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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 Vol. 79 >Issue 11: 2721 - 2738

DOI: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2411002

理论与方法研究

社会创新与乡村振兴的理论与实践

  • 陈劼绮 , 1 ,
  • 陆林 , 1 ,
  • 路幸福 2
展开
  • 1.安徽师范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芜湖 241000
  • 2.安徽师范大学法学院，芜湖 241000
陆林(1962-), 男, 安徽芜湖人, 博士,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中国地理学会会员(S110000078M), 主要从事旅游地理教学与科研工作。E-mail:

陈劼绮(1995-), 女, 安徽芜湖人, 博士生, 主要从事旅游地理研究。E-mail:

收稿日期: 2023-08-05

  修回日期: 2024-08-12

  网络出版日期: 2024-12-02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41930644)

收起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ocial innov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 CHEN Jieqi , 1 ,
  • LU Lin , 1 ,
  • LU Xingfu 2
Expand
  • 1.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Tourism,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0, Anhui, China
  • 2. School of Law,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0, Anhui, China

Received date: 2023-08-05

  Revised date: 2024-08-12

  Online published: 2024-12-02

Supported by

Key Program of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1930644)

Fold

摘要

新时代乡村发展迎来重大机遇，但乡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显著。社会创新不仅是促进乡村经济社会发展与变革的重要内生动力，也是打破乡村“外源—内源”二元结构、实现乡村新内源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关键力量。研究在理论层面解读社会创新与乡村社会创新的概念特征，在实践层面梳理国内外乡村社会创新的实践演进，阐释新时代乡村社会创新与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总结新时代乡村社会创新助推乡村振兴的实现路径，展望未来乡村社会创新研究的重点领域。结果表明，乡村社会创新的本质在于增强乡村社会的行动能力与实现可持续的社会效益，以推动乡村可持续发展。社会创新视角下的中国乡村发展历经初步尝试阶段、曲折摸索阶段、正式实践阶段和创新发展阶段。乡村社会创新通过创新触发、创新过程、创新表征和创新目标，积极助推乡村振兴和乡村新内源发展，乡村振兴也能反馈并加强乡村社会创新。针对乡村振兴的战略需求和实践需要，乡村社会创新助推乡村振兴的实现路径在于重构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新时代的乡村社会创新研究应着力于审视乡村社会创新的逻辑演进与理论探索、识别乡村社会创新的关键要素与隐形门槛、总结乡村社会创新的网络演化与驱动机制、实现乡村社会创新的动态跟踪与效应评估，以期为乡村振兴新内源发展的中国道路提供理论指引与实践参考。

关键词： 社会创新; 乡村社会创新; 乡村振兴; 新内源发展; 新时代

本文引用格式

陈劼绮 , 陆林 , 路幸福 . 社会创新与乡村振兴的理论与实践[J]. 地理学报, 2024 , 79(11) : 2721 -2738 . DOI: 10.11821/dlxb202411002

Abstract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has ushered in material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but it is still faced with significant problems of imbalance and inadequacy. Rural social innovation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endogenous driving force to promote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reform, but also a key force to break the dual "exogenous-endogenous" structure in rural areas, realize their neo-endogenous development, and promote the full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o build a livable, viable, and beautiful countryside. This study interprets the conceptual characteristics of social innovation and rural social innovation in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sorts out the practical evolution of rural social innov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explains the internal logic of rural social innov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new era, summarizes the pathway for the realization of rural social innovation to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looks ahead to the future key research areas of rural social innov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ssence of rural social innovation lies in enhancing the active capabilities of rural society to achieve sustainable social benefits and promote rur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innovation theory, China's rural development has gone through an initial trial stage, a tortuous exploratory stage, a formal practice stage, and an innovative development stage. Rural social innovation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neo-endogenous development through innovation initiatives, processes, representation, and goals. In addition, rural revitalization can also react to and strengthen rural social innovation. According to the strategic and practical need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one method for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through rural social innovation is to reconstruct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government, markets, and society. Future research into rural social innovation in the new era should be focused on examining its logical evolution and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identifying its key elements and invisible thresholds, summarizing its network evolution and driving mechanism, and realizing its dynamic tracking and effect evaluation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guidance and a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the neo-endogenous developmen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China.

Key words： social innovation; rural social innovation; rural revitalization; neo-endogenous development; new era

