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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 Vol. 79 >Issue 6: 1521 - 1439

DOI: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2406010

空间与产业发展

珠三角高科技企业与香港科技创新赋能的关联特征及影响因素

  • 许吉黎 , 1 ,
  • 叶嘉安 , 2 ,
  • 林初昇 3 ,
  • 刘行健 2 ,
  • 杨帆 4 ,
  • 罗子昕 2
展开
  • 1.广东省科学院广州地理研究所 广东省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应用重点实验室，广州 510070
  • 2.香港大学城市规划与设计系，香港 999077
  • 3.香港大学地理系，香港 999077
  • 4.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广州 510006
叶嘉安(1952-), 男, 中国科学院院士, 讲座教授, 研究方向为城市发展与规划、地理信息系统。E-mail:

许吉黎(1989-), 男, 安徽宣城人, 助理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经济地理与城市地理。E-mail:

收稿日期: 2023-04-17

  修回日期: 2023-12-28

  网络出版日期: 2024-06-19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301203)

香港特区政府策略性公共政策研究项目(S2017.A8.007.17S)

广东省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基金项目(2022A1515110969)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1&ZD107)

广东省科学院发展专项资金项目(2023GDASZH-2023010101)

收起

Relational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high-technology firm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and the empowerment for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by Hong Kong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 XU Jili , 1 ,
  • Anthony G.O. YEH , 2 ,
  • George C.S. LIN 3 ,
  • LIU Xingjian 2 ,
  • YANG Fan Fiona 4 ,
  • LUO Zixin 2
Expand
  • 1. Key Lab of Guangdong for Utilization of Remote Sensing and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 Guangzhou Institute of Geography, Guangdong Academy of Sciences, Guangzhou 510070, China
  • 2. Department of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999077, China
  • 3.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999077, China
  • 4.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Planni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Received date: 2023-04-17

  Revised date: 2023-12-28

  Online published: 2024-06-19

Supported by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2301203)

Strategic Public Policy Research Grant of the Policy Innovation and Co-ordination Office of the Hong Kong SAR Government(S2017.A8.007.17S)

Guangdong Basic and Applied Basic Research Foundation(2022A1515110969)

Major Program of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21&ZD107)

GDAS' Projec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2023GDASZH-2023010101)

Fold

摘要

珠三角与香港跨境区域创新系统建设是粤港澳大湾区迈向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支撑。本文聚焦珠三角高科技企业使用香港科技创新功能及要素的特征，集成客观视角下企业社会经济属性和主观视角下利益相关者合作动机以揭示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 香港对珠三角高科技企业的科创功能供给主要体现在“一国两制”框架制度优势的市场拓展、国际化运营和企业融资，投资创业退居相对次要位置，科创要素的供需关联性由强到弱分别是生产性服务、劳动力和科技；② 港资、较大规模和创立年限更久的珠三角高科技企业更倾向使用香港科创要素，内资、中小规模和新创企业对香港科创要素的需求呈减弱态势；③ 香港劳动力、科技和生产性服务供给的优势体现在竞争力、国际接轨和国际视野，劣势在于高成本、粤港相互了解有待深化和合作机制不够健全；④ 宏观层面全球和国家新经济格局下香港的功能转型、中观层面“一国两制三关”跨境区域特性、微观层面企业异质性之间的多层级互动影响珠三角高科技企业与香港科技创新赋能的关联特征。

关键词： 区域创新系统; 高科技产业; 粤港澳大湾区; 一国两制; 珠江三角洲; 香港

本文引用格式

许吉黎 , 叶嘉安 , 林初昇 , 刘行健 , 杨帆 , 罗子昕 . 珠三角高科技企业与香港科技创新赋能的关联特征及影响因素[J]. 地理学报, 2024 , 79(6) : 1521 -1439 . DOI: 10.11821/dlxb202406010

Abstract

The perfection of the cross-border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PRD) and Hong Kong remarkably underpin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GBA) towards an internationa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hub.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rela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usage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functions and elements including labor force, technology, and producer services from Hong Kong by high-technology firms in the PRD, and probes into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by integrating the objective perspective on the impact of firm-level socioeconomic attributes and subjective perspective on the open interpretations on the reasons by using or not us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functions and elements from Hong Kong by various stakeholders in high-technology domains in the PRD. Key research findings are fourfold. First, Hong Kong'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functions primarily ride on its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under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framework to empower high-technology firms in the PRD by expanding their international market, international business operation, and financing, but cross-border invest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has retrieved to a relatively marginalized position. The degree of supply-demand relations of producer services is the highest, followed by labor force and technology. Second, Hong Kong-invested, large-sized, and long-standing high-technology firms in the PRD are more inclined to us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lements from Hong Kong, while domestic, small-and-medium-sized, and start-up high-technology firms in the PRD are in turn gradually unhooked from the supply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lements from Hong Kong. Third, Hong Kong enjoys both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in supplying labor forces, technologies, and producer services to high-technology firms in the PRD, with advantages in competitiveness, international linkages and visions, and disadvantages in high cost, lack of deeper mutu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Hong Kong and the PRD, and the imperfect cooperation mechanisms. Fourth, interactions among the transitioning role of Hong Kong in the macro-level global and 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landscape, meso-level cross-border regional specificities under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framework, and micro-level heterogenous practices and capabilities of firms influence the usage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functions and elements from Hong Kong by high-technology firms in the PRD.

