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气候变化与人类世背景下，地球表层人地系统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失谐风险。地理学作为研究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综合性学科，兼具认知自然规律与服务地理实践的双重属性。在以高强度人类活动为主要特征的人类世，地理工程成为地理学回应时代命题和解决人地耦合问题的新方向。本文系统探讨了发展地理工程的背景与意义、理论内涵与实践路径。主要研究进展：① 阐明了人类世时代发展现代地理工程的必要性和紧迫性；② 系统解析了地理工程的科学内涵和研究领域，建立了现代地理科学、地理技术、地理工程、地理实践全链条研究模式（Geo-STEP）；③ 依据横向学科门类与纵向技术层级的矩阵式分类原则，阐释了地理科学与工程融合结构，构建了现代地理科学与工程学科体系框架；④ 展望了地理科学与工程的未来发展，应重点突破人地系统多尺度模拟、地理设计智能决策、工程效应动态评估等关键技术瓶颈。研究结果为地理学服务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乡村全面振兴等国家重大战略提供了明确的范式参考与学科路径。

确定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相适应的城市与区域发展规模，是地理学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的核心科学命题。传统的资源环境承载力研究忽视了各类单要素资源环境承载力之间的有机联系，科学性和实用性仍显不足。为此，在综合吸纳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生态阈值与行星边界理论、资源关联关系与近远程耦合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资源环境承载力的阈值关联理论，包括资源环境承载规模阈值的综合集理论、弹性空间理论、耦合联动调控论，并结合国土空间规划实践提出了该理论的应用场景。研究表明：① 特定地域各类单要素资源环境承载规模阈值是一组或一簇互相关联、同时变化的阈值集合，它们受相同的资源环境要素和社会经济要素综合影响，因此在实践中不宜片面强调某类单要素资源环境承载力，而需综合衡量。② 特定地域各类单要素资源环境承载规模阈值既具有刚性约束作用，也具有与自身固有属性相适配的弹性空间，其演变过程理论上都遵从复合Logistic曲线变化规律，在实践中可根据它们各自的极限值以及等权、变权求和结果，最终确定资源环境综合承载力弹性区间的上下限阈值。③ 特定地域各类单要素资源环境承载规模阈值之间通过资源环境要素和社会经济要素保持近远程因果关联，可通过改变一个或多个主控要素来联动调控，在实践中可建立系统动力学模型实现各类单要素资源环境承载规模阈值之间的数学关联，进而情景模拟并预测资源环境综合承载规模阈值的弹性空间。上述理论揭示了资源环境承载力的本质特征和阈值关联逻辑，旨在为科学理解与定量测度并预测资源环境综合承载力提供新思路，为国土空间规划确定合理的资源环境开发利用阈值目标、城市规模发展管控目标提供理论支撑。

地图始终是地理学学术对话与争鸣的核心议题之一。尽管学界不断提出各类地图概念，但始终难以穷尽其多样形态与复杂内涵，由此产生了地图概念的西西弗斯困境：从界定地图，到反思其构成，再到不断拓展新的概念。每一次对地图的精确定义似乎接近终点，却又在新的实践和理解中被重新开启。面对这一挑战，本文首先以范式理论为参照，对既有地图研究进行全景式归纳，凝练出地图研究的8类理论范式，并揭示出不同理论范式对地图本质的基本假设、内在特征和方法原则；其次，从人类如何关注地图、地图以怎样的形式被人类使用、人类如何认知与发展地图3条路径入手，层层深入地剖析了地图概念西西弗斯困境的根源；最后，在确立破解地图概念西西弗斯困境的理论逻辑基础上，构建了迈向概念开放的地图研究新范式。作为一种实践取向的新进路，概念开放的地图研究范式旨在打破传统二元对立：从以地图本体为中心，转向关注其所嵌入的复杂社会关系与互动；从权利主导、主体认知和化约性的表征框架，转向关系驱动、具身感受与情境化的非表征思维；从本质主义的规范知识，迈向生成性的经验知识，从而为理解地图提供更为基础而深刻的视角。本文为当下地图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和参考框架，同时也为推动地理学基本理论的创新和突破提供了一些知识补给和行动助力。

