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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 Vol. 79 >Issue 10: 2670 - 2690

DOI: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2410016

城乡与区域发展

全球能源产业的价值分配与依赖关系及影响因素

  • 张强 , 1, 2, 3 ,
  • 杜德斌 , 1, 2, 3 ,
  • 夏启繁 1, 2, 3 ,
  • 孙溯源 4 ,
  • 桂钦昌 5
展开
  • 1.华东师范大学 世界地理与地缘战略研究中心，上海 200062
  • 2.华东师范大学全球创新与发展研究院，上海 200062
  • 3.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上海 200241
  • 4.华东师范大学 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上海 200062
  • 5.西南大学地理科学学院，重庆 400715
杜德斌(1963-), 男, 湖北宜昌人, 教授,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世界政治经济地理与科技创新政策。E-mail:

张强(1996-), 男, 四川泸州人, 博士生, 研究方向为世界地理与地缘政治。E-mail:

收稿日期: 2023-08-05

  修回日期: 2024-03-21

  网络出版日期: 2024-10-25

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9ZDA087)

收起

Value distribution, dependency, and drivers of the global energy industry

  • ZHANG Qiang , 1, 2, 3 ,
  • DU Debin , 1, 2, 3 ,
  • XIA Qifan 1, 2, 3 ,
  • SUN Suyuan 4 ,
  • GUI Qinchang 5
Expand
  • 1. Center for World Geography and Geostrateg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 2. Institute of Global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 3. School of Geographic Scienc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 4. Schoo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 5. School of Geographic Sciences,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Received date: 2023-08-05

  Revised date: 2024-03-21

  Online published: 2024-10-25

Supported by

Major Projects of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19ZDA087)

Fold

摘要

能源是全球经济正常运作的重要基石，理清全球能源产业格局的特征和态势意义重大。基于联合国跨国投入产出数据对1990—2022年能源产业价值进行测算，揭示了全球不同产业环节的价值分配、非对称依赖关系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 全球能源价值规模在时序上大致上呈现“缓慢—快速—缓慢—萧条”的发展趋势，与全球经济10年周期规律基本一致。② 能源小国高度依赖于能源大国，大国间相互依赖数值也有所上升，尤其是勘探开采环节依赖指数迅速增长，全球逐渐趋向于“共存共荣”的经济命运共同体。③ 中国、俄罗斯、沙特等国家的崛起，推动着全球依赖网络中的链主和枢纽转换，区域社团边界趋向模糊、权力等级结构开始迭代，冷战后美国为核心的单极世界向多极化方向演进，全球能源秩序正深刻重组。④ 国家（地区）间能源产业依赖关系是国家（地区）主体差异、相对优势和多维邻近性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贸易差距、企业差距、共同语言、历史殖民和合作组织呈现出显著的正向驱动，地理距离呈现出显著的负向抑制作用，而经济差距、制度环境差异的影响并不明显。不同时期能源产业环节间的影响因素效能也存在明显差异。

关键词： 地缘政治; 价值分配; 非对称依赖; 国际能源格局; 影响因素; 全球价值链

本文引用格式

张强 , 杜德斌 , 夏启繁 , 孙溯源 , 桂钦昌 . 全球能源产业的价值分配与依赖关系及影响因素[J]. 地理学报, 2024 , 79(10) : 2670 -2690 . DOI: 10.11821/dlxb202410016

Abstract

Energy is pivotal for the operation of the global economy. It is thus critical for us to elucidat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dynamics of the global energy industry during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Using the input-output data by the United Nations from 1990 to 2022, this study gauges the added value of the energy industry of 184 countries and regions in the world and seeks to show its distribution, asymmetric dependency, and key drivers across different industrial stages. (1) We find the value of the global energy industry grew slowly at first, then rapidly, followed by slowly again, and ended up a recession during the period covered in our analysis. This temporal trend corresponds to the cycle of the global economy for each decade. (2) Energy small countries exhibited growing dependence on energy superpowers, and likewise interdependence among energy superpowers also increased, especially in the stage of prospecting and exploitation. This signifies that our world has gradually become an interconnected community of economic coexistence and co-prosperity. (3)We saw the rise of China, Russia, Saudi Arabia, and other countries as they gradually became the chain leader and hubs of the global energy industrial network. Their rise also has made the boundaries of cooperatives blur and the hierarchy of power iterate. The post Cold-War world is evolving from a unipolar one domina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into a multipolar one, and the global energy order is experiencing a profound reorganization. (4) Interdependence on the energy industry is a result of differences in attributes among countries (regions), their relative advantages, and their multidimensional proximity. Trade gaps, disparities among coporates, shared languages, colonial histories, and global organizations strengthened their interdependence, whereas geographic distance acted 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factor. Both economic gaps and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s did not make an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shaping energy dependence. The role of these factors vary across different industrial stages over time.

Key words： geopolitics; value distribution; asymmetric dependency; international energy structure; drivers; global value chain

1 引言

能源是国家政治和经济实力的硬通货，在全球地缘政治博弈中具有特殊战略地位[1]。据《2022年世界能源统计报告》显示，化石能源占全球一次能源消耗的82%。化石能源仍是全球能源市场的主体，新型能源尚不构成具有大国地缘政治牵制的战略资源属性[2]。世界化石能源主要产地处于地缘政治不稳定的“破碎地带”，是当前国际地缘政治热点地区[3-4]。目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地区冲突和国家经贸竞争频繁发生，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面临多重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5]。中美“脱钩”，俄欧“断链”，到底谁更依赖谁?及时理清全球能源价值流动及其隐含的依赖关系显得尤为重要[6]。
随着全球化进程推进，企业在全球寻找资源的最佳配置，学术界便衍生出全球产业链[7]、全球商品链[8]、全球价值链[9]、全球生产网络[10]、全球供应链[11]等一系列概念。能源资源是一种特殊的战略商品，全球能源分工体系不仅是经济要素的流动和区域组织模式，更是蕴含着深刻的国际关系与政治的内涵。企业在全球分工中的跨境合作与扩张，离不开母国的政策扶持和安全保障，而企业的全球扩张为巩固国家权力输送技术和资金[12]。学者们从企业角度重点探讨了全球产业的组织和治理逻辑，主导企业是如何参与和决定资源和财富在产业分工中的分配和流动[13-14]。国际政治与经济领域聚焦于关注主权国家如何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或者技术升级，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环节所转型[15-16]。随之相关研究范式出现从场所空间向“流空间”的转向[17]，即从能源资源禀赋、炼制加工、运输和消费等的地理格局[18]，转向能源产业分工、贸易关系、价值流动中的国家间依赖关系[19-20]。相互依赖关系是当前国际关系中最为普遍的情况，Keohane把其界定为均等化依赖、绝对依赖和非对称依赖3种类型[21]。测量国家间依赖关系主要有贸易密集指数[22]、外贸依存度[23]、显示性贸易偏好指数[24]等指标。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与依赖关系研究较为契合，不仅提供了国家间依赖关系演化的研究路径，还能够将国家竞合关系、等级结构、权力半径置于整个国际依赖网络结构中进行测算和阐述。在此基础上，刘承良等从脆弱性和敏感性概念构建了能源非对称依赖模型，刻画了中美能源产业的空间领域和均势区[25]。种照辉等通过社会网络模型和QAP回归方法定量分析了化石能源与可再生能源贸易依赖网络之间的替代关系[26]。Cappelli等从能源依赖、经济依赖、国际依赖和地缘政治依赖4个方面构建多维石油依赖度指数，揭示了欧盟对石油的依赖趋势及排名演化[27]。刘林青等基于国家贸易依赖指标探寻了国际贸易依赖网络的宏观拓扑结果和依赖的“第三方效应”[28]。
然而，既有研究忽视了能源具体产业环节中价值分配和依赖关系的结构性差异，不同产业环节相互依赖关系背后的影响机制尚未涉及。同时，全球能源产业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产业链条中某一环节的变动会影响到其他环节甚至整个链条。能源产业环节容易受到市场垄断、技术门槛、投资风险等地缘因素的影响，造成自上而下的价值递增与实现过程受阻，并导致价值分布的严重不均[29]。另外，国家间能源权益的博弈并不以双边贸易为起点和终点，国家间非对称依赖关系的敏感性和脆弱性，更多是体现在国家间非对称的利润波动和受损程度[30]。联合国投入产出数据可以对能源产业的增加值进行溯源，弥补了传统贸易数据无法精确量化国家在对外贸易中经济收益的缺陷。鉴于此，本文重点解构了1990—2022年全球能源产业具体环节中的价值分配和博弈关系，构建了全球184个国家（地区）间各环节的相互依赖关系网络，甄别了相互依赖网络的关键链路、核心节点、区域社团和等级圈层结构，以此揭示百年变局中的国家（地区）能源权力地位和国际格局走势；最后借助多元回归二次指派模型，探讨了全球能源产业相互依赖关系的一般性过程和影响机制。