Key words：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 high-technology industries;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Pearl River Delta; Hong Kong

1 引言

珠江三角洲与香港的协同发展一直是国内外人文地理学热点议题，包括改革开放初期的“前店后厂”区域生产组织模式[1⇓-3]，港澳回归在“一国两制”框架下的跨境区域联合治理模式[4⇓-6]，以及粤港澳大湾区上升国家战略以来的区域全面协同发展[7⇓-9]。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以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为目标，日益强调珠三角与香港建设跨境区域创新系统和科技创新共同体[10-11]。一方面，全球金融危机、中美贸易摩擦和疫情等逆全球化趋势持续冲击珠三角劳动、资本密集型产业驱动的出口导向型经济，生产成本抬升、廉价劳动力短缺和生态环境质量恶化也倒逼珠三角面向高科技产业的转型升级[12-13]；另一方面，香港过度依赖金融、物流和旅游业而导致的产业结构脆弱性，在经济全球化不确定性骤增的境况下被放大，近年来“香港再出发”的呼声渐长，谋求依托其高水平人才集聚、卓越科技研发能力和优质生产性服务供给以提升科技创新功能及要素的辐射能力，增强城市经济韧性和科创中心职能[14⇓-16]。尽管如此，新时期珠三角高科技企业与香港科创功能及要素的供需关联仍不清晰，揭示关联特征及影响因素既对于具有中国制度特色跨境区域创新系统的知识生产和理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也能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提供决策参考。
围绕以上研究问题，综述区域创新系统中的高科技企业使用外部科创功能及要素的研究进展[17-18]，发现现有研究存在若干不足，而珠三角与香港跨境区域创新系统研究有潜力形成理论贡献。① 区域创新系统中的高科技企业使用外部科创功能及要素的地理空间尺度从区域内部、“全球—地方”到多尺度空间，但是有关具有中国制度特色“一国两制”跨境区域尺度的知识生产及理论对话相对薄弱；② 已有研究主要关注高科技企业使用外部特定类型的科创功能（企业融资、市场拓展）或要素（劳动力、科技、生产性服务），研究成果之间相对割裂，基于特定研究对象使用外部多元科创功能及要素特征的揭示不够全面，而厘清珠三角高科技企业与香港多元科创功能及要素的供需关联特征恰是跨境区域创新系统建设之关键；③ 已有研究从多维邻近性、企业社会经济属性等客观视角或利益相关者合作动机等主观视角分析影响因素，但是主客观视角之间鲜有互动，有失全面、立体地揭示影响因素，珠三角高科技企业使用香港科创功能及要素缘于所处区域的市场经济活力、重要的国家战略地位和独特的国际经济角色，既受到企业社会经济属性等客观因素也受到多元利益相关者合作动机等主观因素的影响。
综上所述，本文聚焦珠三角不同社会经济属性高科技企业使用香港多元科创功能（投资创业、企业融资、市场拓展、国际化运营）及要素（劳动力、科技、生产性服务）的特征，兼顾客观视角下企业规模大小、资本构成、创立年限等社会经济属性和主观视角下企业经理人、政府部门、产业协会、专业人士等多元利益相关者的（不）合作动机阐述，归纳总结珠三角高科技企业与香港科技创新赋能的关联特征及影响因素。

2 区域创新系统中的高科技企业使用外部科技创新功能及要素

伴随创新由线性模式转向交互和系统模式，企业对组织外部科创功能及要素的需求不断加深，依托区域创新系统获取外部支持以实现开放式创新的重要性日益凸显[17-18]。区域成为创新发生和集聚的主要空间载体，区域创新系统成为经济地理学的重要概念，指特定地域范围内相关作用者（企业、大学、研究机构、政府部门、产业协会等）及其网络联系与制度环境的相互作用，发挥系统功能从而推动创新的发生、扩散和应用[19⇓-21]。有关区域创新系统中的高科技企业使用外部科创功能及要素的研究，主要关注外部科创功能及要素的地理分布、类型、效应和影响因素等。

2.1 高科技企业使用外部科创功能及要素的地理分布

区域创新系统中的高科技企业使用外部科创功能及要素的地理分布经历了由区域内部、“全球—地方”互动到多尺度空间整合的转变。早期研究强调地理邻近和区域资产对于企业获取外部科创支持的重要性，能够降低交易成本，依托便捷频繁的面对面接触形成互惠信任关系，基于相同的价值观、语言和规范达成共同目标等[22-23]。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迈向知识技术全球化，开放式区域创新系统以及“全球—地方”互动对于高科技企业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24-25]。Bathelt等构建“本地蜂鸣—全球管道”（Local Buzz, Global Pipeline）的理论框架，指出企业在全球尺度上选择性地建立战略联盟等组织关系与区域尺度知识溢出的互动构筑科技创新的重要动力[26]。全球—地方创新网络的衔接交织成为区域创新系统功能得以充分发挥的有力保障[24,27]。近年来随着国家对企业科技创新干预的强化，以及新一轮科技革命下重组式、激进式创新的日益涌现，全球与地方尺度的二元划分受到批判，研究发现高科技企业获取外部科创功能及要素是涉及区域、国家和全球的多尺度空间过程，并且依赖对不同空间尺度功能及要素的整合[28⇓⇓-31]。现有研究主要关注企业使用区域、国家和全球空间尺度的科创功能及要素，而对国内跨境区域尺度的研究相对薄弱，尤其是具有中国制度特色的“一国两制”框架下跨境区域创新系统的理论对话有待深入。因此，珠三角高科技企业跨境使用香港科创功能及要素的研究有潜力丰富已有研究的空间尺度，实现具有中国制度特色的跨境区域尺度对区域、国家和全球尺度的补充，并且基于“一国两制”跨境区域的制度差异和边界效应丰富该空间尺度的知识生产和理论对话。

