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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 Vol. 80 >Issue 2: 453 - 474

DOI: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2502012

城市与区域发展

乡村主体性及其对乡村地域系统的影响——以广西阳朔县为例

  • 张凌媛 , 1, 2 ,
  • 孙九霞 , 1, 2, 3, 4
展开
  • 1.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广州 510275
  • 2.中山大学大湾区人文共同体重点实验室，广州 510275
  • 3.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广州 510275
  • 4.南方海洋科学与工程广东省实验室（珠海），珠海 519085
孙九霞(1969-), 女, 山东潍坊人,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旅游社会文化影响、旅游人类学、旅游与乡村振兴、旅游与流动性研究。E-mail:

张凌媛(1995-), 女, 广东惠州人, 博士生, 主要从事旅游地理、旅游与乡村发展研究。E-mail:

收稿日期: 2023-09-09

  修回日期: 2024-02-25

  网络出版日期: 2025-02-13

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2&ZD190)

收起

Rural subjectivity and its impact on rural regional system in Yangshuo county, Guangxi

  • ZHANG Lingyuan , 1, 2 ,
  • SUN Jiuxia , 1, 2, 3, 4
Expand
  • 1. School of Tourism Management,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 2. Key Laboratory of Greater Bay Area Humanities Community,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 3. Institute of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Development Studies,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 4. Southern Marine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Guangdong Laboratory (Zhuhai), Zhuhai 519085, Guangdong, China

Received date: 2023-09-09

  Revised date: 2024-02-25

  Online published: 2025-02-13

Supported by

Major Program of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22&ZD190)

Fold

摘要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明晰乡村的主体性水平，从乡村主体性视角透视乡村地域系统的发展水平与影响路径，对理解当前乡村社会“主体在场”与“主体缺场”并行逻辑下如何更好地推进乡村人地关系的适配与协同重构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广西阳朔县漓江和遇龙河两河流域20个行政村为研究对象，在探讨乡村主体性概念框架、建立乡村主体性影响乡村地域系统协调发展理论模型的基础上，通过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和熵权TOPSIS法，测度乡村主体性水平及乡村发展水平，进而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探究乡村主体性对乡村地域系统协调发展的多元影响路径。研究表明：① 乡村主体性理论具备推动乡村地位回归的话语意义、奠定乡村本体内涵的概念意义及明确“农民主体性”的动力意义，可解构为主体类型、主体意识、主体行动3个维度；② 阳朔县两河流域乡村主体性水平较为均衡、各维度水平的空间分异显著；③ 乡村地域系统包括人口、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经济、资源五大子系统，阳朔县两河流域乡村处于中低发展水平；④ 乡村主体性单个要素并不构成影响乡村地域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必要条件，乡村地域系统高耦合协调度的组态路径以乡村主体性充分型为核心，乡村地域系统低耦合协调度的引发以乡村主体缺失型路径为主。

关键词： 主体性; 乡村主体性; 乡村地域系统; 耦合协调; 阳朔县

本文引用格式

张凌媛 , 孙九霞 . 乡村主体性及其对乡村地域系统的影响——以广西阳朔县为例[J]. 地理学报, 2025 , 80(2) : 453 -474 . DOI: 10.11821/dlxb202502012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China's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is study clarified the concept of rural subjectivity and developed a framewor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evelopment status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rural regional system. The study aimed to outline the impact of rural subjectivity on the rural regional system. Twenty villages in the Lijiang River and Yulong River basins in Yangshuo county, which have been reconstructed for tourism development, were taken as case studies. This study applied questionnaire data, an entropy weight TOPSIS method, and a coupled coordination model to assess the levels of rural subjectivit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regional system, and their coupled coordination. The fsQCA method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diverse influence pathways of rural subjectivity on the rural regional system. The findings showed that: (1) The theory of rural subjectivity held discursive significance in promoting the reinstatement of rural status; conceptual significance in fostering a dynamic and open rural ontology; and motivational significance in enhancing rural residents' subjective status and role. (2) The level of rural subjectivity in the two river basins of Yangshuo county was relatively balanced, but there were notable spatial variations in the levels of each dimension. (3) The rural regional system comprised five major subsystems: population, natural environment, human environment, economy, and resources. The rural regional system in the two river basins was at a low to medium level of development, exhibiting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levels of each subsystem, both in terms of results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4) Individual elements of rural subjectivity did not constitute the necessary conditions to influence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degree of the rural regional system. The pattern of influence for a high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in the rural regional system can be summarized as "sufficient rural subjectivity" whereas a pattern of "insufficient heterogeneity of rural subjects" would result in a low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Key words： subjectivity; rural subjectivity; rural regional system; coupling coordination; Yangshuo county

