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村镇聚落体系重组是优化城乡地域空间结构重要基础。本文聚焦村镇聚落体系的等级规模和空间组织特征两方面，全面揭示1990—2020年广东省111个行政单元村镇聚落体系的演化过程和地域类型特征，并探讨其演化机制和空间优化重组的地域模式。结果表明：① 广东省村镇聚落体系等级规模分布特征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性，村镇聚落斑块呈现以各行政单元几何中心为核向心聚集分布特征。村镇聚落体系位序累积规模系数呈现西南高、东北低和沿海高、内陆低的空间分布格局，位序累积规模系数下降区域集中于珠江口东岸和粤东沿海地区，上升区域主要分布在珠江口西岸。② 自然本底、经济发展、城镇化发展、交通区位、制度与政策等因素协同驱动村镇聚落体系的发展演变。处于城镇化成熟阶段的城区型村镇聚落体系规模小斑块数量少，逐渐消亡并融入城市；在城镇化、工业化和政策制度共同驱动下，近郊型村镇聚落经历了优胜劣汰并保持着稳定的数量与规模，城乡用地混杂发展使村镇空间组织日渐松散；远郊型村镇聚落在生产要素持续外流驱动下普遍呈现“空心化”，村民回乡建房和宅基地退出机制缺位等使其规模持续稳定增长，空间分布愈加离心外围扩散；山区型发展区位欠佳的村镇在政策制度支持下缓慢发展，呈现沿交通线为发展轴延展的聚集特征。③ 面向城乡空间关联融合发展，凝练提出城乡融合发展、双核驱动发展、中心地等级体系发展和泛中心链式集群化发展4种村镇空间优化重组模式。

生活垃圾逆向物流是村镇生活垃圾治理的关键纽带。揭示生活垃圾逆向物流模式的空间分异机制、构筑经济高效的生活垃圾逆向物流体系，对农牧交错带生态安全格局稳定、村镇人居环境品质提升具有重要意义。以青海省海东市为实证对象，构建1499个村镇居民点的多源异构数据集，多尺度刻画垃圾治理效能地域非均衡性，应用多项逻辑斯蒂回归模型定量解析垃圾逆向物流模式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并基于改进潜能模型的设施空间可达性评价，提出逆向物流模式空间优化方案。结果显示：海东市生活垃圾呈“局部集聚、总体分散”分布，垃圾治理效能滞后于原住居民生活需求，由湟水谷地中心向周边农区村镇、牧民定居点呈水平递减；农牧交错带地理环境高寒性与村镇聚落分散性，是阻碍集中式物流模式配置的根本原因；常住人口规模小、社会经济发展状态较差的村镇居民点是集中式物流模式配置的薄弱区域；充足的基层管理人员数量和年轻化干部群体，有利于落实村分散物流模式管理要求；海东市村镇居民点垃圾处理设施空间可达性偏低，应以城镇集中式、乡镇传导式、农牧分散式3类路径为遵循，采用集中式与分散式物流并举的调适策略进行逆向物流模式全局优化。建议以物流成本最小化、垃圾治理零胁迫为导向，兼顾各级物流节点功能特性分类施策，发挥县域垃圾逆向物流软硬件设施统筹职能，激活乡镇垃圾协同治理效能，强化村庄源头分类与就地消纳功能，营造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生活垃圾逆向物流体系。

从感知韧性视角提升乡村可持续发展能力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至关重要。本文基于乡村感知韧性概念内涵，从“压力—状态—感知—行为—响应”层面论述乡村感知韧性的运作逻辑，并基于山东省曲阜市3镇12村的农户调查问卷数据，从“状态—感知”“行为—响应”视角构建指标体系，在评估乡村感知韧性的同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论证乡村感知韧性作用机制。结果表明：① 乡村感知韧性是指乡村系统依靠其资源要素水平，促使农户主动利用乡村资源预测、吸收、适应乡村变化，推动乡村要素结构重组和生产生活方式变革的能力；② 社会网络多元化响应和生产建设状态已经成为乡村感知韧性的主要组成部分，而生计多样化和物质资本富裕化的响应路径未完全形成；③ 乡村系统响应压力的方式能否促进传统乡村向现代化转型取决于农户对乡村状态的感知和行为决策，农户对乡村状态的感知越好，其越偏向主动利用资源促进乡村要素结构重组，从根本上实现乡村转型发展；④ 应从空间治理优化、促进“状态—感知”到“行为—响应”的转化、精准调控乡村“压力”等方面出发，提高乡村感知韧性。

