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能源转型的大背景下,能源转型的地缘政治问题日益成为世界能源地理及政治学研究的前沿和热点领域。不同阶段的能源内涵、属性及地缘政治特征存在明显差异,在可再生能源时代,能源地缘政治更加多元化、复杂化和综合化。本文对比了不同阶段能源的地缘政治特征,梳理了可再生能源地缘政治的研究历程。研究认为：全球能源转型将加剧地缘政治格局的重构,改变传统能源安全主导的地缘安全与冲突关系,改变不同国家在全球能源地缘政治中的角色,重塑传统油气时代所形成的国家能源关系,同时也将凸显新能源技术和关键稀缺材料对能源转型地缘政治的影响,并引发新的能源网络安全问题。研究发现虽然各学科的学者对能源转型的地缘政治进行了广泛关注,但是当前关于能源转型的地缘政治影响,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在理论框架、技术方法、研究视角等方面仍存在发展和完善的空间。展望未来,能源转型的地缘政治研究亟待加强学科理论研究,推动能源转型地缘政治的科学计量研究转向,加强服务学科发展和国家能源安全重大决策的应用研究,探究能源转型对传统能源地缘政治重构的地理效应、能源转型地缘政治的作用机理和能源转型地缘政治对能源安全的影响。同时要紧密结合气候变化、“双碳”目标、全球能源治理等国际学术前沿来开展能源转型的地缘政治研究,以丰富世界能源地理的研究视角。

为探究“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集装箱海运网络在蓄意攻击下的脆弱性变化情况,基于蓄意攻击下集装箱海运网络的地理空间联系变化和网络分裂过程,提出了集装箱海运网络崩溃临界点的识别方法,进而建立了集装箱海运网络脆弱性变化趋势和程度的量化方法,并利用2015年和2019年海上丝绸之路中港口和航线的统计数据构建网络进行分析。结果表明：2015年和2019年“海上丝路”网络的蓄意攻击承受能力分别为4.21%和5.51%,说明2019年的“海上丝路”海运网络比2015年更加强壮,其相对变化率为30.88%;“海上丝路”网络脆弱性变化的驱动机制主要包括港口层级结构的差异性减弱、关键港口备份机制日趋完备、东亚和东南亚与其他区域间的集装箱海运联系更加紧密等。最后,从持续保障中国与“海上丝路”沿线各国集装箱海运互联互通的角度,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研究成果对于揭示“海上丝路”海运网络的脆弱性变化及其驱动机制和影响因素,进而有针对性的持续保障该网络的互联互通,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且本文的分析方法对其他运输网络脆弱性变化的相关研究也可提供借鉴。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跨境经济合作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国内外学术界探讨了跨境经济合作的地缘政治环境及其合作内容,但鲜有研究深入探讨其空间组织模式历史演变。本文以布伦纳的新国家空间理论为基础,提出跨境经济合作多尺度空间组织模式的分析框架,以黑龙江和俄罗斯远东为例,探讨中俄跨境经济合作空间组织模式演变。研究表明：苏联解体后,中俄跨境经济合作空间组织模式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以边境贸易为主（20世纪90年代）、以境外产业园引领（2000—2013年）、以跨境交通走廊为导向（2013年至今）。20世纪80年代末,黑龙江省陆续开放对俄口岸,90年代初期中俄进入了边境贸易快速发展阶段。90年代中后期,以边境贸易为主导的中俄跨境经济合作模式危机凸显,引发2000年后以境外产业园引领的新一轮合作模式重构。2013年以后中俄两国政府开始实施以跨境交通走廊为引领的经济合作新模式。每次新模式的产生都是为解决旧有模式危机而采取的多尺度多维度要素重组的结果,新旧模式之间具有一定程度的历史依赖性。本文有助于丰富新国家空间理论,同时为中俄跨境经济高质量的发展提供科学基础。

农业工业化和“去地化”的生产模式、不透明的流通过程以及膨胀的消费欲望致使饮食系统危机不断,其可持续性成为全球尺度的挑战。当前饮食系统的可持续性研究面临尺度问题,涉及从全球地方的目标转化,以及从地方到全球的经验反馈两个方面。首先,全球尺度的可持续目标宏大包容,但是对地方尺度的差异性缺乏关照。其次,部分西方国家的可持续实践垄断了经验表达,过于重视社区等微观尺度而忽略了其他尺度的潜在作用,引发“尺度陷阱”。本文深入剖析中国、巴西、南非的饮食系统内部各类参与者的可持续性建构,提出全球和地方可持续饮食系统互动的尺度逻辑：① 从全球到地方的目标转化需要兼顾地方差异。中国、巴西、南非各自生成优先的可持续目标,分别针对食品安全、食物原真性和食物浪费、结构性的食物匮乏等问题。这些目标之间充满张力和博弈,不能等同替代。② 从地方到全球的经验反馈需要打破西方经验赋予的微观尺度的优越性,转向跨尺度的实践。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实践路径的要义在于发挥饮食系统各类参与者的能动性,调动资源形成有效的跨尺度行动网络。③ 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表明尺度本身是方法,而不是目的,每个具体的可持续目标与适切的尺度方法匹配。有必要研究建议挖掘多元、差异的可持续模式,更加有针对性地促进当地乃至全球饮食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创新型人才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对促进区域创新和竞争力提升具有决定性的作用。高被引科学家作为科研人员的杰出代表,是创新型人才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全球高被引华人科学家为研究对象,基于履历数据分析其流动,特别是工作阶段的流动特征;运用Heckman二阶段选择模型,对科学家工作阶段流动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探究复合的人口迁移理论在高端人才流动中的适用性。研究发现：① 高被引华人科学家的人才流动轨迹表明,科学家的移动迁入地主要是国内外的核心城市（度中心性较高的城市）。② 高被引华人科学家工作阶段流动主要发生在中国和美国之间,中国城市多为人才迁入地,美国城市多为人才迁出地。③ 复合的人口迁移模型对高被引华人科学家工作阶段的区位选择解释作用明显。④ 高被引华人科学家国内外城市移动选择的影响因素不同,科学家的国内流动受到地理距离的限制,而迁入城市的拉力是高被引华人科学家产生跨国移动的主要原因。

