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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 Vol. 79 >Issue 6: 1592 - 1611

DOI: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2406014

地缘关系与世界地理

基于地缘环境视角的地缘破碎带历史演进解析——以南高加索地区为例

  • 巴士奇 , 1 ,
  • 陈瑛 , 1 ,
  • 姚宇阳 1 ,
  • 李淦 1 ,
  • 叶帅 2
展开
  • 1.陕西师范大学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西安 710119
  • 2.江苏理工学院文化与旅游学院，常州 213001
陈瑛(1963-), 女, 重庆人, 教授, 博导, 主要从事全球化与世界经济地理研究。E-mail:

巴士奇(1998-), 男, 陕西西安人, 硕士生, 主要从事世界地理与地缘政治研究。E-mail:

收稿日期: 2023-03-15

  修回日期: 2023-10-26

  网络出版日期: 2024-06-19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671118)

收起

An analysis of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shatter bel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o-setting: A case study of the South Caucasus

  • BA Shiqi , 1 ,
  • CHEN Ying , 1 ,
  • YAO Yuyang 1 ,
  • LI Gan 1 ,
  • YE Shuai 2
Expand
  • 1.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Tourism,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19, Shaanxi, China
  • 2. College of Culture and Tourism, Jiangs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angzhou 213001, Jiangsu, China

Received date: 2023-03-15

  Revised date: 2023-10-26

  Online published: 2024-06-19

Supported by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1671118)

Fold

摘要

地缘破碎带是全球冲突和大国竞争的主要区域，具备外部挤压性、内部分裂性、过程动态性等基本特征，是域内外双重尺度作用下共同形成的地理区域。地缘破碎带的基本特征与发展模式契合于地缘环境研究的核心理念，在地缘环境视角下，地缘破碎带是一个以域内外多元行为体互动实践为核心的不断发展演化的地理区域。通过互动实践，破碎带产生的决策信息集成为制约相关行为体发生行动的物质性与理念性因素，在此约束下，这些决策行动在时序上的排列关联构成了破碎带历史演进的核心内容。选取亚欧交界处的南高加索地区为研究区域，自1991年南高加索三国独立以来，该地区历经复杂的内部冲突与外部博弈，是地缘破碎带分析的典型案例。本文构建出地缘环境视角下地缘破碎带历史演进的分析框架，从本底要素、关联要素、结构要素3类视角解析1991年南高加索地区三国独立后至2020年底的历史演进过程及阶段性特征，并从跨领域互动、跨尺度耦合和多元行为体博弈3方面分析推动演进的内在路径，以地缘政治学理论视角多维化呈现地缘破碎带的历史演进过程，尝试将地理学研究的区域性、综合性、尺度性等基本思维模式融入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研究中。

关键词： 地缘破碎带; 地缘环境; 多元行为体; 历史演进; 南高加索地区

本文引用格式

巴士奇 , 陈瑛 , 姚宇阳 , 李淦 , 叶帅 . 基于地缘环境视角的地缘破碎带历史演进解析——以南高加索地区为例[J]. 地理学报, 2024 , 79(6) : 1592 -1611 . DOI: 10.11821/dlxb202406014

Abstract

The shatter belt is the main region of global conflict and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and it has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external compression, internal fragmentation and dynamic process, and it is a geographical region formed under the action of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scales.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mode of the shatter belt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core concept of geo-setting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o-setting, the shatter belt is a constantly evolving geographical region with the interactive practice of multiple actors inside and outside the region as the core. Through interactive practice, the decision information generated by the shatter belt is integrated into the material and conceptual factors of the action of the geo-actors. Under such constraints, the arrangement and correlation of these decision behaviors in time series constitute the core content of its historical evolution. We selected the South Caucasus region at the junction of Asia and Europe as the research region. Since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three South Caucasus countries in 1991, this region has experienced a complex process of internal conflicts and external games, which can be used as a typical case for the analysis of the shatter belt. This paper establishe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shatter bel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o-setting, examines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process and stag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hree countries after their independence from 1991 to 2020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background factors, correlation factors and structural factors, and analyzes the internal ways to promote their historical evolution from the three aspects of cross-domain interaction, cross-scale coupling and multi-actor gam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o-political theory, it presents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process of the shatter belt in a multi-dimensional way, and is committed to regionality, comprehensiveness and scale of geographical research into the research of hist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o as to achieve interdisciplinary dialogue.

Key words： shatter belt; multiple geo-actors; geo-setting; historical evolution; South Caucasus

