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异质性是地理空间数据特殊性的重要体现，也是地理空间分析方法研究长期关注的核心议题。近年来大量细粒度地理空间数据的出现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为空间异质性建模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从描述对象角度，空间异质性可分为属性异质性和过程异质性；从建模方式角度，空间异质性建模可分为连续建模和离散建模。依据上述分类方法，本文总结出空间异质性建模的主要任务为空间区域划分、局部空间回归、分区域空间回归，并综述了每种任务的代表性方法。本文进一步综述地理空间人工智能领域针对空间异质性发展的一系列方法，讨论了将空间异质性融入神经网络模型结构设计的方式。未来，方法体系相对成熟的空间区域划分、局部空间回归仍将保持生命力；而分区域空间回归、顾及空间异质性的人工智能方法尚有较大的探索空间，是后续研究值得关注的方向。

冲积扇是山区河流（或沟谷）出口常见的扇形堆积地貌形态。发育成熟、稳定的冲积扇是山区生产生活的良好区域，但同时也是山洪、泥石流等灾害的潜在易发区。冲积扇研究有助于理解区域环境、地貌演变动态和规律，促进山洪、泥石流灾害合理防控，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实践意义。尽管国内外对冲积扇已开展大量研究探索，但多侧重于地貌形态、沉积历史/特征及环境反演，而对其发育机制及地貌效应等的揭示总体上仍较为滞后。本文系统梳理和总结目前冲积扇动力过程、发育机制及地貌动态研究的主要进展，包括当前研究的主导技术路线（野外调查和模型实验），扇体发育的主要/次要过程、流路改道机制、支流—主河相互作用，以及冲积扇发育对泥沙产输和地貌过程的影响；并探讨未来研究应加强的若干方面。冲积扇发育动力过程的野外原型观测目前仍较为薄弱，作为野外调查和模型实验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补充，这方面的工作亟待加强，以拓展和深化冲积扇发育机制研究，促进对区域河流泥沙动态和地貌过程的科学认识。

能源转型已成为当前及今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风险、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能源供给安全的关键选择。但在多重目标约束下，能源转型的不确定性和挑战仍然较大。为此，本文从能源系统结构演化出发，对能源转型的基础概念、研究方法、问题挑战进行文献综述和探究分析，得到如下结论：① 碳中和背景下的能源转型已由“技术”驱动转向“问题”驱动，且不同地区和国家能源转型进程差异明显，政策调控、技术创新、市场机制与主观行为成为能源转型的关键驱动因素。② 针对能源转型的量化研究主要集中于能源转型程度的评价及其趋势预测，但由于涉及能源、经济、环境、社会等多系统的耦合联动，模拟预测的“黑箱”效应较为突出。③ 已有研究对能源转型的经济、安全与社会效益认识存在分歧，能源转型挑战与不确定性仍然较大。未来能源转型研究需兼顾气候变化与经济发展需要，采取多样化转型手段，注重供需协同、区域协同转型，持续加强多尺度建构—关联研究。本文旨在增进对能源转型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理解，为地理学者开展能源转型研究提供学术参考。

20世纪以来，热带气旋活动在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发生了明显变化，登陆中国热带气旋的特征和趋势如何变化仍需进一步明确。基于中国气象局热带气旋最佳路径数据集资料，分析了1949—2022年登陆中国热带气旋的时空特征及变化趋势，并探讨了厄尔尼诺—南方涛动（ENSO）和太平洋年代际振荡（PDO）对登陆热带气旋活动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年均登陆中国的热带气旋约8.85个，总体呈显著减少趋势且随纬度降低降幅增大，但登陆热带气旋占生成总数的比例以及台风及以上等级热带气旋登陆占比均有增加；7—9月登陆中国热带气旋的数量占全年的76.3%，其中8月份最多。② 空间特征上，热带气旋登陆中国的位置主要集中在18°N~26°N，约占总数88.2%，30°N以北区域登陆的热带气旋频数锐减；登陆热带气旋的生成位置重心向西北方向移动趋势显著，愈加靠近中国，2010—2022年热带气旋生成位置的重心相比1949—1969年西移4.5个经度、北移2.0个纬度。③ ENSO与生成和登陆中国热带气旋频数的年际变化存在相关性，厄尔尼诺年促进了强热带气旋的形成，并且使得登陆热带气旋的生成位置更加偏向东南，拉尼娜年则相反；PDO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热带气旋的生成，当处于PDO的暖位相时，生成热带气旋的数量较冷位相偏少且位置偏西。本文进一步厘清了1949年以来登陆中国热带气旋特征的变化趋势，并揭示了ENSO和PDO对热带气旋活动的影响，研究结果可为开展热带气旋模拟评估和防风减灾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刻转型，土地利用转型已成为一个涉及多学科、多维度的复杂研究领域。本文综合运用文献计量分析与系统综述方法，从发展脉络、理论框架、模型方法、效应机制及调控路径等维度系统梳理中国土地利用转型的研究进展。研究发现：① 自2001年土地利用转型研究被引入中国以来，该领域在项目资助、论著发表和人才培养等多个方面得到蓬勃发展，通过热点分析发现研究从技术驱动转向政策与经济驱动，最终聚焦多功能协同与可持续发展；② 理论研究可分为描述—解释、过程刻画与诊断、互馈机制与调控3个层面，并形成了“显性—隐性”形态耦合的研究范式，转型测度方法呈现3S技术集成、数学模型模拟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立体化特征；③ 土地利用转型的社会经济效应表现为农户生计、要素流动和产业升级的级联响应，生态环境效应则呈现负向效应与正向协同效应的双向性特征；④ 从“要素—结构—系统”解析了土地利用转型的驱动机制，并从工程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政策干预和多元协同治理多个维度探讨了其调控体系；⑤ 未来研究需通过理论与方法论创新，重点攻关转型测度的模型方法、互馈机制及优化调控等难题。本文为建构中国特色的土地利用转型研究理论体系提供知识支撑，也为国土空间治理现代化与城乡融合发展战略实施提供决策支持。

