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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 Vol. 80 >Issue 4: 956 - 975

DOI: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2504007

城市与区域发展

美国对外援助的时空演化及其驱动路径

  • 曹宛鹏 , 1, 2, 3 ,
  • 杜德斌 , 1, 2, 3
展开
  • 1.华东师范大学世界地理与地缘战略研究中心，上海 200062
  • 2.华东师范大学全球创新与发展研究院，上海 200062
  • 3.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上海 200241
杜德斌(1963-), 男, 湖北宜昌人,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世界政治经济地理与科技创新政策。E-mail:

曹宛鹏(1994-), 男, 河南镇平人, 博士, 讲师, 研究方向为世界经济地理与地缘战略。E-mail:

收稿日期: 2023-08-05

  修回日期: 2025-01-28

  网络出版日期: 2025-04-23

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3&ZD330)

收起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and influencing paths of U.S. aid

  • CAO Wanpeng , 1, 2, 3 ,
  • DU Debin , 1, 2, 3
Expand
  • 1. Center for World Geography and Geostrategic Studi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 2. Institute for Global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 3. School of Geographic Scienc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Received date: 2023-08-05

  Revised date: 2025-01-28

  Online published: 2025-04-23

Supported by

Major Program of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23&ZD330)

Fold

摘要

对外援助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工具，也是透视美国国家战略的窗口。在当前全球局部冲突与动荡频发之际，探讨美国对外援助的动机有助于理解和把握美国的国家战略意图。本文利用2000—2019年美国对外援助数据，借助GIS空间分析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等方法，从利他主义、利己主义和功利主义3个方面，探讨美国对外援助的空间演化规律及其驱动路径。研究发现：① 美国对外援助呈现出先增后稳的基本趋势，军事安全和经济发展援助是重点援助类型。② 美国对外援助时空分异显著。中东和北非长期是援助重点地区但有降低趋势，主要受军事安全、经济发展和人道主义援助；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是新的援助增长极，主要受社会部门、经济发展和人道主义援助；其他地区受美国援助规模较小且逐步降低。③ 美国对外援助的关键驱动因素由经济发展水平和出口规模向地缘战略、政治关系和制度质量因素拓展，总体呈现出由经济利益驱动逐步向地缘政治利益驱动转变的趋势，这可能与美国的战略重心东移有关。从具体援助类型来看，经济发展、社会部门、人道主义和其他援助属于经济利益驱动型，军事安全援助属于地缘政治利益驱动型，民主政治援助属于民主价值驱动型。不同类型援助服务于不同的对外政策目标，共同构成美国追寻自身利益的工具。本文可为中国对外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关键词： 对外援助; 地缘政治; 时空格局; 驱动路径; 美国

本文引用格式

曹宛鹏 , 杜德斌 . 美国对外援助的时空演化及其驱动路径[J]. 地理学报, 2025 , 80(4) : 956 -975 . DOI: 10.11821/dlxb202504007

Abstract

Foreign aid is a tool of U.S. foreign policy and provides a window into U.S. national strategy. In the era marked by frequent local conflicts and global turmoil, delving the motives of U.S. aid can enhance our comprehension of U.S. national strategic objectives. Utilizing U.S. aid data from 2000 to 2019,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spatial evolution patterns in U.S. aid and its driving paths, considering altruistic, egoistic, and utilitarian motives. This analysis is conducted using GIS spatial analysis and 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fsQCA).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otal U.S. aid exhibits a basic trend of initial growth followed by stabilization, with military security aid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id as the primary categories of U.S. aid. (2) There are significant spatial and temporal differences in the distribution of U.S. aid.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region has been a long-standing aid priority but is trending downwards, with an emphasis on military security aid, economic development aid, and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Sub-Saharan African countries have emerged as new hubs for U.S. aid, with primary focuses on social sector aid, economic development aid, and humanitarian aid. Meanwhile, other regions have seen diminishing amounts of U.S. aid. (3) The key drivers of U.S. aid have expanded from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U.S. exports to geostrategic, political relations and institutional quality factors, with an overall trend of a gradual shift from being driven by economic interests to geopolitical interests. This may be related to the eastward shift of the U.S. strategic centre of gravity. In terms of specific types of aid, economic development aid, social sector aid and humanitarian aid are economic interest-driven, military security aid is geopolitical interest-driven, and democratic political aid is democratic value-driven. The different types of aid serve different foreign policy objectives and together constitute a tool for the U.S. to pursue it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terests. This paper can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China's foreign policy making.

Key words： foreign aid; geopolitics; spatio-temporal pattern; drive paths; U.S.

