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异质性是地理空间数据特殊性的重要体现，也是地理空间分析方法研究长期关注的核心议题。近年来大量细粒度地理空间数据的出现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为空间异质性建模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从描述对象角度，空间异质性可分为属性异质性和过程异质性；从建模方式角度，空间异质性建模可分为连续建模和离散建模。依据上述分类方法，本文总结出空间异质性建模的主要任务为空间区域划分、局部空间回归、分区域空间回归，并综述了每种任务的代表性方法。本文进一步综述地理空间人工智能领域针对空间异质性发展的一系列方法，讨论了将空间异质性融入神经网络模型结构设计的方式。未来，方法体系相对成熟的空间区域划分、局部空间回归仍将保持生命力；而分区域空间回归、顾及空间异质性的人工智能方法尚有较大的探索空间，是后续研究值得关注的方向。

冲积扇是山区河流（或沟谷）出口常见的扇形堆积地貌形态。发育成熟、稳定的冲积扇是山区生产生活的良好区域，但同时也是山洪、泥石流等灾害的潜在易发区。冲积扇研究有助于理解区域环境、地貌演变动态和规律，促进山洪、泥石流灾害合理防控，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实践意义。尽管国内外对冲积扇已开展大量研究探索，但多侧重于地貌形态、沉积历史/特征及环境反演，而对其发育机制及地貌效应等的揭示总体上仍较为滞后。本文系统梳理和总结目前冲积扇动力过程、发育机制及地貌动态研究的主要进展，包括当前研究的主导技术路线（野外调查和模型实验），扇体发育的主要/次要过程、流路改道机制、支流—主河相互作用，以及冲积扇发育对泥沙产输和地貌过程的影响；并探讨未来研究应加强的若干方面。冲积扇发育动力过程的野外原型观测目前仍较为薄弱，作为野外调查和模型实验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补充，这方面的工作亟待加强，以拓展和深化冲积扇发育机制研究，促进对区域河流泥沙动态和地貌过程的科学认识。

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刻转型，土地利用转型已成为一个涉及多学科、多维度的复杂研究领域。本文综合运用文献计量分析与系统综述方法，从发展脉络、理论框架、模型方法、效应机制及调控路径等维度系统梳理中国土地利用转型的研究进展。研究发现：① 自2001年土地利用转型研究被引入中国以来，该领域在项目资助、论著发表和人才培养等多个方面得到蓬勃发展，通过热点分析发现研究从技术驱动转向政策与经济驱动，最终聚焦多功能协同与可持续发展；② 理论研究可分为描述—解释、过程刻画与诊断、互馈机制与调控3个层面，并形成了“显性—隐性”形态耦合的研究范式，转型测度方法呈现3S技术集成、数学模型模拟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立体化特征；③ 土地利用转型的社会经济效应表现为农户生计、要素流动和产业升级的级联响应，生态环境效应则呈现负向效应与正向协同效应的双向性特征；④ 从“要素—结构—系统”解析了土地利用转型的驱动机制，并从工程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政策干预和多元协同治理多个维度探讨了其调控体系；⑤ 未来研究需通过理论与方法论创新，重点攻关转型测度的模型方法、互馈机制及优化调控等难题。本文为建构中国特色的土地利用转型研究理论体系提供知识支撑，也为国土空间治理现代化与城乡融合发展战略实施提供决策支持。

能源转型已成为当前及今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风险、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能源供给安全的关键选择。但在多重目标约束下，能源转型的不确定性和挑战仍然较大。为此，本文从能源系统结构演化出发，对能源转型的基础概念、研究方法、问题挑战进行文献综述和探究分析，得到如下结论：① 碳中和背景下的能源转型已由“技术”驱动转向“问题”驱动，且不同地区和国家能源转型进程差异明显，政策调控、技术创新、市场机制与主观行为成为能源转型的关键驱动因素。② 针对能源转型的量化研究主要集中于能源转型程度的评价及其趋势预测，但由于涉及能源、经济、环境、社会等多系统的耦合联动，模拟预测的“黑箱”效应较为突出。③ 已有研究对能源转型的经济、安全与社会效益认识存在分歧，能源转型挑战与不确定性仍然较大。未来能源转型研究需兼顾气候变化与经济发展需要，采取多样化转型手段，注重供需协同、区域协同转型，持续加强多尺度建构—关联研究。本文旨在增进对能源转型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理解，为地理学者开展能源转型研究提供学术参考。