数字交通背景下，网约车与公共交通使用和建成环境的关系是城市地理学和交通地理学共同关注的重点论题。然而，目前仍缺乏从时空维度量化网约车对公共交通出行的影响，也未明确建成环境在其中发挥的作用。通过引入需求弹性理论与大数据技术，提出网约车出行替代效应时空测度方法，并发展了一种高效、动态、精细化的建成环境量化方法。运用随机森林和可解释机器学习模型，重点剖析了影响替代效应的多因素非线性交互与时空耦合作用。成都市的实证研究表明：① 出行效率是影响公共交通竞争力的关键。同一行程下的公共交通行程时间是网约车的2.0~3.5倍，其中需花费10 min的步行时间来完成最初/最后1 km，且需要0~2次换乘。② 中心城区的网约车出行对公共交通产生明显替代效应，工作日和休息日分别有28.69%和27.08%的网约车出行替代了公共交通，并在高峰时段明显增强。③ 目的地可达性对替代率的正向贡献度最高，其次为人口社会经济要素，城市空间形态和公共交通可达性对替代率的影响程度相对较小。④ 建成环境对替代效应的影响呈现出非线性交互特征，且阈值区间和交互影响强度随时间的动态变化而差异显著。研究不仅突破了传统静态“空间-行为”研究局限性，也为城市交通出行优化和建成环境的精细化调控提供了应用参考。

依据人地关系的类型差异，探索乡村振兴的创新路径与地域模式，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主题，也是乡村地理学研究的前沿课题。本文在系统梳理乡村发展范式演进规律的基础上，融合知识扩散和社会创新等概念，提出了知识驱动乡村新内生发展的创新路径。本质上，“知识驱动”是通过科学知识或经验在乡村地区的生产、传播、反馈和再生产等，吸引不同主体参与创新行动，形成集体认同和乡村发展解决方案的过程性创新。机制上，“知识驱动”可建构乡村转型的新话语体系、赋能乡村地方主体、搭建超越地方的网络链接，推动乡村行动者网络重组，转变乡村内外部主体的观念、态度与行为，实现知识乡村地方发展的技术路径更迭。实践中，“知识驱动”是一个多主体参与和多层级联动的复杂过程，包括知识或试验场搜寻、兴趣表达与扩散、集体学习与协调3个主要环节。当前需突破城镇化导向的“中心—边缘”思维定式，壮大城乡知识流动和创新的中介群体，畅通乡村地方与超地方主体的互动通道，推动乡村地方全面创新与现代化转型。

中国空间治理愈加强调对国土未来合理演化过程的设计，理性判读先发国家空间优化与调控中可能面临的共性问题和治理经验，是提高国土空间规划对未来预判能力的关键途径。本文从国家尺度解析1976—2021年日本国土空间时空结构、空间转型及空间冲突的时空演化特征，并在识别关键驱动因子基础上模拟日本未来国土演化趋势。研究结论为：① 1976—2021年日本城镇空间剧烈扩张的同时生态环境持续优化，但农业空间规模和粮食产量大幅下降，日本国土农业生产能力日益退化造成巨大粮食安全问题，同时人口向经济发达、地形平坦的平原和湾区集中引发了严重空间冲突。② 日本国土空间演化具有明显阶段性特征，全国经济波动和人口结构变化对国土空间演化整体方向未产生显著影响，但能有效改变演化的速率和进程。③ 多种情景下的模拟结果表明日本未来国土空间格局并不会发生结构性变动，农业空间将被持续侵占，伴随着乡村人口不断流失和老龄化程度加深，其国家粮食安全危机将进一步加重，同时日本极有可能在未来10~15年联结东京—中京—近畿三大都市圈形成世界级的巨型老龄化城市群。