1 引言

“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并未进入普遍意义的和平，世界地缘政治板块加速调整和重组[1]，遍布世界各地的武装冲突和恐怖袭击事件依然对国际地缘格局构成威胁[2]。尤其是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打击基地恐怖主义组织的行动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地缘政治学思考的方向[3]，新古典地缘政治学、颠覆性地缘政治学、非地缘政治学、批判地缘政治学等新地缘政治思想不断涌现[4-5]。在此趋势下，地缘政治学研究维度扩展至地缘政治、文化、经济等多维度融合，研究尺度拓展至区域、地方乃至全球等跨尺度视角[6]。
地缘破碎带（Shatter Belt）作为内部高度分裂且多方外部势力介入的对象，是影响世界地缘政治格局变化的重要区域[7]。从空间视角来看，地缘破碎带作为全球冲突爆发和升级的主要区域，是大国竞相争夺、控制和遏制彼此的关键地带，也是诱发国际冲突的导火索[8⇓⇓-11]，加强对地缘破碎带历史演进的研究有助于深化对地缘破碎带形成机制的全面认识与理解。目前国内外学界对于地缘破碎带的研究主要集中3大方面：① 对地缘破碎带的概念、性质、特征及发展机制的探析。有研究认为破碎带相比其他区域更有可能成为洲际战争的背景[9]，且发生冲突的频率与该破碎带对外贸易的开放程度呈显著负相关[11]。此外，国内有学者认为国际政治内在逻辑的发展会作用于破碎带，而破碎带的冲突又反映出时代条件的特定变化[7]。基于此，有研究通过“动荡弧”地带产生的破碎效应解析了中国所面临的地缘政治风险[12]，另有从结构体系视角分析了恐怖主义“动荡弧”发展演化的内在机理[13]。② 对地缘破碎带时空演变规律的研究。相关研究在阐述地缘破碎带概念的基础上对世界典型的地缘破碎带进行了划分[8]，并利用可视化手段对某特定区域破碎带的时空演变特征进行探究[14]。另有研究将破碎带与当代国际关系演变相联系，以从巴尔干半岛经中东、克什米尔地区、喜马拉雅山南麓直到东南亚的一条斜贯亚欧大陆南部的“破碎带”为案例进行了解析[15]。③ 对地缘破碎带内部的社会政治现象的解析。如有研究关注到东南亚地区破碎带形成过程中的战争、难民、奴隶等社会现象[16]，另有研究以批判地缘政治学视角解析了社会舆论在地缘破碎带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机制[17]。综合来看，已有研究不仅从国际关系学、历史学等视角对地缘破碎带的基本概念与特征进行了解释描述，也关注到了其发展演化的时空特征与社会效应。作为内外地缘空间破碎化区域，地缘破碎带的出现、发展演变与整合路径等都体现出多元行为体间的互动关系和博弈竞争机制。然而，已有研究更多关注了地缘破碎带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结果或影响，而较少探究不同行为体参与破碎带历史发展过程的方式与路径，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对破碎带形成过程的多主体参与、多领域互动、多尺度共存等重要特征的强调，无法较好地揭示破碎带相较于其他地区历史演进过程的特殊性。
地缘政治学中的地缘环境理论可作为解释行为体决策的依据，其所包含的物质性与观念性的双重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多元行为体互动实践的过程、方式与结果，这对于理解破碎带历史演进过程中行为体权力关系具有较好的指导价值。从地区地缘环境分析范式与理念来看，地缘环境被视为多元行为体互动中形成的决策信息集，在历史演进过程中，这种决策信息集反映出历史事件发生的内外机理与事件参与者的能动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某一历史事件发生的必然性和历史事件之间的逻辑关联性。从发展模式来看，地缘破碎带是在域内和域外双重尺度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地理区域，地缘环境理论中的本底、关联和结构要素则提供了较为合适的分析框架，可较好地厘清破碎带历史演进的核心内容与特征。其次，地缘环境视角综合了人文地理学研究的综合性、多尺度性、时空演化等分析优势，相比于历史现象比较与史料考据研究更加关注行为体的空间属性，注重行为体基于区位与文化理念所衍生出的关系和结构特征，为实现地理学与历史学、国际关系学的跨学科对话提供了平台。综上所述，地缘环境理论为理解多元行为体互动实践的过程与结果并揭示破碎带的历史演进过程提供了较好的分析视角。
本文所聚焦的地缘破碎带概念既具备鲜明的地理学内涵，又承载深厚的历史学背景，破碎带的形成、发展演变直至被整合的历史过程深受其地缘环境的影响与作用。本文选择南高加索地区（简称南高地区）作为地缘破碎带的案例主要基于以下因素考虑：① 南高地区作为亚欧交界的缓冲地区，国土面积小、处于“夹缝”地带，且除了3个主权国家外，还存在自治共和国/州、民族分裂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参与该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事务的行为体由邻国遍及世界主要大国，囊括了不同尺度体系结构下的多元行为体；② 南高地区冲突的空间外溢性显著。自三国独立以来，南高地区因历史遗留问题持续发生着内部分化与国家冲突，这些冲突在空间上外溢至邻国、大国，为厘清域内外行为体在跨尺度作用下形成的历史演进提供了较好的分析范本；③ 当下国际关系学领域对于南高地区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集中在区域冲突[18-19]、安全政策[20]、大国博弈[21]、对外经贸[22]等方面，这些成果为本文提供了有力支撑；④ 南高地区是“一带一路”沿线重要节点地区，近年来与中国的地缘关系日渐密切，探究其历史演进对于中国在该地区的外交政策制定与地缘风险规避具有参考价值。综上，南高地区是地缘环境视角下对地缘破碎带进行解析的较好范例。本文将地缘环境对历史发展的影响制约作用作为一种视角融入地缘破碎带的解析框架中，以多元行为体互动实践为核心理念，结合南高地区的典型案例来解析1991年三国独立以来的历史演进过程与路径，以此更好地理解地缘破碎带域内外多元行为体的互动过程。

2 理论阐述与研究方法

2.1 地缘破碎带历史演进分析框架

2.1.1 地缘破碎带的基本特征与发展模式

破碎带概念发轫于地质学领域，后有学者将此概念迁移至地缘政治研究领域，将断层构造类比为地缘战略中的破碎区域[23]。1963年Cohen[24]首次对地缘破碎带进行定义：一个大范围且具备战略意义的区域，该区域被夹在具有利益冲突的相邻大国之间且被这些国家所占据。此外，Kelly[8]也提出，破碎带是指大国想要共同争夺与控制的地理区域，这种竞争来源于地缘利益的获取与联盟支点的建立。2008年Cohen[25]重新将地缘破碎带定义为：一种战略导向区，既具备内部的强分裂性，又处于地缘战略辖区大国之间的动态竞争中。综合已有定义，学者们对地缘破碎带概念主要关注到3方面内容：破碎带外部的挤压性、破碎带内部的分裂性与过渡性、破碎带演化过程的动态性[26]。其中，外部挤压性本质上是域外行为体对破碎带博弈的过程，最终导致区域破碎化程度加深或被大国兼并；内部分裂性强调在域外行为体干预的基础上，破碎带内部行为体共同形成一个社会文化分化、经济落后、政治失序的高度分裂的整体。吴仕海等[26]梳理了国内外对地缘破碎带的研究成果，认为地缘破碎带是受外部竞争大国干预而引起内部陷入政治、经济、宗教、种族、语言和文化等多种不稳定或破碎化并不断发展和演化的区域（图1）。从发展过程来看，域外行为体通过博弈影响破碎带社会经济环境的发展和演化，加速其破碎性深化、弱化或兼并；其次，破碎带本身也包含多元行为体，这些行为体通过相互作用和影响呈现出分裂、不稳定的特征，并反过来制约域外博弈国的行为决策。因此，域外势力对破碎带并非单方向的挤压，二者是互动发展的关系。
图1 地缘破碎带的基本特征

