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城市群的快速发展，在城市出行的基础上城际出行日渐规模化、常态化。为深入分析城市群出行特征，支持城市与城际交通一体化发展，本文构建了一套城市群总体出行与城际出行特征对比分析框架，基于2023年5月京津冀地区手机信令数据，以区县间出行需求构建城市群出行网络，并拆分城际出行网络聚焦城际出行特征，挖掘城市群总体与城际出行特征异同。结果表明：① 京津冀城市群呈现“核心—外围”的空间形态，行政边界的限制作用依然明显。总体出行以市域为界形成多个独立的核心—外围结构；城际出行形成以北京为核心，石家庄和天津为中介的放射型结构。② 出行强度的空间分布不均衡，两级分化严重。总体出行中，各城市中心城区出行强度较高，并对外围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城市副中心、边界和飞地区县是城际出行中的关键区域；而大量边缘区县给城市群出行网络化发展带来阻碍。③ 组团识别结果体现了出行中的行政区效应、溢出效应和邻近效应，并揭示了各中心城区的枢纽功能，其中北京和石家庄兼具了城际枢纽功能。

基于线上数据揭示大尺度区域旅游景区网络结构特征及机制是当前旅游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以往研究对旅游景区网络的多层结构探讨很少，未能揭示出影响景区网络形成的内—外生机制，亟需在分析方法上有所突破。本文以长江经济带为案例区，搜集汇总了携程网2003年至2023年5月的在线预订数据建立旅游景区网络，引入复杂网络多层分析法和加权指数随机图模型，揭示了该网络的“宏观—中观—微观”多层结构特征与内—外生机制。结果显示：① 长江经济带旅游景区网络共有408个节点、1464条连边，每个节点平均与其他7.176个景区节点发生旅游流联系。② 宏观结构上，该网络具有小世界特性和无标度特征；中观结构上呈现出景区组团结构，13个景区组团形成了闭合结构，4个景区组团呈跨省分布；微观结构上识别出10个3节点网络模体，代表10种旅行模式，其中上行交互二元链、下行交互二元链和分散化循环3种模式在游客旅行模式中占主要地位。③ 该网络的形成受到内生机制和外生机制的共同影响。互惠性（内生机制）对该网络形成产生了最重要影响，景区的质量等级、在线评分、在线搜索热度通过马太效应影响到网络联系形成，门票价格、在线评论数量的影响很微弱，景区是否属于世界遗产这一变量通过同配效应产生影响。

本文采用熵权TOPSIS法及多期双重差分方法，基于2005—2019年中国272个城市面板数据，评价了城市的旅游竞争力，并探究了城市转型对旅游竞争力的因果影响和作用机制。结果表明：① 城市转型有助于旅游竞争力提升，不同类型城市转型的叠加影响高于单一城市转型。城市转型显著提升旅游资源竞争力、生态环境支持竞争力和社会发展支持竞争力，但是抑制旅游产业竞争力。② 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创新产出和环境规制是城市转型提升旅游竞争力的重要作用机制。③ 城市转型对旅游竞争力的正向影响只在中部地区显著。相比高行政等级和非资源型城市，低行政等级和资源型城市转型对旅游竞争力有更大、更显著的促进作用。本文发现有助于扩展和深化城市系统发展和旅游竞争力之间的理论联系，推动城市地理学和旅游地理学的交叉研究，为城市决策者制定适宜的可持续旅游发展对策提供经验支持。

延误模式反映了机场之间空间交互关系与特征，已有研究大多聚焦于静态或单一机场延误模式探索，忽视了机场延误的复杂非线性动态变化特点。本文提出机场延误模式动态时空异质性分析框架，通过延误网络构建、G_i^*统计、Mann-Kendall趋势检测、网络节点影响力测度构建PageRankCube模型，对中国247个机场2021年10月约35万条航班记录捕捉进港延误、离港延误、飞行延误3种延误影响力网络的时空异质性模式。研究发现：① 机场延误影响力的共性时空模式呈现出“东强西弱”，“南强北弱”，高置信度冷热点多中心聚集，较低置信度冷点分散分布的特点；② 京津、长三角、珠三角与成都等大中型国际机场形成连续、增强的高延误时空影响力；东北地区、中部西部地区的中小型机场时空上呈现持续较低的延误影响力；③ 相较于离港延误网络，进港延误网络在时空分布上展现了更为显著的异质性特征，飞行延误与进港延误两种网络之间的时空异质性表现出较高的相似性；④ 增强热点型机场不仅具有强大的延误影响力，且易成为引发或传导大面积延误的关键环节；持续冷点型机场呈现出离散边缘化的结构特征，展现出“小世界”的网络特性。本文克服了传统静态延误模式分析的局限性，实现延误模式的动态时空异质性捕捉，为航空管控策略制定提供技术支撑。