正在兴起的大规模低轨卫星星座（简称星链）和人工智能技术为地理学研究范式变革提供了历史性机遇，推动地理学继定性地理、定量地理、数字地理之后迈入“星链智能地理”的新纪元。在“星链智能地理”的发展框架下，未来地理学研究可依托星链提供的高时空分辨率监测数据，在多尺度（特别是全球尺度）上精准捕捉地理要素的高时频动态变化；通过耦合物理模式和人工智能技术，可实现自然与人文要素相互作用复杂过程、系统状态和界面变化的模拟实验，深化对变量耦合、多过程级联效应及遥相关机理等地理学核心问题的认识。为推动“星链智能地理”发展，亟须打造依托星链的新一代数据采集共享平台，无缝绘制全球地理资源要素“动态一张图”；构建物理和AI耦合的地理模拟器，实现地理要素、图景变化及影响的智能模拟预估。

中药源于自然、承于历史、用于社会、兴于产业、惠于区域，中国古人很早就开始研究中药与产地的关系，这体现出中药与地理密切相关，也是中药形成的自然道法，但目前尚未形成中药与地理交叉融合的学科。本文基于本草、中药资源、中药产品、中药产业和中药事业的地理特征，解析中药地理学药地关系的研究框架，初步剖析其研究对象、科学问题、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表明：① 中药地理学是研究中药时空分布特征和药地关系的科学，是以产地划分为基础、以道地药材为特色、以保证健康用药为目标，在地理空间层面研究中药的地域差异、空间格局、药地关系及可持续利用的一门学科。② 中药地理学在中医“因天之序”的基础上，基于中药“应地之异”特点，从药用、时间和空间3个方面，秉承“因地选药，因地承药，依地用药，因地制药，见地及药”的理念，研究药地关系。③ 中药地理学研究具有交叉性、综合性、区域性和动态性，融合了中医药学、地理学的研究成果和理论方法，开展中药资源的生态属性、中药（本草）的时间属性、中药产品的社会属性、中药产业的经济属性和中药事业的区域属性五个方面要素的地域分异、空间结构和演化规律的研究。④ 中药地理学将中药与地理交叉融合，利用产地识别、产区变迁和空间关系模型等技术方法，遵循微观与宏观结合、定性与定量结合的原则开展“药地关系”研究，以促进药理、医理、易理和地理相通，拓展中药学和地理学的研究内容。

主体功能区是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的基础制度，核心目标是以差异化的功能定位，引导要素有序流动，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本文基于2000年、2010年和2020年3次全国人口普查分县数据和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主体功能区规划对人口分布变动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主体功能区规划对人口变动的影响总体符合政策导向。规划实施后，人口在优化开发区的增速下降，重点开发区加速增长，农产品主产区加速减少，重点生态功能区由增转减；以农产品主产区为参照，规划的实施强化了重点开发区的人口集聚优势。② 规划实施效果具有区域和等级双重异质性。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县域人口变动多半符合规划导向，而重点开发区的县级单元仅四成实现了人口加速集聚的目标；国家级重点开发区的影响强度约为省级的2倍。③ 限制开发区向城市化地区的迁移仍以跨区域为主，很难实现人口“集中均衡”布局的目标。④ 规划的实施改变了各类主体功能区人口变动的影响因素。优化开发区的二产重要性弱化、三产带动力增强，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经济因素弱化，都符合规划导向；但重点开发区的工业化作用有限，农产品主产区则持续受到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深刻影响，二者与规划导向均有明显偏差。新一轮规划可适度集中城市化地区的布局，明确重点开发区的开发时序，对各类限制开发区提出更具针对性的管控要求。

“形流融合”是为理解人类活动高度集聚地区复杂人地关系所提出的重要概念。当前对于地域空间格局研究逐渐由基于物质空间要素或要素流联系的单一视角，转向强调要素流动和物质空间要素的平衡与综合分析，但对形流要素的耦合协同与交互关系以及形流融合视角下的都市圈国土空间优化研究尚待深入探索。本文立足于“中心流”与“中心地”结合、人地互动关系等理论，对“形流融合”这一概念的理论基础进行梳理，剖析形流融合的内涵价值与内在作用机制，探索形流融合视角的都市圈国土空间优化研究框架与具体路径。本文认为，人地互动关系是形流融合的重要理论基础，形流融合是人地关系协调的重要表现，为理解人类活动高度集聚地区的复杂人地互动关系提供重要视角。面向生态文明建设和国土空间规划实践需求，探索建立形流要素融合分析的都市圈综合评价、空间布局引导、仿真模拟和优化调控体系，并从形流融合视角进行都市圈国土空间格局优化，形成要素流动与本地资源互动的都市圈协调发展路径。

