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城市化内涵的人口、经济、社会、土地四个方面, 构建中国城市化水平的综合评价 指标体系。基于熵值法, 对1981-2006 年的中国城市化进行综合测度, 结果表明中国城市化 综合水平持续提高, 以经济增长和地域景观的快速演进为主要特征, 其次是人口城市化, 最 后是社会城市化中的医疗水平, 其中各子系统有不同的演变特点。多元回归模型分析表明, 城市化动力因子呈现多元化特征, 市场力是最主要的驱动力, 后面依次是内源力、行政力和 外向力。从城市化发展阶段上看, 市场力、外向力和行政力对城市化综合水平的影响呈上升 趋势, 而内源力呈明显下降趋势。本文认为, 中国城市化主要是内生过程, 应强化市场经济 体制改革, 统筹城乡发展。

耕地资源对农业和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基础性作用。中国人均耕地资源短缺,快速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对耕地的占用使耕地资源更趋紧张。目前的市场机制必然驱动耕地资源不断向获利更多的用途转移,最终会危急食物安全。因此,创新耕地资源利用与保护的调控机制已迫切之至。基于中国耕地资源流失原因及态势的分析,提出了最小人均耕地面积和耕地压力指数概念,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构建耕地资源利用和管理调控机制的思路。实际数据分析结果表明,以最小人均耕地面积和耕地压力指数作为耕地保护的基本标准,能因地制宜地兼顾食物安全和经济发展对土地的需求,具有显著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主体功能区划是构筑我国有序区域发展格局的依据，对经济地理学理论和方法创新提出了紧迫的需求。在分析地域功能基本属性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区域发展的空间均衡模型， 认为标识任何区域综合发展状态的人均水平值趋于大体相等。基于该结论，阐释了功能区形成应有利于实现空间均衡正向(差距缩小) 演变过程，空间均衡的前提是资源要素在区域间的合理流动。探讨了地域功能演替对空间均衡过程的影响，提出了区划方案效益最大化是同区域如何划分和对地域功能随时间变化的正确把握程度相关的。进而分析了主体功能区划的 “开发”与“保护”双重功能的复合、指标体系选择、时空属性相关问题的科学基础。探讨了通过立体流和立体空间均衡实现效率与公平并重目标的合理性。并从法律、规划和政策构成的空间管治制度安排层面，对主体功能区划的定位、实施和协调进行了讨论。

利用中国近50年逐日最高、最低气温和降水资料，计算分析北方极端高温、极端低温和极端强降水事件的频率变化趋势。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北方夜间温度极端偏低的日数显著趋于变少；白天温度偏高的日数则趋于增多，只有华北南部例外。同时我国北方日最低气温小于0℃的日数显著减少，这使得我国北方，尤其是东部地区无霜期明显加长。从降水来看，华北地区强降水事件趋于减少，但西北地区强降水事件趋于增多。

近几年来，各类指数模型方法被广泛应用于我国土地利用变化研究中，并在区域土地利用变化规律总结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指数方法包括变化率、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转移矩阵、流向百分比、动态度、相对变化率、邻接度、多度、重要度、景观指数等。但有关文献对这些指数的表述与计算中，还存在一些明显的混乱与误用。文章通过分析国内相关文献中所涉及的各类指数方法，将其按资源变化的分析、变化方向分析、变化的空间形式分析等目的取向加以归类，然后在此类型框架下，详细阐述了各种指数方法的概念、计算方法、意义、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应用建议。

基于生态足迹的理论与方法，旅游者的生态消费及结构特征，提出旅游生态足迹的概念，构建了旅游交通、住宿、餐饮、购物、娱乐、游览等6个旅游生态足迹计算子模型。并以黄山市为例，计算并分析了2002年黄山市游客的旅游生态足迹及其效率。结果表明：(1) 黄山市游客的人均旅游生态足迹为0.106 hm²；(2) 黄山市人均生态赤字达0.219 hm²，其中旅游生态足迹的生态赤字“贡献”为48.40%；(3) 黄山市游客的人均旅游生态足迹年度转化值为12.36 hm²，是当地居民年人均生态足迹的9倍；(4) 黄山市单位旅游生态足迹产值为684美元/hm²，是黄山市单位本底生态足迹产值的1.17倍，但仅为全球平均水平的61.84%；(5) 黄山市单位旅游游览、购物、住宿生态足迹产值高，而旅游交通、餐饮的单位生态足迹产值较低；(6) 旅游生态足迹的区际转移导致旅游生态责任的区际转移与生态影响的区际扩散，旅游业发展具有全球性生态影响的特征。最后指出了影响旅游生态足迹大小的关键因子，旅游生态足迹计算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在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中的应用前景。

以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建立了耦合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构建出区域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交互作用的关联度模型和耦合度模型,定量揭示出中国省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系统耦合的主要因素,并从时空角度分析了区域耦合度的空间分布及演变规律。研究结果表明：(1) 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系统要素之间的耦合是复杂的,总体上表现在城市化对生态环境的胁迫作用和生态环境对城市化的约束作用两个方面。通过关联度计算遴选出作用于生态环境的16项城市化指标和影响城市化的10项生态环境指标,它们较为全面反映出系统交互耦合的机理;(2) 中国区域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度分布基本符合东、中西空间分异的规律。根据耦合度大小并结合区域城市化与经济发展阶段,大致将全国省区划分为协调、磨合、拮抗和低水平耦合等4种类型,其中以拮抗类型为主;(3) 中国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度的时序变动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和波动性。

