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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 Vol. 80 >Issue 3: 678 - 693

DOI: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2503007

理论与方法探索

乡村振兴背景下非遗减贫的过程与机制——以贵州省高华村为例

  • 汤佩 , 1, 2 ,
  • 朱竑 3 ,
  • 陶伟 , 1, 4
展开
  • 1.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广州 510631
  • 2.信息工程大学地理空间信息学院，郑州 450001
  • 3.广州大学地理科学与遥感学院，广州 510006
  • 4.粤港澳大湾区村镇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广州 510631
陶伟(1971-), 女, 河南平顶山人, 博士, 教授,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城市形态理论与方法、社会文化地理学、城市旅游与遗产保护。E-mail:

汤佩(1990-), 女, 河南驻马店人, 博士, 讲师, 研究方向为乡村减贫与文化遗产保护、乡村地理学、社会文化地理学。E-mail:

收稿日期: 2023-09-18

  修回日期: 2024-05-26

  网络出版日期: 2025-03-25

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8ZDA16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271240)

收起

The process and mechanism of 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under rural revitalization: A case study of Gaohua village in Guizhou

  • TANG Pei , 1, 2 ,
  • ZHU Hong 3 ,
  • TAO Wei , 1, 4
Expand
  • 1. School of Geography Science,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 2. Institute of Geospatial Information,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1, China
  • 3.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Remote Sensing,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 4. Center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and Town in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Guangzhou 510631, China

Received date: 2023-09-18

  Revised date: 2024-05-26

  Online published: 2025-03-25

Supported by

Major Program of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18ZDA161)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2271240)

Fold

摘要

贫困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长期面临的世界性难题，非遗减贫是中国在精准扶贫和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持续探索形成的一种特有发展模式。研究非遗减贫理论和实践经验，对文化强国和乡村全面振兴的推进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基于贫困地域系统的非遗减贫理论依据进行了深入解析，在构建“能力—经济—环境”三维非遗减贫理论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对中国第一批乡村非遗减贫的成功案例贵州省高华村进行了深入的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中国的非遗减贫实践远早于国家非遗减贫相应政策的出台。高华村经历了非遗减贫尝试（2008—2012年）、非遗精准扶贫（2013—2020年）、全面乡村振兴（2021年以来）3个阶段。宏观层面上，非遗助力乡村减贫是内生动力、外源动力、文化动力，以及各因素间相互作用的结果。政策引导下具有针对性的非遗精准扶贫发展路径，是促进乡村减贫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唯一选择。微观层面上，“人”的可行能力提升和“业”的经济结构优化缓解了乡村“贫”的根源，“地”的地理资本强化则缓解了乡村“困”的根源，“人”“业”“地”三者之间的耦合互动共同缓解了乡村的多维贫困。非遗减贫是中国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文化传承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地理学以其特有的学科优势应在推动非遗减贫理论研究和实践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以此为全球减贫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参考。

关键词： 乡村振兴; 非遗减贫; 乡村地域系统; 贵州省高华村

本文引用格式

汤佩 , 朱竑 , 陶伟 . 乡村振兴背景下非遗减贫的过程与机制——以贵州省高华村为例[J]. 地理学报, 2025 , 80(3) : 678 -693 . DOI: 10.11821/dlxb202503007

Abstract

Poverty remains a persistent global challenge affecting both human socie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a distinctive approach has emerged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CH) preservation with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TPA) initiatives. This model, cultivated through decades of cul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and poverty reduction practices, holds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cultural prosperity and comprehensive rural revitalization. This study establishes a three-dimensional theoretical framework, encompassing capability, industry, and environment, through an in-depth analysis of ICH-driven poverty alleviation within impoverished areal system. Applying this framework, the research examines China's pioneering success in rural poverty reduction via a case study of Gaohua village, Guizhou province. There are three main findings. First, China's practice of ICH-based poverty alleviation predates formal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Gaohua village, efforts since 2008 have progressed through three phases: the experimental phase (2008-2012),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 ICH (2013-2020) and the comprehensive rural revitalization since 2021. Second, at the macro level, r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 ICH results from the interplay of endogenous dynamics, exogenous forces, and cultural drivers. Policy-guided, targeted interventions prove optimal for simultaneously advancing poverty reduction and heritage conservation. Third, at the micro level, enhanced individual capabilities (human) and optimized industrial structures (industry) address the root causes of Pin (poverty), and strengthened geographical capital (environment) mitigates Kun (hardship). The coupling interactions among "human" "industry" and "environment" collectively resolve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 rural areas. 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 ICH serves as a critical engine for cultural preserv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s ethnic regions. Geography, with its unique disciplinary strengths, should actively contribute to advancing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s of ICH-based poverty alleviation, offering valuable insights for global sustainable poverty reduction efforts.

Key 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rural regional system; Gaohua village