注：参考文献[26]绘制。

Fig. 1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hatter belt

2.1.2 地缘环境视角下的分析框架及方法

地缘环境最早由杨吾扬提出[27]，经过20多年发展，当下学界基本认为地缘环境是地区、国家或国家辖区形成的地缘体、地缘关系、地缘结构及产生影响的所有内、外部地理环境条件的总和。其中，地缘体是地缘环境系统形成的依托，而地理环境与地缘关系共同影响地缘结构的形成和演变。胡志丁等[28]、叶帅等[29]结合已有的地缘环境理论和案例研究，构建出国别地缘环境的理论分析框架与地缘战略交汇区类属的国别地缘环境分析框架，并将地缘环境研究的核心理念概括为多元地缘体互动实践，将研究路径概括为跨领域互动、跨尺度耦合和多元地缘体博弈，认为地区尺度地缘环境要立足于区内外国别地缘环境和国家间互动的分析[30]。此外，已有部分研究者将地缘环境视角融入国家或地区的社会文化发展历程解析中，如张喆等[31]将国别地缘环境视角界定为跨尺度耦合下国内外多元地缘体利用跨领域间互动进行综合作用的情景分析，并将其应用于缅甸民主化改革进程的解析中。
地缘破碎带的发展是域内外多元行为体互动参与的过程，结合上述分析可以明确破碎带域内行为体与域外势力的互动关系是相伴发展的，且域内行为体之间、域外行为体之间同样存在相互合作或竞争的关系。因此，地缘破碎带的基本发展模式契合于地缘环境研究的核心理念，在地缘环境视角下，地缘破碎带是由域内和域外多元行为体在互动实践中形成的地理区域。通过互动实践，行为体间逐渐形成一套以决策信息集为内在形式的地缘环境系统，此系统在动态变化中被完善或更新，又从物质和理念两方面制约着破碎带体系内的行为体决策与战略选择，最终导致社会经济或政治军事环境的演化（本底要素）、行为体间地缘关系的改变（关联要素）以及行为体所处的空间、物质与理念结构的变化（结构要素），这些要素在时序上排列关联构成破碎带的历史演进过程。将这些事件要素关联起来的逻辑链条则是从破碎带的地缘环境系统中筛选出来的核心决策信息，它们体现出某一历史事件发生的必然性以及不同事件间的逻辑关联性，反映出破碎带历史演进的核心特征。综上，本文认为解析地缘破碎带历史演进的核心切入点是以破碎带为依托的不断演化的地缘环境系统（图2），该演化主要包含本底、关联和结构3类要素，其本质在于由行为体间的互动实践所导致的地缘环境决策信息集的变化与更新，该过程主要通过跨领域互动、跨尺度耦合以及多元行为体博弈3种路径来实现。基于地缘环境研究核心理念并结合地缘破碎带的基本特征，构建出地缘环境视角下地缘破碎带历史演进分析框架。
图2 地缘环境视角下地缘破碎带历史演进分析框架

Fig. 2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shatter belt from a perspective of geo-setting

本文在讨论南高地区历史演进中的多元行为体博弈时采用了地缘位势模型来辅助分析域外势力在南高地区的博弈历史。通过地缘位势和复合地缘位势的评估，可对比域外行为体在破碎带的权力或影响力变化以及博弈程度。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P i A = β M i d i A α
P σ = 1 ∑ i = 1 n P i A - P μ 2 n
式中：PiA表示i国在破碎带A的地缘位势；β表示破碎带A中的某国对i国的依赖系数；Mi表示博弈国i的地缘重量；d表示破碎带A中的某国与i国的地缘距离； α表示距离衰减因子；Pσ表示破碎带A的复合地缘位势；Pμ表示博弈国在破碎带A地缘位势的均值；n表示博弈国数量。取博弈国在南高三国的地缘位势平均值来表示i国在南高地区的地缘位势。地缘重量的指标数据统一区间化至[50,100]内，采用CRITIC客观赋权法并结合《世界开放报告2021》中对41名国际经济学家进行问卷调查的结果综合赋权（表1）[32]，采用加权求和方法计算结果。其他参数计算指标或方法如表1所示。考虑到南高三国独立时间，本文不将1991年的地缘位势纳入评估。
表1 地缘位势参数的评价指标体系和计算方法

Tab. 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and calculating methods of geo-potential

模型参数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权重 三级指标 权重或计算方法
地缘重量
(Mi)		 硬实力(S1) 0.500 基本硬实力S11 0.225 人口数量/S111 (亿) 0.545
国土面积/S112 (km2) 0.455
经济硬实力S12 0.375 GDP总量/S121 (美元) 0.350
人均GDP/S122 (美元) 0.300
进出口贸易总额/S123 (美元) 0.350
军事硬实力S13 0.325 中央财政国防支出/S131 (美元) 0.675
武装部队数量/S132 (人) 0.325
科技硬实力S14 0.075 R&D人员全时当量/ S141 (人) 0.493
R&D经费投入/S142 (美元) 0.507
软实力(S2) 0.500 文化软实力S21 0.409 双向专利申请数量/S211 (件) 0.369
科学文献被他国引用次数/S212 (次) 0.238
文化产品进出口总额/S213 (美元) 0.393
社会软实力S22 0.319 国际旅游收支/S221 (美元) 0.345
出入境留学生数量/S222 (人) 0.347
国际移民存量/S223 (人) 0.308
政策软实力S23 0.272 话语权与问责S231 (1=低至100=高) 0.167
政治稳定性与非暴乱S232 (同上) 0.167
政府效率S233(同上) 0.167
管制质量S234 (同上) 0.167
法制制度S235 (同上) 0.167
腐败控制S236 (同上) 0.167
地缘距离
(diA)		 物理距离 0.200 空间距离 0.200
制度距离 0.800 文化制度 权力距离 采用两国指标间差值的平方与该指标方差之比，对每项指标的结果加和，再除以指标个数
个人主义
不确定性规避
男性化
法律制度 私有产权保护制度
宏观经济制度 投资自由化程度
货币自由化程度
财政自由化程度
贸易自由化程度
微观经济制度 企业运营自由度
政府廉洁度
经济依赖度
(β)		 进口贸易额 采用某年该国家对大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与同年对全球进出口贸易总额之比来测算
出口贸易额
距离衰减因
子(α)		 基于不同阶段的双边友好关系进行赋值，α∈[1, 1.25]