1 引言

“人”是乡村地区发展的核心要素，乡村振兴要求走立足于“人”的内生性发展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充分尊重广大农民意愿，调动广大农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把广大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化为推动乡村振兴的动力，把维护广大农民根本利益、促进广大农民共同富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然而，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乡村经历了快速的重构，农村社会生活与农业生产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空心化、老龄化、社会原子化等问题与新的社会矛盾不断显现，农业农村农民陷入发展动力和活力不足的现实境况，诸多乡村面临着解体甚至是“终结”的存续危机[1]。吴重庆更是直指当前空心化背景下组织与伦理失序的乡村已经从“熟人社会”转变为“无主体熟人社会”[2]。郭明基于“无主体熟人社会”分析概念的反思与拓展，将乡村社会中青壮年等行动主体大量外流背景下的乡村现象定义为“无主体化”[3]，乡村面临“主体性消解”的危机[4]。
“消解”一词在本文中既有状态亦有动词的双重涵义，一方面，表明一种乡村状态，蕴含乡村主体性“缺失”之意；另一方面，尝试突出一种“消解”的迫切趋势，以引起重视。由此，“乡村主体性消解”存在以下含义：一指“结构层面上乡村地位在城乡关系中的减弱”。中国乡村面临巨大的社会变迁和发展困境，遭遇现代性危机之时，出现了自然衰退、空心化、开发性破坏等一系列问题，同时在乡愁话语的逻辑下又走向“他者化”[5]。二指“主体层面上乡村因主体身体的缺场而陷入行动主体缺失困境”，具体包括乡村主体成分变化、人口外流、公共精神弱化等导致乡村原本的行动主体缺失参与能力和公共意识，以及人不在场导致的主体性消解困境[6]。后者又具体引申出第三种情境，即多元主体也不断遮蔽甚至阻碍乡村主体内生性的成长。这在趋势层面上表明，虽然乡村主体多元混杂、面临后生产主义转向的当下，主体“身体在场”但因意识和权力不在场而导致“主体性”不足和弱化[4]。
为纠偏这一系列问题，围绕“三农”问题和乡村转型发展而出台的一系列国家政策战略逐渐从解决绝对贫困转向解决相对贫困、从外部帮扶转向内生发展。提升乡村广大村民的动力、活力、能力成为乡村振兴时期和共同富裕目标下中国乡村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持续性问题[7]。“乡村本位”进入城乡关系的视野，并得到诸多学者的呼吁，“破解乡村病问题需探讨并了解乡村本身”成为学界共识。地理学界的关照主要集中在乡村地域系统的研究，在结构功能主义的影响下，乡村普遍被看作是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由若干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要素构成的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复合系统[8]。乡村振兴的对象正是这样一个由人口、自然、资源、经济和社会等子系统构成的、多体融合的人地关系复杂系统[9]，乡村发展水平与类型划分、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成为讨论焦点[10-11]。
受到文化研究范式转向的影响，传统地理学开始将人地关系矛盾的研究重点从环境对人的影响研究转向人与环境的互动研究[12]。因此，结构性影响研究逐渐向社会主体与地理环境的互馈机制聚焦，集中于人口与土地、产业等要素的比例变化，例如自然村数量的萎缩、农村土地布局与利用方式的变化[13-14]，“人”被定位在人口结构维度之中，被人口数量、老龄化率、外流率、增长率、受教育程度等人口统计学指标加以表征。乡村研究逐渐从作为地域系统的“村”向作为行动主体的“人”聚焦，人类活动与乡村重构之间的社会文化影响得到更加深入的研究。虽然人口变化能够透视出结构性的变化，但在一定程度上又将人类活动模糊化为统计数据，未能体现出人的在场与缺场、嵌入与再嵌的状态，难以把握好当前在乡村出现的多元主体及乡村振兴推动具体活动对内生性与外生性的深层次影响。比如，在乡村人口并未大量流失的情况下，乡村仍旧会出现空心化等问题。流动背景下主体重构与集聚的乡村与传统乡土社会存在的本质区别为何?混杂的外来社会主体是会增强还是削弱乡村的力量?乡村变迁中的部分现实问题仍未得到充分解释。
基于此，本文进行以下研究：① 回应中国乡村社会变迁过程中乡村主体失活失能及其引发的乡村主体性消解趋势，聚焦“乡村主体”要素层面，解析乡村主体性的内涵与结构层次；② 建立乡村主体性与乡村地域系统的逻辑关联，构建乡村主体性影响乡村地域系统的分析框架，建立二者之间的理论关系；③ 开展实证研究，运用基于熵权的TOPSIS评估方法测度指标权重，选取广西阳朔县为研究区域，对阳朔县乡村主体性水平及乡村发展水平进行分析，并通过耦合协调模型测度乡村地域系统内部的协调关系；④ 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分析乡村主体性对乡村地域系统协调发展的影响路径。本文重视乡村振兴导向下乡村发展与重构的内生动力—能力—活力，从主体性视角出发，尝试将以往“地理信息数据化”的“人”加以解构，补充对人类活动的社会性和内生性如何与环境资源系统展开互动的理解，进而更深入解析主体层面的因素对乡村地域系统协调发展的影响，为乡村重构的实践指引提供理论参考。

2 理论框架

2.1 乡村主体性概念辨析

主体性（Subjectivity）是哲学领域的重要主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主体是相对于客体而言的，是能动的、对象性的、现实的感性活动的实践主体[15-16]。随着现代性危机出现，西方学者回归到主体性上寻找根源，尝试厘清主体性结构中自我与他人、先验与经验、理性与非理性等各种因素的关系[17]。学界认为主体性出现危机，正是因为人们对个体身份和存在产生了意识层面的危机，失去了对主体自我身份和共同体身份的认同，从而影响实践行为[15]。
随着社会变迁的深刻影响，中国乡村出现了主体性危机，相关探讨逐步分化出3种不同的视角。① 由于主体性最初的指向和分析对象是“人”，因此乡村主体性的思想立足在“农民”群体之上。20世纪30年代，梁漱溟在乡村建设运动中就充分倡导农民的主体性[18]，认为“乡村问题的解决，一定要靠乡村里的人；如果乡村里的人自己不动，等待人家来替他解决问题，是没这回事情的”[19]。在当下的语境中，“农民主体性”一词表征着“为谁振兴乡村”的蕴意[20]。由此说明乡村主体性讨论的核心范畴是“作为乡村振兴内生力量”的农民群体其主体地位回归和主体意识的获得与培育[21]，具有“推动农村主体地位获得”的深义[22]，是基于乡村社会主体的主体性。② 延续以“人”为解释对象的主体性概念，乡村主体性进而强调单类群体的主体地位的获得与激活，包括基层治理主体[23]、留守老年人[24]、返乡青年[25]、精英妇女[26]等，是在流动背景下对乡村社会主体共同在场和主体性回归的价值呼唤[27]，指向的是在乡村生产生活的个人的主体地位与价值。③ 基于中国城乡关系的对话，乡村主体性的讨论对象被拓展至“乡村”，这一语境呼吁学界重视长期被城市本位主导、受制于城市虹吸乡村而处于弱势地位的乡村[28-29]，以凸显乡村是与城市平等的重要主体，是乡村的主体性和能动性[30]，是对主体性概念的发展。
上述讨论背后透视出两个层面的共识：① 乡村主体性的探讨既面向城乡关系的结构性变迁环境，又嵌构在乡土社会下的原有社会基础。不论是作为结构性尺度单位的乡村，还是作为核心力量的乡村社会，其主体性都处于弱化或消解的局势中；② 上述3种讨论都承认乡村主体的重要性，内含着能动性、内生意识、组织力量、主体在场等是乡村主体性的具体涵义。基于此，本文建立起对乡村主体性概念的理论意义和内涵指向，具体如下：① 在话语层面推动乡村地位的回归。正如一部分社会学学者和乡村地理学学者正在推进的——推动乡村研究从“空心村”“乡村病”的“问题化思维”向“主体性思维”转型[24]，要求为“乡村”正名[30]，重塑新型城乡关系背景下乡村的主体地位。② 在概念层面奠定乡村概念与乡村性内涵的本体基础。在要素高度流动互动中，“乡村”正在成为一个动态且更为开放的概念，但中国语境下的乡村是根植于乡土社会、从本土城乡关系中走来并演变的，因此这样的乡村本体构成了当下相对流变的“乡村”概念及对其乡村性的理解。没有乡村本体的存在，乡村性的内涵将是虚无的[31]。因此，中国乡村概念与乡村主体性分不开。③ 在动力层面明确乡村主体性的重获需立足于农民的主体性。不论中国社会发展实践、政策话语还是理论研究，都始终坚定农民主体地位和主体作用[32]。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主体性要求把“人的世界”“回归于人自身”[33]，因此，乡村主体性正是要把乡村世界归还至村民的自身，使村民对自己在村庄里的角色、地位、作用、能力有自觉的体认与感受。

