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离子体片离子向内磁层的渗透在亚暴和磁暴过程中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以往对于等离子体片离子向内磁层的渗透都是通过固定磁矩的磁层离子漂移轨道理论来进行的.本文将过去的(U,B)空间中固定磁矩的磁层离子漂移轨道理论扩展为固定能量的磁层离子漂移轨道理论,讨论了等离子体片质子在向地球输运过程中,不同能量的质子开放轨道和封闭轨道的分界线的特性,及其随Kp指数的变化.在高能端,随着能量的升高,等离子体片质子分界线地心距离逐渐增大,且分界线的晨侧地心距离远远大于昏侧的地心距离.在低能端,随着质子能量的降低,质子分界线地心距离逐渐增大,且其分界线的昏侧地心距离要大于晨侧的地心距离.模拟结果还显示随着Kp指数的增强,等离子体片中不同能量的质子分界线都向地球移动.但在低能端和高能端,质子分界线的行为是不一样的.在低能端,随着Kp指数的增大,质子内边界形状基本保持不变.但在高能端,随着Kp指数的增大,质子内边界形状也将发生变化.在E=20 keV,Kp=6和E=10 keV,Kp=3两种情况,质子分界线甚至出现了两个分离的区域,一个是环绕地球的封闭轨道区域,一个是晨侧孤立的锥型区域.等离子体片能量为E的质子的内边界就是具有不同磁矩的Alfven层上能量为E的点的连线.TC-1热离子谱仪对等离子体片离子内边界的观测显示模拟结果与观测结果符合得很好.

在全球环境变化研究中，以土地利用与土地覆盖动态为核心的人类－环境耦合系统研究逐渐成为土地变化科学 (LCS) 研究的新动向。基于覆盖中国21世纪初5年间隔的遥感卫星数据获取的1 km网格土地利用变化空间信息，依据近5年土地利用变化区域分异的显著特征，以及自然地理、经济发展与国家宏观政策因素综合考虑，设计针对21世纪初5年新的中国土地利用动态区划图，揭示土地利用变化的空间格局与驱动因素。总体上，21世纪初5年中国处于土地利用快速变化期，黄淮海平原、东南沿海地区与四川盆地城乡建设用地显著扩张，占用大规模优质农田，导致南方水田面积明显减少；西北绿洲农业发展与东北地区开垦导致北方旱地面积略有增加；受西部开发“生态退耕”政策的影响中西部地区林地面积显著增加，国家退耕还林还草政策成效明显，对区域土地覆盖状况的改善产生积极的影响；这一时段国土开发与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包括“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等国家重大政策，加之快速的经济发展是该阶段土地利用变化格局形成的主要驱动因素。

当前，基于案例的推理 (Case-Based Reasoning，CBR) 在解决复杂的地学问题时，对地学案例的表达和历史案例的相似性计算与推理存在明显缺陷，需要在CBR的表达模型和空间相似性计算与推理算法进行拓展。本文针对土地利用变化问题，首先在分析土地利用变化各种定量方法基础上，提出利用CBR进行土地利用变化分析的研究思路；其次，针对土地利用变化的空间特性及隐含的空间关系特性，给出土地利用变化案例的表达模型，案例间内蕴空间关系抽取算法，以及考虑案例间空间关系的CBR相似性推理模型；最后，进行珠江口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的CBR方法试验，预测精度达到80%。为了进一步评价CBR方法对土地利用变化预测的有效性，在实例部分采用同样的实验数据进行贝叶斯网络的预测方法实验，由两种方法对比可知，CBR是从复杂到简单进行地学问题求解的一种有效方法。

景观指数是定量分析景观格局的一种常用手段，但目前大部分景观指数，往往只侧重于对景观斑块或格局的几何特征进行简单分析和描述，忽略了景观格局动态变化过程的信息，缺乏将景观空间分布格局与其变化过程相结合的深入研究。作者提出了一种新的景观指数—景观扩张指数 (Landscape Expansion Index, LEI)，与传统的景观指数相比，LEI包涵了景观格局的过程信息，可用来分析两个或多个时相景观格局的动态变化，而传统景观指数则只能反映某一时相景观格局的信息。将景观扩张指数应用于东莞市1988-2006年期间的城市景观扩张过程中，研究结果表明，LEI能够很好的识别城市扩张的三种类型—填充式、边缘式以及飞地式。此外，通过对东莞市城市扩张过程LEI的变化分析，发现东莞市城市扩张规律与城市增长相位理论是相符合的。