1 引言

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中国的非遗保护工作已经经历了20余年，保护、传承、利用与创新一直都是社会持续关注的热点话题[1]。其中，保护是第一位的最紧迫的任务；传承是政府与社会的共同责任；利用是非遗在当代社会的价值实践；创新是非遗生存与发展的重要途径[2]。这些都并非独立存在，而是与地方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紧密相连[3]。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非遗因兼具文化资源与经济资源的双重优势且易于转化被纳入了精准扶贫战略。《关于大力振兴贫困地区传统工艺助力精准扶贫的通知》《关于支持设立非遗扶贫就业工坊的通知》等政策相继出台。在国家相关政策推动下，许多地方将非遗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力，大力探索和实践“非遗+减贫”工作，助力精准扶贫成效明显。
国外学者并未直接将非遗与贫困、减贫等联系起来，相关研究普遍将非遗视为一种重要的资源[4]，用以激发社区和乡村发展的创造力，为当地带来就业和发展机会，从而对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5]。但非遗减贫已经引起了国内部分学者的关注，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对部分非遗减贫项目的现状调查上（如存在问题、优化路径、传播方式等），也有学者开始关注非遗减贫模式、路径和机制、利益主体等。如王丹[6]认为“非遗+旅游”“非遗+品牌”“非遗+生产”“非遗+互联网”“非遗+演出”等模式在民族地区的减贫效果最为显著。每种模式均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实现减贫目标，如旅游扶贫已在“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旅游演艺”“生态博物馆”“民族村寨旅游”等方面进行了实践性探索[7]。胡玉福[8]以山东省鲁锦扶贫项目为例对当地妇女的受益情况进行了详细的田野调查，并总结其结构性制约因素。王雪丽等[9]以“全周期管理”思路揭示成都市蜀绣扶贫项目的运行逻辑，并为“后扶贫时代”非遗持续助力精准扶贫建言献策。
中国的非遗减贫主要源于实践，虽然尚未有统一定义，但已成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独特的研究课题。非遗减贫的相关研究整体上处于起步阶段，更多的是基于扎实的田野调查，对非遗扶贫项目的现状、运行逻辑、模式和路径等进行的初步分析，缺乏从精准扶贫治理层面来透视非遗减贫的过程与机制，缺乏对非遗减贫整个实施过程足够的案例支撑和理论解释，难以为宏观层面的可推广性以及持续助力乡村振兴提供准确的逻辑判断和现实依据。实际上，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力，非遗不仅是激发贫困乡村活力促进精准脱贫的重要途径，更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全面乡村振兴推动乡村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引擎。伴随着中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时代，以及非遗融入重大国家战略的提出，加强非遗基础理论与应用研究已迫在眉睫。结合中国贫困乡村具体的社会文化情境，探讨非遗助力贫困乡村减贫的典型经验和治理机制，为更全面认知非遗减贫的贡献以及接续助力全面乡村振兴与区域发展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可以有效满足国家对持续推进非遗减贫工作发展的战略定位和现实需求。
非遗与地方密切相关，具有典型的地方性特征[10]。自然、人文、社会3种地理环境为非遗的产生创造了具体的地方性情境[11]，非遗的传承也深受地理环境的影响。本质上，非遗是人地关系耦合和时空积累共同塑造的结果[12]。因此，以具体的非遗减贫项目为例，运用人地关系理论对非遗助力乡村减贫的过程与机制进行分析将是有意义的尝试。本文以贵州省高华村为例来探讨贫困乡村借助非遗谋求减贫与发展的实践历程与运行机制，提出非遗减贫发展中所面临的问题及对策建议，以期为非遗接续助力乡村振兴提供参考。

2 理论依据与研究框架

2.1 人地关系理论及其在多维贫困领域的研究

1979年吴传钧明确提出，地理学研究的特殊领域“是研究人地关系的地域系统”[13]。1991年吴传钧又进一步对人地关系地域系统（Man-land Areal System）进行了详细阐释，认为人地系统是由地理环境和人类活动两个子系统交错构成的复杂的开放的巨系统[14]。在这个开放巨系统中，人是从事生产与生活活动的社会人，地理环境指地球表层自然要素和人文要素相互交织而构成的地理环境整体，由此，人类主体、自然本底、社会经济构成了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中密切联系的3个部分[15]。随着人类活动与人地关系的不断变化，人地关系研究的核心主题也在不断丰富和发展，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理论应用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研究有机结合，开始直接服务于人地系统协调与可持续发展实践[16]。地球表层一定地域的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冲突在贫困地区表现得更为激烈，因而借助人地关系理论来消除区域贫困的研究成为区域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部分[17]。
20 世纪80年代，Sen提出了能力贫困理论，认为贫困是对人的基本可行能力的剥夺，包括饥饿、家庭收入低、生活条件差、健康状况差、缺乏教育以及更广泛的自由缺乏，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强调应该将注意力从仅关注收入贫困转移到对更具包容性的能力剥夺上来[18-19]。Sen的一系列研究吸引了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者的关注，开始从多维角度重新思考贫困问题[20]。随着贫困理论的发展，多维贫困的概念逐渐被提出来[21]，从单一的经济层面逐渐扩展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层面。由于贫困的多维性和复杂性，从地理学视角探究贫困问题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22]。
基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周扬等[22]提出了贫困地域系统（Impoverished Areal System）概念，认为它是特定贫困地域内由自然禀赋、区位条件、经济水平、人力资本和地理资本等要素构成的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开放系统，是人地关系在贫困地域的具体表现形式。其包括3个子系统：① 以“人”为核心要素的社会子系统，表现为个人或群体在综合福利上的缺失；② 以“业”为核心要素的经济子系统，表现为经济发展和条件上的劣势；③ 以“地”为核心要素的环境子系统，表现为区域资源禀赋的劣势和生态环境的脆弱性[23]。“人”“业”“地”3个核心要素的状态与水平具有动态性和开放性，在全球化、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等外部环境变化以及内部脱贫动力的共同调控下，各要素之间、子系统与子系统之间、子系统与系统之间通过信息传输、能量流动和物质交换的方式不断发展演化。当与外界割裂，要素流动不畅时，区域贫困问题会愈演愈烈；当系统内部以及系统之间要素能自由流动、信息传递通畅时，贫困地域系统会朝着良性方向发展[24]。因此，贫困本质上是特定地域系统中“人（贫困主体）”“业（生计活动）”“地（自然和社会环境）”3个要素的剥夺或三者之间耦合失调的过程与状态[25]，或者说是贫困地域系统发展演化过程中“人”（主体性要素）、“业”（中介性要素）、“地”（客体性要素）3个要素耦合失调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刻画了区域在社会、经济和环境等多要素综合作用下的贫困格局[23]。“人”与“地”之间通过“业”来关联，当其与“人”对接时表现为生计活动，与“地”对接时表现为产业形式的经济社会活动[26]。基于对贫困地域系统的认识，“人”“业”“地”多维贫困分析框架被学者用于阐释贫困地域系统的演化过程[23]，探究贫困地区的多维贫困空间格局[23]，解释农户多维贫困的形成机理[27]，分析精准扶贫驱动乡村重构的过程与机制[28]等，这一分析框架实现了贫困研究“个人主义”和“结构主义”两大传统范式的融合[23]。