1 引言

对外援助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点[1-2]。本质上，对外援助是一个国家基于一定目的或利益，将其所拥有或控制的资源向另一个国家转移的过程[3-4]。对美国而言，这一过程反映了先进国家和落后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同时也将援助双方的不平等关系进一步物化到更大的政治等级制度之中[5]。但是，这种不平等关系的建构并不容易引起受援国或国际社会的广泛排斥或批判，因为人们无法彻底否认对外援助的道义性质[6]。正因如此，对外援助常常被美国用作履行对外政策职能以获取政治经济利益的软实力工具[7-9]。
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援助国，学者们从理论和实证上对美国援助进行了大量研究。综合来看，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① 对外援助的理论体系研究，研究内容主要从现实主义[10-11]、自由主义[12-13]和世界体系理论[5]3个角度展开。② 对外援助的发展脉络研究，大量文献探讨了“冷战”时期美苏“援助竞争”的过程及其内涵[2,14 -15]，针对21世纪以来的美国援助研究相对不足但正逐步兴起[16-17]。③ 对外援助的影响因素研究，研究认为二战以来美国援助主要由地缘政治和发展目标共同推动[18-20]。不过随着“冷战”结束，国家安全目标对援助的决定作用受到质疑[1]。究竟是国家安全目标的地缘政治工具推动了美国的对外援助，还是人道主义的国际社会认同主导了美国的慷慨，这一争论仍在继续[21-23]。④ 对外援助的政治、经济和环境效应研究，主要包括援助对国家关系[24]、政治制度[25]、经济增长[26]、投资[27]、贸易[28]和气候变化[29]等方面的溢出效应。⑤ 对外援助的有效性研究，主要探讨受援国的制度质量等自身条件对援助有效性的调节作用[30-32]。
综述之，围绕美国援助相关问题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为学者和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大量参考。尤其是对美国对外援助的影响因素研究，研究区域从国家尺度（如尼泊尔和乌克兰等）[33-34]到区域尺度（如中亚和东盟等）[35-36]，研究内容从早期的经济援助[37]、教育援助[38]、民主援助[25]和粮食援助[39]到近期的气候援助[40]等，为深刻理解21世纪以来美国对外援助的动机奠定了基础。但不难发现，已有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性：① 研究区域大多集中于特定国家或地区而缺乏全球尺度对比，呈现出“碎片化”特征。② 已有实证研究主要依赖于计量经济学模型，导致结果侧重于因素的参数估计和效应大小解释，忽略了援助国对于不同受援国可能采取不同援助策略的事实。③ 已有研究鲜有考察不同类型援助驱动机制的异质性，而是将所有援助汇总进行考察，这会造成“稀释效应”。④ 已有成果主要来源于国际关系学和政治经济学等学科，鲜见地理学视角的探讨。地理学作为研究地球表层各要素区域分异规律最直接有效的综合性科学[41]，对于客观揭示美国对外援助的时空分异规律及其背后所凸显的地缘政治问题势必将发挥重要作用。
鉴此，本文利用21世纪以来美国对外援助数据，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融入地理学视角，借助地理学的空间分析优势，结合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从全球尺度明晰美国对外援助的格局演变特征，并深入探讨其援助分配的驱动机制，以期理解和把握美国的国家战略意图，为中国的对外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2 文献回顾与分析框架

基于已有研究，国家对外援助的动机可归纳为3类：① 将援助与受援国的需求结合起来，以帮助受援国发展经济、减轻贫困的利他主义动机[30,42]；② 将援助与援助国自身的利益结合起来，以获取地缘政治利益或经济私利的利己主义动机[4]；③ 将援助与受援国的制度质量等条件因素结合起来，以提升援助效率或建立制度的功利主义动机[23]。
（1）利他主义。根据国际自由主义理论，对外援助作为外生力量，是旨在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国际战略之一[12-13]。资本是一种稀缺的生产要素，尤其是在贫穷国家[43]。由于缺乏资本，他们极易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44]。为了帮助这些国家减轻/摆脱贫困，国际社会规范要求富裕国家有帮助贫穷国家的道德义务[45]，而富裕国家也大都自称提供援助的动机是消除贫困，促进受援国经济发展[46]。如果援助目标确如富裕国家所宣称的那样，那么外国援助将凭借无需偿还或具有良好偿还条件等特点，成为帮助贫穷国家缓解或解决储蓄、投资、外汇和财政不足等资本缺乏问题的重要途径[47-48]。在此情形下，受援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将成为对外援助的重要考量因素[49]。
（2）利己主义。事实上，外国援助并非总是流向那些最需要帮助的贫穷国家和地区，援助国的自身私利也是对外援助的重要决定因素[4]。根据政治现实主义理论，援助国提供援助的动机之一是追求地缘政治私利[10-11]。援助国通常将对外援助作为接触和影响受援国内政和外交事务的工具，以达到促进或推进地缘政治与外交政策的目标[50]。尤其是对于那些在国际政治秩序中发挥或试图发挥作用的国家而言，推进地缘战略实施和促进国际关系转变是其发起援助的重要诱因[51-52]。在这种情况下，援助国更愿意将精力集中于具有地缘战略价值的国家或“志同道合”的盟友（至少是潜在的政治盟友）[53]。例如，在“冷战”期间，美国不仅对欧洲大陆开启系列援助以帮助盟友建立安全能力，对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投入大量资源以防止苏联扩大影响力[54-55]。此外，为了在外交事务中（如联合国投票）获取更多支持，援助国在提供援助时也大都附带有相应的政治条件[18,53]。研究发现援助国可能通过奖励策略或诱导策略获取政治支持，前者强调利用援助来奖励那些与本国外交立场保持一致的国家[56]，后者则强调利用援助来诱导那些与本国外交立场不一致的国家改变立场以符合其期望[24]。
除地缘政治利益以外，对外援助也可能被用来帮助援助国获取经济利益[57]。根据世界体系理论，对外援助可能会演变为促进世界资本不平等积累的一种手段[5]。因为并非所有援助国都有强烈的地缘战略利益，但他们几乎都有贸易利益[51]。当援助国基于自身利益制定对外援助政策时，通常会偏向那些与他们有更多贸易往来的国家[4]。典型代表为“捆绑援助”，援助国将受援国获得援助资金的条件设定为需利用该资金购买他的产品[18]。虽然这引致了国际社会的众多批评，但这种附加条件仍然存在[51]。对美国而言，由于其特殊的国内政治模式，其援助政策的制定极易受国内利益集团（主要为工商业集团）的影响[11]。当这些利益集团及其代言人参与国家对外政策制定时，他们更有可能将援助作为扩大商业利益的工具[1]。
（3）功利主义。功利主义主要体现为援助效率提升和价值观念推广两方面。部分学者认为，援助效率与受援国本身的制度质量密切相关[58-59]。理想情况下，外国援助作为一种资本流入形式，投资于受援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投资环境，鼓励经济发展[60]。但实际上，由于一些东道国政府的制度质量短板，对外国援助的实际利用情况难以严密追踪，由此造成援助的有效性往往被降低了[61]。据此，一些研究认为只有在良好的制度环境下，外国援助才能有效促进受援国经济增长[62-63]。因此，当援助国将援助成效作为彰显功绩的标准时，那些制度质量更好的国家可能得到的援助也更多[64-65]。不过，一些实证研究发现，没有证据表明腐败程度越低、制度质量越好的政府会得到越多外国援助[66]。相反，受援国的腐败程度与获得的援助可能成正相关[1]。对此，部分学者解释认为，如果制度不发达的国家获得更多援助，可能意味着援助国正试图推广民主，帮助受援国建立制度[66]。对美国政府而言，受“美国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影响，其认为自己作为民主国家“标杆”，更应将援助用于奖励那些愿意在制度模式上向美式民主价值观靠拢的国家[11]。
综上，基于不同动机，对外援助将呈现出显著的地理空间分异。若帮助受援国减轻贫困的动机推动了援助政策的制定，那么援助将集中分布于最需要资本支持的贫困地区（如非洲国家）；若地缘战略驱动了对外援助，那么战略地位重要的国家（如中东国家）将成为援助集聚地；若政治关系主导了对外援助，那么当奉行奖励策略时，援助将向政治关系良好的国家集聚，当奉行诱导策略时，援助将向政治关系疏远的国家集聚；若经济利益目标占主导，那么援助将集中分布于经贸联系密切的国家；若以援助效率为主要目标，那么援助将优先流向制度质量良好的国家；若以推广民主完善制度为主要目标，那么制度质量待提升国家将成为援助集聚地。事实上，由于国家对外援助往往并不会局限于单一目标，而是多目标综合考虑，因此援助最终在空间上将呈现出耦合状态（图1）。
图1 美国对外援助的分析框架