传统的空间聚类方法难于脱离“硬划分”的束缚，且不能有效描述空间对象的复杂特征。一维云模型无法准确反映现实世界的多属性特征，简单的数据融合丢失了空间对象的必要信息。标准二维云模型克服了一维云的不足，但是在模拟复杂地理现象的非齐性和非对称性方面显得捉襟见肘。基于以上考虑，提出了广义多维云模型，以分段特性来体现空间对象的综合特征，并推导出模型的数学表达式。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从空间聚类的隶属程度空间分布特征、与模糊C均值的对比研究及与住宅地价的耦合分析三个视角，详实解读了聚类结果。分析发现，广义多维云模型更能体现空间对象的综合特征，空间聚类结果能够反映出空间分布的潜在信息，更为准确的实现了复杂情况下的空间划分。该模型在刻画地理现象中更为合理，但由于地理实体的空间作用极其复杂，建立模型是一项既具体又充满挑战的任务。

Multi-Agent System (简称MAS) 给进行多主体参与的LUCC研究提供一个概念性框架。本文试图通过对多主体决策的模拟，来探讨MAS在微观层面土地利用变化过程中的应用，揭示农户土地利用决策变化的机制。首先，简要说明MAS在土地利用变化模拟中的研究进展和背景；然后，基于B、D、I的决策结构，建立基于MAS的农户土地利用框架；再次，以陕西省米脂县孟岔村为例进行研究；最后，探讨了MAS模型在微观层面模拟LUCC的潜力与不足。研究表明：① 利用可清晰地表达决策产生过程的B、D、I决策框架，构建微观个体 (农户) 的土地利用决策模型；② 利用连续函数，构建同类农户间的相互作用模型；③ 构建市场对农户决策的影响模型，定量分析市场对农户最终土地利用决策的影响，厘定市场、同类农户间相互作用对其土地利用决策的影响；④ 构建的基于MAS的农户土地利用决策模型为从微观视角研究土地利用变化提供了新的方法，同时，也为进一步探索宏观土地利用变化与微观土地利用决策间的互动机理积累理论与实践的经验。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包括：① 决策的尺度变化问题，即单个农户决策与群体农户决策之间的转化问题；② 探索在更长时间里进行农户土地利用决策研究的方法，以期在大量的土地利用资料与有限时间决策之间找到沟通的桥梁；③ 进一步探讨不同农户间相互作用的定量方法和模型，充实农户间相互作用的研究。

利用地理信息系统和空间分析技术，选择北京市为实证研究对象，在近万份实际调查问卷数据基础上，从城市空间结构变迁的角度审视北京城市居民职住分离的空间组织特征和职住分离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北京城市居民单程通勤时间为38分钟，其中通勤时间超过40分钟的人群比例为43.7%，可见北京市居民职住分离程度比较严重；同时，从居住地和工作地的角度都可以发现北京居民职住分离现象在区县尺度和街道尺度存在着明显的空间差异；总体而言城市中心区域职住分离情况好于郊区，在郊区中重点开发的卫星城镇工作机会较多，在这些区域就业者的职住分离问题并不严重；而一些重点建设的大型居住社区由于功能过于单一，这些区域的居民职住分离问题十分突出。集聚分析表明，北京市存在明显的就业和居住集聚区，并且两者在空间上的错位比较明显；对城市居民的通勤流向的分析表明，向心流还是主体通勤方向，但也存在一定比例的逆向通勤，表明北京城市化过程中居民职住分离的空间组织特征正在逐渐演变。