1 引言

鉴于中国乡村社会治理转型的复杂多样以及乡村社会需求的激增[1]，2021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确立了一系列旨在激发乡村各类主体活力、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的法律条款，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中国乡村在深层次发展动能上一直存在着“外源—内源”的二元发展矛盾，从本体论来看，外源发展认为乡村是一个以市场为导向的生产经济体，通过依赖外部资源与技术的介入改善乡村发展现状，内源发展则将乡村看成是一个具有自主发展能力的实体，强调乡村发展的内部驱动力[2]。然而现实中单一的外源或内源发展都过于理想主义，起源于欧洲乡村的新内源发展近年来得到了学界主流的认可，认为乡村不单是依赖外部资源输入的被动接受者，地方力量也会随着外部力量的赋能而得到激活与加强，最终通过上下联动、内外力量的融合实现乡村振兴和可持续发展[3]。新时代的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国城乡协调发展、共同富裕的关键性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讲话要求正确处理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充分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增强群众获得感和适应发展阶段的关系。在国家发挥总体规划与支持保障等作用的框架下，随着乡村新兴产业、新兴业态的涌现，乡村不再是单一的农业生产空间，而是一个拥有综合功能与多元价值的社会空间[4]，乡村的社会创新能力亟待激活，以此打破传统“外源—内源”二元结构的极化发展，实现自上而下顶层设计与自下而上基层探索有效结合的乡村振兴新内源发展道路。
乡村作为人类活动重要的地域空间单元，是由自然、社会和经济要素构成的复杂、多元的地域综合体[5]，但关于乡村人地关系的已有研究多聚焦于自然和经济层面，如土地利用、生态保护、产业结构等[6]，通过社会层面透视乡村人地关系变迁、优化与创新的研究较少。从中国乡村发展实际来看，对外来资本、技术的依赖以及乡村发展主体性的缺失等外源抑制内源力量的发展困境一直存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本质在于进一步激发和培育乡村内生发展动力[7]，平衡过去适用于技术追赶自上而下的创新机制，调动乡村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联动有效政府与有为市场释放全社会的创新活力。社会创新是乡村在面临内外环境变化时追求美好生活发展的重要途径，既是实现乡村地域全面振兴的关键力量，也是中国乡村目前最需要的创新[8-9]。实际上，社会创新的理论思想与实践演进一直蕴藏在中国乡村百年发展史中，并跟随历史进程不断积累和发展，但目前关于乡村社会创新的学术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仍有许多问题亟待深入探讨。对社会创新理论的引入，契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和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10]，也为乡村振兴的新内源发展提供一个新的解释框架。据此，本文立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背景，在理论层面解读社会创新与乡村社会创新的概念特征，在实践层面梳理国内外乡村社会创新的实践演进，阐释新时代乡村社会创新与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总结新时代乡村社会创新助推乡村振兴的实现路径，展望未来乡村社会创新研究的重点领域，以期为未来加强乡村社会创新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有益的参考。

2 理论基础与概念界定

2.1 后熊彼特主义与社会创新

自熊彼特创新理论问世以来，技术创新一直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动力之一，虽然可以解释经济长波的崛起和衰退，却无法解释长波理论后期的非典型繁荣[11-12]。在早期的熊彼特主义研究中，学者们一度把生产者摆在经济发展的中心位置，认为创新是上游投入至下游产出的线性、单向的渐进过程且存在封闭式边界[13]。随着经济社会全球化、信息化和网络化的快速发展，生产者创新正逐渐嵌入至具有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的环境，创新活动呈现非线性的流动特征，创新范式逐渐从生产者主导（Producer-Dominant）的熊彼特主义向非生产者主导（Non-Producer-Dominant）的后熊彼特主义进行转变，创新主体与创新目标更加广泛多元，强调创新的扩散以及社会层面广泛创新主体的作用[14-15]。在后熊彼特主义时代，面对社会问题与社会需求，社会创新作为一种新的创新范式，是政府治理转型和复杂社会问题挑战共同催生的推动社会变革的内生动力，不仅可以为创新研究提供更全面的研究视角，也是创新实践中所需要的社会转向[16⇓-18]。
社会创新一词最早可溯源至20世纪20年代的行为动机研究，意指个体极度渴望通过社会创新改变生存环境[19]。1957年Drucker正式提出社会创新的思想，认为社会创新相比技术创新对企业发展更重要[20]。直至1994年Zapf首次从社会变迁的角度界定了社会创新的概念，认为社会创新是以解决社会问题为目标，改变社会变迁方向的新的组织形式、新的控制手段和新的生活方式，值得推广并制度化[21]。社会性是社会创新的核心特征，对社会创新的界定即是在目标和过程上都具有社会性的创新[22]。进入21世纪后，学界对社会创新的理解进一步清晰：从特质视角来看，社会创新包括新的思维方式、新的组织形式、新的社会实践等内容；从过程视角来看，社会创新是相关组织或个体利用新理念新方式解决社会问题、改变社会关系、创造社会价值的系统性变革过程[17]。由此可见，社会创新不可避免地会嵌入至社区或地域空间的发展过程，社会创新的研究也实现了从早期的管理学向地理学、城市规划学、经济学等多元学科领域的延伸，成为理解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工具，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企业社会创新、城市社会创新、乡村社会创新等相关研究对象先后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23⇓⇓⇓-27]。

