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城市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方面，成为健康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议题。城市群作为推进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也应成为“健康中国”建设的主要空间承载区，开展城市群地区健康城市的发展评估兼具理论与实践价值。本文以覆盖中国19个城市群地区的地级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基于健康城市内涵和相关评价模型，建立了多源数据融合的健康城市评估框架，运用CRITIC赋权、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测度分析了2010年和2020年健康城市发展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2010—2020年中国城市群地区健康城市建设水平提升明显，健康综合指数向正偏态分布发展，整体由“腹地低—沿海沿边高”演变为以沿海和西南地区中心城市为引领的“多极化”健康格局。② 中国城市群地区健康环境改善明显，差异缩小；健康服务仍趋极化，均等化水平不高；健康协同显著提升，城际健康网络加密；健康人群指数略有下降，并向中间收敛。③ 中国城市群地区健康城市初步形成以长三角、成渝为代表的高指数—高增长和北部城市群的低指数—低增长聚类的类型特征，且区域健康差异缩小，各城市群内部日益协调。④ 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建设进程及人力资本积累是影响健康城市发展的主要因素，科技创新、对外开放程度的解释力日益增加，健康城市发展有待向区域健康一体化转型。

本文旨在剖析城市经济效能空间联系网络的特性与模式，以期为区域一体化提供新的政策洞见。从标度律视角构建理论框架探讨城市间的经济效能空间联系，建立了反映网络外部性的分析范式。以长三角城市群为案例区，运用改进的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测算城市经济效能，分析城市间的联系强度，并建立空间联系矩阵。研究发现：① 长三角城市群的高经济效能区域由东部高等级城市向西北部低等级城市逐步转移；② 高等级城市在网络中占据核心地位，与周边城市形成紧密联系和“小群体”结构；③ 城市组群联系模式中，沪苏、杭甬和合肥组群呈现双中心辐射型与虹吸型共存，而南京组群则为单中心辐射型。这4个组群中城市间的联系路径相对固定，联系模式演变缓慢。这些结果为理解城市群内部的联系动态提供了新视角，并为长三角城市群的协调一体化发展提供了政策参考，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城市收缩逐渐成为全球性的经济社会现象，房屋空置是城市收缩的重要伴生效应，收缩城市的房屋空置是亟须重点研究的关键问题。本文以中国收缩城市集中地区——东北地区为研究区域，利用多类遥感影像数据和地理数据，基于实体地域城市视角识别收缩城市，估算房屋空置率，分析收缩城市房屋空置的时空分异特征，探讨不同类型收缩城市房屋空置的影响要素及作用机制。研究结论为：① 2013—2021年东北地区城市收缩现象显著，房屋空置率呈上升趋势，且重度收缩城市空置率普遍较高。② 房产设施配置与周边环境特征是房屋空置的重要影响因素。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区域交通条件和自然资源条件对房屋空置的影响逐渐增强。③ 提高经济效益，增加居民收入，有助于缓解轻度收缩城市空置压力，重度收缩城市需调节房产设施水平与优化交通设施布局以降低空置率。

探讨长三角地区2460个小城镇人口“镇化”发展与交通优势度的空间格局特征及两者的空间关系，并结合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方法揭示交通对人口“镇化”发展的影响机制。结果发现：① 2017年长三角地区人口“镇化”发展总体处于初、中期阶段，五成以上小城镇人口“镇化”水平不足30%；小城镇交通优势度空间分异特征显著，形成以上海为一级中心、以苏锡常、杭州、宁波和合肥为二级中心、以欠发达城市远郊与安徽省际交界地带为外围圈层的“中心—外围”结构；② 人口“镇化”水平与交通优势度总体协调度较高，但以两者同步偏低为主，协调性随着与中心城区距离的增大而降低；上海、苏锡常等发达地区也存在交通发达但人口“灯下黑”的小城镇，苏北、安徽等欠发达地区存在交通落后但人口集聚度较高的小城镇；③ 交通对人口“镇化”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④ 区位子要素对人口“镇化”发展整体呈正向促进作用，但也存在负向影响的特殊情况，越发达的地区这种正向效应与负向效应均越显著；交通可达性主要通过站点枢纽效应促进各类要素与技术以空间外溢的形式在核心城市与一般城镇之间传递，重塑小城镇经济优势从而促进人口集聚；路网密度主要是通过影响出行成本以及要素流通速度与规模影响人口向镇区的集聚。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下，高质量发展必然是秉轴持钧的关键。基于新发展理念，通过梳理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构建了包含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在内的5个维度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空间分析、俱乐部收敛检验以及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了2005—2020年中国城市发展质量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研究期间中国城市发展质量平均水平提升了48.4%，低水平城市数量显著缩减，城市发展质量的空间分布模式发生转变且空间聚集特征显著；城市发展质量不平衡的局面尚未根本扭转，差距弥合挑战仍然较大，且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城市间存在显著的角色分化，在全国及区域层面均形成“示范—追赶”模式，其中北京、上海、深圳等11个城市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先行者；城镇化、政府投资、数字经济、环境规制以及经济增长均能显著促进城市发展质量水平的提升，城市规模与发展质量则呈现倒“U”型关系。新时期实现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目标仍需要在中西部地区持续着力，发挥先行者的示范作用，需要持续推动数量增长、强化环境规制、培育数字经济新业态以及优化城市规模体系。