数字交通背景下，网约车与公共交通使用和建成环境的关系是城市地理学和交通地理学共同关注的重点论题。然而，目前仍缺乏从时空维度量化网约车对公共交通出行的影响，也未明确建成环境在其中发挥的作用。通过引入需求弹性理论与大数据技术，提出网约车出行替代效应时空测度方法，并发展了一种高效、动态、精细化的建成环境量化方法。运用随机森林和可解释机器学习模型，重点剖析了影响替代效应的多因素非线性交互与时空耦合作用。成都市的实证研究表明：① 出行效率是影响公共交通竞争力的关键。同一行程下的公共交通行程时间是网约车的2.0~3.5倍，其中需花费10 min的步行时间来完成最初/最后1 km，且需要0~2次换乘。② 中心城区的网约车出行对公共交通产生明显替代效应，工作日和休息日分别有28.69%和27.08%的网约车出行替代了公共交通，并在高峰时段明显增强。③ 目的地可达性对替代率的正向贡献度最高，其次为人口社会经济要素，城市空间形态和公共交通可达性对替代率的影响程度相对较小。④ 建成环境对替代效应的影响呈现出非线性交互特征，且阈值区间和交互影响强度随时间的动态变化而差异显著。研究不仅突破了传统静态“空间-行为”研究局限性，也为城市交通出行优化和建成环境的精细化调控提供了应用参考。

风景廊道作为一种新型旅游载体，具有更丰富的要素组合、更开放和更广阔的生计空间，在带动沿线共同富裕、推动区域生计转型和增强农户可持续生计上优势显著。本文从共同富裕目标出发，以皖南川藏线为案例地，基于网络数据、访谈数据和游客调查数据，动态考察了廊道旅游地构成要素、形成过程和农户旅游生计变化，并探究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典型廊道旅游地具有多重空间层次结构，由通勤公路、特色体验路段、风景资源、景区、节点、衍生微吸引物和乡土生态环境7要素构成。② 廊道旅游地发展一般经历通勤阶段、景区带动阶段、主廊辐射阶段和藤蔓网络阶段4个阶段，并且在藤蔓网络阶段，乡土生态环境成为核心吸引力。③ 从总体富裕维度和成果共享维度上看，廊道旅游地具有显著的共同富裕效应，并且阶段差异和时序差异明显。④ 农户旅游生计随廊道旅游地发展而变化，表现为生计资本结构性变化、生计策略复合型趋势、生计脆弱性被动式转向以及生计政策适应性调整，以生计稳定性、可获得性和可持续性为表征的生计结果得到显著改善。⑤ 区位、政府政策、共建机制等社会因素以及高程、坡度等自然因素是廊道旅游地农户旅游生计变化的重要影响因素，其中政府政策处于核心位置并对其他因素施加影响。

冰雪经济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是响应全球气候变暖挑战、顺应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对冰雪经济高质量发展新要求的迫切需要。依据自然资源地带性分布规律因地制宜培育的冰雪经济新质生产力是秉持生态优先原则，遵循冰雪资源的价值转化机制，释放其生态、经济和社会多重效益的先进生产力，具备冰雪资源开发科技驱动性、冰雪产业全要素—全产业链融合协同性、冰雪经济高质量绿色发展导向性的特征。冰雪经济新质生产力根植于地理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理论基础，将科学技术创新、生产要素重配、产业转型升级“三大催生”要素与冰雪自然资源禀赋约束紧密相连，扩展冰雪经济内生增长边界，以数智化、绿色化融合发展形塑新型生产关系，探索“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集约发展和绿色低碳的转化路径。中国冰雪经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方向聚焦推进高标准的冰雪资源开发保护、高水平的“人地”关系调和与区域协调发展、强韧性的全产业链布局以及高质效的“双循环”新格局，其实践路径涵盖生产要素的整合、资源配置空间格局的优化、产业发展的融合及生产关系的适配等关键维度，推动中国冰雪经济更高质量、更可持续地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企业以多种方式在沿线港口进行投资布局。在贸易保护、地缘环境动荡等背景下，分析已投资港口的供给现状对于提升港口运营效率、节约港口资源以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可持续发展等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在构建港口供给理论的基础上，利用多源港航数据、遥感数据，建立包含自然条件、基础设施、生产条件等8个一级指标和37个二级指标的港口供给水平综合评价体系，测度中国已投资港口的整体性、区域性和维度性供给水平。研究发现：①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已投资港口的综合供给水平不高，多数港口处于中等和较低水平，供需均衡程度低。② 2015年以前主要集中于投资建设供给水平较高、较为成熟的欧洲港口，2015年之后转为布局供给水平较低的战略支点港、门户港、战略通道沿线港。③ 企业—合作类型—港口供给水平等级可归纳为3种类型：码头运营商—股权收购—较高供给水平港口；工程承包商—承建—中低供给水平港口；航运公司—股权收购、特许经营权—较高、高供给水平港口。④ 分区域看，西亚、南亚、非洲、东南亚和欧洲的港口供给体系空间结构分别处于低级均衡、孤立双核、原始单核、枢纽极核和多核共同发展阶段。⑤ 从维度影响力分析，影响港口综合供给水平的主要因素在于物流水平、服务水平和仓储条件等港口衍生性、提高性因素。