Fig. 1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U.S. aid

3 研究数据与方法

3.1 数据来源

美国对外援助数据主要来源于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的对外援助数据库（https://www.foreignassistance.gov）。该数据库较为详细和全面地报告了美国对外援助的年份、受援国、资金账户及援助额度等关键信息，因此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应用[67]。根据资金账户的基本性质和目的用途，本文将美国对外援助进一步划分为6种类型，包括经济发展、军事安全、社会部门、人道主义、民主政治和其他援助。具体而言，经济发展援助主要是指旨在帮助农、林、牧、渔、采矿业、建筑业、旅游和贸易等特定生产部门以及有利于促进经济活动的运输和仓储、银行和商业、通讯以及能源等生产部门一般方面发展的援助，包括农产品贸易与发展、国家和私营林业服务、能源效率与可再生能源计划以及资本投资基金等65个资金账户。军事安全援助主要是指旨在提升军事力量而进行的武装人员培训、武器装备提升、军事活动演练以及国土安全防务等多方面的援助，包括国防物资赠送、海军作战和维护、陆军作战和维护以及空军学员基金等44个资金账户。社会部门援助主要是指为改善人力资源潜力和居民生活条件而进行的教育、卫生和健康以及供水等一般性部门的援助，包括国际教育和儿童营养食品计划、儿童生存和健康计划、全球艾滋病毒/艾滋病倡议以及慢性病预防和健康促进等33个资金账户。人道主义援助主要是指为应对人为灾难或自然灾害而进行的紧急救济，如应急响应、短期重建救济和恢复、防灾和备灾等方面的援助，包括复杂危机基金、国际灾害和饥荒援助、海啸恢复和重建基金以及移民和难民援助等13个资金账户。民主政治援助主要是指为推广美式民主价值观而进行的援助，包括国家民主基金和国务院民主基金2个资金账户。其他援助主要是指除以上5种援助类型以外的其他类型援助，包括物种保护基金、全球环境基金以及无条件捐赠基金等35个资金账户。本文收集了2000—2019年的美国对外援助数据，援助总规模超过6000亿美元，共涉及190个国家和地区。

3.2 驱动因素选取

基于前述，本文从利他主义、利己主义和功利主义3个维度出发，选择5项指标作为美国对外援助分配的驱动因素。
（1）利他主义维度主要考察美国是否根据受援国的需求进行援助。经济发展水平越低的国家越需要外国援助。本文采用受援国的人均GDP反映受援国的经济发展水平[42]，该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发布的世界发展指标（WDI）。
（2）利己主义维度主要考察美国是否是为了自身利益需求进行援助，包括经济利益、地缘利益和政治利益。本文以美国对受援国的出口规模反映其在受援国的经济利益[23]，该数据来源于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
以受援国的地缘战略地位反映美国的地缘利益。由于地缘战略地位指标目前尚未有明确的打分标准可以参考，因此本文尝试从美国的全球同盟体系和具体战略安排两方面进行考虑。前者是美国地缘战略推进的长期基础保障，为相对静态层面的考量，后者是美国地缘战略目标的客观实时反映，为相对动态层面的考量，动静结合可较为系统客观地反映受援国在美国地缘战略设计中的地位。具体而言：一方面，全球同盟体系是美国大战略的关键支柱，美国地缘战略的实施离不开盟友的合作与支持，如“冷战”期间美国利用北约组织（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成功赢得世界霸权，近年来则依托东亚联盟体系战略遏制中国[68]。现今，随着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其领导的全球同盟体系进一步增强了互动与凝聚力[69]。不过，受制于盟友与美国的历史文化联系和战略匹配等因素，不同盟友的地位有所差异，一般认为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是美国最为依靠的盟友，其次为北约盟友，最后为非北约盟友[68,70]。因此，依次对美国的上述3类盟友赋予3分、2分和1分。另外，由于日本、韩国和以色列在美国同盟体系中的特殊地位[71]，尽管他们为非北约盟友，但依旧赋予2分。另一方面，21世纪以来美国为维护霸权地位，其全球地缘战略发生两次重要转向。21世纪初，受“9·11”事件影响美国强力推行全球反恐战略，先后发起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持续自由行动—非洲之角（涉及吉布提、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等）等军事行动。基于这些军事行动在美国整个反恐战争中的投入极其重要程度[72-73]，对阿富汗和伊拉克赋3分，对菲律宾和巴基斯坦赋2分，对吉布提和肯尼亚等国赋1分。在2009年奥巴马政府上台后，为战略遏制中国，美国开始转向“亚太战略”。该战略主要依托日本、澳大利亚和菲律宾等亚太盟友及其他区域相关国家（如东盟国家），从政治、经济和军事3个方面与中国展开全面竞争[74-75]。随后至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台，美国进一步推出范围更广（融入印度等国）、对抗性更强的“印太战略”，展现出全面遏制中国的战略姿态[76]。基于相关国家在美国“亚太战略”和“印太战略”设计中的地位作用及其政策响应[77]，对菲律宾、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赋3分，对越南和印度尼西亚等国赋2分，对文莱和马来西亚等国赋1分。最后，对相关国家加入联盟或参与战略实施的具体时间进行累计赋分，作为其地缘战略地位得分。
以美国与受援国的政治关系反映美国的政治利益。参考已有研究[78]，利用联合国投票数据进行衡量双边政治关系，具体公式如下：
P o l r e l u ,   r = F u ,   r + 0.5 G u ,   r T u ,   r
式中： P o l r e l u ,   r表示美国和受援国r的政治关系，取值范围[0,1]； F u ,   r表示美国和r国投票选择一致的决议数（如同时投出赞成票、反对票或弃权票）； G u ,   r表示美国和r国投票选择不同但不构成对立立场的决议数（如美国投出赞成票或反对票，r国投弃权票，反之亦然）； T u ,   r表示美国和r国共同参与的所有有效决议数。
（3）功利主义维度主要从受援国的制度质量角度考察美国对外援助是否强调援助效率或民主推广。本文以国家治理水平（WGI）反映制度质量，该数据来源于WDI。WGI指标包括有发言权和问责制、政治稳定和无暴力/恐怖主义、政府效率、监管质量、法治和腐败控制6个维度，由于每个维度的重要性相对一致[79]，因此本文利用6个维度的平均得分（1~100分）作为制度质量得分。