人类社会正处于显著的数字化转型阶段，人类活动系统的基本特征与内在机理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特别是虚拟空间中的活动日渐多元化与自我体系化，并更加主动和频繁地与实体空间活动产生着十分复杂的互动。目前关于人类活动系统数字化转型的研究愈发重视虚拟空间中行为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强调超越虚实二元的对立视角，将技术使用作为活动系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本文提出城市虚拟空间活动系统与城市虚实活动系统的概念，一方面强调城市虚拟空间活动已逐渐形成相对独立系统的趋势，另一方面则聚焦于城市虚实空间活动系统的互动关系，并且从理论上构建城市虚实活动系统，以便深化理解城市活动系统的数字化转型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本文从理论和方法创新、实证议题创新以及应用实践创新等侧面，系统论述城市虚实活动系统的概念体系与研究内容框架，为数字化转型下的城市空间提供新的理论与方法，为智慧城市生活圈规划与数字生活治理提供科学参考。

乡村现代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实现乡村发展与全面振兴的最终目标。本文基于乡村发展与乡村现代化的内涵与逻辑，系统梳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全球乡村发展的阶段特征、路径策略与理论演化，总结了中国乡村现代化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并构建了支撑中国乡村现代化转型的学理认知框架。主要结论为：① 乡村发展旨在通过不断优化乡村发展要素，重塑乡村地域功能与形态，促进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而乡村现代化是通过现代化理念、机制、要素等逐渐改变乡村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实现农业、农村、农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②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全球乡村逐渐从农业复兴、乡村生态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转向新时期的乡村绿色化、生态化、智慧化发展，理论认知上经历生产主义、后生产主义、多功能主义以及全球乡村的新生产主义、可持续发展范式的转变。③ 中国乡村现代化仍面临农业生产配套条件落后、乡村三产融合发展不足、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社会治理隐患、资源环境困境以及人力资本短板等问题与挑战。④ 面向中国城乡融合与乡村现代化现实需求，重点聚焦于制度体系创新、乡村空间规划管控与关键技术体系、资源要素整合与优化配置路径、未来智慧与绿色乡村建设及其科学治理等方面，基于人地耦合的系统思维，深化中国乡村现代化的基础理论与科学路径、发展模式与保障机制、社会协同治理与空间管控等方面的研究，构建起中国乡村现代化转型的乡村地理学科话语体系。

本文利用2019年腾讯人口迁徙与中国语言分布数据，揭示方言相似性对于中国人口流动影响的语言纽带效应，并进一步探究其时空异质性、交通方式异质性、空间距离对其影响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① 方言相似性能够促进中国人口城际流动网络的路径形成概率与关系强度，形成了人口流动网络中的语言纽带效应。地理距离和语言距离分别可视为人口流动的显性和隐性空间成本；② 语言纽带效应存在时空异质性和交通方式异质性。地区间的方言相似性每增加一个单位，在“春运”和日常阶段下，中国人口流动网络的路径形成概率分别增加47.7%、49.5%，流动强度分别增加17.1%、9.9%。语言纽带效应对于不同汉语方言区、不同交通方式的人口流动的影响存在正负与程度差异，展示出其对于中国人口流动影响的空间差异与地理含义；③ 语言纽带效应受到空间衰减规律的制约，并且在不同交通方式和时间段下呈现出差异性和复杂性。本文扩展了当前以经济、社会、人口学特征为主要视角的中国人口流动影响因素研究，对于揭示中国人口流动驱动机制具有科学意义，对于多民族融合的中国社会治理和文化多样性保护具有实践价值。

行政区划历史沿革既是历史地理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也是政治地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区划变迁过程研究是行政区划史的基础，复原和分析历史上长时段政区演变的全过程，是探索地方行政制度变迁规律和治理能力的基础支撑。从历代正史地理志等原始史料出发，梳理了过去2200余年（221 BC—2021年）中国县级政区设置的长时段演变过程和空间格局变动特征。研究表明：① 中国历代县级政区的数量总体上呈增长趋势，但变化很平稳，唐代与清代是增设县数量较多的朝代，达到两个历史峰值。明清尤其近代以来，增量持续增加，体现了边疆开发与县制扩展的历史进程。② 历史时期统县政区的管辖幅度（辖县数量）主要呈不断缩小的趋势，由秦代统县政区平均辖县21.3个下降到2021年的8.5个。③ 过去2200年县级政区的设置呈空间扩展趋势，西晋、辽宋金等时期亦有局部向内收缩。历代县的设置主要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为中心起点逐渐向外扩展，各区域内部的县级政区的分布密度亦持续增加。④ 黄河中下游地区（今河南、河北南部及山东等地）长期为县级政区分布高密度区，成都平原、关中盆地及山西汾河流域等地的县级政区分布密度也较高。⑤ 过去2200年县级政区设置重心在南北和东西方向上的变动幅度都大约为3°，均位于当前中国几何中心的东南方向。历代县级政区设置重心变化具有显著的地理意义，基本上与历史时期人口/经济重心的迁移过程相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