本文系统论述了耕地“非粮化”的科学内涵，梳理了当前相关重点议题研究进展。在此基础上，以“困境透视—治理准则—框架设计—治理路径”为思路，将分尺度综合研判和跨尺度协同治理相结合，建构了多尺度耕地“非粮化”协同治理体系。研究结果：① 耕地“非粮化”是粮食安全战略需求与农户生计发展矛盾的空间显化，表现为耕地利用方式的空间重构与类型转变。这一过程从属于经济作物扩张基本逻辑与自然环境制约本底逻辑，本质为粮食生产的公共属性与耕地利用的私权属性之间的系统性冲突。② 耕地“非粮化”测算数据缺乏耕地利用方式空间数据支撑，导致对其格局认知模糊，精准研究数据基础薄弱。单一管控策略容易激化农业经营主体与土地监管主体矛盾，促使问题转为生态退化或耕地撂荒。区域性差异导致“非粮化”驱动模式存在多样性，亟须探索区域适宜的空间分区分类整治方案。③ 基于耕地“非粮化”成因复杂性与表现形式空间异质性，提出将尺度差异性与维度多元性相结合形成具有“国家—地区—农户”梯度尺度的治理框架。多尺度治理框架突破传统单一管控模式，突出自然维度“宜粮则粮、宜果则果”思想，强调约束和治理过度的人为“非粮化”耕地部分。④ 未来需加大时空大数据驱动下的多尺度耕地“非粮化”研究与治理路径探索，解析耕地“非粮化”治理对乡村振兴的多维驱动与协同机制，创新“经济效益—生态环境—社会需求”多维效益权衡分析理论与方法，探究面向大食物观发展的耕地“三位一体”保护协同机制与可持续发展策略。

农村居民点用地和耕地利用转型耦合是优化土地利用系统和实现城乡地域系统协同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土地利用转型研究的新命题和新探索。本文在农村居民点用地和耕地利用转型耦合研究进展和相关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解析农村居民点用地和耕地利用转型耦合的概念特征和运行机制，在学理框架导向下阐释未来研究的科学问题和主要议题。研究表明，当前农村居民点用地或耕地利用的单维度转型研究比较成熟，但关于两者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的转型耦合研究鲜少，乡村地域系统理论、城乡关系理论和空间结构理论可为转型耦合研究提供理论支撑和内容启示。农村居民点用地和耕地利用转型耦合不同于一般的土地利用转型研究，更加强调两者相互影响实现协同适应和系统优化的发展过程，具有阶段演进性、协同演化性和目标导向性，通过诱发、支撑、促进、协调、反馈等联动机制实现趋势性转变。未来农村居民点用地和耕地利用转型耦合应遵循学理、实践、方法的目标导向，着眼于是何、如何、因何、能何的关键问题，重点开展理论模型、过程特征、影响机理、传导效应和优化路径5个领域的议题研究。本文旨在推进多类型土地利用转型耦合的综合研究，为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乡村转型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启示。

依据人地关系的类型差异，探索乡村振兴的创新路径与地域模式，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主题，也是乡村地理学研究的前沿课题。本文在系统梳理乡村发展范式演进规律的基础上，融合知识扩散和社会创新等概念，提出了知识驱动乡村新内生发展的创新路径。本质上，“知识驱动”是通过科学知识或经验在乡村地区的生产、传播、反馈和再生产等，吸引不同主体参与创新行动，形成集体认同和乡村发展解决方案的过程性创新。机制上，“知识驱动”可建构乡村转型的新话语体系、赋能乡村地方主体、搭建超越地方的网络链接，推动乡村行动者网络重组，转变乡村内外部主体的观念、态度与行为，实现知识乡村地方发展的技术路径更迭。实践中，“知识驱动”是一个多主体参与和多层级联动的复杂过程，包括知识或试验场搜寻、兴趣表达与扩散、集体学习与协调3个主要环节。当前需突破城镇化导向的“中心—边缘”思维定式，壮大城乡知识流动和创新的中介群体，畅通乡村地方与超地方主体的互动通道，推动乡村地方全面创新与现代化转型。