道路网络在城市社会和经济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它是联系商业中心与需求间的桥梁，道路系统的更新与变化必然会对它们的关联产生影响。Voronoi图是划分势力空间的有效工具，基于道路网络分析构建的加权Voronoi图可以模拟城市商业中心功能辐射的实际情形。本文给出了基于道路网络分析的Voronoi图和加权Voronoi图构建方法，通过对各种Voronoi图的比较分析，认为基于网络路径时间分析构建的加权Voronoi面域图在商业中心辐射域模拟中最为有效。将空间相互作用和断裂点理论与网络加权Voronoi面域图相结合，模拟不同交通条件下南京市商业中心辐射域空间格局及其需求覆盖变化，并提取了辐射域的覆盖面积、覆盖人口、最远辐射路径距离和平均辐射路径距离等信息。对商业中心的地铁邻近度与其辐射域的扩张面积进行相关分析，采用域邻接矩阵描述空间划分平衡与不平衡之间的相互转变过程，可分析道路系统变更后商业中心之间空间竞争的变化趋势。分析结果表明商业中心的地铁邻近度与辐射域的扩张具有较大的相关性，快速轨道交通在商业中心空间竞争中发挥关键作用。

以北京市城八区的公共交通为切入点，探索了城市空间结构的评价分析方法。通过“公共交通可达性”指标，将城市实体空间结构的指标与居民对公共交通的满意度连系起来，建立了以满意度为目标的城市空间结构评价体系，并对提升城市空间结构的实体空间因子进行了实证分析。首先，对“公共交通可达性”的各项影响因子进行了梳理，从公共交通服务质量、区域经济特征、道路建设三个方面，提出了包括公交通达度、人口和经济集聚度、道路密度、区位指标等在内的城市公共交通可达性的评价指标体系。其次，构建了以居民满意度为因变量的公共交通可达性评价模型。分析定量揭示了公交站点配置、公交通达度、经济密度等因素对于城市空间结构的优化作用，同时分析表明，公共交通的优化需充分考虑不同属性的居民群体的空间分布规律。据此，从城市空间结构评价的角度分析了北京市公共交通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如下建议：① 市政交通规划的重点应放在五环以内地区；② 实现800 m公交站点服务面积全覆盖；③ 加强各地与市区重要功能节点的公共交通联系来提高其通达度；④ 根据居民的分布和属性特征出台相应的公交服务政策提高不同居民群体的公共交通满意度。

以武汉都市圈为例，通过距离算法、拓扑算法和空间句法模型，构建系列通达性数理模型，定量分析武汉都市圈路网发育的空间结构性规律：武汉都市圈路网整体发育水平和通达性格局保持高度相关性和一致性，空间差异显著；通达性遵循距离衰减律，空间收敛整体效应明显，呈现三大等级圈层和“中心—外围”结构；高等级路网发育不均衡，引起时空距离通达性圈发生“摄动”变形，呈西北—东南向倾斜的“Y”字形结构；拓扑连接等通达性圈更是出现“破碎化”，交通轴线网络呈“轴—辐”式和“鱼骨刺”状空间伸展序；同时，路网发育的等级差异性也导致整个网络伺服效率和应对“拥堵”能力的低下，并形成沿长江东西向、沿京广南北向两条带状集成核，成为整个路网的第一等级交通轴线，控制整个都市圈网络连接性，强化交通轴线交汇处—武汉市的中心性优势；路网通达性这种等级空间格局与圈域城镇体系、交通设施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密切相关，尤其是与高速公路为代表的高等级路网发育水平，表现出复杂的共轭协调关系。

有关自由经济区的静态研究众多，但对其演化规律的归纳与总结较少。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自由经济区的类型划分以及发展演化阶段的回顾，从目标、区位、产业、政策、管理和空间结构等因素入手，归纳和总结出了世界自由经济区演化规律，并建立了自由经济区统一的演化模式，世界自由经济区正由贸易型向综合型类型，由外资和区域优惠导向向区域和产业优惠导向，由特殊经济区向特殊行政区域，由国内向跨边界区域，由劳动密集向资本和技术密集转化，由临近港口向更为灵活的区位和更大的空间的方向发展。根据世界自由经济区演化模式和天津滨海新区的现状与问题，天津滨海新区应选择开放型与封闭型、综合与专业功能型相结合、复合型梯度自由经济区发展模式；随着经济发展和制度创新，中期可以采用封闭型、综合复合型自由贸易区发展模式；远期有望成为类似于香港与澳门的特别经济和行政区。

