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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 Vol. 80 >Issue 2: 523 - 544

DOI: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2502016

交通与旅游地理

廊道旅游地农户旅游生计变化过程与影响因素

  • 杨钊 ,
  • 刘昌琪 ,
  • 王盼盼 ,
  • 朱其静 ,
  • 李潇洒 ,
  • 蒋鹏飞
展开
  • 安徽师范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芜湖 241003

杨钊(1974-), 男, 安徽芜湖人, 博士,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旅游移民、风景道与旅游规划研究。E-mail:

收稿日期: 2023-05-24

  修回日期: 2024-03-07

  网络出版日期: 2025-02-13

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暨优秀博士论文项目(20FGLB074)

收起

Farmers' livelihood variation in corridor tourism area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 YANG Zhao ,
  • LIU Changqi ,
  • WANG Panpan ,
  • ZHU Qijing ,
  • LI Xiaosa ,
  • JIANG Pengfei
Expand
  •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Tourism,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3, Anhui, China

Received date: 2023-05-24

  Revised date: 2024-03-07

  Online published: 2025-02-13

Supported by

National Post-funded Project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20FGLB074)

Fold

摘要

风景廊道作为一种新型旅游载体，具有更丰富的要素组合、更开放和更广阔的生计空间，在带动沿线共同富裕、推动区域生计转型和增强农户可持续生计上优势显著。本文从共同富裕目标出发，以皖南川藏线为案例地，基于网络数据、访谈数据和游客调查数据，动态考察了廊道旅游地构成要素、形成过程和农户旅游生计变化，并探究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典型廊道旅游地具有多重空间层次结构，由通勤公路、特色体验路段、风景资源、景区、节点、衍生微吸引物和乡土生态环境7要素构成。② 廊道旅游地发展一般经历通勤阶段、景区带动阶段、主廊辐射阶段和藤蔓网络阶段4个阶段，并且在藤蔓网络阶段，乡土生态环境成为核心吸引力。③ 从总体富裕维度和成果共享维度上看，廊道旅游地具有显著的共同富裕效应，并且阶段差异和时序差异明显。④ 农户旅游生计随廊道旅游地发展而变化，表现为生计资本结构性变化、生计策略复合型趋势、生计脆弱性被动式转向以及生计政策适应性调整，以生计稳定性、可获得性和可持续性为表征的生计结果得到显著改善。⑤ 区位、政府政策、共建机制等社会因素以及高程、坡度等自然因素是廊道旅游地农户旅游生计变化的重要影响因素，其中政府政策处于核心位置并对其他因素施加影响。

关键词： 共同富裕; 廊道旅游地; 农户生计; 演化过程; 影响因素

本文引用格式

杨钊 , 刘昌琪 , 王盼盼 , 朱其静 , 李潇洒 , 蒋鹏飞 . 廊道旅游地农户旅游生计变化过程与影响因素[J]. 地理学报, 2025 , 80(2) : 523 -544 . DOI: 10.11821/dlxb202502016

Abstract

As a new tourism carrier, tourism corridor combines richer elements and has more open and broader living space, which has significant advantages in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along the route, facilitating the evolvement of regional livelihood and enhancing the sustainability of farmers' livelihoods. Based on common prosperity, this paper takes the Sichuan-Xizang route in southern Anhui as a case, using network data, interview data and tourist survey data. It aims to investigate tourism corridor's elements, its development process as well as the evolvement of farmers' tourism livelihood, and finally explore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key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With multiple and hierarchical spatial structures, the corridor tourism area consists of seven elements, namely commuting roads, corridor of special experience, scenic resources, scenic spots, nodes (entrance nodes, viewing nodes, service nodes), derivative micro-attractors and loc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2) The evolution of corridor tourism area generally goes through four stages: commuting stage, scenic area driving stage, main corridor radiation stage, and vine network stage. In the stage of vine network, loc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becomes the core attraction of the corridor. (3)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verall prosperity and outcome sharing, the common prosperity effect of corridor tourism area is remarkable, however, there are obvious gradual and sequential differences. (4) The farmers' tourism livelihood evolve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orridor tourism area, which is mainly manifested as structural changes in livelihood capital, composite trend in livelihood strategies, passive shift in term of livelihood vulnerability and adaptive adjustments in livelihood policies. Livelihood outcomes, characterized by livelihood stability, accessi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have improved considerably. (5) The evolvement of farmers' tourism livelihood is affected by social factors such as location, government policies and co-construction mechanisms, as well as natural factors such as elevation and slope. Among all these factors, government policies are at the core and exerts influence on other factors.

Key words： common prosperity; corridor tourism area; farmers' livelihood; evolution process; influencing factors

1 引言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涵与本质要求，推动实现共同富裕最艰巨的任务和领域在乡村[1]，在最普惠的生态优势加持下，释放乡村生态价值被认为是广大乡村地区实现共同富裕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2]。在众多路径中，发展乡村旅游已被证明能够实现乡村生态价值、促进共同富裕[3⇓-5]，并可借助农户生计表征乡村旅游地共同富裕水平[6-7]。“生计（Livelihood）”一词最早由Chambers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是指构建于人的能力、资产和活动层面上的谋生方式（手段）[8]。英国国际发展署（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DFID）提出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是目前旅游生计研究的主流理论基础，该框架认为可持续生计包括脆弱性背景、生计资本、结构和制度的转变、生计策略以及生计结果5个部分[9]，其以人为中心、参与性、可持续性的核心原则与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高度契合[10]，已成为各种尺度和类型乡村旅游地农户生计研究的有效工具[11]。
随着大众旅游快速发展，旅游业与乡村地区经济社会融合不断加深，乡村旅游在转换发展模式、改变生计结构、促进共同富裕等方面的作用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与认同[12⇓⇓-15]，农户生计对乡村旅游的响应逐渐成为研究热点。学者陆续围绕乡村旅游地脆弱性变化[16⇓⇓⇓⇓-21]、脆弱性调控[22]、农户生计资本变化[23⇓-25]、生计转型[23,26⇓ -28]、生计结果变迁[29⇓-31]、可持续生计水平评价[21]等议题开展定性和定量研究，并尝试构建适应乡村旅游地系统的可持续生计模型[23,32]。已有研究充分证实发展乡村旅游对农户生计具有正向带动作用，主要表现在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33]、提高农村居民收入[34]、提升农户生计资本（尤其是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优化生计资本结构等方面[35-36]，最终反映为农户生计结果得到改善，包括生计稳定性增强、可获得性提高以及因资源充分利用带来更强的可持续性[32]。然而也有研究发现，景区、农庄、旅游村等传统乡村旅游地在生计调整中的作用具有若干局限性：① 在空间上往往局限于吸引物内部和周边，区域整体效应不足，共享性不够[37]；② 在时间上具有较强季节性和周末短时性，旅游生计稳定性较差[38]；③ 在持续性上面临日趋激烈的同质化竞争，对管理和创新能力要求较高，可持续风险较大。
交通强国战略推动了乡村道路升级，城市化进程和自驾车普及带动了自驾游、休闲游、乡村游蓬勃发展，风景廊道作为一种新型旅游载体应运而生。“廊道”缘于“风景道”，是旅游与交通功能相结合的特殊景观道路，是集交通、旅游、景观、生态等多重功能于一体的线性游憩空间[39]。在体验视角和全域旅游发展新理念下，风景廊道已由传统旅游系统中过境地的“配角”转变为新型旅游目的地[40]，即廊道旅游地。已有研究和实地观察表明，廊道在辐射带动区域生计转型和增强农户生计可持续性上有较强优势：① 节点、主廊与支线的要素组合使廊道旅游地具有更大的开放性和共享性，农户生计空间更广[41]；② 产品的网红性、丰富性和全时性可以吸引和稳定流量，增加游时促进消费，旅游生计稳定性更强[42]；③ 广阔腹地和多样资源为旅游产品升级蝶变留有空间和机会，开放性场域和原乡性环境对游客持续产生吸引力，农户旅游生计可持续潜力更大。
作为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共同富裕全体性、全面性、参与性与阶段性的特征对进一步扩大廊道旅游地农户生计的开放与共享效应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共同富裕体现的是增长和分配、公平和效率的逻辑关系[43]，反映为总体富裕和成果共享两个维度[44]，并且已有学者注意到乡村旅游促进共同富裕需要转变传统旅游地发展模式和探索新的发展路径[10]。但总体来看，目前关于廊道旅游地农户生计的研究虽然较好解决了理论框架与实证研究的适配问题，但与共同富裕等重大战略的结合与响应略显不够，研究视角多以生计资本测度、空间分布分析、影响因素识别为主，侧重静态分析和比较，生计变化过程的动态研究尚不深入。为此，本文以皖南川藏线为例，通过辨识廊道构成要素及廊道旅游地形成过程，揭示廊道旅游地农户旅游生计变化过程和影响因素，以期为廊道旅游地共同富裕新模式和新路径探索、农户可持续生计调控和引导以及相关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有益借鉴。