2.2 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世界银行（World Bank, WB）数据库、全球治理指数（World Governance Indicators, WGI）数据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数据库、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WIPO）统计数据中心、SCImago期刊和国家排名数据库、世界旅游组织（United Nations World Toursim Organization, UNWTO）数据库、Hofstede文化维度理论数据库、经济自由度指数（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 IEF）数据库、CEPII（Centre d'Etudes Prospectives et d'Informations Internationales）数据库、乌普萨拉冲突数据计划（Uppsala Conflict Data Program, UCDP）、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等。数据缺失情况处理方法为：使用指标前后两年数据的均值代替缺失值；以已有指标的时序数据为基础建立回归方程预测缺失值。

3 案例解析——1991—2020年南高加索地区的历史演进

3.1 本底要素视角下南高地区的历史演进

3.1.1 自然本底与历史根基

南高地区北倚俄罗斯，南接土耳其和伊朗，东临里海，西望黑海，处于欧亚交汇的夹缝通道地带（图3），也是“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交汇区域。从苏联加盟共和国起，南高地区始终面临着域内环境与国际环境的双重政治危机，是亨廷顿笔下的文明断层线的核心区域[33]。北部的高加索山脉作为亚欧地理分界线，具有重要的防御价值与避难功能，汇集了格鲁吉亚数10个相互独立的民族聚落。南高地区的矿产资源禀赋优势突出，以阿塞拜疆的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以及亚美尼亚的金属、非金属矿产为代表，不仅满足其国内需求，还大量出口国外[34-35]。
图3 南高加索地区位置

注：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审图号GS(2016)1665号标准地图制作，地图边界无修改；汉肯德为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首府，茨欣瓦利为南奥塞梯首府，纳希切万为纳希切万首府，苏呼米为阿布哈兹首府，巴统为阿扎尔首府；2024年1月1日起，纳卡地区终止存在。

Fig. 3 Location of the South Caucasus region

历史上的南高地区曾被波斯帝国、东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俄罗斯帝国等统治[34⇓-36]，各方地缘力量推动了该地区文化的多元融合，使南高加索与周边地区形成了复杂深厚的宗教、民族关系，为该地区的破碎化发展埋下历史根基。1922年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三国以外高加索联邦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名义加入苏联。1936年该联邦解散，三国以本国名义加入苏联，直到1991年南高地区都属于苏联的一部分。作为加盟共和国，南高三国一直保持着较为稳定的发展。在本文研究时段内，该地区除了3个主权国家外，还存在5个在政治地位上有争议的地区（表2）。
表2 1991—2020年南高加索地区国家和政治实体概况

Tab. 2 Profiles of countries and political entities in the South Caucasus region, 1991-2020

国家或政治实体名称 人口(万人) 面积(km2) 主要宗教 主体民族
阿塞拜疆 1013.8(2021年) 86600 伊斯兰教(什叶派) 阿塞拜疆族
亚美尼亚 279.1(2021年) 29700 基督教(亚美尼亚使徒教会) 亚美尼亚族
格鲁吉亚 370.9(2021年) 69700 东正教 格鲁吉亚族
阿布哈兹 31.2(2020年) 8432 东正教、伊斯兰教(逊尼派) 阿布哈兹族
阿扎尔 34.9(2014年) 2919 伊斯兰教 格鲁吉亚族
纳希切万 45.9(2020年) 5200 伊斯兰教 阿塞拜疆族
南奥塞梯 8.5(2020年) 3900 东正教 奥塞梯族
纳戈尔诺—卡拉巴赫 17.2(2020年) 4400 基督教 亚美尼亚族

注：资料来源于参考文献[34⇓-36]及世界银行数据库。

3.1.2 独立初期的经济衰败与社会动荡

独立后，南高三国均宣布建立议会民主制度，国内政局方面，民族主义政党大行其道，南奥塞梯、阿布哈兹、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等敏感地带的冲突规模不断扩大，领导层内部明争暗斗导致政权更迭频繁[37]。与此同时生产力大幅下降、通货膨胀持续、失业率不断上涨（图4）。1992—1994年南高三国整体生产总值下降比率分别为45.3%、41.9%、8.2%。较差的国际信誉导致南高三国无法收获稳定的援助，动荡下催生出数10万难民，大量人口向外流失[38]。市场供应短缺与经济下行致使南高三国对部分商品实行国家专营，对资源进行集中管理和分配，各种经济改革应运而生。然而，“夹缝”地带的特征以及因内乱被封锁的运输通道等因素限制了地区发展对外经济关系，改革进程受动荡政局的阻碍，处于被动发展地位。
图4 1991—2020年南高三国的GDP、对外贸易额与失业率变化情况

Fig. 4 Changes in GDP, total foreign trade and unemployment rate of the South Caucasus region, 1991-2020

3.1.3 援助下的经济复苏之路

为复苏经济，南高三国积极寻求国际金融机构、域外国家的经济援助，大力引进外资建立合资企业。阿塞拜疆从伊斯兰国家和伊斯兰银行获取大笔资金援助，格鲁吉亚从美国（表3）、德国等国获取援助和政府贷款。亚美尼亚面临着持续的财政问题，直到1999年10月，世界银行才向亚美尼亚予以2.38亿美元优惠贷款。除对外申请援助，南高三国凭借矿产资源优势，制定多项优惠政策以吸引外资。格鲁吉亚给予西方公司开采锰、石油和天然气的特权，电站几乎全部被外企收购；阿塞拜疆于1994年和西方石油公司签订开发里海石油的“世纪合同”，至1999年底引进外资金额逾50亿美元[38]；亚美尼亚的机场设施、电信设备等行业也吸引了大批西方公司投资。通过域外行为体援助以及外资支持，南高三国克服了缺少资金外汇、经济结构不合理等问题，经济逐渐复苏。
表3 1992—1998年美国对格鲁吉亚的援助情况

