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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学报 >

2025 , Vol. 80 >Issue 6: 1651 - 1673

DOI: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2506014

旅游地理

中国旅游地理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新要求及选题

  • 朱鹤 , 1, 2 ,
  • 武园伊 3 ,
  • 刘鲁 4 ,
  • 林明水 5 ,
  • 朱晓华 , 1
展开
  • 1.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 100101
  • 2.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100049
  • 3.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理与信息工程学院，武汉 430074
  • 4.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北京 100101
  • 5.福建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福州 350117
朱晓华(1972-), 男, 安徽郎溪人, 博士, 编审, 研究方向为地理学综合。E-mail:

注：本文为第二十七届中国科协年会学术论文。

朱鹤(1989-), 女, 山东济南人, 博士, 副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旅游与社会文化地理。E-mail:

收稿日期: 2024-07-25

  修回日期: 2025-04-24

  网络出版日期: 2025-06-13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271248)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171230)

收起

Emerging requirements and research agendas for Chinese tourism geography studies in addressing national strategic demands

  • ZHU He , 1, 2 ,
  • WU Yuanyi 3 ,
  • LIU Lu 4 ,
  • LIN Mingshui 5 ,
  • ZHU Xiaohua , 1
Expand
  • 1.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 2.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 3.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Wuhan 430074, China
  • 4. Tourism College, Beijing Union University, Beijing 100101, China
  • 5. Schoo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117, China

Received date: 2024-07-25

  Revised date: 2025-04-24

  Online published: 2025-06-13

Supported by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2271248)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2171230)

Fold

摘要

当前中国在资源环境领域的重大战略布局呼唤旅游地理学研究的转向与发展。理论逻辑上，旅游地理学研究的核心对象“旅游地域系统”涵盖空间、尺度、对象3个维度，旅游过程中不同主体均与资源环境关联密切；研究现状上，中国旅游地理学在资源环境领域聚焦资源保护利用、适应气候变化、碳达峰碳中和、国土空间治理等方面，但有待进一步增强综合性与跨学科支撑；发展要求上，2012年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51项以资源环境为主体的政策文件，创新了一批重要制度，锚定了一批基本前提，建成了一批特殊区域，融合了一批先进科技，呈现出从“重点问题突破”到“系统性整体保护和优化”的深刻转变，这要求旅游地理学研究树立大资源观、大系统观、大治理观、大协同观、大责任观，从经济研究范式驱动转向可持续发展协调分析，融入多学科理论基础、结合多领域技术方法、解析多尺度研究主体、应用多维度分析数据。未来，中国旅游地理学研究应服务资源环境领域重大战略，关注体制建设、实施聚焦和区域探索，继续在生态文明体制建设中的旅游响应、重点政策要求下的旅游系统优化与支撑、重点空间和保护区域中的生态游憩等领域不断深化，并持续加强理论研究与方法研制，推动学科融合与创新发展，为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关键词： 旅游地理学; 资源环境领域; 重大战略; 新要求; 新选题; 中国

本文引用格式

朱鹤 , 武园伊 , 刘鲁 , 林明水 , 朱晓华 . 中国旅游地理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新要求及选题[J]. 地理学报, 2025 , 80(6) : 1651 -1673 . DOI: 10.11821/dlxb202506014

Abstract

China's national strategies concerning resources and the environment necessitate a reorientation of tourism geography research. Theoretically, the discipline's core research object is the "tourism regional system", which reflects the dynamic human-environment interaction within tourism contexts, analyzed across spatial, scalar, and objective dimensions linking activities in source, transit, and destination areas to resource conditions. Current Chinese research in this domain primarily focuses on four key themes: resourc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achieving carbon peak and neutrality, and national spatial governance. However, there is a clear need to broaden this scope and strengthen comprehensive and cross-disciplinary knowledge integration. In terms of development imperatives, particularly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2012),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State Council have issued 51 policy documents concerning resources and the environment. These policies innovated a number of important systems, established key fundamental premises, developed various special regions, and integrated numerous advanced technologies. Marking a profound transformation from addressing "key issues breakthroughs" to embracing "systematic holistic protection and optimization", these policies demand that tourism geography research adopts views emphasizing large-scope resources, comprehensive systems, integrated governance, synergistic synergy, and broad responsibility, pivoting from an economics-driven paradigm toward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ordination analysis, while integrating multi-disciplinary theories, multi-domain techniques, multi-scale subjects, and multi-dimensional data. Future tourism geography research in China must actively serve nation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strategies by concentrating on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policy implementation effectiveness and regional exploration. Priorities include deepening understanding in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tourism system optimization and support under policy mandates, and ecological recreation in key spaces and protected areas. Continued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development, coupled with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and innovation, is vital to contributing to China'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the "Beautiful China".

Key words： tourism geography;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national strategies; new requirements; new topics; China

1 引言

中国旅游地理学萌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与改革开放40余年来旅游业大发展进程紧密交织，并逐步成长为中国地理学范畴内发展最快、成果最丰、思想最活跃的分支学科之一[1]。随着研究范畴的持续拓展，诸多学者对中国旅游地理学研究进行了回顾、总结和省思，系统梳理出该学科研究的重点领域、代际特征、学科贡献和存在问题，并搭建起基础理论框架[2-4]，为学科体系建设与国际合作交流注入了强大动力。
相较于西方同学科研究，中国旅游地理学彰显出鲜明的决策支撑和战略导向特质。一方面，旅游地理学脱胎于地理学，深受母学科研究范式的浸润。地理学秉持以人地关系为核心研究脉络[5]，深度探究地球表层的空间异质性，剖析人与环境交互作用的内在机理，肩负起科学研究与应用实践的双重任务[6]。另一方面，从政府管理层面审视，中国旅游业的发展被定位在更广泛的国家话语议程中，旨在通过旅游业发展来壮大区域经济、减贫纾困、提升软实力和扩大国际影响力[7]，这一点在政府部门制定的“五年规划”中有尤为显著的表现。自“十二五”规划起，历次旅游业五年规划中均提及“旅游业是国民经济战略性支柱产业”“积极推进旅游业进一步融入国家战略体系”等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把文化旅游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为中国旅游研究锚定了政策服务的基调和方向。学科发展背景与政府决策诉求的双重引擎，持续驱动中国旅游地理学者将学术研究路径校准至与国家战略目标协同一致、与社会发展需求深度契合，进而催生出一系列创新性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反思，形成了颇为显著的学术影响力[8]。当前正值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历史节点，旅游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架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驱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源，更是承载文化自信与助力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载体。伴随国家战略的纵深推进，旅游地理学作为一门综合性研究学科，亟需紧扣时代律动，精准对接社会需求的动态变迁，积极响应国家战略布局，全方位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大局。
自2012年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全局、高瞻远瞩，将生态文明建设视作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围绕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党中央和国务院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于资源环境领域谋篇布局一系列重大战略，并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着力实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加速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进程。2018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组建新的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文化和旅游部等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为新时代中国资源环境领域的相关工作构筑了基本行政管理体系[9]。旅游业作为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关键价值转化和社会服务路径，与资源环境紧密相连，旅游地理学的研究更应聚焦于资源与环境领域的重大战略走向，积极布局前沿科学研究议题，以期进一步发挥其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政府决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10]。
综上，本文立足旅游地理学研究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这一契合学科发展趋向和现实需求的基本背景，从理论层面刻画地理学研究范畴下旅游与资源环境的相互关系，总结2012年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以来旅游地理学研究在资源环境领域的经验与不足，结合新时代资源环境重大战略的系统梳理和定位，提出旅游地理学研究的新方向和新话题，以期形成学科反思，拓展研究思路，并为相关研究提供理论借鉴和实践思考。