西藏自治区地处青藏高原，地理环境独特，精细化评价该地区医疗设施可达性对于促进医疗服务均等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使用西藏自治区地形和高程等自然地理数据、土地利用、路网、医疗设施以及人口数据，在1 km×1 km栅格尺度精细化评价各级医疗设施的就医时间，统计不同就医时间段内覆盖的人口比例，识别缺医区，并评价就近就医和就地就医方式下可达性的空间差异，为优化西藏医疗设施的配置提出建议。结果表明，西藏市级医院、县级医院和卫生院在1 h内分别可覆盖36.01%、65.55%和86.54%的人口，低等级医疗设施的覆盖人口比例较高。通过人口密度与就医可达性的耦合分析，识别出的缺医区主要位于那曲市与昌都市。就近就医与就地就医方式存在可达性差异的地区主要位于山南市与林芝市，建议在政策上促进这些地区居民跨行政区就近就医便利化。本文建立了适用于青藏高原医疗设施可达性精细化评价的方法框架，并系统评价了西藏自治区医疗设施可达性格局，为促进医疗服务均等化提供科学依据。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矛盾的必然要求。掌握乡村旅游地发展现状、格局和过程，了解地域分异机制和类型特点，可为发展乡村旅游、促进乡村振兴提供决策依据和规划指导。本文在梳理乡村旅游地发展4个阶段的基础上，基于农家乐、民宿POI数据和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中国美丽休闲乡村、中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录等，运用GIS空间分析中国乡村旅游地发展不同阶段的格局特点，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角度出发对中国乡村旅游地进行地域系统类型划分和分异机制总结。研究发现：① 中国乡村旅游地呈现不平衡和不充分的发展格局，空间过程遵循核心—边缘和点—轴—面结构到复杂结构的演变规律，除京津、长三角和珠三角较为发达外，中国乡村旅游地发展整体上仍处于第一阶段。② 中国乡村旅游地域系统可分为3大类共15个基本类型，不同类型区乡村旅游地不平衡、不充分特点不同，地域分异因素各异。自然生态环境本底结构是乡村旅游地域系统形成的基础，社会经济文化是动力，在乡村旅游功能分化作用下中国乡村旅游地呈现依山、傍水、沿路、环城、附景、彰文的地域分布规律，不平衡、不充分发展趋势加剧。③ 乡村旅游地市场化发展加剧了乡村和乡村旅游地域系统的不平衡和不充分，在乡村振兴战略要求下，应支持不发达地区乡村旅游优先发展。

人与动物的互动实践已成为人文地理学者探索人地关系的重要研究议题。以四川大熊猫基地为案例，基于“魅力”概念，运用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与文本分析的方法，深入分析游客与明星动物在旅游活动中的邂逅，并揭示在此旅游过程中动物的能动性发挥与游客的多物种间的旅游体验。研究发现，游客与大熊猫的邂逅发生在不同空间情境下，其多样性是旅游地设计并刻意安排的商品化结果。大熊猫的魅力之于差异化的空间情境往往具有不同的影响作用。具体而言：① 在实体展示空间的“前台”中，大熊猫的生态魅力与美学魅力能够激发游客观览时的天然好感，旅游地对其进行利用以维持大熊猫旅游的不竭热度；② 旅游地所构建的虚拟展示空间则提供了无法直接观览到的大熊猫生物学特征与生命历程，使游客与大熊猫邂逅形式得以补充与丰富；③ 而在实体展示空间的“后台”中，旅游与公益教育相结合，游客被允许接近大熊猫的生活空间，建立起基于肉身魅力的更深层次的亲密邂逅。总体看，大熊猫的魅力不仅塑造了游客的多物种间的旅游体验，而且还构建了游客对于四川的地方认同。研究以空间视角探究了人与动物互动所营建的关系网络及其映射的权力运作机制，为探索旅游情境下的人与动物关系提供了新尝试，也为理解地球生命共同体提供了来自地理学的解析。

居民出行具有空间依赖性、时空动态性等特征，其与交通供给系统的动态耦合规律，是城市科学、地理学等领域的重点与难点。尤其在经历外部扰动时，居民出行表现出的韧性更具复杂性和时空波动性。本文借鉴生态学、交通工程、心理学等学科的基础理论，基于交通供需求动态均衡特性，提出了出行韧性的概念及理论框架，构建了适用于多维度的出行韧性评价方法体系。同时，本文采用手机信令、地铁刷卡等多源大数据，基于出行韧性的实证研究，探讨了出行韧性的空间分异及群体差异。出行韧性研究可以为城市精细化管理与韧性城市建设提供科技支撑。