“形流融合”是为理解人类活动高度集聚地区复杂人地关系所提出的重要概念。当前对于地域空间格局研究逐渐由基于物质空间要素或要素流联系的单一视角，转向强调要素流动和物质空间要素的平衡与综合分析，但对形流要素的耦合协同与交互关系以及形流融合视角下的都市圈国土空间优化研究尚待深入探索。本文立足于“中心流”与“中心地”结合、人地互动关系等理论，对“形流融合”这一概念的理论基础进行梳理，剖析形流融合的内涵价值与内在作用机制，探索形流融合视角的都市圈国土空间优化研究框架与具体路径。本文认为，人地互动关系是形流融合的重要理论基础，形流融合是人地关系协调的重要表现，为理解人类活动高度集聚地区的复杂人地互动关系提供重要视角。面向生态文明建设和国土空间规划实践需求，探索建立形流要素融合分析的都市圈综合评价、空间布局引导、仿真模拟和优化调控体系，并从形流融合视角进行都市圈国土空间格局优化，形成要素流动与本地资源互动的都市圈协调发展路径。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发展新动能为落实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创造了新机遇，面向数字时代的空间治理新模式可为保障乡村现代化提供新路径。新时期乡村空间数字转型呈现出虚实空间融合和多尺度流动性趋势，面向乡村现代化的“三农”发展存在诸多现实困境，建构面向乡村现代化的数字乡村空间治理框架和实施路径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基于“理论建构→内在机制→路径突破”技术路线，探究了面向中国乡村现代化的数字乡村空间治理体系。研究发现：① 数字乡村空间治理是基于新技术和新需求开展的创新性空间开发与用途管制的治理过程，旨在推动乡村空间价值最大化和价值流向合理化，创新多元主体参与方式，开拓乡村空间运营新模式。② 优化人地关系的物质空间治理，协调城乡关系的空间价值治理，融合虚实关系的空间流动治理，构成了现阶段数字乡村空间治理的主体内容；通过数字乡村空间治理完善数字治理基座、拓展主体参与空间治理的新模式，完善空间价值实现新方式为中国乡村现代化贡献新力量。③ 中国乡村现代化包含乡村生产体系现代化，城乡关系现代化，组织体系现代化。④ 数字乡村空间治理从完善空间人地关系、价值体系和流动体系出发为空间开发模式多样化，空间价值转化渠道多维化，农民组织体系多元化创造条件，支撑中国乡村现代化。⑤ 基于数字乡村空间治理的“三农”协同发展路径、城乡融合发展路径、乡村统筹治理路径，开辟了迈向乡村现代化的新路径。本文有利于厘清数字乡村空间治理与乡村现代化的内在关系，也可为数字时代乡村创新发展提供参考。

城乡视角下对地形进行多尺度分异研究，提出地形多尺度融合的路径，对深入理解、利用、保护地形具有重要价值，也对促进区域发展具有意义。本文基于尺度、物质性与非物质性、融合等理念的理解和拓展，提出了城乡地形融合的理念，阐述了城乡地形融合的内涵、实现路径、实现理念、实现步骤等，并以句容为例开展了实证分析。主要结论为：① 城乡地形融合本质是一种发展理念，其包括物质性融合—城乡地形景观连通、非物质性融合—城乡地形（带来）生态共享两层具体内涵；其中，物质性融合是非物质性融合的基础。城乡地形融合实现需要制度设计和廊道设计两个维度的支撑，其实现理念贯穿了大尺度到微尺度的嵌套过程，其实现步骤分为融合基础评价和融合廊道构建。② 基于融合基础评价的结果和融合廊道构建的可行性，本文初步给出了句容城乡地形融合的简要制度框架，并以生态休闲理念为例，设计了简要的融合廊道。句容城乡地形融合实现了城乡地形景观连通、城乡地形（带来）生态共享、地形充分利用与保护等目标，产生了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研究结果可为地形开发、利用、保护提供新的理念，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新的启示，也能为相关研究提供新的方向和理论依据。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人工智能（AI）已经成为推动科学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在地理科学领域，AI技术的应用正逐渐深入，为地理大数据与时空信息的采集、分析和应用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并在多个方面展现出广泛的创新与应用潜力。本文系统梳理了AI在地理科学领域中的发展与应用，详细介绍了机器学习、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规划系统以及大模型等不同AI技术的发展脉络及其在地理学中的具体应用，分析了AI在地理学应用中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并对“AI+地理科学”交叉研究的未来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