2.2 基于贫困地域系统的非遗减贫机制

“通过产业发展一批”作为“五个一批”中的第一批，是中国在扶贫开发领域实施的重要战略[29]。产业扶贫立足贫困地区资源禀赋、贫困状况，科学规划、选择、培育扶贫产业，并建立相应的收益分配机制[30]。其减贫逻辑在于重配要素资源，赋予贫困人口平等的发展机会，加速贫困人口再生产能力的恢复与通过产业发展实现长期稳定增收[31]。可见，产业扶贫较为注重的是经济效益和福利效益。作为产业扶贫的一种，非遗减贫倾向于从生产性保护非遗入手，将非遗作为反贫困的一种策略，结合文化遗产保护和减贫的双重目标。因而，非遗减贫与一般的产业扶贫最大的区别在于注重经济效益和福利效益的同时，更加注重环境效益，即非遗本身能够在产业发展中得到活态保护与传承。非遗的活态保护与传承是产业发展的基础也是贫困地区能够稳定可持续脱贫的关键，经济、福利和环境三者之间是相互促进、互相强化的。可见，人地关系理论与非遗减贫具有多方面的耦合性，是非常具有可操作性的指导非遗减贫实践的理论视角。从“人—业—地”视角探讨非遗减贫可以有效解释非遗助力乡村减贫的过程与机制。
“人”是历史的推动者和创造者，只有充分激励并发挥贫困主体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的内生动力，才能变“要我脱贫”为“我要脱贫”[32]。在特定村寨的减贫实施过程中，“人”既是减贫的主体，也是脱贫致富的关键切入点。可行能力理论强调贫困是个体可行能力的缺失或剥夺[33]，即能力与发展的缺失。人的发展能力是指人类通过劳动认识、利用和改造自然，以满足自身生存与发展需要的能力[34]，可以通过社会化的内部建设和外部社会支持两个途径得以提高[23]。因而，可以通过重建个人能力，即通过对“人”的可行能力进行改造和提升来消除贫困。然而，“人”只是影响减贫实践的构成要素之一，减贫项目的实施不仅限于“人”，还要考虑“业”和“地”等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间的互动。“人”通过认识、利用并改造“地”这一客体，发展相关产业（“业”），其自身能力的高低直接决定了人类对“地”的利用程度以及“业”的广度和深度[23]。
“业”是“人”与“地”衔接的基本通道。发展产业是实现脱贫的根本之策，因地制宜地发展贫困地区的特色产业是确保贫困地区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因而，可以通过促进乡村的社会经济发展来加快贫困户脱贫、贫困村退出。社会经济是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中人地相互作用的纽带和产物，体现了“人”为了生存和发展而对“地”施加的影响及其作用程度[15]。在非遗减贫实践中，“业”与“人”对接时表现为借助非遗所创造的各种生计活动，与“地”对接时通过投入—产出将“地”纳入社会生产体系，为“人”的生存发展提供必需的产品，表现为一系列产业形式的经济社会活动[23]。
“地”在与主体性要素“人”和中介性要素“业”的互动中发挥着重大调节作用。以“地”为核心要素的环境子系统，既包括自然地理因素，也包括人文地理因素[35-36]。其中，前者具有更强的客观性和相对静态性，通常是乡村的制约性因素或致贫因素，后者则相对可塑，具有较大的调节弹性[23]。在非遗减贫实践中，非遗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与产业扶贫的深度融合，极大地影响了“人”的生计活动类型和“业”的产业经济形式，在农户减贫和贫困村退出中成为重要的消贫因子。
综上，本文将主体性要素“人”、中介性要素“业”和客体性要素“地”分别落脚在“可行能力”“产业形式”和“环境条件”上，构建“能力—经济—环境”的非遗减贫研究框架（图1）。在非遗减贫实践中，“人”“业”“地”三者之间及其内部要素之间存在着多种相互作用。特定时空情境（“地”）下，该区域的环境系统基本确定，对于经济欠发达而文化资源富饶的贫困乡村来说，文化资源的有效转化成为破解“富饶型贫困”的必要选择。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政策引导、指导帮扶为乡村特色文化产业（“业”）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在这种情景下，农户（“人”）不断进行生计调适，形成了适于“地”的社会经济形式（“业”）。由于“人”的可行能力存在差异，可行能力相对较高的“个体”率先选择并适应了新“业”态，成为先富的群体[23]。其余农户（“人”）在新“业”态高回报以及先行者高福利的诱导下，争相适应新“业”态的发展，共同促进了“业”的发展。“业”的竞争力不断得到提升，反过来促进“人”的可行能力提升，“地”的环境条件改善以进一步适应新“业”态的要求。“地”的地理资本得到强化，会进一步促进“人”获得资源和机会的能力，以及“业”的发展，其可持续性在一定程度决定了贫困村和贫困户能否稳定脱贫。从而，乡村形成了非遗特色产业发展——农户可行能力提升——地理环境改善的良性循环，打破了原来的发展路径，破解了“富饶型贫困”乡村的“贫困陷阱”，实现了“人业地”的协调、减贫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双赢。
图1 基于贫困地域系统的非遗减贫机制

Fig. 1 Mechanism of poverty alleviation by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based on the impoverished areal system