全球化和集装箱化强化了海港与内陆地区的联系，争夺港口间接腹地而不仅限于直接腹地成为港口区域化阶段提升港口竞争力的重要路径之一。基于场强模型和班轮联系数据，分别识别出2006年、2012年和2019年长三角地区主要集装箱港口的直接腹地、垄断性间接腹地和竞争性间接腹地的范围并分析其演化过程，总结了港口区域化阶段下腹地演化的特征。研究表明：① 直接腹地仍是长三角集装箱港口争夺的重心之一。研究期内直接腹地的扩张和收缩主要发生在上海港、宁波舟山港、南京港等附近，腹地扩张方向与重要交通干道高度耦合。② 捕获垄断性间接腹地是枢纽海港推进港口区域化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且上海港和宁波舟山港呈现出差异化的腹地格局。上海港基于江海联运将长江沿线集装箱内陆港口的直接腹地转化为其广阔分布的垄断性间接腹地。宁波舟山港缺少内陆港口喂给，基于浙江省的制造业优势，在省内形成有限的垄断性间接腹地。③ 分布广阔且争夺激烈的竞争性间接腹地是港口区域化阶段的主要表现之一。竞争性间接腹地集中在安徽省中南部和浙江省西南角，且呈先减小后扩张的趋势。本文尝试构建了港口区域化阶段集装箱港口的腹地体系，探索了定量刻画枢纽海港间接腹地的新方法，为从集装箱港口腹地演化来认知港口区域化的复杂性提供了借鉴。

21世纪以来，伴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大型旅游开发项目日益增多，引发了旅游绅士化倾向日益明显；大城市郊区传统村镇由于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资源、良好的区位条件和庞大的市场需求等优势，成为旅游绅士化现象发生、发展和探索的前沿。选取朱家角古镇为典型案例，采用田野观察和深度访谈法，基于“租差”理论与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探究朱家角古镇旅游绅士化的阶段、特征、过程及驱动机制。研究发现：时间上，朱家角古镇经历了旅游绅士化萌芽阶段、旅游绅士化初级阶段、旅游绅士化发展阶段；特征上，旅游开发后朱家角古镇在人口数量、房地产市场、物质环境、社会文化氛围等方面均发生了显著变化；在空间生产过程中，空间的实践表现为旅游绅士化空间的景观塑造（物质空间改造），空间的表征表现为旅游绅士化空间的规划与约束（政府和规划者掌握话语权），表征的空间表现为旅游绅士化影响下的活动者感知（新移民、居民和游客等）；机制上，权力、资本和社会等构成了影响朱家角古镇旅游绅士化的核心因素，三者彼此独立又相互关联，共同形成了多层次的旅游绅士化机制。本文研究有助于加深对转型期中国城乡关系演变、城郊乡村振兴以及旅游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理解和认识。

特色乡村是乡村产业振兴和城乡休闲旅游的重要载体，大量特色乡村资源及其旅游潜力得以不断挖掘，但不同类型特色乡村的旅游空间协同发展关系仍不明晰。本文以5类国家级特色乡村为研究对象，系统分析了特色乡村差异化格局、空间联动与功能互补特征，在识别特色乡村集聚区的基础上开展旅游发展潜力评价，提出中国特色乡村旅游空间协同优化分区方案。结果表明：全国特色乡村分布呈现明显的东密西疏特征，其集聚区沿海（东海）、沿江（长江）和沿河（黄河）特征明显。中国特色乡村的形成和发展是多重因子交互作用的综合结果，其中县域城镇化率、年均降水量、人口密度和旅游产业规模指数的影响显著。中国特色乡村旅游发展高潜力区形成以长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以及成渝城市群的中心城市为战略支点的菱形分布格局。本文基于中国特色乡村旅游发展潜力和区位匹配度的组合分析，将全国划分为优先发展区、特色挖掘区、资源整合区、协同提升区和优化引导区，为中国特色乡村旅游空间格局优化和协同发展指明方向。

治国有常，利民为本，让人民幸福是“国之大者”，但目前中国也面临国民幸福感随经济发展而下降的挑战。本文采用趋势面分析法、冷热点分析法等建构中国省级（自治区、直辖市）城市居民生活状况感受空间格局，采用多层回归模型探索个体和城市层面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中国城市居民生活改善情况、生活状况评价、未来生活信心以及生活状况感受分异呈西高东低、南高北低；② 中国城市居民生活改善状况呈“连块集聚”特征，生活状况评价呈“块状集聚与零散分布并存”特征，与未来生活信心和总体生活状况感受共同呈西南高、东北低集聚特征；③ 生活改善情况、城市居民生活状况评价、未来生活信心以及生活状况感受均值最高和最低点分别位于西、东部；④ 个体层面影响因素反映在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就业、户口、城市公共服务满意度等方面，其中，后者反映在政府部门服务、社会保障、公正执法、食品安全、住房、教育、医疗、交通、环境等；⑤ 城市规模对居民生活状况感受影响显著，与大城市相比，中小型城市居民生活状况感受更高，而超大城市更低。此外，超大城市公共服务满意度对城市居民生活状况感受的正向影响被削弱，具体而言，主要弱化了医疗状况评价和交通状况评价对生活状况感受效应的正相关强度。研究为国民幸福的研究与治理提供了理论参考。