Tab. 3 U.S. aid to Georgia, 1992-1998

年份 援助总额(亿美元) 援助领域
1992 0.140 粮食安全
1993 1.142 粮食安全、政府和民间社会、其他
1994 0.814 粮食安全、政府和民间社会、冲突与安全、其他
1995 0.962 粮食安全、政府和民间社会、冲突与安全、能源、其他
1996 0.613 粮食安全、政府和民间社会、冲突与安全、能源、紧急应变、其他
1997 0.062 粮食安全、政府和民间社会、冲突与安全、能源、紧急应变、其他
1998 0.848 粮食安全、政府和民间社会、冲突与安全、能源、紧急应变、农业、旅游业、其他

注：数据来源于美国国际开发署官网。

3.1.4 21世纪以来的社会转型与经济增长

20世纪末期南高三国确立了总统制政体后，政府控制力增强，社会秩序有所好转，社会生产力进入恢复状态[38]，南高地区生产总值由2000年的102.42亿美元至2008年的733.10亿美元一直保持加速增长（图4），年均增长78.83亿美元。此间，阿塞拜疆凭借能源优势最先扩大对外贸易，积极投入能源项目建设，为国内提供大量就业岗位，经济恢复较为顺利。格鲁吉亚作为货物、能源出入的重要通道，发挥空间优势，在石油管线、天然气管道建设等项目上与阿塞拜疆大力合作。而亚美尼亚由于与阿塞拜疆的冲突以及邻国边境口岸、运输通道的持续封锁，导致其被排除在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BTC）石油管道、巴库—第比利斯—埃尔祖鲁姆（BTE）天然气管道等能源项目以外[39]，而与其相邻的伊朗又无法提供充足的资本与市场支持，导致其边缘化困局严峻。2005年亚美尼亚另辟蹊径加入欧亚经济联盟（EAEU），这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其与俄罗斯的盟友关系，但也限制了亚美尼亚经济发展的自主性。

3.1.5 稳中有变的政局与曲折发展的经济

近十几年来，南高地区政局整体趋于稳定，这主要得益于三国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政治结构。阿塞拜疆形成了以总统为核心的政治结构，亚美尼亚的共和党与法律国家党在政府中实现了政治妥协，格鲁吉亚自2010年后多次重组内阁，实现了总统、政府和议会相制衡的结构[40]，2017年修宪后由半议会半总统制转变为议会制，实权由总理掌握。但在无公认非国家行为体（Non-Recognized de facto States）地区所催生的领土主权争端依旧威胁着整个南高地区的安全机制构建[41]，主要体现在纳卡冲突热度的回升（图5）。
图5 1991—2020年南高加索地区武装冲突和政治稳定程度

注：数据来自乌普萨拉冲突数据计划的地理事件数据集和全球治理指数。

Fig. 5 Armed conflicts and degree of political stability in the South Caucasus region, 1991-2020

乌克兰危机的持续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南高三国的“选边站队”，形成了格鲁吉亚向欧美、阿塞拜疆东西兼顾、亚美尼亚向俄罗斯的外交格局[42]。但受俄罗斯、乌克兰等经贸伙伴经济下滑的影响，南高地区自2013年以来经济发展也明显放缓。阿塞拜疆虽具备对外能源经济合作优势，但由于贸易结构单一，在国际油价下跌的背景下其外贸额起伏不定（图4）。该阶段南高三国经济发展曲折，区域一体化程度欠缺，域外地缘环境影响大，难以通过合作机制促成社会经济共同发展。

3.2 关联要素视角下南高地区的历史演进

3.2.1 地缘关系的真空状态——破碎带形成的地缘环境基础

加盟国时期南高三国在计划经济模式下，通过分工促成合作。苏联解体后，南高三国经济发展脱离了原有体系，产业联系中断，处于地缘经济、文化关系真空状态。在此状态下，亚美尼亚希望继续从俄罗斯获取财政援助，但并未得到良好反馈；阿塞拜疆转向中亚国家，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签署合作文件[38]，并在格鲁吉亚开拓石油运输通道，希望通过次区域性与双边合作来破除困局。总体来看，南高三国被迫需要开辟和独联体以外国家的经济关系来维系社会发展，削弱了俄罗斯与南高地区的联系。但放眼周边，缺少一个能与俄罗斯抗衡的行为体，南高地区短期内无法与新的行为体建立密切关联，导致三国的发展无明确方向，国家内部以及国家间逐渐产生政治立场分化。需要指出的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欲极力将现有成员全部保留在独联体内部[42]，这与上文所述的南高国家对外发掘新外交关系的意图相悖，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乌克兰、摩尔多瓦等国力图通过合作脱离独联体[43]。

3.2.2 地缘关系的起步构建——破碎态势的初步形成

在美国、欧盟以及联合国下属机构的支持援助下，南高地区对外关系起步构建，由此催生的域外博弈也加速了其破碎化态势形成。南高三国于1992年加入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 1995年1月1日，“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改名为“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OSCE）”。），并在欧盟、欧洲复兴银行、世界银行等组织资助下修建连接黑海和里海的交通设施与国内的港口和公路建设[38]；1994年南高国家加入北约和平伙伴关系计划（PfP），与美国的政治关系与军事合作被披上法律外衣[42]。同期，在美国石油公司的投资与支持下，由中亚国家通向土耳其的天然气和石油管道建立[44]，南高地区成为能源运输的通道支点国，地缘经济空间东西双向扩充。总体来看，1992年后南高国家通过加入国际组织来汲取新的对外发展动力，联合国、北约、欧盟等逐渐成为南高国家构建对外关系的重要行为体（图6）。但欧美势力与南部国家的介入也引起俄罗斯的提防，1993年的“近邻”政策是俄罗斯宣示在南高地区权力一种方式[45]。此外，俄罗斯通过《独联体章程》完善了独联体组织章程和执行机制，并于1995年9月明确指出要在南高地区建立新的政治与经济关系体系[46]。
图6 南高加索地区与域外行为体关联情况的演变

注：土库曼斯坦、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分别于2005年、2008年和2014年宣布退出独联体并启动相关退出程序。

Fig. 6 Evolution of association of the South Caucasus region with extraterritorial actors

