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的转型将改变全球能源地缘政治的权力结构、国家关系，以及地缘政治博弈的驱动因素，对能源地缘政治产生深远的影响。本文在梳理能源与地缘政治渊源的基础上，阐述能源转型重构地缘政治的内在逻辑，并对能源转型地缘政治的研究进行展望。研究认为：① 不同时代能源的内涵、属性，以及与地缘政治关联的差异，决定了能源地缘政治的表征及激烈程度明显不同，导致能源地缘政治呈现明显的代际转换特征。② 能源转型将改变油气资源的地理依附性，引发关键矿产争夺和可再生能源技术博弈，重塑全球能源地缘政治格局和能源治理体系。其中，关键矿产争夺和可再生能源技术博弈，是能源转型重塑地缘政治的“因”；而地缘格局重构是能源转型重塑地缘政治的“果”，全球能源治理是应对因果变化所需要采取的行动与措施。③ 未来亟待加强能源转型重构地缘政治的理论与技术方法创新，构建全球能源治理的路径与模式，并加强“碳中和”背景下能源安全研究，以更好地推动能源地理学科发展和服务国家能源安全重大战略需求。

能源作为战略性资源在国家地缘战略中尤为重要，能源结构性权力的角逐业已成为国家间综合国力竞争和能源安全保障的重要内涵。利用联合国跨国投入产出数据对2001—2017年各国的能源结构性权力进行测度，从空间格局、网络组织关系、新增价值分配的视阈来揭示全球能源结构性权力的演化脉络，并识别出权力转移的关键驱动因素。研究表明：① 全球能源结构性权力体系呈现出两极分化严重、动荡不稳定特征，能源强国对周边地区不断挤压并产生了大量的破碎地带；② 全球能源结构性权力呈现出“东升西降”趋势，并以中美德为主导的“三足鼎立”空间格局。其中能源出口结构性权力不断向中国转移，进口权力则进一步锚固在西欧北美；③ 全球能源结构性权力合作社团扩散和收缩并存，亚太和东欧社团范围逐渐扩大，西欧和美国社团范围则有所缩减；④ 全球能源结构性权力“核心—边缘”等级结构存在“双核→三核→多核”的弱化趋势，权力等级圈层间的迭代过程显著；⑤ 从能源价值流动的核心链条来看，德国、美国为代表的能源结构性权力强国占据链主地位并主导着能源价值的分配，作为跟随和从属的能源小国陷于低端锁定困局。从能源产业链环节的来看，呈现出能源勘探开采和加工销售环节价值较高，运输储存环节价值较低的“微笑曲线”特征；⑥ 国家高水平能源结构性权力的关键驱动因素从早期的能源禀赋和能源贸易维度逐步向市场资本维度所延展。据此为中国能源结构性权力的巩固提出了政策建议。

探究中国海外耕地投资规模与地缘经济耦合协调的空间分异及驱动因素有助于为中国企业科学开展海外耕地投资活动提供参考。本文构建中国海外耕地投资规模及地缘经济的评价体系，借鉴耦合协调模型测算二者耦合协调度，并对其空间分异特征和驱动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 中国海外耕地投资规模及中国与各东道国的地缘经济联系呈高度分散化，投资规模较好、地缘经济较密切的地区位于俄罗斯和东南亚。② 投资规模与地缘经济耦合协调度呈显著正相关，局部地区已形成明显的空间分化，高高集聚区分布于东南亚。③ 耦合协调发展受营商便利指数、国内生产总值、人均淡水资源拥有量、谷物单产、百万人互联网拥有量和法律权利力度指数6个因子的显著影响。④ 以上6个因子对耦合协调发展的影响具有空间差异和增强型交互作用，其中国内生产总值与任意因子作用时产生的增强效应值均较为明显。应从优化海外耕地投资及地缘经济发展的空间格局、探索区域差异化路径、完善规划及关注耦合协调提升的影响因素方面提升二者的耦合协调发展。

拉达克位于青藏高原西北部、喜马拉雅山脉西段和印度河上游谷地，现为印控克什米尔地区一部分，自古是南亚西北部通向中国西藏阿里地区和新疆南部的“咽喉要地”。有关拉达克的已有研究大多侧重于对其地方历史和地域文化的考论，缺少从长时间尺度研究该地区的历史变迁及其与中国的多元关系和地缘价值，在国内外网络上也流传一些对拉达克地区历史地理问题的错误认识和不当地理图件，亟需从学理层面对拉达克地区进行全面厘正。本文结合多种历史文献和地图资料，在详细梳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拉达克在公元1—21世纪的地名沿革、历史演变、地域范围进行论证，并分析其在中国西部地区国土安全中的意义。结果表明：① 作为中国西藏故土，拉达克在公元9世纪以前是吐蕃王朝的一部分，9世纪中叶吐蕃王朝瓦解后，它成为吐蕃王室后裔建立的阿里地方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13世纪拉达克再次统一在中国元朝的疆域内，历经明清两代。19世纪中叶拉达克为位于克什米尔南部的查谟土邦兼并，随后被并入英印殖民地，1947年由独立后的印度派军占据。② 拉达克地区历史演变曲折，地名多次变化，但近代为查谟土邦吞并时，拉达克地域范围仅指位于西喜马拉雅山和喀喇昆仑山之间、以列城为中心的印度河谷上游地区。③ 拉达克地区历史地理过程的复杂性，使得其成为中印西段边境印度制造摩擦的主要区域，中国应积极应对印度方面持续的相关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