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不同地区案例调查的基础上,结合西方学者的案例材料,探究中国和西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不同之处,并进一步发掘两者形成差异的深层原因。基本结论为中西方社区参与的差异明显,主要表现在：参与的社会意义不同,旅游是西方社会当地社区发展的力量之一,但却是中国当地社区发展的主导力量;所追求的利益点不同,西方在追求旅游发展的经济利益的同时看到了旅游所带来的或潜在的负面影响,中国的社区参与注重单纯的经济利益诉求;参与各方的主动性不同,西方的社区在很大程度上是主动参与到旅游发展过程中,而中国社区几乎都是被动参与旅游;参与方力量对比不同,西方社区、企业、政府等各参与方之间力量对比相对均衡,而中国各社区参与方的力量对比相对悬殊;参与的发展阶段不同,西方走得比中国更远。中西社区参与旅游差异出现的深层社会文化原因为民主化进程不同、NGO和NPO等民间组织的发育程度不同、旅游发展阶段不同。

基于对中国发展中地区的河南省的第一手调查数据,对经济水平较低、受外部影响较小但增长迅速的内陆省份银行业空间系统变化进行了量化分析和解释。结果表明,与国际上发达国家相同,中国发展中地区的国有银行业逐步向中心城市集中。其中,作为区域中心的地级城市的地位上升最为突出。其形成原因主要与制度变化有关;而区域经济的发展差异,又是促进该趋势的直接诱因。这一观点通过混合OLS模型模拟得到证明。城市内部的银行业区位变化,具有一些与发达国家的不同之处。区域经济快速发展带来了中心城市的迅速拓展。同时经济结构调整,又带来了城市内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由此形成了银行业区位的不断扩散,新兴快速增长的地区,迅速吸引了一批银行的建立。对郑州市58家银行网点的调查表明,在1978年之前,银行网点设立十分遵循计划体制的安排;而在1979年以后,邻近地段“人均收入水平高：决定着相当一部分银行网点的布局。这从微观角度佐证了河南省的分析结论。金融系统的集中格局,为非中心地区经济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应该给予关注。

以产业区理论、管制理论和全球生产网络理论为基础,以学习创新为核心,构建了一个融生产体系与社会生产体制、制度与协调机制、地方生产网络、全球生产网络“四位一体”的学习型产业区分析框架;运用该框架,以河南许昌发制品产业集群为案例,研究了全球—地方网络联结的方式、动态及其对技术学习的影响。研究发现,通过全球与地方生产网络的建构和有机联结,传统产业集群的技术学习是可以从“低端道路”迈向“高端道路”的,发展学习型产业区应作为我国经济发展与技术创新的一项重大战略和政策。

null

行为研究是近年来人文地理研究中颇受关注的领域之一,对微观行为进行宏观归纳,进而解释人地关系是提升其理论价值的重要方向之一。GIS的应用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研究手段上的瓶颈问题。本文将GIS与传统的研究方法相结合,构建基于智能图的微观行为调查方法体系,并利用GIS实现微观行为及空间感知的宏观空间模拟,探讨基于城市居民通勤行为分析的空间解读方法。同时,将该方法运用于广州市,选择具有典型意义的街区进行研究。通过调查,获取典型街区实体空间信息、被调查者社会属性、通勤行为空间和对通勤沿路相关实体要素的感知等信息,进行分析与模拟。一方面,分析认为,居民通勤行为空间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实体空间的现状及其演化,同时,与社会空间有一定的关系;另一方面,以调查获取的数据为实验基础,利用GIS进行基于个体对实体空间感知的宏观效果模拟实验,该方法能较好地解读实体空间的特征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具有一定的可拓展性。