受限于与俄罗斯硬实力的非对称性以及伊斯兰复兴浪潮与库尔德问题，土耳其和伊朗与南高国家地缘关系进程较为缓慢。土耳其自1992年起凭借着地缘文化优势试探性介入南高地区，介入形式主要以安全与防务建设为主，但在政治经济领域则有所欠缺[47]。作为地区性大国的伊朗为处理纳卡冲突带来的边境安全问题，在道路工程建设和能源贸易领域与南高国家形成较为密切的关系[48]，但在政治、军事以及文化方面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与潜力。虽然伊朗也曾尝试扩大伊斯兰势力以填补独立不久的南高国家的意识形态真空状态[47]，但并未对南高国家采取积极、主动、全面的外交政策[49]。

3.2.3 地缘关系的扩展与深化——破碎态势的加剧

进入21世纪，美国、欧盟、土耳其等域外行为体与南高地区的地缘政治、经济与文化关系均持续扩展并深化。在经济方面，美国对已建成的能源运输管道大力投资，实现流空间的持续互动。在政治与军事方面，21世纪初美国携北约东扩，以“反恐”之名在南高地区设立大量军事基地[50]；2002年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上台后，南高国家被视为土耳其“战略深度”外交准则下的新型关系发展对象；2004年6月南高三国被纳入欧洲睦邻政策（ENP）中，成为欧盟向东实现地区稳定并拓展影响力的媒介，2009年南高国家与乌克兰同属欧盟主导下的“东方伙伴关系（EaP）”计划[51]，与欧盟在经济、政治、文化以及安全关系方面联系紧密[52]（图6）。
尽管对外关系密切发展，域外势力的政治介入却掺杂着意识形态渗透。2003年美国在格鲁吉亚煽动“玫瑰革命”[53]，通过此举以操纵南高国家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直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这种所谓的“民主推广”战略才有所收敛。面对美国在南高地区的渗透，俄罗斯以重新崛起为战略目标，出台《俄罗斯联邦能源发展战略》[44]，将能源控制权扩展至里海，并不断发展壮大“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强化其军事政治联盟属性，从而深化与南高三国的军事合作[54]。在此态势下，美俄博弈愈演愈烈，地区破碎化态势持续发展。

3.2.4 区域安全体系的初步构建——破碎态势的维持

自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南高国家严防危机波及本土，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域内分裂派提供了可乘之机，无公认非国家行为体的冲突出现了一定反弹外溢，对邻近国家边境造成安全威胁，俄罗斯介入军事力量调解其停火。受俄美敌对态势和俄欧关系走弱的影响，多国势力在此趋于均衡并具有追求区域不稳定的倾向，这种倾向对南高地区的安全结构造成更多的隐患，地区破碎化继续维持。而以黑海经济合作组织为典型的次区域安全机制已难以应对区域内部冲突，因此区域安全体系构建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
2008年俄格战争后，土耳其主持构建了高加索稳定与协作平台“3+2”地区协作模式来推动形成新的危机管理策略[55]，但受到土—俄对抗性合作下关系波动的影响，该机制的实施过程受到一定程度阻碍。此外，持续的纳卡冲突也减弱了欧安组织明斯克小组安全协调机制的实质成效[42]。2017年南高地区建立了“阿—土—俄”三边合作机制，力求成为维护区域安全的典范机制。但从本质上来看，此机制也反映出土耳其与俄罗斯在南高地区影响力的非对称性，土方必须借助俄方的协调合作才能提高在南高地区的调解力[55]。

3.3 结构要素视角下南高地区的历史演进

3.3.1 “无结构”状态的产生与瓦解

自1922年南高三国加入苏联至1991年南高三国独立，无论从物质、空间还是理念结构来看，南高地区都稳定地处于以俄罗斯莫斯科为中心的单向型伞状封闭结构中（图7a），产业、贸易发展的被动性强，与外界的联系也受到空间上的制约。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自顾不暇、土耳其和伊朗的实力制约使南高地区短暂地处于一个理念和物质上的“无结构”自由状态下[20]。1992年后以阿塞拜疆为首的对外经贸合作关系的构建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这种局面。直到20世纪末，南高三国的产业发展逐渐恢复，对外关系逐渐多元化。此时的南高地区已被纳入次区域体系下，常被作为黑海地区或大中东地区安全问题的一部分，这愈加引起美国的重视，并逐渐被纳入以美国主导形成的国际体系结构下。
图7 “伞状结构”和双重结构矛盾互动

注：根据参考文献[42]、[56-57]绘制。

Fig. 7 Umbrella structure and dual structure interaction

3.3.2 双重结构矛盾互动下的制衡化与秩序真空

21世纪后随着俄罗斯重返南高的进程加快，以俄罗斯为主导的独联体体系和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因地缘战略利益在空间上重叠与碰撞，造成不同尺度体系间的相互影响、矛盾互动，并产生相互抵消削弱的作用[56]（图7b）。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结构尺度大于俄罗斯主导的独联体结构，但基于历史沿革以及空间临近性，前者在南高地区的权力影响相较于后者并非具备更强的优势[42]，最终形成两重权力制衡下的地缘结构。
近十几年来，多方力量的介入致使南高地区的安全结构并未被单独大国或利益集团所覆盖，而是趋于多方权力下的制衡化发展，这一态势也导致南高地区难以被归于某一区域秩序框架中。着眼破碎带内部，南高三国自独立后虽经历了近30年的发展，但仍未形成彼此依赖的安全体系，一直处于欧盟和俄罗斯两个“安全复合体”的夹缝，加之不断介入南高地区安全事务的北约组织，最终导致三国各自依托于域外行为体，保持多边对外政策，从而难以形成中心—外围结构，国家权力无法有效地投射至南高地区以外[20]。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南高地区安全体系构建进程缓慢的原因。
新一轮俄乌冲突的爆发致使俄罗斯的军事重心有所转移，其在南高地区分配的“注意力”有所削弱，这为地区内部的民族分裂主义提供了“机会窗口”，分离共同体下隐匿的霍布斯文化依旧存在。此外，格鲁吉亚所坚守的西方阵营立场加剧了地区安全结构的复杂性，未来域外大国在此的博弈可能会增强，南高地区的破碎化局势将会继续发展。

