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外热环境影响人体热舒适进而对公共健康、旅游规划、劳动生产、景观建设产生影响，但当前仍缺乏大尺度、长时序研究。本文基于通用热气候指数（UTCI）、Sen斜率估计和Mann-Kendall显著检验，分析1981—2019年中国UTCI时空演变特征并揭示典型城市群热风险。结果表明，中国UTCI增长趋势普遍存在，但春季增长强度最高、夏季次之，秋冬季大部分地区增长趋势不显著；春季白天UTCI增长更明显而夏季夜晚增长显著，北方增长普遍高于北方，高值增长区集中于西北、高原和盆地，超过0.6 ℃/10a。城市群春季UTCI增长强度最高，均超过0.3 ℃/10a，“暖春”现象明显；不同冷压力等级发生天数普遍降低而热压力天数增加，居民承受更强热压力；虽然全国热压力发生频率仅24.2%但城市群普遍超过60%，热环境由舒适向热不适转变将进一步增加居民热暴露风险。研究结果有助于进一步理解热环境的空间分布和变化情况，为气候变化背景下区域重点治理防控提供依据。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极端高温发生的频率、强度和空间范围均显著增加。区别于平均温度上升的影响，极端高温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往往是超出预期的、更直接和容易被个体与社会感知的。定量刻画极端高温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独立效应，对客观认知气候变化对过去和未来经济增长影响的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黄河流域作为国家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试验区，其核心和主导产业多为能源密集型或劳动密集型产业，更易受到极端高温事件的影响。探测极端高温对经济增长的历史影响及其关键特征，是深刻理解黄河流域经济发展的气候变化韧性和应对未来气候变化的关键。因此，本文首先基于夜间灯光和机器学习算法，生成1992—2021年黄河流域县域尺度GDP数据集。其次，系统考虑极端高温、升温和温度波动等因子，构建黄河流域气候变化计量经济模型，探索极端高温对黄河流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非线性、时间持续性和空间异质性特征。最后，利用第六次国际耦合模式比较计划定量估算人类活动引起的极端高温导致的经济损失。结果表明：① 极端高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出随年均温变化而变化的非线性特征，随着区域年均温的变化，极端高温的边际效应由不显著转为显著的负向效应，拐点温度为6.7 ℃。当县域年均温小于6.7 ℃时，极端高温的边际效应不显著，在空间上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上游较为寒冷的区域。② 极端高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显著的时间持续性和异质性，极端高温可能对区域经济增长造成永久性的损害，改变经济增长轨迹。③ 人为极端高温导致黄河流域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1998—2020年黄河流域的累积经济损失达到约5660亿元，相当于期间累积不变价GDP的0.6%。本文为探索流域尺度经济发展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响应规律提供借鉴意义。

深入探讨全国城市热岛效应及其成因差异，对各城市切实减缓热岛效应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Landsat 8地表温度和局地气候分区（LCZs）数据，计算了全国超大、特大城市的地表城市热岛强度（SUHII），并运用地理探测器分析了LCZs和人口密度（PD）对SUHII的复合影响。结果表明：① 城市等级、发展水平和建筑密度提升会加剧SUHII，且山地和丘陵地区内部差异显著高于平原地区，山地和丘陵地区SUHII标准差在0.25以上，而沈阳等平原地区在0.10左右。② 多数城市呈现出茂密森林（LCZA）的SUHII最低，比建筑型LCZs的SUHII低0.5~1.0 ℃。③ PD与LCZs的复合作用强于单一作用，建筑型LCZs与自然型LCZs比值达0.60后，LCZs对SUHII贡献率增速放缓，建筑型LCZs占比达50%时趋于饱和。未来城市热岛强度将继续加剧，本文深入探讨了热岛强度差异的影响因素，为精准制定热岛效应缓解的城市规划方案提供了重要参考。

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是推进农业强国建设的内在要求，阐释农业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分析其时空特征、检验其强农效应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基于2012—2022年中国各省份的面板数据，从农业科技、劳动要素、产业升级和农业生态4个维度构建农业新质生产力测度的指标体系，采用泰尔指数、马尔可夫链、双重机器学习等方法，分析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时空格局、识别薄弱地区，实证检验农业新质生产力对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中国农业新质生产力水平稳步提升，产业升级的贡献最大，劳动要素和农业生态的贡献相对较小；② 当前处于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东高西低”梯级发展格局，区域发展不够平衡，但各省份农业新质生产力逐渐向高等级靠拢，分布动态内部稳定性强。除东北地区外，全国和东、中、西部地区均存在低值区增速快的收敛趋势；③ 计量分析表明，农业新质生产力对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民收入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强农效应突出；④ 识别出17个农业新质生产力薄弱省份，主要分布在西部和东北地区。未来，中国农业新质生产力提升的着力点在于加大农业科技投入、持续推动产业升级、提升劳动力素质、强化农业生态保护，加快提升中、西部省份综合发展水平。

在乡村振兴战略推动下，土地要素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载体，正在经历类型多样、程度各异的转型过程。作为土地利用转型研究在乡村领域的拓展，村庄用地转型的内涵及动力机制等研究却相对不足。本文首先对村庄用地转型的内涵进行理论阐述，并选取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浙江省滕头村作为研究对象，刻画乡村产业升级驱动下的村庄用地显性与隐性形态转型特征及动力机制。结果表明：① 村庄用地转型实质是通过工程技术手段及政策制度安排，实现村域范围内多种用地类型显性和隐性形态的双重转型，旨在激活乡村地域物质和非物质生产要素、重构乡村社会经济形态和优化地域空间格局，以实现乡村地域系统内部结构优化、功能提升以及城乡地域系统的协调。② 村庄用地显性转型方面，滕头村宅基地面积增加，而农用地和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呈减少趋势。四代宅基地在空间上呈现“散珠状—条带状—辐射状”布局，而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呈现“块状”布局。隐性转型方面，农用地和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管理，逐渐向村集体组织与公司化经营相结合的方式转变。宅基地产权由“两权分离”向“三权分置”转变，并伴随着单一居住功能向社会保障、资产增值和公共服务等多元复合功能的转变。③ 乡村产业规模扩大、产业结构优化以及生产效率提升是驱动村庄用地不断转型的核心驱动力，以此不断满足乡村产业发展对土地资源的需求。在产业升级和用地需求的协调过程中，滕头村乡村产业多次实现“腾笼换鸟”。该研究可为中国乡村产业振兴及村庄用地的合理高效利用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