主体功能区是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的基础制度，核心目标是以差异化的功能定位，引导要素有序流动，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本文基于2000年、2010年和2020年3次全国人口普查分县数据和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主体功能区规划对人口分布变动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主体功能区规划对人口变动的影响总体符合政策导向。规划实施后，人口在优化开发区的增速下降，重点开发区加速增长，农产品主产区加速减少，重点生态功能区由增转减；以农产品主产区为参照，规划的实施强化了重点开发区的人口集聚优势。② 规划实施效果具有区域和等级双重异质性。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县域人口变动多半符合规划导向，而重点开发区的县级单元仅四成实现了人口加速集聚的目标；国家级重点开发区的影响强度约为省级的2倍。③ 限制开发区向城市化地区的迁移仍以跨区域为主，很难实现人口“集中均衡”布局的目标。④ 规划的实施改变了各类主体功能区人口变动的影响因素。优化开发区的二产重要性弱化、三产带动力增强，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经济因素弱化，都符合规划导向；但重点开发区的工业化作用有限，农产品主产区则持续受到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深刻影响，二者与规划导向均有明显偏差。新一轮规划可适度集中城市化地区的布局，明确重点开发区的开发时序，对各类限制开发区提出更具针对性的管控要求。

中药源于自然、承于历史、用于社会、兴于产业、惠于区域，中国古人很早就开始研究中药与产地的关系，这体现出中药与地理密切相关，也是中药形成的自然道法，但目前尚未形成中药与地理交叉融合的学科。本文基于本草、中药资源、中药产品、中药产业和中药事业的地理特征，解析中药地理学药地关系的研究框架，初步剖析其研究对象、科学问题、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表明：① 中药地理学是研究中药时空分布特征和药地关系的科学，是以产地划分为基础、以道地药材为特色、以保证健康用药为目标，在地理空间层面研究中药的地域差异、空间格局、药地关系及可持续利用的一门学科。② 中药地理学在中医“因天之序”的基础上，基于中药“应地之异”特点，从药用、时间和空间3个方面，秉承“因地选药，因地承药，依地用药，因地制药，见地及药”的理念，研究药地关系。③ 中药地理学研究具有交叉性、综合性、区域性和动态性，融合了中医药学、地理学的研究成果和理论方法，开展中药资源的生态属性、中药（本草）的时间属性、中药产品的社会属性、中药产业的经济属性和中药事业的区域属性五个方面要素的地域分异、空间结构和演化规律的研究。④ 中药地理学将中药与地理交叉融合，利用产地识别、产区变迁和空间关系模型等技术方法，遵循微观与宏观结合、定性与定量结合的原则开展“药地关系”研究，以促进药理、医理、易理和地理相通，拓展中药学和地理学的研究内容。

推动社会绿色转型是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国家战略的内在要求和关键任务，现阶段专门针对社会绿色转型的定量表征及时空规律研究相对薄弱。为此，本文引入社会心理学理论构建社会绿色转型定量表征框架，以中国19个城市群为研究区域，按照“格局—过程—效应”研究逻辑，集成熵权TOPSIS、空间马尔科夫链、随机森林等方法，依次揭示城市群社会绿色转型的时空演化格局、时空转移过程及其对经济绿色转型的动态影响，最终尝试提出面向区域的全面绿色转型定量表征框架。研究发现：① 2011—2019年中国城市群社会绿色转型水平呈波动上升态势，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引领社会绿色转型，长江中游、天山北坡、兰西和宁夏沿黄城市群社会绿色转型相对滞后。② 城市群社会绿色转型存在俱乐部趋同现象和空间溢出效应，社会绿色转型存在路径依赖和空间依赖，跨等级和跨区域跃迁概率较低。③ 社会绿色转型是城市经济绿色转型的重要驱动力，且其驱动效应逐年强化，社会绿色转型对纵深推进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战略的作用日益深化。本文一定程度上健全和完善了既有区域绿色转型评价领域的研究议题，为该领域更好衔接和响应当前全面绿色转型战略背景提供了新方法和新思路。