2 理论逻辑与研究现状

2.1 理论逻辑

2.1.1 旅游地理学研究的核心对象：基于“空间—尺度—对象”的旅游地域系统

旅游地理学是一门研究旅游活动空间分布规律和地理环境对旅游活动影响的学科，其探讨人类旅行游览、休憩疗养、康乐消遣同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及相关科学话题[11]。中国旅游地理典籍最早就是以记载先民出游所览的山川风物为核心，可以说“寄情于山水”是古人最深刻的旅游体验。可见，从古至今，旅游活动及相关现象的发生都与资源环境息息相关。
旅游地理学以“旅游地域系统”为核心研究对象[12]，着重探讨旅游情境下人与地的相互关联、相互作用[13]。其中，“旅游”作为基本功能前提，构成了旅游地域系统的逻辑起点。从系统论视角出发，国内外众多学者构建了多元化的旅游系统理论框架，包括供需系统论、目的地—客源地系统论、旅游功能系统论、旅游产销链系统论以及旅游经济系统论等。尽管这些理论模型在概念建构和研究取向上存在差异，但均将资源环境视为旅游系统的基础性构成要素，凸显了资源环境在旅游活动中的根本支撑作用。
旅游地理学对于空间的探讨源于旅游活动的本质特征。学界对“旅游”概念的界定历来存在争议，主要可归纳为学术性定义和操作性定义两类，并取决于研究视角和工作需要[14]，可从“非惯常环境”“异地体验”“暂时性空间位移”等不同方面诠释旅游本质[15-17]，尽管这些定义在表述上存在差异，但均包含两个核心要素：其一，强调“人们离开常住居所到异地活动”的空间位移特征；其二，关注由此产生的空间转换效应。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定义在不同程度上都揭示了旅游活动对目的地经济、文化和环境等方面的影响，为理解旅游活动的空间效应提供了理论基础。
旅游的空间转换除了涉及客源地、目的地以外，还包括旅游过程中的中转地、过境地或旅游廊道[18]，这些要素共同构成了地理学支撑旅游研究的“地域”范畴，为理解旅游活动的空间复杂性提供了理论基础。从地理学的尺度视角来看，旅游地理学研究始终贯穿于个体、区域和全球3个核心尺度，形成了从微观到宏观的完整研究谱系。其中，个体尺度关注的是旅游者、旅游者群体、旅游目的地等独立单位；区域尺度关注城市、乡村、行政管理区等面状地域对象；全球尺度的研究则将旅游置于全球化进程中，重点探讨国际层面的表达、互动、话语权力等[19]。此外，旅游地域系统除了涉及旅游者、旅游从业者、旅游地居民等人类主体，也存在经济、服务、交通、信息等虚实要素[20]，这些部分或单元被视为旅游系统的不同构成环节，也是旅游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并以嵌入的方式影响着旅游地域系统的格局和演化。因此，任何一个旅游地域系统均可从“空间—尺度—对象”3个维度进行解析。这一框架与人地系统研究的核心内容——格局、过程、机制、优化相呼应，通过空间维度的延展、尺度层次的转换以及对象要素的整合，必将催生新的研究议题和研究范式（图1）。
图1 旅游地域系统的三维解读

Fig. 1 A three-dimension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tourism regional system

2.1.2 旅游主体与资源环境的关系

从本体论上看，旅游者获得“体验”是旅游发生的本质，这种体验的产生以主体脱离惯常环境（或常住居所），并通过“游”这一具体行为得以实现。“游”的形态既可以是实体空间的位移，也可以是虚拟空间的转换，但都必然伴随着主体感知地理环境的显著变化[21]。基于图1构建的旅游地域系统分析框架，可以进一步从空间转换的维度解读人地关系，将旅游活动解构为3个阶段，揭示其动态演化特征。
在旅游活动的第一阶段，主体表现为（预）游客或潜在游客，其所在客源地的资源环境构成了游客的惯常环境基础，并深刻影响着游客的行为模式和认知结构；在旅游活动的第二阶段，中转地、过境地（包括旅游廊道）发挥着旅游体验“蓄积器”的作用，游客在此过程中观察感受到的自然环境及风土人情，不仅开启了“游”的初步体验，为旅游目的地的体验提供了铺垫，还促发了相应的空间行为，对中转地、过境地的资源环境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此外，离开客源地的游客也与当地居民、从业者、管理者等不同人群产生直接或间接联系，呈现出主体多元化特征，拓展了旅游系统的人类主体范畴；在旅游活动的第三个阶段，即游客在主要旅游目的地的状态，目的地资源环境与氛围的感知构成了游客体验的核心要素[15]。然而，需要强调的是，游客的整体满意度是由旅游全过程各环节的感知体验共同决定的。从客源地到目的地再返回客源地的完整循环中，游客因不同地域资源环境差异而产生的经历、认知与体验持续演化，形成了一个动态的体验链系统（图2）。这一框架进一步揭示了旅游地域系统各组成部分的相互联系及其在不同环境中的相互作用机理，凸显了旅游地域系统作为受经济、社会、环境和政治等因素共同影响的复杂综合系统的本质[22]。
图2 旅游过程中主体与资源环境的关系

Fig. 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ntities and the resource environment in tourism

2.2 研究现状

以上从理论层面探讨了旅游地域系统与资源环境的相关关系，而学术成果的研究基础也在另一层面体现出资源环境是旅游地理学者探讨的重要领域。本文以“旅游”和“资源/环境”为关键词，以中国知网中文核心期刊数据库为检索对象，选择地理学代表性期刊《地理学报》《地理研究》《地理科学》《地理科学进展》《经济地理》《人文地理》和资源类代表性期刊《自然资源学报》《资源科学》为文献来源，检索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以来（2012年11月8日—2024年4月30日）的旅游地理学研究论文，通过对文章题目和内容摘要进行筛选，剔除与研究主题不相关的文献，最终得到研究论文286篇。本文将其与国家资源环境领域重大战略方向进行匹配，归纳得出旅游与资源保护利用、旅游与适应气候变化、旅游与碳达峰碳中和、旅游与国土空间治理四大主要方向，并对相关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2.2.1 旅游与资源保护利用