3 案例选择与数据来源

3.1 案例选取

高华村地处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翠里瑶族壮族乡，是一个瑶族聚集村寨。2008年以瑶族药浴（医药疗法）入选国家级非遗名录为契机，在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高华村成为第一批借助民族文化来推动乡村发展的典型，开启了非遗助力乡村减贫的建设进程。紧紧围绕瑶族药浴这一核心资源优势，高华村针对性地提出了“乡村旅游+瑶药加工+瑶药种植”的多元化减贫方式。2014年“高华瑶浴”入选贵州省“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名单”。通过扎实推进非遗减贫，2016年高华村贫困发生率降至2.59%，人均纯收入近7000元，达到贫困村出列标准。
本文选取高华村作为案例地，以高华村的非遗减贫过程作为研究对象，原因包括3个方面：① 高华村借助国家级非遗发展文化产业，带动村民实现减贫与发展，可为持续推动非遗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战略提供借鉴和参考，以此为例分析非遗助力乡村减贫的实践经验，契合本文研究问题的解决；② 一村一寨，就是一个国家的生动缩影。作为国家级贫困村，高华村的贫困问题具有典型性，选择它来讲述中国乡村减贫故事的片段，从这个村寨的减贫展示中国非遗所取得的消除乡村绝对贫困这一伟大战役的微观复杂过程，有助于扩大“高华村模式”的影响效应；③ 作为第一批推动瑶族药浴产业发展的示范村，高华村的非遗减贫经历了从精准扶贫迈向全面乡村振兴的整个过程，成长路径完整，选择这一案例能够从历时性角度分析其不同阶段的演变进程，保证了本文的研究信度。

3.2 数据来源

调研分4个阶段完成：第一阶段于2019年11月前往案例地进行了为期6 d的实地调研，通过对县、乡两级政府部门相关人员，村干部，乡村旅游接待户和村民等进行访谈，全面了解高华村的总体状况，重点关注其贫困问题，以及乡村减贫与文化遗产保护之间的关系；第二阶段于2021年4月前往案例地进行了为期13 d的实地调研，在前一次调研的基础上，进一步聚焦于瑶族药浴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用，关注非遗助力乡村减贫的阶段和过程；第三阶段于2021年11月前往案例地进行了为期29 d实地调研，选择不同参与主体进行半结构化深度访谈，获取其对非遗促进乡村减贫的认识与评价，了解非遗减贫的发展规划、面临的新问题以及可能的解决措施等。为保证受访人员的典型性，在选择访谈对象时，有意囊括了所有身份类型；第四阶段于2022年3月至今多次对曾受访人员进行线上访谈，以补充调研时相关内容的缺失。调研后，研究者对访谈资料进行整理，共获得98人次深度访谈，包括驻村干部（GH01-GH03）、村委干部（GH04-GH05）、瑶族药浴传承人（GH06-GH07）、瑶浴接待户成员（GH08-GH31）、小卖店经营人员（GH32-GH34）、在校中学生（GH35-GH41）、一般农户（GH42-GH87）、县/乡级相关部门工作人员（GH88-GH95）、瑶浴保健品有限公司负责人（GH96-GH98）。每位受访者访谈时间平均近40 min，整理文稿16余万字。统计数据主要包括文体广电旅游局、民宗局、住建局、乡政府、村委会等部门提供的政府工作报告、村镇规划方案等内部资料。

4 非遗助力高华村乡村减贫的过程

根据高华村非遗减贫的发展状况和目标，将其过程划分为非遗助力乡村减贫的尝试阶段、非遗助力精准扶贫和非遗助力全面乡村振兴3个阶段（图2）。在非遗减贫的各个阶段，受社会经济形势、政策背景、帮扶单位和项目等影响，不同阶段在“人”“业”“地”上的具体举措不同，其主要特征也不同，进而影响到各个阶段的减贫效果。
图2 非遗减贫的过程阶段与特征

Fig. 2 Stag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by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4.1 非遗助力乡村减贫的尝试阶段（2008—2012年）

2008年瑶族药浴（医药疗法）成功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遗名录，各级政府联合发力为高华村谋划民族文化助力乡村减贫的发展道路，探索“非遗+旅游”来推动乡村减贫。“地”的层面上，基础设施不断完善。2009年贵州省政协帮扶高华村修建了通村公路，降低区位劣势；县旅游局拉动投资修建旅游公厕、民族文化舞台等旅游基础设施，为乡村旅游业的发展提供基础。“业”的层面上，乡村旅游接待设施逐步完善。2009年县旅游局帮扶修建瑶浴接待中心，乡政府负责组织运营和管理；2010年在村集体的支持下遴选出10户农户作为瑶浴接待示范户，提供瑶浴体验服务，开启了高华村乡村旅游的发展进程。在县、乡两级政府部门的宣传推广下，少量游客开始前往高华村。
这一时期，各级政府先后拉动资金修建或完善高华村的基础设施和接待设施，不断降低其“地”和“业”的劣势，为“业”的发展提供基础。然而，此时高华村的道路设施尚未完善，乡村旅游知名度不高，主要依靠县、乡两级政府部门提供客源，游客量较少，旅游业发展缓慢，乡村“非遗+旅游”的减贫功能尚未明显体现。