国土开发和城乡融合已成为中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日本在相关领域丰富的政策及实践经验值得研究借鉴。本文考察日本乡村振兴的经济社会背景和法律规划变迁，梳理国土开发和城乡融合的政策和实践，总结其乡村振兴实现机制及对中国的启示。研究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城乡关系由竞争转向融合，农村生态环保、文化交流、观光休闲等功能日益凸显。经过几十年探索，日本形成了以国土开发与城乡融合为两翼、从要素流动和空间拓展多维度发力的乡村振兴推进机制。主要经验包括经济增长奠定坚实基础、较为完备的法律体系、政府主导规划和支持措施、农村开发政策导向实现从外来到内生的转变、有重点地平衡区域发展、信息技术加速价值开发和城乡要素对流。出现的问题包括早期国土开发过度依赖中央主导型投资、缺乏独立的乡村振兴规划、地方中央规划的协调性差。基于较为成熟的经济发展阶段和国家治理体系，中国也形成了诸多有效的乡村振兴政策和实践模式。日本经验的有益启示包括完善国土规划体系、加快专业立法、创新经营与乡村治理模式、畅通城乡信息对流。

城乡生活服务需求存在多级分异，当前面向城乡多级需求差异与供给失衡问题研究相对较少。本文基于等值化理论和“以人为本”思想，提出“配置不等价—等值”的城乡生活服务等值化路径，以重庆西部片区为案例区，采用核密度估计与Densi-Graph阈值确定法识别城市核心、城乡结合部、场镇和乡村，以4类城乡空间为研究对象，基于居民需求差异构建城乡生活服务多级差异评价体系，定量描述城乡居民生活服务需求差异及生活服务短板。研究表明：重庆西部片区城乡居民对生活服务需求偏好存在多级差异，由城市核心至乡村，居民的多元需求逐步收敛；乡村居民对公共基础服务需求更为迫切，乡村偏向性的基础设施投放，能够高效推动城乡等值。城乡生活服务等值化程度较低，生活服务水平存在城乡多级梯度差距，表现为城市核心>场镇>城乡结合部>乡村，城乡两极差距为28倍；城市核心与场镇的梯度差距最大，是城乡差距的主要组成。改善乡村生产、生活环境，施行城乡差异化配置，是实现城乡等值的重要手段。本文定量描述了城乡多级需求差异与供给短板，并提出城乡等值化路径与建议，对城乡多级供需关系研究与城乡等值发展具有一定借鉴价值。

让金融活水“滴灌”乡村发展沃土是新时代赋予金融的使命与任务。本文全面探讨了金融供给驱动乡村高质量发展的效应及其背后的传导机制。理论上，金融可通过其功能发挥所释放的产业带动、环境美化、社会规范和民生改善等多重效应而赋能乡村高质量发展。实证上，本文测度了2005—2020年中国31个省域单元的金融供给和乡村高质量发展的综合水平，并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等方法检验了金融对乡村高质量发展的驱动效应、作用机制及其时空异质性特征。结果表明：金融供给对乡村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驱动作用，这一结论在重新测算被解释变量以及借助工具变量开展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但对于东部地区以及2014年以后的时段，金融对乡村高质量的影响更为强劲，这也得到了费舍尔组合检验的证实。作用机制的分析显示，对于全部省域总样本及5类子样本，促进乡村消费升级、释放民生改善效应是金融驱动乡村高质量发展的共同渠道，而金融发展带来的产业带动效应、环境美化效应和社会规范效应只存在于部分子样本，各渠道的适用性存在差异。总体而言，本文推动了对乡村高质量发展动因以及金融赋能乡村振兴的效应、机制和时空差异的理解，丰富了金融地理学和乡村地理学的研究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