两个国家 (或地区) 之间的政治关系是影响出入境旅游最重要的因素。1987年台湾当局解除居民来大陆探亲旅游限制，入境大陆旅游客流量急速增长；2008年开放大陆居民入岛旅游，拉开了两岸旅游流双向互动的新格局。1987-2007年的20年间，台海关系波动起伏。依据相关历史文献和统计数据，分析了两岸关系变化对台湾入境大陆旅游客流量的影响。结果发现，当台海关系恶化、危机事件爆发时，在入境客流量统计值、环比增长率和占出岛旅游比统计曲线上形成了明显的“凹形谷”，采用三条理想曲线作为参照系，定量分析了7次危机事件对台湾游客入境大陆客流量的影响。其中，从1994年的千岛湖事件到1996年第四次台海危机，台海关系阴云密布，对入境大陆旅游影响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累计损失客流量50万人次，相对损失率在11.4%。本研究为探索国际关系危机事件对出入境旅游的影响提供典型案例。

基于生态足迹模型，计算了中国1995-2006年人均生态足迹和生物承载力的各构成组分。运用统计—动力学建模方法，构建生态足迹和生物承载力各组分构成比例变化的普适预测模型。结果表明：① 1995-2006年，中国人均生态足迹构成以能源足迹和耕地足迹为主，耕地、林地、建设等足迹比例在波动中不断下降，草地、水域足迹比例先上升后下降，能源足迹比例不断增加；人均生物承载力构成以耕地为主，林地、建设、水域承载力比例相差不多，草地承载力比例最小，其中耕地、草地承载力比例不断增加，林地、水域、建设等承载力比例不断下降，且变化幅度均很小。② 2007-2015年，耕地、林地足迹比例继续下降，草地、水域、能源足迹比例将逐渐上升，建设足迹比例将在下降一段时间后出现增加趋势。耕地、林地、草地等承载力比例将不断增加，其中耕地、林地承载力比例增加幅度很小，草地承载力比例相对增幅较大；水域、建设承载力比例均呈下降趋势。文章还探讨了可能导致中国人均生态足迹和生物承载力构成比例出现上述变化的原因，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并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内在变化规律。研究结果对指导我国调整产业结构、土地利用规划和改善生态环境有较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100年以来，我国地理学走过了艰难曲折和辉煌的发展历程。主要经历了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开创和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20世纪70年代末期、改革开放至90年代后期和跨入新世纪以来四个阶段，这四个发展阶段又明显分成前40年和后60年两个大的历史时期。100年来，中国地理学家都热爱祖国、热爱自然，同时又都具有强烈愿望将自己的研究和教学成果奉献给国家和社会。但是，地理学研究内容、方式等又有近现代之分，发展规模、方向和方式明显不同。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60年，中国地理学发展走过独特的发展道路，主要表现在党和政府重视和引导地理学的发展、“以任务带学科”彰显出我国地理学方向和价值、大型综合性研究及其成果的总结推动理论研究取得重要进展、有一批具有远见卓识的杰出地理学家的引导等几个方面。当然，中国地理学也面临着继承与发展、理论与方法的创新、基础教育与科普宣传等问题的挑战。在纪念近代地理学开创100年的时刻，我们怀着崇敬和感激的心情回顾以往走过的道路，牢记一代代前辈学者们的杰出贡献，决心开创地理学发展新的未来。