4.2 非遗助力精准扶贫阶段（2013—2020年）

精准扶贫实施以来，以瑶浴体验为主打造乡村旅游，做好做强乡村旅游和文化产业两篇文章，成为推动高华村扶贫工作的主攻方向。2013年为克服一家一户小规模生产，带动村民实现脱贫致富，促进高华村的“一村一品”文旅产业发展进程和发展规模经营，村两委组织成立从江县高华村瑶族药浴服务农民专业合作社。同年，编制《高华村瑶浴休闲度假旅游区修建性详细规划》，明确乡村旅游发展定位和布局。“人”的层面上，村两委积极组织村民参加学习培训，以提升其经营能力和服务意识。如组织致富能人和有产业发展意愿的村民到雷山西江、黎平肇兴等地进行农家乐经营、民宿管理和营销、厨艺、民族文化特色挖掘与传播等技能培训，以及对农户进行瑶药培育和种植技术的培训等。“业”的层面上，以瑶浴为突破口，调整并优化产业结构。一方面，不断完善产业发展基础设施。2014年高华村得到贵州省“四在农家·美丽乡村”整村推进建设项目资金，对农户瑶浴间进行改造；另一方面，不断拓展以瑶浴为基础的产业链条。2015年11月高华村举办30年一届的“上刀山下火海”瑶族度戒活动，该活动成功点燃了高华村乡村旅游的一个“兴奋点”，成为该村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高华瑶浴的知名度显著提升，游客大量增加。为保障对瑶药的需求和供应，从江县林业局扶持兴建高华乌翁坡瑶药种植示范基地。在此基础上，村集体充分利用林地资源种植瑶药，打造高华瑶药植物种植示范基地，现已完成瑶药人工种植1000亩（1亩≈666.7 m2）。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高华瑶浴的品质和效果逐渐得到游客的认可，开始购买农户自制的瑶药包。2020年高华村争取到40万元专项扶贫基金建设瑶药加工基地，进行瑶药原材料加工、成品包装、品牌运营等。“地”的层面上，持续完善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2014年高华村利用贵州省“四在农家·美丽乡村”整村推进建设项目资金进一步完善村寨路灯、石板、停车场等基础设施。2016年以来文体广电旅游局、住建局、中国贸促会等帮扶修建了瑶浴民族博物馆、旅游公厕、观景亭、民族文化简易舞台等旅游设施。
这一时期，多个项目入驻高华村，从“人”“业”“地”3个层面不断降低高华村在能力、经济和环境上的劣势。以瑶族药浴作为村寨扶贫开发工作的资源基底，多部门协调与多层面参与主体共同推进“非遗+扶贫”项目的实施，乡村产业类型多样化与非农化程度显著提高，基本形成了乡村旅游、瑶药加工、瑶药种植为支撑的多元化减贫产业体系。乡村旅游服务功能逐步凸显，瑶药加工生产功能增强，现代种植业生产功能开始显现。截至2019年底，高华村累计脱贫33户123人，贫困发生率降到1.16%，成功脱贫摘帽，非遗助力精准扶贫成效显著。

4.3 非遗助力全面乡村振兴阶段（2021年以来）

受2020年疫情影响，高华村的游客急剧减少，接待户依靠回头客购买瑶药包维持生计。2023年高华村以瑶族药浴为抓手，进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阶段，各项工作正在推进或处于规划当中。通过线上访谈相关人员了解到，规划主要集中在“业”的层面。一方面，对瑶药加工业进行改造升级。高华村已获得县乡村振兴局的支持，拟于洛香镇贵州侗乡大健康产业园建厂进行瑶药精加工，加快瑶浴产品系列化、多样化开发。另一方面，瑶药种植业稳步推进。2023年5月高华村两位村民以35万元购买村集体一座山上的所有杉木，杉木砍伐后，山地仍归村集体所有，在县乡村振兴局的支持下种植瑶药，以保障乡村旅游发展的瑶药供应。此外，2024年以来县乡村振兴局不断加大瑶药种植投入，多次提供资金投放草珊瑚药苗（一种瑶药）和肥料等。这一时期，高华村产业发展受到极大的制约，陷入暂时性衰退状态。2022年底以来各项工作开始谋划，非遗助力乡村振兴工作逐步恢复并推进。

5 非遗助力高华村乡村减贫的机制分析

5.1 非遗助力乡村减贫的宏观运作机制

从宏观层面来看，非遗减贫得以在高华村快速推行，是因为非遗保护计划紧密地镶嵌在了贵州精准扶贫的社会文化情境之中。作为典型的贫困地区，贵州的贫困程度最深、贫困人口数量最多、贫困面积最大，文化资源丰富，一度被称为“富饶的贫困”地区，是中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和硬骨头。2014年起贵州积极推动特色文化与产业扶贫深度融合，大力开展文化扶贫。2016年贵州启动实施文化产业扶贫“千村计划”，以项目扶持的方式开展文化产业扶贫，率先在全国创新走出一条以文化产业助推脱贫攻坚的路子。在多彩贵州文化遗产中，非遗因兼具文化资源与经济资源的双重优势且易于转化，成为发展文化产业的宝贵资源[37]。结合“大扶贫”战略行动，贵州省出台《关于建设多彩贵州民族特色文化强省的实施意见》，提出实施非遗保护传承工程助推全省脱贫攻坚的思路。实施《贵州省传统手工技艺助推脱贫培训计划（2016—2020年）》，将非遗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作为重要内容，推动非遗传承发展和助力脱贫攻坚紧密结合。鉴于许多地方已大力探索和实践“非遗+扶贫”工作，并取得了很多典型经验和显著成效，国家层面开始出台相关文件顶层规划非遗减贫工作，强调非遗在精准扶贫、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接续推进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用。国家和地方层面的政策支持为高华村的非遗减贫提供了宏观背景。
在高华村非遗减贫的实施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内生动力、外源动力、文化动力等各种因素，以及各因素间的综合相互作用（图3）。
图3 高华村非遗减贫的宏观运作机制

Fig. 3 The macro-operation mechanism of poverty alleviation by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Gaohua village

内生动力主要包括贫困户脱贫、贫困村退出需求。由于历史、自然等诸多因素的影响，高华村无任何集体经济收入，农户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社会经济发展十分落后。2012年全村人均纯收入不足2000元，贫困发生率超过50%，是国家级贫困村，同时也是全乡典型的一类贫困村。强烈的减贫诉求使得农户很快选择了政策引导下的新“业”态，为非遗产业的落地实施提供了土壤。
外源动力主要包括政策驱动因素和市场需求因素。国家和地方层面上的非遗减贫政策驱动多个主体进驻高华村进行定点帮扶，如从江县住建局、文体广电旅游局、民宗局、中国贸促会等；多个帮扶项目在高华村落地实施，如贵州省“四在农家·美丽乡村”建设项目等。市场需求推动了高华村非遗减贫的顺利、有效实施。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在生存基本需求得到满足、物质条件逐步改善的基础上，对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的需求明显扩张，健康养生产业成为21世纪引导全球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产业。贵州坚持把发展健康药食材产业作为精准脱贫的优势产业，从江县不断打造“养心圣地、神秘从江”的城市品牌。瑶族药浴作为一种古老而神奇的沐浴保健方式，与桑拿、土耳其浴一道被誉为“世界三大洗浴文化”。高华村的这一养生文化满足了越来越多人对养生的追求。
在精准扶贫实践中，高华村以瑶浴为亮点，顶层规划“突出瑶浴”和“瑶浴康养”的发展定位，不断推动“文旅联动”的非遗减贫道路。文化动力是非遗减贫实施的基本条件和支撑，为乡村减贫与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可能性与现实性。
在国家和地方政策的引导下，非遗资源丰富但在多个维度上存在劣势的现实联合确立了将非遗资源优势转变成经济效益，走有针对性的非遗精准扶贫工作，促进乡村减贫与文化遗产保护，是高华村的唯一选择。