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要求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全面振兴耦合协调发展。本文通过构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全面振兴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修正的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马尔科夫链、随机森林模型等方法定量分析2007—2022年中国中部地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全面振兴耦合协调类型的时空演化特征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2007—2022年中部地区的耦合协调类型经历了“中度失调→勉强协调”的转变，严重失调地区逐渐消失，优质协调地区逐渐出现，耦合协调关系不断优化。空间分布上，耦合协调高值区保持省会集聚，低值区转向西部边缘和豫皖鄂省际边界区，边界效应逐渐显现。② 不考虑邻域条件，耦合协调状态的转移存在“路径依赖”和“自身锁定”效应，同时表现出“俱乐部收敛”现象，存在向更高层次转移的可能性但难以实现跨越式发展。地理背景在耦合协调状态演进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马尔科夫预测结果也证明了这种空间溢出效应将长期存在，耦合协调状态的长期演变趋势较为良好。③ 在耦合协调发展过程中，产业发展水平发挥着核心主导作用，区域投资水平、科技创新水平、人力资本水平、人口从业结构发挥着要素保障作用，地理空间距离则产生制约作用。最后，本文提出了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以期为中国中部地区实现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全面振兴协调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时强调的重大命题。当前围绕新质生产力时空演化、空间分异的研究已成为地理科学的前沿热点议题。本文基于经济地理学中的生产力布局理论，将地理学中的空间视角引入新质生产力研究，从政策端与要素端两个维度，系统考察新质生产力的区位条件和空间布局，构建“新型劳动者—新型劳动资料—新型劳动对象”的三维新质生产力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门槛回归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探讨2009—2022年地方政府注意力与新质生产力水平的动态联系和空间特征。研究发现：① 从政策端来看，各地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已逐渐出现跟风扎堆、重复竞争势头；② 从要素端来看，各地新质生产力水平存在空间异质性，呈现“东高西低”的梯度格局，且新质生产力的空间分布不平衡现象比区域发展不平衡更为严重；③ 从动态分析来看，政府注意力对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作用存在“U”型的门槛特征，且两者间存在正向耦合关系，因此需注重地区新质生产力政策端与要素端的匹配衔接。本文研究结论填补了地理学相关领域的研究空白，为优化生产力布局，实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进而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为实现“双碳”目标，需要在中国现有国情和制度框架下，积极探索国土空间的“双碳”响应战略，创新发展国土空间减排增汇路径研究。目前关于助力碳中和的讨论重点聚焦单一空间、单个部门的减碳维度，缺少面向“双碳”目标的多空间、多部门的整体统筹以及具体路径的论证研究，导致不同国土空间减排增汇的目标定位和权责关系不清，总体任务无法针对性分解并具体落实。对此，本文在统筹考虑生态、农业和城镇“三类空间”功能属性和交互作用的基础上，首先建立了“三类空间”碳收支效应的认知框架，提出“三类空间”减排增汇路径的设计原则。其次，结合“三类空间”承担的减碳份额，根据各路径的应用现状、历史贡献、适用范围及未来潜力，进一步总结提炼生态空间固碳增汇、农业空间减排增汇和城镇空间减排降碳的多空间协调行动路径，来助力实现可持续的生态修复、农田管理和城镇管控，促进形成未来国土空间一体化下的减排增汇优化策略和绿色转型应对方法。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余年，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港口建设，为充分厘清港口建设成效，丰富“一带一路”发展研究。本文采用港航大数据、城市数据等构建“港口活力指数”指标体系，从生产、运输、服务和辐射4个维度采用17个基础指标测算活力指数，评价2013—2022年间港口发展活力水平。结果表明：① 2013—2022年“一带一路”沿线中国投资港口整体活力指数快速提升，亚洲和欧洲长期是港口活力的规模重心，而非洲是增长重心；② 港口间活力增长具有显著差异，投资运营一体化港口相较于仅承建港口具有更高的发展活力；③ 中国港口建设公司通过承建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港口，承担大国责任和担当，帮助缺乏运输能力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快速获得对外运输能力；④ 码头运营公司和船公司在发展基础条件优、位于关键航运通道、经济风险小等优势地区参与投资运营港口，确保港口投资成效；⑤ 部分中小港口依靠投资快速获得港口生产活力，但仍缺乏运输活力，城市市场增长不足以支撑港口运输活力增长。本文提出的港口活力评价对中国未来港口投资策略调整和企业投资布局选址提供参考，有利于“一带一路”发展理论的构建，并为践行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和地区共同繁荣的目标提供港口发展层面的实践证据。