当前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如何积极构建其国家形象成为一个迫切需要回答的综合问题。研究援引批判地缘政治作为理论工具,以在津巴布韦的调查作为经验材料,探讨了津巴布韦不同主体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动态地理想象及其机制。研究发现,津巴布韦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地理想象不再受到以其国家宣传话语主导的基于殖民历史和独立战争的历史叙事所支配。相反,在其快车道土地改革运动、中国“走出去”战略及其与非洲日益紧密的联系,以及以“特朗普主义”为代表的全球地缘政治湍流不断等时代背景下,津巴布韦内外部社会关系产生了剧烈变化,不同主体之间（包括国家、政府、政党、协会、企业和个体等）的关系开始变得复杂,津巴布韦社会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因此不再受到历史叙事的单方面影响,也受到流动的中国企业、移民及其在地实践,以及津巴布韦内外部社会关系变化与这种实践之间的互动的影响,从而对中国国家形象进行了不断解构和重构。研究拓展了批判地缘政治理论对话语的理解,强化了该理论与现实问题产生互动的潜力。从应用价值来看,研究讨论了它塑路径对中国国家形象营建的逻辑,对于全球转型背景下如何打造中国国家形象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航运网络是国际经贸联系的物质载体,中国与沿线国已形成的海上航运网络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繁荣发展的重要支撑。本文截取2008年、2018年两个时间断面,首先运用复杂网络模型刻画中国与“海上丝路”沿线国的港口航运网络结构,进而通过构建指标体系分析该网络与各国经贸联系耦合特征,揭示航运网络对沿线贸易的支撑能力,最后结合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结果表明：① 整体看,两个年份的港口航运网络均具有明显的复杂网络特征,网络稠密程度提升了111%,但网络整体运行效率下降了8.73%。② 港口航运网络与经贸联系的协调性上升了5%,明显上升的国家主要分布在东亚和东南亚。至2018年,约36%的沿线国与中国航运联系网络滞后于经贸联系水平,航运网络支撑能力明显不足;约28%的沿线国航运要素供给相对过剩;其余国家中多数已由低级协同优化为中级协同。从国际区域层面看,二者的协调性具有明显的空间俱乐部趋同现象。③ 耦合关系的影响因素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但总体上,贸易规模、港口航运效率、外贸经济效益是促进航贸联系协同效应最主要因素,而航线覆盖面、港口中转能力、贸易壁垒影响较弱。

本文利用全球新型冠状病毒疫苗（COVID-19疫苗,简称新冠疫苗）的开发、订购、捐赠和接种数据,借助GIS等技术方法,在明晰全球新冠疫苗开发与流通格局的基础上,探讨全球新冠疫苗接种的时空分异特征。结果表明：① 全球新冠疫苗开发格局呈明显的空间不均衡性,形成以西欧、北美和亚洲为核心的三足鼎立格局,美国、中国和英国等是新冠疫苗的主要开发国。② 全球新冠疫苗订购网络主要遵循定向扩展和不定向扩展两种扩展模式,订购联系总体上表现出早期集中于欧美发达国家内部,随后逐步向外部亚非拉国家扩展的特点。③ 全球新冠疫苗捐赠网络以中国和美国为双核,美国主要向东南亚、南亚和拉美等美国传统势力范围或战略地位重要国家进行捐赠,中国主要向南亚、东南亚和西亚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非洲国家进行捐赠。整体上新冠疫苗捐赠主要受捐赠双方联系密切程度、关系友好程度和捐赠国的国家战略需求及国际义务履行需要等因素综合影响,但不同捐赠国侧重点有所不同。④ 受全球新冠疫苗的开发、订购和捐赠格局影响,欧美发达国家的新冠疫苗接种进程领先于绝大多数亚非拉国家,但差异性正逐步缩小,中国的疫苗接种由相对较高水平区跃升至相对高水平区,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