2.2 乡村主体性维度解析

哲学范畴下“主体性理论”建立在动因与结构、行动与象征的双重基础上，涵盖主体意识和主体行动双重维度[16]，这一理论渊源与上述关于乡村主体性形成的理论共识十分契合。主体意识吻合乡村内生意识的维度，主体行动契合乡村个体能动性，乡村的发展、重构与振兴正是需要乡村社会主体在精神动力和行为实践双重层面的改变[34]。在主体意识—主体行动的二元框架基础上[4]，当前乡村研究还有必要在承认多元主体参与的基础上加以推进。因此，本文将乡村主体性解构为主体类型、主体意识、主体行动，分别解析为主体多元性、主体公共性、主体活跃度3个层面的操作化维度。
（1）主体类型意味着主体的多元性。“人”是乡村地域系统的核心要素之一，主体要素是乡村主体性的基础维度。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政府、市场、村民等不同社会主体围绕产业、生态、组织、文化治理等层面的丰富经验表明当前中国乡村主体正处于不断重构中[8]，乡村内生动力的培育需要立足于多元主体的参与[35]。因此，主体的数量、类型和结构共同构成乡村地域系统中“人”这一要素的多元性，也表征着乡村振兴的多元化参与趋势。
（2）主体意识表征为主体的公共性。公共性强调的是某种事物与公众、共同体相关联的一些性质[36]，是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再造的基础，更是嵌入在乡村空间再生产和空间治理过程中的价值引领[37]。在农业税全面取消以及包产到户等政策落实下，乡村的组织化程度大大降低，随之而来的是乡村基层公共服务能力弱化、公共空间凋敝、公共生活缺失，公共事务无人过问[38]。不少学者认为，“公意识”缺失是乡村荒漠化和冷漠化的直接表现，要以组织化的路径以克服这种分散性和个体化[22,37]，有效的组织方式有助于释放个体层面和集体层面的双重主体性，形成“我是我们”的交互主体性。
（3）主体行动体现为主体的活跃度。活跃度指的是乡村行动主体的实践行为，意味着乡村不同主体具有调整与改变结构的内生能动性和行动力，并非一味地被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经济发展、文化变迁等结构所约束。

2.3 乡村主体性影响乡村地域系统协调发展的理论建构

2.3.1 乡村地域系统理论模型

乡村是一个复杂的地域系统，本质上是由人文、经济、资源与环境等要素构成的、具有一定结构、功能和区域联系的乡村空间体系[7]。关于乡村地域系统的研究，总体符合其“要素—结构—功能”的特性，存在3种研究路径。① 遵循系统结构思路，将乡村地域系统分解为人口、自然、社会、经济、资源等子系统[11,39]，或将人口与社会合并为人文维度[40]，以客观统计学视角的要素特征计量与分析为方法体系，对乡村发展状态进行评价。② 要素视角，这类研究将人地关系简化为二维要素或三维要素的关联，主要聚焦人、地、业维度[13,41]，以乡村建设用地、乡村耕地等土地类型与常住人口的比率变化等指标研判人地关系协调性及背后彰显的乡村重构。③ 功能视角，既有研究将乡村地域系统分解为生产、生活、生态三生空间，由此解析并评价乡村地域功能状态[42-43]，将人类活动与乡村的自然—社会—经济加以融合。
依循要素—结构—功能的框架思路，本文将乡村地域系统分为内核结构和外核结构，内核包括人口、自然环境、人文环境、资源、经济5个子系统，同时受到来自乡村外部的社会结构因素影响，包括全球化、工业化、信息化、文化多样化、城镇化和区域政策等，在全球性和地方性两个不同层面的外部结构性因素影响下，乡村内部空间体系作出生产、生活、生态等功能反馈（图1）。
图1 乡村主体性视角下乡村地域系统的理论模型

Fig 1 The visualization of the rural regional system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subjectivity

2.3.2 乡村主体性视角下乡村地域系统的理论模型

回答乡村主体性与乡村地域系统的关系，既需从话语层面推动乡村主体地位的回归，也需要在实际操作路径上将话语指导层面降维至“概念”和“动力”层面，对“乡村主体性”加以具体化解析。“主体性”的影响涉及人口统计学意义层面以外的主体类型、主体要素以及行动实践多重层面的区分，而“要素—结构—功能”理论中的人口要素、人口结构以及由人的生活生产需求所体现的乡村功能往往难以呈现出乡村主体及其内生性的影响，因此本研究进一步将乡村人口要素解析为乡村主体变化的不同条件和状态。
从要素视角来看，乡村地域系统构成乡村主体性生成、发挥和实现的综合条件。乡村自然环境和资源条件是乡村主体的基本生产资料和地缘性由来，主要由自然要素和不同类型的资源构成，自然环境及资源开发情况折射出乡村人地关系的直观变化；乡村人文环境是乡村主体行动实践的核心场域，构成乡村主体的基础生活条件和人居环境；乡村经济发展状况则进一步呈现出乡村主体在生产和经营层面的结果状态。
从互动路径来看，当前乡村在衔接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等政策势能和外部结构时，乡村主体通过要素化联结和组织化联结两个路径与乡村地域系统发生互动[44]（图1）。首先，作为基础条件，乡村主体直接调整人口系统，同时又作为要素与自然环境系统、人文环境系统、资源系统、经济系统等子系统中的不同要素进行互馈，实现要素化联结。乡村主体的多元参与、公共意识性与行动实践展现在对不同系统要素的认知和利用中，乡村主体又以乡村地域系统的内核结构与外核结构的综合环境作为行动的客观条件。其次，作为能动实践，乡村多元主体以公共精神、公共利益、公共生活的建立为共同目标，通过制度、信任、技术等方式实现组织化联结，将对不同要素的整合和配置嵌入在个体—家庭—社区层层勾连的传统乡村社会网络中，开展自然改造、资源利用、经济发展、文化复兴、社会整合等不同方面的具体行为。最后，作为行动结果，乡村主体通过在子系统的要素整合与结构的适应性行动中创造出不同类型的空间功能，进而对乡村空间生产产生实际的治理反馈。
综上，本文将乡村主体性影响乡村地域系统的问题进一步具体化为“乡村主体性条件具备与否会影响乡村地域系统内部协调性”的理论预设（图2）。
图2 乡村主体性影响乡村地域系统的分析框架