2.2 乡村社会创新

从全球视角来看，乡村经历衰败阶段是普遍现象。囿于乡村地区资源的相对匮乏，传统生产要素组合的创新潜力极易受到制约，社会关系、社会结构或社会制度的“创造性破坏”以及多元社会主体、社会情境的新组合在创新驱动发展过程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社会创新是消除乡村地区结构性约束、推动乡村振兴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28⇓-30]。21世纪以来，针对乡村社会创新的研究逐渐兴起[31-32]。已有研究多关注乡村社会创新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等外部影响因素和以乡村性为核心的乡村特征、资源、异质性知识等内部影响因素[33⇓-35]，以及公共部门、私人部门、社会组织、村民等多元行动主体的作用机制[36⇓-38]。乡村社会创新根植于地方，依赖乡村的自组织能力与跨地方协作，在地方行动者驱动的基础上强调超地方行动者与乡村社会网络的联结与互动[39]。位于网络核心位置的行动者通过知识的转移将创新性的想法引入乡村，为地方资源和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联结提供桥梁和纽带，促进知识、技术等创新要素的流动，是乡村社会创新的主要参与者和实现者[40]。通过协商、赋权等乡村集体行动重构乡村社会网络和社会关系，满足乡村社会需求、创造乡村社会价值[41]。社会创新与乡村新内源发展的核心特征具有一致性，通过地方治理和能力建设释放区域自下而上的内生发展动力，强调村民的主体地位和广泛参与，实现内外资源的集聚融合与优化配置[42-43]。与国外已有研究相比，中国乡村社会创新的理论研究仍在起步阶段，但就实践而言，新的乡村发展理念、新的乡村组织形式、新的乡村社会实践不断涌现和创新应用正推动乡村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从改革开放初期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从小农户到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形式的推进，从自上而下的乡村管理到乡村多元治理主体的协同参与，以及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乡村组织化程度日益提高，社会创新可以被视为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方式[44]。
综观已有研究，对乡村社会创新的理解通常可以概括为以下特征：一是满足乡村社会需求；二是动员乡村集体行动；三是创造新的乡村社会关系；四是形成新的乡村社会实践。基于社会创新目标和过程的社会性特征，乡村社会创新的内涵既包括增强乡村包容性和凝聚力、提高乡村社会资本、满足乡村社会需求或改善村民生活质量等社会性目标，也包括推进乡村集体学习、促进乡村知识流动、践行新的创新想法等社会性过程。因此，本文将乡村社会创新理解为：为满足乡村社会需求，内生型地方力量与嵌入型超地方力量以乡村为行动舞台，共同生产或重构乡村社会网络，建立新的乡村社会关系、社会结构或社会制度的创新过程。增强社会的行动能力与实现可持续的社会效益是乡村社会创新的本质，最终体现为乡村所有个体外在环境的改善和内在能力的增强，以推动乡村可持续发展。

3 乡村社会创新的实践演进

3.1 国外乡村社会创新实践

由于发达国家较早进入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城乡发展不均衡等问题较早出现，政府尝试一系列自上而下干预性的乡村建设规划后，在利用社会创新解决本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通过识别乡村地方资源寻找创新机会，将乡村发展主导权从政府等正式组织让渡至地方组织乃至个人，进一步带动乡村社会层面的创新能力，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东亚日韩实践与欧盟LEADER实践（表1）。
表1 国外乡村社会创新代表性实践

Tab. 1 International representative practices of rural social innovation

代表性实践 东亚日韩实践 欧盟LEADER实践
日本“造村运动” 韩国“新村运动”
面临问题 乡村人口流失严重、农业生产方式落后等。 城乡二元对立、乡村空心化、贫富差距悬殊等。 人口老龄化、就业机会缺乏等。
实践主体 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乡村精英、合作社、村民。 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乡村精英、合作社、村民。 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乡村精英、村民、乡村地方行动小组。
实践目的 振兴乡村产业，改善乡村生态环境和村民生活质量，解决乡村内生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 改善乡村人居环境，缩小城乡差距，培养年轻一代的社会责任感。 增强社区参与和自治能力，推动乡村地区的社会创新和全面发展。
实践方式 挖掘本地资源与尊重地方特色，开展“一村一品”运动，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完善教育指导模式，强化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开发乡村旅游。 改善乡村基础设施，推动农业生产方式变革，培育互助合作协会等乡村非正式组织，开展国民精神教育活动，激发村民自助、自立的创新精神。 建立地方行动小组，识别乡村创新发展机会，强调行动联合与多方参与，采取可持续发展的融资模式，开展本土化的试验性项目和乡村建设的创新实践。

3.1.1 东亚日韩实践

20世纪5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面临乡村人口流失严重、农业生产方式落后等困境，政府开创性地提出“一村一品”的新发展理念，开展以立足乡土资源特色、自立自主的“造村运动”，通过改善乡村基础设施、鼓励村民返乡创新创业、建立乡村合作协会等举措，提倡村民参与和自主决策，有效解决乡村内生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45]。随着韩国工业经济发展的腾飞，城乡二元对立、乡村空心化、贫富差距悬殊等问题逐渐显现，1970年韩国开展的“新村运动”基于政府主导与村民自治，改善乡村基础设施并大力发展乡村基础教育，鼓励知识青年“归农归村”为乡村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积极培育乡村非正式组织以激发村民协作精神，其本质在于确立村民的主体地位，给予乡村社会充分的话语权与自主权[46]。

3.1.2 欧盟LEADER实践

为解决乡村地区面临的人口老龄化、就业机会缺乏等问题，1962年欧盟实施自上而下的农业政策，但由于忽视了村民的主体性而未能成功，之后于1991年实施的LEADER计划被认为是乡村建设内生力量转向最具影响力的革命性尝试，是欧洲乡村振兴案例中社会创新和乡村新内源发展的实践样板[47]。LEADER强调乡村发展应立足于乡村本土社会文化开展试验性项目和创新实践，在主体层面鼓励社区参与以及对个体和集体赋权，在行动层面通过由村民、企业、政府等组成的乡村地方行动小组（Local Action Group, LAG）在地方与超地方之间建立资源协作的网络关系以促进知识、技术等创新要素的多层级流动，在结构层面旨在提高乡村治理体系的韧性[48]。这种围绕乡村新内源发展的跨部门协调尝试形成了具有前瞻性的乡村发展理念和乡村组织形式，具有更强的社会性，而非纯粹地依赖经济或制度基础[49]。