3.4 多元行为体互动实践下的历史演进驱动路径

从破碎带内部来看，分裂实体对主权国家构成的挑战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域外行为体与域内非国家行为体、主权国家的互动模式与状态。南高地区冲突事件不仅涉及到冲突发生地的政府组织，还涉及到古阿姆集团、欧安组织明斯克小组、高加索稳定与协作平台等区域性组织，以及俄罗斯、美国等国家行为体和欧盟、北约、独联体等利益集团，相关行为体涉及域内至域外乃至整个国际尺度，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多领域互动，不同尺度的体系相互耦合，形成了特定时段下的地缘环境状态，在此约束下行为体缔造出某一情景下的“必然结果”。

3.4.1 跨领域互动路径

在苏联时期，苏联通过移民政策来改变阿布哈兹、纳卡等地区的人口结构[58]，以加强对南高地区的控制。这导致了民族、宗教文化在空间上的“错配”，为国家独立后的军事冲突埋下隐患。南高三国独立后，东西接海域、南北邻大国以及显著的大陆品性等自然本底因素一定程度上使南高三国在对外战略上不走极端，避免因加入联盟中的任何一方而与邻为敌，但这也限制了早期对外关系的扩大。
20世纪90年代南高地区经济恢复与转型进程受内部民族分裂主义引发的领土冲突的制约，由此带来了失业、难民等社会问题，政治、经济与社会领域要素恶性互动，南高地区的破碎化态势加剧。跨领域互动也体现在21世纪后南高国家外交政策转型过程，亚美尼亚作为空间上“被包围”的国家，时常因冲突而处于经济封锁状态，这严重限制了其外交政策的多元自主性，使其持续对俄罗斯高度依赖；而阿塞拜疆则呈现出不同的外交模式。在阿塞拜疆，伊斯兰教、突厥语等元素使其与周边的国家形成了密切而复杂的文化关系，推动了其多方合作的发展准则。此外，实用主义的外交理念催生了21世纪后其在政治上对域外力量的调停需求；在经济上，非资源模式的转型与多方合作理念则为政治上的实用主义而服务[59]，而威权主义一定程度上则是为维护阿塞拜疆社会秩序、多元化外交模式所产生的制度形式。阿塞拜疆的地理环境、社会文化、政治战略、经济发展等多因素在国内、国际双重尺度下相互联系并影响（图8），最终助推了其东西方平衡式外交政策的形成。
图8 阿塞拜疆平衡式外交政策形成的跨领域互动路径

Fig. 8 The cross-field interaction mechanism formed by Azerbaijan's balanced foreign policy

跨领域互动同样体现在大国对南高地区的博弈斗争中。以土耳其对南高地区的政策为例，在与俄罗斯硬实力不对称状态下，土耳其借“战略纵深”理论来制定“零问题”外交政策[55]，但实际上该政策是为土耳其强化在南高地区的军事、安全调解权而服务，并使南高国家被纳入更多的以土耳其为主导的能源经济、区域安全发展框架下。综上，地缘破碎带在地理环境、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特殊属性为多元行为体的跨领域良性或恶性互动创造了条件，这是推动域内社会经济发展和域外势力在南高地区博弈历史演进的重要路径。

3.4.2 跨尺度耦合路径

从空间上看，冲突事件发生在破碎带内部的特定场所，但触发事件的动因以及事件所带来的空间效应往往关联到地区尺度和国际尺度。南高三国与邻国的复杂宗教民族和文化关系是造成该地区冲突外溢的历史原因。如阿塞拜疆与土耳其同属突厥语国家组织、与伊斯兰世界紧密联系；亚美尼亚与土耳其的世仇深厚等因素，这些都是作为推动南高地区内部行为体、破碎带、欧亚大陆乃至全球尺度之间进行耦合的社会文化动力。此外，地缘利益的争夺则是推动跨尺度耦合的现实原因。以1991—1992年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为例，虽然冲突发生地仅是位于库拉河与阿拉斯河之间的一个小面积区域，但却吸引了来自俄罗斯和乌克兰的雇佣军助战，以及大批来自阿富汗和车臣的伊斯兰“圣战者”以及土耳其军人加入阿塞拜疆方面作战，战斗导致近100万人离开家园[60]，小范围的领土冲突一度演化为国家动荡以及外部博弈。近10年来，南高地区“欧亚大陆巴尔干”特征愈加明显，亚—阿间政治互信依旧缺失，敌对关系文化持续将纳卡地区的冲突由国家间争端向国际性冲突推进[20]。又如2008年俄罗斯—格鲁吉亚战争，发生于南奥塞梯且仅持续5日，但其空间效应已远超地区层次，乃至对美俄在国际尺度下的对抗产生影响，形成以美—格为一方、俄与分离实体为另一方的对立互动局面，推动了南高地区政治破碎化的持续发展。最终格方的失败也弱化了美国此后在该地区的事务参与意愿。
从域外大国地缘利益来看，博弈目标往往涉及整个南高地区，而并非单独某一国。21世纪以来，纳卡、阿布哈兹、南奥塞梯等冲突区时有武装斗争发生，对于破碎带内部而言，其更多体现了因历史遗留问题所产生的争执，但对于域外势力而言，若掌握了冲突的军事调停权力，则代表其强化了在整个南高地区的权力。南高地区的亚欧交通枢纽地位则直接将这种权力扩大到整个里海框架下，并连接起中亚向东欧的通道，从而将权力放射至弧形战略地带[42]。因此，在讨论破碎带的历史演进时，要重视某一事件所引发的尺度效应，对于引发长时间、大尺度的典型事件，则应给予重点关注。

3.4.3 多元行为体博弈路径

在关联要素和结构要素视角下，域外多元行为体在南高地区的“大博弈”以及域内“小博弈”推动历史演进中核心事件的发生与演化。从“大博弈”整体趋势看（图9），俄罗斯在南高地区的影响力呈高位波动状态，且始终居于首位；美国与土耳其则呈上升趋势；伊朗呈下降趋势。根据复合地缘位势可大致判断：域外行为体在南高地区的博弈强度经历了先升后降的过程。从阶段变化来看，“大博弈”大致经历了1991—1999年、2000—2011年、2012—2020年3个阶段。近十几年来，俄罗斯在南高地区的综合影响力巩固回升，美国与土耳其则趋于稳定。
图9 1992—2020年地缘位势评估结果