3.3 研究方法

（1）相关性分析法。Spearman相关性检验是一种用于评估两个变量之间单调关系的非参数统计方法。本文采用该方法识别与美国对外援助显著关联的驱动因素，进而将其纳入驱动路径的分析中。
（2）定性比较分析法。为探究美国对外援助的驱动机制，本文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fsQCA）。该方法基于集合论和布尔代数的思路，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可有效识别多因素共同作用下的“联合效应”与“互动效应”，并可探寻实现某种结果的多种路径[80]。由于美国对外援助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故可借助fsQCA方法来反映因果之间的复杂机制和多元路径。
在fsQCA方法应用中，一致性与覆盖度是反映结果可信度的两个关键指标，前者主要衡量每个解（路径）是结果集合的子集的程度，后者主要衡量每个解可在多大程度上覆盖/解释案例[81-82]。具体分析过程如下：① 结合本案例各变量值的分布情况和已有研究经验，采用直接校准法选取各变量值的95%、50%和5%分位数作为完全隶属点、交叉点和完全不隶属点对原始数据进行校准，转换为介于0~1的模糊得分[83]。② 利用一致性和覆盖率水平进行单变量的必要性检验。一般认为，当某一变量的一致性水平超过0.9且覆盖率达到一定水平时则认为该变量构成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84]，结果表明没有一种驱动因素能单独作为美国对外援助的必要条件。③ 在单变量必要性检验的基础上进行条件组态的充分性分析，从集合论的角度探讨不同驱动因素所构成的集合是否为结果集合的子集，并通过一致性参数评估条件组态的充分性。参考已有研究[85]，本文设定一致性阈值为0.75，频率阈值为1。④ 求出复杂解、中间解和简单解。与QCA主流研究保持一致[86]，本文以中间解作为汇报结果，并利用简单解确定关键驱动因素。

4 美国对外援助的时空格局演化

4.1 时序特征：对外援助总额先增后稳，军事安全和经济发展为主要援助类型

总体上，2000—2019年美国对外援助经历了前期快速增长而后保持相对平稳的演变态势（图2）。2000年美国对外援助总额达134.32亿美元，至2008年增至最高点385.69亿美元，随后相对平稳地保持在360亿美元左右。从具体援助类型来看，军事安全援助和经济发展援助的占比之和始终超过50%，是美国对外援助的重点。尤其是军事安全援助，20年间的累计达2649.47亿美元，占援助总额的43.47%。经济发展援助低于军事安全援助，但累计规模也达1674.68亿美元，占援助总额的27.48%。就其他类型的援助而言，社会部门援助累计援助规模达888.02亿美元，仅次于军事安全和经济发展援助。人道主义援助主要受自然灾害或人道主义危机等因素影响，天然带有突发性和不确定性，因此变化幅度较为剧烈，如2004年高达88.35亿美元，将近是2000年3.06亿美元的29倍，这可能与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导致人道主义灾难有关。值得关注的是，民主政治援助虽然规模较小，但其长期趋势是波动增长的。
图2 2000—2019年美国对外援助的规模演变