旅游资源是旅游活动开展的物质基础，是旅游生产力增长的潜力所在，合理评价并发掘旅游资源，因地制宜地推进旅游资源高效利用，是促进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23]。现有研究主要围绕旅游资源分类评价、空间分布、开发利用、管理治理等研究主题展开，多以资源单体为主要对象，技术应用为主要导向，定性分析为主要方法[23]，对水体[24-25]（内陆河湖、海洋等）、山地[26]、海岛[27]、森林[28]、沙漠[29]、湿地[30]、野生动物[31]等类型资源进行存量盘点和保护利用。与此同时，在人本需求驱动下，旅游资源属性转换和价值建构进一步引发资源开发利用变革，旅游资源的属性和研究范畴被逐渐拓宽，诸如度假旅游[32]、极地旅游[33]、康养旅游[34]、冰雪旅游[35]、影视旅游[36]、研学旅游[37]等新型利用方式则为旅游资源赋予更广泛的经济价值和社会意义。
旅游资源的结构层次多维性、空间尺度多重性、功能价值多样性决定了其评价利用的复杂性。虽然旅游资源研究已日趋深入，但需要注意的是当前跨学科综合研究比较薄弱，难以阐释复杂的旅游资源形成及其机制规律，尚未能更好地适应旅游资源消费和产业发展需求。以往研究成果多聚焦旅游资源特征与分类描述和评价方面，关注资源单体开发利用方式，忽视资源集合体空间研究[38]，多关注“资源价值”的定性或定量评价，缺少资源“资产属性”的认知利用以及资产权属的研究，尤其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结构、产权关系界定和自然资本评估测度等方面还需进一步加强，需要推动旅游资源由传统的销售模式逐步向资源价值共创演化，推动旅游资源由单一功能向复合功能、从单一价值向多元价值转变，实现“理论指导实践”与“实践完善理论”的良性互动局面[39]。

2.2.2 旅游与适应气候变化

旅游业作为气候依赖型产业，气候变化及其复合极端事件也深刻影响着旅游业的发展。现有研究多从影响和响应的双重视角，综合分析气候变化对旅游业影响的途径和效果。宏观层面，气候变化深刻影响旅游需求，研究者多采用指标法和需求模型法，定量分析气候变化对旅游的环境条件[40]、气候条件以及其他综合条件[41]的影响，间接测算气候变化下旅游流的可能性变化，尤其基于多源大数据分析，采用改进的时间序列模型和累计需求模型等方法[42]，使数据精度逐渐从年度提升至月度、日度。但该部分研究多关注旅游需求规模预测，而忽视了旅游需求结构的变化。中观层面，研究多关注气候变化对以沙漠旅游[43]、滨海旅游[44]等为代表的自然环境依赖性较强的旅游活动和以避暑旅游[45]、冰雪旅游[46]、赏花旅游[47]、观鸟旅游[48]为代表的时令性旅游活动的影响，但缺少对不同客群和气候变化产生的多维效应的研究。微观层面围绕旅游者感知—决策—体验，基于UGC（User Generated Content）数据、游客问卷等多源数据研究旅游主体的气候变化响应行为[49]。
此外，气候变化伴随各种极端气候事件的频发，如极端降水、高温、热浪、极寒、飓风等，多产生系统性复合影响，使旅游灾害风险研究呈现出学科交叉的趋势，在旅游灾害监测[50]、风险评价[51]、动态预警[45]、游客感知及旅游行为[52]、旅游社区恢复力[53]等方面体现了多学科知识的连接。但需要注意的是，已有研究较多关注气候变化表征要素的短期影响，但忽视了气候事件的长期性风险性以及长时序的研究监测。未来还需从系统性方法和视角，综合整体和部分、要素与环境、结构与功能，加强气候变化对旅游影响的多情景、多要素模拟预测。

2.2.3 旅游与“双碳”目标

围绕“双碳”目标和低碳旅游的基本思想，学者们在旅游碳排放测度、碳排放效率、碳排放预测、碳足迹评价、碳补偿等领域贡献了一批学术成果，相关研究多围绕碳测算—碳减排—碳补偿机制的研究思路展开，谋求低碳旅游的发展路径。尤其针对不同区域和尺度[54]、不同类型旅游地[55]、不同旅游产业部门[56]、不同旅游主体[57]等，开展了大量的旅游相关碳排放测度研究，研究方法多采用以产品或服务为导向的生命周期评价法[58]、基于投入产出的自上而下测算法[59]和基于不同碳排放系数的自下而上测算法[60]，并涉及隐含碳排放的测算[54]，能够较好把握旅游业碳排放的总体属性和要素结构，但旅游产业关联性强、产业要素丰富、碳源类型多样、统计数据不健全、单位系数待更新等原因，导致旅游碳排放测算准确性不高、可靠性不强等问题突出。另外，上述研究主要针对旅游碳源进行计算，而随着旅游业一系列低碳行动的推进，尤其由旅游活动而促成的森林、湿地等生态系统保护及绿色基础设施建设也产生了旅游碳汇，但这方面内容尚缺少关注，并应纳入旅游碳管理体系中。而在微观层面，研究对象以旅游者为主体，关注其低碳政策认知、减排意愿、低碳行为选择的影响因素[61]，从游客角度探讨减碳方案，但就市场参与主体而言，其研究视角还待进一步扩充，尤其可注重游客与政府、景区、经营者、社区等多主体的互动关系，探讨碳补偿的执行分类、行为机制和责任履行等。

2.2.4 旅游与国土空间治理

在国土空间治理的战略背景下，相关研究多关注旅游资源的空间格局及演化机理。一方面重点围绕旅游开发的空间格局、演化过程、驱动因素[62]，及其产业发展的空间效应、组织重构和响应互动[63]，加强国土空间动态监测和治理。另一方面是围绕国土空间规划与旅游资源协调发展研究，在区域旅游资源环境承载力和旅游开发适宜性“双评价”基础上明确旅游功能开发范围。已有成果多从理论逻辑和技术逻辑探讨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背景下旅游主体功能区建设的难点、矛盾与挑战，并通过明确旅游用地的功能地位和规划转型，来探讨通过国土空间规划来实现旅游用地的开发保护与协同整治[64]。在实证研究中，依据旅游资源禀赋和特征类型，学者们重点围绕生态旅游区[65]、滨海旅游区[66]、风景名胜区[67]、度假旅游区[68]等专项旅游功能分区类型探讨土地利用和国土空间规划布局，多遵循空间识别—格局分析—统筹规划—空间重构的研究思路[69]，进行覆盖国家、省、县、村落等各个层级[64]的旅游主体功能区识别与划分。
与此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在当下国土空间体系布局下，旅游规划与多规融合的研究仍然薄弱，旅游空间分析存在边界模糊、技术性不强、强调概念而忽视数据等突出问题，尤其需要进一步加强旅游资源利用的环境效应评估，构建精准化主体功能分区评价指标体系，建立健全责任主体一体化资源利用机制，推动旅游开发与地方生产发展、生活营造和生态保护有机衔接，推进旅游与“三生”空间融合发展。
综上，回顾2012年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以来旅游地理学研究涉及的重要资源环境领域的战略话题，对资源保护利用、气候变化、“双碳”与国土空间治理等相关主题的探讨展现了旅游地理学研究的政策性和时代性。这些研究通过系统梳理和总结国家政策、资源环境与旅游地理学的关联，为学术界和实践领域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然而，现有研究在以下方面仍然存在一定不足，需要进一步深化和拓展：
（1）在研究广度方面，现有成果多聚焦资源环境与旅游的单一主题，如旅游资源分类、气候变化短期影响、碳排放测算、生态旅游行为等，缺乏系统性整合框架。尤其在国家资源环境战略背景下，如何全面揭示旅游与资源环境的跨尺度多层次互动关系，反映不同空间背景下可持续旅游现象及其多目标关联性，仍是亟待突破的研究盲区。
（2）在研究深度层面，旅游地域系统中人地动态交互机制探讨不足。现有研究多停留于静态资源特征与空间格局分析，对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的动态平衡关系解析不够，尤其在跨学科视角下，旅游活动对自然资源资产化、产权重构及社会经济链式反馈的深层影响仍需深入探索。
（3）在方法创新维度，尽管部分研究引入定量模型，但整体仍以传统定性分析为主导，未能充分融合人工智能、遥感监测等技术开展系统模拟与情景预测。针对复杂地域系统中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动态交互的机制模拟，现有技术方法仍显滞后。
总体而言，旅游地理学研究需强化理论实践融合，突破单一维度局限，通过跨学科协作、动态机制解析、国际经验互鉴和实践指南构建，推动学科从现象描述向机理阐释转型。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结合国家战略与区域实践，可助力学科在回应时代需求的同时，为全球资源环境治理提供中国智慧与实践范式。