5.2 非遗助力乡村减贫的微观运作机制

5.2.1 “人”的可行能力得以提升

可行能力反映的是贫困人口自身具备的能力和获得提升的机会，决定农户自身是否有能力发展生产，自力更生、脱贫致富[38]。在减贫实践中，“人”通过认识、利用并借助其可行能力来改造“地”这一客体，发展相关产业，改变社会中资源控制、分配和转化的方式[39]。因而，“人”自身能力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对“地”的利用程度以及“业”的广度和深度，全面激发并提高贫困人口的可行能力，才是开发式扶贫需要解决的内生困境。
可行能力主要包括可行生活能力、生产能力和发展能力，其中生产能力和发展能力是缓解贫困的关键，前者反映“人”掌握的生产技能和参与区域主导生计活动的能力，后者反映适应环境变化、应对风险及生计创造的能力[25,38]。非遗减贫实施以前，高华村未完成小学教育的农户占主体，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极低，外出务工劳动力比重不足10%，生产能力相对较弱，获得就业、创业的机会较少。村民主要依靠家庭养殖或销售茶叶维持生计，家庭经营性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重非常大，生计系统十分脆弱。可行能力受阻，严重制约着村民依靠自身力量脱贫的能力，导致其长期处于贫困状态。非遗减贫实施以来，国家和地方相关政策的倾斜为高华村农户可行能力的提升提供了机会。一方面，村委组织致富能人和有产业发展愿望的农户到县内外开展学习培训，以提升农户参与瑶浴产业生产和发展的技能水平。另一方面，林业局组织专家对农户进行瑶药种植和培育技术的培训，以提升其从事瑶药种植发展现代种植业的能力。在政策的大力支持和示范户高福利的诱导下，技能培训显著提高了农户的自我发展意识、适应环境变化和创造生计活动的能力，显著缓解了高华村的能力贫困问题，越来越多的农户积极参与到瑶浴相关的产业中，表现在3个方面：① 部分农户自建瑶浴间接待游客。截至笔者调研期间，村内共10家瑶浴接待大户，其余还有50户农户可以少量接待游客泡澡。农户通过瑶浴或瑶药获得收入在任何类型家庭都是普遍的，它们在农户的生计策略和减贫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② 随着接待大户对瑶药需求量的剧增，部分农户开始在高华村及其周边村寨采摘野生瑶药售卖给接待户；③ 技能培训使村民掌握了一定的生产技能，如烹饪、房屋清洁等，在旅游旺季，部分村民会去接待户家打零工。

5.2.2 “业”的经济结构得以优化

精准扶贫实施以来，不断强化贫困地区的特色产业发展是农村经济发展和消除贫困的重要引擎。在中国农村减贫与发展过程中，农业增长率明显落后于其他行业，尤其是工业和服务业[40]。一二三产业经济结构优化，可以有效缓解中国农村的贫困问题[41]。
非遗减贫实施以前，高华村经济发展落后，主要以传统种植业、养殖业和务工经济为主，经济贫困主要源于村寨产业发展条件的弱势，以及产业结构的单一性。伴随着瑶族药浴入选国家级非遗名录，各级政府逐步将瑶族药浴定位为撬动高华村社会经济发展和乡村减贫的新动能，希望借助投入—产出呈现多种产业的社会经济活动，为“人”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产品。一方面，新的产业形态不断产生，乡村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多个部门、多项资金和项目开始入驻高华村，如县旅游局帮扶修建瑶浴接待中心，乡政府鼓励支持村集体遴选瑶浴接待示范户等，乡村旅游业开始缓慢发展，村域产业结构出现改观。在非农务工方面，高华村瑶浴接待中心的修建，提供了一定数量的就业岗位，村民开始在本村从事建筑行业，收入来源趋于多元化，水平增加。然而，“业”并非一成不变，它是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中较为活跃的构成要素，随着技术进步和文明形态的变更，会创新性地产生新的产业类型，打破最初的人地关系，以适应新的发展阶段[25]。随着乡村旅游的快速发展，高华村游客量不断激增，开始购买农户自制的初加工瑶药包，村集体借助扶贫资金修建瑶药加工基地，瑶浴产业发生转型，从以瑶浴体验转向瑶浴与瑶药初加工零售并行。同时，为了保障瑶浴产业资源供给，从江县林业局引导高华村积极开展瑶药种植产业，打造并兴建从江高华瑶药植物种植示范基地，同时鼓励村民发展药材种植，不断加大瑶药药材种植、瑶药苗圃基地建设等。高华村的产业结构再次转型，形成了乡村旅游业、瑶药加工业、瑶药种植业为支撑的多元化产业体系，基本实现了由传统小农经济为主不断向农业专业化、现代化，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现代市场经济转型[42]。另一方面，借助扶贫资金和项目，不断改善乡村瑶浴相关产业的发展条件，为产业发展提供基础。如利用贵州省“四在农家·美丽乡村”建设项目和中国贸促会的帮扶资金对农户的瑶浴间进行改造升级，促进乡村产业转型升级。综上可知，借助非遗减贫政策的引导和扶持发展瑶浴相关产业，不断调整产业结构类型，对缓解高华村的经济贫困问题具有重要价值，是实现其贫困户脱贫、贫困村退出的主要途径。