2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区概况

皖南川藏线全线位于安徽省宣城市境内（图1），地跨泾县、宁国市两个县/市，主要涉及宁国市青龙乡和方塘乡、泾县汀溪乡和蔡村镇4个乡镇，全长约120 km，因风景秀丽和其精华段桃岭公路形似中国“川藏线”的“七十二道拐”而得名。2014年安徽省首届自驾游大会在此召开吸引了自驾游客关注，游客量逐年激增。据安徽网报道，2016年皖南川藏线国庆假期客流量达17.6万人次，首次超过黄山风景区 ① 。巨大的客流吸引沿线农户和外来资本从事旅游经营和投资，当前主廊沿线形成蔡村镇镇区、汀溪乡街道、板桥街道、储家滩等多个民宿、农家乐集聚区，共带动农户参与旅游就业逾11000人，仅2019年上半年累计接待游客326.4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24.78亿元 ② 。2022年即使受疫情影响，游客接待量亦超过200万人次 ③ 。目前廊道在不断生长变化，随着沿线新的衍生吸引物不断涌现，支线业态逐渐丰富，农户旅游生计链不断延展，日渐没落的传统景区得以分享客流焕然新生，沿线小散特资源依附廊道流量得到盘活利用，皖南川藏线成为赋能景区、盘活资源、激发生态景观价值、促进农户多元生计策略并共享生计机会的线型旅游目的地。
图1 皖南川藏线区位图

Fig. 1 Location of Sichuan-Xizang route in southern Anhui

2.2 数据收集

为深入剖析廊道旅游地农户旅游生计变化过程与影响因素，本文采用网络爬虫、农户生计问卷、游客问卷、多主体访谈等多元数据相互佐证。首先，从企查查网站爬取皖南川藏线农家乐/民宿经营数据，明确农户生计调研抽样框，初步探索皖南川藏线旅游地发展过程。其次，借助游客游记和评论数据，基于游客视角补充廊道旅游地形成过程及农户生计变化因素研究。同时根据网络数据整理设计开放式访谈提纲进场预调研，结合预调研访谈信息修订农户旅游生计量表，因地制宜构建廊道旅游地农户旅游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随后对农户旅游生计开展针对性抽样调研，并利用游客调查数据以及村委会主任/村支部书记、乡镇旅游主管部门、旅游企业主、涉旅行业协会会长访谈数据共同佐证农户生计调研结果。

2.2.1 网络数据收集

（1）农家乐/民宿数据。借助八爪鱼软件8.0，以“蔡村镇”“汀溪乡”“方塘乡”“青龙乡”为关键词，于2022年12月中旬从企查查平台采集皖南川藏线涉及4个乡镇所有企业注册数据，以经营类型（住宿、餐饮）为关键词进行筛选，共获取2001年以来农家乐/民宿注册数据1044条，剔除已注销的经营主体后，再与4个乡镇政府工作人员提供的在营名录比对，最终获得在营农家乐/民宿数据931条，数据内容包括注册名称、所在乡镇、开业时间、地址、经营内容等。
（2）游客游记、评论及政府政策文本数据。2022年11月初，以“皖南川藏线”为关键词，在携程旅行网和马蜂窝网搜索游客游记和评论数据，共获取游记312篇、评论992条，共计548046字。同时在宣城市、宁国市和泾县人民政府网站搜索正式出台的涉及皖南川藏线以及农家乐、民宿、漂流等各类涉旅政策文件，共获取政策文件20份，共计74857字。借助文本分析，分别从游客和政府视角支撑农户生计变化研究。

2.2.2 问卷数据收集

（1）问卷与访谈提纲设计。2021年5月3—5日，笔者团队赴皖南川藏线开展预调研，获取沿线及主要景区周边农户旅游经营和生态环境变化感知等信息，发现私家停车场、旅游投资种类、使用新媒体营销分别是农户生计重要的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据此在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基础上[9]，参考借鉴已有跨界乡村旅游集聚区[23,35]、旅游镇村[31-32]、廊道型乡村旅游地[41]等不同尺度、不同类型乡村旅游地农户生计资本测度指标，并补充修订预调研获取的生计资本类型，构建出农户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生计结果方面，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中一般用“增加收入、福利改善、脆弱性减小、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等指标测度，基于本文共同富裕语境，以福祉指标表征生计结果，分别以“收入水平提高”表征“增加收入”，“水电通讯等基础设施变好”表征“福利改善”（可获得性），“抗击风险能力提高”和“生活满意度提高”表征“脆弱性减小”（稳定性），“环境质量变好”表征“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可持续性）。形成初步问卷后，邀请相关业内专家、农家乐/民宿协会会长、政府相关工作人员对问卷提出修改意见，通过订正完善形成最终结构式访谈问卷。生计脆弱性背景和生计政策过程主要采用开放式访谈问题获取，访谈对象除经营户外，还包括村委会主任/村支部书记、乡镇旅游分管领导和旅游办主任、旅游企业主、涉旅行业协会会长等。
（2）收集过程。调研团队分别于2021年7月11—18日、2021年9月18—20日、2021年10月5—7日赴案例地入户调研，通过两人一组的结构式访谈获取数据，并于2022年7月3—8日赴案例地补充调研，平均每户访谈时间大于1 h，共收集问卷392份，剔除填写不完整和外地经营户问卷，得到有效问卷319份。此外，团队同时在皖南川藏线沿线发放游客调查问卷，共收集有效游客问卷391份，重点调查游客出游动机、行程安排、线路组织、客源信息等内容，与游客网络游记和评论数据共同辅助佐证农户访谈结果。
（3）样本经营特征。样本统计结果显示（表1），本地入户访谈群体中，受访者女性略微多于男性；蔡村镇受访人数最多，其他3个乡镇较为平均，抽样比例与各乡镇农家乐/民宿数量分布基本相符；全年旅游经营时间10个月及以上占比近3/4；经营内容以餐、宿为主，其中住宿占比近9成；经营方式夫妻合营比例最高（42.5%），农户房屋半数为自家翻新（50.9%）；2016年后开业经营的占比76.5%，受皖南川藏线廊道品牌影响显著；顾客类型以自驾游客（81.0%）为主，少量为团队（11.9%）和摩友（7.1%）。房价集中在200元以下（70.2%），以大众接待为主，较为同质化。
表1 样本经营户特征