在区域农田生态系统生产力模拟模型研究中,空间插值可以提供每个计算栅格的气象要素资料。然而,在众多的气象要素空间插值方法中,并没有一种适合每一个气象要素的普适的最佳插值方法。本文以全国725站1951~1990年整编资料中的旬平均温度和计算得来的675站的月平均光合有效辐射日总量 (PAR) 为数据源,选用了距离平方反比法 (IDS)、梯度距离平方反比法 (GIDS) 和普通克立格法 (OK) 等3种插值方法,进行了方法选取的探讨。交叉验证结果表明：3种方法中,温度插值的平均绝对误差 (MAE) 的排序为IDS>OK>GIDS,其值分别为2.15 ^oC、1.90 ^oC和1.32 ^oC;在作物生长季节 (4~10月),MAE分别2.0 ^oC、1.9 ^oC和1.2 ^oC,表明GIDS法在温度插值方面更具实用价值;对于PAR,MAE的排序为OK>GIDS>IDS,其值分别为0.83MJ/m²、071MJ/ m²和0.46MJ/ m²,说明复杂的方法并不必然具有更好的效果。对这2个气象要素的空间分布特征分析表明：温度和PAR的经、纬向梯度和高度梯度均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变化特征;温度的纬向梯度有近似正弦曲线的较强的季节变化,表现为夏季高,而冬、春季低;温度的高度梯度年内变化范围为- 0.0033~- 0.0048 ^oC/m,GIDS法能较细致地反映温度随海拔高度的变化;PAR也具有明显的纬向梯度,其季节变化特征与温度类似。最后,对中国陆地区域以1'×1'进行插值,生成了中国陆地区域的温度和PAR的空间分布栅格图。

在全球环境变化研究中，以土地利用与土地覆盖动态为核心的人类－环境耦合系统研究逐渐成为土地变化科学 (LCS) 研究的新动向。基于覆盖中国21世纪初5年间隔的遥感卫星数据获取的1 km网格土地利用变化空间信息，依据近5年土地利用变化区域分异的显著特征，以及自然地理、经济发展与国家宏观政策因素综合考虑，设计针对21世纪初5年新的中国土地利用动态区划图，揭示土地利用变化的空间格局与驱动因素。总体上，21世纪初5年中国处于土地利用快速变化期，黄淮海平原、东南沿海地区与四川盆地城乡建设用地显著扩张，占用大规模优质农田，导致南方水田面积明显减少；西北绿洲农业发展与东北地区开垦导致北方旱地面积略有增加；受西部开发“生态退耕”政策的影响中西部地区林地面积显著增加，国家退耕还林还草政策成效明显，对区域土地覆盖状况的改善产生积极的影响；这一时段国土开发与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包括“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等国家重大政策，加之快速的经济发展是该阶段土地利用变化格局形成的主要驱动因素。

用1999年和1987年的第一手抽样调查资料,对桂林国内旅游客源市场12年间的空间演变进行研究,得出了其国内客源市场在空间上逐步分散、吸引半径得以加大、波浪式推进和跳跃性增长的演变结论。还探讨了桂林国内客源市场空间演变的宏观原因,并分析了国内客源市场空间演变对其旅游市场促销的意义和原则。此外,还对桂林和黄山国内客源市场空间结构演变的不同特点进行了简要讨论。

产业集群已经成为我国区域研究的热点和各级政府官员在区域和产业发展中的新思维。令人担忧的是,“集群”一词在中国愈来愈多地应用的同时,随之而来的概念混乱又可能给中国的集群发展造成极大的阻碍。针对地方产业集群研究网中研究者频繁的问题,作者对集群研究中若干相关概念作了探讨,这些概念包括产业集聚、产业的地理集中和产业集群,创新性集群,产业链,以及工业园区等。

以1971~2000年青藏高原77个气象台站的观测数据 (最低、最高气温,日照时数,相对湿度,风速和降水量) 为基础,应用1998年FAO推荐的Penman-Monteith模型,并根据我国实际状况对其辐射项进行修正,模拟了青藏高原1971~2000年的最大可能蒸散,并由Vyshotskii模型转换为干燥度,力求说明近30年青藏高原的气候变化趋势,以及干湿状况的空间分布。应用线性回归法计算变化趋势,并用Mann-Kendall方法进行趋势检验。结果表明：青藏高原近30年气候变化的总体特征是气温呈上升趋势,降水呈增加趋势,最大可能蒸散呈降低趋势,大多数地区的干湿状况有由干向湿发展的趋势。气候因子与地表干湿状况间并不是线性关系,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作者设计了运输距离Di和通达性系数等度量交通网络通达性的指标，并以“最短路模型”为基础，分析了100年来中国铁路交通网络的发展以及由此引起的通达性空间格局的变化。结果显示，中国铁路网络结构的演化经历了起步、筑网、延伸、优化4个阶段，但空间扩展的速度相对缓慢。路网扩展和原有路网优化是通达性提高的主要方式；100年铁路建设导致“空间收敛”效果显著。通达性空间格局呈现同心圈层结构，由华北区向四周辐射；且通达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范围也由华北向华东区、中南区扩展，交通中心由天津向郑州逐渐转移。铁路的建设推动了社会经济空间结构的演化，运输走廊的现代化将推动空间经济轴线进一步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