人工智能（AI）引发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已成为全球各国抢抓的竞争优势，同时也会引发城市地理学的革新。本文回溯了人工智能发展历程，提出了面向人工智能的城市人地系统概念模型，从数据表达、场景应用、空间变革、城市发展等4个方面梳理与总结了人工智能介入的城市地理研究，并提出了学科智能化转型面临的困境、情境、探索路径与未来展望。研究发现：① 面向人工智能的城市人地系统要素交互更加复杂。② 人工智能成为城市地理研究主要手段的趋势逐渐明显，具有高效率、低成本、学习能力强的数据处理优势，对空间感知与智慧决策也具有重要意义；人工智能引发了空间变革，不仅打造了复杂的虚拟空间，同时重构了社会空间；人工智能助力建设智慧城市并打造城市前沿应用平台。③ 智能化转型下的城市地理研究面临数据与技术困境以及全球与地方变革、科技伦理与人文价值发展等情境，未来可在突破技术壁垒、关注城市空间建设与治理、注重多元智能转向效应研究等3方面探索发展路径，学科亟待全面转型升级。

随着经济从基于物质产品再生产向基于数据、信息、知识、智慧再生产的转变，聚焦于传统有形物质产品因素的克鲁格曼核心—边缘模型已无法系统解释中国经济活动空间集聚现象和人才区域迁移机制。本文基于新空间经济理论构建了包含空间品质及其溢价效应的核心—边缘模型，研究发现：① 新空间经济学核心—边缘模型具有类突发性聚集、非对称维持点和完全自由贸易时空间并非无差异的新特征；② 非农劳动力倾向空间品质更高的地区，且空间品质差距越大则流动趋势越明显；③ 缩小空间品质差距需要综合考虑各区域的便利设施水平以及区内和区际旅行成本等多方面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未来促进区域高质量协调发展需要科学认识空间品质对经济活动空间区位的影响作用，需要把握缩小空间品质差距的理论逻辑和重视空间品质的区域一体化建设。

乡村吸引力是表征流动情境的乡村地域系统功能的重要指标，是乡村地理学理论研究的前沿领域。基于对乡村吸引力的研究进展与理论基础的回溯，从地理学视角建构乡村吸引力的理论框架，阐释其重要议题。① 乡村吸引力研究从对吸引力乡村的零散阐述和乡村吸引力的单维分析，转向城乡交互作用的乡村吸引力概念、机制与评价体系的探索。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引力定律与引力模型、人口迁移理论与吸引物权理论，可为乡村吸引力研究提供理论支撑与观点启发。② 围绕乡村吸引力“是何—如何—因何—能何”等科学问题，朝向“理论发展—服务实践—方法指导”的框架目标，以乡村地理学时空综合理论范式及其方法体系为支撑，建构乡村吸引力的理论框架。③ 从时空过程视角，解析基于乡村地域系统本底的、空间交互作用的乡村吸引力概念内涵；依据乡村吸引力的概念内涵与测评原理，建构乡村吸引力的测度框架；从空间关联和尺度转换的视角，识别乡村吸引力的地域类型与空间结构；遵循系统思维思维和尺度思想，探究乡村吸引力的内生发展机理和外源嵌入机制；考量历史过程和空间异质性，探讨乡村吸引力的提升路径与政策建议。研究旨在推进乡村吸引力的“时—空—人—地”综合分析，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与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供理论借鉴与政策启示。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乡村社会经济结构快速转变，但乡村社会价值如何提升正成为迫切问题，而多元主体对价值增长的推动性是其解决的前提。基于对乡村社会价值内涵的深入解析，本文以中国发达乡村地域之一的八桥镇为例，利用SolVES模型评估乡村社会价值，分析其供给格局；并基于深度访谈构建驱动案例村社会价值供给格局形成的行动者网络，梳理格局的形成机理，提炼格局构建与优化的基本路径。结果显示：① 社会价值供给呈空间不均衡性，供给源聚集区与高价值指数区存在空间错位。② 人类行动者以村两委为核心，以打造或优化供给源为手段，驱动供给格局的形成。③ 非人类行动者以自身功能属性塑造价值的空间形态，亦可在人类行动者的引导下转化为价值供给源。④ 乡村社会价值供给格局构建的过程也是异质行动者让利益相关者在特定时空感知到既定价值的过程。综上，本文提出“行动目标设立—供给源设计与布局—利益相关者感知强化”价值供给格局构建与优化的基本路径。上述结论对完善乡村价值理论、推动社会价值高效供给和优化乡村多元治理体系具有指导意义。

