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助1998—2015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构建包含1110个县和376个4位码行业的县域制造业产业数据集，采用演化经济地理学中的产业演化视角，使用三重差分方法探究撤县设区对于县域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因果效应。实证结果表明：① 撤县设区以后，县域更容易进入高知识复杂度的制造业产业，同时更容易退出低知识复杂度的产业。而无论对于产业进入还是产业退出，撤县设区的影响在时间上都有滞后性。② 从宏观县域层面来看，撤县设区通过提升人口集聚程度、提高经济发展水平、改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途径促进县域制造业产业升级；从微观企业层面来看，撤县设区通过提高产出、促进中间投入、提升利润、增强创新能力和降低税负的方式促进县域制造业产业升级。③ 撤县设区对于东部地区县域的制造业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最大，而在中部地区，撤县设区对于县域制造业产业升级甚至存在显著的负面影响。本文的发现既能够为中国未来合理推进撤县设区提供一定的经验支撑，也能够丰富现有演化经济地理学关于区域产业演化研究的制度视角。

个体活动与地理环境的交互越来越在实时维度上呈现多变性与动态性特征。如何理解行为活动与空间的实时互动变化已经成为当下地理学科发展的前沿议题与关键挑战。基于时空棱柱方法，考虑到人的主观决策与环境条件的实时变化，研究论证了动态决策及决策点的概念，分析了动态决策如何影响着时间资源的分配，并且据此提出了基于决策点的实时可达空间概念模型。其次，通过引入时间切片、等时圈等方法，实现对该模型的构建与测度，并将其拓展至多决策点。最后，在原有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考虑路径决策的实时可达空间模型。在动态视角下测度个体实时可达空间，有助于透视地理空间对个体行为的影响机制与过程，有助于评估及优化设施布局以及服务资源的组织，提升地理环境对新时期个体行为的适配性、支持与引导。

地方政府债务快速扩张与急剧积累已成为影响地区经济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点与难点问题之一。基于县域城投债与公共预算收支等经济社会属性数据，运用空间自相关、Tobit模型等方法探究了中国县域政府债务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异质性成因。结果表明：① 2007—2020年中国县域城投债发行规模趋于扩张，城投债发行呈现明显的“政策债”特征，且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及行业集聚特征；研究期内县域城投债分布范围趋于扩大且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冷点区及热点区均集中分布于“胡焕庸线”以东县域；② 现行地方财税体制下中国县域基层财政运行困难，财政压力与发展压力是驱动县域城投债扩张的关键因素；③ 县域城投债扩张机制呈现明显的区域差异及行业差异。财政压力对非市辖区、非省会县域等欠发达县域的城投债扩张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发展压力对东部县域、城市群县域等竞争发展相对激烈县域发债的刺激作用较为突出；财政压力对房地产业与基础设施行业发债具有负向影响，发展压力对房地产业和建筑业发债具有促进作用。本文为理解县域政府债务扩张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控制县域政府债务规模无序扩张及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提供了参考借鉴。

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的相互赋能、协调共进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本文在解构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机理的基础上，运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耦合协调度模型、二次指派程序（QAP）等方法剖析了2010—2019年中国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的时空特征及其空间差异驱动机制。研究发现：① 时序演变上，2010—2019年间中国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协调度经历了“勉强协调—初级协调—中级协调”演变历程，但高质量协调发展还远未实现，多数省份处于以数字经济滞后型为特征的初级协调阶段；② 空间格局上，中国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协调度的空间差异特征明显，呈现出“多核心”辐射的整体空间格局、“东部领先、中部塌陷、西部追赶”的“凹”型区际格局，以及“东部高协调转型、中西部失调脱离”的协调等级演变格局；③ 空间关联上，中国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协调度的区域空间联系逐渐由“极化效应”转变为“扩散效应”，空间特征从集聚走向均衡；④ 空间差异及分解上，区域间差异是协调度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⑤ 驱动机制分析显示，缩小地区数字经济差异是推进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的根本动力，而经济发展、产业结构、技术创新等外部差异的缩小未能发挥出应有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