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以来持续推进实施了一系列区域重大战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和成渝四大城市群是区域重大战略的核心承载空间。在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的人口发展新形势下，四大城市群地区的就业增长和就业结构的变化将对区域可持续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本文采用2000年、2010年和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的分行业人口数据，运用空间自相关、区位商等方法，分析中国四大城市群就业人口增长和结构的时空格局，结合区域重大战略的发展目标进行比较分析，探究城市群就业增长和结构变迁的规律性，为区域重大战略的持续推进提供参考。研究发现：① 四大城市群就业人口持续增长，但增速放缓；就业人口分布的总体格局保持稳定，就业人口增速高值区由核心城市转移至外围城市，向城市群内多点支撑的均衡分布格局转变。② 四大城市群就业结构高级化、高技术化发展趋势明显，城市群内部呈“核心—边缘”结构，核心城市始终保持“高技术制造业—高技术服务业”的“双高”结构类型，临近核心城市的临核城市就业结构表现为“非高技术制造业—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非高技术服务业”的交错分布，边缘城市就业大多为“非高技术制造业—非高技术服务业”的“双非”结构类型。③ 就业人口的持续增长和就业结构高级化、高技术化为四大城市群地区承载区域重大战略和参与全球竞争创造了条件，但仍然面临不同挑战，应强化高技术就业的乘数效应，推动非高技术就业的提质转型，实行差异化的就业吸引政策，促进城市群的协调发展和区域重大战略的有效实施。

对外援助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工具，也是透视美国国家战略的窗口。在当前全球局部冲突与动荡频发之际，探讨美国对外援助的动机有助于理解和把握美国的国家战略意图。本文利用2000—2019年美国对外援助数据，借助GIS空间分析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等方法，从利他主义、利己主义和功利主义3个方面，探讨美国对外援助的空间演化规律及其驱动路径。研究发现：① 美国对外援助呈现出先增后稳的基本趋势，军事安全和经济发展援助是重点援助类型。② 美国对外援助时空分异显著。中东和北非长期是援助重点地区但有降低趋势，主要受军事安全、经济发展和人道主义援助；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是新的援助增长极，主要受社会部门、经济发展和人道主义援助；其他地区受美国援助规模较小且逐步降低。③ 美国对外援助的关键驱动因素由经济发展水平和出口规模向地缘战略、政治关系和制度质量因素拓展，总体呈现出由经济利益驱动逐步向地缘政治利益驱动转变的趋势，这可能与美国的战略重心东移有关。从具体援助类型来看，经济发展、社会部门、人道主义和其他援助属于经济利益驱动型，军事安全援助属于地缘政治利益驱动型，民主政治援助属于民主价值驱动型。不同类型援助服务于不同的对外政策目标，共同构成美国追寻自身利益的工具。本文可为中国对外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中国乡村绅士化研究偏重小微尺度的个案描述与质性分析，缺乏中宏尺度绅士化乡村的量化识别与类型研究。以南京534个乡村社区为研究对象，采用手机用户画像数据，结合定量评价聚类模型和典型案例比较方法，对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绅士化乡村进行空间甄别、类型划分与特征刻画。根据绅士化乡村的空间区位、资源禀赋和主体行为属性，综合辨识出旅游文创型、企业带动型、舒适移民型和城郊通勤型4类绅士化乡村。旅游文创型乡村依托自然与文化资源，吸引资本商业开发、城市游客消费和村民自主经营，呈现旅游驱动的社区自我绅士化特征；企业带动型乡村依靠加工制造企业培育吸聚非农从业人口，体现出东部发达地区乡村绅士化特色；舒适移民型乡村凭借舒适康养资源，通过打造完整社区形成舒适移民与度假旅游的社区氛围，形塑“外源主动输入式”绅士化特征；城郊通勤型乡村依托区位与“租差”优势，招徕房地产资本投资，年轻白领群体往返于城乡“钟摆式”工作和生活，呈“外源整体植入式”绅士化特点。南京乡村绅士化主要遵从“区位—资源”规律，受“内生—外源”驱力交互作用。在“星球绅士化”语境下，可为中国特色乡村绅士化理论发展提供东部地区案例支撑，形成对都市区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的政策启示。