5.2.3 “地”的地理资本得以强化

随着中国精准扶贫工作的不断推进，农村贫困化逐渐呈现出“孤岛效应”[43]。当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无法解释持续的农村贫困与经济高速增长之间的矛盾时[44]，学者们开始考虑“空间外部性”对贫困的影响。众多研究表明，地理环境条件与贫困发生密切相关，地理环境劣势是导致中国贫困地区贫困落后的重要因素[45]。
非遗减贫实施以前，高华村在道路、厕所、饮用水、住房等地理环境的多个方面存在弱势，如从翠里乡至高华村的道路是村民集体自筹资金修的土路，厕所主要为室外旱厕，饮用水为未经检测的山泉水，住房常年保持着一层养牲畜、二层住人的人畜同居状态，这些均严重制约着村寨的社会经济发展。相关研究表明，贫困程度对扶贫资源和力量具有一定的“吸引”或“排斥”作用，贫困程度越深，获得的扶贫资源越多，政策干预的力量越大[46]。在多个维度上深度贫困的客观现实使得高华村迅速接受了国家和地方非遗减贫相关政策的引导和支持，借助瑶族药浴发展特色文化产业成为高华村农户脱贫和贫困村退出的重要消贫因子，也成为高华村破解“富饶型贫困”的唯一选择。非遗减贫战略确定后，高华村在实践中不断强化地理资本，为非遗产业的发展提供所具备的要素。首先，不断完善村寨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社会地理资本。比如，在文体广电旅游局、住建局、中国贸促会等政府和组织的帮扶下，修建通村公路、路灯、饮用水、厕所等。其次，不断完善村寨旅游发展设施，改善经济地理资本。比如，修建民族博物馆、文化舞台、旅游公厕等。再次，不断推进瑶族药浴的保护与传承，改善文化地理资本，为贫困村退出提供持续动力。当前高华村共有2名瑶族药浴（医药疗法）的传承人。2位传承人主要通过以下5种途径传承与传播瑶族药浴：① 坚持钻研防病治病的瑶药配方，帮助更多患者；② 经常为村民讲解瑶药配方和知识；③ 培养瑶族药浴（医疗疗法）接班人；④ 为高华村村企贵州浴健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的瑶药产品研发和创新提供技术指导，推动瑶族药浴品牌的推广与传播；⑤ 接受媒体采访，让更多的人了解瑶浴的功效，了解瑶族的优秀传统文化。

5.2.4 多维贫困的缓解：“人—业—地”耦合

“人”“业”“地”是多维贫困的3个构成要素，在具体的减贫实践中，不仅要考虑单一要素的缓解，还要考虑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
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政策引导、指导帮扶为高华村创造了新的“业”态——以瑶浴为发展核心的产业，“人”“业”“地”3个层面上的深度贫困使得高华村农户很快选择了这种“新”业态。农户（“人”）通过技能培训提高了生产能力和发展能力，可行能力得以提升，为“业”的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和引导，推动高华村不断寻找新的发展方式，促进“业”的结构转型与优化。“业”的经济结构优化直接带来了高华村农户的非农转移和随后的劳动力就业方式和结构的转变，促进了“人”的内在发展能力的提升。与此同时，产业的快速发展还能够改善“地”的环境弱势，促进地理资本的改善与升级；通过全面改造高华村的道路、停车场、步道、路灯、旅游公厕等设施，降低区位劣势，不仅可以改善村民的生产生活条件，也能刺激“业”的发展和社会经济增长。鉴于此，非遗助力多维贫困的缓解，一方面由于“人”的可行能力提升和“业”的经济结构优化，提升了农户的内生发展动力和经济发展水平，使农户在政策、资金、技术等的帮扶下可以依靠自身力量摆脱自然、环境和社会等困境，缓解“贫”的根源；另一方面，“地”的地理资本的不断强化，缓解了“困”的根源；“人”“业”与“地”三者之间的互相促进，使得贫困户脱贫、贫困村退出，跳出了“贫困陷阱”（图4）。鉴于高华村的减贫实践，本文认为非遗减贫与多维贫困的缓解具有耦合性，是一个典型的非线性过程，其内涵是农户（“人”）借助特定时空情境（“地”）中的非遗要素，在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政策引导、指导帮扶下，通过对非遗资源的挖掘和非遗相关产业的开发进行“造血式扶贫”，提升主体性要素“人”的可行能力、优化中介性要素“业”的经济结构，强化客体性要素“地”的地理资本，通过三要素之间的耦合互动实现要素间的“正向循环累积”，逐步缓解乡村的多维贫困问题，实现减贫与文化遗产保护双赢的过程与状态。
图4 高华村非遗与多维贫困的缓解机理

Fig. 4 Mitigating mechanism of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alleviation by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Gaohua village