3.2 中国乡村社会创新实践

国外丰富的乡村社会创新实践为中国乡村发展带来了诸多有益启示，但与西方不同的是，发达国家的乡村由于较早卷入全球化进程，开放性程度较高，国家在乡村发展中所承担的角色相对模糊。纵观中国乡村百年发展史，乡村社会创新发展并不是凭空出现，而是一个不断丰富、不断积累的历史演进过程，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有组织地引导乡村利用自身资源禀赋进行创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战略从宏观层面对乡村发展初始动力的纵向赋权起了主导作用，为乡村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乡村社会治理效能的创新，体现了党的领导与基层群众力量相互结合的创新过程，凝聚了中国情境下乡村创新实践的丰富内涵。具体来看，基于社会创新的理论视角，结合中国乡村发展历程可以分为以下4个特征鲜明的社会创新实践阶段（图1）。
图1 中国乡村社会创新实践演进

Fig. 1 Evolution of rural social innovation practices in China

3.2.1 初步尝试阶段（20世纪20—40年代）

梁漱溟发起的“邹平模式”、晏阳初提出的“定县模式”、卢作孚创建的“北培实验”以及陶行知创办的“晓庄实验”等乡村建设实验，本质上是中国乡村的社会革命[50]。一批地方乡绅与知识分子从不同角度提出乡村建设的新想法，虽然形式各异，核心都是通过文化输入、教育普及等举措希望实现乡村重建。但由于各地缺乏统一有效的组织、领导与协调，特别是没有从制度层面保障村民土地的公平分配等原因，最终以失败告终。之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解决中国乡村的贫困问题，由中国共产党主导的井冈山和延安模式实施“耕者有其田”的政治策略，抓住土地问题的核心矛盾，从制度层面满足广大农民根本需求，打破乡村内部原有的社会结构，得到农民最坚决的支持、拥护和参与，一盘散沙社会被成功动员起来，实现了早期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追求，走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创新实践之路，为中国乡村社会创新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3.2.2 曲折摸索阶段（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78年改革开放）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先后经历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制度，走上了自力更生的艰苦创业道路。由于乡村贫困萧条，农民普遍缺乏生产资料，生产关系的变革与生产力的解放是推动中国乡村复兴的核心抓手。随着国家工业化的发展需求和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农民自发组织的合作社逐渐从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向人民公社演变。统购统销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和农民生活水平，但由于集体经济的统一管理忽略了农民自由发展的权利与需求，农民缺乏生产积极性，农业的生产效率大幅度降低，乡村发展仍然非常落后[51]。这个阶段的新中国经历了独立自主的创新过程，虽然推行的制度没有成功复兴乡村，但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消灭了中国乡村不平等的社会结构，统购统销的策略也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秩序保障，为中国乡村社会创新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3.2.3 正式实践阶段（1978年改革开放—2012年新时代）

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乡村的社会关系、社会结构与社会制度经历了一系列翻天覆地的变化，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等社会问题和社会需求日益显现。以安徽凤阳小岗村为代表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正式开启了中国乡村社会创新实践，也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具有代表性的社会创新实践之一。小岗村在中央出台解决“三农”问题的系列政策文件指导下，废除人民公社制度，逐渐形成由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和乡镇人民政府组成的农村基层政权以及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群众自治组织，赋予广大农民权利以激活乡村的内生发展动力，带领广大乡村地区走上富裕之路[52]。随着中国对外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等宏观环境的推动，乡村走向了以市场化为导向的内生发展动力培育阶段，注重以人的发展为核心的策略，党和政府在其中承担领导、组织、动员和协调的作用，从制度层面确保社会公平正义和有序参与，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2005年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五中全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2006年农业税的全面取消，为乡村社会转型提供了新的发展理念。国家陆续出台美丽乡村等系列政策，投入大量资本用于乡村地区人居环境、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条件的改善，乡村在资源配置上日益拥有自主性，市场活力与乡村社会自下而上的创新能力得到极大释放和激活，形成了政府和市场相互联动的创新机制。

3.2.4 创新发展阶段（2012年新时代以来）

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每年发布的一号文件在加强乡村社会创新发展方面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从2013年起“稳步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完善和创新村民自治机制”等重视创新乡村基层社会治理，到2016年起提出“增强农村发展内生动力”“支持乡村创新创业”等强调乡村主体地位、激活乡村创新潜力，以及2021年起“吸引城市各方面人才到农村创业创新”“完善农村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开展村级议事协商创新实验”“强化农村改革创新”等为乡村创新发展提供稳定配套支持与制度保障，本质都是在党的领导下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提升多元社会主体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促进实现乡村的制度创新、组织创新与社会创新。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提出学习运用“千万工程”蕴含的发展理念，更是为乡村创新探索赋能了高效的实践机制。新时代以来，从精准扶贫、乡村振兴到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都是破解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关键举措。2013年精准扶贫的提出创新性地实现了内生力量变革的扶贫开发机制，中国乡村扶贫工作中的驻村扶贫队伍在乡村振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实现了由政府主导转向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53]，社会创新是实现乡村精准扶贫战略目标的重要抓手[8]。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旨在激活乡村社会创新创业活力和乡村内生发展动力；“二十大”提出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以满足农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为引领，建立健全自下而上、村民自治、农民参与的实施机制[54]。新时代的“枫桥经验”坚持群众路线和问题导向，旨在通过共建共治共享赋能乡村社会治理效能、提升乡村社会凝聚力。社会创新在推动乡村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同样具有关键作用，新的乡村发展理念、新的乡村组织形式、新的乡村社会实践的引入有利于打破内部社会分化，有效促进财富增长与公平分配[55]。总体来看，社会创新作为一种能够平衡外部资源输入与内生发展能力培育的新视角，植根于中国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正不断改变乡村资源配置的原有法则，推动乡村从封闭式创新转向开放式创新，实现上下联动、内外力量融合的新内源发展。