地貌区划是根据地貌相似性和差异性进行的区域划分，研究火星地貌区划对于理解火星地貌演化历史和合理开发利用火星资源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目前火星地貌区划的研究尚处于空白状态，约定俗成的火星地名缺乏明确边界，且各营力改造地貌边界尚不清晰。鉴于此，本文采用布格重力、地形、遥感影像、地质图等多源数据，提出了一套“大区—地区—区”三级地貌分区划分方案。首先，基于地球物理、地形特征等不同要素数据绘制火星大地构造域界线，作为一级地貌大区的分界线。其次，基于不同地形因子，通过随机森林结合SHAP模型（SHapley Additive exPlanations），以地貌相似度聚类地质单元，划定二级地貌地区的分界线。再次，收集火山、冰川、风沙、水成地貌数据，以自适应最优带宽核密度估计法得到的营力作用区域作为三级地貌区的分界线。最后，整合一级、二级、三级地貌分区界线，并按一级到三级的顺序命名地貌分区单元。该地貌分区方案耦合了地貌形态与成因，考虑了不同要素对构造域界线的影响，解决了传统聚类结果破碎度高的问题，并以半自动的方式减少了全球性制图带来的工作量及主观性，对未来火星地貌演化研究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流空间研究为城市与区域发展领域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有助于揭示和理解城市内部及区域间的动态交互作用。该研究不仅可为城市管理和空间规划提供科学的分析手段，还能通过优化资源分配和提高空间利用效率，为促进区域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指导。本文从概念、属性、特征和基本要素等方面系统梳理和深入剖析了流空间的内涵，提出并分析了流空间研究的演进框架，通过理论溯源、研究趋势和热点分析，发现流空间研究呈现“超核心、多中心、泛主题”的发展态势。更进一步，本文探讨了流空间研究的分析范式及其显著转变：研究领域从单一的经济联系扩展到涵盖社会、文化、生态和地理等领域的多维联系；研究数据从传统的统计调查数据发展为传统数据与多源大数据的结合；研究方法从定性研究向动态定量研究转变。未来创新数据采集与融合技术、开发先进分析工具、拓展跨尺度研究方法、加强理论与实证结合和推动跨学科协作等是进一步深化流空间研究的潜在方向。

乡村地域系统是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多维对象，其复杂性、动态性特征要求突破单一领域思维，通过系统科学理论、多源数据驱动的技术方法与可持续转型路径的深度融合，实现系统诊断—情景模拟—精准施策的全链条治理。本文基于人地系统科学理论与地理学多尺度分析范式，通过探究乡村地域系统“要素—结构—功能”级联分析体系，解析乡村地域系统与乡村振兴的科学内涵，阐明乡村地域系统多尺度演化规律与转型机理，开发乡村地域系统发展状态评估与情景模拟技术，梳理提出了乡村地域系统转型机理与模拟的“三器”（诊断器、探测器、模拟器）平台框架；通过创新多模态时空数据融合与智能解译方法，突破乡村地域系统要素定量反演的技术瓶颈，建立多要素协同观测指标体系与数据共享应用平台，揭示不同发展路径下的乡村转型空间格局，探索创建了“三大”体系，包括“自然—社会—技术”多维交互的乡村地域系统理论体系、跨平台乡村地域系统协同观测技术体系，以及乡村振兴科学路径及其管理标准规范体系。研究成果有助于实现乡村地域系统多源异构数据协同观测和情景模拟体系化，为科学编制乡村振兴规划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决策提供理论指导与技术支撑。

边境口岸是阻止邻国风险入境的第一道防线，其风险状态直接威胁国家安全，影响边民生计和企业生存，当前对于边境口岸地缘风险的定量评估还较为缺乏。本文从概率和损失两个维度出发，构建了边境口岸地缘风险定量评估模型，融合多源时空数据开展中国口岸地缘风险测算、类型划分和特征分析。结果表明：① 中国边境口岸地缘风险压力逐渐西移，西南部边境口岸压力聚集，综合性功能的边境口岸呈现高风险压力状态。② 南部中缅、中越边境口岸地缘风险概率较高，北部边境的通道性节点口岸地缘风险概率突出。瑞丽在所有口岸中，地缘风险概率位列第一。③ 南部边境地缘风险的潜在损失集中，尤其“一带一路”途经的口岸和对外通道关键节点口岸的潜在损失较高。④ 口岸地缘风险整体呈现“南密北疏，多点均衡”格局，可划分为高风险、高概率、高损失、低风险4个类别，1/4的口岸呈现高风险状态。本文构建的地缘风险评估模型可为其他国家或区域的风险量化提供参考，评估结果可为中国边境安全的相关决策提供科学支撑。

历史时期聚落时空演化对于认识过去环境变迁、土地利用和人地关系变化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历史文献蕴含丰富的聚落信息，是开展距今百年以上聚落演化研究的重要代用资料。历史文献一般用地名记录聚落的空间位置，然而现有的历史地名空间数据库难以实现聚落等微观地名的自动定位，制约了历史聚落空间重建及时空演化研究的推进。本文聚焦历史聚落地名的自动匹配方法，以清代晚期的苏州府为研究区，选取地方志记录的11340个聚落地名及其基层区划资料，结合现代地名匹配技术构造古今地名匹配概念模型，归纳地名演变特征，构建地名匹配规则，提出基于相似度的聚落地名分组匹配算法，完成研究区历史聚落的空间重建。在此基础上对重建结果的空间分布和城乡关系进行分析。 结果显示，基于地名自动匹配方法重建的聚落数量约占文献记录总数的98%，空间分辨率约为1.4 km×1.4 km，自动匹配结果与人工考证结果的一致度约96%；清代晚期研究区聚落分布呈集聚特征，以苏州城西郊为核心形成聚落网络等级结构；网络内部城乡联系散漫。研究结果改进了利用历史文献进行聚落空间重建的技术手段，深化了对长期聚落演变阶段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的科学认识。