探究旅游经济与城市生态韧性的协同演化特征，可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量化依据。本文从演化韧性视角，基于“抵抗—响应—创新”构建城市生态韧性指标体系，依据协同学理论分析旅游经济与城市生态韧性协同演化理论框架，以山东省为例，借助哈肯模型、核密度估计和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探析旅游经济与城市生态韧性协同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时间维度上，旅游经济表现为先持续上升后短暂下降趋势，城市生态韧性呈现稳定增长的态势；空间分异方面，旅游经济与城市生态韧性分别呈现“高高集聚、低低集聚”和“双核领跑”的空间格局。② 旅游经济为协同演化的序参量，主导着整个系统的演化方向，且主要表现为正反馈效应；旅游经济与城市生态韧性协同演化呈现倒“V”型变化趋势，并形成了“胶东经济圈>鲁南经济圈>省会经济圈”的空间格局。③ 协同演化的影响因素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经济发展水平、外商投资、环境规制、金融发展和创新能力呈现积极促进作用；产业结构、人力资本对协同演化的贡献基本为负；政府干预表现为“胶东经济圈显著为正，鲁南经济圈和省会经济圈存在不显著负影响”。

本文基于自然的社会建构理论视角，从流域权力主体的自然话语、流域自然的社会化以及流域人地关系的反馈与响应等维度，构建立足于“话语—实践—反馈”逻辑的流域旅游空间生产研究框架，对新安江流域旅游空间生产过程及其演化逻辑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新安江流域经历了4个不同演化阶段：① 在传统农业与徽商资本主导的流域空间生产过程中，传统社会响应流域自然环境，形成以农耕文明为根基的人地关系格局，并随着人地矛盾变化而注入了徽商资本等适应机制，期间对自然资源的价值赋予和徽州文化的创造成为未来旅游资源认知与识别的逻辑起点。② 在传统农业与现代水利主导的流域空间生产过程中，人们改变流域物理空间，促使新的山水景观形成，为未来旅游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生态、景观与特色产业基础，在赋予其更多价值同时也引发了新的人地矛盾冲突。③ 在工业与旅游业主导的流域空间生产过程中，旅游成为流域经济社会主导力量与自然建构的重要目标之一，传统农业空间逐渐被塑造为现代旅游与工业化生产空间，同时地方权力割裂了流域空间，使保护与发展矛盾日趋尖锐。④ 在生态文明与旅游业主导的流域空间生产过程中，旅游成为流域自然建构的推动性力量，重构了流域空间价值分布格局，并作为新产业路径、新发展方式引导流域的自然话语重绘空间蓝图，促成了新的空间实践。最后，论文提出应树立流域整体地理观，从自然与社会文化结合的系统性思维，重新审视以流域为基底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演化逻辑。

探索旅游廊道识别与评价方法对于丰富旅游目的地研究理论体系，促进区域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旅游廊道的形成本质上源于大众旅游时代以自驾车为主导的，在特定区域、沿特定交通线路有节律的旅游流动。本文借鉴景观生态学中生态廊道的相关理论与识别方法，综合考虑旅游流发生模式与生物迁徙本质趋同特点，构建了“旅游源地确定—‘旅游交通’网络模拟—‘交通旅游’廊道识别”的识别路径，并以青藏高原区为典型案例区对该区域内旅游廊道进行综合识别与评价。结果表明：① 青藏高原区“旅游交通”网络由23个源地和53个区段构成，整体表现为回路型网络特征，并呈现“东密西疏”的格局。② 综合比较“旅游交通”网络区段设施服务要素保障度差异，整体表现为“医”>“购”>“吃”=“住”>“行”>“娱”>“游”，并以西宁、拉萨两大核心城市为中心辐射衰减。③ 在此基础上共识别出青藏线、川藏北线、川藏南线、滇藏线、边境线、甘南—川西线6条较成熟“交通旅游”廊道，以及新藏北线与唐蕃古道线两条潜在“交通旅游”廊道。本文建构了一套区域旅游目的地从具有单一功能“旅游交通”网络向具有复合功能的“交通旅游”廊道转变的识别与评价方法路径，青藏高原区的案例研究也印证了该方法的可行性与普适性。

人口发展与格局决定客运交通需求的时空特征，是交通设施布局与运行的重要前提，近年来中国人口发展出现了新趋势，对以人民为中心，高质量推进“交通强国”等国家战略提出了新的要求，亟需开展面向人口服务的陆路客运交通区划研究。依据地理学区划理论与方法，基于人口空间集聚、流动、生产生活需求和现状交通设施供给特征，采用包含时空大数据的多源数据，应用要素加权叠置法和空间聚类法等，首次提出面向人口服务的中国陆路客运交通区划，将全国划分为5区4类两级客运交通分区。5区为5大客运交通一级区，包括东中部交通区Ⅰ、东北交通区Ⅱ、西中南交通区Ⅲ、西北交通区Ⅳ、青藏交通区Ⅴ。5个一级区的交通网络与服务策略各有侧重，东中部交通区为融合提质区，东北交通区为优化集约区，西中南交通区为加快发展区，西北交通区为稳固增强区，青藏交通区为夯基保障区。交通一级区又可以分为散点型、轴带型、放射型、网络型4类交通二级区。研究结果将丰富交通地理学理论，拓展地理学在中国国家交通战略中的应用，为国家和区域综合交通规划提供地理科学依据。