Tab. 1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view samples

类别 占比(%) 类别 占比(%) 类别 占比(%) 类别 占比(%)
性别 主要收入来自旅游 经营内容(多选) 经营方式(多选)
男 48.0 是 67.4 餐饮 92.4 夫妻合营 42.5
女 52.0 否 32.6 住宿 89.9 全家经营 26.8
档位(元) 旅游经营类型 土特产售卖 55.5 独自经营 15.9
大众型(200以下) 70.2 全职 71.2 夜旅游活动 42.9 子女参与经营 10.6
中档型(201~500) 27.0 兼职 18.5 其他 27.4 合伙经营 3.1
高档型(500以上) 2.8 主要工作 10.3 房屋性质(多选) 成立公司经营 1.1
所在乡镇 经营时间(月) 自家翻新 50.9 游客类型(多选)
蔡村镇 36.1 1~3 11.9 新建 37.4 自驾 81.0
汀溪乡 22.5 4~6 7.8 租赁 6.0 团队 11.9
方塘乡 21.3 7~9 7.2 购买 5.2 摩友 7.1
青龙乡 20.1 10个以上 73.1 其他 0.5

2.3 数据分析

为消除量纲的影响，采用熵值法对变量进行量化处理并计算各项指标权重（表2），再通过综合评价得到不同阶段农户生计资本值及变化情况。
表2 农户生计资本指标权重

Tab. 2 Index weight of farmers' livelihood capital

资本类型 指标 熵值 权重 资本类型 指标 熵值 权重
自然
资本		 N1山/耕地面积 0.9502 0.3024 社会
资本		 S1亲友在政府/协会任职 0.7975 0.3352
N2自然生态环境质量 0.9813 0.1137 S2本村人交往关系 0.9884 0.0191
N3用水条件 0.9825 0.1061 S3获得哪些支持 0.8419 0.2617
N4生态环境约束强度 0.9213 0.4778 S4使用抖音等媒体种类 0.8630 0.2267
物质
资本		 P1房屋总面积 0.9601 0.1105 S5培训机会 0.9050 0.1573
P2房间数量 0.955 0.1244 金融
资本		 F1家庭年收入 0.9623 0.0765
P3建筑结构 0.9831 0.0467 F2家庭贷款难易程度 0.9670 0.0668
P4私家停车位 0.8705 0.3585 F3政府资金补贴 0.7141 0.5793
P5经营设备 0.8700 0.3599 F4旅游投资 0.9532 0.0949
人力
资本		 H1成年劳动力数量 0.9839 0.1011 F5农特产品年销售额 0.9099 0.1825
H2平均文化程度 0.9854 0.0912
H3家庭成员返乡人数 0.9078 0.5786
H4劳动力素质 0.9635 0.2291
首先采用极差标准化法对样本农户的各项指标进行归一化处理，具体的公式为：
Z i j = X i j - X j m i n X j m a x - X j m i n
式中：Zij表示原始数据在进行极差标准化后得到的无量纲数据；i为319个受访农户；j为指标总数；Xij表示第i个农户第j项指标变量值；Xjmax表示第j项指标中的最大值；Xjmin表示第j项指标中的最小值。
将标准化数据Zij进行同度量化处理，并转化为发生概率Pij（即计算第j项指标下第i个样本农户指标值的比重Pij），再计算第j项指标的熵值ej，公式为：
P i j = Z i j /   ∑ i = 1 n Z i j
e j = - ( 1 / l n n ) × ∑ i = 1 n ( P i j × l n P i j )
根据gi = 1-ej得到第j项指标的差异系数gi，并计算第j项指标的相对权重Wj。最后将标准化数据Zij与权重系数Wj代入生计资本的综合评价模型，计算得出第i个农户样本的每一种生计资本的综合评价水平Fi：
W j = g i /   ∑ j = 1 n g i
F i = ∑ i = 1 n W j × Z i j
重复上述过程即可得到农户各项生计资本值，资本总指数值介于0~1之间，资本值越接近1表明其生计资本越高。

3 廊道旅游地构成要素及形成过程

完整的廊道旅游地既包括最基础的通勤道路，也包括为旅游所利用的视域景观、体验路段及其他各类点状、面状旅游资源。总体上看，廊道旅游地具有多重空间层次结构，主要由通勤公路、特色体验路段、风景资源、景区、衍生微吸引物、节点（入口节点、观景节点、服务节点）、乡土生态环境7要素构成（表3）。其中通勤公路是基础，主要为交通功能；风景资源和特色体验路段是构成风景廊道的必要条件和关键要素，主要功能为打卡和引流；景区和衍生微吸引物是吸引物体系的重要支撑，兼具引流和留客功能；节点是配套设施，包括观景节点、入口节点、服务节点3种类型，观景节点为风景打卡功能，入口节点具有交通引导和形象标识功能，服务节点依托镇村；乡土生态环境是风景道持续引流的重要保证[45]。
表3 廊道旅游地构成要素及案例地分布