6 结论与讨论

6.1 结论

本文基于“人”“业”和“地”视角构建了“能力—经济—环境”的非遗减贫分析框架，对高华村非遗减贫的过程和机制进行分析，主要结论如下：
（1）中国的非遗减贫实践远早于国家非遗减贫相应政策的出台。2008年起高华村便开始尝试借助国家级非遗瑶族药浴来缓解乡村贫困问题，直到2018年与非遗、贫困、减贫等相关的一系列政策才陆续出台。高华村经历了非遗减贫尝试（2008—2012年）、非遗精准扶贫（2013—2020年）、全面乡村振兴（2021年以来）3个阶段。借助国家级非遗，高华村乡村产业类型多样化与非农化程度显著提高，基本形成了乡村旅游、瑶药加工、瑶药种植为支撑的多元化减贫产业体系。乡村旅游服务功能逐步凸显，瑶药加工生产功能增强，现代种植业生产功能开始显现。
（2）宏观层面上，高华村非遗助力乡村减贫是内生动力、外源动力、文化动力，以及各因素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内生动力主要包括贫困户脱贫、贫困村退出需求。外源动力主要包括国家和地方层面上非遗减贫政策的驱动和市场上养生的需求。文化动力是指高华村以国家级非遗为亮点，不断推动“文旅联动”助力乡村减贫的现实需求。在政策引导下，非遗资源丰富但在多个维度上存在劣势的现实，确立了最有针对性的非遗精准扶贫发展路径，促进乡村减贫与文化遗产保护，是高华村的唯一选择。
（3）微观层面上，高华村非遗助力多维贫困的缓解主要源于“人”的可行能力提升和“业”的经济结构优化以缓解“贫”的根源，“地”的地理资本强化以缓解“困”的根源，以及“人”“业”“地”三者之间的耦合互动。“人”通过技能培训提升了可行能力，促进“业”的结构转型与优化；“业”的经济结构优化直接带来了农户的非农转移和随后的劳动力就业方式和结构的转变，提高了“人”的内生发展动力。两者相互作用使农户在政策、资金、技术等的帮扶下可以依靠自身力量摆脱自然、环境和社会等困境，缓解“贫”的根源。通过全面改造高华村的道路、停车场等设施，降低区位劣势，促进地理资本的改善与升级，不仅可以不断改善“人”的生产生活条件，也能刺激“业”的发展和社会经济增长。同时，“业”的快速发展也能够进一步改善“地”的环境弱势，强化地理资本，缓解“困”的根源。

6.2 讨论

非遗减贫是中国在脱贫攻坚实践中探索出来的一种特有的减贫模式。2020年以来，国务院、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国家乡村振兴局等部门颁布了一系列重要指导性文件对非遗减贫的积极作用给予高度肯定，基本形成了非遗助力精准扶贫成效显著，并且可以持续助力全面乡村振兴的共识。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目标就是实现乡村“人”“业”“地”耦合协调与可持续发展[47]。因此，在科学把握非遗减贫过程特征与内在机制的基础上，从“人”“业”“地”3个层面分析高华村所面临的问题，并提出非遗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适宜路径，以促进乡村的可持续减贫与文化遗产保护。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笔者在高华村的实地调研发现，非遗减贫发展了一套与村民的技能、文化有着巨大差异的产业。尽管村民通过各类培训掌握了一定的技能，在村两委的推动下建立了瑶族瑶浴服务农民专业合作社来共同推进产业的发展，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合作社并没有自主经营创收能力，运转困难。与脱贫攻坚相比，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时间更长、范围更广、难度更大，这是一项复杂的社会专业性工作，地方政府或帮扶单位缺乏足够的组织和专业资源有效地实施这一复杂的社会工程。因此，国家和地方政府需要尽快出台相应政策鼓励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参与乡村非遗减贫实践，完善结对帮扶制度，组建创新导师队伍。导师队伍应积极为高华村培养产业新型经营主体，对包括农户、村委和基层乡镇干部等群体进行管理和经营技能培训，培养产业发展链条中各类工作助理，提升农户自主管理能力，丰富“知识”供给，为产业发展提供人才保障，保证“扶上马，送一程，能自立”，解决乡村振兴的人才制约问题。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物质基础。当下，高华村虽然通过非遗减贫使得贫困户脱贫、贫困村退出，但实际调研中发现，当下的非遗减贫产业仍存在以下问题：① 高华村目前的乡村旅游业、瑶药加工业和瑶药种植业的带动主体仍然为政府，政府的资金偏向哪里，哪个项目就能持续运转，一旦缺少后续配套资金，短时间内就会荒废闲置。如高华村的瑶药加工厂房由于资金和用地问题已长期处于停工状态，瑶药种植业也尚未实现收益。因此，应当积极推动医药类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多方社会组织力量融入高华村，实现市场主导、企业带动、社会组织力量参与并重，共同推动高华村的发展。② 企业持续发展之基、市场制胜之道在于创新。高华村虽然是第一批推动瑶族药浴产业发展的示范村，但其在发展模式和路径上与其他瑶族村寨存在严重的同质化现象，现有产业形式创新性不够。因此，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应当针对瑶族药浴展开类似科技攻关的专业性研究项目，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产业精准定位的基础上，强化瑶族药浴的科技协同创新，促进产学研与成果转化紧密结合，创新“科技”供给。③ 非遗减贫的利贫性问题。虽然减贫工作强调扶贫资源要瞄准贫困户，但发展非遗生产性保护与资金、劳动力、地理位置、社会资本等要素密切相关，而贫困户在这些要素上往往处于劣势，使得非遗减贫中投入的大量资源，并没有直接针对贫困人口，而更多地被具有资金优势、市场眼光和发展能力的精英们俘获，偏离了非遗减贫的政策要求，也加剧了农户之间的不平等。高华村目前的10户瑶浴接待大户中，仅有1户贫困户，其余均为非贫困户，从这个角度来说，非遗减贫的利民性不高，有待加强。因此，应当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制定一套公正有效的分配管理办法，充分调动作为活的传承人群的内在积极性，用产业来调整农民，实现共同富裕。
“乡土性”是非遗的根本属性。瑶族药浴是高华村非遗减贫与乡村振兴的重要依托，在实际调研中发现，高华村农户在对瑶族药浴的保护和传承上，并未因为非遗减贫的实施而产生较大变化。究其原因主要是瑶族药浴对于村民而言，不是一种需要刻意传承或者保护的技艺，而是瑶族人民的一种洗浴传统，已成为村民的一种日常生活习惯。然而，随着年轻人外出务工和适龄儿童在校读书，部分村民逐渐放弃了每天泡瑶浴的习惯。另外，青年一代对瑶药的了解越来越少，传承出现断层。因此，地方政府应当落实主体责任，将瑶浴及其得以孕育、发展的文化和自然生态环境进行整体性保护，深入实施非遗传承发展工程，促进瑶浴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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