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城市群的快速发展，在城市出行的基础上城际出行日渐规模化、常态化。为深入分析城市群出行特征，支持城市与城际交通一体化发展，本文构建了一套城市群总体出行与城际出行特征对比分析框架，基于2023年5月京津冀地区手机信令数据，以区县间出行需求构建城市群出行网络，并拆分城际出行网络聚焦城际出行特征，挖掘城市群总体与城际出行特征异同。结果表明：① 京津冀城市群呈现“核心—外围”的空间形态，行政边界的限制作用依然明显。总体出行以市域为界形成多个独立的核心—外围结构；城际出行形成以北京为核心，石家庄和天津为中介的放射型结构。② 出行强度的空间分布不均衡，两级分化严重。总体出行中，各城市中心城区出行强度较高，并对外围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城市副中心、边界和飞地区县是城际出行中的关键区域；而大量边缘区县给城市群出行网络化发展带来阻碍。③ 组团识别结果体现了出行中的行政区效应、溢出效应和邻近效应，并揭示了各中心城区的枢纽功能，其中北京和石家庄兼具了城际枢纽功能。

基于线上数据揭示大尺度区域旅游景区网络结构特征及机制是当前旅游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以往研究对旅游景区网络的多层结构探讨很少，未能揭示出影响景区网络形成的内—外生机制，亟需在分析方法上有所突破。本文以长江经济带为案例区，搜集汇总了携程网2003年至2023年5月的在线预订数据建立旅游景区网络，引入复杂网络多层分析法和加权指数随机图模型，揭示了该网络的“宏观—中观—微观”多层结构特征与内—外生机制。结果显示：① 长江经济带旅游景区网络共有408个节点、1464条连边，每个节点平均与其他7.176个景区节点发生旅游流联系。② 宏观结构上，该网络具有小世界特性和无标度特征；中观结构上呈现出景区组团结构，13个景区组团形成了闭合结构，4个景区组团呈跨省分布；微观结构上识别出10个3节点网络模体，代表10种旅行模式，其中上行交互二元链、下行交互二元链和分散化循环3种模式在游客旅行模式中占主要地位。③ 该网络的形成受到内生机制和外生机制的共同影响。互惠性（内生机制）对该网络形成产生了最重要影响，景区的质量等级、在线评分、在线搜索热度通过马太效应影响到网络联系形成，门票价格、在线评论数量的影响很微弱，景区是否属于世界遗产这一变量通过同配效应产生影响。

本文采用熵权TOPSIS法及多期双重差分方法，基于2005—2019年中国272个城市面板数据，评价了城市的旅游竞争力，并探究了城市转型对旅游竞争力的因果影响和作用机制。结果表明：① 城市转型有助于旅游竞争力提升，不同类型城市转型的叠加影响高于单一城市转型。城市转型显著提升旅游资源竞争力、生态环境支持竞争力和社会发展支持竞争力，但是抑制旅游产业竞争力。② 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创新产出和环境规制是城市转型提升旅游竞争力的重要作用机制。③ 城市转型对旅游竞争力的正向影响只在中部地区显著。相比高行政等级和非资源型城市，低行政等级和资源型城市转型对旅游竞争力有更大、更显著的促进作用。本文发现有助于扩展和深化城市系统发展和旅游竞争力之间的理论联系，推动城市地理学和旅游地理学的交叉研究，为城市决策者制定适宜的可持续旅游发展对策提供经验支持。