2 理论框架

企业为实现成本最小化和资源利用最优化，开始将技术研发、勘探开采、加工炼制、市场营销、金融服务等环节分散至全球不同地区开展，能源产业便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解绑”，衍生出全球能源分工体系[7⇓⇓⇓-11]（图1）。能源价值在每个产业环节中依次创造，并通过国际贸易传递至下一个环节，国家（企业）根据自身在产业环节中的贡献和地位来获取分工利益[31]。经济全球化加强了经济体间的能源贸易联系和要素流动，促使世界能源产业分工合作从集中式网络生产、分工和贸易方式转向为分散式的网络模式，也为新兴经济体参与到全球能源产业的权益博弈提供了新机会。
图1 全球能源权益博弈的理论框架

Fig. 1 The framework of global energy rights and interests game theory

西欧北美等发达国家借助资本、技术、金融等一系列建构顶层规则的手段，以及高端环节回流、中低端环节外迁的不平等合作模式，长期主导着全球能源价值创造、流动和分配[32]。Fernández认为全球分工模式带有强烈的国家意图，本质上是主要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确立战略优势地位，最大程度的符合其国家利益的新自由主义工具[33]。全球能源价值可以理解为分工利益和贸易利益两部分，国家普遍利用比较优势和规模效应获取分工利益，仅少数国家才具备能源定价和议价的话语权，并获得价格倾斜及其贸易利益[34]。控制着全球产业链关键节点和链条的国家不仅容易捕获更多的价值，还能对其他国家的生产活动和意图施加影响[35]。能源小国遭受发达国家构筑的“精英俱乐部”阵营俘获，处于跟随和从属的不平等地位，往往陷入了能源关键技术的结构性困局[36]。不平等交换理论认为国际贸易催生了国家间生态交换的不平等性，发达国家从资源国手中夺取了大部分的能源剩余价值，并将低附加值和高污染的产业进行离岸转移，导致外围国家能源资源储备的枯竭和生态环境的破坏，资源富裕的小国（譬如中东地区）遭遇了“资源诅咒”和多股大国力量的介入[37-38]。
Keohane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赖的时代”[21]，全球能源分工体系也不例外。随着国家间双边联系和能源外交日益密切，能源行为体间敏感性和脆弱性差异便集中体现为非对称相互依赖关系[39]。马克思认为资本家按资本和实力来瓜分世界，资本逐利促成了国家间贫富差距和发达国家的主导地位，形成了中心和边缘国家的依赖关系[40]。换言之，国家（地区）在全球能源分工体系中的不对等交换，孕育出国家（地区）间的非对称依赖关系。同时，国家（地区）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初始位置和价值获取，又受制于更高层面的依赖关系网络。国家（地区）间的相互依赖关系与资源配置结构联系紧密，使得国家（地区）间成为“共存共荣”的经济命运共同体。能源地理分布赋予的权益不局限于属地化，以国际贸易、分工价值、依赖关系为代表的“流空间”在地缘经济中的作用愈发凸显。国家能源安全不再是“零和博弈”，更多体现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权益再分配[17]。

3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3.1 研究方法

3.1.1 能源产业环节划分

石油、天然气和煤炭三者均属于化石能源，有时且为共生矿藏，相关加工技术及化工产品高度嵌套[41]。因此，本文通过投入产出表中的交易金额将石油、天然气、煤炭集成为一个综合对象进行分析，进而将能源产业划分为勘探开采、加工炼制、制成产品3个基本环节[42]。其中，勘探开采环节属于采掘业，包括煤炭、石油、天然气相关的能源勘探、净化分离和开采收集等服务和产品；加工炼制环节侧重于能源化工业，包括烯烃、芳烃、石脑油、沥青和硫磺等一次化工产品；制成产品侧重于能源燃料，涉及汽油、煤油、柴油、天然气、液化气、煤炭和煤气等制成产品。另外，合成橡胶、纤维、化肥和建材等衍生产品超出了能源本身范畴，没有纳入考量。

3.1.2 里昂惕夫分解与价值溯源

沃西里·里昂惕夫创造性提出了投入产出理论和模型，衡量了不同部门之间投入与产出的相互依存关系[43]。投入产出理论为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生产和就业问题做出重大贡献，此后成为西方经济学中经济循环分析的范式之一。本文通过跨国（地区）投入产出表，对能源产业环节中的增加值进行溯源[44]，以此探讨产业间的价值分配和国家（地区）利润情况。跨国（地区）投入产出表包括总产出矩阵（X）、中间品矩阵（Z）、最终消费品矩阵（Y）和增加值矩阵（Va），并引入投入产出系数矩阵（A）、增加值系数矩阵（ V ˇ）、里昂惕夫逆矩阵（B），其中X=AX＋Y，B= ( 1 - A ) - 1， V ˇ B为增加值份额矩阵，反映i国（地区）参与j国（地区）产品生产而获得的增加值（表1）。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增加值价值分解得到国家（地区）间进出口增加值网络矩阵 T V i j，在全球能源分工协作中一个国家（地区）既是增加值的输入国（地区）又是输出国（地区），便对应着进口和出口两种增加值（表2）。矩阵中每一行是该列国家（地区）总出口的增加值，如第一行表示国家（地区）1向本国以及别国（2, 3, …, j）输出的价值，同理矩阵中每一列表示该列国家（地区）总进口的价值。
表1 跨国(地区)投入产出表