Fig. 2 Evolution of U.S. aid scale from 2000 to 2019

4.2 空间格局：中东地区为援助重点但有降低趋势，撒哈拉以南非洲为新的援助增长极

中东和北非国家（尤其是中东地区）长期是美国对外援助的重点地区但有降低趋势（图3）。2000—2019年美国累计向中东和北非国家援助3322.64亿美元，超过美国对外援助总额的一半。时间尺度上，该地区在4个时期分别受援657.26亿美元（占比56.02%）、1018.91亿美元（占比57.65%）、978.22亿美元（占比54.95%）和668.25亿美元（占比48.65%），尽管远超其他地区，但降低趋势明显。国家尺度上，阿富汗、以色列、伊拉克和埃及是重点受援国。其中，2000—2005年伊拉克、以色列、埃及和阿富汗分别受援212.12亿美元、186.72亿美元、118.97亿美元和53.08亿美元，是美国对外援助的top4国家。2016—2019年阿富汗、以色列、伊拉克、约旦和埃及位列美国对外援助top5受援国，共获取援助541.76亿美元。这些国家中，阿富汗位于世界十字路口，美国凭借部署在阿富汗的军事基地大大加强了对“心脏地带”的控制。伊拉克位于中东地区的中心，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丰富，是美国控制中东地区的关键。以色列是美国最亲密和最坚定的盟友之一，利用援助加强与以色列的联系是美国维护在中东地区利益的重要手段。并且，以色列也是美国插入中东的一个关键“楔子”。一个侧面的证明是，当埃及与以色列达成和平协议后，美国也加大了对埃及的援助[51]。也就是说，美国对中东国家的援助更可能是出于地缘战略考虑。
图3 2000—2019年美国对外援助的空间分布格局

注：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GS(2016)1665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边界无修改。

Fig. 3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s of U.S. aid from 2000 to 2019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是美国援助的次重点地区，且受美国援助持续大幅增加（图3）。2000—2019年美国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累计援助1401.00亿美元，占美国对外援助总额的22.99%，仅次于中东和北非地区。从时间尺度来看，2000—2005年该地区受美国援助152.66亿美元，至2016—2019年增长至451.40亿美元，占比也由13.01%大幅增长至32.86%，成为美国援助新的增长极。从具体国家来看，2000—2005年该地区只有塞俄比亚、苏丹、乌干达和肯尼亚进入美国的top 20受援国。2016—2019年进入top 20的国家增至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尼日利亚和南非等9个国家，其中8个国家的受援额超过20亿美元。这些国家中，尼日利亚位于几内亚湾，是非洲最大的经济体，并且长期保持非洲最大的石油生产和出口国地位不变。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地处非洲之角，是连接印度洋、红海和地中海的要塞，地理位置和战略意义突出。并且，埃塞俄比亚还是非洲第二人口大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国内市场潜力巨大。肯尼亚则是东非经济引擎，也是美国在非洲的重要出口市场。南非位于非洲最南端，其下辖的好望角是印度洋和大西洋的交汇之地，在全球航运中地位关键，是美国宣布控制的18个海上战略通道之一。因而，他们成为美国援助的重点，有着显著的经济和地缘因素考量。
相较于中东和北非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美国对其他地区的援助相对较少，主要零星分布于东欧、拉丁美洲、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少数国家，且呈逐步降低趋势（图3）。2000—2005年美国对除中东和北非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之外的其他地区（下文简称“其他地区”）的援助为363.31亿美元，占当期美国对外援助总额的30.97%。其中，东欧的俄罗斯和波兰，拉丁美洲的哥伦比亚、秘鲁和玻利维亚，以及亚洲的巴基斯坦、印度和印度尼西亚是美国的重点援助国家，所获援助均超过10亿美元。2016—2019年美国对其他地区的援助大幅降至253.91亿美元，占当期美国对外援助总额的比例不足1/5（18.49%）。但是美国对亚洲的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菲律宾，东欧的乌克兰以及拉丁美洲的哥伦比亚、海地和墨西哥这7个国家的援助依旧处于较高水平（超10亿美元）。这些国家中，巴基斯坦是美国在南亚地区的重要盟友，两国拥有相对稳定的政治关系。菲律宾是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条约盟友，也是美国亚太战略和印太战略的基石。哥伦比亚、秘鲁、玻利维亚和墨西哥等国地处拉丁美洲，维护与传统势力范围国家的关系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换言之，美国对这些国家的援助也是有着强烈的地缘战略动机。

4.3 结构特征：不同地区的援助类型侧重不同，结构分异显著

中东和北非地区是美国军事安全援助的最大目的地，也是经济发展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的重点地区（图4）。具体来看，2000—2005年中东和北非地区是美国军事安全、经济发展和人道主义3类援助的最大流入地，分别受援286.91亿美元、166.54亿美元和186.96亿美元，代表国家为以色列、伊拉克、阿富汗和埃及等。2016—2019年该地区保持美国军事安全援助最大受援地的地位不变，且受援规模进一步增至440.00亿美元。同期，该地区受美国经济发展和人道主义援助达114.30亿美元和95.84亿美元，但分布较为分散。结合前文分析，美国对中东和北非地区的援助结构可能与该地区地缘战略地位突出，油气资源丰富，但冲突频发有关。
图4 2000—2019年美国对外援助的类型结构

注：AFG阿富汗，BGD孟加拉国，COD刚果(金)，COL哥伦比亚，EGY埃及，ETH埃塞俄比亚，HTI海地，IDN印度尼西亚，IND印度，IRQ伊拉克，ISR以色列，JOR约旦，KEN肯尼亚，LBN黎巴嫩，MEX墨西哥，MOZ莫桑比克，NGA尼日利亚，PAK巴基斯坦，PER秘鲁，PHL菲律宾，POL波兰，PSE巴勒斯坦，RUS俄罗斯，SDN苏丹，SOM索马里，SSD南苏丹，SYR叙利亚，TZA坦桑尼亚，UGA乌干达，UKR乌克兰，YEM也门，ZAF南非，ZMB赞比亚。

Fig. 4 Structure of U.S. aid by type from 2000 to 2019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是美国社会部门援助、经济发展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的重点地区（图4）。具体来看，2000—2005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获美国社会部门援助40.19亿美元，占该类援助总额的43.13%，是该类援助的最大流入地。同期，该地区获取美国经济发展援助83.43亿美元，仅次于中东和北非地区。2016—2019年该地区成为美国社会部门和经济发展两类援助的最大流入地，分别高达188.13亿美元和132.52亿。同期，人道主义援助也大规模流入，达95.79亿美元，几乎与中东和北非地区相当。结合前文分析，美国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援助结构可能与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但经济潜力较大有关。
美国对其他地区的援助主要集中在军事安全、经济发展和社会部门援助，但不同受援国所获取的主要援助类型有所区别（图4）。对于军事安全援助和经济发展援助而言，其高度集中于美国盟友或美国期望加强联系的国家，如波兰、巴基斯坦和菲律宾等。对社会部门援助而言，则高度集中于哥伦比亚、墨西哥和海地等拉丁美洲国家。前文已述及，拉丁美洲是美国的传统势力范围，被美国视作“后院”，利用社会部门援助提升当地的教育和医疗等民生水平，这可能对改善美国的地区形象有重要作用。

