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界问题是困扰中印关系发展的重要议题之一。学界往往从殖民、历史、安全、第三方介入等因素解释中印边界争端的原因，忽视边界可作为资源被国内外多方行为体复杂权力斗争所利用，进而制造边界争端的事实。本文援引批判地缘政治的理念与分析方法，从多方行为体协同作用的角度对其进行话语分析并划分地缘政治想象类型，进而提出理解边界争端的新分析框架，以解读2020年5月—2021年2月的中印边界争端。研究表明：① 边界争端可以看作不同行为体利用的工具或资源，即多方行为体协同对边界争端进行话语与地缘政治想象的建构，以达成其目的或利益。② 基于2020年4月—2021年3月印度主流媒体报道，印度国内的印人党、国大党、军队、外交部、企业社会精英等将中印边界争端作为谋取政治、军事、外交和经济利益的工具，通过话语建构偏执风格式、亲密隐喻式或道德抵制式的地缘政治想象，制造或加剧边界争端形势。③ 边界争端可被认为是印方行为体制造利用而持续发生的过程，即当其目的还未达成时，班公湖对峙等争端事件再次发生或持续，而当其目的基本达成后才趋于缓和或平息。对此，中国须理性认识近年来中印边界争端呈现的阶段性和持续性特征，并适时发挥积极性探究的方式建设两国间经贸互补的合作性结构，以有效缓和或化解边界问题。

揭示旅游城镇化与居民幸福水平的适配关系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议题，也是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环节。通过构建旅游城镇化与居民幸福水平适配理论分析框架，运用数列匹配度、地理探测器、中介效应模型等方法，对2007—2021年湘西地区适配时空演变及机制进行深入探讨。结果表明：① 湘西地区旅游城镇化与居民幸福水平适配度均值为0.417，处于勉强适配水平并呈现稳步上升趋势，区域空间差异较大，存在马太效应；② 适配度核心极化特征明显，形成以永定区、武陵源区、吉首市、凤凰县四大区县为核心的空间分布格局，并表现“北高南低”“极化领跑、共同发展”“中心—边缘”的空间特征，高适配区县需要发挥其带动作用推动地区均衡发展；③ 适配度主导驱动因子为旅游资源禀赋；旅游城镇化和居民幸福水平与适配度在高水平与低水平区域呈现空间一致性，同时适配发展地区与旅游城镇化和居民幸福水平均值呈聚集状态；主要适配路径为社会治理，次要路径为分配公平。研究在理论上为提升居民幸福水平提供了旅游地理学的解释，为制定差别化的旅游城镇化发展措施提供科学参考。

乡村旅游是新时代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中国乡村经济社会实现高质量创新发展的重要产业载体和关键产业路径。乡村旅游业态的迭代发展，不仅重构了乡村经济社会形态，更重塑了乡村空间性质，新产业和新业态的不断涌现推动了乡村生产功能的转型，空间创新要素及资源配置突破地域限制反馈并赋能乡村旅游创新发展。本文在批判和继承熊彼特创新理论的基础上，解读乡村旅游创新的内涵与特征，构建“一个核心”与“五大支撑”的乡村旅游创新体系，展望未来中国乡村旅游创新研究的重点领域。结果表明：首先，乡村旅游经历了从无到有、逐步摸索、由弱变强的创新发展过程，具有时代性、融合性和地域性等特征。其次，在乡村旅游创新体系中，业态创新是乡村旅游创新的核心表征形式与物质空间载体，制度创新是顶层设计与逻辑起点，金融创新是坚实基础与动力支持，技术创新是重要引擎与突破力量，组织创新是关键支撑与有效保障，社会创新是现实路径与核心驱动。最后，分别从理论体系、实践样态、演化过程、动力机制和优化对策方面构建乡村旅游创新的研究框架。以期为理解、阐述和探索乡村旅游的发生、演替和创新发展提供重要的知识贡献和理论指引，也为中国情境下的乡村旅游创新实践与管理提供有效指导和决策依据。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旅游业则是重要的民生产业。本文基于中国26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熵值法、空间自相关分析和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对旅游业发展水平（TD）和共同富裕水平（CP）的时空演化特征进行了测度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检验了旅游业发展对共同富裕直接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① TD与CP均呈逐年增长态势，但城市间差异均不断增大，且多数城市TD与CP尚未超过全国平均值，整体上发展水平较低。② TD和CP具有高度的空间集聚特征，京津和长三角是TD和CP的共同高值集聚区域；CP具有明显的“高行政级别驱动”特征。③ TD和CP之间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关联性，但随时间推移呈下降趋势。同时，H-H和L-L型城市数量逐渐减少，H-L型城市有所增加，L-H型城市则基本保持未变。④ TD对CP具有正向显著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前者对后者各维度的作用强度（总效应）序列为：发展性>可持续性>共享性>共同性。⑤ TD对CP的影响效应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特征，其中直接效应位序为：西部>中部>东部，南方>北方；同时，西部地区出现了负向溢出效应，而南方地区则呈现出正向溢出效应。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源自特定社区、群体或个人的社会实践，地方性是非遗的主要特征。在全球化与地方化的相互作用下，非遗的地方性不仅被本土要素塑造，更是被超越本土的不同物质、知识技术和观念符号等共同建构。本文采用多源数据分析了3个服饰品牌对珠三角地区香云纱及其染整技艺的地方性表征。研究发现，由于在跨地方网络中的位置性差异，各个品牌采用不同的尺度策略形成了关于香云纱及其染整技艺地方性的多种叙事。具体来看：① 本土化策略将品牌主理人的本土身份与本土文化资源的领域相对应，将传统非遗所包含的历史、气候、资源、文化等关键地方性要素定位为品牌市场运作的核心竞争力；② 多重再地化策略是品牌在本土、区域和全球的多重尺度上进行资源整合，利用各层面机会进行品牌运作，同时将非遗实践与多尺度的议程连接起来；③ 地方杂糅策略在世界主义价值观的主导下，融合了不同地方的理念、话语和知识，将非遗实践塑造为全球多元文化的杂糅景观。本文诠释了在非遗实践中尺度是非层级的、网络化的。相应非遗的地方性是关系化的和情境化的，不是由边界所限定而成，而是被非遗实践所创造的地方之间的关联所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