Tab. 1 Transnational input-output table

投入 产出
中间使用 最终需求 总产出
i行业 j行业 i行业 j行业
i行业 xii xij yii yij Xi
j行业 xji xjj yji yjj Xj
新增价值 Vi Vj
总投入 Xi Xj
表2 国家(地区)进出口价值分解

Tab. 2 Decomposition of import and export values

输出国(地区) 输入国(地区)
国家(地区)1 国家(地区)2 … 国家(地区)j
国家(地区)1 T   V 11 T   V 12 … T   V 1 j
国家(地区)2 T   V 21 T   V 22 … T   V 2 j
… … … … …
国家(地区)i T   V i 1 T   V i 2 … T   V i j

3.1.3 非对称依赖关系

国家（地区）间价值的不均衡流动背后隐喻着不平等交换和非对称依赖关系，选取HM指数（Hubness Measurement Index）来评估完全市场化情景下，国际能源分工合作网络中的国家（地区）间非对称依赖关系[45]。由公式（1）、（2）可以看出，i国（地区）向j国（地区）输出的价值，或者j国（地区）向i国（地区）输出的价值越集中，其依赖指数便越高。国家（地区）两两间依赖关系不断扩展、成链结网，最终便构成了一个有向加权依赖网络。
H M i → j = E X P i → j E X P i × 1 - I M P i → j I M P j × 100 %
H M j → i = E X P j → i E X P j × 1 - I M P j → i I M P i × 100 %
式中： H M i → j表示i国（地区）对j国（地区）的能源产业依赖指数； E X P i → j表示i国（地区）向j国（地区）输出的价值； I M P i → j表示i国（地区）从j国（地区）输入的价值； E X P i和 I M P j分别表示i国（地区）总出口价值和j国（地区）总进口价值。同理， H M j → i、 E X P j → i、 I M P j → i分别表示j国（地区）对i国（地区）的能源产业依赖指数、输出的价值、输入的价值； E X P j和 I M P i分别表示j国（地区）总出口价值和i国（地区）总进口价值。

3.1.4 区域社团

区域社团是指网络关系更为紧密的国家（地区）组合，属于同一个社团的国家（地区）合作紧密集聚化程度高，而外部国家（地区）间的网络联系相对稀疏。本文采用Louvain算法挖掘出国家（地区）依赖关系网络的紧密程度以划分出不同的区域社团[46]，具体公式如下：
Q = 1 W ∑ i j w i j - N S P i N S P j w δ C i C j
式中：Q表示网络模块度；wij为i国（地区）和j国（地区）的联系情况，若有联系，wij = 1，反之为0； δ ( C i C j )用以判断国家（地区）间是否同属某社团，若是，则为1，否则为0； N S P i、 N S P j分别为i国（地区）和j国（地区）的加权度数；W是网络中所有权重之和。

3.1.5 等级结构

美国学者Wallerstein的世界体系理论，根据经济分工的复杂性和国家整体实力，将世界经济体划分为“核心—边缘”的等级结构[47]。据此，本文采用Pajek块模型分析中的“hierarchical clustering”算法，根据国家（地区）间依赖数值及其网络联系将国家（地区）划分为核心、半核心、半边缘和边缘4个等级层次，进一步探索依赖关系背后权力等级层次的演化特征与迭代重组过程。

3.1.6 影响因素

（1）回归模型选择。多元回归二次指派模型（MRQAP）是基于随机置换的非参数检验方法，无需假设各变量间的相互独立，解决了传统普通回归模型中变量的多重共线性和自相关问题[48]。同时，MRQAP擅于分析多个关系矩阵间的影响机制，其应用不断拓展到多源异构数据和国际关系层面的研究，如能源贸易网络与多维邻近性的动力机制[49]、地缘政治关系与稀土贸易关系的作用反馈[50]、传统能源与新兴能源网络的替代关系等[26]。
（2）变量选择。国家（地区）间的主体差异和相对优势影响对于能源合作伙伴的选择，奠定相互依赖的基本格局（表3）。在依赖理论中，导致世界体系支配与被支配依赖关系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的积累，资本积累和不等价交换源于资本逐利的本性，国家（地区）间资本力量差异可由各国的经济水平GDP差距和贸易差距表示[51]。在能源矿产禀赋、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不均衡分布，决定了能源工业国和资源国之间的不平等交换和非对称依赖[52-53]。规避传统能源储量的数值异常情况，通过能源产量和能源贸易量来衡量能源禀赋；另外劳动力用国家（地区）劳动人口总数来衡量。国家（地区）间能源产业依赖关系演化的过程中，国际能源公司是能源价值跨境流动的重要行为主体，是国家行为和国家意志代理人，以其强大的资本技术、开采份额和市场份额推动着世界能源格局的演变，可以通过能源企业的总资产来刻画能源企业差距[54]。
表3 国家(地区)间能源产业依赖关系的影响因素