社会文化的急速复杂演化对文化地理学研究发展提出挑战。当下旅游已成为重要的文化事实，但长期受到学界忽视。基于现实和理论之间的张力，本文旨在探索文化地理学为何需要旅游研究以及需要怎样的旅游研究的问题，并通过跨领域交流对文化地理学发展予以启发。本文梳理了国内外文化地理学视域下旅游相关研究的现状及趋势，然后基于文化的空间研究和空间的文化研究这两种进路，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两个层面上探讨旅游文化之“新”：① 旅游已成为普遍的文化事实，有助于为文化地理研究提供不断涌现的鲜活现实支撑；② 旅游作为特殊事实，开拓了推动理论情景化应用和视角转向的前沿话题；③ 旅游作为交叉“界面”链接多学科思考，贡献跨学科融合的平台和经验；④ 旅游作为“隐喻”指向了超越当下文化地理研究的新文化观，呈现出统合的、发展的和反结构的动态性。本文呼吁文化地理学界重新认识并重视旅游文化，从而促进跨学科间的平等交流和学术创新。

城市行政等级决定了城市的资源动员能力和人口流动方向，行政城市也是政策执行主体。鉴于以往文献较少从城市行政等级角度开展人口流动格局分析，本文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探究了人口跨城市行政等级迁移的格局与迁入地城市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按照城市行政等级从低到高排序，人口向上迁移占绝对主导地位；在空间上，以向东部地区的跨地区迁移为突出特征。对多次迁移人口而言，后续迁移以同级迁移和地区内部流动为主，向下迁移占比提升，超过向上迁移比例；首次迁移中被优先选择的一般地级市和省会城市占比在后续迁移中有所下降，而县级市（县）、计划单列市和直辖市的占比上升，显示出首次迁移试错之后的重新定位。经济原因构成了人口流动的主要动力，个人的社会经济属性和户籍地影响了迁入地城市选择，反映出人口流动受择业竞争力、就业偏好、生命周期和户籍地路径依赖的影响；迁入地城市选择也与迁移范围有关，省内迁移更加偏好省会城市，而跨省迁移选择直辖市的可能性最大。本文为人口迁移理论提供了城市行政等级起作用的证据，显示出与Ravenstein经典的阶梯流动理论不同的格局，也深化了人口推拉理论的内涵。研究结论对于落实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政策具有启示价值。

生态韧性是描述城市群生态系统应对外部冲击时表现出的抵抗、适应和恢复的能力，如何提高生态韧性已成为新时期城市群国土空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鲜有研究从人地关系视角评价城市群生态韧性，并揭示其演化机理。本文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研究对象，从抵抗、适应和恢复等方面综合评价了生态韧性的年际变化特征，并运用最小二乘法结构方程模型剖析了人地关系变化对生态韧性的影响程度和路径。结果表明：① 2000—2020年长江中游城市群抵抗力、适应力和恢复力在时间上呈现波动变化特征，空间上呈现不均衡格局。② 2000—2020年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韧性水平呈现出阶段性特征，表现为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趋势。空间异质性明显，整体呈现“东南高西北低”的空间分布格局。③ 自然环境和区域政策对生态韧性具有显著的正向直接效应，路径系数分别为0.42和0.18。相对地，城市化对生态韧性有显著负向效应，路径系数为-0.26。绿色创新对生态韧性的直接效应不显著，但有显著的间接效应。其中，绿色创新→区域政策→自然环境→生态韧性这一路径的正向间接效应强度最大，路径系数为0.18。研究结果有助于加强自然环境、绿色创新、区域政策等对生态韧性的影响认识，为城市群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科学参考。