延误模式反映了机场之间空间交互关系与特征，已有研究大多聚焦于静态或单一机场延误模式探索，忽视了机场延误的复杂非线性动态变化特点。本文提出机场延误模式动态时空异质性分析框架，通过延误网络构建、G_i^*统计、Mann-Kendall趋势检测、网络节点影响力测度构建PageRankCube模型，对中国247个机场2021年10月约35万条航班记录捕捉进港延误、离港延误、飞行延误3种延误影响力网络的时空异质性模式。研究发现：① 机场延误影响力的共性时空模式呈现出“东强西弱”，“南强北弱”，高置信度冷热点多中心聚集，较低置信度冷点分散分布的特点；② 京津、长三角、珠三角与成都等大中型国际机场形成连续、增强的高延误时空影响力；东北地区、中部西部地区的中小型机场时空上呈现持续较低的延误影响力；③ 相较于离港延误网络，进港延误网络在时空分布上展现了更为显著的异质性特征，飞行延误与进港延误两种网络之间的时空异质性表现出较高的相似性；④ 增强热点型机场不仅具有强大的延误影响力，且易成为引发或传导大面积延误的关键环节；持续冷点型机场呈现出离散边缘化的结构特征，展现出“小世界”的网络特性。本文克服了传统静态延误模式分析的局限性，实现延误模式的动态时空异质性捕捉，为航空管控策略制定提供技术支撑。

数字交通背景下，网约车与公共交通使用和建成环境的关系是城市地理学和交通地理学共同关注的重点论题。然而，目前仍缺乏从时空维度量化网约车对公共交通出行的影响，也未明确建成环境在其中发挥的作用。通过引入需求弹性理论与大数据技术，提出网约车出行替代效应时空测度方法，并发展了一种高效、动态、精细化的建成环境量化方法。运用随机森林和可解释机器学习模型，重点剖析了影响替代效应的多因素非线性交互与时空耦合作用。成都市的实证研究表明：① 出行效率是影响公共交通竞争力的关键。同一行程下的公共交通行程时间是网约车的2.0~3.5倍，其中需花费10 min的步行时间来完成最初/最后1 km，且需要0~2次换乘。② 中心城区的网约车出行对公共交通产生明显替代效应，工作日和休息日分别有28.69%和27.08%的网约车出行替代了公共交通，并在高峰时段明显增强。③ 目的地可达性对替代率的正向贡献度最高，其次为人口社会经济要素，城市空间形态和公共交通可达性对替代率的影响程度相对较小。④ 建成环境对替代效应的影响呈现出非线性交互特征，且阈值区间和交互影响强度随时间的动态变化而差异显著。研究不仅突破了传统静态“空间-行为”研究局限性，也为城市交通出行优化和建成环境的精细化调控提供了应用参考。

风景廊道作为一种新型旅游载体，具有更丰富的要素组合、更开放和更广阔的生计空间，在带动沿线共同富裕、推动区域生计转型和增强农户可持续生计上优势显著。本文从共同富裕目标出发，以皖南川藏线为案例地，基于网络数据、访谈数据和游客调查数据，动态考察了廊道旅游地构成要素、形成过程和农户旅游生计变化，并探究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典型廊道旅游地具有多重空间层次结构，由通勤公路、特色体验路段、风景资源、景区、节点、衍生微吸引物和乡土生态环境7要素构成。② 廊道旅游地发展一般经历通勤阶段、景区带动阶段、主廊辐射阶段和藤蔓网络阶段4个阶段，并且在藤蔓网络阶段，乡土生态环境成为核心吸引力。③ 从总体富裕维度和成果共享维度上看，廊道旅游地具有显著的共同富裕效应，并且阶段差异和时序差异明显。④ 农户旅游生计随廊道旅游地发展而变化，表现为生计资本结构性变化、生计策略复合型趋势、生计脆弱性被动式转向以及生计政策适应性调整，以生计稳定性、可获得性和可持续性为表征的生计结果得到显著改善。⑤ 区位、政府政策、共建机制等社会因素以及高程、坡度等自然因素是廊道旅游地农户旅游生计变化的重要影响因素，其中政府政策处于核心位置并对其他因素施加影响。