Fig. 2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3 研究区域和研究方法

3.1 研究区域

阳朔县隶属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行政区域面积1436.91 km2，位于桂林市区南部。2022年末阳朔县总人口为32.9万人，其中农村人口24.34万；2023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31.55亿元，三大产业比值为32.77∶16.55∶50.68，连续5年荣膺中国县域旅游综合竞争力百强县，连续6年蝉联广西高质量发展先进县。20世纪70年代以来，阳朔县依托漓江、喀斯特地貌景观、乡村田园人家等资源，成为著名的入境旅游目的地。阳朔产业也较早地进入了传统农业向旅游业转型的阶段，县域旅游经济动力和发展实力不断推动当地乡村资源要素的迭代和生产生活重构，能较好地透视乡村内核结构、外核结构以及主体结构变迁引致的乡村主体性变化。首先，在乡村异质性方面，自从1980年西方背包客到来，阳朔成为入境旅游重要目的地，外国游客驻留促成大量跨国婚姻，形成了跨文化交流的社会环境；其次，阳朔作为“社区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典型范例”，本地居民通过经营农家乐、家庭旅馆、导游等多元生计方式在当地扎根，近年来逐渐向旅游经营者和旅游房东等身份转型；再次，随着生活方式型移民涌入阳朔，舒适性空间得到发展，再次改变了阳朔村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同时，作为阳朔县内两大核心资源，漓江和遇龙河流域资源的开发和保护与沿岸乡村的发展变迁息息相关。漓江属珠江水系，全长164 km，发源于“华南第一峰桂北越城岭猫儿山”。漓江自杨堤乡官岩村流入县境，流经杨堤乡、兴坪镇、福利镇、阳朔镇，至普益乡马草坪入桂林市平乐县境，流经阳朔县境的56 km水程是中国南方喀斯特地貌发育最典型的地段之一、桂林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的核心组成部分。遇龙河是漓江在阳朔境内最长的一条支流，发源于桂林市临桂区白粘岭，全长43.5 km，流域面积158.47 km2，流经阳朔县的金宝乡、葡萄镇、白沙镇、阳朔镇、高田镇等5个乡镇、20多个村庄，又称“小漓江”。两河流域沿岸大部分乡村依托“山水田林村”资源体系发展旅游业，沿岸乡村的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如何协调发展成为关键问题。本研究锚定漓江和遇龙河，在充分考虑乡村生活生产生态空间发展变迁、流域生态文明保护及其对乡村自然、人文、经济、资源等多方面影响的基础上，选取两河流域沿岸20个乡村作为研究对象 ① （图3）。
图3 研究区域

Fig. 3 Overview of the study area

3.2 指标体系构建

根据前述乡村主体性的概念界定和解释框架，以乡村主体性水平为评价指标层，首先确定主体类型、主体意识和主体行动3个一级指标层；其次，参考和整合相关指标，综合乡村主体性定性研究成果[4]以及乡村活力、乡村内生型发展活力评价等指标体系[45-46]，初步遴选指标；再次，通过多次对阳朔乡村的实地调研考察，评估各指标的系统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并进行调研以筛选部分不可测量的指标，综合考虑研究范围内数据的科学性、代表性与可获取性，最终选取9个具体测量指标衡量乡村主体性水平（表1），构成二级指标层。其中，乡村主体受教育程度、乡村劳动力非农业化程度、乡村主体返乡就业创业程度表征乡村社会主体类型的复杂性和开放性，构成乡村主体的多元性（S1）；乡村社会组织性、乡村公共参与性、乡村治理成效反映出乡村社会主体的组织性和集体参与积极性，体现乡村主体的公共性（S2）；乡村社会老龄化程度、乡村人口外流程度、乡村政治参与度共同表征乡村主体的活跃度（S3），老龄化人口和外出务工人口多，说明乡村行动力较为不足、主体活跃度相对较低，政治参与度则是实际的行动表现。主体多元性、公共性和活跃度共同反映出乡村主体性水平（S）。
表1 乡村主体性和乡村地域系统评价指标体系

Tab. 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the rural subjectivity and rural regional system

评价层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计算方法、指标内涵及性质 属性 权重
乡村
主体性
S		 主体
多元性
S1		 St1乡村主体受教育程度 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人数占村常住人口比(%) + 0.0969
St2乡村劳动力非农业化程度 非农业从业人口占村常住人口比(%) + 0.0684
St3乡村主体返乡就业创业程度 城市人口返乡就业创业人数占村常住人口比(%) + 0.3520
主体
公共性
S2		 Sp1乡村社会组织性 党员数量占村常住人口比(%) + 0.1261
Sp2乡村公共参与性 志愿者数量占村常住人口比(%) + 0.1114
Sp3乡村治理成效 以乡镇政府对辖区内村落的自治、法治、德治水平赋分为表征(1~10分) + 0.0702
主体
活跃度
S3		 Sa1乡村社会老龄化程度
 60周岁及以上老龄人口数量占村常住人口比(%) - 0.0560
Sa2乡村人口外流程度 外出务工人口占村常住人口比(%) - 0.0522
Sa3乡村政治参与度 最近一次乡村选举投票率(%) + 0.0667
乡村
地域
系统
Y
 人口系统
Y1		 X1乡村人口密度 村域常住人口/村域面积(人/km2) + 0.0363
X2/Sa1人口老龄化程度 60周岁及以上老龄人口数量占村常住人口比(%) - 0.0146
X3/Sa2外出人口比重 外出务工人口占村常住人口比(%) - 0.0136
X4/St1乡村人口受教育程度 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人数占村常住人口比(%) + 0.0253
自然环境
系统Y2		 X5海拔 地区平均高程(m) - 0.0135
X6生态环境价值 生态用地面积×单位面积生态服务价值系数(元) + 0.0424
X7村域自然灾害发生率 村域内年度发生自然灾害的频率(次) - 0.0175
X8生态治理水平 以乡镇政府对辖区内村落污染处理、生态整治水平赋分为表征(1~10分) + 0.0183
人文环境
系统Y3		 X9乡村交通通达度 距离县城最短时间(min) - 0.0161
X10乡村自来水覆盖率 村域自来水条件入户率(%) + 0.0179
X11乡村天然气覆盖率 村域天然气条件入户率(%) + 0.1054
X12乡村宽带覆盖率 村域配电线路、固话、移动通信等网络入户率(%) + 0.0148
X13快递进村服务覆盖率 乡镇快递网点直接投递到村的服务比例(%) + 0.0501
X14乡村公共服务配套完善度 村内拥有幼儿园、小学、医疗点、金融服务点、图书室、农贸市场、垃圾收集点、村民活动广场、停车场、公厕等基础设施总数量(个) + 0.0305
X15乡风文明建设水平 村落所获的文明村镇或文明单位荣誉称号数量(个) + 0.0910
经济系统
Y4		 X16乡村集体经济 乡村年度集体经济收入(元) + 0.0286
X17村民收入水平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 0.0277
X18人均第一产业产值 村落第一产业产值/常住人口(元/人) + 0.0425
X19人均第二产业产值 村落第二产业产值/常住人口(元/人) + 0.0908
X20人均第三产业产值 村落第三产业产值/常住人口(元/人) + 0.0603
资源系统
Y5		 X21人均耕地资源 村域耕地面积/常住人口(亩/人) (1亩≈ 666.7m2) + 0.0305
X22人均水域资源 村域水域面积/常住人口(亩/人) + 0.0532
X23森林资源 村域森林覆盖率(%) + 0.0184
X24矿产资源 村域内拥有的矿产种类(种) + 0.1013
X25旅游资源 村域5 km内的旅游景区景点数量(个) + 0.0393

注：“+”表示指标为正向指标；“-”表示指标为负向指标；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的基础当量是指不同类型生态系统单位面积上各类服务功能年均价值当量，即单位面积生态服务价值系数，本文参考谢高地等的研究成果[48]，取单位面积生态服务价值系数为3406.50元/hm2；村内森林覆盖率由村委委员填写具体的百分比数值所得；矿产资源数量种类则请村委委员填写具体的矿产类型，后由作者团队计量种类数值。

