厘清中国新质生产力的时空发展差距与内源贡献特征，有助于为加快形成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坚实的决策依据。本文基于新质生产力系统的“要素—结构—功能”理论框架，利用多源数据与双重改进的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了2011—2021年中国282个城市的新质生产力培育发展度，并采用机器学习回归预测与SHAP可视化方法，分析了中国城市新质生产力的时空动态与发展差距，对新质生产力培育发展度的子系统贡献与变量贡献进行了识别。结论为：① 研究期内中国城市新质生产力培育发展度的绝对水平不断上升，并呈现出“集群加强、腹地提升”的空间分布特征，部分城市实现了“从无到有”与“阶段转换”的突破性进展，但总体上仍处于由“培育形成”向“协调提升”的过渡时期。② 中国城市新质生产力培育发展度存在明显的“区块分割”特征。北方高值区主要为京津冀与山东半岛区域，中原城市群的发展势头突出，东北地区呈现南北分化格局，西北地区将出现“锤形”低值区；南方高值区主要为长三角、珠三角、粤闽浙沿海与成渝地区，粤闽浙沿海及其临近区域的发展势头突出，长江中游至北部湾地区将出现“带状”低值区。③ 中国城市新质生产力经历了由“要素提升”引领到“要素提升”与“结构优化”共同引领的发展进程；数字化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对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发展具有普遍最高的正向贡献；优化政策支撑结构与生产力布局结构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有效抓手。

科学研判新质生产力对旅游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理及内在影响，是释放新质生产力效能、推进旅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议题，然而，新质生产力对旅游产业的影响未延伸讨论至旅游全要素生产率。本文基于2009—2023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依次测度长江经济带新质生产力与旅游全要素生产率，继而厘清两者时空演进特征，揭示长江经济带新质生产力对旅游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与效应。结果表明：① 长江经济带新质生产力水平呈平稳上升态势，呈现以上海、武汉、重庆为核心递减的分布格局。② 旅游全要素生产率呈先升后降再升的斜“N”型趋势，表现为“上游—中游—下游”梯度化递减格局。③ 新质生产力正向影响旅游全要素生产率，表现为“上游>下游>中游”，能通过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影响旅游全要素生产率，存在以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为门槛的单一门槛效应，呈现边际效应递增特征。未来充分释放新质生产力在旅游产业发展中的红利，须加快新质生产力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推进跨区域旅游产业链联动水平，重视数字经济发展建设。

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既是中国在新形势下参与全球生产网络（GPN）、推动区域发展的重要实践与经验凝练，同时也为GPN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现实契机。本文基于当前受中美地缘政治危机影响最深刻的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利用2020年与2023年华为典型机型P30 Pro和Mate60 Pro关键零部件的全球供应商数据，探讨了供应商的全球生产网络重构特征和驱动机制。研究发现：① 在GPN 2.0企业行动者类型划分的基础上，华为手机的全球生产网络等级可以分为4种，分别是高价值的研发型网络、中等价值的专业化网络、低价值的标准化网络和代工组装网络，网络等级特征明显，空间差异化显著。② 在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下，华为全球供应商格局发生了剧烈变化，呈现出从东亚、西欧、北美收缩为东亚高度集聚的空间特征，其主导建构的全球生产网络结构和组织也发生了深刻重构。③ 在GPN 2.0框架下，影响华为全球生产网络重构的动态因子主要包括3个，一是成本—能力比率，主要依靠地方比较优势和加强研发投入，实现生产效率优化提升；二是环境风险，面对地缘政治风险时华为企业战略做出重要调整，实现了与更多本土企业建立新的产业生态系统；三是市场动因，零部件国产替代计划叠加地方政府的激励政策，为华为赢得全球市场领先地位提供了重要支撑。

新能源汽车产业是全球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其创新网络结构洞深刻影响着技术扩散效率与产业竞争力。本文在构建“网络—空间”双维分析框架的基础上，结合IncoPat全球专利数据库，分析了1985—2021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网络结构洞格局及空间模式。研究发现：①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网络结构洞数量不断增加，且以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科研机构为主体，主要分布于中国东南半壁，其中国有企业分布最广，民营企业呈现明显的城市群指向，科研机构行政指向更显著，而外资企业区位选择偏好集中且稳定。② 结构洞创新网络趋于松散，小世界性逐渐减弱，跨领域信息或资源控制力下降；创新联系从以低等级结构洞内部主导逐渐向高等级结构洞内部联系转变。③ 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结构洞的创新合作呈显著的内部化趋势，而科研机构结构洞则始终呈现以外源驱动为主的协同创新范式。④ 从空间模式看，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科研机构和外资企业分别呈现层级结构模式、组团结构模式、放射结构模式和扁平结构模式。本文可以为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协同创新提供研究参考。

跨城出行方式的新能源化对于促进交通运输业全面绿色转型具有重要意义，其中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即新能源汽车跨城出行空间格局与影响因素识别。本文以广东省为例，利用高速公路联网收费大数据，融合复杂网络分析、随机森林和岭回归等方法探索新能源汽车跨城出行的空间格局和关键影响因子。结论如下：① 2024年广东省新能源汽车跨城出行以纯电车型为主，纯电车比非纯电车流量更多、覆盖范围更广。纯电和非纯电车流网络的优势流打破了珠江口的地理阻隔，改变了传统的广深“双核”式空间结构，形成了广深珠“三足鼎立”的网络格局。② 新能源汽车跨城出行规模与交通运输枢纽布局密切相关。基于K-means聚类算法，纯电车流网络可划分为4个子群，包括机场县区子群、高铁县区子群、珠三角县区子群和粤东西北县区子群。③ 珠江口两岸县区新能源汽车出行的互惠性、便捷性差异均较小。西岸亦涌现出香洲区、中山市中心组团、金湾区等互惠系数和三角形密度双高型节点。④ 服务业劳动力、常住人口、高速公路路网密度和企业布局是影响新能源汽车跨城出行规模的主要因素。本文从跨城出行视角探索了新能源汽车的空间分布格局，同时围绕新能源汽车这一新颖的交通流形态丰富了流动性理论。