冰雪经济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是响应全球气候变暖挑战、顺应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对冰雪经济高质量发展新要求的迫切需要。依据自然资源地带性分布规律因地制宜培育的冰雪经济新质生产力是秉持生态优先原则，遵循冰雪资源的价值转化机制，释放其生态、经济和社会多重效益的先进生产力，具备冰雪资源开发科技驱动性、冰雪产业全要素—全产业链融合协同性、冰雪经济高质量绿色发展导向性的特征。冰雪经济新质生产力根植于地理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理论基础，将科学技术创新、生产要素重配、产业转型升级“三大催生”要素与冰雪自然资源禀赋约束紧密相连，扩展冰雪经济内生增长边界，以数智化、绿色化融合发展形塑新型生产关系，探索“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集约发展和绿色低碳的转化路径。中国冰雪经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方向聚焦推进高标准的冰雪资源开发保护、高水平的“人地”关系调和与区域协调发展、强韧性的全产业链布局以及高质效的“双循环”新格局，其实践路径涵盖生产要素的整合、资源配置空间格局的优化、产业发展的融合及生产关系的适配等关键维度，推动中国冰雪经济更高质量、更可持续地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企业以多种方式在沿线港口进行投资布局。在贸易保护、地缘环境动荡等背景下，分析已投资港口的供给现状对于提升港口运营效率、节约港口资源以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可持续发展等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在构建港口供给理论的基础上，利用多源港航数据、遥感数据，建立包含自然条件、基础设施、生产条件等8个一级指标和37个二级指标的港口供给水平综合评价体系，测度中国已投资港口的整体性、区域性和维度性供给水平。研究发现：①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已投资港口的综合供给水平不高，多数港口处于中等和较低水平，供需均衡程度低。② 2015年以前主要集中于投资建设供给水平较高、较为成熟的欧洲港口，2015年之后转为布局供给水平较低的战略支点港、门户港、战略通道沿线港。③ 企业—合作类型—港口供给水平等级可归纳为3种类型：码头运营商—股权收购—较高供给水平港口；工程承包商—承建—中低供给水平港口；航运公司—股权收购、特许经营权—较高、高供给水平港口。④ 分区域看，西亚、南亚、非洲、东南亚和欧洲的港口供给体系空间结构分别处于低级均衡、孤立双核、原始单核、枢纽极核和多核共同发展阶段。⑤ 从维度影响力分析，影响港口综合供给水平的主要因素在于物流水平、服务水平和仓储条件等港口衍生性、提高性因素。

西藏自治区地处青藏高原，地理环境独特，精细化评价该地区医疗设施可达性对于促进医疗服务均等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使用西藏自治区地形和高程等自然地理数据、土地利用、路网、医疗设施以及人口数据，在1 km×1 km栅格尺度精细化评价各级医疗设施的就医时间，统计不同就医时间段内覆盖的人口比例，识别缺医区，并评价就近就医和就地就医方式下可达性的空间差异，为优化西藏医疗设施的配置提出建议。结果表明，西藏市级医院、县级医院和卫生院在1 h内分别可覆盖36.01%、65.55%和86.54%的人口，低等级医疗设施的覆盖人口比例较高。通过人口密度与就医可达性的耦合分析，识别出的缺医区主要位于那曲市与昌都市。就近就医与就地就医方式存在可达性差异的地区主要位于山南市与林芝市，建议在政策上促进这些地区居民跨行政区就近就医便利化。本文建立了适用于青藏高原医疗设施可达性精细化评价的方法框架，并系统评价了西藏自治区医疗设施可达性格局，为促进医疗服务均等化提供科学依据。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矛盾的必然要求。掌握乡村旅游地发展现状、格局和过程，了解地域分异机制和类型特点，可为发展乡村旅游、促进乡村振兴提供决策依据和规划指导。本文在梳理乡村旅游地发展4个阶段的基础上，基于农家乐、民宿POI数据和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中国美丽休闲乡村、中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录等，运用GIS空间分析中国乡村旅游地发展不同阶段的格局特点，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角度出发对中国乡村旅游地进行地域系统类型划分和分异机制总结。研究发现：① 中国乡村旅游地呈现不平衡和不充分的发展格局，空间过程遵循核心—边缘和点—轴—面结构到复杂结构的演变规律，除京津、长三角和珠三角较为发达外，中国乡村旅游地发展整体上仍处于第一阶段。② 中国乡村旅游地域系统可分为3大类共15个基本类型，不同类型区乡村旅游地不平衡、不充分特点不同，地域分异因素各异。自然生态环境本底结构是乡村旅游地域系统形成的基础，社会经济文化是动力，在乡村旅游功能分化作用下中国乡村旅游地呈现依山、傍水、沿路、环城、附景、彰文的地域分布规律，不平衡、不充分发展趋势加剧。③ 乡村旅游地市场化发展加剧了乡村和乡村旅游地域系统的不平衡和不充分，在乡村振兴战略要求下，应支持不发达地区乡村旅游优先发展。