根据乡村地域系统理论，建立乡村地域系统评价指标体系，以反映乡村在主体变化和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等方面的发展水平。具体流程与前述相同，在梳理《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美丽乡村建设指南》《人居环境综合整治》等政府文件、分析相关研究成果[39-40,47]的基础上，初步遴选指标，并结合实地调研考察，选取25项指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表1）。其中，评价指标层为乡村发展水平（Y），一级指标层包括人口系统（Y1）、自然环境系统（Y2）、人文环境系统（Y3）、经济系统（Y4）和资源系统（Y5）5个维度，二级指标层则涵盖乡村发展的人口、生态环境与人居环境、产业结构、自然资源与人文资源等多个方面。具体而言，乡村人口密度、人口老龄化程度、外出人口比重与受教育程度构成人口子系统；海拔、生态环境价值、自然灾害发生率、生态治理水平反映出乡村地域自然环境系统的物质基础和保护程度；乡村交通通达度、自来水覆盖率、天然气覆盖率、宽带覆盖率、快递进村服务覆盖率、乡村公共服务配套完善度以及乡风文明建设水平反映出乡村人居环境的综合条件和人文环境条件；乡村集体经济收入、村民收入水平、人均第一/二/三产业产值表明乡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均耕地资源、人均水域资源、村域森林资源、矿产资源以及旅游资源表征村域水土资源以及可发展的资源环境条件。

3.3 研究方法

3.3.1 指标权重与评价方法

熵权TOPSIS法是对传统TOPSIS法的改进，通过在TOPSIS法中引入熵权法解决权重分配问题，能够保留指标间的相对离散性特征，降低指标赋权的主观干扰，测算结果更具客观性和合理性，也可以进行最优最劣接近度分析。参考穆学清等[49]，王兵等[50]，的研究，本文首先通过对一级指标下的评估内容进行归一化处理，并使用熵权法赋权，进行加权规范化矩阵；然后，基于加权规范化矩阵数据再进行归一化处理和熵权法赋权；最后，确定最优方案矩阵和最劣方案矩阵，并进一步计算一级指标加权矩阵与最优（劣）方案矩阵之间的欧氏距离，进而计算各案例地乡村主体性以及乡村发展水平与理想方案的接近度Ci。Ci越大表明乡村i的乡村主体性水平或乡村发展水平越好，反之则越差。具体步骤如下：
（1）对各项评价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以消除不同指标的量纲差异[51]。公式如下：
x ' i j = ( x i j - x j m i n ) / ( x j m a x - x j m i n ) ,             x i j 为 正 指 标   ( x j m a x - x i j ) / ( x j m a x - x j m i n ) ,             x i j 为 负 指 标
式中：i为各研究案例，i = 1~20；xij为第j项指标的第i个值，j = 1~9（乡村主体性水平评价）或1~25（乡村发展水平评价）；xij max为第j项指标值的最大值；xij min为第j项指标的最小值； x ' i j为标准化后的值。
（2）确定指标权重：
e j = - K ∑ i = 1 m y i j l n y i j ,           K = 1 l n m
y i j = x ' i j / ∑ i = 1 m x i j ,                       0 ≤ y i j ≤ 1
w i = 1 - e j ∑ j n 1 - e j
式中： w i为第j项指标的权重； e j为第j项指标的信息熵；m表示研究的总年数；n表示该级指标的总指标数，本文中m = 1。
（3）分别建立乡村主体性水平和乡村发展水平加权规范化矩阵：
S i = ∑ i = 1 n y i j w j  
S i n = S 11     S 12   · · ·   S 1 n ⋰ S i 1     S i 2   · · ·   S i n
式中： S i n为加权规范化矩阵；n为一级指标维度数量；在乡村主体性水平评价中，n = 3，分别为主体多元性水平、主体公共性水平、主体活跃度；在乡村发展水平评价中，n = 5，分别为人口、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经济、资源5个子系统指数。
（4）确定正、负理想解 S n + 、 S n -：
S n + = m a x S r n | r = 1 ~ 20 ;           S n - = m i n S r n | r = 1 ~ 20
式中： S n +为指标正理想解； S n -为指标负理想解。
（5）计算各评价案例指标向量到正负理想解的距离 D i + 、 D i -：
D i + = ∑ j = 1 n S i n - S n + 2 ;           D i - = ∑ j = 1 n S i n - S n - 2
（6）计算各评价对象与理想解的贴近度Ci：
C i = D i - D i + + D i -

3.3.2 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协调度模型能够较为真实地反映两个及以上系统之间的协调程度，可以避免人为主观因素的干扰，使各种复杂情况的评价结果更具有客观有效性[52]。本文以该模型评价乡村地域系统内部的协调程度。具体步骤包括：
（1）计算耦合度。耦合度模型为：
O 1 = S 1 × S 2 × S 3 × S 4 × S 5 S 1 + S 2 + S 3 + S 4 + S 5 5 5 1 5
式中： O 1为两者耦合度，反映系统耦合发展程度，取值为0~1，数值越大，表明系统之间发展越协调； S 1~ S 5为各子系统指数评价值。
（2）计算耦合协调度。与耦合度模型相比，耦合协调度能够更好测评系统间交互耦合的协调程度，反映出乡村地域系统各子系统的协调关系。耦合协调度函数表达为：
D = O 1 × O 2
O 2 = α S 1 + β S 2 + γ S 3 + δ S 4 + ε S 5
式中： D为耦合协调度； O 2为两个子系统综合协调性值；α、β、γ、δ、ε为待定系数，分别为乡村地域系统各子系统的重要性。在参考同类型研究基础上[40]，结合乡村建设实际情况，考虑到乡村各子系统是互动的关系，具有同等重要性，因此确定系数均为1/5。 D值越大，说明乡村地域系统各子系统状态之间的协调程度越好； D值越小，各子系统状态之间的协调程度越弱。

3.3.3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为探究乡村主体性对乡村地域系统协调发展的影响及其组合路径，本文采用定性比较分析法。定性比较分析（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QCA）由美国社会学家Ragin首次提出，基于集合论和整体论的思想与布尔代数结合起来，是一种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适用于10~40的中小样本案例研究[53]。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是其中一种具体操作方法，“模糊集得分”的方式赋予因果变量0~1之间的取值，可以避免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将条件二分化和多值集定性比较分析导致的有限多样化问题[54]。本文选用该方法原因如下：一是该方法适用于本文基于20个案例样本量所开展的因果关系探索分析；二是该方法研究多种变量组合对结果变量的影响，有助于厘清乡村主体性诸多因素对乡村地域系统协调发展的影响和组态机制；三是本文所选取的条件变量和结果变量数值均为连续型数据，需采取fsQCA的取值方法。

3.4 数据来源与处理

研究团队于2023年8月，通过全国大学生“发现传统村落”调研大赛活动，获取阳朔县两河流域共20个乡村的基础信息数据和村委联系方式。进一步于2023年10—12月通过乡村调查问卷获取数据，通过实地走访、网络联络等方式对骥马村、遇龙村、旧县村等村落开展预调研，确保填写对象对问卷题项和内容的可理解性与可填写性，并同步修正调查问卷；在此基础上，结合县委组织部调研渠道，对20个乡村村委开展问卷调查，以获取完整数据；并于2024年1月结合查阅各村所在区政府统计资料、勘探实地以及通过电话访谈村委等方式，校验所获指标数据的准确性，最终得到阳朔县2023年20个行政村人口现状、资源条件、产业发展、人居环境建设、集体经济、旅游发展等方面的有效数据。