中国近代地理学是中西方学术共同作用的结果，葛德石是中国近代地理学史上一位不可忽视的西方学者。他在中国的主要活动包括：通过在上海沪江大学创建地质地理系，为中国培养一定的地学人才；他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中国地理考察，并纠正许多中国地理文本上的错误；他的中国地理研究与著述深化了中国地理的认识，并传播了中国地理知识。与此同时，葛德石与中国地理学界的广泛交往，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地理学的近代化与国际化，而葛德石在中国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发展轨迹。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人文地理学，作为地理学的重要分支学科，在为国家发展服务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在国家发展的过程中学科发展蓬勃兴旺。然而，关于人文地理学的科学地位始终处在议论之中，尤其对人文地理学的研究方法长期处在争论之中。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世界需要了解中国，中国需要走进世界，发挥人文地理学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本文从地理学发展历程阐述人文地理学是地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一方面经济社会政治制度环境的转变需要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国际地位的增强，需要人文地理学为国家发展做出更重要的贡献。人文地理学具有自身的发展规律和研究方法，需要解放思想，注意在经济学的价值规律、社会科学的社会公平价值规律、自然科学的景观分析方法和历史学的历史分析方法以及数量分析等方面进一步深入挖掘。中国人文地理学研究，既需要对已有成果的概括提升，也需要有一种深度挖掘和创新的过程。

中国旅游地理学从1978年至2008年的30年发展历程中，诸多研究者在不同时期对旅游地理学的发展进行了分析和评价。但是现有总结和评价仍多是基于学科内部视角，缺乏站在中国社会发展宏观背景、学术发展整体背景以及旅游业实践背景下的外部视角。因此本文将主要从外部视角来回顾、评价旅游地理学的发展。根据不同时期研究价值取向的差别，将中国旅游地理学30年来的发展划分成三个阶段：理想主义阶段、现实主义阶段、理想主义的理性回归并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阶段，各阶段的时间跨度均大致为10年。通过总结各阶段旅游地理学的主要进展反映不同价值取向对研究和学科发展的影响。文章最后指出，由于中国目前并没有具备旅游地理学彻底地理性回归的现实条件，当前的理性回归是基于知识分子内省的个体选择，因此这种理性回归究竟能否持续仍存疑问。

农村空心化是城乡转型发展进程中乡村地域系统演化的一种特殊形态。研究农村空心化是乡村地理学的天然职能，具有独特的学科优势。地理学研究农村空心化问题，主要着眼于乡村地域系统综合性、动态性和区域性视角，侧重梳理并规范农村空心化现象描述与空间模式构建、形成机理与动力机制、空心化效应与响应机制、整治潜力类型与优化调控等农村空心化命题研究；提炼并发展空心村演进的生命周期、代际演替空间型式、农村空心化动力学机制和农村空心化调控“三整合”等基础理论；结合农村聚落空间格局和聚落演进的影响要素分析，提出我国农村空心化调控的重点与研究主题；基于山东禹城市典型案例分析，探讨了禹城市空心化村庄整治的基本准则、发展理念与规划方案。通过实施空心村整治示范工程，重点研究空心化村庄整治引领新农村建设、耕地红线保障和城乡土地统筹配置“三位一体”目标的机制、政策与模式。

影响空心村形成演化的因素主要涉及经济、自然、社会文化及制度与管理四个方面。基于区域经济社会与自然条件的差异性决定差异化的空心村类型这一原理，划分了空心村演化类型及类型区域。重点揭示了城乡结合部和平原农区空心化村庄发展演化的阶段特征。城乡结合部典型空心化村庄会在原址上完整演绎着实心化、亚空心化、空心化和再实心化等四个阶段；平原农区的空心村主要包括外出务工型集中高度空心化、外出务工型分散高度空心化、农业主导型集中低度空心化、农业主导型集中高度空心化等四种类型。一般状态下空心化村庄发展演化所表现出来的阶段性，大致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时段特点相对应。最后，结合高分辨率航片(0.25m)和入户调查数据，基于平原农区村庄空心化演化的案例研究，剖析了农村空心化演化的动力机制。

使用统计学方法从微观上研究了北京市城市居住用地价格的驱动力因子，包括可达性、土地开发强度、文体基础设施和新型交通方式等。利用T检验以及Pearson相关分析法确定驱动力因子为与市中心、与火车站的距离、容积率、1000 m以内的公交路线数、1000 m内是否存在轨道交通和文化设施，并用因子分析将6个因子分为四类。岭回归方法表明这6种因子贡献了自变量Y变化的73.2%，其中与市中心的距离是影响居住用地价格的最重要因素，距离越大居住用地价格越低；容积率与居住用地呈明显的正相关，容积率越高，地价越高；与火车站的距离、1000 m以内的公交路线数等可达性因素对居住用地价格也有影响。1000 m文化设施与轨道交通对周边的土地价格存在明显的增值作用。基于此，本文提出发展轨道交通、改造低效率土地利用方式和加强小区文体设施建设等建议促进城市地价空间分布的优化，提高城市的整体价值。