5 美国对外援助的驱动路径分析

5.1 美国对外援助的相关驱动因素识别

利用Spearman相关性检验识别与美国对外援助显著相关的驱动因素（图5）。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关系、地缘战略、出口规模和制度质量均在P < 0.01的水平上与美国总援助显著相关。其中，地缘战略和出口规模对总援助呈现出正向推动作用，而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关系和制度质量则表现出阻碍作用。进一步，将这5项驱动因素作为前因变量纳入美国对外援助的驱动机制研究。
图5 Spearman相关性检验

Fig. 5 Spearman correlation test

5.2 美国对外援助的驱动路径：由经济利益主导向地缘政治利益主导演变

借助fsQCA方法，本文发现研究期内美国对外援助由经济利益驱动逐步向地缘政治利益驱动转变，地缘战略和政治关系因素对美国援助的影响在后期开始凸显（表1）。
表1 美国对外援助的驱动路径演变

Tab. 1 Evolution of driving paths of U.S. total aid

条件 2000年 2019年
路径1 路径2 路径1 路径2 路径3 路径4
经济发展水平 ⊗ ⊗ ⊗ ⊗ ⊗ ⊗
政治关系 - ⌀ - ● - ⌀
地缘战略 ⌀ ⌀ ⌀ ⌀ ● ●
出口规模 ● ● ● - ⊗ -
制度质量 ⌀ - - - ⊗ ⌀
原始覆盖度 0.4386 0.4319 0.3602 0.3927 0.6599 0.7223
唯一覆盖度 0.0070 0.0003 0.0027 0.0024 0.0000 0.0418
一致性 0.8671 0.8653 0.8629 0.8176 0.7827 0.7958
总体解的覆盖度 0.4389 0.7358
总体解的一致性 0.8671 0.7952

注：“●”表示核心条件存在，“⊗”表示核心条件缺失，“⌀”表示辅助条件缺失，“-”表示条件的存在与否不影响结果。

2000年以经济利益为核心的利己主义驱动了美国对外援助，对美国出口越有利的国家获取的援助越多。当期美国对外援助共形成2条驱动路径，出口规模均作为核心条件出现。其中，路径1的典型代表国家为摩洛哥、尼日利亚、洪都拉斯和印度等全球南方国家，他们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但具有一定经济潜力。美国向他们进行援助，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进一步打开出口市场。类似地，路径2也强调了出口规模的关键驱动作用，且覆盖国家与路径1高度一致。
2019年以地缘政治利益为核心的利己主义成为美国对外援助新的驱动力。美国对外援助的驱动路径扩展为4条，关键驱动因素由出口规模向地缘战略和政治关系拓展。其中，只有路径1强调出口规模对美国援助的关键驱动作用，而路径2~4则呈现出新特征。具体地，路径2显示政治关系成为新的核心条件，说明美国开始利用援助奖励那些政治关系良好的国家，如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密克罗尼西亚等；路径3显示地缘战略因素发挥重要正向驱动作用，这反映了美国利用援助推动地缘战略实施的行为动机，代表国家为叙利亚、也门和吉布提等，他们大多位于世界岛的边缘地带；路径4也强调了地缘战略因素的关键驱动作用，覆盖度高达72.23%，代表国家包括印度、越南和菲律宾等中国周边国家，他们是美国遏制中国战略空间拓展的重要依托。
可以发现，在研究末期，除了中东和北非等传统的全球地缘政治焦点地区以外，中国周边的南亚和东南亚国家也成为美国的援助重点。究其原因，这是源于全球地缘格局和国际形势的演化以及援助国和受援国内外部机制的变动所致。具体而言，随着中国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愈发凸显，美国认为其在全球尤其是西太平洋地区的绝对霸权地位受到威胁。为维持霸权地位，美国奥巴马政府、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围绕中国相继推出“亚太战略”“印太战略”，建立美日印澳“四边机制（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 QUAD）”、美澳英“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并联合印度、印尼和菲律宾等13个国家推出印太经济框架（IPEE）等，意欲从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多领域、全方位遏制中国。在此背景下，对外援助作为一种软实力政策工具，自然成为美国拉拢盟友、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有力抓手，从而援助分配受到地缘政治因素的关键影响。

5.3 美国不同类型援助的驱动路径差异显著

为探讨不同类型援助驱动机制的异质性，本文分别对2019年美国的经济发展援助、军事安全援助和社会部门援助等6类援助的驱动机制进行识别。根据不同类型援助驱动路径及其核心条件的分异特征，将其归纳为经济利益驱动型、地缘政治驱动型和民主价值驱动型3种类型（表2）。
表2 美国不同类型援助的驱动路径