2.2 高科技企业使用外部科创功能及要素的类型和效应

高科技企业使用外部科创功能体现于区域创新系统推动创新发生、扩散和应用的多个维度，具体包括投资创业、知识创造、预期引导、市场拓展、资源配置和合法化等[32-33]。相关研究主要关注区域创新系统中的高科技企业使用外部特定类型的功能及效应，包括引进外部科技成果实现企业知识创造[29]、借助市场拓展强化企业空间集聚[34]、依托内生创造、外部吸引和向内吸收等涉及多尺度空间的技术合法化赋能企业技术创新[35]、嵌入全球金融网络构建企业科技创新的资本渠道等[36]。有关高科技企业使用外部科创要素的类型主要集中于劳动力、科技和生产性服务。高科技企业引进劳动力不仅是从外部获取生产要素，也是作为科创要素的物质载体。对于高科技产业而言，诸多知识、技术和技能内化于人力资本，隐性知识和技术诀窍难以通过编码进行大规模、远距离传播，需要依托劳动力的空间流动予以实现[37]。同时，从外部获取科技也是推动企业创新的核心动力，一方面，企业内外部不同技术的集成有助于实现重组式创新和技术突破，另一方面，缺乏自主研发能力的企业依赖从外部引进核心技术开展面向市场的技术开发和应用，尤其对于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地区的企业更甚[38-39]。另外，生产性服务业作为区域创新系统中科技创新的创造者、传播者和促进者的角色获得广泛共识[40-41]。鉴于日益精细化的产业分工以及金融、市场环境不确定性的加深，企业组织内部所掌握的信息和资源愈发有限，从外部购买科技研发、金融服务、市场拓展和管理咨询等生产性服务成为企业科技创新的有益支撑[34]。生产性服务业也被称为科创要素“流空间”的创造者、区域创新系统中不同行为主体之间的“黏合剂”[21,42]。
尽管已有研究涉及高科技企业使用外部各类科创功能及要素，但是基于同一案例往往仅关注特定、单一类型的科创功能、要素和效应，不同研究成果之间相对割裂，联动性和体系性有待提升。就粤港跨境区域创新系统而言，由于制度环境差异和边界的选择性渗透，珠三角高科技企业能否同时、顺畅地使用香港多元科创功能及要素对于系统建设和功能运转的意义重大，对于综合集成现有研究内容以形成更具体系性的理论框架也彰显宝贵价值。

2.3 高科技企业使用外部科创功能及要素的影响因素

关于高科技企业使用外部科创功能及要素的影响因素研究，可划分为客观视角和主观视角，客观视角集中于中观层面多维邻近性和微观层面企业社会经济属性的影响，主观视角体现在企业经理人等利益相关者对合作动机的评价及开放性阐释[28⇓-30]。
区域创新系统中，影响高科技企业使用外部科创功能及要素的因素由来源与接收主体之间的地理邻近性转向了地理、认知、组织、制度和社会等多维邻近性[43]。多维邻近性能够促进高科技企业对外部科创功能及要素的使用，不同维度邻近性之间呈现互补和替代效应，但是缺乏邻近性或过度邻近性则会产生抑制效应，导致认知错位和路径锁定等负面后果[44-45]。近年来在中观层面多维邻近性之外，研究日益关注微观层面企业自身社会经济属性对使用外部科创功能及要素的影响，强调企业规模、类型和历史等造成的知识吸收能力的差异影响其使用以及如何使用外部科创功能及要素，但是目前核心研究结论尚存争议[46-47]。就企业规模而言，一部分研究认为中小企业更加依赖外部科创功能及要素，缘于其有限的内部资源和灵活的对外响应，另一部分研究则发现大企业从外部获取科创功能及要素的能力更强，因为企业内部组织结构更加完善，对外搜索、配置和吸收科创要素的能力更加突出[48-49]。企业资本构成上，有研究发现内资企业与国家和区域尺度的政府、大学、研究机构等具有更稳固的关系资本，而从全球范围获取科创功能及要素的能力相比外资企业呈现劣势，但是也有研究揭示了由海归人才创立的内资企业同样具有显著的全球科创功能及要素联结能力，并且外资企业也不断强化与国家和区域尺度内外资企业的科创合作[39,50]。企业历史上，有研究认为创立年限越久的企业所积累的外部网络资源越丰富，获取外部科创功能及要素的能力越强，但是也有研究揭示创立年限越久的企业越容易陷入外部合作的路径依赖乃至锁定，相比新创企业往往更难适应外部科技和市场环境的快速迭代[51-52]。
另一方面，基于企业经理人等利益相关者对科创合作动机的主观评价及开放性阐释，也成为分析影响因素的重要视角。相比客观视角，主观视角对于更加广泛的影响因素辨识、具体影响过程及机理的刻画具有解释力优势。已有研究普遍借助高科技企业问卷调查和企业经理人半结构式深度访谈等质性研究方法获取一手数据，揭示企业使用外部科创功能及要素的特征、过程和影响因素[28,46]。例如，通过高科技企业与外部科创功能及要素来源主体之间的互动频率、时长和效应等定量指标分析使用特征，依托企业经理人对所使用外部科创功能及要素的重要性赋分、具体原因和合作动机的开放性阐述等论证影响因素[29,53]。
客观视角的定量分析与主观视角的质性分析具有优势互补性，但也存在各自的局限性。客观视角有助于科学严谨地论证高科技企业使用外部科创功能及要素的影响因素是什么、程度如何，但是对具体过程及机理的揭示相对薄弱，主观视角能够对影响因素展开更加广泛的追踪辨识，以及更具深度的过程刻画和因果机制挖掘，但是受限于样本数量和研究结论的普适性。因此，集成客观视角的定量分析和主观视角的质性分析有助于更加全面、立体地揭示高科技企业使用外部科创功能及要素的影响因素，尤其对于粤港澳大湾区等涵盖异质性多元利益相关者的跨境区域案例具有较好的适用性。