预估气候变化和水库运行对流域水文情势的影响，对于变化环境下流域水资源安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水生态修复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经偏差校正的气候模式数据，应用改进水库模块的SWAT模型和水文指标法，预估了21世纪气候变化和水库运行对长江流域水文情势的影响。研究表明：① 相较于原模型，改进水库模块的SWAT模型对典型水文站日径流和水文情势指标的整体模拟效果有较好提升，其中日径流模拟值与观测值的NSE（Nash-Sutcliffe Efficiency Coefficient）和KGE（Kling-Gupta Efficiency Coefficient）分别提升0.01~0.26和0.01~0.08；② 未来气候变化使长江流域径流呈上升趋势，其中1—4月份流量增加较为明显（最大增幅为17%），同时增加了汛前流量变异性（最大增幅为18%）、极端洪峰流量发生次数、极端洪峰流量历时和流量正变化率；③ 水库运行增加了枯季径流（最大增幅为67%），减少了极端洪峰流量的发生次数（最大变化幅度为-16%），并缩短了极端洪峰流量（-10%~-4%）和极端枯季流量（-51%~-38%）的历时，提升了径流的稳定性。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运行部分抵消了未来气候变化对径流的影响，但受调蓄规则和库容总量的局限其对径流的调控能力仍很有限，未来需要充分考虑气候变化的影响规划水库建设或动态优化水库调蓄规则。

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要求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全面振兴耦合协调发展。本文通过构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全面振兴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修正的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马尔科夫链、随机森林模型等方法定量分析2007—2022年中国中部地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全面振兴耦合协调类型的时空演化特征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2007—2022年中部地区的耦合协调类型经历了“中度失调→勉强协调”的转变，严重失调地区逐渐消失，优质协调地区逐渐出现，耦合协调关系不断优化。空间分布上，耦合协调高值区保持省会集聚，低值区转向西部边缘和豫皖鄂省际边界区，边界效应逐渐显现。② 不考虑邻域条件，耦合协调状态的转移存在“路径依赖”和“自身锁定”效应，同时表现出“俱乐部收敛”现象，存在向更高层次转移的可能性但难以实现跨越式发展。地理背景在耦合协调状态演进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马尔科夫预测结果也证明了这种空间溢出效应将长期存在，耦合协调状态的长期演变趋势较为良好。③ 在耦合协调发展过程中，产业发展水平发挥着核心主导作用，区域投资水平、科技创新水平、人力资本水平、人口从业结构发挥着要素保障作用，地理空间距离则产生制约作用。最后，本文提出了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以期为中国中部地区实现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全面振兴协调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秦岭北麓峪道深切秦岭主脉，是洞察秦岭地质、地貌、生态与水文演化的“天然窗口”。据此，本文利用Google Earth遥感影像、DEM数据及水系矢量数据，结合ArcGIS、GlobalMapper等多模态空间识别与数据解译，获得秦岭北麓峪道空间分布与发育特征，并探究其与关中水系承袭关系。研究结果表明：① 依据峪道地貌、长度、道路及水系提出峪道统计标准，并结合等高线地形、数字海拔模型进行区划判读，统计出峪道实际为206条；② 基于遥感解译可视性和峪内存在水系原则，抽取76条代表性峪道统计，按照长度≥15 km、5~15 km、<5 km划分大、中、小型峪道，西安段发育最为密集，以中型峪道为主（44.74%）；③ 峪道走向多为N0°~NE30°，与汾渭断陷走向近似垂直；峪口海拔呈正态分布，集中于500~800 m之间；峪道间距呈“大峪夹小峪”韵律分布；④ 峪道中线海拔为600~1500 m，坡度为0°~20°，峪口宽度为30~90 m，峪口形态多为“U”型、“V”型及倒梯形；⑤ 秦岭北麓峪道与渭河水系具有密切承袭关系，“长安八水”之六发源于秦岭北麓，呈“多源汇流”特点。研究结果可为秦岭标志性地理标签—峪道研究提供本底数据支撑。