4 研究结果

本文运用ArcGIS 10.2中的自然断点法将阳朔县乡村主体性水平S及各维度水平S1~S3、乡村发展水平Y及各子系统指数Y1~Y5分为低值、较低值、中等值、较高值与高值5个等级，空间特征分别如图4和图5所示。
图4 2023年阳朔县两河流域乡村主体性水平空间分布

Fig. 4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rural subjectivity level along the Lijiang River and Yulong River in Yangshuo county, 2023

图5 2023年阳朔县两河流域乡村发展水平空间分布

Fig. 5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rural regional system level along the Lijiang River and Yulong River in Yangshuo county, 2023

4.1 案例地乡村主体性水平评价

4.1.1 数量特征

从数量特征来看，2023年阳朔县两河流域乡村的乡村主体性水平较为均衡，介于0.1487~0.7303之间，均值两端的乡村数各占一半；而乡村主体多元性和乡村主体公共性评价结果较差，低于均值的乡村数量占比均达到60%；乡村主体活跃度的评价结果较好，较高值及以上的乡村数量占比超过半数。其中，遇龙村和延村的乡村主体性综合评价表现较好，延村在乡村主体活跃度较低的情况下，但由于乡村主体多元性评价最优和乡村主体公共性水平较高，其乡村主体性水平评价最优；遇龙村作为遇龙河流域的核心村落，即使主体多元性水平不高（接近均值），但其乡村主体公共性、主体活跃度和整体主体性均处于较高值等级。

4.1.2 空间特征

从综合水平来看，2023年阳朔县两河流域乡村主体性水平空间不均衡态势突出，从下游到中游再到上游呈现先降后升的特征，高值和较高值区集中在漓江上游和遇龙河下游，中游段乡村主体性均处于较低值和低值区（图4a）。对于各维度水平，乡村主体多元性的高水平集中在遇龙河下游，低值区主要分布在两河中上游（图4b）。乡村主体公共性水平的高值和较高值区主要分布在漓江上游，低值区和较低值区处于漓江中下游和遇龙河上游（图4c）。乡村主体活跃度的空间分异较小，高低水平区过渡式波动变化发生在两河流域的不同流段，高值和较高值区集中在中游，低值区主要集中在下游（图4d）。对比来看，阳朔县两河流域间的乡村主体性水平差异性明显，虽然高值区更多集中于漓江流域，但遇龙河流域9村的乡村主体性水平、主体多元性水平及主体活跃度的均值均优于漓江流域的11村；遇龙河流域乡村主体性水平及各维度水平更为均衡、差异性小。这与阳朔县政府近年来注重遇龙河流域生态保护和旅游开发过程中的人才吸引、政策扶持及流域景区化建设有关，随着遇龙河的旅游发展和乡村民宿化、景区化建设，大量人口入乡和返乡就业创业，遇龙河流域乡村主体性水平总体在不断提升。

4.2 案例地乡村发展水平评价

4.2.1 数量特征

2023年阳朔县两河流域乡村人口条件不优、自然环境状态较差，人文环境子系统状态较好，经济子系统和资源子系统处于较为中等水平的状态，总体上乡村以中低发展水平为主，介于0.1275~0.6554之间。其中，乡村资源子系统的指数评价结果较好，均值两端的乡村数量占同等比重。而其他4个子系统的高低水平差异大，低于均值的乡村数量均超过60%。相比漓江流域，遇龙河流域乡村发展水平及人口子系统、人文环境子系统以及经济子系统等系统指数均更高；漓江流域乡村的自然环境子系统指数和资源子系统指数总体更高，这与长期以来地方政府以科学保护漓江为重要任务的工作实践紧密相关，沿岸乡村的发展依托于漓江风景名胜区的保护与利用，亦立足于漓江生态环境保护，因此自然环境条件和资源条件更优。对于具体的乡村而言，遇龙村表现出最高的乡村发展水平和经济子系统指数，该村的自然环境子系统、人文环境子系统和资源子系统指数均较高。根据调查数据，遇龙村2023年人均年收入达到3.5万元、集体经济收入达57.35万元，劳动力非农化占50%，这反映出该村充分依托遇龙河旅游资源优势、劳动力优势和农业基础优势，不断强化自身的党组织能力、集体经济实力和乡村发展活力，实现乡村发展。

4.2.2 空间特征

从综合水平来看，2023年阳朔县两河流域高发展水平和较高发展水平乡村主要集中在遇龙河中下游，并向河流两端递减；低水平区集中分布在漓江下游，且散点分布漓江中游和上游（图5a）。对于各子系统状况，乡村人口子系统指数空间差异显著，高发展水平和较高发展水平乡村散状分布在漓江中段和遇龙河上中游两端，低发展水平乡村集中在遇龙河下游，较低发展水平乡村则覆盖了漓江的全流域（图5b）。乡村自然环境子系统指数的高值和较高值区分布在漓江中游，低值和较低值区主要分布在两河流域上游和下游（图5c）。乡村人文环境子系统指数的高值和较高值区主要分布在遇龙河中下游，低值和较低值区几乎覆盖了漓江流域（图5d）。乡村经济子系统指数的低值区主要分布在漓江上游、下游，遇龙河中下游同时聚集高值区和低值区（图5e）。乡村资源子系统指数高值区分布在两河中游，较为分散；低值区则主要聚焦在遇龙河流域（图5f）。
总体而言，遇龙河、漓江（阳朔段）均是阳朔乡村旅游和生态旅游的重要发展极，但乡村面临着不同方向的重构。遇龙河沿岸乡村整体重构程度更高，不仅因为遇龙河中下游旅游资源可达性更高，新的游客集聚区如十里画廊景区和遇龙河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极大地提高了流域沿岸乡村发展能力。同时，调研发现，阳朔西街早期驻留的外国移民和新兴的生活方式型移民更多聚集在旧县村、骥马村、遇龙村等遇龙河沿岸村落。而漓江（阳朔段）上游在严格遵守生态红线、国家自然保护区建设要求下，乡村发展和重构步调较慢，生态环保要求提高了乡村创新发展的门槛。

4.3 乡村地域系统的耦合特征分析

根据公式（11）测算乡村地域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图6），2023年阳朔县两河流域乡村地域系统内部的耦合协调度为0.147~0.302。结合研究实际情况，参考既有研究成果[55]，本文将耦合协调度划分为5种类型：0 ≤ D ≤ 0.2为严重失衡状态，当D = 0时，说明乡村地域系统各子系统处于无关状态且向无序发展；0.2 < D ≤ 0.4为轻度失衡状态，乡村人地关系不适恰；0.4 < D ≤ 0.6为由失衡转向平衡的过渡状态；0.6 < D ≤ 0.8为轻度平衡状态，系统间呈现出良性耦合特征；0.8 < D ≤ 1.0为理想平衡状态，不同类型的主体和嵌入要素能较好地吻合乡村地域系统的状态，各子系统间的良性耦合协调越来越强，并逐渐向有序方向发展；当D = 1.0时，乡村地域系统内部和整体得以正向良性地重构，达到理想状态。
图6 2023年阳朔县两河流域乡村地域系统耦合协调度和空间分布