对无锡市30年遥感影像分析表明，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无锡市城乡过渡地域用地形态主要以郊区农业形态存在，从1998年以后，郊区农业形态消失。城乡过渡地域从行政区划概念下的郊区嬗变为具有新型城乡关系的城乡耦合地域，但行政区划的调整滞后于空间用地形态及社会属性的嬗变；通过建立嬗变模型，分析影响无锡市城乡过渡地域的嬗变因素，外部控制因素主导着城乡过渡地域嬗变，同时引导内部控制因素变化，并且城乡过渡地域嬗变具有不可逆转性，城乡统筹规划中应强化乡村外部条件促进乡村发展。

沟域经济是山区发展的新模式，基本涵盖了沟域发展的各个层面，是独具山区发展特色的经济地理形态。以沟域为载体的山区要素布局的空间耦合关系是山区发展的新命题，理论与现实意义重大。结合多年的山区发展研究，在初步探讨了沟域经济的内涵和空间组织过程的基础上，分析了北京山区沟域经济发展的现状，并对北京沟域经济发展的空间布局特征指向及其影响进行了研究，最后建立了沟域经济空间组织的合理模式框架。研究认为，沟域经济对北京山区新时期的发展转型作用重大，首先它不以行政区域界限为边界，基本串联了山区的大部分村庄，并与主要交通线走向重合，因此至少能在山区产业结构调整、城乡统筹发展等方面会对山区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其次，通过分析认为目前北京山区沟域经济发展正处于第二次集中型空间组织阶段，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产业优化是这一阶段的特点，因此北京沟域经济的发展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协调好山区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促进山区的综合开发。北京山区沟域经济发展模式的成功实践一方面支持了北京山区功能转型的战略决策，另一方面也为其他山区发展提供了借鉴和指导意义。

论文通过空间聚类分析方法，在基于认知率和位置关系划分认知地点类型、街道类型的基础上，讨论了北京城市地名认知率的空间差异性、基于地点—街道的空间认知关联模式，并得出三方面的结论。第一，北京城市空间认知差异性明显。从地点类型来看，城区南部中心城区和近郊区的认知率低且分布集中，东北部近郊区认知率低且离散性强，西部中心城区和近郊区认知率高且集中，东南中心城区认知率高且离散。从街道类型看，中心城区街道认知率高，外围街道认知率低，表现为中心—边缘结构。第二，各类型街道对23地点的认知率与距离之间表现为不同的结合型式，有近距离—低认知率型、近距离—高认知率型、中距离—中认知率型、远距离—低认知率型、远距离—高认知率型。不同结合型式中距离对认知率的影响因结合型式而异。第三，北京城市空间的认知曲线存在双峰，一峰表现为近距离、高认知率特征，具体位置随认知地点而异；另一峰表现为远距离、高认知率特征，主要是城市中心区认知地点。

立足旅游圈的“组合产品”属性，引入游时和旅径分别从时间尺度和空间尺度来衡量旅游圈规模，从而发展适度旅游圈时空规模分析的可计算模型，并对长江三角洲旅游圈进行了案例研究。结果表明：① 适度旅游圈规模与游客出行尺度显著正相关，以游览时间 (T1，天) 表征的适度旅游圈时间规模随游客出行距离 (D，km) 增加而呈现出T1 = 0.0715D0.5666 的幂函数形式增长；以旅径 (?渍，km) 测度的适度旅游圈空间规模随游客出行距离增加而呈现为“Y”型模式的分段函数关系，其中当D ≤322 时，?渍 = 0，而当D > 322 时，?渍 = 253.6 lnD - 1464.6。② 在中国大陆，仅考虑市场因素，距离目的地300 km以内的近程市场需求是旅游地发展的基础性力量；而300 km以外的市场需求则驱动了旅游圈的形成和扩张，且其规模的增长具有收敛性，就适度旅径而言不宜超过600 km。③ 旅游圈以连续型游时和离散型旅径之间的“时空联动”实现从一个规模状态向另一个规模状态的“跃迁”，形成嵌套结构；就长江三角洲旅游圈而言，沪苏杭圈和沪宁杭圈已经发展成熟，并分别试图向沪苏黄圈和沪宁黄圈跃迁，而新的沪杭甬圈也正在形成。