Tab. 3 Key drivers for inter-country dependence on energy industry

变量(简称) 变量描述 矩阵处理 数据来源
因
变
量		 勘探开采依赖关系HM_Extraction
 勘探开采环节的相互依赖值 多值矩阵 作者计算
加工炼制依赖关系HM_Chemical 加工炼制环节的相互依赖值 多值矩阵 作者计算
制成产品依赖关系HM_Product 制成产品环节的相互依赖值 多值矩阵 作者计算
自
变
量		 经济差距Economic_dif 生产总值的差值 差值矩阵 世界银行
贸易差距Trade_dif 能源进出口贸易额的差值 差值矩阵 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
禀赋差距Endowment_dif 能源生产量的差值 差值矩阵 BP全球能源统计年鉴
人口差异Population_dif 劳动人口总数的差值 差值矩阵 世界银行
企业差距Corporate_dif 所属能源企业资产的差值 差值矩阵 Osiris全球上市公司分析库
地理距离Distance 首都(省府)之间的距离 多值矩阵 国际信息与前景研究中心
共同语言Language_clos 共同官方语言、口语和母语赋权计算 多值矩阵 国际信息与前景研究中心
历史殖民Colonization 是否具有殖民关系或共同殖民经历 二值矩阵 国际信息与前景研究中心
制度环境差异Institutional_dif 世界政治治理指标分数 差值矩阵 世界银行
能源合作组织Organization_clos 是否同为能源合作组织和贸易协议 多值矩阵 作者统计
演化经济学家认为国家（地区）间邻近性是影响国家（地区）间依赖关系强弱的重要通道和媒介，国家（地区）间属性越邻近越容易产生依赖关系[55-56]。就垄断市场而言，地理邻近、文化邻近和历史殖民关系，在提供产品信息、买卖双方的匹配方面尤为重要[57]。不发达国家（地区）的制度环境和行政能力明显低于发达国家（地区），他们往往更加依赖贸易征税，从而造成高额的贸易壁垒，同样对西方式民主国家不同政党对保护主义或贸易协议的要求也存在分歧[58]。此外，同盟合作关系可以有效避开贸易壁垒，除了贸易协议外，还有能源生产国、消费国各自成立的能源合作组织，均有效增强了成员间的合作交流，当然也带来了新的地区性贸易壁垒[59]。本文选择了国家（地区）间首都（省府）距离表示地理距离；共同语言通过共同官方语言、口语和母语进行赋权得分来表征[60]；历史殖民则是历史上是否具有殖民关系或共同殖民经历；制度环境用涵盖话语权和问责制度、政治稳定和暴力控制、政府效能、管制质量、法制程度以及腐败控制6维度的全球治理指数来表征；能源合作组织包括了国际能源论坛、国际能源署、天然气出口国论坛、石油输出国组织，以及欧洲联盟、二十国集团、上海合作组织和“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等合作组织和贸易协议，本文根据两国共同参与同个组织和协议的次数来构建矩阵[61]。
（3）回归模型构建。既有研究忽视了不同产业环节的结构性差异，缺乏对国家（地区）间不同产业环节依赖关系形成机制的细致分析。因此，本文借助MRQAP回归方法和引力模型，构建了国家（地区）间3个产业环节能源依赖关系的回归模型，如下：
H M _ E x t r a c t i o n i j = β 0 + β 1 E c o n o m i c _ d i f i j + β 2 T r a d e _ d i f i j + β 3 E n d o w m e n t _ d i f i j + β 4 P o p u l a t i o n _ d i f i j + β 5 C o r p o r a t e _ d i f i j + β 6 D i s t a n c e i j + β 7 L a n g u a g e _ c l o s i j + β 8 C o l o n i z a t i o n i j + β 9 I n s t i t u t i o n a l _ d i f i j + β 10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_ c l o s i j + μ
H M _ C h e m i c a l i j = β 0 + β 1 E c o n o m i c _ d i f i j + β 2 T r a d e _ d i f i j + β 3 E n d o w m e n t _ d i f i j + β 4 P o p u l a t i o n _ d i f i j + β 5 C o r p o r a t e _ d i f i j + β 6 D i s t a n c e i j + β 7 L a n g u a g e _ c l o s i j + β 8 C o l o n i z a t i o n i j + β 9 I n s t i t u t i o n a l _ d i f i j + β 10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_ c l o s i j + μ
H M _ P r o d u c t i j = β 0 + β 1 E c o n o m i c _ d i f i j + β 2 T r a d e _ d i f i j + β 3 E n d o w m e n t _ d i f i j + β 4 P o p u l a t i o n _ d i f i j + β 5 C o r p o r a t e _ d i f i j + β 6 D i s t a n c e i j + β 7 L a n g u a g e _ c l o s i j + β 8 C o l o n i z a t i o n i j + β 9 I n s t i t u t i o n a l _ d i f i j + β 10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_ c l o s i j + μ
式中： H M _ E x t r a c t i o n i j、 H M _ C h e m i c a l i j和 H M _ P r o d u c t i j为因变量，分别代表 i国（地区）和 j国（地区）在能源产业的勘探开采、加工炼制和制成产品环节的依赖关系。同时，简化了依赖关系数据流向（进、出口依赖），采用无向求和的方式获得两者间的依赖数值作为被解释变量； β 0和 μ分别为常数项和随机干扰项； β 1 ~ β 10为选取的10个影响因素；Economic_dif为经济差距；Trade_dif为能源贸易差距；Endowment_dif为能源禀赋差距；Population_dif为人口差异；Corporate_dif为能源企业实力差距；Distance为首都（省府）间地理距离；Cultural_clos为共同语言；Colonization为是否具有历史殖民关系；Institutional_dif为制度环境差异；Organization_clos为是否同属能源合作组织和贸易协议。

3.2 数据来源与处理

研究数据涉及两方面：① 能源产业价值及依赖关系。基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跨国投入产出表（https://worldmrio.com）对国家（地区）能源产业各个环节的价值（增加值）进行溯源，据此测算各国家（地区）能源的价值分配和相互依赖关系。需要说明的是，如上文所述国家（地区）新增价值可以分划分进口、出口和境内3部分，依赖关系是跨国（地区）合作中的非对称关系，仅需选取国家（地区）进出口价值进行测算。② 国家（地区）间依赖关系驱动因素方面。其中能源产量来源于全球能源统计年鉴（https://www.bp.com）；能源进出口贸易额来源于地球资源贸易统计数据库（https://resourcetrade.earth）；能源企业资产情况来源于Osiris全球上市公司分析库（https://osiris.bvdinfo.com）；生产总值、人口总数和世界政治治理指标分数来源于世界银行（https://data.worldbank.org.cn/）；首都（省府）间地理距离、共同语言、历史殖民相关数据来源于国际信息与前景研究中心（http://www.cepii.fr/）。
数据预处理：① 数据筛选。从上述数据库中筛选出能源产业各环节的投入产出数据、能源产量、能源进出口贸易额、能源企业规模等数据。② 统一口径。其中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生产量是换算成统一单位艾焦后按照国家（地区）进行汇总计算，石油、天然气和煤炭进出口交易价格按照国家（地区）进行汇总。最终选取1990—2022年184个国家（地区）进行分析。鉴于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独特地位，本文将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和中国台湾单独统计分析。

4 研究结果

4.1 全球能源产业价值分配

4.1.1 全球能源价值规模从快速发展阶段逐渐步入动荡的结构性调整阶段

全球能源价值规模在时序上大致呈现“缓慢—快速—缓慢—萧条”的发展趋势，通过时间约束聚类方法[62]将其分为4个阶段（图2）。全球能源产业分工受制于政治与经济大事件影响，其发展阶段与全球经济10年周期规律基本一致。其中：① 1990—2003年起步阶段。“冷战”结束后全球化进程逐步进入正轨，世界秩序从苏美两极格局转变到美国为核心的单极世界。期间全球能源产业价值规模从5.35千亿美元增长到12.87千亿美元。② 2004—2010年快速发展阶段。期间能源产业价值规模攀升了近3倍，增长至31.84千亿美元。可能因为全球发达经济体的对外直接投资呈井喷式发展，对外投资建厂成为热潮；同时国际能源市场中价格和需求双双走高，全球能源产业链的深度和广度都得到快速发展。③ 2011—2017年缓慢发展阶段全球能源价值规模出现明显下滑趋势，全球能源产业呈现动荡不稳定的特征。发达国家（地区）的能源需求趋于饱和，能源消费重心开始向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转移。④ 2018—2022年结构性调整阶段。勘探开采环节的价值规模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这符合化石能源未来市场的局势判断。一是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新型能源的推广，化石能源的消耗量开始出现下滑的趋势；二是在大国冲突背景下，中国、俄罗斯等在国际市场上的融资受到西方阵营的制裁，勘探开采环节属于资本密集型行业对其十分敏感。
图2 1990—2022年全球能源产业价值规模的时序演化

Fig. 2 Changes in the value of the global energy industry, 1990-2022

不同能源产业环节的价值曲线的波动趋势完全吻合，其中勘探开采价值规模曲线的波动程度比其他环节更加明显，可能是因为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活动对国际地缘环境更加敏感。全球能源产业的价值分配呈现出高—低—高的“微笑曲线”分布形态，即能源的勘探开采环节（占比约50%）和制成产品环节（占比约30%）的价值获取较高，能源加工炼制（占比约20%）收益最低。