Tab. 3 Elements of corridor tourism area and distribution of research cases

要素 功能 案例地分布
通勤公路 交通通勤 宁国市青龙乡至泾县蔡村镇的皖南川藏线整体道路，以省道345为主体，1995年通车，2012年拓宽，2020—2022年二次拓宽
特色体验路段 核心吸引物，引流功能 为桃岭“六道弯”，19世纪70年代修建石土路，1995年由石土路提升为水泥路，2012年按照双向两车道标准拓宽为6 m
风景资源 打卡和引流功能 汀溪河、青龙湾水库、高山茶原产地、红色文化、乡土文化、特色村落等
景区 引流和留客功能。传统A级旅游景区，以观光接待为主 月亮湾景区(2000年，3A)、青龙湾景区(2004年，4A)、水墨汀溪景区(2011年，4A)
节点 入口
节点		 廊道形象展示与标识引导功能，一般对接高速口 蔡村镇入口、宁国东入口，汀溪乡入口、苏红村入口
观景
节点		 打卡功能，多配有停车场、观景平台等设施 漕溪花海观景点(2015年)、九里云海观景点(2015年)、幸福路观景点(2015年)、红军路观景点(2015年)、樱花大道观景点(2015年)、石壁山观景点(2015年)、回音山脉观景点(2015年)、杨村湾观景点(2015年)、观湖岛观景点(2016年)、八面佛观景点(2016年)、石壁晓雾观景点(2016年)
服务
节点
(镇村
为主)		 留客功能，乡土环境体验区域，提供餐饮、住宿、购物、游乐及夜休闲等服务，使廊道流量变现 乡镇：青龙乡、方塘乡、汀溪乡、蔡村镇；行政村：青龙村、龙阁村、西林村、方塘村、上坦村、潘茶村、双村村、葛村村、板桥村、大南坑村、红星村、高山村、红岭村、郭冲村、漕溪村、苏红村、上漕村、桃岭村、上胡村、爱民村、宋村村、蔡村村、河冲村、月亮湾村、小康村、毛田村、泉峰村
衍生
微吸
引物		 留客功能为主，兼有引流功能。体验路段引流催生的旅游微吸引物，丰富了廊道吸引物体系 世京果园(2014年)、青龙双河漂流(2015年)、落羽杉摄影基地(2015年)、储家滩露营地(2015年)、青龙潭漂流(2015年)、牛肝马肺亲子乐园(2017年)、虎头峡漂流(2017年)、龙映山漂流(2020年)、旵山日出酒店(2022年)、爱民飞驰户外运动乐园(2020年)、飞越沙滩车体验基地(2020年)、虎狼越野卡丁车基地(2020年)、卧云谷游乐园(2021年)、激情沙滩车基地(2020年)、赵村里·飞行营地(2022年)、星空帐篷营地(2022年)、月亮湾房车营地(2022年)、狮子山户外运动公园(2022年)、驿动加5号营地(2022年)、智诚全地形越野车基地(2022年)
乡土
生态
环境		 持续引流功能，保护好优良的乡土生态环境，可以持续吸引不同类型客流和市场资本，不断释放生态价值 青龙湾国家森林公园、板桥省级自然保护区、青龙湾饮用水水源保护地、青龙湖光倒刺鲃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黄缘闭壳龟自然保护区等
廊道旅游地的形成是上述要素叠加与相互作用的结果，并且在时序上呈现出通勤公路—景区—特色体验路段—配套节点设施—衍生微吸引物与设施全面提升的过程（图2）。根据上述过程，从生计变迁视角，以农家乐/民宿数量为关键变量[46]，以廊道业态、功能、空间、品牌、要素、事件为特征变量，结合931条在营农家乐/民宿经营数据和多元主体、农户的访谈资料分析，将皖南川藏线的发展过程划分为通勤阶段、景区带动阶段、主廊辐射阶段和藤蔓网络阶段4个阶段（图3）。
图2 廊道旅游地构成要素及变化

Fig. 2 Elements and evolvement of corridor tourism area

图3 皖南川藏线廊道旅游地发展过程

Fig. 3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Sichuan-Xizang route in southern Anhui

从皖南川藏线廊道旅游地形成过程看，首先成形的要素是交通通勤，可达性的提升促使高自然资源禀赋的泾县汀溪河下游开发成月亮湾景区（2000年）和水墨汀溪景区（2011年）。桃岭公路拓宽（2012年）并经自驾游大会推广（2014年）成为“网红”公路，旅游空间从泾县拓展到宁国市。强引流作用叠加游时增加带来的过夜消费乘数效应，刺激政府出台鼓励政策，带动农户、社会主体参与旅游经营与投资。节点建设和衍生微吸引物相继出现，因旅游产品创新开发滞后而日渐没落的传统观光景区重新迎来发展机会。农户旅游生计空间从环景区/集镇向主廊蔓延和支线延伸，参与面越来越广。但农家乐/民宿数量的增长产生激烈竞争，倒逼品质化和品牌化转型。当前皖南川藏线已经完成主廊改造拓宽（2020—2022年），西部高速入口也已开通（2021年），廊道处于持续生长和延伸状态，丰富的空间层次让廊道成为交通、景观、游憩、产业等多重功能复合的综合型旅游目的地，支线和腹地获得新的发展机会，旅游生计链延展，旅游廊道逐渐成为目的地综合品牌，带动区域地产品销售，更多弱资本、低生计农户参与分享到旅游发展红利，皖南川藏线成为推动区域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

4 廊道旅游地农户生计变化过程与影响因素

4.1 廊道旅游地农户生计变化过程

4.1.1 生计资本的阶段特征

生计资本的变化能够反映农户旅游生计总体变化特征。从自然资本看，山/耕地面积（N1）从通勤阶段到主廊辐射阶段均有所减少，主要是因为农户家庭劳动力投身于旅游经营导致土地撂荒。进入藤蔓网络阶段，种植大户为开发衍生微吸引物截流，开始尝试流转土地因地制宜种植葡萄、火龙果等，并针对风景道游客开展休闲采摘活动，故山/耕地面积有所增长。此外，自然资本中“生态环境约束强度”下降最明显，表明生态环境约束越来越强。生态保护趋紧要求资源集约化利用，皖南川藏线发展休闲农业面临的农用地管控更为严格，因此山/耕地面积增长幅度仍十分有限（3.2%）。
从物质资本看，各分项物质资本指标均呈现上升趋势。其中私家停车位（P4）增长最为显著，除通勤阶段外，其变化率均远高于同期其他物质资本，并且具有藤蔓网络阶段>主廊辐射阶段>景区带动阶段的特征，这与廊道旅游地以自驾游客为主的市场特征吻合。尤其是进入藤蔓网络阶段后，主廊加支线的生计空间带来了风景道的扩容，延展了自驾游客的可达性，更多的自驾车辆意味着更多的停车位需求，增加停车位甚至成为农户公认的重要招徕手段。此外，物质资本中房屋总面积（P1）、房间数量（P2）上升明显，这与景区带动阶段农户改扩建宅基地参与旅游经营、主廊辐射阶段节点和服务设施建设有关。但是进入主廊辐射阶段后，政府生计政策由鼓励经营转向管控无序扩张，受此影响房屋总面积（P1）资本值增长开始放缓。
人力资本主要反映共同富裕主体性的变化。其中返乡人数（H3）增长最为明显，并且增长率在廊道发展4个阶段依次上升。这是因为随着廊道建设，景区和衍生微吸引物增加，廊道沿线农户广泛参与旅游经营催生家庭成员返乡潮，尤其是川悦客栈、田园居经营主等“城归”群体成为皖南川藏线“人的回归”典型代表。与季节性返乡以及返乡过年等“虚假回归”不同，“城归”群体返乡经营旅游为皖南川藏线带来新的经营理念、社会关系甚至是乡村组织与规范重构，最终通过生计嵌入实现共同富裕“主体性”回归[47]。
金融资本各项指标是农户收入变化的重要表现，可以表征共同富裕的总体富裕维度。总体上看，皖南川藏线旅游经营户的家庭年收入（F1）、政府资金补贴（F3）、旅游投资（F4）以及农特产品销售额（F5）在4个阶段均有所增加。并且因持有稳定的预期收入，金融机构向旅游经营户发放贷款更易通过审批（F2），甚至面向旅游经营户推出“宁游信”等专属信贷产品。农户主体性的发挥，叠加政府、金融机构等外部力量的社会治理创新以及由此间接带来的制度性矫正和补偿[48]，农户充分分享皖南川藏线旅游发展红利，廊道旅游地富民效应显著。各分项指标标准差显示，金融资本变化程度在农户之间存在差异，尤以景区带动阶段到主廊辐射阶段差异更为明显。这是因为受区位条件、政府补贴政策、农户主观意愿等因素影响，不同农户在各个阶段并非同步参与旅游经营，农户收入变化并不同步。但这并不意味着总体富裕程度在皖南川藏线上不收敛，而是因为皖南川藏线本身仍处在生长过程中，进入藤蔓网络阶段农户家庭收入、政府补贴、农特产品销售额标准差减小亦说明这一点。中国共产党“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上述不同步恰恰印证了共同富裕本身不是均等富裕，而是一种合理、有差别、分阶段推进的富裕这一重要特征[49]。
社会资本中，各阶段获得支持（S3）和使用网络媒体种类（S4）上升最为明显，培训机会（S5）亦有所增加，藤蔓网络阶段因受疫情影响培训机会减少（2020年），增幅相对较小。农户使用网络媒体种类变化率在主廊辐射阶段远远高于各个阶段的其他社会资本值，这是因为主廊辐射阶段特色体验路段成为核心吸引物，临近网红公路“六道弯”的板桥村等地区的农户大量使用抖音和小红书等网络媒体平台开展宣传营销，借助网络媒体流量以获取自驾客流。此外，本村交往关系（S2）略有下降，整体上农家乐/民宿数量与本村人交往关系（S2）呈负相关，这由廊道旅游地农家乐/民宿同质化经营产生的竞争所导致（表4）。
表4 各资本值分阶段变化