人与动物的互动实践已成为人文地理学者探索人地关系的重要研究议题。以四川大熊猫基地为案例，基于“魅力”概念，运用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与文本分析的方法，深入分析游客与明星动物在旅游活动中的邂逅，并揭示在此旅游过程中动物的能动性发挥与游客的多物种间的旅游体验。研究发现，游客与大熊猫的邂逅发生在不同空间情境下，其多样性是旅游地设计并刻意安排的商品化结果。大熊猫的魅力之于差异化的空间情境往往具有不同的影响作用。具体而言：① 在实体展示空间的“前台”中，大熊猫的生态魅力与美学魅力能够激发游客观览时的天然好感，旅游地对其进行利用以维持大熊猫旅游的不竭热度；② 旅游地所构建的虚拟展示空间则提供了无法直接观览到的大熊猫生物学特征与生命历程，使游客与大熊猫邂逅形式得以补充与丰富；③ 而在实体展示空间的“后台”中，旅游与公益教育相结合，游客被允许接近大熊猫的生活空间，建立起基于肉身魅力的更深层次的亲密邂逅。总体看，大熊猫的魅力不仅塑造了游客的多物种间的旅游体验，而且还构建了游客对于四川的地方认同。研究以空间视角探究了人与动物互动所营建的关系网络及其映射的权力运作机制，为探索旅游情境下的人与动物关系提供了新尝试，也为理解地球生命共同体提供了来自地理学的解析。

居民出行具有空间依赖性、时空动态性等特征，其与交通供给系统的动态耦合规律，是城市科学、地理学等领域的重点与难点。尤其在经历外部扰动时，居民出行表现出的韧性更具复杂性和时空波动性。本文借鉴生态学、交通工程、心理学等学科的基础理论，基于交通供需求动态均衡特性，提出了出行韧性的概念及理论框架，构建了适用于多维度的出行韧性评价方法体系。同时，本文采用手机信令、地铁刷卡等多源大数据，基于出行韧性的实证研究，探讨了出行韧性的空间分异及群体差异。出行韧性研究可以为城市精细化管理与韧性城市建设提供科技支撑。

全球化和集装箱化强化了海港与内陆地区的联系，争夺港口间接腹地而不仅限于直接腹地成为港口区域化阶段提升港口竞争力的重要路径之一。基于场强模型和班轮联系数据，分别识别出2006年、2012年和2019年长三角地区主要集装箱港口的直接腹地、垄断性间接腹地和竞争性间接腹地的范围并分析其演化过程，总结了港口区域化阶段下腹地演化的特征。研究表明：① 直接腹地仍是长三角集装箱港口争夺的重心之一。研究期内直接腹地的扩张和收缩主要发生在上海港、宁波舟山港、南京港等附近，腹地扩张方向与重要交通干道高度耦合。② 捕获垄断性间接腹地是枢纽海港推进港口区域化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且上海港和宁波舟山港呈现出差异化的腹地格局。上海港基于江海联运将长江沿线集装箱内陆港口的直接腹地转化为其广阔分布的垄断性间接腹地。宁波舟山港缺少内陆港口喂给，基于浙江省的制造业优势，在省内形成有限的垄断性间接腹地。③ 分布广阔且争夺激烈的竞争性间接腹地是港口区域化阶段的主要表现之一。竞争性间接腹地集中在安徽省中南部和浙江省西南角，且呈先减小后扩张的趋势。本文尝试构建了港口区域化阶段集装箱港口的腹地体系，探索了定量刻画枢纽海港间接腹地的新方法，为从集装箱港口腹地演化来认知港口区域化的复杂性提供了借鉴。

