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物种植温室气体减排是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本文基于1993—2020年农业农村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追踪调查数据（FORS）和团队一手调研的中国农村发展调查数据（CRDS），运用C-D生产函数、生命周期评价法分别核算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和农户作物种植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并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考察了两者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在当前技术条件和管理模式下，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与作物种植温室气体排放强度之间呈现反弹波动特征，最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低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均值，意味着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持续提高已引发作物种植温室气体排放强度的“反弹效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调节效应分析表明，更高的受教育水平、人均收入和劳动力投入量均可以显著加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对作物种植温室气体排放强度的影响；九大农区的异质性结果显示，各农区均呈现出与基准回归一致的反弹波动特征，但其拐点差异较大。基于研究结论，本文认为应加强农民教育与培训、优化农业种植结构，并制定因地制宜的作物种植温室气体减排策略，在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同时警惕温室气体排放强度的“反弹效应”。

城市土地利用变化和产业用地空间重构是碳排放的关键驱动源，解析其内在作用机制对碳中和目标下的国土空间治理具有重要理论价值。本文以广州市为例，创新性融合POI核密度分析与随机森林算法构建了高精度产业用地空间识别模型（分类总体精度达72%），并耦合支持向量回归（SVR）、随机森林回归（RFR）与对数平均指数分解法（LMDI），系统揭示了2012—2022年广州市产业用地空间演进与碳排放的关联特征及其驱动因素。研究表明：① 广州市建成区呈现显著外延式扩张特征，面积从1091.95 km²增至1370.87 km²，碳排放量从6764.60万t增至8431.12万t；② 广州市产业用地空间与碳排放呈现出“混合区域主导—工业、商业、居住区高碳排—公共服务区低碳排”的关联特征，工业区碳排放总量增长但强度下降，商业区、居住区呈现总量和强度均增长的态势，公共服务区碳排放总量及强度仍处于较低水平；③ 基于“自然—经济—空间”多维分析框架，融合遥感光谱、社会经济与景观形态指标构建的RFR模型，对碳排放的拟合精度最优（R²=0.86）；④ 碳排放驱动机制呈现出显著异质性，工业区受产业活动强度与用地规模主导，商业区与居住区由社会经济活动与人口密度驱动，公共服务区与商业活动存在“绑定效应”。本文为多中心城市结构优化、绿色产业集聚发展及精准碳减排政策制定提供科学支撑。

多尺度社会水循环碳排放特征及未来演化趋势对于实现水循环低碳可持续化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基于水—能—碳关系，从宏观到中微观视角提出“自上而下”的社会水循环碳排放核算方法；其次，基于深度学习—非线性动力系统耦合模型，从微观到中宏观视角提出“自下而上”的社会水循环碳排放预测方法；最后，对2009—2022年甘肃省不同尺度下的社会水循环碳排放量进行测算，并对2023—2035年甘肃省不同尺度下的社会水循环碳排放趋势进行预测和分析。结果表明：① 2009—2022年甘肃全省社会水循环碳排放呈先稳定增长后波动减少的态势；多数地级市社会水循环碳排放表现为波动减少与趋于稳定状态，仅酒泉市与嘉峪关市表现为波动增长；县域社会水循环碳排放呈“两头低、中间高”的空间分布格局。② 深度学习—非线性动力系统耦合模型在社会水循环碳排放预测方面表现出良好的鲁棒性与通用性，从时间角度与空间角度来看，其均优于传统的动力系统模型与灰色预测模型。③ 在人口流失与用水结构优化的影响下，甘肃社会水循环碳排放达峰时间较早，已于2012年达到峰值，且多数地级市达峰时间集中分布在2011—2013年。

城市间经济贸易收益与碳排放代价的不均衡匹配会导致碳排放治理责任的不公平转移，但是现有治碳责任分配路径并未充分考虑跨城市贸易与碳转移下的碳不公平格局。为此，本文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基于市级投入产出表与直接碳排放，使用环境投入产出模型、Tapio脱钩模型、随机森林以及Shapley值等方法，揭示城市群内因碳不公平关系导致的收益分异，以碳不公平格局和“社会—经济—生态—公平—效率—可持续”多维度指标体系表征城市利益特征，构建合作博弈模型，实现长三角城市群碳配额分解。结果表明：① 在区域经济活动与碳转移过程中，上海是碳密集产品投入产出的重要节点；江苏省与安徽省内部碳转移规模较高，但前者对外经济转移较后者更强；浙江省内转移量较低，但却与上海保持更紧密的经济及碳转移联系。② 在碳不公平格局中，高收益城市整体呈现出环绕省内中心城市的圈层式布局，低收益城市则多处于地区外围。Shapley值结果显示“江浙沪”二省一市联盟更容易在区域治碳博弈中获得超额收益，但自由竞合的惯性会导致碳配额最终向头部城市倾斜，加剧“马太效应”。③ 基于碳不公平格局的碳配额方案同时照顾到高收益与低收益城市的碳减排压力与需求，并且二者的优势互补合作也将产生更多的发展利益。碳公平视角下的碳配额路径能对地区内碳密集型城市施加更有效的碳排放约束，为地区整体实现“双碳”目标提供有力支撑。