Tab. 2 Driving paths for different types of U.S. aid

条件 经济发展援助 军事安全援助 社会部门援助 人道主义援助 民主政治援助 其他援助
路径1 路径2 路径1 路径2 路径1 路径2 路径1 路径2 路径1 路径2 路径1 路径2
经济发展水平 ⊗ ⊗ - ⊗ ⊗ ⊗ ⊗ ⊗ ⊗ ⊗ ⊗ ⊗
政治关系 - ⌀ ⌀ ● - ⌀ - ⌀ ⌀ ● - ⌀
地缘战略 ⌀ - ● ⌀ ⌀ - ⌀ - - ⊗ ⌀ -
出口规模 ● ● ● ● ● ● ● ● ● ● ● ●
制度质量 - ⌀ ⊗ ● - ⌀ - ⌀ ⊗ - - ⌀
原始覆盖度 0.3539 0.4366 0.5540 0.2882 0.3668 0.4470 0.3631 0.4550 0.4181 0.2604 0.3568 0.4406
唯一覆盖度 0.0056 0.0883 0.2685 0.0027 0.0060 0.0862 0.0043 0.0962 0.1613 0.0036 0.0056 0.0893
一致性 0.8342 0.8393 0.8223 0.8861 0.8070 0.8019 0.7561 0.7726 0.8182 0.8178 0.8441 0.8498
总体解的覆盖度 0.4422 0.5567 0.4530 0.4592 0.4217 0.4461
总体解的一致性 0.8410 0.8230 0.8040 0.7716 0.8195 0.8514

注：“●”表示核心条件存在，“⊗”表示核心条件缺失，“⌀”表示辅助条件缺失，“-”表示条件的存在与否不影响结果。

（1）经济利益驱动型：主要包括经济发展、社会部门和人道主义援助。该驱动类型的主要特征是强调以经济利益为核心的利己主义。以占比最高的经济发展援助为例，出口规模作为唯一的核心条件同时存在于路径1和路径2中，说明经济发展援助的主要目的便是获取商业经济利益，代表国家为阿尔及利亚、尼日利亚和海地等与美国贸易联系密切的国家。类似地，社会部门和人道主义援助均形成两条驱动路径，且与经济发展援助的驱动路径保持高度一致，出口规模是唯一的关键驱动因素，说明这些类型援助的分配也以获取经济利益为主要目标。
（2）地缘政治驱动型：军事安全援助。该驱动类型主要强调以地缘政治利益为核心的利己主义。就军事安全援助而言，路径1的核心条件为地缘战略和出口规模。该路径的覆盖范围最广，代表国家包括伊拉克、阿富汗、越南、菲律宾和巴西等，这些国家是美国控制中东和东亚的关键，地缘战略地位极其重要。路径2显示，在地缘战略地位条件缺失的情况下，紧密的政治关系、重要的出口地位和良好的制度质量也可以推动军事安全援助，主要代表国家为格鲁吉亚等。也就是说，军事安全援助是所有援助类型中最为注重地缘政治因素的援助类型。这符合预期，由于军事安全援助的敏感性和特殊性，美国自然倾向于将其投入到那些符合自身地缘战略利益、政治关系良好的国家，这对于推动双边安全合作，保障地缘战略实施具有重要意义[87-88]。
（3）民主价值驱动型：民主政治援助。该驱动类型的主要目标是推广美式民主价值观，帮助受援国建立制度，是功利主义思想的体现。就民主政治援助而言，路径1中，制度质量核心条件缺失，出口规模作为核心条件驱动了援助，这说明在贸易联系密切的背景下，制度质量有待提升的国家更可能成为重点援助对象。这与以往的研究观点一致，美国将促进民主作为外交政策目标，一个关键思想是将民主援助视为在更有可能取得民主化进展的受援国进行的战略押注[25,89]。事实上，早在2002年美国布什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就将促进海外民主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三大优先事项之一[90]。美国主流观点认为，认同美国价值观的民主国家不太可能与其他民主国家作战，而更有可能与其他非民主国家建立敌对关系[91]。也就是说，在一定程度上，美国为推广美式民主制度的努力最终目标也可能是为政治服务[92]。这一点在路径2中也有所体现，政治关系成为核心条件存在。
综上所述，美国对外援助受利他主义、利己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多因素共同影响，总体上形成了“五位一体”的驱动机制（图6）。详述之，援助策略制定阶段，以减轻或消除贫困为目标的利他主义主要强调受援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以获取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为目标的利己主义则主要强调受援国的地缘地位、双边政治关系和经济联系；以推广价值观念为目标的功利主义则主要强调受援国的制度因素。在不同援助目标的驱动下，对外援助的分配实践差异显著。根据不同类型援助的性质特点和受援国的属性特征，美国利用经济发展、社会部门和人道主义援助追求经济利益，因而倾向于流入那些双边贸易联系密切的受援国；利用军事安全援助追求地缘政治利益，因而倾向于流入那些地缘战略地位重要、双边政治关系紧密的受援国；利用民主政治援助促进美式民主价值观念推广，因而倾向于流入那些制度质量不完善的受援国。最终，不同类型援助共同构成美国政府履行对外政策职能，服务国家战略利益的软实力工具。
图6 美国对外援助的驱动机制

Fig. 6 Driving mechanisms of U.S. aid

6 结论与启示

6.1 结论

本文基于2000—2019年美国对外援助数据，利用GIS空间分析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等方法，刻画美国对外援助的时空格局演化及其驱动路径。主要结论如下：
（1）2000—2019年间美国对外援助呈现出先增后稳的基本态势，并在2008年达到最高点，随后长期保持在较高水平。军事安全援助和经济发展援助是美国对外援助的重点类型，尤其是军事安全援助，20年间累计援助占比超过总援助的2/5。
（2）美国对外援助呈现出显著空间异质性。中东和北非国家（尤其是中东）长期是美国援助的重点地区但有一定降低趋势，主要为军事安全、经济发展和人道主义援助。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是美国援助的新增长极，主要为社会部门、经济发展和人道主义援助。其他地区受美国援助规模较小且逐步降低，军事安全、经济发展和社会部门援助是主要援助类型。
（3）美国对外援助受多因素共同驱动，但不同类型援助的驱动路径有所差异。总体来看，美国对外援助由经济利益驱动逐步向地缘政治利益驱动转变，突出表现为关键驱动因素由经济发展水平和出口规模向地缘战略、政治关系和制度质量因素拓展。进一步，对不同类型援助的驱动路径进行识别发现，经济发展援助、社会部门援助、人道主义援助和其他援助主要受经济利益驱动，军事安全援助主要受地缘政治利益驱动，民主政治援助主要受制度因素驱动。