2.4 研究述评

回顾20世纪90年代以来区域创新系统中高科技企业使用外部科创功能、要素及影响因素的研究进展，发现存在若干薄弱领域，并且珠三角与香港跨境区域创新系统研究有潜力填补不足，推进具有中国制度特色跨境区域的知识生产和理论建设。① 研究尺度上，区域创新系统中的高科技企业使用外部科创功能及要素的地理分布涉及区域、国家和全球尺度，但是对中国“一国两制”框架下跨境区域尺度的关注有限，制度环境差异和跨境边界效应的影响尚少被纳入研究框架[9-10,54]；② 研究内容上，主要关注高科技企业使用特定、单一类型的外部科创功能或要素，研究成果的联动性和体系性有待提升，缺乏基于同一案例开展高科技企业使用外部多元科创功能及要素的实证研究[8,21,37]；③ 研究视角上，客观视角下高科技企业社会经济属性（企业规模、资本构成、创立历史）对其使用外部科创功能及要素的影响尚存争议，客观视角的定量分析与主观视角的质性分析存在割裂，且各自存在局限性，集成主客观研究视角有益于优势互补，更加全面、立体地揭示影响因素[28-29,46,55]。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案例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重要的经济增长极和科技创新中心，珠三角高科技企业与香港多元科创功能及要素的供需关联成为新时期跨境区域创新系统建设的关键支撑。改革开放初期，珠三角“三来一补”加工组装贸易企业高度依赖香港的原材料、资本、科技和生产性服务（设计、物流和贸易等）[1]。1978—1993年港资在珠三角实际利用外资总额中占比接近3/4[2]。1997年香港回归后，受益于“一国两制”框架下制度安排的陆续出台、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和跨境口岸通关效率的提升，香港劳动力北上珠三角就业等区域社会经济互动愈发交织[16,56 -57]。同时，伴随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珠三角企业使用外资、科技和劳动力的来源也不断拓展，香港的重要性出现相对下滑[58]。相应地，珠三角由纺织、制鞋和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电子信息等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型，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向出口与内销并重，本地生产性服务业也加速崛起[13,59 -60]。研究逐渐关注珠三角企业是否如同改革开放初期一般需求香港的科创功能及要素供给。Yeh于2002年在东莞和中山调查了784家电子信息、玩具和服装企业，涵盖内资、港资、台资和日资等，发现不同资本构成企业对香港生产性服务的使用存在差异，港资企业最高，约占交易额的30%，内资企业最低，仅10%左右，其他资本来源企业略高于10%[61]。由此，Yeh等提出香港带动珠三角发展的“龙头地位遭遇挑战”，珠三角企业对香港资本和生产性服务等科创要素的需求正在减弱[5]。
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新一轮产业转型升级提速，区域协同发展迈向粤港跨境区域创新系统建设，显著依赖于珠三角培育高科技产业，并且更广范围、更深层次地使用香港多元科创功能（投资创业、企业融资、市场拓展、国际化运营等）及要素（劳动力、科技、生产性服务等）[9-10,15,62]。新近研究从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劳动力雇佣、科技创新合作或生产性服务购买等视角开展了探索[14,63 -64]，但是针对不同社会经济属性珠三角高科技企业使用香港多元科创功能及要素的主要特征及集成主客观视角的影响因素研究仍然较为匮乏。

3.2 研究框架

综合考虑理论研究进展的薄弱环节和新时期粤港跨境区域创新系统建设面临的现实需求，构建珠三角不同社会经济属性高科技企业使用香港多元科创功能及要素特征和集成主客观视角下影响因素的研究框架（图1）。本文选择珠三角具有代表性且与香港科创优势领域关联性较强的高科技产业作为研究案例，实地调查高科技企业在规模大小、资本构成和创立年限等方面的社会经济属性，聚焦珠三角不同社会经济属性高科技企业使用香港多元科创功能（投资创业、企业融资、市场拓展、国际化运营等）和要素（劳动力、科技、生产性服务）的状况，集成客观视角下企业社会经济属性和主观视角下企业经理人等利益相关者的合作动机，归纳总结影响因素。
图1 珠三角不同社会经济属性高科技企业使用香港多元科创功能和要素及影响因素的研究框架