3 新时期资源环境战略对旅游地理学研究提出的新要求

当前中国资源环境战略的布局特征本质上构成了对旅游地理学研究的新要求，这些要求既体现在研究视角的革新，也指向研究范式的重构，需要从当前政策入手，梳理其转向特征，形成视角创新的新视野，构建范式转变的新体系。

3.1 政策转向：资源环境战略布局呈现“四个一批”新特征

长期以来，人类快速发展给地表资源环境带来累积压力，导致资源和生态系统面临危机，并对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可持续发展带来重大挑战[70]。为了应对日益严峻的环境压力，国际层面已经启动并实施了一系列行动框架，旨在推动可持续发展、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以及保护生物多样性等，凸显了全球合作的重要性[71]。
与发达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呈现出“压缩的现代性”特征，在过去40年里迅速走过了西方国家约200年的工业化历程[72]。在此期间，资源消耗激增，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问题日益严重，致使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与温室气体排放国之一[73]，给全球气候变化和环境可持续性带来挑战。随着经济稳步增长，中国对于能源、水、土地等关键资源的需求持续攀升，这些资源的有限性和分布的不平衡性加剧了资源安全问题[74]。在全球环境治理日益强化的背景下，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致力于积极应对全球环境变化，投身全球气候治理，不断提升国家软实力、优化国际形象[75]。
为应对上述挑战，党中央高度重视，持续推进前瞻性、战略性部署，布局了涵盖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建设、绿色发展、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旨在通过技术、制度和管理等方面创新，推进社会经济朝向绿色、循环、低碳方向发展，逐渐解决发展中的资源和环境约束，逐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75-76]。
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或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以下简称“中办、国办”）联合的发文则是推动国家治理和实施国家战略的最高层级工具，对于引导国家发展方向和确保政策的顺利实施具有关键作用。经统计，自2012年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以来截至2024年上半年，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办、国办发文的以资源环境为主体的政策文件共计51项。其中，中共中央、国务院发文13项，中办、国办发文38项（图3）。相关政策围绕生态文明建设核心议题，涉及自然资源产权管理、国土空间优化、生态环境保护、污染防治、绿色发展、防灾减灾等重点领域，整体呈现“四个一批”新特征。
图3 2012年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以来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两办”发文的以资源环境为主体的政策文件

Fig. 3 Policy documents primarily focused 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jointly issued by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State Council, or their General Offices since 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1）创新了一批重要制度。自2015年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出台以来，一批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建设制度逐渐落地，包括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国土空间规划体系、资源总量管理和全面节约制度、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环境治理体系、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市场体系、生态文明绩效评价考核和追责制度等，从机制体制层面为生态环境保护、自然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筑牢根基。这些制度创新不仅重塑了资源环境治理的基本规范，也为旅游地理学提供了新的制度分析框架。
（2）锚定了一批基本前提。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始终坚持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来保护生态环境。在法治层面，通过完善资源环境立法，强化执法力度，构建起严密的法治保障网络。在标准层面，立足国情实际，结合“双碳”、生态环境治理等目标，制定修订了一系列生态环境质量监测标准，并推动实施资源环境领域的强制性国家标准。在空间管控层面，落实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严格执行生态保护红线，基于资源环境承载力与开发潜力科学确定开发强度，这些基本前提的确立，为旅游地理学研究提供了明确的价值导向和约束条件。
（3）建成了一批特殊区域。通过主体功能区战略和空间规划体系实施，新时期新背景下，中国已逐渐形成了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生态文明试验区、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试点区、重点流域、城镇发展空间、基本农田、文化遗产空间、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脆弱区、重要生态工程建设区、生态廊道、“美丽中国”先行区、生态环境修复改善示范区等一系列多层次、多类型的特殊区域，成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点空间和实践先行区域。这些特殊区域也为旅游地理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践场域和创新空间。
（4）融合了一批先进科技。生态环境科技是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利器。所分析的51个政府文件中，均在不同程度强调了科技的重要作用，并突出了跨领域科技融合，涉及大数据、人工智能、卫星遥感、无人机、先进地面台站等高新技术和设备在环境监测与质量管理中的应用，建立空天地海一体化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体系；推广可再生能源和绿色技术、节能和资源效率提升技术，推动开展环境监测、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自然资源资产核算、自然修复恢复、碳源碳汇核算基准、气候变化监测预测预警和影响风险评估等领域的新技术、新方法和全过程质控技术研究以及涉及的新装置、新设备的研发，力求通过科技创新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方法。这些科技创新为旅游地理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技术手段和方法论工具。
“四个一批”的战略布局从制度创新到科技赋能，从前提保障到空间重构，不仅明确了资源环境领域政策布局的总体方向，为落实相关政策提供了有效的实践指南，也为旅游发展及旅游地理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政策语境和探索框架，亟待拓展研究视野、转型研究范式。

3.2 视角创新：旅游地理学研究需要形成“六观”新视野

新时期，面对资源环境领域发展形势的新挑战，中国立足于保护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态根基和探索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绿色路径，围绕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建设和绿色发展的核心逻辑，主体功能区、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等若干重大战略相继落地，彰显中国在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方面的新思路和新转向，也为旅游地理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与创新方向。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中提出“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持续改善环境质量、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这些政策思路和理念呈现出从“重点问题突破”到“系统性整体保护和优化”的深刻转变，并进一步强调要落实大国责任，参与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为全人类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中国模式”和“中国经验”。
需要强调的是，这些战略呈现交叉支撑关系，其任务聚焦四大领域：构筑生态安全格局保护资源环境本底；推动经济绿色转型构建新发展模式；理顺体制机制形成科学管理制度；提升全民生态意识实现共建共享。从主体对象看，资源环境保护任务以“地”为核心，侧重人地关系中的自然基底；经济转型与制度重构对应“产”层面，优化人地交互的产业维度；全民行动体系建设则以“人”为主导，通过意识提升推动生活方式绿色转型（图4）。
图4 国家资源环境领域重大战略推动旅游地理学研究视角转型