交通优势度是评价区域交通优劣的常用指标，亦是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基础性单项指标之一，自提出以来便得到广泛应用，但既有文献较少探讨其内涵，并融合区域特性进行评价维度的发展。本文回归交通优势度最初强调的交通对区域发展的“支撑、引导、保障”能力，阐述其与“量、质、势”的对应关系，从承载力、可达性、连通性角度进行指标阐述与拓展，并将可靠性、公平性等概念引入保障维度，从而丰富了交通优势度3个能力维度的概念体系和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以西藏自治区为例，针对其区域特点引入线路连接度、雨雪季节波动性等拓展了保障能力维度指标，以及采用更精细、多模式的可达性，发展了原有的“区位优势度”，作为“引导能力”。结果表明：① 西藏交通优势度的县际差异明显，总体以拉萨、林芝、日喀则等地为核心，沿河谷地带呈潜在的点—轴分布特征，各地市则形成围绕行政驻地的中心—外围结构。② 改进后的交通优势度更清晰地呈现西藏交通3个维度的能力及其间关系，揭示阿里、藏东南边境等区域在保障等维度的缺陷及形成的大范围的交通劣势地区。③ 本文对3个能力维度的再探讨为交通优势度方法的发展提供了富有潜力的概念框架，有利于新时期交通优势度的进一步发展和应用。

在多功能转型背景下，乡村旅游地正成为利益主体直接对话和冲突的场所，土地利用方式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供需矛盾日益凸显。本文构建了乡村旅游地利益主体多功能空间认知“冲突—协调”理论研究框架和内在关联机制，以黄山风景区山岔村为案例地，通过密度制图和冲突倾向模型识别利益主体多功能空间潜在认知冲突点，采用扎根理论和DEMATEL法分析多功能诉求的协调发展状态。结果表明：① 农业、人居保障功能集中于居民点附近，经济、旅游休闲功能集中于景区，生态功能遍布村域，呈现山区耕作半径制约性、交通区位导向性、环景区产业布局、“三生”空间认知叠合等特征。② 总体态度差异指数（OPD）高值区分布上，农业功能分布取决于农业生产条件和居民点人口密度，经济功能呈现出景区发展程度对周边经济溢出效应存在明显分异特征，人居保障功能分布受居民点交通区位条件影响，生态功能在空间上毗邻黄山风景区，旅游休闲功能分布受旅游资源禀赋影响。③ 在冲突点方面，由于利益主体对山区农业的生产布局、设施保障、产出效益认知差异，农业功能冲突集中在耕地和园地；山区产业用地管控、建设用地紧缺、旅游收益分红认知差异，造成了经济功能集中在旅游和非旅游商服用地；人居保障功能集中在农村宅基地、服务设施和水域，由基础设施配置、人居生活品质和乡村空间商品化程度认知差异造成；因环境规制、生态保护和生态效益认知差异，生态功能集中于水域、林地和部分农业用地；旅游休闲功能集中在景区景点、旅游道路，由旅游的开发方式、交通可达性、收益认知差异造成。④ 在协调发展状态方面，人居保障功能整体协调状态较好，居民农业产销、居民利益与企业分红诉求、企业环境质量诉求是影响农业、经济、生态功能协调发展的主导因素，政府和企业对旅游市场、居民对旅游效益诉求是影响旅游休闲功能的主导因素。以满足利益主体诉求为出发点，构建了利益主体多功能空间认知冲突协调机制和路径。

旅居养老是养老需求升级的产物，有效契合了乡村振兴的国家发展战略。在把握旅居养老内涵的基础上，借助推拉理论构建发展分析框架，综合运用多种分析方法探讨了中国乡村旅居养老的时空格局演变及其形成机制，并进一步揭示和剖析了典型发展模式。研究发现：① 旅居养老是老年群体出于深度体验与生活居住的双重目的，前往旅居地持续性居住的养老方式，对其内涵的把握需厘清行动主体、行为动机、时间界限、移动距离等关键性问题。② 在时间维度上，中国乡村旅居养老经历了萌芽期、缓慢发展期、快速发展期3个阶段，表现为类型结构优化、社会资本参与度提升、市场发展细分化的趋势。③ 在空间维度上，旅居养老的发展与“胡焕庸线”呈强关联性。2005—2020年间高密度核心区由长三角“单级核心”向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足鼎立”格局演化。④ 在“推力—拉力—中间障碍”的分析框架下，现阶段中国旅居养老的发展以拉力为主导性驱动力，主要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旅游度假区数量等影响因素。⑤ 基于对地域发展因素的综合研判，将乡村旅居养老归纳为自然依托型、文旅依托型、康养依托型与多元混合型4种典型发展模式，并提出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的发展路径。