Tab. 4 Staged changes of capital value

生计资本指标 通勤阶段 景区带动阶段 主廊辐射阶段 藤蔓网络阶段
变化值 标准差 变化率(%) 变化值 标准差 变化率(%) 变化值 标准差 变化率(%) 变化值 标准差 变化率(%)
N1山/耕地面积 -0.08 0.20 -12.5 -0.02 0.14 -4.1 -0.03 0.19 -4.5 0.02 0.22 3.2
N2自然生态环境质量 0 0.32 0.0 -0.20 0.38 -22.7 -0.10 0.42 -11.6 -0.07 0.43 -8.3
N3用水条件 -0.75 0.42 -75.0 0.01 0.27 1.3 -0.03 0.35 -3.6 -0.05 0.20 -5.6
N4生态环境约束强度 -0.50 0.20 -100.0 -0.39 0.33 -60.0 -0.40 0.43 -60.6 -0.25 0.30 -38.9
P1房屋总面积 0.50 0.20 100.0 0.44 0.34 121.6 0.39 0.36 108.9 0.27 0.27 47.0
P2房间数量 0.67 0.38 266.7 0.38 0.29 153.5 0.39 0.29 167.0 0.35 0.24 150.0
P3建筑结构 0.33 0.26 66.7 0.36 0.36 59.0 0.31 0.36 48.8 0.25 0.21 33.3
P4私家停车位 1.00 0.58 - 0.40 0.42 366.5 0.40 0.40 462.3 0.46 0.41 650.3
P5经营设备 0.33 0.26 - 0.38 0.28 - 0.39 0.24 - 0.26 0.24 -
H1成年劳动力数量 0.17 0.20 25.0 0.09 0.24 20.0 0.08 0.20 18.4 0.12 0.26 28.6
H2平均文化程度 0.13 0.20 20.0 0.01 0.10 2.0 0.05 0.13 9.9 0.03 0.08 6.5
H3返乡人数 0.50 0.42 150.0 0.53 0.35 520.3 0.56 0.36 593.8 0.60 0.37 300.0
H4劳动力素质 0.25 0.20 33.3 0.30 0.29 72.5 0.35 0.34 93.0 0.24 0.25 55.6
F1家庭年收入 0.25 0.20 66.7 0.50 0.39 224.2 0.50 0.36 212.6 0.46 0.36 184.0
F2家庭贷款的难易程度 0 0 0 0.18 0.34 40.0 0.23 0.37 47.1 0.19 0.34 40.9
F3政府资金补贴 0 0.63 0 0.08 0.27 400.5 0.08 0.40 124.8 0.04 0.20 99.8
F4旅游投资 0.50 0.30 - 0.34 0.25 196.9 0.30 0.27 158.6 0.33 0.29 226.8
F5农特产品年销售额 0 0 0 0.09 0.23 28.6 0.11 0.26 40.5 0.12 0.21 37.5
S1亲友在政府/协会任职 0.13 0.20 100.0 0.02 0.14 22.2 0.03 0.13 38.0 0.06 0.22 75.0
S2本村人交往关系 0 0 0 -0.04 0.17 -4.9 -0.09 0.28 -10.7 -0.10 0.25 -11.1
S3获得支持 0.08 0.10 - 0.13 0.20 460.2 0.14 0.21 316.2 0.14 0.26 233.3
S4使用网络媒体种类 0.38 0.31 - 0.18 0.12 336.2 0.25 0.25 712.3 0.15 0.23 412.8
S5培训机会 0.33 0.26 - 0.30 0.31 208.3 0.34 0.35 221.1 0.20 0.24 99.9
生计结果指标的赞成率显示，“水电通讯等基础设施变好”“垃圾污水处理赞成率”均高于50%，分别为75.86%、50.16%，说明在旅游发展的带动下，直接影响旅游经营成效的基础设施与环卫设施条件提升显著。但是受学龄人口减少、基层医疗薄弱因素影响，“医疗条件变好”“小孩有足够的入学机会”赞成率低于50%，分别为43.89%、42.63%。已有共同富裕关于成果共享维度的研究表明，基础教育与基本医疗卫生领域服务水平不高是共同富裕存在的普遍性、突出性问题之一[50]。具体反映在皖南川藏线上，在旅游经营持续扩张阶段，优先完善水、电等基础设施保障旅游经营是当务之急，以教育、医疗为代表的民生福祉设施对风景道旅游发展的响应尚具有延迟效应。
综合来看，通勤阶段生计资本变化以房间数量（P2）以及为方便交通出行增设的私家停车位（P4）等改善型生计为主，但由于本阶段为非旅游生计，增加的生计资本主要用于提高农户生活水平。景区带动阶段，参与、扩大旅游经营的生产资料因素（房屋总面积、经营设备、旅游投资等）和鼓励经营的激励因素（政府资金补贴、获得支持等）增加，资本值变化明显；返乡人数（H3）与家庭年收入（F1）两项指标变化值最大，表明廊道旅游地旅游发展带来的主体性回归与富民效应显著，农户总体富裕水平跃升。主廊辐射阶段，生计空间蔓延与“返乡潮”扩大，私家停车位数量（P4）与返乡人数（H3）持续攀升。因生态约束变强导致缺少衍生微吸引物截流的农户利用网红公路“蹭流量”，网络营销力度空前（S4）。藤蔓网络阶段，受疫情影响皖南川藏线旅游发展迎来短暂的“冷却期”，各项资本值的变化幅度有所收缩，自然资本重要性凸显，以金融资本为代表的总体富裕水平在农户间略有收敛。