6.2 启示

美国对外援助的多功能性使其成为一种重要的对外政策职能工具。特别是特朗普政府以来，美国重回大国政治，聚焦大国竞争，将中国指定为“近乎旗鼓相当的竞争对手”，并提出战略遏制中”的“压制性愿景”。在此背景下，对外援助无疑成为美国全面遏制中国的关键一环，中国应尽早预判及应对。因此，通过对外援助透视美国国家战略意图，对于中国的对外政策制定具有重要意义。结合本文研究结果，对中国可能有以下战略启示：
（1）明晰美国对外援助分配之战略布局，把握中美对外援助之竞合关键。如文中所揭示，美国对外援助高度集中于中东地区，尤其是军事安全援助；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援助激增，特别是社会部门、经济发展和人道主义援助；对其他地区，则集中援助南亚和东南亚等地区的少数（准）盟友、地缘战略地位重要国家，如向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进行军事安全援助等。结合美国对外援助的驱动机制，即地缘政治利益驱动军事安全援助，经济利益驱动经济发展、社会部门和人道主义援助，美式民主制度推广需求驱动民主政治援助，可以描绘出美国对外援助的全球战略图景：借助军事安全援助控制中东地区，锚定全球霸权地位的关键点；借助经济发展援助等捆绑/左右非洲地区，扩大对非洲地区经济发展和政治局势的影响力；借助军事安全援助等拉拢南亚、东南亚等中国周边地区国家，遏制中国战略空间扩展。鉴于此，在中美展开全面战略竞争的大背景下，尤其是在面对美国对外援助的地缘政策实践中，中国可重点考虑关注中东、非洲、南亚和东南亚地区，这对中国在当前及未来的中美竞争中获取优势至关重要。
（2）针对中东和非洲地区，发挥中国对外援助经济促进之效能，化解美国对外援助地缘竞争之意图。前文述及，中东地区是美国维持全球霸权的关键而成为美国军事安全援助的焦点，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是美国试图扩大国际影响力的新战场而成为美国援助的新增长极。事实上，二战以来美国之所以能成为全球霸主主要得益于由石油美元制度的确立，而中东地区丰富的油气资源是美国维持霸权地位的关键。因而，美国不惜向中东投入大量军事资源将其塑造为全球最大的“火药桶”，并将以色列作为介入中东事务的楔子，确保自己对中东事务的主导地位。正因如此，以色列等中东国家才能成为美国援助的重点。也即，美国对中东地区的大量援助并非出于人道主义的国际社会规范要求，而是有着强烈的地缘政治动机。类似地，对于非洲地区，美国援助高度集中于非洲之角、几内亚湾和好望角周边，这些地区的地理位置都十分重要，具有突出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价值。但他们并非美国的传统势力范围，因此美国并不便于直接对其进行军事安全援助，而是借助经济发展和人道主义援助来拉拢国家关系，提高地区影响力。对中国而言，全球和平与发展至关重要，而美国在中东和非洲地区推行的地缘竞争极有可能成为区域发展的不稳定因素，甚至引发局部冲突。如美国尝试借助援助等策略改造埃塞俄比亚的发展模式，挑拨中埃两国的发展合作，以及在2023年新一轮的巴以冲突中强力援助以色列致使本轮冲突愈演愈烈。与美国相比，中国坚持利用对外援助促进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南南合作，以期实现南方国家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的终极目标[36]。加之，中国作为新兴国家的代表，拥有丰富的发展经验和成熟的发展道路可供借鉴，如重视地方基础设施建设等。因而，在未来，针对中东地区和非洲国家（尤其是非洲之角、几内亚湾和好望角周边），中国可考虑将更多援助投资于地方基础设施建设和人才培养等领域，并提供一定的技术和人才支持，为地方经济的长期发展注入内生动力。此外，还可通过发挥自身的国际影响力，推进中东地区不同宗教国家间的和解，为地方发展提供外部环境。最终，实现地区和平稳定发展的目标。这将有助于“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推进，也将与美国的地缘竞争、零和博弈思想形成鲜明对比。
（3）针对南亚和东南亚地区，预判美国对外援助之企图，尽早制定应对之方略。南亚和东南亚国家紧邻中国周边，对中国的战略空间扩展意义重大。因而，突出的地缘战略地位，使其成为美国对外援助的重点之一。尤其是印度，以及南海周边地区的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等国，是美国“亚太战略”“印太战略”的重要支点，从而受到美国援助的格外关注。如本文结果所示，菲律宾作为美国的条约盟友和南海争端国，是东南亚国家中获取美国援助最多的国家，特别是美国亚太战略实施以后，获得的军事安全援助进一步加强。受美国援助的支持，菲律宾已经成为美国在南海地区遏制中国的前沿阵地和关键着力点。有鉴于此，中国应加强关注美国对中国周边国家的援助动态，尤其是涉及军事人员作战培训、军事活动演练、大型武器装备赠送等对抗性较强和可能改变地区军力平衡的军事安全援助，中国应保持警惕，早作防范。一方面，针对美国对中国周边国家带有明显地缘战略企图的援助行径应予以强烈谴责，对于接受可能会影响地区稳定发展的敏感性军事安全援助的国家可考虑在外交或经济上予以施压；另一方面，对于那些致力于促进和平发展而无意参与美国地缘竞争的周边国家，中国可考虑对其进行援助倾斜，加强合作，利用自身的发展经验和资源帮助其融入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与建设正处于关键阶段。在此背景下，利用美国对外援助揭示其对外政策逻辑，透视其国家战略安排，对中国的对外政策制定具有积极意义。未来可考虑进一步聚焦于中国周边地区的美国援助研究，这对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至关重要。
关联数据信息：本文关联实体数据集已在国家地球系统科学数据中心出版，获取地址： https://doi.org/10.12041/geodata.142481821030087.ver1.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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