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聚落与耕地作为描述乡村发展的重要子系统，两者互利共生对于乡村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在甘肃省环境异质性背景下，以1384个乡（镇）为研究单元，引入共生理论构建乡村聚落与耕地共生框架，构建乡村聚落、耕地、共生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借助Lotka-Volterra模型识别其共生模式。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借助SD-FLUS耦合模型对比分析2035年惯性发展情景（BD）和规划发展情景（PD）下共生模式演变趋势。研究发现：① 2000—2020年甘肃省乡村聚落、耕地发展水平呈先增后减趋势，共生环境容量呈持续下降趋势；五大农业区划3个指标差异显著，河西灌溉农业区（IA）具有明显发展优势。② 2000—2020年甘肃省乡村聚落与耕地共生模式整体呈互利共生向互害共生转变，互利共生占比由59.80%下降至38.97%；区域间主导模式差异显著，高寒牧区（AP）、陇南山地农业区（MA）、IA以互利共生为主，陇中旱作农业区（DA）、陇东雨养农业区（RA）分别以聚落偏害、耕地偏利为主；2000—2020年各区域主导模式均趋于多元化且呈现出由互利共生向互害共生转移的发展共性。③ 不同情景下共生模式差异显著，BD情景下五大区域延续历史粗放发展模式，互利共生模式占比均持续减少，而PD情景下因共生单元、环境容量水平的提升，共生模式向互利共生进化。

上海作为中国近现代城市化最为显著的城市之一，自1843年开埠以来城市格局与空间范围变化巨大，重建并分析其扩张过程，对于深刻理解上海乃至中国城市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收集1843—2020年上海城市旧地图、中华民国（1912—1949年）地形图、解密卫星影像、遥感数据等多源多精度城市空间数据，分别提取城市建成区信息，重建了开埠以来建成区时间序列，研究了上海开埠以来的城市扩张时空过程及机理。结果表明：① 1843—2020年上海建成区面积增长了约1453倍，扩张速率、扩张强度发生了剧烈变化；② 紧凑度随着时间推进不断下降，分形维数则随着时间变化呈现出了一定的周期；③ 建成区重心位置呈现出先向北后向南发展的趋势，其中最主要的扩张方向为西南及南偏西；④ 优越的自然位置奠定了上海被选为开埠城市发展的先决条件，社会变迁及政策驱动作为最根本的驱动力决定着城市在不同阶段发展的最主要方向，产业经济发展、人口迁移、交通发展等多因素也在复合影响着这一时空过程。本文廓清了上海自开埠以来的城市扩张过程及机理，为更深刻理解城市变迁、人地关系演变提供历史知识与科学支撑；同时，中华民国地形图、解密影像等覆盖范围广、制作精度高的历史资料，可作为百年尺度研究的历史基础数据，对更长时序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生态风险、生态系统健康和生态系统服务是描述区域生态安全的关键特征。生态风险和生态系统健康分别代表生态系统的压力侧和状态侧，二者相互作用共同影响着生态系统服务。鲜有研究将生态风险、生态系统健康和生态系统服务联系起来分析三者之间的影响机制。本文选择淮河流域为研究区，通过InVEST模型和最大熵模型从空间上量化生态系统的供给服务、调节服务和文化服务；采用增强回归树算法和结构方程模型探究生态风险要素（自然灾害风险、人类活动风险和景观格局风险）和生态系统健康要素（活力、组织力和恢复力）对不同生态系统服务类型的影响程度和路径。结果表明，2020年淮河流域的生态系统供给服务、调节服务和文化服务的空间异质性明显，三者整体处于较低等级水平。区域生态安全特征之间的作用路径包括生态风险→生态系统服务和生态风险→生态系统健康→生态系统服务，其中活力对供给服务的直接正向影响较大，但恢复力的直接抑制作用更为明显，相对重要性为32.79%；恢复力对调节服务的直接促进作用最强，相对重要性为70.52%，其次是人类活动风险的间接抑制作用；人类活动风险对文化服务具有最高的直接正向影响和较弱的间接负向影响，相对重要性为55.40%。研究结果有助于深化人们对生态风险、生态系统健康与生态系统服务之间内在关系的认识，为区域生态系统管理和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加深对城乡居民热舒适状况的理解对于改善户外热环境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生理等效温度（PET）为评价指标，基于ERA5-Land再分析数据，量化了2000—2020年夏季中国101个城市沿城乡梯度（核心区—拓展区—农村）的热舒适状况，并运用Sen斜率估计、Mann-Kendall显著性检验及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探讨了城乡热舒适的梯度特征及其驱动因素变化。结果表明：① 核心区的平均PET水平（29.89 ℃）略高于拓展区（29.86 ℃），远高于农村（28.94 ℃），各梯度中PET较高的城市均主要位于京津冀和长江中游地区。② 2000—2020年PET呈现上升趋势，其中核心区和拓展区上升速度均达到0.24 ℃/10a，农村为0.22 ℃/10a。③ 以植被覆盖度为主的自然因素和以人口密度为主的社会经济因素分别是决定核心区及农村PET的关键，而拓展区PET的驱动因素则不稳定，植被和不透水面覆盖度的作用日益增强。在PET上升的背景下，更多居民暴露于不适环境中，为应对热环境问题提出了新的挑战。未来需要开展更多的城乡热环境研究，为热适应策略的制定提供更为精准的建议。

提高生态福利绩效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推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的必要条件。本文围绕居民福利和生态消耗构建了能够量化评估中国生态福利绩效的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利用ST-LMDI模型对中国各省份及8个经济区的生态福利绩效进行时间分解和空间分解，拓展当前对生态福利绩效驱动因素分解的研究。研究结果表明，2001—2020年中国生态福利绩效呈现出先升后降的变动趋势，空间上具有显著的地区差异性。其中沿海地区社会经济结构和民生性财政支出具有更高优势，生态福利绩效处于较高水平，且表现出空间溢出效应。引入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人口分散度、建成区人口密度、城市化规模和生态可持续能力6个因素探索其对生态福利绩效的驱动作用，发现时间和空间分解结果表现出显著差异。基于时间分解结果，经济效益和城市化规模为促进生态福利绩效提升的主要因素，人口分散度是抑制生态福利绩效增加的主要因素。但从空间分解结果看，决定各省生态福利高于均值的驱动因素在不同时期内存在区域差异和动态变化特征。综合考虑时间和空间分解结果，全面把握经济增长、生态保护和居民福利提升的关系，有助于为地方政府制订并实施差异化政策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