4.1.2 生计变化的阶段特征

以上生计资本的测度定量展示了生计总体变化，但过程变化的阶段性特征需要结合实地访谈和网络数据加以阐释（图4~图7）。分析发现，在通勤阶段旅游生计尚无。农户生计策略为务农或外出务工为主的单一型生计。生计政策多为涉农补贴政策，包括农资综合补贴、农业保险以及财政补贴等。此阶段农户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和劳动力输出为主，生计资本高低主要取决于自然资源和家庭劳动力数量，为数不多的餐饮业态基本上位于集镇，以面向本地生活服务为主（如1980年开业的蔡村镇老虎土菜馆，1990年开业的方塘乡旺子饭店，1997年开业的汀溪乡新民酒家等）。农户访谈中关于脆弱性的文本编码显示，此阶段生计风险主要来自山区滑坡、泥石流、洪水等自然灾害对务农的冲击。同时生态约束限制土地开垦，制约农业生产资料的扩张（图6a）。农户生计需求与生态供给处于平衡状态，农业生产与生活污染物的排放小于或持平于环境自净能力，生态环境整体良好，但利用率低，山区交通、水电等基础设施较差，生计稳定性弱，可获得性低，可持续性一般。
图4 基于政策文本的旅游生计政策网络关系变化

Fig. 4 Changes of livelihood policy network relationships by text analysis

图5 基于网络文本的农户旅游生计策略网络关系变化

Fig. 5 Network relationships' changes of tourism livelihood strategies by text analysis

图6 基于游客游记与农户访谈文本的生计脆弱性变化

注：括号内数字为不同阶段游客游记与农户访谈文本编码后的脆弱性开放性编码频数。

Fig. 6 Changes of vulnerability based on online travel note and farmers' interviews

图7 廊道旅游地农户可持续旅游生计变化过程与阶段特征

Fig. 7 Evolving proces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farmers' sustainable tourism livelihood in corridor tourism area

在景区带动阶段，旅游生计转向显现。因泾县入口的蔡村镇位于汀溪河下游，夏季河道浅宽、流速平缓，适宜漂流和戏水，2000年初外来资本在此投资建设月亮湾景区，主营漂流并长期雇佣本地劳动力，皖南川藏线旅游业开始兴起。2011年汀溪河上游引入社会资本开发水墨汀溪景区，景区周边开始接收外溢的旅游餐饮需求。为扩大餐饮供给，政府开始鼓励农户生计向旅游转型，围绕资金、政策、设施、用地等生计短板出台一批激励政策。如2013年泾县出台《关于鼓励支持泾县城市规划区外旅游项目开发建设的意见》《农家乐建设管理暂行办法》等政策，通过资金奖补、床位补贴、贷款优惠等措施鼓励提高旅游生计水平。宁国市紧随其后颁布《旅游业发展奖励扶持政策》，并通过培训、外出考察等形式提高农家乐经营水平。此阶段旅游经营户自然资本下降，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快速增长，生计策略组合多元，政策鼓励下的旅游生计扩张效应明显。在生计策略上，旅游经营户经营内容的网络数据表明，景区内农户以餐饮、住宿、景区务工、土特产品零售等旅游主导型为主，景区外餐饮为主的旅游兼营型和务工主导型居多，景区周边农户获得涉旅生计机会（图5a）。此阶段景区周边在旅游旺季开始出现交通拥堵，夏季漂流等涉水游乐项目产生的污染问题逐渐凸显。农户访谈文本显示，由于观光景区缺少过夜流量，仅有餐饮、购物业态辐射农户生计，旅游消费链短窄，农户旅游产值相对较低，且淡旺季周期性冲击明显（图6b）。在上述脆弱性背景下，淡季农户会采取兼营务工等灵活生计组合对冲风险。生计结果方面，景区周边农户收入有所增加，但受季节性影响大，生计稳定性较弱。景区开发围绕游客需求配套停车场等基础设施，但便利性未惠及多数农户，基础设施整体仍较差，农户可获得性一般。景区依托并利用生态环境，生态旅游化利用价值增大，可持续性增强。
桃岭公路（即“六道弯”）拓宽通车后进入主廊辐射阶段。2014年安徽省自驾游大会在皖南川藏线召开后游客量激增。由于江浙沪主市场客流多选择从宁国进入廊道，位于东入口的宁国市青龙乡和前往桃岭公路的必经之地方塘乡获得发展机会，世京果园（2014年）、落羽杉摄影基地（2015年）、储家滩露营地（2015年）等“截流型”衍生微吸引物先后出现，旅游生计空间由A级旅游景区所在的泾县段延伸至宁国段。此阶段旅游经营户自然资本持续降低，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继续增长，大量年轻人开始返乡创业，劳动力回流导致人力资本重新增长，临近桃岭公路的区域如板桥村加大了对网络媒体营销的使用，社会资本继续增长。生计策略上，景区内仍以旅游主导型为主，景区外沿主廊农户开始经营餐饮、住宿等业态，丰富多样的衍生微吸引物带动周边农户以农产品零售等形式参与旅游经营，生计方式表现为餐饮、住宿等旅游经营与茶叶销售、采摘相混合的旅游主营型、主导型、兼营型等多种形式（图5b）。巨大客流在增加主廊沿线农户生计资本同时也导致同质化竞争、常态化交通堵塞、环境质量下降等系列问题。为加强有效应对，市县两级政府生计政策由激励转变为鼓励导向下的管控（图4b）。一方面，颁布实施生态保护、交通管制、建房管控等系列政策，如在生态管控上，颁布实施《关于加强泾县漂流项目管理的意见》和《关于加强泾县农家乐管理的意见》等，管控以漂流为代表的涉水项目以及农家乐无序排污；在交通管制上，汀溪乡政府在节假日期间对大型货车和7座以上客车采取限行措施，以减缓桃岭公路的拥挤；在建房管控上，2019年宣城市人民政府出台《关于促进宣城市农家乐（民宿）规范发展的指导意见》，对旅游经营户利用宅基地改扩建的房间数、建筑面积、楼层等加以管控。另一方面，为满足游客持续增长的高品质住宿需求，政府以奖代补鼓励农户改造提升，如泾县先后两次开展最美民宿推荐评选活动，分别给予最美民宿、精品民宿、温馨民宿每户一次性10万元、2万元、0.5万元的奖励。本阶段生计脆弱性首先表现为日渐激烈的内部竞争，大量同质化农家乐/民宿集中开业，特别是2020年后受疫情冲击，中高端民宿为降本增效下探价格，加速传统农家乐淘汰，游客高品质餐宿和服务需求也对传统经营方式提出了新挑战。此外，大量客流涌入导致用水短缺和交通堵塞，涉水旅游项目无序扩张加剧水质变差，山地廊道受狭长地形影响增加污水处理成本，生态环境压力叠加交通安全压力加剧农户生计风险（图6c）。虽然廊道旅游地产品全时性较高，削弱了景区季节性影响，但具体到沿线某些镇村，若服务节点缺少吸引物引截流，自驾游客仅将其作为过境地而非目的地，会阻碍流量变现，增加特定镇村农户生计风险。此阶段非集镇/景区的主廊沿线农户得到旅游生计机会，残障人士、陪读家长等弱生计资本人群较多分享到廊道红利，调研样本中50岁以上经营者户占比过半，60岁以上经营户占比达13.5%。主廊沿线旅游经营户收入持续增加，逐渐多元的生计策略增强抵抗风险能力，生计稳定性较强。交通、停车场、电力电信等基础设施显著改善，农户获得性较高。受环境压力影响，生态可持续性受到挑战。
目前皖南川藏线正在进入藤蔓网络阶段，生计空间开始向支线蔓延，农户旅游生计策略更加多元，区域旅游生计链逐渐形成，位于偏远支线长期受到屏蔽的农户得到分享机会，但同时生计风险也逐渐增加。游客调查结果显示，从2021年到2022年皖南川藏线二日游及以上游客占比从74.8%提高至89.9%，表明疫情背景下，受乡土环境、开敞空间和多元产品吸引，在皖南川藏线上过夜已成为主流消费模式。伴随着竞争压力加剧和过夜客流增加，农户参与旅游的生计类型更加丰富并出现专业化趋势，少量农户通过引入资本合作、成立管理公司、加盟品牌、租赁转让等多种方式调整经营策略，部分农户除自家经营农家乐/民宿外，还参与周边景区务工、承担农家乐蔬菜配送和民宿布草洗涤等工作，并相继出现农产品加工、直播、室内装饰、体育赛事、文化创意等一批上下游业态，农户生计策略复合多元（图5c），农户抵抗风险能力提高，生计稳定性更强。此外风景道主廊继续扩宽，观景节点、停车场等设施持续建设，公共设施更加完善，农户可获得性进一步增强。同时廊道乡土生态价值得到有效释放，支线优质的生态环境吸引高端民宿进入（如觅源、小满的院子、竹隐谷等），并带来更新理念、更多投资和更专业运营，部分支线区域逐渐成为新型微目的地，区域生态价值进一步得到释放。此阶段，自然资本上升并重新占主导，金融资本、社会资本重要性凸显，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趋于稳定。大量客流和资本涌入亦产生新的脆弱性风险，重点表现在用水短缺与环境污染等生态问题加剧、廊道跨行政区带来的跨界管理与协调发展挑战、农户盲目参与旅游经营导致过度商业化、周边新的山地型廊道出现导致替代性竞争等（图6d）。同时，农户医疗、教育等福祉设施与休闲空间长期被忽视，因旅游经营产生的邻里冲突降低农户幸福感等问题凸显。面对上述新挑战，市级层面已经开始探索领导小组等廊道跨界管理与协调机制，并且配套制定品质升级、品牌推广、景观整治等专项工作方案（图4c），后续规划管控与专门法规也将成为重要的探索方向。围绕农户福祉需要持续完善居民教育、医疗等生活设施，提升居民幸福感。若旅游治理不善，乡土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过度商业化叠加设施老化、原真性丧失，廊道旅游地易被周边新的廊道所替代而走向衰落，进而造成旅游生计难以可持续。