Fig. 6 The radar chart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the rural regional system level, 2023

总体上，阳朔县两河流域沿岸的乡村处于失衡的状态，乡村各系统之间的协调水平低，两河流域差异较小。在空间层面，对于遇龙河流域，处于轻度失衡状态的乡村主要分布在河流中游，包括骥马村、遇龙村、旧县村、龙潭村、龙村、延村；处于严重失衡状态的乡村包括矮山村、观桥村、周寨村，分布在上游和下游。在漓江流域，大坪村、画山村、兴坪村、屏山村为轻度失衡状态，集中在中游段；高洲村、渔村、浪石村、浪洲村、中南村、杨堤村、留公村均处于严重失衡状态，主要集中在上游，并分散在中下游。对于严重失衡型乡村，乡村的人口—自然—人文—经济—资源处于条件和目标的失调阶段，要素、结构和功能并未立足于乡村地域系统的多方面展开；而处于轻度失衡状态的乡村，乡村地域系统各子系统在特定发展条件如资本进入、主体结构变化等情况，乡村传统社会被打破、面临重构的过程中，内外部作用力对乡村地域系统的实践未能较好地推动乡村的有序发展。
受限于生态环境保护，阳朔县两河流域沿岸的大部分乡村缺乏工业基础，并在旅游立县的基础上，逐步向农旅融合的产业转型甚至由农业向旅游业全面转型。然而，在这一过程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经济”的实现并不顺利。结合2021—2023年研究团队对阳朔县旅游发展的年度监测，发现随着阳朔县游客市场的持续向好，阳朔县内旅游开发势头和投资热度极大极高，导致阳朔县旅游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日渐凸显和加重，包括江河垃圾、非法捕捞、农药化肥滥用等自然环境和资源条件破坏问题难以杜绝；另一方面，乡村民宿化、项目化、景点化的趋势又不断攀高，多重矛盾之下，两河流域的乡村不断走向失衡。

4.4 乡村主体性对乡村地域系统协调发展的影响路径分析

为进一步研究乡村主体性对乡村地域系统的影响，本文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加以分析。首先，以乡村主体性3个维度作为条件变量，以乡村地域系统耦合协调度作为结果变量。fsQCA研究要求对结果变量和条件变量进行校准，转化为0~1之间的隶属值。本文根据公式（5）、公式（11）分别计算得到3个条件变量的加权规范化矩阵数据和结果变量数据，参照fsQCA方法创始人Ragin的建议，分别选取变量数据的95%、50%和5%分位作为完全隶属点、交叉隶属点和完全不隶属点进行数据校准，后续步骤均基于校准后的数据进行[56]。

4.4.1 单个条件的必要性分析

在进行条件组态分析之前，需要对单变量的事实和反事实逐一进行必要性检验[54]。通常认为，一致性水平大于0.9且具有一定覆盖率时，表明该单一变量可以作为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结果如表2所示。两种情况下，3个条件变量的一致性均小于0.9，不满足得分要求，因而说明乡村地域系统耦合协调度不是由单一因素决定的，而是多种因素共同影响和共同作用的结果，需要对条件变量进行组合路径分析。
表2 必要性分析结果

Tab. 2 Analysis results of necessary conditions

条件变量

结果变量		 耦合协调度 ~耦合协调度
一致性 覆盖率 一致性 覆盖率
乡村主体多元性 0.686 0.765 0.550 0.737
~乡村主体多元性 0.764 0.585 0.825 0.760
乡村主体公共性 0.655 0.607 0.639 0.712
~乡村主体公共性 0.688 0.613 0.647 0.693
乡村主体活跃度 0.752 0.645 0.764 0.788
~乡村主体活跃度 0.752 0.726 0.656 0.761

注：“~”表示逻辑关系“非”。

4.4.2 条件组态充分性分析

当单个变量不能构成必要条件时，需开展充分条件组态分析。本文将案例频数的阈值设为1，原始一致性阈值设为0.80[57]，根据真值表分析和算法分析得出复杂解、简约解和中间解3种形态的解；同时出现在简约解和中间解的条件为核心条件，仅在中间解出现的条件为边缘条件。由此，得出高耦合协调度和低耦合协调度组态路径分析结果（表3）。
表3 充分条件组态分析结果

Tab. 3 Analysis results of sufficient condition configuration


条件变量

结果变量		 高耦合协调度 低耦合协调度
路径1 S1* S2* S3 路径2 ~ S1*S2 路径3 ~S1*S3
乡村主体多元性 ■
乡村主体公共性 ■ ■
乡村主体活跃度 ■ ■
一致性 0.937 0.901 0.825
原始覆盖率 0.415 0.506 0.568
唯一覆盖率 0.415 0.090 0.132
总体一致性 0.937 0.815
总体覆盖率 0.415 0.778