4.1.2 中国取代日韩成为东亚核心，北美、欧洲、东亚三极空间格局逐步显现

能源产业环节价值分配满足关键少数法则，呈现出“优者愈优、劣者恒劣”两极分化的马太效应。西欧北美发达国家对能源产业价值的支配地位进一步锚定，同时加工炼制和勘探开采环节的重心出现东移迹象，特别是中国在全球能源产业分工体系中地位有所上升，最终呈现出北美、欧洲和东亚三极分布特征（图3）。具体而言：① 能源价值高度掌握在少数国家（地区）手中，前10强国家（地区）便撰取着全球60%的能源价值。值得注意的是，能源生产国仅有俄罗斯、委内瑞拉、沙特和科威特出现在前20名单。大部分弱势资源国主要是能源原料的提供者，缺少技术、军事、工业和资金方面的保障，无法独立承担能源加工的能力，很大程度上限制其转化能源价值和权力的效用。② 能源勘探开采环节价值一直被锁定在美国、加拿大、德国、英国、法国和俄罗斯等大国手中，他们通过国际石油公司和武力手段从海外获取了油气资源的开采使用权。2010年美国实现了页岩气、页岩油的大规模开发，使其从原油进口国一跃成为净出口国。另外，在中国“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10年期间，与合作国家签署和建设能源合作项目，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中国能源高度对外依赖的困境，推动中国在勘探开采环节的价值获取。③ 伴随着美国、欧洲和日韩等传统发达国家整体持稳或萎缩，以及中国、印度和中东地区等新兴经济体新建大量的炼油厂，全球能源加工炼制环节的重心东移趋势将更加显著。近年随着燃料消耗量大幅下降，能源加工炼制行业竞争进一步加剧，美国墨西哥湾、欧洲西北欧、东亚新加坡等传统炼油中心的设施和技术落后、低效，难以和当前拥有最新技术的高效炼油厂相抗衡，进口产品反而比本土炼化更具吸引力。另外欧洲在加速推进能源清洁低碳转型，国家和企业从长远战略利益出发把资金投入到新型能源上。相反，中国、印度和中东地区等炼化产能建设依然火热，在印度西海岸、波斯湾和红海、中国东南沿海逐步形成了新的三大炼油中心。④ 全球能源市场和定价机制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制成产品环节的价值分配，能源定价中心和能源金融体系均是由西欧北美发达消费国，以及中东等发达能源生产国所制定的，故而制成产品环节的价值始终锚固在西欧北美地区。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印度作为新兴能源消费中心，由于“能源溢价”现象在制成产品环节的价值分配中处于弱势地位，这些国家（地区）在能源贸易中承担了比美洲、欧洲市场更高的价格。
图3 1990年和2022年全球能源产业价值分配的空间格局

注：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审图号为GS2016(1666)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边界无修改。

Fig. 3 Spatial pattern of value distribution of the global energy industry in 1990 and 2022

4.2 全球能源产业依赖关系

4.2.1 勘探开采环节国家（地区）间依赖强度明显增强，大国间相互依赖关系有所上升

基于国家（地区）间的价值相互依赖指数建立依赖网络，整体来看，能源产业的价值依赖关系网络的演化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且稳中有变（图4）。具体而言：① 从统计数值来看，能源勘探开采环节的价值依赖均值和总值发生了显著变化，分别从1990年0.001和13.642上升到2022年0.005和48.076，说明各国家（地区）的勘探开采依赖程度增强，脆弱性和敏感性也随之增强。另外，加工炼制环节和制成产品环节两年的统计数值基本持平，但其依赖网络也出现局部断裂重组、网络中心转移的特征。首先，加工炼制环节的依赖网络的集聚程度下降，呈现由欧美发达国家（地区）向周边国家（地区）分散的趋势，遍地出现能源加工国。其次，制成产品环节依赖网络在东亚、欧洲地区呈现出明显的断裂重组，明显看出俄罗斯与西欧的依赖关系有所减弱，与非洲和东亚国家（地区）的依赖逐渐增强。同时东亚地区的制成产品环节依赖网络的中心从日本、韩国和新加坡逐渐转移到中国。② 从国家（地区）间依赖指数来看，能源小国高度依赖于能源大国，其依赖指数远高于能源大国之间的依赖数值，反映出能源弱国处于完全被支配的困局。能源大国间的相互依赖关系也有所上升，尤其是勘探开采环节依赖指数快速增长（表4）。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3个北美洲国家相互依赖关系十分密切，同样德国、英国和荷兰等欧洲国家，以及中国、韩国、日本等东亚国家都表现出紧密关系。③ 从国家（地区）依赖指数来看，发达国家（地区）在能源依赖网络中一直被较多其他国家（地区）所依赖，德国、荷兰、意大利等为代表的欧洲国家，以及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为代表的北美国家各环节的依赖指数都处于前列，中国、印度、日本、韩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东亚国家依赖指数也有所上升。但是中国与传统能源大国在价值依赖关系中地位悬殊，美国和德国的优势地位远高于中国。
图4 1990年和2022年全球能源产业的相互依赖网络

Fig. 4 Interdependence network of the global energy industry in 1990 and 2022

表4 1990年和2022年主要国家能源产业依赖关系

Tab. 4 Dependencies of energy industries between major energy countries in 1990 and 2022

依赖关系 1990年 依赖关系 2022年
勘探开采 加工炼制 制成产品 勘探开采 加工炼制 制成产品
加拿大→美国 0.047 0.273 0.165 加拿大→美国 0.209 0.347 0.199
挪威→比利时 0.064 0.219 0.058 俄罗斯→德国 0.140 0.139 0.162
荷兰→比利时 0.177 0.237 0.212 科威特→荷兰 0.118 0.019 0.300
挪威→德国 0.059 0.171 0.164 美国→新加坡 0.107 0.244 0.190
挪威→荷兰 0.053 0.154 0.095 挪威→荷兰 0.080 0.107 0.147
俄罗斯→德国 0.057 0.181 0.166 挪威→德国 0.145 0.156 0.149
英国→德国 0.074 0.202 0.153 中国→新加坡 0.400 0.116 0.107
美国→加拿大 0.031 0.106 0.174 挪威→法国 0.048 0.047 0.139
英国→荷兰 0.072 0.136 0.111 美国→加拿大 0.090 0.050 0.079
英国→比利时 0.059 0.083 0.102 俄罗斯→法国 0.059 0.053 0.089
荷兰→德国 0.068 0.330 0.185 挪威→比利时 0.031 0.041 0.104
俄罗斯→法国 0.044 0.080 0.106 中国→俄罗斯 0.006 0.007 0.008
科威特→荷兰 0.111 0.023 0.133 中国→阿联酋 0.013 0.017 0.016
美国→德国 0.022 0.099 0.102 中国→美国 0.019 0.044 0.040
法国→德国 0.101 0.232 0.162 美国→中国 0.058 0.045 0.056