着眼于“一带一路”建设投资安全性，从政商环境与政治倾向两个维度剖析“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家（地区）地缘环境。结果显示，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沿线国家（地区）政商环境略有改善，但空间差异较大，呈现东西两端较好、中部较差的格局；各国家（地区）政商环境无明显的空间依赖性，但有微弱的向好的同质化趋势，其中低分值国家（地区）主要位于前独联体国家、中东及中南半岛地区，这些国家（地区）彼此关联较弱，表现出“同而不和”的特征，因此，“一带一路”建设宜集中连片突破。政治倾向评价结果显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政治分化明显，对华态度不一，且随着对华态度的升温，政商环境呈下降态势。二者的负相关表明，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地区）相对而言政局动荡、经济落后，他们希冀借力“一带一路”实现本国发展。因此，“一带一路”建设在充分考虑投资安全的同时，需积极宣传中国价值观，争取更多政商环境良好国家（地区）的支持和参与。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政商环境落后及政治分化的现实存在，中国迫切需要探索符合“一带一路”地缘模式的地缘政治理论，为“一带一路”建设保驾护航，同时通过重塑地缘战略叙事重夺政治解释话语权。本文关于政治倾向性的定量评价研究，为国别与区域政治分化研究提供了初步探索，也为推进地缘环境研究提供参考。

为实现“双碳”目标，需要在中国现有国情和制度框架下，积极探索国土空间的“双碳”响应战略，创新发展国土空间减排增汇路径研究。目前关于助力碳中和的讨论重点聚焦单一空间、单个部门的减碳维度，缺少面向“双碳”目标的多空间、多部门的整体统筹以及具体路径的论证研究，导致不同国土空间减排增汇的目标定位和权责关系不清，总体任务无法针对性分解并具体落实。对此，本文在统筹考虑生态、农业和城镇“三类空间”功能属性和交互作用的基础上，首先建立了“三类空间”碳收支效应的认知框架，提出“三类空间”减排增汇路径的设计原则。其次，结合“三类空间”承担的减碳份额，根据各路径的应用现状、历史贡献、适用范围及未来潜力，进一步总结提炼生态空间固碳增汇、农业空间减排增汇和城镇空间减排降碳的多空间协调行动路径，来助力实现可持续的生态修复、农田管理和城镇管控，促进形成未来国土空间一体化下的减排增汇优化策略和绿色转型应对方法。

在中美贸易战全球地缘政治危机背景下，地缘政治与新风险的互动成为GPN 2.0研究的新方向，研究领先企业的全球生产网络的重构进程、战略反应和完整的因果解释动态具有现实和理论意义。本文利用2023年在上海、深圳、东莞调研的华为及其供应商32家企业访谈数据，研究了在当下中美地缘政治危机中最首当其冲的领先企业华为，从全球生产网络向部分国内生产网络的重构过程，尤其关注了它由深圳向东莞的产业再转移过程中的空间逻辑、区域再布局、行动动者策略和因果驱动机制。研究发现：① 华为重组的行动者战略主要有3种，一是基于龙头企业带动效应的企业间控制，二是寻求替代性战略伙伴的企业间合作，三是华为与深圳、东莞地方政府议价的企业外博弈战略。重组的焦点分别围绕着地理邻近性、战略联盟的国产替代、土地与房地产、5G市场展开；② 华为重组的动态因子有3种，一是成本—能力比率，主要考虑到降低土地成本和重新优化研发总部、华为南方生产基地、人才培训和员工配套职能；二是市场动因，以ToB为核心开拓国内新的5G市场，形成3大业务集团+5大军团模式，以深圳和东莞的智慧城市项目为主开拓本地市场；三是中美贸易战的风险环境推动了华为扶持国内多元产业链条；③ 华为重组的行动者战略与因果机制有着紧密的互动，风险环境驱动华为的企业间控制，市场动因和风险环境影响华为的企业间合作，优化成本—能力比率和挖掘5G/房地产市场又是华为与地方政府企业外博弈的核心。

中国乡村绅士化研究偏重小微尺度的个案描述与质性分析，缺乏中宏尺度绅士化乡村的量化识别与类型研究。以南京534个乡村社区为研究对象，采用手机用户画像数据，结合定量评价聚类模型和典型案例比较方法，对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绅士化乡村进行空间甄别、类型划分与特征刻画。根据绅士化乡村的空间区位、资源禀赋和主体行为属性，综合辨识出旅游文创型、企业带动型、舒适移民型和城郊通勤型4类绅士化乡村。旅游文创型乡村依托自然与文化资源，吸引资本商业开发、城市游客消费和村民自主经营，呈现旅游驱动的社区自我绅士化特征；企业带动型乡村依靠加工制造企业培育吸聚非农从业人口，体现出东部发达地区乡村绅士化特色；舒适移民型乡村凭借舒适康养资源，通过打造完整社区形成舒适移民与度假旅游的社区氛围，形塑“外源主动输入式”绅士化特征；城郊通勤型乡村依托区位与“租差”优势，招徕房地产资本投资，年轻白领群体往返于城乡“钟摆式”工作和生活，呈“外源整体植入式”绅士化特点。南京乡村绅士化主要遵从“区位—资源”规律，受“内生—外源”驱力交互作用。在“星球绅士化”语境下，可为中国特色乡村绅士化理论发展提供东部地区案例支撑，形成对都市区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的政策启示。