基于1986—2023年人文地理学科代码下申请及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批准的基金项目，从研究的方向和主题、项目依托单位的空间分布、优秀学者人才结构等角度分析了中国人文地理学近40年来的学科发展态势。研究发现：① 研究期内，尽管获批的人文地理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数量和金额快速增长，但相较于地理科学其他分支学科，人文地理学在影响力和项目资助体量方面仍处于相对弱势。② 城市地理和乡村地理（D0109）和经济地理（D0108）申请代码下获批的项目数量和金额相对较多，但是近年来增长有限；旅游地理是人文地理方向（D0110）申请代码下的主要研究方向，文化地理、行为地理和政治地理成为新兴的研究方向。③ 基金项目出现了时空行为与生活质量、社会空间和流动性、创新网络、城市网络、乡村振兴、地缘政治、碳排放等新兴议题。④ 不同单位获批的人文地理学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数量大体服从帕累托分布，且在空间上主要位于“胡焕庸线”以东。⑤ 中国人文地理学的优秀学者数量不多、女性人才偏少，下属分支方向人才不够均衡。本文围绕提升学科的对外影响力和学科内部的共识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并指出了未来学科发展中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健康是人类永恒的追求，健康可持续是社会可持续的基础。采用压力—状态—响应（PSR）模型，构建中国健康可持续指标体系，对2000—2020年中国健康可持续水平的时空特征、结构演化和提升路径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 中国健康可持续水平（HSI）稳步提升，健康可持续等级（HSL）不断提高，总体处于“可持续”状态；地带之间和省域之间的差异不断缩小，均衡化发展趋向明显；冷点区逐渐消失，热点区趋向弱化，分布重心自东南向西北迁移。② 中国健康可持续系统的结构不断优化，发展趋向良好，结构均衡度不断增长并趋近于1，结构协调性不断提高并向“高级协调”转变，结构主导性由健康压力主导型（HP）经健康状态主导型（HS）向健康发展均衡型（HB）转化。③ 中国健康可持续能力提升可分为3个一级区：Ⅰ优先提升区、Ⅱ重点提升区、Ⅲ巩固提升区，6个二级区：Ⅰ₁（藏）、Ⅰ₂（青、新、内蒙古）、Ⅱ₁（黔、滇、渝）、Ⅱ₂（浙、闽、赣、桂、琼、粤、台）、Ⅱ₃（津、冀、辽、黑、吉、沪、苏、鲁、豫、鄂、湘、川、甘、宁、陕、皖、晋）、Ⅲ（京）。④ 未来中国健康可持续能力提升要重点提高卫生资源响应能力，降低社会经济压力带来的健康风险，提升道路安全水平和社会治安水平，改善国民社会健康状态。本研究构建的健康可持续指标体系为国家和区域健康可持续系统评价提供了理论框架和路径策略，对可持续社会和健康国家建设具有指导意义。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区（汉江上游）和受水区（华北北部）存在多个时间尺度的同旱现象，迫切需要了解其共同的气候影响因子。利用1700—2023年汉江上游和华北北部的旱涝等级序列，以及太阳黑子序列，主要探讨了11 a、30 a和50 a时间尺度上，太阳黑子与两地旱涝的相关性。 结果表明，汉江上游和华北北部旱涝与太阳黑子的相关关系随时间呈阶段性变化。在太阳黑子数值较高时期，汉江上游和华北北部极端干旱事件的发生频次往往偏多。汉江上游和华北北部旱涝与太阳黑子相关关系的位相变化对两地之间旱涝对应关系的转变有很大影响，当汉江上游和华北北部旱涝与太阳黑子基本同/逆向变化时，两地旱涝以正/负相关为主。汉江上游和华北北部旱涝与太阳黑子均存在2~4 a的年际周期，11~12 a的年代际周期，以及20~30 a和50 a的多年代际周期。在多个时间尺度上，太阳黑子变化均可能影响两地的旱涝变化。此外，当太阳黑子明显突变上升，两地均更趋向偏旱。

综合科学考察依托科学仪器、科学范式和技术手段，对地表状态、资源禀赋及其动态变化与机制进行多学科交叉分析，服务国家（区域）重大战略需求。1949年以来的历次综合科学考察在边疆开发、生态环境治理和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新时代综合科学考察要查清区域资源环境状况及变化，填补相关领域的认知空白，支撑国家及区域发展与战略需求。低轨星链、人工智能、无人监测等新技术及新装备的发展为新时代综合科学考察提供了重要机遇。为推动新时代综合科学考察，亟须充分运用新技术、新装备和新方法，创新科考范式，以国家战略需求为牵引，组织科考任务，实现对地理资源要素的大范围、高频次、高精度考察，填补边境、地下、深海等区域认知空白；以中国自然和人文地理环境的区域分异为科学基础，分区开展国内关键区域综合科学考察；聚焦“一带一路”六大经济走廊及关键海域开展全球综合科学考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是推进农业强国建设的内在要求，阐释农业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分析其时空特征、检验其强农效应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基于2012—2022年中国各省份的面板数据，从农业科技、劳动要素、产业升级和农业生态4个维度构建农业新质生产力测度的指标体系，采用泰尔指数、马尔可夫链、双重机器学习等方法，分析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时空格局、识别薄弱地区，实证检验农业新质生产力对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中国农业新质生产力水平稳步提升，产业升级的贡献最大，劳动要素和农业生态的贡献相对较小；② 当前处于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东高西低”梯级发展格局，区域发展不够平衡，但各省份农业新质生产力逐渐向高等级靠拢，分布动态内部稳定性强。除东北地区外，全国和东、中、西部地区均存在低值区增速快的收敛趋势；③ 计量分析表明，农业新质生产力对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民收入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强农效应突出；④ 识别出17个农业新质生产力薄弱省份，主要分布在西部和东北地区。未来，中国农业新质生产力提升的着力点在于加大农业科技投入、持续推动产业升级、提升劳动力素质、强化农业生态保护，加快提升中、西部省份综合发展水平。