Fig. 4 National strategies in the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 field drive a shift in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of tourism geography

旅游业兼具生产与服务属性，贯通供需两端，其系统构成不仅包含旅游吸引物、环境基底等实体要素，更涉及主体行为、价值感知等社会维度，本质是“地—产—人”三元结构的有机整合。面对新发展要求，旅游地域系统需建立多维发展观：通过资源利用革新（地）、产业生态重构（产）与主体责任重塑（人）的联动，在空间层面拓展研究尺度，在理论层面构建“六观”体系，为旅游地理研究提供新的范式支撑。
（1）大资源观。作为旅游业发展的物质基础，旅游资源体系正面临国土空间规划与生态保护政策的双重规制。当前旅游资源认知需实现3个维度的拓展：① 形态维度，可构建包含物质资源、社会关联、文化基因、数字资产、风貌氛围的五维资源谱系，将物质、非物质的资源和整体特色均纳入旅游资源范畴；② 价值维度，可建立包含资源承载力、文化感知、体验丰度与市场响应度等因素的综合评价体系，全面反映不同形态、形式的资源价值；③ 管理维度，引入全生命周期理论，探讨资源的整体、动态、长期监测与管理模式，研究不同资源的整合利用，构建跨介质资源转化路径，强调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2）大系统观。旅游系统具有耗散结构特征，其演化遵循“输入—转化—输出”的物质能量流动规律，需要从整体性、关联性和协同性的角度来研究和分析，突破要素割裂分析的传统范式，着重探讨3个层面的系统关联：① 要素关联强调系统内外要素相互作用及与自然社会经济系统的耦合关系；② 代谢关联聚焦物质能量流动过程与生态循环路径构建；③ 风险关联通过“监测—预警—响应—恢复”应急体系，提升系统韧性。三者共同揭示旅游系统的整体性、动态性和协同演化规律。
（3）大产业观。设施、产品、信息、服务等是旅游业发展的重要支撑，也是旅游地域系统中人地交互作用的关键单元。在绿色化、可持续的目标指引下，需要以更加集约的方式优化旅游地域系统中“产”的部分，实现双重突破。一是在供给侧，可通过“智能+”（数字技术、智能设备等）、“文化+”（遗产体验、IP开发等）、“生态+”（低碳示范、绿色认证等）等不同维度的创新，提升旅游供给体系的质量效能；二是在价值创造侧，着力培育旅游与其他产业的创新共生网络，发展旅游新业态，突出旅游业对区域的带动效应（经济效应、生态效应、文化效应等），嵌入产业绿色转型的核心路径，助推区域高质量发展。
（4）大治理观。现代旅游治理强调通过制度、政策、机制，破解政府、市场与社会的三元博弈困局，对旅游活动及其相关资源进行规划、管理、协调和监督，不仅需要对旅游系统中的多主体和多要素进行多维度、多尺度的解构和组织，探索和优化多元治理模式，也要高度重视旅游发展与生态环境和谐共生的关系，尤其关注旅游治理中的政策工具（如生态补偿、碳交易等）及其效果评估，特别是全球化与地方化的制度耦合机制，以及治理工具的动态协同效应，推动旅游治理的法治化、规范化和现代化。
（5）大协同观。旅游涉及不同区域的人、物、能、资的流动与转换，在“全国一盘棋”统筹管理要求下，旅游地理学研究也需要秉持“大协同观”，重视空间协同、区域协同、产业协同、部门协同、开发与保护协同、多项发展目标协同、多元利益主体协同，构建协同发展框架，建立动态调适机制。
（6）大责任观。旅游市场主体是由旅游产品供给者、需求者、中介组织及规制主体构成的复合系统，涉及的行为主体具有空间依附性（依托自然与人文生态系统）、价值多重性（经济、文化、生态等多重价值并存）、行为外部性（行为活动具有一定的区域影响）等特征，面向多类型主体，旅游地理学研究一方面需要从不同行动主体的行为规范、旅游消费和服务习惯出发，探索低碳旅游、绿色旅游的实现路径，另一方面也要强调旅游在生态文化宣扬、遗产保护、社区福祉等方面的影响和责任，提升旅游业的影响力。
整体上看，大资源观是基础，强调资源本体的多元特征与保护利用；大系统观是认识，体现旅游系统的整体性与动态性；大产业观是方向，突出旅游业的融合与带动作用；大治理观是保障，注重治理方式的科学与规范；大协同观是路径，挖掘旅游系统内和不同系统间的动态变化与整体协调；大责任观是目标，凸显旅游发展的伦理性与可持续性。
此外，基于地理学的研究视角，着眼于不同空间和尺度，分析旅游系统各层次对象的格局、过程、机理与优化，面向理论探索和实践检验，并实现战略支撑始终是学科发展和研究的基本要求。

3.3 范式转变：旅游地理学研究亟待构建“四多”新体系

以往旅游地理学的研究很大程度上集中在旅游对地方经济发展的贡献上，强调旅游业对增加就业、提高地区收入和推动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在当前资源环境战略驱动的背景下，旅游地理学研究正经历着从“经济效益驱动”向“人地系统耦合”的深刻转型，研究重心转向探索旅游的生态效应、产业带动与社会福祉，构建多元价值协同分析框架。
在当前新发展模式驱动下，随着学者们对旅游活动与广泛资源环境问题之间联系的认识加深，旅游地理学研究的新范式逐步形成[77]，尤其是大量跨学科知识和“数智”技术的应用，推动着旅游地理学研究思维的转变。
（1）融入多学科理论基础。在学科交叉创新研究的大背景下，旅游地理学者开始借鉴如生态学、环境科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5]。新形势下，旅游地理学研究更需突破传统地理学研究边界，从空间结构论转向社会—生态耦合系统论，从要素分析转向复杂系统分析，科学合理地整合跨学科知识，更全面地评估旅游活动的综合成本和收益，辅助制定更有效的管理策略。但需要注意的是，多学科知识融合也存在不可通约性、理论碎片化、方法移植的适配障碍、学术概念转化效率低等问题，在应用中有待进一步检验和调适。
（2）融合多领域技术方法。地理信息系统（GIS）、遥感技术、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工具在旅游地理学研究中的应用日益增多，这些技术可以使研究者更准确地监测和分析旅游地域系统，更好地指导可持续旅游发展。而当下，空天地海一体化监测技术、气候变化模拟技术、虚拟现实与数字孪生技术、物联网技术等在资源环境领域已得到逐步应用的新技术也需要融入旅游地理学的研究上来，同时融合神经生物电技术、通信感知一体化技术等跨领域新技术，实现在监测维度、分析精度、表达能力、模拟能力上的突破，并为旅游地理学研究应用提供创新的体验和实践工具。
（3）解析多尺度研究主体。传统旅游地理学研究主要从时间尺度和空间尺度对旅游系统的部分或全部对象进行研究，结合资源环境政策和管理方式的新特征，旅游地理学的研究还需要向组织和复杂性尺度拓展。组织尺度涉及通过不同的组织结构和方式来实现对于旅游情景下人地关系的耦合分析与动态协调，而复杂性尺度则要关注旅游系统内部各个组成部分的相互作用及其对整体系统的影响，尤其需要关注旅游活动中多空间层次嵌套、多时间节律交织、跨尺度耦合、非线性动态演化等重要的复杂性问题。
（4）应用多维度分析数据。多源异构数据的集成应用已经成为当前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趋势[78]。资源环境领域大量的监测数据和实验数据则进一步拓宽了旅游地理学研究数据融合的范畴。在传统调研数据、统计数据的基础上，综合应用传感器数据、实验数据、网络数据及大量用户生成数据，拓宽数据维度，完善分析方法，形成基于“3T数据框架”（Traditional Survey-Technical Monitoring-Traces Data，传统调查数据—技术监测数据—痕迹数据）的多元异构数据整合解决方案是当下旅游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走向和要求。
以上范式转变使得旅游地理学研究从以定性分析为主走向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表达，从基础评价走向科学决策，从现象描述走向机理解析，从单一性研究走向综合性研究，从而有效推动学科研究范式的创新与发展[79]。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作为具有强应用性的学科，旅游地理学不仅需要有科学贡献，也应注重推动工程落地和应用转型，真正实现科学研究与服务社会的“顶天立地”（图5）。
图5 旅游地理学研究范式转型特征