延误模式反映了机场之间空间交互关系与特征，已有研究大多聚焦于静态或单一机场延误模式探索，忽视了机场延误的复杂非线性动态变化特点。本文提出机场延误模式动态时空异质性分析框架，通过延误网络构建、G_i^*统计、Mann-Kendall趋势检测、网络节点影响力测度构建PageRankCube模型，对中国247个机场2021年10月约35万条航班记录捕捉进港延误、离港延误、飞行延误3种延误影响力网络的时空异质性模式。研究发现：① 机场延误影响力的共性时空模式呈现出“东强西弱”，“南强北弱”，高置信度冷热点多中心聚集，较低置信度冷点分散分布的特点；② 京津、长三角、珠三角与成都等大中型国际机场形成连续、增强的高延误时空影响力；东北地区、中部西部地区的中小型机场时空上呈现持续较低的延误影响力；③ 相较于离港延误网络，进港延误网络在时空分布上展现了更为显著的异质性特征，飞行延误与进港延误两种网络之间的时空异质性表现出较高的相似性；④ 增强热点型机场不仅具有强大的延误影响力，且易成为引发或传导大面积延误的关键环节；持续冷点型机场呈现出离散边缘化的结构特征，展现出“小世界”的网络特性。本文克服了传统静态延误模式分析的局限性，实现延误模式的动态时空异质性捕捉，为航空管控策略制定提供技术支撑。

推动社会绿色转型是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国家战略的内在要求和关键任务，现阶段专门针对社会绿色转型的定量表征及时空规律研究相对薄弱。为此，本文引入社会心理学理论构建社会绿色转型定量表征框架，以中国19个城市群为研究区域，按照“格局—过程—效应”研究逻辑，集成熵权TOPSIS、空间马尔科夫链、随机森林等方法，依次揭示城市群社会绿色转型的时空演化格局、时空转移过程及其对经济绿色转型的动态影响，最终尝试提出面向区域的全面绿色转型定量表征框架。研究发现：① 2011—2019年中国城市群社会绿色转型水平呈波动上升态势，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引领社会绿色转型，长江中游、天山北坡、兰西和宁夏沿黄城市群社会绿色转型相对滞后。② 城市群社会绿色转型存在俱乐部趋同现象和空间溢出效应，社会绿色转型存在路径依赖和空间依赖，跨等级和跨区域跃迁概率较低。③ 社会绿色转型是城市经济绿色转型的重要驱动力，且其驱动效应逐年强化，社会绿色转型对纵深推进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战略的作用日益深化。本文一定程度上健全和完善了既有区域绿色转型评价领域的研究议题，为该领域更好衔接和响应当前全面绿色转型战略背景提供了新方法和新思路。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余年，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港口建设，为充分厘清港口建设成效，丰富“一带一路”发展研究。本文采用港航大数据、城市数据等构建“港口活力指数”指标体系，从生产、运输、服务和辐射4个维度采用17个基础指标测算活力指数，评价2013—2022年间港口发展活力水平。结果表明：① 2013—2022年“一带一路”沿线中国投资港口整体活力指数快速提升，亚洲和欧洲长期是港口活力的规模重心，而非洲是增长重心；② 港口间活力增长具有显著差异，投资运营一体化港口相较于仅承建港口具有更高的发展活力；③ 中国港口建设公司通过承建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港口，承担大国责任和担当，帮助缺乏运输能力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快速获得对外运输能力；④ 码头运营公司和船公司在发展基础条件优、位于关键航运通道、经济风险小等优势地区参与投资运营港口，确保港口投资成效；⑤ 部分中小港口依靠投资快速获得港口生产活力，但仍缺乏运输活力，城市市场增长不足以支撑港口运输活力增长。本文提出的港口活力评价对中国未来港口投资策略调整和企业投资布局选址提供参考，有利于“一带一路”发展理论的构建，并为践行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和地区共同繁荣的目标提供港口发展层面的实践证据。