4 新时代乡村社会创新与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

4.1 创新触发

通过以上理论与实践的梳理，乡村丰富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资源环境等本底条件是乡村社会创新的基础，乡村所面临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态问题与需求通常是触发乡村社会创新的前提条件（图2）。在经济方面，乡村仍面临着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如集体经济基础落后、乡村产业结构单一、农业生产效率低下、科技创新水平薄弱等，通过创新组合乡村劳动力、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催生乡村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是推动农业强国建设和乡村振兴的重要着力点；在社会方面，主要体现在乡村治理资源匮乏，如基层党组织建设不强、乡村治理人才匮乏、治理内生动力不足、公共服务不均衡等，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是破解乡村社会问题的重要途径；在文化方面，主要体现在乡村传统文化传承性不足，如乡村文化资源挖掘不深入、乡村文化设施建设不完善、乡村文化教育不充分等，如何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乡村地域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生动力；在生态方面，主要体现在乡村生态环境受到破坏，如生活垃圾处理、水源耕地污染和工业污染、生态保护意识不强等，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引领乡村振兴的重要现实需求。新时代的乡村振兴战略着重解决乡村发展中的关键问题与核心需求，单一的市场逻辑或资本逻辑往往忽视乡村的多元价值与长期效益，不能可持续地解决乡村发展困境，乡村社会创新能力的触发与培育是提高乡村弹性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56-57]。
图2 乡村社会创新与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

Fig. 2 Logical relationship of rural social innov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4.2 创新过程

创新过程通常包括问题化、利益表达和划定协调3个阶段[58]。内生型地方力量和嵌入型超地方力量等多元行动主体通过识别乡村发展拐点，打破乡村传统发展惯例，动员利益相关者参与，一个边界相对清晰的利益网络会逐步形成，即问题化阶段。其中，地方力量通常由基层党政组织、乡村专业合作社、本土能人、普通村民等组成。由于社会创新高度依赖乡村自组织能力，拥有丰富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源的地方力量深深扎根于乡村，通过动员发展地方的资源与能力、推动地方组织的成立与管理，强调村集体和村民在乡村发展过程中的主体性作用，是地方与超地方知识、资源、网络破冰互动的重要桥梁[59⇓-61]。新内源发展强调地方与超地方力量之间的互动与联结，如果失去外部力量的支持，一些有关新知识新灵感的社会创新也很难实现。因此，企业、社会组织等超地方力量也会被纳入至动态的乡村地方发展。新时代以来国家向贫困村选派的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为乡村提供外部知识、人才、技术、资金及产业帮扶等援助，党政组织力量的嵌入与行政力量的下沉本质在于提高村民自力更生和自我组织的能力，是对地方力量的自组织化与再组织化[62]。
在利益表达和划定协调阶段，利益网络得以进一步扩张，党政组织发挥了极强的统筹与动员能力，在充分尊重多方主体利益诉求的基础上对乡村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进行重新配置与规划，对公众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通过建立多层次合作信任关系培育村民乡村治理共同体的意识，创新党政组织与多元社会主体互嵌的作用机制，实现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多方资源整合的突破性变革。其中，协商和博弈行为时常发生，通过非正式制度的形成和组织文化的培育在既有的乡村社会规范中建立团体行为规范，重构乡村内部价值观以形成长期相互依赖的行为准则。多元行动者在利益网络中遵循共同的目标进行集体学习和集体行动，通过对资源的组织、利用与编排，促进知识、技术等创新要素在地方与超地方之间流动，最终在地方形成可持续的积极结果，推动乡村社会创新发展[63]。在具体实践中，创新结果的输出通常具有广泛的变革性特征，随着规则、制度和治理方式的改变，乡村的发展也越发嵌入至地方—区域—国家等多尺度的政治经济社会过程，创新结果有利于进一步实现多层级治理体系转型，为更具包容性、多样性和适应性的乡村治理系统开辟可能性[60]。

4.3 创新表征

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的改变是乡村社会创新的重要体现[64]。社会关系主要表现为社会网络与集体态度的转变，多元行动主体的加入推动了乡村社会网络的重构，乡村集体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与行为模式也随之发生变革，对于创新目标的实现具有积极作用。其中行动者的数量和类型以及资源的积累程度与乡村社会创新的能力成正比，行动者在网络中既可以扮演创新者、推动者或追随者，也可以产生异议起到抵制作用[65]。社会结构是社会关系的纵向表现形式与组织方式，随着社会关系发生变革，乡村原有的“差序格局”被打破，新的主客关系、雇佣关系、组织关系等逐渐形成，原本处于不利社会地位的群体也会获得相应的社会资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社会制度是规范乡村社会关系和社会成员行为的规则体系，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反映了乡村社会的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当社会需求无法满足时，随着乡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分配方式等发生变化，创新者会寻求更具社会效率的方案解决制度失灵的问题[66]。