Fig. 9 Assessment result of the geo-potential, 1992-2020

民族历史恩怨导致的持续不断的“小博弈”驱使南高国家社会秩序混乱，如1993年末的格鲁吉亚陷入了一场政府军、反对派、阿布哈兹分裂主义武装的三方内战[38]；而亚美尼亚在1992—1993年因党派斗争更换5次政府总理[35]。在此态势下，美国乘机给予大力经济援助，将这种“小博弈”直接扩展为美俄间“大博弈”，1997年成立的“古阿姆”集团正是在双重尺度博弈下所产生的区域组织，该组织将格、阿两国囊括在内，并不断扩大，在2001年通过《雅尔塔宪章》成为正式地区组织，后在2006年更名为“古阿姆民主与经济发展组织”，成为国际性组织[61]。“古阿姆”集团的出现和发展加深了亚美尼亚与格、阿两国的社会分化，弱化了独立之初南高地区“无政府”结构，也是“大博弈”的重要推动力。同样的大小博弈互动也体现在1991年由欧安组织前身所建立的解决纳卡问题的明斯克小组[42]，该小组最初由俄、美、法等国共同参与协调，而到了2010年后，俄罗斯已成为该小组主席国中唯一发挥实质性协调作用的大国[62]。
近十几年来，俄罗斯通过经济与军事手段持续增强在南高地区的话语权，多次借助安全机制调停区域冲突。如此来看，南高地区的“大博弈”似乎在减弱，整个外部地缘环境也有良性发展趋势。但近年来俄乌冲突的一定程度上又造成俄罗斯军事重心的转移，这无疑为其他势力介入南高地区提供了机遇，制衡化有可能成为该地区安全结构的发展趋势。

4 结论与讨论

在地缘环境视角下，地缘破碎带是一个以域内外多元行为体互动实践为核心的不断演化的地理区域。通过互动实践，破碎带所产生的决策信息集又成为制约域内外行为体互动方式的物质与理念性因素。破碎带决策信息集所引发的行为集合在时序上的排列关联构成了其历史演进的核心过程（图10）。
图10 地缘环境下的地缘破碎带历史演进的核心逻辑

Fig. 10 The core logic of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已有的地缘环境视角研究主要涉及国别、战略交汇区、边境以及流域、海域等自然分区，而本文所关注的地缘破碎带在尺度上相对较大，组成结构相对复杂，具备多党派、多国政府、民间组织、无公认非国家行为体等多元行为体参与的特征，且呈现出内外双重博弈体系。从尺度效应来看，破碎带内部本身已具备跨尺度耦合特征，但在分析其历史演进时需将这种机制扩大至更大的区域乃至全球。因此地缘破碎带既是一个特定的地理区域范围，也是一种空间尺度等级，是推动域内小尺度与域外大尺度矛盾互动的临界尺度。因此，在地缘环境视角下解析破碎带历史演进时，除了要关注其自身社会经济的发展历程，也应当立足于国际关系史来厘清关联要素的时空演化。需要注意的是，在解析历史演进时虽然要先识别、划分出构成破碎带体系的基本行为体元素，但最终还是需立足于系统性视角，对破碎带整体的发展特征与趋势进行梳理，避免孤立地解读某一域内行为体。
从本底、关联以及结构3类要素视角综合来看：缓冲过渡的自然地带特征与多帝国统治下所形成的域内外复杂文化关系奠定了1991年南高三国独立以来历史演进的基础。独立后的数年内，民族冲突、宗教博弈与政党斗争扮演了南高地区历史演进的主要角色，社会经济发展与政治格局经历了失序、分化的过程，整个破碎带经历了“无结构”下的自由状态，与美国、欧盟等域外行为体建立经济关系并获取援助成为主要目标，这一过程也驱动了俄罗斯的重返计划。进入21世纪后，在国内政局逐渐稳定的条件下，南高地区经济发展恢复并增长，对外关系由经济向军事、政治、文化等多领域拓展，与欧美国家的联系加深，合作对象也向中亚、东亚国家扩展，在此背景下，美俄博弈也愈加激烈。2010年以来，三国继续巩固了政权结构，在内外力量的共同推动下区域合作机制逐渐显现，但囿于根植性的宗教、民族历史恩怨，无公认非国家行为体的区域冲突仍有发生，域外势力介入度增强，其中以俄罗斯为典型借此大力巩固了在南高地区的军事地位。但需要重视的是，近年来持续的乌克兰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俄罗斯的军事重心，制衡化可能成为南高地区地缘结构的发展趋势。目前来看，南高地区仍属于具备典型破碎化态势的分离共同体，社会经济发展曲折不定，对外依赖严重，尚难以通过内部合作机制或外部整合来促成共同发展。在历史演进路径方面，本文从3方面进行了探讨。从跨领域互动来看，独立初期南高地区的失序局面正是其政治、经济与文化领域恶性互动的结果，而21世纪后三国各自形成的外交模式以及域外行为体对南高地区的政策也受到跨领域互动的影响。其次，从跨尺度耦合来看，域内、外行为体之间复杂的宗教、民族关系是造成该地区冲突外溢至更大空间尺度的历史原因，而地缘利益的争夺则是现实原因；最后，从多元行为体博弈来看，域内外大小博弈相互影响，彼此共存，共同影响南高地区的历史演进。这3种路径综合推动南高地区本底、关联以及结构要素下的历史演进。
此外需要关注的是，自2015年南高三国签署“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中国成为促进其社会经济良性发展的新角色，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南高地区在交通运输中的节点地位，东西双向扩展了对外经济与外交关系。与美国、土耳其等国较强的军事意图不同，中国对南高地区的外交发展目标更显纯粹，呈现出多领域均衡化发展态势[63]。南高三国也秉持较为纯粹的立场，将中国视为经济合作对象，通过经贸合作推动本国经济发展。中国已成为促进南高地区地缘环境良性发展的重要外部力量，因此，深入对地缘破碎带的地缘环境研究并多维评估中国所面临的地缘政治风险已成为中国地缘政治学界的重要研究内容。最后，借助新闻媒体数据库等大数据方法来细化研究的时间尺度并进一步量化南高地区与域外行为体的地缘关系是后续研究进展的一大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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