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发展是乡村地域系统循环累积与动态演化的结果,全面梳理乡村发展历史脉络与地域分异格局,对于科学推动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落实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和人地系统科学认知,本文解析了1978—2050年中国乡村发展演化进程,探讨了乡村转型发展与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揭示了中国县域乡村振兴水平的空间格局,进而提出了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关键问题及其路径对策。研究表明：① 中国1978—2050年的乡村发展可划分为解决温饱、小康建设和实现富裕三个主要阶段,是一个由低水平、基础型向高质量、创新型不断发展的过程;② 乡村振兴本质上是乡村转型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是乡村发展演化到一定阶段后,为解决其面临的突出问题以向更高层次迈进的战略选择;③ 2017年中国57.3%的县域乡村振兴综合水平介于0.40~0.50之间,在空间上呈现出明显的东中西地域分异,并具有显著的聚集特征和正相关性;④ 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实重在科学识别乡村振兴的瞄准区域,综合研判乡村发展演化的趋势,系统诊断乡村地域类型的主导制约因素,全面认知城乡耦合互动的逻辑关系,进而采取针对性措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城乡国土空间统一用途管制背景下,乡村空间治理成为国土空间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乡村空间治理的理论内涵出发,构建了乡村空间治理理论分析框架,探讨了乡村空间治理作用于国土空间规划的内在机制和可行路径。结论如下：① 乡村空间治理是以乡村空间为治理对象,通过规划和协商等方式,实现乡村空间用途有效管制,空间权利有序配置,凸显多元主体参与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综合治理过程;② 通过“举措—效能—目标”体系,构建了刚性与弹性结合、物质空间与空间关系交互、空间权属与空间组织叠加的乡村空间“物质—组织—权属”综合治理分析框架;③ 多级尺度互联互通（区域—村域—地块）的乡村空间治理特征有利于完善乡村空间治理体系;④ 乡村空间治理通过多种手段并施、多元主体参与、多重价值共享,完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推进多规融合,细化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促进乡村善治和生态治理;⑤ 乡村空间治理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动员和行动策略,构建新型村庄运营模式和组织机制,为落实实用性村庄规划和乡村振兴战略创造条件。

基于乡村脆弱性本质内涵,构建了中国县域乡村脆弱性综合测度的指标体系,对中国县域乡村脆弱性水平进行综合测度;通过遴选具有典型代表性的5条样带,深化分析中国乡村脆弱性的区域差异特征及其形成机制,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应对策略。结果表明：① 中国县域乡村脆弱性整体上处于较低脆弱度和中脆弱度阈值区间,并具明显的空间差异性,沿“博台线”呈南北分异的空间格局,东北部乡村脆弱性偏低,西南部乡村脆弱较高。② 外部性环境因素是诱发乡村脆弱性的先导因素,生态暴露、生态敏感和生态适应构成的乡村生态子系统是乡村脆弱性的根本性影响因素;经济暴露、经济敏感和经济适应构成的乡村经济子系统是乡村脆弱性的核心影响因素;社会暴露、社会敏感和社会适应组成的乡村社会子系统也是乡村脆弱性的重要影响因素。③ 以“地理区位、乡村脆弱性主导驱动因素和脆弱性程度”为依据,将中国县域乡村脆弱性划分为8个地域类型区。不同类型区域,遵循因地制宜原则,破除地区根植性和路径依赖,增强乡村地域系统扰动源的预测和监测,并对系统自身敏感性进行科学管制,提升乡村系统的适应能力,促进乡村可持续发展。

当前,中国脱贫攻坚任务步入了由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收入贫困转向多维贫困的新阶段。本文以中国31个省（直辖市）县域为研究对象,采用基于夜间灯光数据的平均夜间灯光指数以及基于脆弱性可持续生计框架的县域多维发展指数和多维相对贫困识别方法,从多维贫困和相对贫困两个层面对中国多维贫困现状进行分析,并基于以上研究筛选出的贫困县,采用耦合协调模型从产业扶贫、教育扶贫、旅游扶贫和农业扶贫分析适宜县域的扶贫路径。结果表明：中国约60%县域处于多维相对贫困状态,其中47%为多维相对轻度贫困县;基于平均夜间灯光指数和县域多维发展指数分别识别出602个和611个多维贫困县,分别包含了63%和79%的国家级贫困县（截至2018年）,这表明县域多维发展指数识贫机理更为精准。多维贫困县集中在甘肃、四川和云南等地;而在筛选的贫困县中,适宜产业扶贫、教育扶贫、旅游扶贫和农业扶贫的县域分别有414个、172个、442个和298个,且在4种扶贫方式中,约61%县域适宜采用多种扶贫路径共同扶贫。研究结论将为确保中国扶贫的可持续性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

中国的贫困治理已从消除绝对贫困转向解决相对贫困的新阶段。增加贫困地区的非农就业机会,保障贫困人口充分有效就业是解决相对贫困问题,促进贫困地区转型发展的根本举措。基于2013—2017年全国14个连片特困地区县域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模型方法,解析精准扶贫战略实施以来贫困地区非农就业的空间增长趋势及其驱动因素,并区分了不同人口规模条件下非农就业增长机制的差异性。结果表明：① 中国连片特困地区非农就业在空间上表现出较强的非均衡性;② 连片特困地区非农就业的增长趋势快于全国平均水平,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并呈现出收敛趋势;③ 连片特困地区县域间非农就业增长存在较强的空间依赖性,地方性因素和地理结构因素共同影响了连片特困地区的非农就业增长。初始就业水平对非农就业增长具有抑制作用,而地区经济总量、金融资本可获得性、产业结构、基础教育水平、邻近省会或特大城市的市场区位条件、平坦湿润的地理环境等因素显著促进了就业增长;④ 不同规模县域非农就业增长的决定因素存在显著差异。研究可以为促进贫困地区非农就业增长,推动新时期贫困治理与地区转型发展提供科学参考。

科学确定乡村聚落体系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和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之一,研究乡村聚落规模分布规律有助于乡村聚落体系优化。基于理论假设推导出了位序累计规模模型的准确表达及其规律,在此基础上,比较研究了位序累计规模模型和乡村位序—规模法则在河湟地区的适用性和准确性,厘清了河湟地区乡村聚落规模分布的特征和演变规律。研究显示：① 位序累积规模模型是一个单调递增的凹函数（P ≥ 1）,函数表达式随着聚落规模分布的帕累托系数变化而变化。当1 ≤ P<1.20225时,S_i=aln(N_i)+b,拟合系数a与首位聚落规模呈正相关;当P ≥ 1.20225时,$S_i=be^{aln(N_i)}$,聚落规模变异系数和首位聚落规模与拟合系数a呈负相关关系,而与拟合系数b则呈正相关关系。② 位序累积规模模型在河湟地区乡村聚落规模分布研究中具有良好的适用性和准确性,而乡村位序—规模法则不适用。③ 河湟地区乡村聚落规模分布为接近于帕累托系数为2的均衡分布且总体趋于集聚。未来河湟地区应有序推进乡村聚落向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较为优越区域适度集聚,合理制定区域乡村聚落布点规划和实用性村庄规划,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城乡融合发展的具有河湟地区特色的乡村振兴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