4.2.2 国家（地区）间能源竞合关系映射出区域社团敛合与分裂并存的特征

根据区域社团的敛合与分裂特征可以发现域外大国对于能源心脏地带（中东地区）的介入显著，并且俄罗斯与西欧国家建立的能源合作关系随着俄乌冲突已经破裂，欧洲社团分裂成两个阵营（图5）。区域社团敛合趋势主要表现在能源产业链的本地化与近岸化，贸易协议规则的整合与重组，以及经济发展目标的部分趋同。分裂趋势则主要表现在区域经济规则标准与主导权之争、供应链的安全化，以及区域本土经济治理主体的弱化。具体而言：① 勘探开采环节的区域社团从1990年的3个分裂至2022年的5个。南美洲、非洲等国家（地区）逐渐从美国为主导的区域社团中分离，美国社团从1990年123个国家（地区）减少至2022年40个。俄罗斯在能源开采环节的权力半径不断向非洲地区扩张，其主导的社团规模从1990年的28个国家（地区）增加到79个国家（地区）。值得注意的是中东地区背后有美国、西欧、俄罗斯等多股力量的介入，中东地区的社团归属尤为复杂。② 加工炼制环节的区域社团从1990年的3个分裂至2022年的5个，社团成员和主导国家（地区）出现了较大的变动。2022年中国从原有美国主导的区域社团中脱颖而出，零星地吸纳了东南亚、澳洲、欧洲、非洲地区的42个国家（地区）。另外，非洲南部的刚果、莫桑比克、南非、赞比亚4个国家构成的区域社团还保持一定的独立性。③ 中国、俄罗斯在能源制成产品环节展现出一定的竞争力，不同程度上挤压着1990年的美国和西欧两大区域社团。2022年俄罗斯区域社团不仅涉及其距离邻近的欧洲和中亚国家（地区），还涉及非洲10个国家（地区）。美国为代表的区域社团在南美洲的控制力逐渐增加，而由于中美贸易摩擦两国相互脱钩，以中国为代表的东南亚国家为主体的区域社团也从中脱离。
图5 1990年和2022年全球能源产业的社团划分

注：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审图号为GS2016(1666)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边界无修改；区域社团是指依赖关系更为紧密的国家(地区)组合。Fig. 5 Division of regional cooperatives in the global energy industry in 1990 and 2022

4.2.3 西欧北美占据能源产业核心地位，中俄在加工炼制环节相对优势显现

西欧北美等发达国家（地区）在勘探开采和制成产品环节的相互依赖网络中一直占据核心地位，中俄等在加工炼制环节的相互依赖网络中表现出相对优势（图6）。具体而言：① 勘探开采环节从1990年的美国、加拿大、委内瑞拉三核心，逐渐演变为2022年美国、加拿大两核心。美国、加拿大、委内瑞拉3国在石油和天然气领域相互合作十分密切，委内瑞拉和加拿大的石油储量分别为全球第1和第3，共占据全球约三成的储备量。但2017年后，特朗普政府开始制裁委内瑞拉，导致其经济危机和石油工业的停滞，委内瑞拉在2022年从核心圈层倒退至边缘圈层。同时，半核心圈层从1990年的7位成员增加至2022年的17位，中日韩、俄罗斯、新加坡、印尼和科威特等国家从边缘跨越到了半核心圈层，说明勘探开采环节的等级权力是内外方向同时流入中间圈层。② 加工炼制环节具有高污染、低附加值的特点，西欧北美等发达国家（地区）有意将其转移到亚洲地区。2022年中国和俄罗斯逐渐代替日本、韩国并成为影响力最强的国家。俄乌冲突直接掐断了俄罗斯与西欧国家冷战后建立的能源通道，推动了俄罗斯能源战略转向亚洲市场，尤其是与中国这一世界最大能源消费国的能源合作。③ 制成产品环节的核心圈层从1990年美国、加拿大双核扩充至2022年美国和欧洲12国构成的多极格局，同时半核心圈层也从5个成员扩充至14个，说明制成产品环节的等级权力是由外向内流入核心圈层。制成产品环节没有勘探开采环节那般的高技术、高资本和地缘政治属性，也没有加工炼制环节的高技术的特点。因此，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制成产品环节更符合于全球商品贸易的多极化趋势。
图6 1990年和2022年全球能源权力的“核心—边缘”等级结构

注：由内往外依次为核心、半核心、半边缘和边缘等级圈层。

Fig. 6 The "core-periphery" structure of global energy powers in 1990 and 2022

4.3 全球能源依赖关系影响因素

由于20世纪90年代数据缺失，以及前文4.1.1章节中的发展阶段划分结果，本文最终选取2000—2003年、2004—2010年、2011—2017年2017—2022年4个阶段的指标均值构建矩阵进行MRQAP回归，着重分析不同产业环节和不同年份国家（地区）间依赖关系影响因素的演化过程（表5、图7）。模型随机置换2000次，其R2和Adj R2在0.301到0.458之间，且回归结果大部分表现出1%显著水平，模型有较强解释性。此外，本文还以2000—2022年全时段的各指标均值进行回归，其回归系数和显著性水平均未发生较大的变化，总体上来说全时段的影响程度略大于各时段，说明模型回归结果是稳健可靠的 ① 。
表5 能源产业依赖关系的回归结果