随着人类活动与全球变化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日益加深，生物多样性足迹作为评估生物多样性损失及影响因素的重要工具快速兴起。然而，不同尺度的研究内容存在交叉重叠，且评估范式尚未兼容等问题较为突出，亟需通过系统梳理与比较研究加以解决。本文首先辨析了多种生态环境足迹的概念与量化原理，并基于全球、国家、地方行为主体3个尺度比较了生物多样性足迹的研究视角、指标选取、评估方法及核心研究结论。从全球尺度看，研究主要采用物种—面积关系模型、投入产出模型、生命周期评价等方法，揭示全球商品生产消费网络引发的生物多样性损失及其跨国转移规律，并通过共享社会经济路径（SSPs）预测不同情景下的生物多样性足迹变化趋势；在国家尺度，多采用投入产出模型与土地利用变化分析，识别开发建设、生产活动中对生物多样性构成威胁的主导产业与经济部门；而在地方行为主体层面，研究整合生命周期评价与生态学方法，评估其在投资配置、生物资源获取、生产干扰、污染排放及消费行为等环节产生的本地生物多样性影响及跨尺度关联。最后，本文提出，未来研究应聚焦指标体系、理论模型与政策调控等层面的协同衔接，进一步推动生物多样性足迹的理论完善与实践应用。

自然保护地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载体，而自然保护地政策是引导人类保护和永续利用自然资源，协调人地关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本文基于公共政策地理学的理论视角，构建了“政策结构—政策工具—政策效力”三维分析框架，通过社会网络分析、内容分析及政策一致性指数模型等方法，分析了1982—2021年中国自然保护地政策的演化格局及变迁逻辑。结果表明：① 政策演进历经了萌芽初探（1982—1993年）、体系构建（1994—2012年）和体系完善与深化（2013—2021年）3个阶段，呈现从“数量扩张”向“高质量发展”的范式转变。② 政策类型以通知、意见等规范性文本为主，政策主体集中于生态环境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门，跨部门协同深度和广度不足。③ 政策工具类型丰富，但在使用上呈现出结构失衡现象，环境型政策工具占比最大；政策工具联合使用经历了点状联系、结构优化和网络协同格局形成3个阶段。④ 政策效力普遍较高，政策质量相对良好，为促进生态保护、提高管理水平和自然保护地建设质量、协调开发与保护关系等提供了重要支撑。本文不仅有助于拓展公共政策地理学“人地关系”研究要旨的理论边界，同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为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提供决策参考。

本文以长江经济带10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样本，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自相关模型与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了其2009—2023年生态韧性与生态效率的协调性及互动效应。结果表明：① 2009—2023年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韧性呈现出波动上升的趋势，由2009年的0.1242上升至2023年的0.1709，年均增长率为2.31%；在空间上展现出“南高北低”的格局特征。城市生态效率呈现逐年上升的特征，由2009年的0.1960上升至2023年的0.5475，年均增长率为7.61%；在空间上展现出“下游地区>中游地区>上游地区”的格局特征。② 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韧性与生态效率的协调度波动上升，由2009年的0.3818上升为2023年的0.5329，年均增长率为2.41%；且呈现出“下游地区>中游地区>上游地区”的空间格局特征。③ 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韧性与生态效率的协调度存在空间正相关，但集聚强度呈衰减趋势，具体表现为，上游地区新兴集聚区萌发，而下游地区集聚范围呈收缩态势，特别是安徽地区低—低集聚区大幅缩减。④ 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韧性与生态效率存在动态交互效应。二者互为Granger因果关系，对彼此的影响呈波动态势，但整体仍是积极影响，而相较于彼此的交互影响作用，城市生态韧性与生态效率对各自的影响效应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