本文通过提出“边缘化社会基础设施”的概念，拓展了社会基础设施的研究维度，深化了对其在城市治理框架中角色的理解。本文以深圳市龙华区景乐南北片区为例，聚焦社会基础设施驱动下边缘群体的形成与城市治理策略的转型。研究发现，以深圳市原三和人才市场及其周边廉价生活设施为核心的边缘化社会基础设施，不仅为“三和群体”提供了低成本生存空间，还塑造了其独特的社会生态、生活方式与群体认同，成为群体疏离主流社会规范的草根性实践，但也由此强化了群体的自我边缘化状态。在城市治理实践中，政府通过多元协同模式，逐步规范和改善这些边缘化设施，推动了三和地区空间品质和社会秩序的提升。研究指出，在承认社会基础设施为大众服务的积极功能时，也应认识到边缘化社会基础设施在传统城市治理体系中的角色扮演。边缘化群体所依赖的社会基础设施也可以通过反向塑造治理过程成为多元城市治理的重要媒介。

随着贸易全球化的兴起，贸易全球化对后发国家产业升级的影响一直没有明确的答案，现实中低端锁定和产业升级两种现象并存。本文基于2001—2019年BACI-CEPII的6位数产品全球贸易数据，从出口产业升级过程涉及的技术难度和组织协调难度两个维度出发，分别以产业技术复杂度和产业链长度来衡量，研究了国家在贸易网络的嵌入性对出口产业升级的影响路径。结论如下：① 国家在贸易网络的高嵌入性对出口产业升级有正向影响，同时存在升级路径分异特征。后发国家借助全球贸易网络普遍发展短链条行业，到中高等收入阶段开始转向长链条行业，而发达国家的升级模式更侧重长链条行业。② 嵌入到贸易网络对出口产业升级有两条作用机制，分别是扩大利基市场和获得更多优质的中间产品。③ 中国当前更倾向发展短链条行业作为升级路径，升级过程中相比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过分依赖全球贸易网络。本文基于实证结果，总结出“S”型迂回升级模式，进一步完善了全球化与区域产业升级的理论，同时也从国际产业视角，为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提出发展路径策略。根据研究结果，建议现阶段中国可能需要制定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策略，依靠全球大市场助力高端短链条产业的发展，部分绕开全球价值链或主导价值链来维护产业链安全，逐步将产业链结构全、技术强的优势系统集成，顺利实现产业升级。

传统“中心—外围”理论强调地方空间的邻近性，忽视了网络链接对创新空间的塑造机制。本文以成都、重庆两个超大城市为例，基于高新技术企业及其专利合作数据，运用ArcGIS聚类、社会网络分析与非参数检验等方法识别出成都76个、重庆71个创新单元，探讨了两城市创新活动集聚区的中心—外围圈层结构。研究发现，虽然两城市具有突出的空间相似性，但是创新网络差异性明显，成都比重庆具有更大的网络规模和更高的联系强度，形成了“星芒放射状”网络；而重庆是“之”型延伸、网络异质性连接典型。综合其空间相似性和网络差异性特征，识别了由4种创新单元类型组成的超大城市创新空间的地理—网络双重组合结构。网络中心—地理中心（C-C型）和网络外围—地理外围（P-P型）分别是城市创新空间的优势和劣势创新单元类型。成都网络中心—地理外围（C-P型）（网络优势）、重庆网络外围—地理中心（P-C型）（地理优势）的创新产出并未落后于各自的C-C型创新单元，说明外围地区在网络嵌入或地理集聚的情境下同样可以实现高效的创新产出。因此，本文打破了对城市外围地区创新认识的固有看法，从而推进了超大城市外围与创新间相互关系及创新单元类型的认识。

中国地域辽阔，各地饮食、方言等文化风俗极具特色，地区之间文化差异明显，文化作为非制度因素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值得关注。本文立足人口地理学的交叉学科视角，利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 2017）数据，根据饮食文化、方言文化、姓氏文化差异构建文化差异变量，研究发现流出地和流入地之间的文化差异显著抑制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且文化差异与地理距离对居留意愿的负向影响具有叠加效应，相比于短距离流动，文化差异对远距离流动群体表现出更强的抑制效应。分维度的分析结果显示，饮食文化差异、方言文化差异、姓氏文化差异均对居留意愿呈现显著的负向作用。年老世代、低收入、乡—城流动的流动人口因自身弱势更容易受到文化差异的负向影响，东部城市、省会城市、大城市以及经济发达城市因其文化包容性优势，使得文化差异对居留意愿的负向影响相对较弱。机制分析表明，文化差异通过弱化市民身份认同、强化风俗依恋、增加惯习差异与抑制本地社交从而影响居留意愿。流动人口的社区参与和社会活动参与等个体文化应对策略，以及城市提升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水平、建设文明城市等文化治理措施均可以削弱文化差异对居留意愿的抑制作用。研究结论从文化适应角度为解释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提供了经验依据，也为城市提升文化治理水平与制定市民化政策提供了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