Tab. 5 Regression results of energy industry dependency relationship

依赖关系 年份 Economic_dif Trade_dif Endowment_dif Population_dif Corporate_dif Distance Language_clos Colonization Institutional_dif Organization_clos
HM_Extraction 2000—2022 -0.002
(-0.002)		 0.035
(0.007)**		 -0.003
(-0.006)*		 0.022
(0.033)*		 0.001
(0.001)*		 -0.001
(-0.003)*		 0.016
(0.003)*		 0.002
(0.003)*		 -0.002
(-0.004)		 0.024
(0.045)***
2000—2003 -0.002
(-0.002)		 0.022
(0.004)**		 -0.003
(-0.007)**		 0.003
(0.005)		 0.002
(0.003)*		 -0.001
(-0.003)		 0.002
(0.00)		 0.003
(0.004)**		 -0.003
(-0.006)		 0.023
(0.044)***
2004—2010 0.014
(0.005)		 0.568
(0.266)***		 -0.075
(-0.038)**		 0.092
(0.032)**		 0.074
(0.027)*		 0.009
(0.006)		 0.047
(0.020)*		 0.099
(0.030)**		 -0.062
(-0.033)**		 0.650
(0.297)***
2011—2017 0.018
(0.014)		 0.475
(0.244)***		 -0.071
(-0.037)**		 0.048
(0.017)*		 0.069
(0.026)*		 0.007
(0.004)		 0.060
(0.026)**		 0.084
(0.025)**		 -0.073
(-0.039)**		 0.660
(0.298)***
2018—2022 0.027
(0.012)*		 0.320
(0.194)***		 -0.037
(-0.020)*		 0.048
(0.020)*		 0.102
(0.045)**		 -0.010
(-0.007)		 0.083
(0.041)***		 0.122
(0.042)***		 -0.039
(-0.024)*		 0.514
(0.266)***
HM_Chemical 2000—2022 -0.080
(-0.025)		 0.612
(0.247)***		 -0.085
(-0.038)**		 0.183
(0.055)*		 0.507
(0.164)***		 -0.186
(-0.101)***		 0.137
(0.051)***		 0.623
(0.162)***		 0.037
(0.017)*		 0.290
(0.113)***
2000—2003 0.003
(0.003)		 0.063
(0.008)**		 -0.003
(-0.004)		 -0.003
(-0.003)		 0.066
(0.069)**		 -0.014
(-0.026)**		 0.009
(0.012)*		 0.045
(0.039)**		 0.017
(0.029)**		 0.001
(0.001)
2004—2010 -0.130
(-0.038)*		 0.603
(0.240)***		 -0.085
(-0.037)**		 0.282
(0.083)**		 0.417
(0.130)***		 -0.176
(-0.095)***		 0.128
(0.047)***		 0.635
(0.164)***		 0.055
(0.025)*		 0.303
(0.117)***
2011—2017 -0.053
(-0.017)		 0.546
(0.246)***		 -0.096
(-0.044)***		 0.221
(0.067)**		 0.448
(0.148)***		 -0.180
(-0.099)***		 0.143
(0.054)***		 0.620
(0.163)***		 0.045
(0.021)*		 0.318
(0.126)***
2018—2022 0.052
(0.017)*		 0.440
(0.202)***		 -0.055
(-0.022)*		 0.076
(0.024)*		 0.590
(0.197)***		 -0.198
(-0.108)***		 0.147
(0.055)***		 0.529
(0.139)***		 -0.017
(-0.008)		 0.213
(0.084)***
HM_Product 2000—2022 -0.012
(-0.010)		 0.508
(0.225)***		 -0.018
(-0.023)*		 0.033
(0.029)*		 0.122
(0.112)***		 -0.038
(-0.059)***		 0.019
(0.020)*		 0.134
(0.098)***		 0.036
(0.047)**		 0.082
(0.091)***
2000—2003 -0.003
(-0.003)		 0.063
(0.008)**		 -0.003
(-0.004)		 -0.003
(-0.003)		 0.066
(0.069)***		 -0.014
(-0.026)***		 0.009
(0.012)*		 0.045
(0.039)**		 0.017
(0.029)**		 0.001
(0.001)
2004—2010 0.129
(0.028)*		 0.941
(0.28)***		 -0.079
(-0.025)		 0.454
(0.099)**		 0.486
(0.111)**		 -0.228
(-0.090)***		 0.254
(0.069)***		 0.810
(0.154)***		 0.123
(0.041)**		 0.733
(0.209)***
2011—2017 -0.037
(-0.009)		 0.745
(0.251)***		 -0.122
(-0.042)**		 0.421
(0.097)**		 0.414
(0.103)**		 -0.178
(-0.073)***		 0.206
(0.058)***		 0.703
(0.138)***		 0.139
(0.049)**		 0.685
(0.203)***
2018—2022 0.002
(0.001)		 0.519
(0.222)***		 -0.052
(-0.019)		 0.230
(0.066)**		 0.476
(0.148)***		 -0.168
(-0.085)***		 0.199
(0.069)***		 0.508
(0.124)***		 0.047
(0.021)*		 0.506
(0.185)***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里为标准化回归系数。

图7 能源产业依赖关系的影响机制

Fig. 7 Impact mechanisms of energy industry dependency relationship

国家（地区）主体差异和相对优势方面：① 国家（地区）经济差异回归系数和显著性不高，仅个别时间阶段在10%水平上显著，说明国家（地区）间经济差异对于能源产业相互依赖关系的影响较小。相较而言，能源贸易差距与能源依赖关系很强的作用关系，其回归系数呈现先增强再减弱的演变过程，在2004—2010期间达到顶峰。其中，2018—2022年勘探开采、加工炼制和制成产品环节的回归系数分别0.320、0.440、0.519。这一结果与Stiglitz等提出的“贸易顺差和逆差会加剧国家间经济的相互依赖”观点一致[63]。贸易差距回归系数先增强后减弱的变化过程，也进一步验证了“不平等交易”加剧全球经济体系的脆弱性，国家（地区）主动或被动采取了“脱钩断链”等反全球化和贸易保护措施[64-65]。② 资源禀赋差异对于能源产业各个环节依赖关系成负相关，且抑制作用逐步增强，2018—2022年勘探开采、加工炼制和制成产品环节的回归系数分别-0.037、-0.055、-0.122。这一结果侧面说明能源资源富裕国家（地区）受限于发达国家（地区）编织的结构性困境，不仅没有发挥资源自身所带来的权益，甚至还陷入“资源诅咒”[37-38]。③ 劳动力差异对于能源产业各个环节依赖关系的正向驱动作用不强。可能是因为能源产业高度自动化和技术化导致了劳动力需求的变化，能源产业不再依赖于大规模人力劳动的趋势，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工作可能减少[66]。Muduli认为印度油气上游产业面临高技术人才流失和欠缺的问题[67]，Achoui指出海湾国家在资源开采环节存在结构不完善和高技能人才缺失问题[68]，这些都说明能源产业更依赖于少量的专业性人才，而不是大规模人力劳动。④ 企业差距对于能源产业环节依赖关系的驱动作用十分显著，其中加工炼制和制成产品环节的回归系数增长最快，分别从2000—2003年的0.066、0.066增加到2000—2003年的0.590、0.476。20世纪以来，全球各国（尤其是资源生产国）对石油企业进行国有化或重新国有化改革，能源公司境外活动自然也映射着国家（地区）经济权力半径的演化。2007年英国《金融时报》公布了“新七姊妹”油气公司，某种意义上标志着新兴国家冲击着20世纪初期由美国、英国和荷兰等大国及其“老七姊妹”构筑的垄断体系[69]。
国家（地区）间多维邻近性关系方面：① 地理距离对能源加工炼制、制成产品环节的负向抑制作用愈发显著，回归系数分别从2000—2003年的-0.014、-0.014变化到2018—2022年的-0.198、-0.168。这一结果与当前东西方阵营割裂的能源格局十分契合，国际环境不稳定因素促使能源产业分工的友岸化、本土化，全球能源产业链便出现了局部断裂、逆全球化的趋势[70]。② 共同语言、历史殖民与依赖关系成显著正相关，并且各产业环节回归系数都呈现增强的趋势，说明共同语言或存在殖民关系的国家（地区）间更容易产生能源产业上的分工合作和相互依赖。共同语言在国家（地区）间分工合作沟通，获取信息提供便利性[71]。这种语言上的亲近感可能在能源产业的谈判、合同和项目管理中发挥作用。曾经的宗主国与前殖民地，以及曾拥有共同宗主国的前殖民地之间还保持着较高的不平等交换和经济依赖的问题。虽然20世纪中叶开始，殖民地纷纷获得了独立的政治权，但在产业方面还存在不同程度的“经济殖民”，资源和利润往往流向宗主国，他们之间仍存在普遍的非对称依赖关系[72]。③ 制度环境差异对于不同环节依赖关系的回归系数方向呈现出异质性，对于能源的勘探开采环节是负向抑制的，制成产品环节是正向驱动的，加工炼制环节的作用却不显著。可能是因为不发达国家（地区）的制度环境和行政能力普遍低于发达国家（地区）[58]，这种差距在能源的勘探开采和制成产品环节中更容易体现出来，促使了不发达与发达国家（地区）间的不平等相互依赖。④ 能源合作组织对于能源产业依赖关系的正向驱动显著，勘探开采、加工炼制和制成产品环节的能源合作组织的回归系数分别从2000—2003年的0.023、0.001、0.001增加到2018—2022年的0.514、0.213、0.506。能源合作组织和贸易协议反映了国家（地区）意志，同盟合作关系可以有效避开贸易壁垒，国家（地区）间“志趣相投”有效促进其能源产业的合作意向以及相互依赖强度[61]。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本文基于联合国投入产出数据，融合数理统计分析、ArcGIS空间分析和MRQAP回归模型等方法，系统刻画了全球能源产业3个环节的价值分配和依赖关系的演化规律。研究发现：
（1）1990—2022年期间全球能源价值规模在时序上大致上呈现“缓慢—快速—缓慢—萧条”的发展趋势，与全球经济十年周期规律基本一致。西欧北美发达国家对能源产业价值的支配地位进一步锚定，同时加工炼制环节的重心出现东移迹象，特别是中国在全球能源产业分工体系中地位有所上升，最终呈现出北美、欧洲和东亚三极分布特征。能源产业价值分配满足“关键少数法则”，前10强国家（地区）便撰取着全球60%的能源价值，作为跟随和从属的能源小国以及不发达的能源生产国均陷于不平等交换的困局。全球分工体系是以经济效率为主要驱动的，而全球能源价值分配却产生了高度不平等的宏观格局，进一步反映出世界政治经济和科学技术中存在的不平等交换问题。
（2）能源小国高度依赖于能源大国，能源大国间的相互依赖数值也有所上升，尤其是勘探开采环节依赖指数成倍数增长。中国与传统能源大国在价值依赖关系中地位悬殊，美国和德国的优势地位远高于中国。依赖网络的区域社团呈现出敛合与分裂并存的特征：域外大国对于中东地区的介入愈发显著，中国为代表的东南亚国家从原美国为首的区域社团中脱离，俄乌冲突也直接导致俄罗斯从原有欧洲社团中分裂。西欧北美等发达国家在勘探开采和制成产品环节的相互依赖网络中一直占据核心地位，中日韩等亚洲国家在加工炼制环节的相互依赖网络中逐渐表现出相对优势。西欧北美构建的能源格局已进入结构性调整阶段，呈现出“去核心、多极化”的态势。
（3）国家（地区）间能源产业依赖关系是其主体差异和相对优势，以及多维邻近性共同作用的结果：贸易差距、企业差距、共同语言、历史殖民和合作组织对于能源产业依赖关系均呈现出显著的正向驱动，地理距离呈现出显著的负向抑制作用，而经济差距、制度环境差异的影响并不显著。在不同时期不同产业环节，影响因子作用程度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一是能源加工炼制、制成产品环节的依赖关系回归系数及其影响程度变化幅度较大，而勘探开采环节更为稳定；二是能源勘探开采环节的依赖关系更容易受到贸易差距、资源禀赋、合作组织的影响，加工炼制环节更容易受到贸易差距、企业差距、历史殖民关系的影响，制成产品环节更容易受到贸易差距、历史殖民的影响。实证结果说明了现有研究忽略了不同产业环节间的结构性差异是不完整且存在偏差的。