探索新兴资源要素在地理空间上的新表现对于制定和优化国家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构建地理本性视角下资源集聚与演化的理论基础框架，综合运用空间分析和因素探测方法，对中国商业健身资源集聚的格局演化及其形成机理开展研究。结果表明：① 中国商业健身资源的空间集聚格局呈现出两方面的显著特征，一是以京广铁路和长江黄金水道为骨干的“十”字型廊道的空间形态与演化趋势，区域中心城市在此格局中扮演重要角色，京广沿线城市经济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则发挥着重要支撑作用；二是中国城市群地区是商业健身资源空间集聚的主体区域，其中沿海地区城市群起着主导作用，尤其在山东半岛和长三角城市群表现出空间连片发展的态势。② 中国商业健身资源冷热点格局呈显著的阶梯状分布特征，自东向西由热点区、次热点区逐步演替为次冷点区、冷点区，其中空间热点区域经历了由环渤海、长三角地区向华北、华中和华东地区扩张演化的过程，东北和西北地区的次热点区具有跨越“胡焕庸线”并向西发展的态势，次冷点和冷点区域整体变化相对稳定，局部变化主要表现为广西东部和广东西部地区由冷点区演变为次冷点区。③ 中国商业健身资源的集聚演化是三大地理本性要素交互耦合作用下的结果。不同因子在商业健身资源集聚演化过程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以传统自然、经济社会要素为代表的第一和第二地理本性分别对商业健身资源集聚演化起着基础控制和物质支撑作用，以新经济要素为代表的第三地理本性对商业健身资源集聚演化的影响最为显著，发挥着激发与引领作用。

航运服务业是推动港口城市空间结构调整与经济发展的关键驱动力，是提升枢纽港口城市全球竞争力的核心要素。航运服务业在全球的分布和网络联系开始受到关注，但已有研究较少分析不同航运服务业分布的差异及影响因素。本文把航运服务业分为上游航运辅助业（船东、船舶管理、船舶修造）和下游航运衍生服务业（航运金融、航运保险、海事法律），利用2019年的劳合社海事企业名录构建全球航运服务业数据库，基于关联网络模型和负二项回归模型，从全球、区域和城市3个层面分析全球航运服务业空间联系网络，揭示上下游航运服务业分布差异，探讨各因素对上下游航运服务业分布的影响。结果发现：① 上下游航运服务业的重心主要分布在欧洲、亚洲，国家间分布差异呈现金字塔结构，上游行业的空间分布范围更广、联系更密、集聚性更强，下游行业联系分布两极化更明显。② 全球航运服务业网络形成双中心的结构，欧洲以伦敦为中心，构建了辐射周边大城市及跨洲际的下游航运衍生服务业网络，亚洲形成了以新加坡为中心、联系香港、上海等城市的上游服务业网络。③ 上游航运辅助业更多地分布于非首都海港城市，而下游航运衍生服务业则更多分布于首都等行政中心。④ 上下游行业均与电子商务指数、物流绩效指数正相关，上游航运辅助业还受经济自由度、旅游入境人数、班轮联通运输指数等影响，而下游航运衍生服务业主要与国际贸易和政治文化相关。本研究能为中国打造国际航运中心、实现上下游航运服务业之间联动发展、提升中国航运业整体实力提供理论参考。

交通网络构筑了城市关联骨架，发达的交通网络能够深刻影响城市空间联系并重塑区域空间格局。本文使用2021年高铁客运时刻数据，以《交通强国建设纲要》中提出的建设“全国123出行交通圈”为切入点，对比分析了全国城市群以及中心城市通达格局及差异，进一步使用SLPA模型对全国所有高铁通达城市进行社区划分与交叠空间识别，探究区域空间格局演化态势以及交叠空间地理特征。研究结论为：① 中国城市群2 h内通达的数量为15个，占城市群总量的79%；城市加权平均通达时间上，呈现由中心地区向外围地区由低向高扩大的“圈层式”空间格局。② 中心城市3 h通达等值线覆盖圈大多超出城市群范围，表现出“泛城市群”空间特征。③ 通过交叠社区发现算法将中国城市网络空间划分为14个社区，“胡焕庸线”以西仅有3个社区。④ 对已划分社区进行交叠空间识别，存在交叠的9个社区共有27个交叠城市产生。⑤ 在空间形态上，交叠城市呈点状或带状分布；从空间区位来看，交叠城市多位于区域中心城市周边，在行政区划上多处于省间交界地带；在城市功能上看，交叠城市依托高铁流通道，凭借过渡与转换功能，表现为社区间网络联系桥梁。高铁交通视角下区域空间格局呈现跨城市群联系与组团发展态势，交叠空间网络化、交互式、跨尺度作用特征凸显。总体来看，使用SLPA交叠社区发现模型研究区域交叠问题具有一定说服力。为了城市和区域更好的发展，对已划分出的交叠社区，可以尝试填补空白区域并提升社区间运能；对已识别出的交叠空间，可以尝试结合自身优势创造更多跨区域联系可能。

