行动者的消费关系社会性地建构了一个地理想象的“健康天堂”，健身的消费想象，与话语权力的凝视和影响是高度相关的。地理空间生产一种功能性消费关系和节点型人地关系，后者将本土消费关系想象式地嵌入到全球消费文化脉络之中，将人地关系从本土联结和延伸到全球。 通过身体实践的方式，行动者网络下的健身消费关系将微区位建构为多层次的地方。地方是一个现实与虚拟、本土与全球交互的关键节点，一种多向度的节点型人地关系可以在地理微区位中得到体现。

中国城市群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格局中最具活力和潜力的核心地区,是中国主体功能区划中的重点开发区和优化开发区,在全国生产力布局格局中起着战略支撑点、增长极点和核心节点的作用。但城市群高密度的聚集导致高强度的相互作用,在拉动城市群高速度成长的同时,造成了高风险的生态环境威胁。如何客观评价城市群高密度集聚的效果?基于这一问题,本文从投入产出效率视角,构建城市群投入产出效率指标体系,采用CRS 模型、VRS 模型和Bootstrap-DEA 方法,综合测算了中国城市群投入产出效率、变化趋势及空间分异特征。结果表明,中国城市群投入产出效率总体较低且呈下降趋势,2002 年、2007 年中国城市群投入产出综合效率为0.853 和0.820,分别达到最优水平的85%和82%,平均综合效率下降了0.033；基于Bootstrap-DEA 纠偏后的中国城市群投入产出效率更低,但更可靠有效；城市群投入产出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总体表现为东部高于中部,中部高于西部的区域空间格局,呈现出与中国东、中、西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相似的特征；2002-2007 年中国城市群规模效率指数微弱上升,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综合效率指数、技术效率变化指数以及纯技术效率指数下降趋势显著。该研究旨在为评估我国城市群高密度集聚的效果提供定量的测算依据,进而为提高中国城市群的投入产出效率与空间集聚效率奠定科学的决策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