Fig. 5 Characterizations of the research paradigm shift in tourism geography

综上，资源环境战略通过“四个一批”的政策特征，向旅游地理学研究提出递进式要求，即在认知层面需要建立“六观”多维视角，在方法论层面亟待构建“四多”研究体系，最终形成支撑国家战略需求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应用能力。

4 旅游地理学面向服务资源环境领域重大战略研究的新选题

基于前述资源环境战略布局的“四个一批”新特征、研究所需的“六观”新视野以及“四多”新体系构建要求，形成从体制层、实施层到区域层的选题体系：在宏观体制维度上，聚焦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与旅游业发展的制度耦合；在政策实施维度上，围绕国土空间规划、“双碳”目标等重大政策的落地需求展开专题研究；在区域实践维度，重点探讨自然保护地、生态屏障区、国家公园等特殊地理单元的旅游发展范式（图6），以期推动更多学者关注和探索。
图6 旅游地理学面向资源环境领域战略需求的研究选题体系

Fig. 6 Strategic demand-oriented research agenda framework in tourism geography for the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 field

4.1 体制建设：生态文明体制建设的旅游响应

生态文明建设是“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基础，而生态旅游则被视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效载体和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文明落实的关键在于构建生态文化体系、生态经济体系、目标责任体系和生态文明制度体系。面向生态文明体制建设，聚焦旅游响应机制，旅游地理学研究可重点关注以下4个方面。
（1）旅游推动生态价值观构建的路径及机制。生态旅游是推行生态文明价值观的重要途径和实践载体，其价值认知功能亟待深入研究。① 构建旅游相关主体的生态文明意识评价体系，开发相应监测方法，及时把握不同主体环境保护意识的动态变化；② 研制生态旅游发展过程中的舆情探测技术，建立基于大数据的公众生态价值观感知评价体系；③ 基于实验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方法，深入探究参与生态旅游活动对公众价值认知的影响机制，揭示旅游体验—认知转变—行为改变的作用路径[80]；④ 挖掘公众的生态价值观与生态旅游发展水平的动态耦合关系，研究基于旅游情境的生态价值观有效输出方式。
（2）生态产品价值的旅游化实现。生态产品价值的旅游化实现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核心在于通过旅游活动，将自然生态系统和生态环境要素的生态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同时维护和提升这些资源的生态服务功能。结合已有相关学术研究，需要探索生态产品旅游价值评估和市场化核算的方法，建立资源生态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的转换函数模型；其次，创新生态旅游资源的产权制度设计，探索基于市场机制的交易模式；此外，开展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及旅游潜力分析，系统研究生态产品向旅游产品转化的路径、过程、逻辑与模式[81]。
（3）生态文明建设中旅游主体责任关系与评价。一是需系统界定政府、开发者、经营者、从业者、居民及游客等多元主体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多维责任边界。从法律、道德、经济、公益等多维度对旅游主体责任内涵进行解读，揭示不同旅游主体之间的责任关联与制衡关系，建立责任传导模型；二是研究不同主体责任落实特征与评价方法，探讨不同地理环境和发展条件下旅游主体生态文明责任落实的空间分异特征及影响机制，为制定差异化的责任落实方案提供科学依据。
（4）旅游发展中生态文明制度的构建基础与应用效果。首先，生态文明制度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支撑，当前在资源产权、生态补偿、环境损害赔偿等重点领域逐步落实，与区域旅游发展也存在紧密关系，需要明晰这些制度的基本定义，理清旅游发展中相关制度的主要特征和要求，构建旅游生态文明制度的理论框架。其次，基于跨学科理论完善生态补偿、环境损害赔偿等制度体系，制定旅游情境下生态补偿、环境定损等标准及物质量核算方法。第三，建立制度实施效果动态评估体系方法，解析不同区域实践模式的运行机制，重点突破跨行政区旅游协作区的生态协同治理与管理创新，形成可推广的制度实践范式。

4.2 实施聚焦：重点政策要求下的旅游系统优化与支撑

4.2.1 自然资源系统管理下的旅游资源保护利用

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自然资源综合管理制度落地，新政策强调了从自然资源的计划管理和无偿使用向自然资源的资产管理和有偿使用的转变，形成自然资源资产的“五统一”（统一规划、收储、供应、开发、保护）基本模式和一体化的自然资源管理体系（包括调查监测、确权登记、开发利用、用途管制等），也为旅游资源的管理和研究提出了要求及挑战。
（1）旅游资源综合调查评价及管理体系研究。新的自然资源管理规范下，需要结合管理端和市场端，共同构建合理的旅游资源调查、评估、监测体系，科学研制评价管理方法，形成以自动化、智能化为特征的旅游资源管理框架。其次，重视旅游资源组合划定、旅游资源潜力研究、旅游资源关键区识别、全要素资源资产登记、旅游资源动态监测、旅游资源资产价值核算等基础理论和关键技术的研制，推动系统评估旅游资源的开发潜力和储备规模。此外，进一步探讨特殊类型旅游资源（如线性文化遗产、跨境生态廊道等）的管理模式，并亟待通过典型区域实践形成可复制的制度设计模板。
（2）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与保护。一方面，重视突破旅游资源保护与利用的新方法、新技术，尤其在“数智”和“数治”时代背景下，需要研究旅游资源的智能化调查评估与管理方法、旅游资源环境承载力的核定技术、旅游资源环境容量的实时感知体系、新型旅游资源的识别与挖掘技术、不同类型资源的旅游利用方式等。另一方面，在制度维度上也要探讨资源产权及由旅游带来收益的分配问题，需要解构旅游资源产权束的构成要素，其中牵扯到旅游资源服务价值和旅游资源资产价值的评估体系及其之间的内在关联性研究，旅游资源产权的主客体及不同利益主体的关系、资源产权与资源开发过程、收益核算与分配机制等重要话题的探索。
（3）可持续旅游的发展模式与经验研究。可持续旅游涉及多个维度，可结合联合国SDGs（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目标和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对国内国际的实践案例进行分析，总结不同区域、不同约束、不同目标、不同主导方式下可持续旅游发展的模式与经验，以及旅游发展对实现不同层面SDGs目标的推动作用，从不同主体角度研究可持续旅游的认知、行动与响应策略，形成目标—过程—效应的分析框架。

