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取2001年、2008年和2015年3期截面数据,综合运用标准差椭圆等空间分析法和非参数检验等数理统计法,对东北地区183个县域粮食产量与农业劳动力变化的耦合模式及其表征的乡村发展类型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 2001—2015年东北地区总的粮劳变化耦合模式在2008年发生转折,2001—2008年为粮增劳减模式,2008—2015年为粮劳同增模式,这实际上是一种在多因素综合作用下发生的退化。② 县域层面,2008年前后两时段东北地区粮增劳减耦合模式的比例由45.90%下降为37.16%,同时粮减劳增与粮劳同减耦合模式的比例明显上升。从空间格局看,粮劳变化耦合模式转换的差异明显。③ 县域粮劳变化耦合模式可以较好的表征相应的乡村发展类型。县域乡村发展类型实际上具有一定的层级性和结构演进规律。④ 东北地区各县域乡村发展类型所面临的约束和机遇不同,应有针对性的采取差别化的推进策略。

生态移民村是一种具有扶贫脱贫与生态保护双重意义的特殊乡村类型,是乡村振兴不可或缺的重要对象。在空间重构过程中形成的空间剥夺现象,是当前生态移民村全面振兴面临的一个新问题。为探究生态移民村空间剥夺规律,以宁夏70个生态移民村2017年相关数据为基础,构建了以收入就业、教育培训、社会生活、居住环境及公共服务可达性为主要内容的空间剥夺指标体系并进行水平测度,进而运用地理加权回归和地理探测器对其影响因子进行探测。结果显示：① 宁夏生态移民村空间剥夺整体水平较低,但总指数均值相对于非生态移民村显著高出0.023;② 宁夏生态移民村空间剥夺时空分异特征明显,总指数均值在时间上呈现“先较低—后上升—再下降”趋势,在空间上呈现“北部低—中部高—南部次高”分布;③ 民族构成、地形地貌、移民时段、依托资源和经济区带是影响生态移民村空间剥夺的重要因子,前3项对空间剥夺总指数的解释力分别达到了22.4%、10.6%和14.0%。空间剥夺水平测度为生态移民生产生活评价和政策调整完善提供新的客观依据,相关部门可据此优化调节生态移民村空间资源配置,增加其获取资源的能力和机会,推动生态移民村全面振兴。

村庄是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的基本单元,开展村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国家战略落地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本文在解析村庄系统演进生命周期规律的基础上,系统集成村庄点位、地理环境、地理区位、交通条件、社会经济等多源数据,综合运用缓冲区分析、核密度估计、空间自相关分析、Ripley's K函数等方法,刻画了中国村庄空间分布特征,识别了村庄空间分异的影响因子,揭示了中国村庄的空间分异规律。结果表明：① 村庄的演进遵循形成、发展、稳定、衰退与振兴的“生命周期”规律,其演进受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社会经济要素共同影响,不同地区村庄演进的速度、强度、方向和结果各异。② 中国村庄分布密度为0.35个/km ²,整体上呈现“南多北少、南聚北散”、“东多西少、东聚西散”的特征,以长江中下游及淮河流域等地区村庄分布最为密集。以“胡焕庸”线为界,东南半壁村庄密度显著高于西北半壁。③ 全国省、县、乡级尺度上村庄核密度值的莫兰指数分别为0.58、0.86、0.91,呈现明显的空间聚集特征;各省内村庄空间分布呈倒“U”型分布模式,不同省份村庄空间分布模式差异明显。④ 中国村庄分布格局是地理环境、区位条件、社会经济要素交互耦合作用的结果。在坡度6°~8°、海拔0~200 m、降雨量1100~1200 mm、年均温15~19 ℃、人为土和栽培植被等条件下村庄分布较为集聚,且村庄沿道路与河流聚集分布特征明显,在沿道路和河流100~300 m缓冲区内村庄密度最大,随缓冲距离增加村庄密度逐渐降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亟待系统开展乡村衰退成因与动力机制解析、衰退乡村地理空间识别与地域类型划分、乡村振兴可行途径与地域模式研究。