利用2000~2003年分县统计数据,以人均占有量为指标,重点研究21世纪初中国粮食主产区的空间格局及区域差异。研究结果表明：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粮食生产重心进一步北移,同时出现“西扩”趋势。目前,20世纪90年代后期国家确立的粮食生产大县中近1/3人均粮食占有量已不足400kg,多分布在南方。全国3/4左右的余粮集中出产在东北地区、华北平原中南部地区、西部干旱、半干旱地区;2/3的余粮地区位于环境变化敏感地区,粮食产量波动大。这些地区的粮食丰歉直接影响到全国粮食市场价格的波动,中国粮食安全自然风险增大。加强上述地区的环境变化及粮食安全的自然风险研究,提高适应环境变化能力势在必行。

采用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库中居民委员会尺度的数据,对转型期上海城市空间重构与分异展开研究。存在6类社会区：计划经济时代建设的工人居住区、外来人口集中居住区、白领集中居住区、农民居住区、新建普通住宅居住区、离退休人员集中居住区。通过计算分异指数,发现当前上海存在严重的住房分异;但并不存在明显的以社会经济属性为基础的社会空间分异。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历史以及仍然存在的大型企事业单位对住房的影响。中国城市目前的社会空间分异在程度上与西方城市还有根本的差异。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制造业空间格局在市场化和全球化力量的共同影响下发生了显著变化。利用1980-2003年中国各省区两位数制造业数据,发现中国制造业在空间上越来越集中,而各省的产业结构则越来越多元化。具体而言,大多数产业在20世纪80年代趋于分散而在90年代更趋集中,而大多数省份产业结构总体上趋于多元化的同时,在90年代后期显露专业化的迹象。统计结果表明,经济全球化、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等是导致产业空间集中的原因,经济地理模型中强调的外部经济并没有促进产业地理集中,激烈的产业内市场竞争推动了产业空间分散。

从国家核算体系的演变和特点入手,分析了人文发展的理论内涵和中国人文发展面临的环境和社会压力,在详细分析我国是否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基础上,指出依靠经济增长来缓解环境压力不应当作为人文发展的主要战略核心目标。同时分析了幸福的内涵,详细讨论了人文发展状态评价的主观评价方法—国民幸福生活年和人类需求矩阵,最后提出了我国进行国民幸福核算的建议和简化框架,并针对该建议提出了聚焦贫困人口、发展循环经济、关注文化发展、处理好公平和效益的指导原则。

区域规划是大国进行空间管治不可或缺的层次和手段。随着跨区域性问题越来越突出和进一步市场化后国家宏观调控手段的变化,以新的视野和新的方法开展区域规划在我国已经十分迫切。本文分析了新时期进行区域空间规划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落实科学发展观、经济全球化和经济体制转型 (市场化) 等;通过阐述"点—轴系统"理论、全球化下的"城市区域"理论以及"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分析了区域空间规划的理论基础;最后根据西部开发重点区域规划前期研究的工作经验,讨论了进行区域空间结构规划的一些具体方法。作者提出,需要把握现阶段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特征、并考虑有效可行的管治手段,以全球化视野和市场化思维考虑区域发展和规划问题。

以"最短路径模型"为基础,选取距离与时间两个特征指标以及联结两者的速度指标,分析了目前中国国家干线公路网络联结的城市通达性空间格局。结果显示,国家干线公路网络联结的城市呈现明显的"核心—外围"模式,通达性最高的50个城市集中分布在东部的中部地区,通达性最低的50个城市散布在西北、西南、东北等外围地区;通达性空间格局呈现同心圈层结构,由最优区域向外逐渐降低;国家干线公路网络联结的城市通达性空间格局具有显著的边界效应,在不同的速度状态下呈现波状形态变化;国家干线公路网络中行车速度从60~80 km/h的城市通达性变化显著大于80~100 km/h的城市通达性变化;120 km/h时速下,8小时以内每个城市连接的城市数量平均为33个,联结数量最多的城市集中分布在东部,平均每个城市可联结数量为70个,联结数量最少的城市分布在西北、西南、东北、东南,平均每个城市可联结数量为6个。未来国家干线公路网络除继续建设外,行车速度的提高将大大影响城市通达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