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地球“第三极”的青藏高原是中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区，也是全球气候变化的生态敏感区，日益加剧的气候变化对其生态系统功能及稳定性也构成了重大挑战。本文首先分析了2000—2020年青藏高原生态系统格局及其水源涵养、土壤保持、防风固沙等关键功能的时空变化特征，明晰了生态系统功能及其重要性的区域差异，进一步评估了生态系统功能的稳定性状态，将为青藏高原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实施保护和修复工程奠定科学基础。结果表明：① 2000—2020年青藏高原湿地面积增加而草地面积明显减少，水源涵养和防风固沙能力有所改善，年变化率分别为3.57 m³/(hm²·a)、0.23 t/(hm²·a)，但土壤保持量整体却呈下降趋势，年变化率为-0.16 t/(hm²·a)；② 青藏高原水源涵养、土壤保持和防风固沙功能的核心区面积占比分别为12.7%、13.9%和14.2%，其中水源涵养核心功能区以藏东南、三江源、若尔盖为主，防风固沙核心功能区集中在高原中西部，土壤保持核心功能区则环绕高原；③ 2000—2020年青藏高原水源涵养、土壤保持以及防风固沙功能在高原东南部、中部呈现较高的稳定性，而在高原西部稳定性相对较弱，结合稳定性评估与生态保护修复实践，可将青藏高原区划为三大类16个生态系统功能区，针对不同核心生态系统功能与不同分区开展差异化的生态保护与修复。

保护人文生态系统的独特性、原真性和完整性是实现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综合运用集成评价方法、耦合协调模型和均衡熵指数勾勒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人文生态系统耦合协调的空间分布格局，并借助障碍度模型厘清主要障碍维度。结果显示： ① 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整体人文生态系统的可持续生产能力呈现自东向西梯度递减、各维度上“和谐性>开放性>独立性>脆弱性”的序列特征。在国家公园尺度上，若尔盖国家公园、香格里拉国家公园—普达措片区和大熊猫国家公园的人文生态系统的可持续生产能力处于第一梯队；在县域尺度上，大熊猫国家公园中部县域单元的可持续生产能力排名靠前。② 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人文生态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整体上表现出自东南向西北递减的空间特征，国家公园群所涉及的大部分县域处于初级或中级协调状态，大部分国家公园的人文生态系统表现出内部结构耦合互馈。③ 在国家公园和国家公园所涉及的县域单元层面上，人文生态系统耦合协调的首要障碍维度均为开放性，其次为独立性，主要原因多与国家公园所处的地理位置、区位条件、地形特征和经济基础有关。因而，提高开放性，促进人文生态系统与外界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仍是今后保护国家公园群人文生态安全的首要任务。

青藏高原极端缺氧环境对人畜健康有巨大影响，研究植被对青藏高原大气氧含量的贡献率，有助于厘清青藏高原大气氧含量变化对人畜健康的环境效应。目前关于青藏高原植被对大气氧含量贡献率的研究较少，且缺乏青藏高原植被产氧量对近地表大气氧含量贡献率的时空分布图。本文使用植被净初级生产力时空分布数据计算青藏高原的植被产氧量，并使用大气相对氧含量经验方程和理想气体状态方程计算青藏高原大气绝对氧含量，进而获得植被产氧量对近地表大气氧含量贡献率的时空分布。结果表明，青藏高原植被在2019年的全年总产氧量为1.0353×10⁹ t，其对青藏高原全域近地表大气氧含量贡献率的理论上限值平均为0.2788 %/d，但存在巨大的时空差异（0.00~4.62 %/d）：时间上贡献率在年内呈“∧”型的变化特征，一年中贡献率最低值出现在12月，最高值出现在8月中旬；空间上贡献率呈现自东南向西北逐渐降低的分布格局，最低值分布在西北部，最高值分布在东南部。从各植被类型来看，单位面积的贡献率由高到低依次为森林、栽培植被、草原、沼泽湿地和灌丛。从海拔分布来看，单位面积的贡献率总体上呈现随海拔升高而逐渐降低的变化特征。本文首次制作了青藏高原植被产氧量对近地表大气氧含量贡献率的时空分布图，并揭示了青藏高原植被产氧量对近地表大气氧含量贡献率的理论上限值及其时空差异，可为青藏高原近地表大气氧含量变化及其对人畜健康的环境效应研究提供参考。

全新世人类活动逐渐增强，其对自然植被的干扰和改造也逐渐加深，在部分地区已然成为引起植被变化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考古结果证实，浙江地区在过去10 ka存在连续的文化序列，但全新世人类活动对区域植被的影响程度和范围尚不明确。本文收集、整理了浙江地区共40个样点的全新世孢粉记录，按照有无史前文化的发生将其分为遗址、遗址周边和自然3类数据，利用RRatepol程序包计算了各个样点的植被变化速率（RoC)，同时使用孢粉生物群区化方法（Biomisation）重建了古植被变化过程。结果显示，在文化遗址，全新世RoC变化幅度较大且波动频繁，9.0—3.0 cal ka BP期间整体呈增加趋势；遗址周边的RoC变化幅度介于遗址和自然点位之间，在3.0 cal ka BP之后呈现迅速增加；自然点的RoC变幅最小且较为稳定，在2.0 cal ka BP后才出现明显升高。全新世期间人类活动引起的局部植被变化速率可能是自然植被变化的2~3倍，并且在3.0 cal ka BP后，人类活动对浙江古植被影响的空间范围开始明显扩张。人类活动导致的植被变化与自然植被变化存在一定的背离，新石器时代毁林开荒和种植农业的发展导致了浙江地区植被景观的破碎化。遗址点的生物群区停留时间明显低于遗址周边及自然点，说明全新世人类活动加速了区域植被成分变化的同时，也导致植被生态系统的弹性和恢复力显著降低。在浙江地区以孢粉进行的气候重建以及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实践中面临的植被保护和恢复问题，必须考虑长期的人类干扰历史以及植被变化历史格局的潜在影响。

本文基于北极涛动（AO）指数、植被净初级生产力（NPP）和气象数据，利用回归分析、合成分析等方法定量分析了1981—2018年印缅地区植被NPP与AO的联系，结果表明：① 印缅地区冬季NPP与同期AO存在明显的同位相变化，对应冬季AO指数偏高（低）一倍标准差，区域平均NPP显著增加（减少）6.50 gC·m^-2，最大增量（减少量）为20.60 gC·m^-2，AO与NPP时间序列的相关系数达0.57；② AO主要通过波列影响印缅地区的大气环流，进而影响其降水，造成NPP的异常。伴随AO偏强正（负）位相时，一支沿副热带急流东传的Rossby波在孟加拉湾—印缅地区对流层中低层为气旋（反气旋）环流异常，造成南支槽偏强（弱），槽前西南气流水汽输送偏强（弱），同时伴随槽前上升运动偏强（弱），均利于印缅地区降水偏多（少），对应冬季AO指数偏高(低)一倍标准差，降水均显著增加，分辨率较高的ERA5和GPCC降水显著增加（减少）12.00 mm以上，AO异常年份的降水合成，其值超过90.00 mm，区域平均降水与AO指数的相关系数达0.50以上（p < 0.01）。伴随1.00 mm的降水增加（减少），NPP增加（减少）超过10.10 gC·m^-2，二者时间序列的相关系数超过0.40（p < 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