面对全球环境挑战,可持续发展备受关注,成为21世纪举世瞩目的新兴领域。乡村可持续性科学作为可持续性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门以跨学科思维、多尺度视角来理解和改善乡村人地关系的、以应用为导向的整合型学科。与城市可持续性科学相互对应并相互联系,乡村可持续性科学是应对乡村衰退、促进乡村可持续发展所急需的科学支撑。本文在讨论可持续性、乡村可持续性与乡村可持续性科学概念基础上,以农业可持续性、社区可持续性与农民福祉为主要内容,构建了一个多学科综合的乡村可持续性科学研究框架。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城乡差距明显,“三农”问题复杂,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乡村发展迅速,但也面临艰巨挑战。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是推动中国乡村向可持续发展转型的有效途径,但其理论与实践体系尚不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可持续性科学的发展,可以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理论、技术与决策支撑。为此,本文对中国乡村可持续发展现状进行了分析,并基于文献分析探讨了中国乡村可持续研究的不足。结论显示,中国乡村迫切需要向可持续发展转型,但乡村可持续性科学基础薄弱,需借鉴国际经验,立足本国国情,强化跨学科研究与人地系统耦合研究,聚焦9个适应中国当前乡村发展需求的核心议题,并因地制宜地将乡村可持续性研究成果转化为指导乡村振兴发展的行动策略。

贫困包括区域贫困和个体贫困,两者均具有多维属性。区域多维贫困是贫困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深度贫困地区是区域多维贫困的集中表现,是当前和未来脱贫攻坚的贫中之贫、困中之困、坚中之坚。本文以空间贫困理论为基础,界定了贫困地域系统和区域多维贫困的概念,并探究了区域多维贫困测度指标体系与评估方法。据此,以中国334个深度贫困县为研究对象,运用BP神经网络模型和ESDA技术刻画了中国深度贫困地区的多维贫困空间格局。结果表明：① 区域多维贫困是贫困地域系统发展演化过程中“人”“地”“业”三个核心要素耦合失调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是特定地域在生态环境劣势、经济劣势、社会福利劣势上的综合表现,包括生态贫困、经济贫困和福利贫困3个维度。② 深度贫困地区最“深”的地方在青藏高原,最“深”的短板在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从单一维度的贫困指数来看,深度贫困地区的福利贫困指数（WPI）>经济贫困指数（EPI）>生态贫困指数（NPI）,三者平均值分别为2.77、2.66、1.89,贫困人口社会福利供给不足和公共服务短缺是深度贫困地区最突出的问题;从多维贫困指数来看,青藏高原是区域多维贫困指数（RMP）的高集聚区或热点区,生态贫困、经济贫困和福利贫困程度均显著高于其他地区。③ 区域多维贫困指数能较好地揭示特定区域的贫困状况。在地理位置偏远、生态环境极其脆弱、区域劣势突出的地区,区域贫困和个体贫困在空间上高度重叠。

从自然和社会经济因素中选取贫困的影响因子,建立评价指标体系,通过Pearson相关分析确定了贫困的主要影响因素,利用GIS空间分析和BP人工神经网络,分别模拟了省域、市域和县域3个尺度下的自然致贫指数与社会经济消贫指数,进一步计算获得了3个尺度下的贫困压力指数,对其空间分布格局进行分析;借助Flexible空间扫描探测识别出深度贫困县,在此基础上运用地理探测器揭示其主导致贫因素,并提出差别化的减贫对策建议。结果表明：① 省域、市域、县域3个尺度的自然致贫指数和贫困压力指数在空间分布上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呈现出明显的“东低西高”的空间分布格局;社会经济消贫指数的空间分布一致性不高,县域尺度更为破碎。以黑河—百色线为界,县域贫困压力指数在空间上表现出“大分散、小聚集”的分布状态。识别出的全国贫困县共计655个,主要分布在重点生态功能区和农产品主产区。② 3个尺度下,空间扫描识别出的贫困高风险区主要分布在西北、西南少数民族和边疆地区。县域尺度下识别出208个深度贫困县,多位于省际边缘区。③ 地理探测器识别出深度贫困县的7个致贫主导因素,按照主导因素将深度贫困县划分为地形要素制约型、区位交通制约型、经济收入制约型和生态环境制约型4类。

传统聚落文化景观基因是解读传统聚落景观蕴含的深层次地学特征的重要切入点。然而该理论目前尚未从符号学的视角探索文化景观基因的符号机制。对此,本文首先从符号哲学的视角系统地分析了文化景观基因的特征：① 文化景观基因是宏观的聚落意象与微观的细节特征、物质外观表征与内在文化寓意、整体性特征与局部自我更新、定性与定量分析方法、优势性与内涵丰富性的辩证统一;② 文化景观基因有着多样的形态特征和复杂的空间结构,具有非线性、自组织和自迭代的重要特征。其次,论文探索了文化景观基因符号机制的概念,论述了文化景观基因的符号特征、分类和相应的表达方法,明确了构建文化景观基因符号的理论依据。最后,运用VC#.net程序语言开发了文化景观基因符号库原型程序,并给出了相应的实例。本文研究工作表明,开展文化景观基因符号机制的探索,对于完善传统聚落文化景观基因理论,促进文化景观基因资源的数字化等深化应用,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