21世纪以来，伴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大型旅游开发项目日益增多，引发了旅游绅士化倾向日益明显；大城市郊区传统村镇由于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资源、良好的区位条件和庞大的市场需求等优势，成为旅游绅士化现象发生、发展和探索的前沿。选取朱家角古镇为典型案例，采用田野观察和深度访谈法，基于“租差”理论与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探究朱家角古镇旅游绅士化的阶段、特征、过程及驱动机制。研究发现：时间上，朱家角古镇经历了旅游绅士化萌芽阶段、旅游绅士化初级阶段、旅游绅士化发展阶段；特征上，旅游开发后朱家角古镇在人口数量、房地产市场、物质环境、社会文化氛围等方面均发生了显著变化；在空间生产过程中，空间的实践表现为旅游绅士化空间的景观塑造（物质空间改造），空间的表征表现为旅游绅士化空间的规划与约束（政府和规划者掌握话语权），表征的空间表现为旅游绅士化影响下的活动者感知（新移民、居民和游客等）；机制上，权力、资本和社会等构成了影响朱家角古镇旅游绅士化的核心因素，三者彼此独立又相互关联，共同形成了多层次的旅游绅士化机制。本文研究有助于加深对转型期中国城乡关系演变、城郊乡村振兴以及旅游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理解和认识。

特色乡村是乡村产业振兴和城乡休闲旅游的重要载体，大量特色乡村资源及其旅游潜力得以不断挖掘，但不同类型特色乡村的旅游空间协同发展关系仍不明晰。本文以5类国家级特色乡村为研究对象，系统分析了特色乡村差异化格局、空间联动与功能互补特征，在识别特色乡村集聚区的基础上开展旅游发展潜力评价，提出中国特色乡村旅游空间协同优化分区方案。结果表明：全国特色乡村分布呈现明显的东密西疏特征，其集聚区沿海（东海）、沿江（长江）和沿河（黄河）特征明显。中国特色乡村的形成和发展是多重因子交互作用的综合结果，其中县域城镇化率、年均降水量、人口密度和旅游产业规模指数的影响显著。中国特色乡村旅游发展高潜力区形成以长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以及成渝城市群的中心城市为战略支点的菱形分布格局。本文基于中国特色乡村旅游发展潜力和区位匹配度的组合分析，将全国划分为优先发展区、特色挖掘区、资源整合区、协同提升区和优化引导区，为中国特色乡村旅游空间格局优化和协同发展指明方向。

治国有常，利民为本，让人民幸福是“国之大者”，但目前中国也面临国民幸福感随经济发展而下降的挑战。本文采用趋势面分析法、冷热点分析法等建构中国省级（自治区、直辖市）城市居民生活状况感受空间格局，采用多层回归模型探索个体和城市层面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中国城市居民生活改善情况、生活状况评价、未来生活信心以及生活状况感受分异呈西高东低、南高北低；② 中国城市居民生活改善状况呈“连块集聚”特征，生活状况评价呈“块状集聚与零散分布并存”特征，与未来生活信心和总体生活状况感受共同呈西南高、东北低集聚特征；③ 生活改善情况、城市居民生活状况评价、未来生活信心以及生活状况感受均值最高和最低点分别位于西、东部；④ 个体层面影响因素反映在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就业、户口、城市公共服务满意度等方面，其中，后者反映在政府部门服务、社会保障、公正执法、食品安全、住房、教育、医疗、交通、环境等；⑤ 城市规模对居民生活状况感受影响显著，与大城市相比，中小型城市居民生活状况感受更高，而超大城市更低。此外，超大城市公共服务满意度对城市居民生活状况感受的正向影响被削弱，具体而言，主要弱化了医疗状况评价和交通状况评价对生活状况感受效应的正相关强度。研究为国民幸福的研究与治理提供了理论参考。