4.2.2 国土空间优化中的区域旅游协同布局

国土空间格局优化要求在国家或区域层面上，通过科学规划、合理布局生产、生活与生态空间，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在此基础上，形成统筹资源、环境、生态治理的区域旅游发展模式。
（1）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旅游规划的协同及实现。国土空间体系下，旅游规划需要依照国土空间规划的要求定位和转型，并与其他专项规划合理对接[64]，重点突破多规融合理论模型与政策耦合机制，探究旅游规划与多规合一的融合机制与多层级政策的耦合方式。其中，重点探讨旅游资源承载力与开发适宜性评价、多源异构数据驱动的旅游功能空间划定、旅游弹性用地供地策略与效应、旅游地三生空间的规划与转换、旅游规划的中长期实施效果评价等选题。
（2）区域旅游协同发展与格局优化。构建国土游憩空间优化理论框架，解析旅游系统与空间规划的互动关系。实践层面聚焦重点区域（如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等）的区域协同及与旅游协调发展的对策，探索流域、生态廊道等以自然资源的连续性特征为基础的跨行政单位协作区域的旅游发展路径，研究耕地“非粮化”的旅游价值转化，重视旅游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的协调共进。
（3）旅游空间开发风险评估与利用效益。旅游空间开发过程复杂，涉及用地、资源、利益协调等问题，可能面临的风险环节众多，需要从多个层次对旅游空间开发的风险因素进行识别、分析和评估：① 构建涉及旅游开发对资源环境、区域社会结构及人员流动、文化冲突、生态连锁反应等方面的评估方法；② 需要加强旅游资源开发的动态监测体系研究，明确监测因子与方法；③ 识别旅游开发的多尺度风险传导路径，探讨风险管理与控制的有效方法、政策支持及社区参与方式等。

4.2.3 “双碳”目标驱动的气候变化适应性旅游探索

全球变暖、极端天气事件、海平面上升、冰川和冰盖融化等气候变化对旅游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完善适应气候变化工作体系”，面向气候变化，旅游发展也需要形成有效的行动对策和行动方案。此外，游客的行为和活动也会对气候产生影响，旅游业本身也是引致气候变化的一个因素，尤其是在“碳达峰碳中和”的政策背景下，有必要对以下内容展开研究。
（1）气候变化对旅游的影响。供给侧需评估热浪、干旱、洪水等极端天气事件对旅游目的地的安全性、可达性及吸引力等方面的影响；量化海平面上升、冰川消融、南雨北移等长期效应对旅游资源供给的影响，尤其是对各类自然旅游资源如动植物、地质地貌及文化遗产等资源的损耗；构建旅游地各类自然灾害的监测预警机制和应对策略，探究构建面向各类气候事件、自然灾害及其连锁效应的旅游目的地应急体系。需求侧则通过生态足迹建模和碳排放拐点预测，借助经济学、管理学、生态学等经验模型对旅游系统中跨尺度物质能量流动进行分析，解析气候波动对旅游周期规律与游客行为模式的深层影响。
（2）旅游对气候变化的影响与适应。旅游业贡献了全球约8%的温室气体排放，其中交通和住宿构成主要排放源[82]。在“双碳”目标驱动下，需建立旅游业全产业链碳核算体系，量化部门碳排放强度与生态资源压力，同步探究绿色设施建设、景区生态修复等碳汇增益效应。面对气候变化，旅游地域系统展现出强于传统产业的动态适应性，其空间重构与低碳实践机制仍有待解构，需重点揭示敏感性调控因子及多情景韧性演变规律。同时，也需要研究气候变化下旅游业可能采取的适应和缓解措施，如提高游客认知、制定适应性规划、绿色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推广低碳旅游方式等，探索微观行为如何通过尺度跃迁推动区域碳中和；气候变化不同情景下的旅游系统韧性、旅游目的地社区生计等话题也亟待形成客观科学的评估监测方式；此外，结合“双碳”政策和市场规律需要探讨旅游业碳交易、区域旅游碳汇资产化的机制及路径，推动构建合理的目的地碳管理框架。

4.2.4 一体化保护修复进程里的旅游多元赋能

自2021年中国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修复工程以来，通过多要素协同保护和整体修复措施，显著提升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总体规划（2021—2035年）》进一步强调了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的长期性和战略性及多要素协同的工作思路。一体化保护修复针对山水林田湖草沙等生态系统要素，以区域或流域为单位，通过多要素协同保护和整体性修复的综合性措施，构建的优质生态基底为生态旅游发展提供了空间载体。同时，旅游作为生态价值转化路径，通过资源经济化反哺保护修复工程，形成“生态修复—旅游开发—持续保护”的良性循环。
（1）一体化保护修复工程的旅游利用。一是探讨面向区域（或流域）、生态系统、重大工程等不同尺度、不同梯度的一体化保护修复工程的旅游利用方式和经验；二是分析生态保护修复前后区域旅游资源价值的变化及驱动因素；三是从社会、经济等不同层面研究一体化保护修复工程旅游利用的效益，包括其在游客认知与公众意识方面的意义，关注如何在修复受损的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的同时，通过旅游活动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旅游驱动的生态保护修复机制与路径。推进地方旅游发展也是驱动生态保护修复的重要目标，一体化保护修复过程中要考虑到未来的旅游发展而进行方案设计。其中，探讨旅游驱动的一体化保护修复工程中生态保护与旅游发展的平衡关系，构建一体化保护修复项目中旅游设施融入的规划建设方法及技术，分析多主体参与“生态保护修复+旅游产业导入”的合作方式及国际经验与本土实践等是此方面的重要选题。