Fig. 1 Research framework of the use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functions and factors from Hong Kong by high-tech firms with heterogenous attribute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理论上，本文旨在基于中国“一国两制”跨境区域丰富区域创新系统中的高科技企业使用外部科创功能及要素的地理空间尺度，综合珠三角高科技企业使用香港多元科创功能及要素拓展围绕同一区域创新系统案例的研究内容，集成客观视角的定量分析和主观视角的质性分析，以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的交叉以期更加全面、立体地揭示珠三角不同社会经济属性高科技企业与香港多元科创功能及要素的供需关联特征及影响因素。实践上，旨在为新时期粤港跨境区域创新系统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提供决策参考。

3.3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研究数据来源于2021年1—5月研究团队在珠三角东莞和深圳开展的企业问卷调查以及与企业经理人、政府部门、产业协会和专业人士等利益相关者的半结构式深度访谈。问卷调查对象包括深圳和东莞共363家智能装备制造和生物医药高科技企业（表1），选择智能装备制造和生物医药产业的原因在于装备和医药制造在珠三角具有良好的产业基础和发展潜力，并且与香港科创优势领域人工智能、生物科技具有技术关联性。同时，珠三角智能装备制造和生物医药企业具有社会经济属性的异质性，相对广泛地使用了香港多元科创功能及要素，与研究框架的契合较理想[11,14,65]。在考虑企业规模大小、资本构成和创立年限均衡分布的基础上，采取随机抽样开展调查。问卷调查内容涵盖企业基本信息、创立历史、区位因子、上游供应链、下游市场、劳动力流动、科技合作、生产性服务购买、使用香港科创功能及要素情况、市场和创新表现等。在企业调查问卷的基础上，作者与约50位企业中高层经理人、政府部门、产业协会和专业人士开展了半结构式深度访谈，访谈内容聚焦新时期珠三角高科技企业使用香港多元科创功能及要素的特征和合作动机，以及粤港跨境区域创新系统建设面临的问题和需求。平均访谈时间约45 min，所有访谈内容均进行了语音录制、文本转录和归纳整理。
表1 调查企业的基本信息

Tab. 1 Basic information of firms surveyed

企业属性 数量(个) 占比(%)
地点分布 东莞 178 49.0
深圳 185 51.0
行业分布 生物医药 169 46.6
智能装备制造 194 53.4
企业规模 小型企业 115 31.7
中型企业 122 33.6
大型企业 126 34.7
资本构成 内资企业 122 33.6
港资企业 117 32.2
其他外资企业 124 34.2
创立年限 近期创立企业 110 30.3
中期创立企业 138 38.0
远期创立企业 115 31.7
企业资本构成上，将调查企业划分为内资企业、港资企业和其他外资企业；创立年限上，分别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2015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为时间节点，将2008年之前成立的企业作为远期创立企业、2008—2014年成立的企业作为中期创立企业、2015年以来成立的企业作为近期创立企业；企业规模上，参照国家统计局印发的《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2017）》并考虑调查样本构成，将少于80人的企业划分为小型企业，80~230人的企业为中型企业，超过230人的企业为大型企业（表1）。将企业创立年限与企业规模两个连续变量转化为分组变量，进行卡方分析。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从客观视角揭示企业社会经济属性对使用香港科创要素的影响，因变量为二分变量，针对使用“香港劳动力”“香港科技”“香港生产性服务”分别构建模型。如果该企业使用了香港科创要素，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解释变量包括调查企业的规模大小、资本构成和创立年限共3个维度5个变量，其中，资本类型中的“其他外资”作为“内资”和“港资”的参照组，企业规模与创立年限均取对数以减小量纲的影响。模型通过了共线性检验，自变量之间不存在共线性问题。

4 珠三角高科技企业使用香港科创功能及要素的特征

4.1 珠三角高科技企业对使用香港科创功能及要素的评价

珠三角高科技企业使用香港科创功能与“一国两制”框架下香港的制度优势相结合，包括赋能珠三角高科技企业的市场拓展、国际化运营、企业融资和投资创业等[9,15]。通过调查企业对香港科创功能及要素的重要性评价（图2），发现香港的科创功能主要体现在市场拓展、国际化运营、企业融资，投资创业退居相对次要位置。市场拓展表明香港的核心科创功能仍然是面向珠三角高科技企业在产业链下游的流通和分配环节，尤其是作为其拓展国际市场的桥梁。国际化运营体现出香港在“一国两制”下作为珠三角高科技企业“走出去”和“引进来”的重要窗口，彰显香港链接国际科创资源的优势。企业融资依托香港作为“一国两制”下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地位，依托制度差异能够为珠三角高科技企业面向海外融资提供平台。多元科创要素供给上，生产性服务是唯一较突出的类型，受益于香港作为服务型经济体以及粤港长期的合作基础。但是，劳动力和科技供给的重要性尚不显著，香港资本在珠三角一度以来的投资创业优势业已降温，当前香港着力推进的为珠三角提供科技赋能以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青年北上就业以纾解香港就业问题等尚未与珠三角高科技企业的需求充分结合。
图2 珠三角高科技企业对香港科创功能及要素的评价