4.4 创新目标

乡村社会创新对实现乡村振兴目标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8]。聚焦乡村产业发展需求，促进乡村在地资源的集中与增值，推动乡村旅游、乡村电商等业态创新发展[67-68]，推动乡村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实现乡村资源资本化、农业现代化转型、多元产业融合发展，促进实现乡村振兴产业兴旺的目标。聚焦乡村生态环境问题，推进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人居环境质量提升、绿色发展引领，促进实现乡村振兴生态宜居的目标。聚焦乡村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农耕文明等乡村优秀传统文化保护意识，推动乡村社会凝聚力提升、乡村社会和谐和睦发展，促进实现乡村振兴乡风文明的目标。聚焦乡村治理效能，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推动多元治理主体参与、实现乡村数字化治理转型，提高乡村自组织能力，促进实现乡村振兴治理有效的目标。聚焦乡村发展目标，推动原有生产生活和分配方式变革，催生创新创业机会，实现村民增收、村集体经济富足，促进实现乡村振兴生活富裕的目标。与此对应的是，乡村社会的发展潜力和吸引力进一步提升，自组织与再组织能力进一步强化，可以有效集聚地方以外的资本、人才和技术，助力实现乡村社会创新。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也能为乡村社会创新提供良好的实践环境与新的发展机会和需求，反馈并加强乡村社会创新发展。

5 新时代乡村社会创新助推乡村振兴的实现路径

从实践来看，中国乡村的外部力量远远大于内部力量，乡村社会创新过程中需要充分发挥乡村主体性，培育并提升乡村获取内外资源和自我发展的能力，实现具有集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为一体的双重逻辑的新内源发展。通过借助政策创新或改革试点的机会将资本、人才、技术等优质资源嵌入乡村，积极引入企业、社会组织等主体的市场优势和资源利用能力，地方力量和超地方力量在互动过程中形成利益分配等乡村治理地方制度，有效将乡村内生发展动力融入外部制度设计，实现内外力量的协同均衡发展[69]。由于乡村地理位置、产业结构等要素组合不同，资源禀赋存在显著差异，地方和超地方力量介入乡村的方式、程度和策略也不尽相同，但是本质都在于重构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推动形成三者协同发展的乡村治理新格局，实现乡村人地关系的变迁、优化与创新。

5.1 发挥政府引导，营造乡村创新生态

乡村发展的起步阶段通常面临乡村凋敝、资源短缺、创新主体匮乏等多重困境，因此难以凭借自身力量形成稳定的创新结构，政府力量的创新供给与统筹引导往往是突破乡村发展瓶颈、推动乡村创新发展的初动力[66,70]。
在创新供给方面，以乡村整体发展的利益诉求为出发点，推动乡村土地制度、集体产权制度、治理制度、农业支持和保护制度等正式制度改革，在保障村民权益基础上激活乡村不同主体的发展活力。同时，提供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资金红利可以有效解决乡村振兴初期的惯性失灵，改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水平，以及通过庭院绿化、污水处理等村容整治举措改善乡村人居环境、提高村民生活质量[71]。政府引导下的创新具备更明确的社会性目标[66]，通过盘活存量资本和利用村集体流转土地撬动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本进入乡村，实现村集体资产的价值轮换，为乡村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在统筹引导方面，融合乡村创新发展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目标，有机衔接企业、社会组织等超地方力量和能人、村民等地方力量之间的城乡创新联动，推动创新要素的城乡流动以打破城乡二元壁垒，进一步为培育乡村创新主体提供可支持创新成果转化与落地的平台，吸引外部力量对乡村的投资和经营，引导乡村建立完善的创新反馈机制，推动形成乡村创新循环。同时，为乡村的基层创新活动提供一定的发展空间，通过简化审批程序、降低市场准入门槛等方式减轻创新主体的行政负担以避免对创新过程的过度干预，营造多元行动主体社会创新创业的制度环境以激活乡村内生发展动力，形成良好的乡村创新生态。

5.2 优化市场资源，培育乡村创新主体

在乡村发展过程中，面临乡村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不足等问题，乡村旅游、乡村电商、现代农业、文化创意等产业帮扶的行动逻辑可以有效激活乡村生产要素的潜能、赋予乡村发展新的经济增长点，引导乡村在需求性市场的带动下形成新的创新结构，为培育乡村创新主体提供丰富的实践空间[67-68]。
积极培育以乡村能人、家庭农场负责人、行业协会负责人、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龙头企业负责人等个体，以及新型农业经营组织、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组织为代表的乡村创新创业主体，是提升乡村自我发展能力的重要举措[72]。个体层面的创新主体基于对乡村地方资源基础以及政策趋势的研判，利用血缘、地缘、业缘等关系优势动员企业家、能人、村民等加入乡村发展，可以有效凝结社会力量对乡村地方资源进行自组织与再组织[73]。组织层面的创新主体通常秉持全员参与的发展理念，采取自下而上的乡村空间资源分配和公共事务集体商议等方式进行乡村建设，通过建构乡村主体意识凝聚乡村内部认同感与行为共识，以跨组织协调的方式进行乡村集体行动，持续激活乡村内生力量[74]。同时，由村民组成的村集体作为乡村发展的主体，既是乡村建设的利益相关者也是参与者和决策者，具有承担中间地带的过渡功能，可以有效组织协调政府、企业、社会组织、村民之间的关系，以此重构乡村社会关系、优化乡村社会结构，通过创新自主治理的集体经济发展制度，推动多层次创新主体之间形成分工合理、协调有序的发展格局[75]。