4.2 廊道旅游地农户旅游生计影响因素

共同富裕视角下，影响廊道旅游地农户旅游生计变化的因素也需要从富裕和共享两个维度加以考量。参照廊道型乡村旅游地业态空间演化研究[51]，高程、坡度和生态红线是农户能否扩大经营规模、引育衍生微吸引物的重要影响因子，并最终影响农户总体收入水平；农户距离廊道、节点、特色体验路段（即桃岭公路）、景区和居民点的远近代表农户能在多大程度共享廊道旅游地发展成果，体现共享性。因此从自然和社会因素出发，量化高程、坡度和生态红线以及农户距离廊道、节点、特色体验路段、景区和居民点的远近（采用欧式距离）等因素。同时，政府政策和共建机制是影响农户共同富裕水平的重要因素，但此两项指标难以量化，因此采用计量模型与概念模型融合的方式研究廊道旅游地农户旅游生计影响因素。
自然、社会因素与农户生计资本值变化的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8个因子均对农户旅游生计变化产生影响（表5）。但是各资本变化影响因素不同，其中自然资本变化与景区距离呈正相关关系，距离景区越近，因景区扩张或景区辐射而用于旅游发展（如蔡村镇水果采摘园）的耕地或山地面积更多，说明核心生态资源开发成为景区后，廊道由交通功能转换为通景功能，吸引外来客流并带动景区周边农户向旅游生计转型。
表5 生计变化影响变量

Tab. 5 Variables influencing livelihood's changes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N变化值 P变化值 H变化值 F变化值 S变化值
社会因素 廊道距离 0.053 -0.121* 0.086 0.059 -0.008
节点距离 0.012 -0.323** 0.044 0.105 0.141*
景区距离 0.054 -0.244** 0.072 0.198** 0.126*
特色体验路段距离 0.165** 0.104 0.090 0.061 0.044
居民点距离 -0.054 -0.241** 0.009 0.076 0.053
生态红线 0.037 0.006 0.019 0.161** 0.109
自然因素 高程 -0.082 0.123* 0.120* 0.341** 0.218**
坡度 -0.027 0.092 0.004 0.016 -0.019