Fig. 2 Evaluation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functions and elements of Hong Kong by high-technology industrial firm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进一步分析珠三角不同规模大小、资本构成和创立年限的高科技企业对香港科创功能评价的差异（表2）。不同规模高科技企业对香港投资创业和科技支持的评价具有差异性，中小企业相对大企业更看重香港的投资创业功能，而大企业相对中小企业更强调香港的科技支持。不同资本构成企业对香港科创功能评价的差异体现在劳动力供给、科技支持、生产性服务、企业融资和市场拓展。科创要素供给上，港资企业更强调香港在劳动力供给和科技支持上的优势，内资和其他外资企业则持不同观点；港资和其他外资企业对香港生产性服务的评价相近，均显著高于内资企业。内资企业更需求香港的融资功能，其他外资企业次之，港资企业则并未指出；内资企业和其他外资企业对香港在市场拓展上的重要性评价相近，均高于港资企业。不同创立年限企业对香港评价的差异仅体现在国际化运营，创立时间越久的企业越依赖香港开展国际化运营，创立时间较短的企业对香港开展国际化运营的需求程度有所下降。
表2 珠三角不同社会经济属性高科技企业对香港科创功能及要素的重要性评价

Tab. 2 Evaluation of the importance of Hong Kong'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functions and elements by high-tech firms with heterogenous socio-economic attribute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科创要素供给 科创功能支持
劳动力供给 科技支持 生产性服务 投资创业 企业融资 市场拓展 国际化运营
资本
类型		 内资 1.0 1.3 2.1 1.7 2.8 3.6 2.5
港资 1.6 2.3 2.6 1.1 1.9 3.0 2.6
其他外资 0.8 0.9 2.6 1.7 2.3 3.7 3.1
p值 0.070** 0.000*** 0.000*** 0.339 0.000*** 0.002*** 0.343
创立
年限		 近期 1.0 1.6 2.3 1.5 2.5 3.5 2.5
中期 1.0 1.4 2.3 1.7 2.4 3.4 2.7
远期 1.3 1.5 2.5 1.3 2.2 3.4 2.8
p值 0.622 0.414 0.309 0.760 0.223 0.869 0.078**
企业
规模		 小型 1.0 1.3 2.4 1.7 2.4 3.4 2.8
中型 1.1 1.6 2.4 1.7 2.4 3.3 2.6
大型 1.2 1.5 2.3 1.2 2.3 3.6 2.7
p值 0.978 0.053** 0.241 0.145* 0.450 0.292 0.944

注：***、**和*分别表示在1%、10%和20%显著水平下显著。

4.2 珠三角高科技企业使用香港科创要素的特征

从调查企业实际使用香港多元科创要素的状况来看（表3），目前推动粤港跨境区域创新系统建设的科创要素由强到弱分别是生产性服务、劳动力和科技。接近40%的调查企业正在使用香港生产性服务和雇佣香港劳动力，但是仅25%左右的企业在使用香港科技，接近70%的企业从未使用过香港科技。从新近变化趋势来看，13.5%的调查企业曾经购买但现在不再购买香港生产性服务，11%的企业曾经雇佣但现在不再雇佣香港劳动力。由此可见，香港生产性服务与珠三角高科技企业之间的市场联系是当前粤港跨境区域创新系统建设的关键纽带，但是香港对珠三角高科技企业的科技支持尚未成为有力抓手，并且近年来香港生产性服务、劳动力供给与珠三角高科技企业需求之间开始显现脱钩态势。
表3 珠三角高科技企业实际使用香港科创要素的状况

Tab. 3 Actual use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lements of Hong Kong by high-tech firm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香港劳动力 占比(%) 香港科技 占比(%) 香港生产性服务 占比(%)
从未雇佣过 51.2 从未使用过 67.2 从未购买过 47.1
曾经雇佣过，现在不再雇佣 11.0 曾经使用过，现在不再使用 6.6 曾经购买过，现在不再购买 13.5
过去一年开始雇佣 1.4 过去一年开始使用 1.1 过去一年开始购买 1.9
过去数年一直雇佣 36.4 过去数年一直使用 25.1 过去数年一直购买 37.5

5 珠三角高科技企业使用香港科创要素的影响因素

5.1 客观视角：企业社会经济属性的影响

针对珠三角高科技企业规模大小、资本构成和创立年限等社会经济属性对其使用香港劳动力、科技和生产性服务的影响分别构建Logistic回归模型（表4）。结果表明，创立年限越短的企业相比创立年限越久的企业更少雇佣香港劳动力，而规模越大的企业则越可能“多年来一直雇佣香港劳动力”。相对于其他外资企业，内资企业更大程度上“从未雇佣过香港劳动力”；相反，港资企业则倾向于“多年来一直雇佣香港劳动力”。概括而言，港资、较大规模和创立年限越久的企业更倾向雇佣香港劳动力，内资和其他外资、中小规模、近期创立的企业更不倾向雇佣香港劳动力。
表4 珠三角高科技企业社会经济属性对其使用香港科创要素的影响

Tab. 4 Influence of socio-economic attributes of high-tech industrial firm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on their use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lements from Hong Kong