5.3 推动社会参与，优化乡村人地关系

面对乡村陷入集体行动困境等结构性问题，通过确保村民主体地位，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社会资本参与乡村发展，持续推进城市的经济社会要素向乡村集中，积极强化乡村的基础设施服务能力，实现乡村资源配置和人地关系的优化[76]。
政府、市场等外部力量的支持和引导有利于乡村乡土生态资源的合理利用与保护、乡村利益相关者参与权和决策权的再分配，以及乡村社会整体福祉的提升。通过培育壮大家庭农场、合作社、龙头企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有效带动小农户全面参与乡村振兴，村民通过直接参与或股份制间接参与乡村的产业发展，部分弱势群体通过权益分配也能获得相应的经济收益和社会地位，使其具有自我发展能力、协作能力和参与解决公共事务的能力。支持乡村建立自治组织进行社会化学习、社会资本积累等集体行动，通过组织化实践释放乡村的主体性以及村民的主体地位，以组织创新或制度创新的方式组织乡村参与创新推广和集体生产，唤醒地方力量发展乡村的主体意识，激活乡村的内生发展动力。积极鼓励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开展形式多样的结对共建、劳务协作、消费帮扶等乡村振兴工作，建立和完善多元行动主体的利益联结机制，有效提升村民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生成具有激励和约束效应的地方制度，提升乡村社会发展的凝聚力，实现乡村集体成员能力的提升[69]。

6 面向乡村振兴战略的乡村社会创新研究展望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是新时代乡村经济社会的主要矛盾，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更是强调了乡村充分发展的迫切需求。社会创新作为乡村发展的新思路，集成优化地方和超地方资源要素，改善乡村外部环境及其内生发展动力，有效弥补政府和市场失灵，解决乡村社会问题和社会需求，拓宽上下联动、内外力量融合的新内源发展通道，有助于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与可持续发展。因此，对中国情境下的乡村社会创新研究方向进行素描，审视乡村社会创新的逻辑演进与理论探索、识别乡村社会创新的关键要素与隐形门槛、总结乡村社会创新的网络演化与驱动机制、实现乡村社会创新的动态跟踪与效应评估，将创新成果同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具有重要性、紧迫性和战略性意义。

6.1 乡村社会创新的逻辑演进与理论探索

基于中国乡村社会创新的逻辑演进和理论探索研究的不足，在城乡转型与统筹发展背景下聚焦乡村社会关系如何从血缘地缘向业缘变迁、乡村社会结构如何从传统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乡村社会制度如何从结构性政府供给向多元化基层治理完善，明晰社会创新在不同时期城乡连续谱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界定与拓展乡村社会创新的概念内涵和外延，基于质性研究等归纳演绎的方法识别新时代乡村社会创新的构成要素，界定乡村社会创新的理论维度。将社会创新融入乡村地理学的既有理论框架，促进地理学与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生态学等多学科、跨领域、全方位的深度融合与交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探究乡村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和培育如何激发乡村社会创新创业活力，推动乡村社会创新与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农业农村现代化、乡村可持续发展、乡村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传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相关研究范畴和理论的应用与拓展。同时，乡村旅游作为乡村社会创新的现实载体和有效路径[77]，突破乡村传统熟人社会、宗族社会的束缚，撬动地方与超地方创新要素的流动与集聚，也是有效激活乡村社会创新潜能的重要方式。具有中国国情特色和制度环境的乡村地域发展为乡村社会创新理论体系的构建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样本，以此回答新时代、新实践中的现实问题，科学指导乡村振兴与发展。

6.2 乡村社会创新的关键要素与隐形门槛

中国情境下的乡村社会创新发展深受外部制度、市场和文化环境以及内部资源禀赋、行动能力等要素的影响，通过约束或赋予个体和组织能动性影响乡村社会创新行为的产生、发展与扩散，识别可能会给乡村提供创新动力或是抑制乡村创新的关键要素有利于降低创新的隐形门槛，对乡村社会创新的触发与推进具有重要作用。就外部影响要素而言，探究乡村土地、银行信贷等稀缺资源以及投资规模投入无法保障等法律法规外部制度不健全对乡村社会创新触发与实施的阻碍[78]；识别乡村市场存在的机会主义和不良竞争行为对乡村市场秩序、资源配置效率和创新活力的影响；探究乡村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传承、村民文化自觉、文化认同程度等文化环境对乡村社会创新的影响。就内部影响要素而言，甄别不同乡土生态资源禀赋和初始发展条件的乡村社会创新特征、动力、路径和典型发展模式；探究乡村社会资本、集体行动能力等对乡村社会创新发展潜力的内生性影响。基于发达地区传统乡村、城郊村和贫困村等典型村域，以及欠发达区乡村社会创新的实证研究，识别不同类型乡村外源和内源驱动力的地域差异，基于组态研究视角结合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等方法归纳总结乡村社会创新的创新触发条件与隐形门槛。