社会文化的急速复杂演化对文化地理学研究发展提出挑战。当下旅游已成为重要的文化事实，但长期受到学界忽视。基于现实和理论之间的张力，本文旨在探索文化地理学为何需要旅游研究以及需要怎样的旅游研究的问题，并通过跨领域交流对文化地理学发展予以启发。本文梳理了国内外文化地理学视域下旅游相关研究的现状及趋势，然后基于文化的空间研究和空间的文化研究这两种进路，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两个层面上探讨旅游文化之“新”：① 旅游已成为普遍的文化事实，有助于为文化地理研究提供不断涌现的鲜活现实支撑；② 旅游作为特殊事实，开拓了推动理论情景化应用和视角转向的前沿话题；③ 旅游作为交叉“界面”链接多学科思考，贡献跨学科融合的平台和经验；④ 旅游作为“隐喻”指向了超越当下文化地理研究的新文化观，呈现出统合的、发展的和反结构的动态性。本文呼吁文化地理学界重新认识并重视旅游文化，从而促进跨学科间的平等交流和学术创新。

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以来持续推进实施了一系列区域重大战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和成渝四大城市群是区域重大战略的核心承载空间。在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的人口发展新形势下，四大城市群地区的就业增长和就业结构的变化将对区域可持续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本文采用2000年、2010年和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的分行业人口数据，运用空间自相关、区位商等方法，分析中国四大城市群就业人口增长和结构的时空格局，结合区域重大战略的发展目标进行比较分析，探究城市群就业增长和结构变迁的规律性，为区域重大战略的持续推进提供参考。研究发现：① 四大城市群就业人口持续增长，但增速放缓；就业人口分布的总体格局保持稳定，就业人口增速高值区由核心城市转移至外围城市，向城市群内多点支撑的均衡分布格局转变。② 四大城市群就业结构高级化、高技术化发展趋势明显，城市群内部呈“核心—边缘”结构，核心城市始终保持“高技术制造业—高技术服务业”的“双高”结构类型，临近核心城市的临核城市就业结构表现为“非高技术制造业—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非高技术服务业”的交错分布，边缘城市就业大多为“非高技术制造业—非高技术服务业”的“双非”结构类型。③ 就业人口的持续增长和就业结构高级化、高技术化为四大城市群地区承载区域重大战略和参与全球竞争创造了条件，但仍然面临不同挑战，应强化高技术就业的乘数效应，推动非高技术就业的提质转型，实行差异化的就业吸引政策，促进城市群的协调发展和区域重大战略的有效实施。

流空间研究为城市与区域发展领域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有助于揭示和理解城市内部及区域间的动态交互作用。该研究不仅可为城市管理和空间规划提供科学的分析手段，还能通过优化资源分配和提高空间利用效率，为促进区域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指导。本文从概念、属性、特征和基本要素等方面系统梳理和深入剖析了流空间的内涵，提出并分析了流空间研究的演进框架，通过理论溯源、研究趋势和热点分析，发现流空间研究呈现“超核心、多中心、泛主题”的发展态势。更进一步，本文探讨了流空间研究的分析范式及其显著转变：研究领域从单一的经济联系扩展到涵盖社会、文化、生态和地理等领域的多维联系；研究数据从传统的统计调查数据发展为传统数据与多源大数据的结合；研究方法从定性研究向动态定量研究转变。未来创新数据采集与融合技术、开发先进分析工具、拓展跨尺度研究方法、加强理论与实证结合和推动跨学科协作等是进一步深化流空间研究的潜在方向。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时强调的重大命题。当前围绕新质生产力时空演化、空间分异的研究已成为地理科学的前沿热点议题。本文基于经济地理学中的生产力布局理论，将地理学中的空间视角引入新质生产力研究，从政策端与要素端两个维度，系统考察新质生产力的区位条件和空间布局，构建“新型劳动者—新型劳动资料—新型劳动对象”的三维新质生产力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门槛回归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探讨2009—2022年地方政府注意力与新质生产力水平的动态联系和空间特征。研究发现：① 从政策端来看，各地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已逐渐出现跟风扎堆、重复竞争势头；② 从要素端来看，各地新质生产力水平存在空间异质性，呈现“东高西低”的梯度格局，且新质生产力的空间分布不平衡现象比区域发展不平衡更为严重；③ 从动态分析来看，政府注意力对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作用存在“U”型的门槛特征，且两者间存在正向耦合关系，因此需注重地区新质生产力政策端与要素端的匹配衔接。本文研究结论填补了地理学相关领域的研究空白，为优化生产力布局，实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进而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边境口岸是阻止邻国风险入境的第一道防线，其风险状态直接威胁国家安全，影响边民生计和企业生存，当前对于边境口岸地缘风险的定量评估还较为缺乏。本文从概率和损失两个维度出发，构建了边境口岸地缘风险定量评估模型，融合多源时空数据开展中国口岸地缘风险测算、类型划分和特征分析。结果表明：① 中国边境口岸地缘风险压力逐渐西移，西南部边境口岸压力聚集，综合性功能的边境口岸呈现高风险压力状态。② 南部中缅、中越边境口岸地缘风险概率较高，北部边境的通道性节点口岸地缘风险概率突出。瑞丽在所有口岸中，地缘风险概率位列第一。③ 南部边境地缘风险的潜在损失集中，尤其“一带一路”途经的口岸和对外通道关键节点口岸的潜在损失较高。④ 口岸地缘风险整体呈现“南密北疏，多点均衡”格局，可划分为高风险、高概率、高损失、低风险4个类别，1/4的口岸呈现高风险状态。本文构建的地缘风险评估模型可为其他国家或区域的风险量化提供参考，评估结果可为中国边境安全的相关决策提供科学支撑。