注：**表示在0.01水平相关性显著；*表示在0.05水平相关性显著。

主廊辐射阶段，激增的客流导致旅游生计沿主廊蔓延，特色体验路段、节点、近主廊支线和衍生微吸引物周边产生新的生计机会，但物质资本变化与廊道距离、节点距离、特色体验路段距离、居民点距离呈反相关关系，距离廊道、节点、特色体验路段和居民点越近（如蔡村镇街道、汀溪乡街道）建筑空间越小，停车场改造空间受限，物质资本值变化越小。同时物质资本变化与高程呈正相关关系，高程较高的农户原房屋建筑面积较小，受廊道旅游影响而改建房屋经营民宿后物质资本变化较大；人力资本与高程呈正相关关系，农户高程越高农业生产限制越大，原有外出务工的人员越多，因经营旅游而返乡后导致人力资本值变化越大；金融资本与特色体验路段距离、高程和生态红线呈正相关关系，距离特色体验路段越近、高程越高，在生态红线内的农户因乡土生态环境价值的释放和旅游投资增加使得参与旅游经营后收入增加，金融资本值变化更大；社会资本和节点距离、高程、特色体验路段距离成正相关关系，表明高程越高、距离节点和特色体验路段越近，社会资本变化值越大，如桃岭公路原为打通海拔较高的连续山岭之间的通勤公路而修建，成为“网红”公路后临近的板桥村农户使用小红书、抖音等开展新媒体营销吸引游客，社会资本值变化更大。
上述分析通过可量化的自然、社会因素与农户生计资本变化相关分析揭示了廊道旅游地农户生计变化的部分诱因。但进一步对生计变化各阶段的关键影响要素进行辨识，政府政策和共建机制等难以量化的因素仍需要定性研判。
政府政策对农户旅游生计的影响主要从主体、强度与行动3个方面识别。通勤阶段，受“要致富，先修路”等思想影响，县级政府主导了以桃岭公路为代表的道路畅通与路面硬化工作，保障对外联系。景区带动阶段，县级与乡镇政府通过路面拓宽与白改黑等措施提升景区可进入性，招商引资促进景区开发，带来旅游生计机会。主廊辐射阶段，跨流域污染治理、跨区域品牌塑造等问题超越了县级、乡镇政府职能范围，必须借助上一级政府的介入与协调。地级市、县、乡镇三级政府以目的地事件营销、节点与设施配套建设、环境管理与综合治理等政策组合强化引流与完善配套，促进农户生计多元发展。藤蔓网络阶段，政府政策制定继续响应共同富裕全体性、全面性、参与性与发展性的要求，在三级政府联动的基础上将更广泛的村集体纳入，通过制定法规、保护环境、均衡公共服务、全面社会建设、科学流量管控、引入多元主体共建共享等政策推动农户旅游生计可持续发展。
共建机制方面，共同富裕共建共享要求廊道旅游地吸收更多元的社会力量参与，其中以外来资本、行业协会与智库等社会组织为代表。通勤阶段农户生计相对稳定，受外力影响较小。景区带动阶段单一景区开发主体介入，因景区发展产生本地化佣工，景区周边农户原有的单一生计最先出现变化。主廊辐射阶段高端民宿与吸引物持续建设，多类型旅游投资主体进入，专业化客房布局和经营理念形成示范效应，带动农户旅游生计转型升级，并催生农家乐协会等行业自律组织，通过培训、宣传、外出考察等形式协同政府管理。藤蔓网络阶段，外部替代竞争和乡土生态环境质量管理的挑战越来越强，需要更多力量共建共管共营。旅游与非旅游、本地与外来投资进入，形成国有文旅投加多元化社会主体的链式生计投资主体，随之产生系列制度保障、公服均衡、利益分配共享机制、生态保护机制、文化传承利用机制等问题影响农户整体可持续生计，需要借助智库研究机构、志愿者机构的力量加以解决，以此实现廊道旅游地农户旅游生计的有序调控[22]。
共同富裕目标下，政府政策在廊道旅游地农户旅游生计变化过程中处于核心位置，并且通过资源配置与动态调控促进廊道要素不断完善，借助直接管理与政策引导指引完善共建机制，并与其他因素共同作用于农户生计资本，结合农户参与旅游生计的意愿、方式和程度等主体性变化，共同推动廊道旅游地农户旅游生计的蝶变（图8）。
图8 廊道旅游地农户可持续旅游生计影响因素

Fig. 8 Influencing factors of farmers' sustainable tourism livelihood evolvement in corridor tourism aera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本文围绕共同富裕发展目标，以皖南川藏线为案例地，动态探究廊道旅游地构成要素、形成过程，以及农户旅游生计的变化和影响因素，为廊道旅游地农户旅游生计研究和调控、廊道旅游地共同富裕模式和路径探索提供了新的参考视角和借鉴。主要结论为：
（1）典型廊道旅游地具有多重空间层次结构，由通勤公路、特色体验路段、风景资源、景区、节点（入口节点、观景节点、服务节点）、衍生微吸引物和乡土生态环境7要素构成。其中通勤公路是基础，特色体验路段和风景资源是必要条件，景区和衍生微吸引物支撑品牌塑造，节点是配套设施，乡土生态环境是持续引流的重要保证。
（2）从生计变迁视角看，廊道旅游地构成要素相互叠加与复合，最终形成廊道旅游地通勤、景区带动、主廊辐射、藤蔓网络4个发展阶段，廊道旅游地农户旅游生计空间同步呈现环集镇/景区、主廊蔓延与近邻支线、主廊延展与支线蔓延的扩散特征。
（3）共同富裕视角下，农户生计资本的阶段变化特征表明廊道旅游地农户能够共享旅游发展成果。从总体富裕维度上看，廊道旅游地农户收入整体增加，富民效应显著，虽然富裕程度并不同步，但在农户间总体呈收敛趋势。从成果共享维度上看，直接影响旅游经营成效的基础设施与环卫设施改善明显，但教育、医疗等福祉设施对风景道旅游发展的响应尚具有延迟效应。
（4）廊道旅游地农户旅游生计变化阶段特征显著，表现为随着廊道旅游地阶段性发展，出现农户生计资本结构性变化、生计策略复合型趋势、生计脆弱性被动式转向以及生计政策适应性调整，包括农户生计稳定性、可获得性和可持续性在内的生计结果得到明显改善。
（5）在共同富裕全体性、全面性、参与性与阶段性的科学内涵下，廊道旅游地农户旅游生计变化受区位、政府政策、共建机制等社会因素以及高程、坡度等自然因素共同影响，并且政府政策处于核心位置，上述因素作用于农户生计资本，整体推动廊道旅游地农户旅游生计的蝶变。

5.2 讨论

传统乡村旅游地农户生计稳定性较差，可持续生计存在一定风险。廊道旅游地作为一种新型旅游载体，凭借资源的丰富性、腹地的广阔性、产品的多元性，在增强农户生计中有较强的优势，节点、主廊与支线的组合带来更大的开放性和共享性，生计空间辐射更广，能够有效推进传统乡村旅游地农户可持续生计与共同富裕。
旅游廊道具有尺度和类型特征，存在乡镇尺度旅游产品型、县区尺度单一域面型、地市尺度域面组合型以及省域乃至跨省尺度品牌廊道型的类型差异，并且在空间上呈现封闭和开敞等不同形态，在交通载体上亦有乡村旅游公路、干线旅游公路之分。皖南川藏线是单一域面、山区封闭型乡村廊道旅游地典型代表，资源、要素及农户分布相对内聚，溧阳1号旅游公路、滁州江淮分水岭风景道、95联盟花园、皖浙1号旅游风景道等其他尺度类型、空间形态、交通载体的旅游廊道农户旅游生计变化特征及影响因素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加以探讨。
虽然农户生计资本的变化反映出廊道旅游地促进共同富裕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但是总体富裕的阶段差异以及成果共享的时序差异均表明，廊道旅游地共同富裕是一种有差别、分阶段推进的富裕，而非均等的同步富裕，如何通过增强农户主体性和推进设施均衡性等手段实施调控，有待后续研究持续关注。
另外，廊道旅游地农户旅游生计变化并非一个绝对的理性过程，掺杂了阶段性、共享性等难以定量测度的因素。本文基于共同富裕视角，尝试采用计量模型与概念模型融合的方式探讨农户旅游生计影响因素，如何运用更多维的地统计分析工具，实现非理性因素与理性因素之间的辩证转化，亦是团队下一步廊道旅游地农户生计研究的重要方向。
本文以农户个体为切入点重点探讨了旅游生计变化，考虑到农户生计是一个复杂的自然—社会交互系统，廊道旅游地沿线相似的自然与社会特征使得农户生计变化与过程具有整体性。除个体差异外，廊道旅游地对区域农户整体生计，特别是非旅游从业农户的影响过程、效应及机制研究，以及旅游生计与非旅游生计的比较研究有待继续深化。此外，共同富裕强调更广泛的主体性与参与性，要求廊道旅游地尽可能吸收更多元的社会力量参与农户可持续生计的发展与治理，能否从参与主体、参与方式、参与责任等方面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体系，将成为影响廊道旅游地共建共享与农户可持续生计水平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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