本文基于Ku波段、X波段和C波段微波遥感数据，采用新兴时空热点分析法解析2002—2017年中国植被光学厚度（Vegetation Optical Depth, VOD）的时空演变规律，并探究气候因子与人类活动对其变化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中国VOD空间分布呈东南向西北递减趋势，中部与南部为VOD热点区，而新疆及内蒙古高原中部为冷点区；三波段分析表明，研究初期全国植被稀疏区普遍呈现“变绿”特征。② 土地利用类型转变对VOD的时空变化具有显著影响，例如草地转为林地与VOD持续和增强的热点区空间一致性高。③ 基于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的归因分析显示：湿润区在热量与水分条件充足时，温度与降水增加会抑制植被生长；干旱区温度抑制作用不显著；青藏高原高寒区的植被生长则受暖湿化协同促进。本文研究成果可为大尺度生态环境评估、驱动机制解析及生态修复政策制定提供方法支撑与数据参考。

梯田是山区特有的农业景观和优质的耕地资源，具有强大的生产和生态功能，是山区农户宝贵的生计资产。作为一种耕地资源，梯田的优质性来源于坡改梯等土地改良过程中投入的大量物力和人力，形成了较高的地力资本，其经济本质为土地增值。近年来，山区耕地资产贬值现象普遍，而梯田地力资本价值如何变化尚不清楚。因此，本文基于土地资本理论，在明晰梯田地力资本价值内涵的基础上，从土地经济生产能力和边际化两方面构建诊断框架，利用全国山区问卷调查和文献荟萃分析数据，揭示其变化趋势和区域差异。结果表明，中国梯田地力资本呈贬值趋势，尤以东部地区为甚；按照1995年不变价，1996—2020年间反映梯田地力资本价值的级差租金从初期的793.2元/hm²降至末期的441.88元/hm²，降幅44.29%。梯田相对坡耕地的增产效应呈下降趋势，北方土石山区较黄土高原区的下降趋势更为明显；梯田地力资本带来的经济收益已难以弥补维持梯田独特功能所需的成本。因此，应积极探索现有梯田的充分利用途径，慎重推进新增坡改梯工程。

武器贸易是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抓手和实现地缘战略的重要手段，研究美国武器出口的时空过程对于把握其地缘政治战略走向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斯德哥尔摩武器贸易数据库，采用依赖性模型、泊松回归和动态定性比较分析（QCA）等方法，深入刻画了2000—2022年美国武器出口的空间演变、影响因素和地缘政治内涵。结果表明：① 2000—2022年美国最大武器出口国地位稳固，全球武器市场占有率呈明显的增长态势，并且地缘军事影响力日益向俄罗斯传统势力范围扩展；武器出口的产品类型具有多样化特征，军用飞机和导弹等实战型和威慑型的武器是其最主要的出口产品。② 美国武器出口国主要分布在西欧、中东、东南亚和东亚的欧亚大陆边缘地带，进口国对美国的武器依赖极为明显，体现了美国遏制欧亚大陆出现全球性大国以保持世界霸主地位的战略意图。③ 石油产量、资源禀赋、政治自由、民主指数、军事同盟、市场规模和军费规模对美国的武器出口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防务合作通过庇护机制和威慑作用减少了美国的武器出口。④ 美国的武器出口的地缘战略目标主要为控制关键产油国家，以保障美国能源安全；扩大武器市场份额，获取地缘经济利益；强化盟友军事实力，遏制战略竞争对手；维持军贸持续发展，巩固军事同盟关系，核心目的在于意图通过武器贸易对区域地缘安全局势施加影响，通过平衡地区实力来维护自身“全球霸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