由于速度、票价、合理运距等技术经济特征的差异，高速铁路和普通铁路可以反映不同功效层级的空间运输联系，并对国土空间结构重塑产生影响。本文基于铁路列车时刻表数据，采用客流联系强度模型，研究了基于高铁与普铁服务的差异化空间级联系统秩序，比较了两者对功效空间的区域整合效应。研究结论为：相较普铁而言，高铁的空间布局与全国经济社会发展梯度格局更一致，距离衰减效应更显著，在600 km范围内最具优势；高铁与普铁优势城市分别集中在长江以南和以北，考虑旅客运输需求后显示普铁服务更为均衡。进一步分析发现，在技术经济优势、高铁与普铁竞争以及网络布局影响下，高铁功效空间区域整合呈现出显著的两极分化态势，以邻近区域集聚形态为主，普铁则形成了宏观尺度的南北向和东西向跨区域廊道集聚形态，二者对功效空间区域整合亦分别呈现出多中心等级化与多板块均衡化组织模式。

规模、结构与效率的耦合协调关系是关乎产业结构转型背景下旅游产业总量优化、集约生产与提质增效有序并进的重要科学问题，动态把握其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对推动区域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构建旅游产业规模、结构与效率的耦合协调分析框架，运用修正耦合协调模型、LISA时间路径、时空跃迁及时空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探析中国2011—2019年旅游产业规模、结构与效率耦合协调的时空动态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中国旅游产业规模、结构与效率的耦合协调水平呈显著提升趋势，存在东部>中部>东北>西部的区域分异，空间扩散态势逐渐增强。② 中国旅游产业规模、结构与效率的耦合协调水平的局部空间结构和空间依赖方向的总体波动幅度小，空间整合性强；局部空间关联结构较为稳定，存在明显的转移惰性与路径依赖，尤其是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③ 科技创新、城镇化和交通设施均显著正向影响旅游产业规模、结构与效率的耦合协调水平，政府调控和产业结构对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正向影响逐渐显现，人力资本则对东部地区的正向影响较强。

文旅融合发展有助于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全面振兴。以北京市16个典型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在探讨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发展理论框架的基础上，使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发展水平指标体系，运用加权TOPSIS模型进行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发展水平评价分析，采用模糊定性分析法（fs/QCA）解析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组合路径。结果表明：① 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发展是一个沿着“文旅资源深度融合—文旅产品体系培育—文旅产业功能提升”脉络，持续向传统村落地域系统释放综合效益，进而推动传统村落全面振兴的动态过程。② 案例村落的文旅融合发展水平整体差异较大，不同效益维度呈现梯级分化的典型特征，各村自身在4个效益维度上的水平具有非均衡性。③ 单因素必要性分析中，所有单变量因素均无法单独成为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发展的必要条件。④ 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发展的影响因素组合路径共有3种类型，即成熟发展路径、快速发展路径及渐进发展路径，分别对应着不同的影响要素组合。本文从文旅融合视角为传统村落全面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科技支撑。

作为地方家园的物质载体，建筑遗产不仅在历史上呈现出生产、生活与生态的价值溢出，也因其现代性实践而凝聚了当地人心态秩序的变迁，重现了物的象征性沟通的性征，并随着实践场域的嬗变，呈现出物质价值与身份的重塑。传统吊脚楼形制作为中国少数民族日常生活实践的场所主要分布在武陵山区，承载着物质、制度与精神多层次的地方意义。本文从物的视角出发，构建了“时间—空间—地方”三元辩证的研究框架，动态地考察武陵山民族地区的家园遗产与文化主体的互动过程及社会秩序嬗变：① “物”的在场是其民间保留和时代传承的历史回应，承载着家屋文化与地方记忆；② “物”的式微与脱域是在现代性渗透下宏观力量与个体行为的博弈与融合，也是地方主体性的消解、协商与重构；③ “物”的出场则意味着家园被置于更深层次的地域文化价值体系，让民族建筑的空间价值外溢，从而以文化资本的形式参与到旅游语境的交互中。更进一步，本文试图从地方性的视角探讨家园遗产的物质空间、社会空间与人文生态空间的秩序重塑逻辑：① 空间赋能：景观基因焕发空间价值的生产面向；② 秩序重塑：社会动力激活空间价值的生活面向；③ 地方知识：多元主体共育空间价值的生态面向。通过“物”的本土化书写，探索一直以来隐于民间的“物”如何伴随民族场域的现代化转换吸引着多元主体共创“记忆之场”，进而实现从日常“家园”向“地方”的发明的秩序流转，以此为中国民族地区的家园遗产存续与“诗意栖居”的打造探寻新的路径，助力乡村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