城市标度律刻画了城市系统某一指标和人口规模的幂函数缩放关系,包括超线性（社会交互类指标）、次线性（基础设施类指标）和线性（个人需求类指标）3种标度关系。本文从城市标度律的验证、解释、应用和质疑4个方面总结梳理了2007—2020年间的研究进展,重点分析了城市标度律和城市时序发展的异速增长律的明显差异,单个城市时序发展不会遵循城市系统的截面标度律。城市规模修正指标为更加客观地评价城市表现提供了新思路。考虑城市规模效应后,2017年中国经济产出效率较高的城市主要位于东南沿海、长江中游和新疆,而东北和中原地区城市经济产出效率较低。城市标度律的机制解释、城市系统动态演化模型和城市内部标度律是未来值得关注的研究方向。

高质量发展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跻身发达经济体的关键举措。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沿海地区正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压舱石、国家制造业中心、打造创新型国家的前沿地带、开放型经济建设的排头兵、绿色发展的示范窗口,具备高质量发展的典型特征,将有效带动内陆地区步入高质量发展的正轨,形成对整个国家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塑造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结合沿海地区高质量发展的现状与特征,本文从经济增长、产业实力、创新能力、对外开放、绿色发展五方面入手,重点探究沿海地区整体以及沿海北部、中部、南部地区在高质量发展进程中的突出问题,分析其背后的现实原因,为设计具有针对性的高质量发展路径提供价值参考。新时代背景下,沿海地区高质量发展需把握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历史性机遇,产业升级战略、自主创新战略、对外开放战略、生态文明战略并济,遵循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激发创新活力、发展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深化生态文明建设等路径,协同推进沿海北部、中部、南部地区高质量发展,巩固沿海地区的引领地位。

土地系统科学的研究视角可为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土地利用转型研究提供参考借鉴。本文在梳理国际上土地系统科学发展历程基础上,基于土地系统科学研究视角探讨了土地利用转型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框架、方式与路径以及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土地利用转型调控途径与措施。土地系统科学致力于监测土地变化,解释驱动因素和反馈机制,理解发生于土地上的人类—环境相互作用,实现将对土地系统的科学发现转化为可持续土地利用解决方案。土地系统运行以土地可持续利用与人类福祉为准绳,显化为土地利用的多维效应。通过科学管控土地利用转型实现土地系统的良好运行能够影响城乡融合发展进程。土地利用转型通过效率提升、价值显化、要素流通与结构优化4大渠道,在“强整体”效应与“补短板”效应的作用下助推城乡融合发展。基于土地系统科学视域下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土地利用转型调控需要重塑土地权能体系,推进国土空间综合整治,健全土地利用转型管控体系。

人地关系演变的历史、规律和机制是地理学研究的重要科学问题。在人类社会演化的不同阶段,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模式存在显著差异,揭示人地关系在时间维度上的演变轨迹和机制可为有效衔接古今人地关系研究提供重要依据。基于对过去人地关系研究案例的分析和总结,我们提出“支点”概念模型尝试解释人地关系演变的规律和机制。当特定区域人口数量增长到一定程度时,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系统达到平衡状态,随后的气候环境变化和人类活动变化都有可能打破其平衡状态。人类社会系统在面对生存环境变化压力时可能出现两种不同方式的响应：① 通过人口数量的调节适应生存环境变化而达到新的平衡,其特点是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模式（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系统平衡“支点”位置）不变;② 通过人类社会组织结构或技术革新方式使社会适应生存环境变化的“韧性”增强,体现为人与环境相互作用模式发生改变。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韧性呈增强趋势,人地关系演变的主导因素也整体呈现由自然因素向人为因素的偏移。最后,以河南、山西和陕西三省仰韶文化时期（约公元前5000—公元前3000年）至周代（公元前1046—公元前256年）的人地关系研究为例,运用“支点”概念模型分析了其演变机制。