探究旅游经济与城市生态韧性的协同演化特征，可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量化依据。本文从演化韧性视角，基于“抵抗—响应—创新”构建城市生态韧性指标体系，依据协同学理论分析旅游经济与城市生态韧性协同演化理论框架，以山东省为例，借助哈肯模型、核密度估计和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探析旅游经济与城市生态韧性协同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时间维度上，旅游经济表现为先持续上升后短暂下降趋势，城市生态韧性呈现稳定增长的态势；空间分异方面，旅游经济与城市生态韧性分别呈现“高高集聚、低低集聚”和“双核领跑”的空间格局。② 旅游经济为协同演化的序参量，主导着整个系统的演化方向，且主要表现为正反馈效应；旅游经济与城市生态韧性协同演化呈现倒“V”型变化趋势，并形成了“胶东经济圈>鲁南经济圈>省会经济圈”的空间格局。③ 协同演化的影响因素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经济发展水平、外商投资、环境规制、金融发展和创新能力呈现积极促进作用；产业结构、人力资本对协同演化的贡献基本为负；政府干预表现为“胶东经济圈显著为正，鲁南经济圈和省会经济圈存在不显著负影响”。

本文基于自然的社会建构理论视角，从流域权力主体的自然话语、流域自然的社会化以及流域人地关系的反馈与响应等维度，构建立足于“话语—实践—反馈”逻辑的流域旅游空间生产研究框架，对新安江流域旅游空间生产过程及其演化逻辑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新安江流域经历了4个不同演化阶段：① 在传统农业与徽商资本主导的流域空间生产过程中，传统社会响应流域自然环境，形成以农耕文明为根基的人地关系格局，并随着人地矛盾变化而注入了徽商资本等适应机制，期间对自然资源的价值赋予和徽州文化的创造成为未来旅游资源认知与识别的逻辑起点。② 在传统农业与现代水利主导的流域空间生产过程中，人们改变流域物理空间，促使新的山水景观形成，为未来旅游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生态、景观与特色产业基础，在赋予其更多价值同时也引发了新的人地矛盾冲突。③ 在工业与旅游业主导的流域空间生产过程中，旅游成为流域经济社会主导力量与自然建构的重要目标之一，传统农业空间逐渐被塑造为现代旅游与工业化生产空间，同时地方权力割裂了流域空间，使保护与发展矛盾日趋尖锐。④ 在生态文明与旅游业主导的流域空间生产过程中，旅游成为流域自然建构的推动性力量，重构了流域空间价值分布格局，并作为新产业路径、新发展方式引导流域的自然话语重绘空间蓝图，促成了新的空间实践。最后，论文提出应树立流域整体地理观，从自然与社会文化结合的系统性思维，重新审视以流域为基底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演化逻辑。

探索旅游廊道识别与评价方法对于丰富旅游目的地研究理论体系，促进区域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旅游廊道的形成本质上源于大众旅游时代以自驾车为主导的，在特定区域、沿特定交通线路有节律的旅游流动。本文借鉴景观生态学中生态廊道的相关理论与识别方法，综合考虑旅游流发生模式与生物迁徙本质趋同特点，构建了“旅游源地确定—‘旅游交通’网络模拟—‘交通旅游’廊道识别”的识别路径，并以青藏高原区为典型案例区对该区域内旅游廊道进行综合识别与评价。结果表明：① 青藏高原区“旅游交通”网络由23个源地和53个区段构成，整体表现为回路型网络特征，并呈现“东密西疏”的格局。② 综合比较“旅游交通”网络区段设施服务要素保障度差异，整体表现为“医”>“购”>“吃”=“住”>“行”>“娱”>“游”，并以西宁、拉萨两大核心城市为中心辐射衰减。③ 在此基础上共识别出青藏线、川藏北线、川藏南线、滇藏线、边境线、甘南—川西线6条较成熟“交通旅游”廊道，以及新藏北线与唐蕃古道线两条潜在“交通旅游”廊道。本文建构了一套区域旅游目的地从具有单一功能“旅游交通”网络向具有复合功能的“交通旅游”廊道转变的识别与评价方法路径，青藏高原区的案例研究也印证了该方法的可行性与普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