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资本与空间的作用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重要议题,近年来旅游地通过丰富的空间实践接驳全球化进程,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了鲜活的案例。以浙江乌镇为研究案例,通过全球地方化的研究视角,结合Harvey的资本循环理论和Smith的尺度重组理论提出分析框架,将尺度重组理解为一种由权力、资本作用于多尺度空间而形成的复杂过程。基于质性研究方法,对乌镇从“前旅游阶段”向“旅游阶段”和“后旅游阶段”转变过程中的尺度重组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乌镇尺度重组过程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变革的微观映射;乌镇尺度重组是全球、国家、区域、地方等不同等级空间尺度“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双向综合作用的结果;乌镇尺度重组具有作为权力、资本与空间互动作用下的方式和结果的双重属性,权力、资本与空间之间的交互逻辑是其核心机制;乌镇的空间实践在微观层面上拓展了权力、资本与空间相关探讨的研究范围。作为介于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空间单元,乌镇的全球地方化实践走出了一条“兼容二元”的现实路径,这对改善中国当前城乡发展不平衡现状具有借鉴意义。

商业绅士化是指城市中传统商业、居住或工业被更高价值商业取代和置换的现象,与居住绅士化互为因果。由于城市发展阶段、模式和管制环境不同,不同国家和地区商业绅士化社会空间特征表现出显著差异。20世纪末以来,在城市社会空间转型语境下,具有异域风情的餐厅、酒吧、咖啡馆、健身房等高档消费场所置换传统住宅或社区商业并在城市特定空间中集聚,是中国最典型的商业绅士化现象。遴选出符合商业绅士化特征的六类高端商娱场所,采用空间核密度等方法,对2008年和2018年南京内城上述商娱场所空间集聚、演进模式和机理效应进行分析。研究发现：① 商业绅士化“热点区”首先出现在城市传统商业中心和文化历史街区,随后向商业中心周边和新兴商业地段跳跃式扩散;② 根据实践路径差异,可将南京内城商业绅士化分为整体植入式、侵入演替式和转型升级式三种模式,分别以1912街区、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大—南师大）片区和新街口地区为代表;③ 经济和文化力量在推动商业绅士化的发生演化中均发挥重要作用,其中地方政府、资本联手对“商业租差”的追逐,以及年轻、高收入绅士化群体日益增长的时尚、高端文化消费需求,从供需两端驱动着商业绅士化过程;④ 商业绅士化在提升城市商业活力和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产生对原住居民和低端商业的排挤和置换效应。

使用文本分析和访谈的方法,本文检视了2007-2017年广州报业对广州非裔群体及非裔社区的话语表征。研究发现,受媒体自身对新闻素材的要求以及地方政治实践对媒体的影响,早期的广州报纸构建了指向性明确、有符号意味且被污名化的非裔空间地图。早先的话语产生了消极的社会影响,且一定程度上激化了非裔群体和地方社会的矛盾。其后,随着宏观政治格局的变化,尤其是置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中非合作论坛等语境时,广州报业媒体对于非裔报道致力于塑造中非发展共同体的地理想象,构建积极的广州非裔和非裔社区的形象,以期重构非裔社区的意义。广州报业的非裔话语是族裔社区空间形象构建过程,进而成为地方政治、国家政治和国际政治持续投影、纠葛和变化的地理再现。研究从社会文化地理学和政治地理学的角度丰富了对族裔社区划界、空间生产和地理想象的理解,试图建立报业舆论与地缘政治的地理视角联结。从实践和应用的角度来讲,本文探讨了全球化背景下媒体话语对跨境文化交融带来的挑战和影响,对于实现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外多元文化交融与协商、实现良性的国际关系互动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基于网络文本、访谈和照片评定等数据,本文采用NVivo分析方法对广州河涌案例展开分析,讨论了城市自然的社会建构与城市记忆之间的互动机制。研究发现,城市自然资源的功能随着社会经济条件变化而变化,并通过人的实践与社会系统彼此渗透、共同演化。具体来讲,以广州河涌为例,本文指出河涌的社会建构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城市职能和物质形态的演变,反映了物质的利用方式及其与城市文化之间的关系;此外,城市居民与河涌的互动是文化生产的一种方式,在这个过程中,河涌是地方文化的物质承载者,也是维系地方感的重要物质载体;最后,河涌是城市居民产生记忆及其身体实践的重要物质场域,通过此类物理的沉淀,城市记忆才得以传承和保存下去。研究立足于物质地理学视角,强调了自然资源的社会建构过程,重新审视了人类与自然资源的互动关系及过程,进而反思城市发展与自然之间的处理方式,从实证角度回应了文化地理学从“唯物主义”到“文化表征”再回到“重返物质主义”这个轮回对“物质”和“文化”这两个核心概念的审视。从现实意义来讲,本文讨论了城市居民与城市自然之间的互动,为营造健康城市以及为城市再生产的发展思路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值。

信息化将重塑区域间旅游产业的互动和关联。既有研究虽然对信息化与旅游产业发展之关系有所探讨,但多数研究忽视了信息化对旅游产业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因而难以准确测量信息化对旅游产业发展的贡献。采用中国大陆31个省份2001-2014年的面板数据,从区域关联的视角构建空间计量模型,测算信息化对旅游产业发展的直接影响和空间溢出影响。结果表明：① 信息化与旅游产业发展均具有显著的空间关联性,传统的计量模型因未考虑个体间的空间交互作用而误估了信息化对旅游产业发展的产出弹性;② 信息化基础设施和信息技术消费对旅游产业发展的作用路径存在差异,单纯的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并不一定能促进旅游产业的发展,过度的规模竞争反而会陷入“索洛生产率悖论”;而信息技术消费的提升虽有助于正向的空间溢出,但其空间重构的潜力仍有待释放;③ 固定资产投入、劳动力和旅游接待规模等都是推进旅游产业发展的多维要素,但在信息化的交互影响下,资本和劳动力的空间溢出均不明显,而资源禀赋、环境质量、服务经济占比和产业集聚呈现出显著的负向外溢效应。

“地方依恋”问题涉及地理学、心理学、社会学、城市学等多个学科,已经成为中国快速城市化时期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伴随大城市内部空间的剧烈重构,城市居民对其居住空间的地方依恋也在不断变化,需要进行深入研究。本文选取广州23个典型社区,通过量表测度居民的地方依恋,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等计量方法,探索社区信任、社区满意度等要素对居民地方依恋的作用机理。同时,系统对比了居民对于不同空间尺度的地方依恋,如社区尺度和城市尺度,并对本地居民和外来移民两组人群的地方依恋及其差异进行了系统研究。研究发现：① 城市居民的社区依恋程度高于城市依恋程度;② 本地居民的社区依恋和城市依恋程度均明显高于外来移民;③ 城市居民的社区依恋同时受到社区信任和社区满意度的直接影响,但两者需通过社区依恋的中介效应间接影响居民的城市依恋;④ 社区信任与社区满意度对外来移民的社区依恋和城市依恋均具有显著作用,但对本地居民的城市依恋作用较弱。基于实证结果,本文认为,相同因素对于不同尺度的地方依恋作用机理存在差异,不同人群的地方依恋机理亦有不同,地方依恋同时具有尺度差异性和群体差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