4.3 区域探究：重点空间和保护区域中的生态游憩

当前国家资源环境战略涉及一批特殊区域，尤其以自然保护地、典型生态脆弱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等为代表的重要生态空间和区域是国家文件中重点强调的保护对象，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坚实基石。除以上相关重点选题外，还需要结合这些重点空间和保护区域的独特属性开展相关研究，部分重点选题如下：
（1）生态游憩对不同生态系统的影响及机制。聚焦自然保护地多尺度差异，探究不同类型的生态游憩活动产生的长短期影响，包括土壤及微生物群落、近游径植被、水体环境、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垃圾及其他难代谢物质、生物多样性、生态景观格局等，评估影响特征与程度，考虑不同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制定相应的保护策略。
（2）重点空间和保护区域的生态游憩产品规划。研究以自然保护地为代表的保护空间中生态游憩的概念及特性，框定生态游憩的基本原则；开展不同生态系统生态游憩的适宜性评估，尤其是生态旅游区域范围的划定以及各类生态游憩产品（如徒步、野生动植物观察等）适宜性评价；分析游客特征、态度和行为，以及生态游憩产品对游客的影响，优化产品供给；开发针对不同类型生态游憩产品效能精准化评价技术体系[83]。此外，随着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的深入推进，以国家公园群为代表形成了一批保护空间集群，如何科学地对这些集群的生态游憩产品进行规划设计，合理地组织旅游线路，同样亟待探索。
（3）保护地社区协同及旅游社区参与。保护地社区协同发展牵扯到保护地管理机构、社区、企业、科研机构等多主体间的有效合作机制，涉及利益分配与资源共享，需要研究不同类型保护地和社区背景下的协同模式及机制、多元主体利益关系及惠益共享、获益再投资及生态系统保护、保护区及周边社区营造及社区能力建设[84]、社区生态旅游的参与意愿及影响因素，以及特许经营等重点选题。
（4）保护地的生态旅游与环境教育融合。以自然保护地为代表的保护地往往生物多样性丰富、生态系统独特，是开展环境教育的重要实践区域，同时也是生态旅游的核心载体，其环境教育功能可通过生态旅游活动实现深度传播。研究如何以生态旅游活动（如自然导览、生态研学、野外考察等）为依托设计环境教育内容，探讨其对游客生态认知与保护行为的影响路径。重点分析环境教育在生态旅游实践中的传播效能与机制，包括游客体验中的教育内容设计与反馈机制、生态教育与生态旅游协同效益的定量评估方法，以及如何在环境教育中增强游客对自然保护地品牌的认同感和传播力。同时，结合新媒体传播技术，研究自然保护地品牌形象的生态旅游推广模式，通过环境教育驱动生态旅游发展，实现保护、传播与经济效益的多重目标。

5 结论与讨论

本文从旅游地理学研究服务国家资源环境领域重大战略这一学科研究范式发展和现实应用的基本要求出发，从理论层面系统分析地理学研究视角下旅游业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利用的相互关系，总结2012年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以来旅游地理学研究在资源环境领域的研究经验与存在的不足，结合新时代资源环境重大战略的实际要求，提出旅游地理学研究的新方向、新思路和新话题，主要结论如下：
（1）旅游发展离不开资源环境，从系统论角度看，旅游地理学的核心研究对象是“旅游地域系统”，反映人与地在旅游情境下的相互关联、相互作用，是一个包含空间、尺度、对象3个维度的复杂系统；从本体论角度看，旅游的核心是“体验”，并与旅游者所处地理环境有关。旅游的空间转换涉及客源地、目的地、中转地等，不同空间的资源环境均对旅游者的经历、认知及体验产生影响。
（2）当下中国旅游地理学聚焦资源环境相关战略的研究进展主要围绕旅游与资源保护利用、旅游与适应气候变化、旅游与碳达峰碳中和、旅游与国土空间治理四大主要方向展开。已有成果呈现出学科交叉的趋势，但在旅游资源资产属性、资源价值共创、气候变化对旅游影响的综合预测、旅游减碳效应及对策、旅游空间规划技术等众多领域的研究仍有待拓展，亟需强化跨学科的整合与综合性研究，以增强对资源环境战略需求的响应能力。
（3）自2012年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51项以资源环境为主体的政策文件，涉及生态文明建设、自然资源产权管理、国土空间优化、生态环境保护、污染防治、绿色发展、防灾减灾等重点领域。这些政策创新了一批重要制度、锚定了一批基本前提、形成了一批特殊区域、融合了一批先进科技，呈现出从“重点问题突破”到“系统性整体保护和优化”的转变。结合新时期资源环境战略，需要从“地—产—人”3个层次上对标政策新要求，形成资源利用的新思路、构建产业发展的新方向、明确主体服务的新目标，形成旅游地理研究的大资源观、大系统观、大产业观、大治理观、大协同观、大责任观。
（4）旅游地理学研究正经历着从经济驱动向可持续发展驱动的转型，以服务国家资源环境领域重大战略为基础，亟待构建融入多学科理论基础、结合多领域技术方法、解析多尺度研究主体、应用多维度分析数据的研究范式，从以定性分析为主走向定量与定性表达相结合，从基础评价走向科学决策，从现象描述走向机理解析，从单一性研究走向综合性研究，其不仅要推动学科知识的创新，也要为国家战略提供科学依据和决策支持。
（5）未来旅游地理学研究需要以服务资源环境领域重大战略为重要目标，在生态文明体制建设与旅游响应、自然资源系统管理与旅游资源保护利用、国土空间格局优化与区域旅游协同发展、“双碳”与气候变化适应性旅游、一体化保护修复与旅游赋能、自然保护地体系与生态游憩和环境教育等领域不断深化，加强理论研究与方法研制，推动学科融合与创新发展。
2012年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生态文明建设进程的推进，中国在环境质量改善、生态保护修复、绿色发展转型等方面取得突出成就，并以中国方案点亮全球生态文明“灯塔”，彰显大国担当。结合当下发展现状，在资源环境领域也产生一些新的战略布局和政策导向，相关政策落地和生态建设实践也为旅游地理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平台和场景。
本文仅以当前资源环境领域的重要国家政策导向为基准、以旅游地域系统基本结构和特征为框架，以旅游地理学为学科视角，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一些选题的归纳与建议，并以期为旅游地理学支撑资源环境领域国家重大战略落地实施提供更多的学科贡献。以上观点尚存在偏颇和不足之处，未来期待更多的研究围绕相关命题以多维度的视角展开理论和实践探索。
新时代旅游地理学作为地理学中最具活力和创新的研究领域，应秉承地理学综合性和区域性的优良传统，从整体视角出发，关注旅游地域系统中的地理、人文、经济、社会等多方面因素的相互交织，回归地理学服务国家、支撑地方的学科属性。面向当前人类世重塑人与自然关系的新态势，应立足于旅游活动这一构建人地关系的关键纽带，开展地方性、区域性、国家性和全球性研究，分析旅游地域系统的近、中、远耦合过程，借鉴全球经验，力求在复杂多变的生态环境中寻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路径。同时，随着人类太空事业的探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与实践范畴不断拓展，维系地球行星系统的安全边界之外还有丰富的星际资源亟待挖掘和保护，旅游活动将向“星球”尺度拓展延伸，在这一尺度下，旅游地理学以及相关交叉学科面临着一系列更具深度和重要性的研究课题。此外，还应着眼于当下这些新变化、新思路、新趋势，瞄准前沿话题和战略布局、挖掘热点痛点难点，加强多学科交叉融合和技术应用与创新，更好地服务党和国家的重大战略、推动工程实践落地、推动学科成果转化，践行学术研究的“顶天立地”，为支撑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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