模型一(香港劳动力)
从未雇佣 曾经雇佣 去年开始雇佣 多年来一直雇佣
资本类型 其他外资(参照)
内资企业 0.79** -1.01** - -
港资企业 -3.30*** - - 2.87***
lg创立年限 -1.07** - - -
lg企业规模 -0.91*** -0.81* - 1.47***
常数 3.59*** - - -5.65***
Nagelkerke R2 0.55 0.06 0.18 0.56
模型二(香港科技)
从未使用 曾经使用 使用少于一年 多年来一直使用
资本类型 其他外资(参照)
内资企业 -1.35** 1.02* - -
港资企业 -4.90*** - - -
lg创立年限 - 3.49*** - -1.60*
lg企业规模 -1.00** - - 1.34*
常数 5.88*** -7.38*** - -
Nagelkerke R2 0.65 0.11 0.16 0.72
模型三(香港生产性服务)
从未购买 曾经购买 购买少于一年 多年来一直购买
资本类型 其他外资(参照)
内资企业 0.97*** -1.03** - -0.68**
港资企业 -2.39*** - - 2.03***
lg创立年限 -1.28** - - -
lg企业规模 -0.75** - - 0.93*
常数 2.99*** -2.03** - -3.82***
Nagelkerke R2 0.46 0.06 0.05 0.41

注：表中仅列出10%显著水平以上显著的解释变量；*、**、***分别表示在10%、5%、1%显著水平上显著（双尾检定）。

相比较其他外资企业，内资企业更多“曾经使用但现在不再使用香港科技”，而港资企业更大概率“一直使用香港科技”。创立年限越久的企业更大可能“曾经使用过但现在不再使用香港科技”。大企业相比中小企业使用香港科技的可能性更大。简而言之，港资、大企业更倾向使用香港科技，而中小企业较少使用香港科技，内资、创立年限更久的企业近年来开始减少使用香港科技。
购买香港生产性服务方面，内资企业更可能“从未购买过”，港资企业则倾向“多年来一直购买”。企业创立年限与“从未购买过”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表明创立年限越久的企业更大概率购买（过）香港生产性服务。同样地，规模越大的企业也越有可能购买香港生产性服务。由此可见，港资企业是推动香港生产性服务业与珠三角高科技产业联动的核心纽带，并且香港生产性服务业的客户大多是在珠三角创立时间更加久远、规模较大的高科技企业，近年来珠三角新创企业和中小企业对香港生产性服务的需求开始弱化。

5.2 主观视角：利益相关者对（不）合作动机的阐述

5.2.1 预设选项的重要性赋分

主观视角下珠三角高科技企业经理人对（不）使用香港科创要素动机的阐述结合预设选项的重要性赋分和开放性阐述，预设选项内容的设计根据粤港科创合作影响因素相关研究成果和作者多年实地调研获得的反馈总结（表5）[61,65 -66]，开放性阐述是作者基于全部半结构式深度访谈内容的归纳总结。
表5 珠三角高科技企业(不)使用香港科创要素的原因

Tab. 5 Reasons for using and not using Hong Kong'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lements by high-tech firm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香港科创要素 不雇佣原因 分值 雇佣原因 分值
香港劳动力 人力成本高 1.69 能力强，能解决实际问题 1.65
很难招到香港人，对方就业意愿弱 1.58 拥有负责任和敬业的工作态度 1.55
不了解内地情况 1.25 具有国际化视野，了解国际规则 1.36
效果不佳、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1.01 综合素质高 1.09
沟通上有困难 0.44 香港人就业意愿强 0.34
其他 0.03
香港科创要素 不使用原因 分值 使用原因 分值
香港科技 缺乏对香港科技成果的了解 1.66 效果好，能够满足公司需求 1.87
科技合作价格成本高 1.17 与国际接轨，便于进一步开展国际合作 1.14
科技合作机制不健全 1.03 香港科技在内地有竞争优势 1.01
效果不佳、不能满足公司需求 0.94 科技成果前沿先进 0.88
对方科技合作意向弱 0.81 科技合作机制健全 0.59
沟通上有困难 0.36 香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完善 0.37
香港科创要素 不购买原因 分值 购买原因 分值
香港生产性服务 不了解内地情况 1.43 服务效果好，能满足公司需求 1.25
价格高 1.43 了解国际市场和规则 1.22
服务效果不佳、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1.39 公司有香港和国外业务 1.04
跨境服务机制不健全 1.24 专业水平高，且较外资企业价格较低 0.93
沟通上有困难 0.43 距离近，很多港资企业在珠三角投资 0.76
其他 0.09 跨境服务机制健全 0.59
珠三角高科技企业不雇佣香港劳动力的原因集中在“人力成本高”“很难招到香港人，对方就业意愿弱”和“不了解内地情况”，雇佣的原因体现在“能力强，能解决实际问题”“拥有负责任和敬业的工作态度”和“具有国际化视野，了解国际规则”。香港劳动力到珠三角高科技企业就业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工作能力、敬业态度和国际化视野，但是目前存在的问题是薪资水平差别导致人力成本高，粤港两地缺乏深入地相互了解，进而弱化了港人北上就业的意愿和珠三角高科技企业雇佣香港劳动力的意愿。
珠三角高科技企业不使用香港科技的原因在于“缺乏对香港科技成果的了解”“科技合作成本高”以及“合作机制不健全”，使用香港科技的原因在于“效果好，能够满足公司需求”“与国际接轨，便于进一步开展国际合作”以及“香港科技在内地有竞争优势”。可见，香港科技相比内地具有先进性和竞争优势，并且能够更好地与国际标准和市场接轨，但是面向珠三角高科技企业需求的渗透面较窄，程度也比较有限，大部分珠三角高科技企业并不了解香港具体的科技成果，科技合作机制也有待健全，导致科技合作受限于价格成本、交易成本和机会成本高企。
珠三角高科技企业不购买香港生产性服务的原因在于“不了解内地情况”“价格高”和“服务效果不佳、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购买的原因在于“服务效果好，能满足公司需求”“了解国际市场和规则”以及“公司有香港和国外业务”。结果表明，制约香港生产性服务业和珠三角高科技制造业联动的瓶颈体现于两地缺乏相互了解，以及香港更高的服务成本削弱了竞争优势，两地潜在的互补环节凸显于香港面向国际市场、国际规则和国际联系的生产性服务质量优势。