科学理解中国自然与人文地理环境变迁的历史逻辑、基本规律和发展趋势,有助于找准历史方位,确立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优化方向,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本文集成现有研究成果,梳理了两千年来中国自然与人文地理环境变迁过程,总结了主要要素的变迁特点,探讨了这些历史变迁对“美丽中国”建设的启示。研究表明,两千年来中国自然地理环境变化主要表现为气候的多尺度准周期波动、黄土高原破碎化、北方地区沙漠化土地扩张、河口三角洲海岸在泥沙沉积作用下逐步外移、黄河和长江中下游湖泊萎缩、森林和温带草原面积下降。人文地理环境变迁突出表现在人口增长和格局变化、经济中心向东南迁移、耕地向外围扩张、交通网络由道路网和运河网向立体化综合交通网转变。依据上述变化的历史逻辑,未来基本自然地理格局和地理界线仍将长期存在,长江和黄河中下游星罗棋布的湖泊水系已难再现,南粮北运成为历史,但森林覆盖率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交通网络建设仍需进一步推进,同时还要加强沿海城市应对气候变化威胁的防控体系建设。

美丽中国是一个天蓝地绿、山清水秀、强大富裕、人地和谐的可持续发展强国。建设美丽中国是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中国实践和国家样板,是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守住“绿水青山”赢得“金山银山”的重要手段。地理学作为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交叉应用学科,其综合性和区域性特点决定了地理学家肩负着建设美丽中国、筑造美好家园的历史使命,责无旁贷地率先成为美丽中国建设的先行者和实践者,地理学倡导的人地系统耦合论是美丽中国建设的理论基石,地理学的学科交叉与综合集成是美丽中国建设与调控人地关系的实践手段,地理学的复杂系统模拟和优化方法为美丽中国建设的人地系统耦合路径选择提供了科学工具,综合地理区划是因地制宜地建设美丽中国的分区基础。地理学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人地系统耦合路径包括:开展美丽中国建设的重大科技攻关和人地耦合试验示范;进行美丽中国建设的动态评估与人地耦合监测;编制美丽中国建设的人地系统耦合路线图与“十四五”规划行动方案;树立美丽国土观,在《全国国土空间规划纲要》中充分体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因地制宜地做好美丽中国建设的人地系统耦合区划,建设好美丽城市群和美丽公园群;先行开展美丽中国建设样板试点,总结美丽中国建设的人地系统耦合模式。通过这些耦合路径确保全国及各省市区按照美丽中国建设的时间表和路线图逐步接近目标值,在“比美健美”的竞建行动中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的总目标。

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科学编制乡村振兴规划事关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及实施成效。《全国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提出以来,如何建立符合中国乡村发展基本特点与规律的乡村振兴规划基础理论,研制县域乡村振兴规划方法与方案,成为当前学术研究及政府决策的重要课题和重点任务。基于乡村地域多体系统理论,构建了乡村振兴规划理论模式,提出了“三主三分”乡村振兴规划方法。“三主三分”的基本原理是依据特定区域乡村地域系统结构与格局,进行地域系统主体功能分区、主导类型分类、主要用途分级,确立乡村振兴规划空间体系及其优化调整方案。该体系运用于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乡村振兴总体规划,制定了坚持生态优先、因地制宜、产业支撑、城乡融合的乡村振兴规划原则,提出应重点发展乡村专业合作组织和村镇混合制经济,加快建设以滩羊、黄花、小杂粮产业化为特色、生态文化旅游智慧化为亮点的优势产业体系;在空间上突出中心城镇地位,形成以县城和3个重点镇为中心、“三产”融合发展的村镇有机体、居业协同体。本研究是对创建中国乡村振兴规划体系的有益尝试,可为全国县级乡村振兴规划与乡村发展决策提供参考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