5.2 讨论

中国、俄罗斯、沙特等国家在能源产业中的崛起，推动着全域与区域尺度的链主地位和枢纽角色的转换，能源产业依赖网络的区域社团边界趋向模糊、权力等级结构开始迭代，冷战后美国为核心的单极世界向多极化方向演进，全球能源秩序正深刻重组。
中国基本上形成了完整的能源产业分工体系，“三桶油”为代表的能源企业在海外开展国际合作，并且加工进口原油的同时出口成品油（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炼油国），以此形成“进口出口两种资源，国内国外两个市场”的全球能源产业发展格局。中国强大的加工能力和消费市场，不断冲击着全球能源产业的金字塔，各个环节均从1990年的最边缘圈层升级为2022年的半核心或核心圈层。能源产业分工的收益不仅依赖于产业与贸易开放程度，更依赖于贸易伙伴及其贸易份额的特定分布。对比能源产业的国外和国内价值流动，2022年中国的国内贡献率高达54%，远高于其他美国（40%）和德国（27%）。反映出中国能源产业获取的价值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国内自身市场，国际竞争力不足的问题。
鉴于此，本文提出3点政策建议：① 加大储运能力，保障能源供应安全。中国能源结构的特点为“富煤、缺油、少气”，煤炭作为中国廉价、供应安全的资源，需要重新审视煤炭作为能源供应的“压舱石”地位。面对近年频发的能源危机和地区冲突，中国需要继续加大自身战略能源储备。中国战略石油储备约为70 d，远低于国际公认的90 d标准，并且远落后于日本（200 d）、美国（140 d）、德国（120 d）等国家。中国还需继续推进“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向西推进，强化亚欧大陆的经济联系，以此疏解美国对华的岛链封锁[73]。并利用RCEP推进与日韩，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等东盟国家的区域性合作，持续深化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合作，以此通过引领性和普惠性的自贸区和能源合作协议，建构以中国为主导的能源生产体系，防止被西方发达国家“边缘化”和“脱钩”的潜在风险[74]。② 继续加大海外能源合作，提高全球分工地位。从事能源产业下游业务的国家和公司需要向上游勘探开采环节延伸才能拥有稳定“油源”，而处于能源产业上游业务的公司需要向加工炼制和制成产品环节延伸才能保障“油路”的畅通，获取更大的能源价值。在国际资本逐利竞赛中，中国需要提升参与国际劳动分工的范围和层次，获取更多的能源权力和国家利益。中美贸易战导致的关税上升和技术壁垒，以及中国单位劳动力成本增加，能源加工炼制环节面临着挑战[75]。据影响因素所示，中国可以在进出口贸易、企业实力、能源合作组织等方面开展针对性的能源战略措施。③ 跳出中美冲突关系双边关系带来的思维局限，从全球格局统筹考虑。国家（地区）间能源产业的相互依赖是一把双刃剑，能加强国家（地区）间经济联系的同时，也会因过度依赖而受制于人并形成新的安全困境。面对相互依赖“武器化”的威胁，不必脱钩画圈或自给自足，而是应该坚持高水平全面开放，提高合作链条和依赖网络的普遍连接程度来优化和加固能源体系。应积极倡导多元化贸易和多边主义，建立更大范围的多元供应链和产业链，与更多国家建立长期共存的能源合作，从更高层面来提升国家的结构性优势。
基于HM指数和能源价值来衡量国家（地区）间的能源依赖关系及其在国际中的地位变化，其中德国、法国和荷兰等欧盟国家在此显现的国际地位，与之在政治军事维度的国际地位形成了较大的反差。本研究一定程度上放大了能源价值在全球格局中的作用，能源权益的大小不仅体现在全球分工中价值分配及其依赖关系，还体现在“美元石油”结算体系、能源价格定价机制[17]、国际投资和国际流通[76]等领域。那么不同维度的能源权力地位落差对国家地缘战略制定和国际关系的具有何影响，不同维度间能源权力的协同权衡关系和溢出效应如何，是未来研究需要回答的问题。另外，在俄乌冲突或者极端自然灾害、意外事件的冲击下，如何有效捕捉和预测国际能源产业环节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和级联失效的演化规律，指导中国能源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安全和韧性[77]，发掘能源产业依赖网络中的关键节点、脆弱节点及潜在合作伙伴，也是后续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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