注：■表示核心条件存在；○表示边缘条件存在； 表示核心条件缺失； 表示边缘条件缺失；“空白”表示条件存在与否对结果无明显影响。

（1）高耦合协调度路径1条：乡村主体性充分型。由表3可知，引致高耦合协调度的路径组合有1条，此路径一致性及解的总体一致性均大于0.80，表明条件变量对结果变量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度；总体覆盖度为0.660，是较为常见、占比较大的高耦合协调度实现路径。路径1表明，乡村地域系统高耦合协调度需要的核心条件为乡村主体多元性、主体公共性、主体活跃度，可以归纳为乡村主体性充分型；换言之，乡村主体性的3个条件同时具备且充分的情况下可提升乡村地域系统的耦合协调性。这说明，多类主体、多元意识以及多维行动能力共同推动了异质性的乡村社会建立起主体行动意识状态与主体行动参与能力，既能符合传统乡土社会所需，又更加适配不断重构的乡村需求。
此路径的典型案例为遇龙村。在乡村主体性水平和乡村发展水平的双重评价中，遇龙村不仅表现出较高水平的乡村主体性，而且乡村发展水平处于最高值，各子系统指数都处于较高值等级。遇龙村创新发展旅游业、金橘种植、苗木种植等产业，创建“梦幻遇龙党旗红”党建品牌，将遇龙河竹筏漂流的旅游服务项目转变为“金龙巡游”创意景观，自2014年开办第一届遇龙河漂游节以来，至今已10年，并于2021年国庆假期、2023年端午节期间、2024年春节期间3次登上央视新闻，成为乡村重构的重要推动力。在这一因特色产业发展较好的乡村中，劳动力农业化和非农化比为1∶1、外出务工人员少，确保了大量村民在村。近年来村党总支部成立遇龙村乡村振兴发展促进会、遇龙金色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并依托竹筏漂流文化和创意经验成立培训队伍，主体在场、集体性培育大幅提升了村民的主体意识和行动能力，对乡村地域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提升有关键作用。
（2）低耦合协调度路径2条：乡村主体缺失型。引致低耦合协调度的路径组合有2条，总体覆盖度为0.778，可以解释77.8%的样本案例；各条路径一致性及解的总体一致性均大于0.80，表明这2种组态可以视为乡村地域系统耦合协调度低的充分条件组合。根据表3，路径2表明如果乡村主体多元性这一核心条件缺失，乡村主体公共性的存在会反向引发乡村地域系统的低耦合协调度，代表的典型案例包括浪石村、中南村、浪洲村、观桥村、屏山村。路径3则表明如果乡村主体多元性这一核心条件缺失，乡村主体活跃度的存在则会引发乡村地域系统的低耦合协调度，代表村落有旧县村、高洲村、周寨村、浪石村、浪洲村、中南村。
路径2和路径3共同表明了主体多元性条件的关键作用。即使主体的公共性或主体的活跃度发挥核心引领作用，但在主体多元性这一核心条件缺失的情况下乡村主体性难以提升乡村地域系统内部的协调状态，乡村地域系统必然处于失衡状态，这两条组态路径可进一步归纳为“乡村主体缺失型”。以分布在漓江上游的浪石村、浪洲村、中南村为例，这3个乡村地处阳朔县落后乡镇杨堤乡，虽然拥有优势的旅游资源和生态环境，但受制于发展条件和关键带头人，使得3个乡村处于“有力无心”的处境，欠缺自我振兴、自我发展的行动能力，亟待获得帮扶式、陪伴式、牵引式等模式实现转型，通过激活在地的社区经验或者吸引返乡精英，释放村民全体的内生意识，形成有效的集体行动，重新获得赋能。同时，这一结果印证了当下大多数研究对乡村内生性的呼吁。随着人口外流，乡村内部传统的社会连接不断弱化，尽管不同类型乡村面临的发展困境不一，但大多数乡村都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主体性消解趋势，尤其是主体意识和主体行动的双重式微导致乡村陷入无主体性的危机，严峻的乡村主体性危机极大地影响着乡村地域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对于主体类型不多元的乡村而言，亟需获得强有力的外部力量以刺激内生发展，依靠政府外力、外来组织、能人精英等推动乡村组织建设和经济发展成为人地关系失衡的乡村走向秩序复原的可能性路径。

4.4.3 稳健性分析

为了避免指标数据偶然性造成的结果偏差，采用提高案例频数阈值的方法进行检验[57]。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将其由1提高到2进行组态分析。阈值调整后，乡村地域系统高耦合协调度结果的总体一致性有所提升、乡村地域系统低耦合协调度结果的总体一致性保持不变，新的组态结果为原结果的子集，说明结果具有良好的稳健性。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本文在探讨与发展乡村主体性概念框架的基础上，系统检视乡村主体性水平及其对乡村地域系统的影响，首先通过乡村主体性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和乡村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以阳朔县漓江和遇龙河两河流域20个行政村为评价对象，采用熵权TOPSIS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以乡村主体性的3个细分维度为条件变量、乡村地域系统耦合协调度为结果变量，探究阳朔县两河流域沿岸乡村的乡村主体性对乡村地域系统协调发展的影响及组合路径，主要结论如下：
（1）乡村主体性理论不仅面向城乡关系的结构性变迁环境，还应将其定位至城乡结构尺度的“乡村单位”和作为核心主体的“乡村社会”双重层次。本文从主体类型、主体意识、主体行动3个层面对乡村主体性概念加以解析，具体解构为乡村主体多元性、乡村主体公共性、乡村主体多元性。乡村主体性水平评价结果表明，2023年研究区域乡村主体性水平贴近度介于0.1487~0.7303之间，主体性不同维度呈现逐层递减的典型特征，漓江流域和遇龙河流域沿岸各村综合水平较为均衡，3个维度水平的空间分异显著。
（2）本文将乡村地域系统理解为由人口子系统、自然环境子系统、人文环境子系统、经济子系统、资源子系统共同组成的复杂适应系统。乡村地域系统发展在5个子系统构成的内核结构以及全球性和地方性两大外核结构的不同因素影响下，形成生产、生活、生态的空间功能反馈，不断实现乡村地域系统的变迁和重构。乡村发展水平评价结果表明，研究区域乡村发展水平贴近度介于0.1275~0.6554之间，不同子系统维度呈现明显的梯级分化特征，漓江流域和遇龙河流域沿岸各村在综合水平及5个子系统指数的空间差异性较为显著。
（3）乡村主体性单个要素并不构成乡村地域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必要条件。引致乡村地域系统高耦合协调度的主要路径仅有1条，即“乡村主体性充分型”，表明乡村主体多元性、主体公共性和主体活跃度在产生乡村地域系统高耦合协调度上共同发挥关键作用。引致乡村地域系统低耦合协调度的路径有2条，可归纳为“乡村主体缺失型”，说明如果乡村具备乡村主体公共性或乡村主体活跃度两个核心条件中的某一项，乡村主体多元性条件的缺失会降低耦合协调度，加重乡村地域系统的失衡状态。

5.2 讨论

主体性理论能够回应乡村振兴战略对乡村内生式发展的诉求，对城市主导的城乡关系予以反思和学理关照，补充与修正乡村地理学对城镇化下乡村的主体忽视。当下，地理学界尚未对乡村的主体性予以深入关照，根本原因在于研究脉络从结构功能主义到社会建构主义的发展中始终暗含了一个假设：乡村作为被城镇化影响的客体或者受体，而非“主体”。在这一情境下，学者多关注乡村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要素结构，对嵌入人地关系中的主体性表现关照不足。主体性作为重要的人文主义思想，能够摆脱将乡村视为裹挟在城镇化浪潮中的被动客体，思考其作为平等主体的表现。这与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大”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战略部署中所确立的“以人为本”的发展方向高度契合。这意味着，与脱贫攻坚阶段不同，全面乡村振兴以促进乡村内生发展为主要目标。然而，乡村主体性并不是简单线性的内生发展，亟需通过内在意识与行动层面的双重契合，从整体上来召唤“农民主体性”，将当下“外推力”转变为乡村社会内部崛起，实现乡村集体与个体的良性互动。
本文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一方面，尽管本文构建了乡村主体性概念框架以及乡村主体性对乡村地域系统的影响模型，但限于镇级和村级资料的可获得性，本文尚未进行更长时间序列分析，因此还有待从时间层面对乡村主体性的消解和重构及其如何深入影响乡村地域系统进行跟踪和检视。同时，如何从“人”“村”两个层面对乡村主体性重构与否进行评价和量化，也需要进一步通过更多有针对性的指标设计和普查式的调查数据来修正。另一方面，本文有关乡村主体性与乡村地域系统状态关系的研究结论主要是基于定量分析得出，乡村主体性的消解与重构如何推动乡村地域系统的重构、乡村主体性对乡村地域系统影响的组态路径，还需要基于更多案例研究，突破个案经验，开展深入的定性访谈进行理论建构和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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