6.3 乡村社会创新的网络演化与驱动机制

作为乡村社会中信任、规范等社会资本以及知识、技术等创新要素流动、集聚和扩散的重要载体，乡村社会创新网络的构建融合了村民、能人、企业、社会组织、政府等多元创新主体的参与，是一个促进创新要素自由流动、创新成果快速扩散的动态创新结构，有利于不同类型创新主体间的协同合作，以提高自身能力、获取外部资源[79]。关注乡村社会创新过程中创新主体组织层面的微观演进以及创新网络的形成演化与驱动机制，解析乡村社会创新网络的动态性特质，探讨创新主体结构的形成、转型与变迁，分析人口、家庭、阶层等乡村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变化，识别关键节点和桥接角色在乡村创新网络中的位置结构，探究核心创新主体在乡村社会创新网络中的作用机制，如政治能人、经济能人、社会能人等不同类型的乡村能人拥有不同的组织协调能力与资源整合能力，在乡村社会创新实践中承担不同的社会角色以及差异化的行动逻辑。理论演绎资本、权力、制度等核心要素在乡村社会创新网络中的演化逻辑，厘清乡村内外部社会创新力量的互动方式与驱动机制。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为乡村注入了新的时代元素[80]，改变了原有的组织边界和网络连接的强度与深度，分析数字经济下的乡村社会创新主体如何提高获取、处理、分析信息的行动能力，有效共享、整合资源并赋予乡村社会创新网络演化新特征、新机制，探究多元创新主体的嵌入与互动及其价值共创机制。

6.4 乡村社会创新的动态跟踪与效应评估

基于时间序列等纵向研究方法对不同地域类型的乡村社会创新影响进行动态跟踪研究，从微观、中观和宏观尺度构建乡村社会创新的多尺度综合效应评估体系。基于微观层面关注乡村社会创新过程中乡村人地关系转型的在地化、去地化和再地化过程，以及乡村社会创新对不同社会阶层主体生产生活等方面的影响。从中观层面构建乡村社会创新与乡村社区发展的实证分析框架，探讨和比较创新结果对乡村发展、乡村振兴的直接或间接作用，如将社会资本、价值创造等变量纳入分析框架并建立关系[81]。从宏观层面关注乡村生态文化资源的保护利用与可持续发展，建立乡村社会创新过程中的资源利用评估体系。关注以社会目标为导向的创新投入与产出，以及对乡村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等方面的促进与支持。探讨社会创新对乡村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原生制度与外来制度逻辑的影响效应，如乡村集体产权制度的构建与改革、乡村治理范式的转换、乡村的同群规范约束等[82-83]。同时，依据创新结果输出的地域范围与组织形态研判乡村社会创新结果的不同类型，如可进行复制的克隆型社会创新、孵化型社会创新、独立型社会创新等[84-85]，以此构建并完善乡村社会创新综合效应的评估体系。

7 结论与讨论

7.1 结论

（1）乡村社会创新是指为满足乡村社会需求，内生型地方力量与嵌入型超地方力量以乡村为行动舞台，共同生产或重构乡村社会网络，建立新的乡村社会关系、社会结构或社会制度的创新过程。本质在于增强社会的行动能力与实现可持续的社会效益，最终体现为乡村所有个体外在环境的改善和内在能力的增强，以推动乡村可持续发展。
（2）社会创新理论视角下的中国乡村发展历经20世纪20—40年代的初步尝试阶段、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78年改革开放的曲折摸索阶段、1978年改革开放—2012年新时代的正式实践阶段和2012年新时代以来的创新发展阶段，是一个不断丰富、不断积累的历史演进过程。
（3）新时代乡村社会创新与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包括创新触发、创新过程、创新表征和创新目标，乡村社会创新对实现乡村振兴目标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乡村振兴的全面推进也能反馈并加强乡村社会创新。新时代乡村社会创新助推乡村振兴的实现路径在于重构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
（4）针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战略需求和实践需求，新时代的乡村社会创新研究应着力于从乡村社会创新的逻辑演进与理论探索、乡村社会创新的关键要素与隐形门槛、乡村社会创新的网络演化与驱动机制、乡村社会创新的动态跟踪与效应评估等方面展开，以期更好地为乡村社会创新与乡村振兴研究提供理论指引与实践参考。

7.2 讨论

社会创新理论强调用创新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提高社会治理效能、促进社会公平和可持续发展，这一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核心理念相一致，强调以人民为中心、关注人民需求和福祉，与乡村振兴的价值理念具有高度契合性。社会创新带来乡村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的变革是新时代乡村人地关系优化的重要驱动，通过解决社会问题和创新社会治理方式，利用创新提高乡村社会能力并建立新的规则体系，实现乡村资源的再配置以及乡村内生动力与外生动力的有效联结，有助于解决中国乡村深层次发展的动能问题，突破中国乡村“外源—内源”二元对立的发展瓶颈，为乡村振兴的新内源发展提供新的解释框架。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城乡要素持续流动与交换，未来的乡村发展更是充满着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的环境特征，以乡村为主体扎根乡土对乡村进行自组织与再组织，激活并唤醒乡村沉睡的金融、劳动、生态文化资源，培育乡村内生发展动力，提高乡村自我发展和社会创新能力，是在不确定性情境中谋求乡村地域发展的重要源动力[86]。因此，乡村社会创新不仅是新时代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行动选择，也是不确定性情境中乡村社会维持自身常态运行和有序发展的重要方式。但就已有研究来看，学界对乡村社会创新的研究显著落后于实践的进展，当前亟需结合乡村振兴战略，深入中国乡村发展的现实情境，推动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社会创新理论与实践研究，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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