本文采用全球化和世界城市研究小组（GaWC）的连锁网络模型方法，基于1935年《全国银行年鉴》所载中资银行、外资银行和票号钱庄2702所（1397家）近代金融机构数据，构建了基于金融业的近代中国城市网络并分析其网络特征、空间结构和凝聚子群分布，最终运用广义线性回归探究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① 基于金融业的近代中国城市网络由中资银行主导，其次为外资银行和票号钱庄。② 在网络联系强度方面，中资银行的城市网络联系形成以“（上海—南京）—（天津—北京）”为顶点的发展轴结构。外资银行的城市联系网络重心在沿海和东北地区。票号钱庄联系网络呈现离散分布。③ 在凝聚子群方面，中资银行城市网络的0子群覆盖长江以北与沿海省份，长江以南遗存多个省域子群。外资银行城市网络分为东北地区与沿海各省两大子群。票号钱庄城市网络子群空间范围差异较大，子群间多处重叠。④ 相较于近代埠际贸易网络，基于金融业的城市网络南北分布更加均衡，整体上空间分布也更为整合；较之基于金融业的现代城市网络，近代网络顶点分布更集中，并更多地与政治中心重合。⑤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经济特权，民族资本的繁荣和新式交通条件是影响基于金融业的近代城市网络的重要因素。

乡村地域系统是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多维对象，其复杂性、动态性特征要求突破单一领域思维，通过系统科学理论、多源数据驱动的技术方法与可持续转型路径的深度融合，实现系统诊断—情景模拟—精准施策的全链条治理。本文基于人地系统科学理论与地理学多尺度分析范式，通过探究乡村地域系统“要素—结构—功能”级联分析体系，解析乡村地域系统与乡村振兴的科学内涵，阐明乡村地域系统多尺度演化规律与转型机理，开发乡村地域系统发展状态评估与情景模拟技术，梳理提出了乡村地域系统转型机理与模拟的“三器”（诊断器、探测器、模拟器）平台框架；通过创新多模态时空数据融合与智能解译方法，突破乡村地域系统要素定量反演的技术瓶颈，建立多要素协同观测指标体系与数据共享应用平台，揭示不同发展路径下的乡村转型空间格局，探索创建了“三大”体系，包括“自然—社会—技术”多维交互的乡村地域系统理论体系、跨平台乡村地域系统协同观测技术体系，以及乡村振兴科学路径及其管理标准规范体系。研究成果有助于实现乡村地域系统多源异构数据协同观测和情景模拟体系化，为科学编制乡村振兴规划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决策提供理论指导与技术支撑。

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是推进农业强国建设的内在要求，阐释农业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分析其时空特征、检验其强农效应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基于2012—2022年中国各省份的面板数据，从农业科技、劳动要素、产业升级和农业生态4个维度构建农业新质生产力测度的指标体系，采用泰尔指数、马尔可夫链、双重机器学习等方法，分析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时空格局、识别薄弱地区，实证检验农业新质生产力对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中国农业新质生产力水平稳步提升，产业升级的贡献最大，劳动要素和农业生态的贡献相对较小；② 当前处于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东高西低”梯级发展格局，区域发展不够平衡，但各省份农业新质生产力逐渐向高等级靠拢，分布动态内部稳定性强。除东北地区外，全国和东、中、西部地区均存在低值区增速快的收敛趋势；③ 计量分析表明，农业新质生产力对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民收入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强农效应突出；④ 识别出17个农业新质生产力薄弱省份，主要分布在西部和东北地区。未来，中国农业新质生产力提升的着力点在于加大农业科技投入、持续推动产业升级、提升劳动力素质、强化农业生态保护，加快提升中、西部省份综合发展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