体现旅游地地方特征的元素是各种类型旅游体验设计的源泉，引导不同文化背景的游客进行体验认知，形成游客的综合体验感。地方感包含了地方的客观特征和人们的主观认知两方面，而旅游地地方感的认知由地方认同和地方依赖两方面构成：其中地方认同主要来源于游客对地方独特性的感官、情感，以及对地方原真性的思考体验；地方依赖则主要来源于游客对地方依赖性的功能要素的体验。本文归纳旅游地地方感的构成要素，构建了由3大部分、11个因子构成的游客地方感认知测量的指标体系，通过问卷调查对游客的地方感认知进行定量调查。基于调查数据统计得到所有因子的评价得分，采用皮尔森相关分析的方法分析所有因子之间的相关关系，归纳得到游客地方感认知的规律，以便为旅游地开发、规划、管理提供参考。

历史政区地理研究是中国传统舆地学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现代历史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大一统王朝,秦代的郡县设置问题一直是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难点问题,由于秦祚短促,加之文献记载的阙如、歧异,秦代的郡县设置问题一直未能得到真正解决。后晓荣博士著《秦代政区地理》一书,所针对的正是这一历史地理学界的重大问题。该书作为东方历史学术文库丛书之一,已于2009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书中作者利用新材料和新研究手段重新审视秦代历史地理,特别是秦代政区地理中郡县设置的重大问题,得出了仅靠传统文献无法得出的新的结论,提出了秦置54郡的见解,又考证落实了近700个秦置县,从而促进了秦代历史地理问题的研究。

航空运输是现代交通运输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机场和航线构建的网络是其提供运输服务的空间载体。基于复杂网络理论,借助度分布、平均路径长度、簇系数、度度相关性、簇度相关性等指标对以城市为节点的中国航空网络空间结构进行分析,发现其度累计概率分布表现为具有置信度较高的指数分布,且具有较小的平均路径长度(2.23)和较大的簇系数(0.69),整体结构呈现"小世界网络"的特点。由于中国航空网络规模较小,且新建机场倾向于直接与最高级枢纽机场建立航线联系,不利于区域枢纽机场的形成。因而除顶层结构(北京—上海—广州)外,中国航空网络的其它层级结构并不十分明显。从节点的度、簇系数、可达性等指标及其相关性分析,中国航空网络空间结构特征差异明显,表现出较强的集聚性,且可达性与城市体系上层结构在空间分布上较为吻合。随着中国航空运输需求的快速增加,未来航空网络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将进一步表现出向具有"无标度"特征的"小世界网络"演变的趋势,航空网络的空间结构将日趋复杂化。

新疆是典型的绿洲经济,资源能源丰富,生态环境脆弱,实现新型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和谐发展是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和解决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在新疆铁路沿线12个绿洲城市组成的区域经济系统的基础上,构建"城市—工业"系统中的城市化和新型工业化两个子系统,阐述了两者的交互作用机理,建立同步性、耦合度和有效性三个指数分别衡量两个子系统综合水平的一致性、系统运行的有序状态和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有效程度。并分析了2000、2004和2007年新型工业化与城市化和谐度的时空分异现象,探讨了2007年12个城市和谐度的四种类型以及对应的系统基本特征。研究表明,政策要素对新疆新型工业化和城市化系统的作用明显。核心城市具有良好的系统基本特征,各个城市整体水平逐年提高。系统和谐度南北差异较大,高水平和谐的城市集中在优势明显的区域增长极。2007年新疆12个城市的系统和谐度类型可以描述为"一优、三高、六中、二低",不同的类型对应着不同的系统基本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