5.2.2 利益相关者对（不）合作动机的开放性阐述

基于对约50位珠三角高科技企业中高层经理人、政府部门、产业协会和专业人士等利益相关者的半结构式深度访谈内容，将珠三角高科技企业（不）使用香港科创要素的影响因素归纳总结为宏观、中观、微观3个层级、涵盖4个方面的互动（图3）。
图3 珠三角高科技企业使用香港科创要素的影响因素

Fig. 3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use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factors of Hong Kong by high-tech industrial firm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1）宏观层：全球和国家经济发展格局转变需求香港的功能转型。利益相关者普遍强调，珠三角高科技企业多大程度上需求香港的科创功能及要素，与宏观层面全球和国家经济发展格局以及香港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息息相关。近年来，逆全球化趋势和内地市场、产业链的日益扩张使得香港作为外向型经济桥梁的功能有所弱化，“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珠三角高科技企业更加需要香港在面向内需市场和自主科技创新上提供赋能。倘若香港科创功能转型滞后于宏观经济发展格局变化，可能面临与珠三角高科技产业脱钩的潜在风险。“我们的客户大部分是通过香港保持长期合作的老客户，有来自日本和德国的，但是过去10年来建立的新客户更多是来自内地的，内地市场活力更强，潜力也很可观，不过香港起到的作用就没那么大了。”（与东莞智能制造设备企业经理人的访谈，2021年4月17日）
然而目前香港对内地市场及商业规则的渗透尚不及对接欧美发达国家那般高效，其扩大内需和培育自主科技创新的功能有待进一步强化。“如果我们有出口需求，我们会考虑香港的专业服务业，但是香港在扩大内需市场上的作用还很有限，他们还不太了解内地的市场规则和商业模式，很难和内地的专业服务竞争。”（与深圳工业机器人企业经理人的访谈，2021年4月16日）
同时，随着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和包容性全球化战略，利益相关者反复强调香港“外向型经济桥梁”的功能也需要被重新定义以实现多元化转型，不仅面向欧美发达国家，也要能够赋能珠三角高科技企业对接东南亚、中东、非洲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资源、规则和市场。由于宏观经济格局转变和香港功能转型的耦合关联尚处于早期阶段，所以多数珠三角高科技企业对使用香港科创要素仍持观望态度。“我们也在考虑未来2~3年拓展东南亚市场，毕竟市场准入和产品要求比欧美市场低一些，那时候可能会考虑借助香港的平台，但是具体也要看香港对接东南亚地区的能力以及相对本地生产性服务的性价比。”（与东莞智能装备制造企业经理人的访谈，2021年4月12日）
（2）中观层：“一国两制三关”跨境区域内部粤港科创要素空间流动的非对称性。“一国两制”框架下，科创要素从香港能够便捷流动到珠三角，但从珠三角难以自由流动到香港，单向流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珠三角高科技产业利益相关者接触香港的科创要素。不同于改革开放初期，粤港存在显著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和比较优势互补，随着差异不断缩小，并且面向创新驱动和产业升级下区域产业分工的日益精细化，科创要素非对称性跨境流动的弊端逐渐显现。“尽管我大概了解香港的生物技术会比内地更加前沿先进，但是在我的日常商业活动中，很难接触到香港具体的科技成果，还是缺乏有效的信息渠道。”（与深圳内资生物医学企业经理人的访谈，2021年3月6日）
利益相关者多次指出，“一国两制三关”既可能赋能也可能阻碍粤港科创合作，取决于区域经济发展阶段和产业分工水平，跨境边界阻隔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珠三角高科技企业使用香港科创要素的动机和能力。港资企业推动粤港科创合作的有效性强于内资和其他外资企业，因为其能够更加便捷地推动科创要素的跨境组织，进而刺激珠三角港资企业对香港劳动力、科技和生产性服务的需求，借助组织内部联系弥补跨境信息鸿沟。“东莞子公司主要依赖香港母公司开展研发和金融，他们从事早期的原创性研究，然后借助企业组织内联系将成果转移到东莞进一步做面向内地市场的产品开发。如果不是母公司在香港，我们也很难对接那边的资源。”（与东莞港资智能制造企业经理人的访谈，2021年4月17日）
相对而言，内资和其他外资企业、中小企业则受限于科创要素的跨境配置能力，因此更加依赖“一国两制”框架赋予香港的国际化运营和面向国际市场拓展等科创功能。概括而言，粤港科创要素跨境流动的非对称性和跨境边界的选择性渗透分化了珠三角不同规模大小、资本构成、创立年限高科技企业推动粤港区域创新系统建设的动机和能力。“香港科技和珠三角产业对接的渠道太少，两地交流有限，平台还没有搭建起来，内地缺乏香港的信息资源。我了解到香港城市大学在珠三角的一些科技项目，基本都是靠私人关系对接的。”（与东莞台港澳事务局科员的访谈，2020年12月25日）
（3）微观层：同质化竞争效应导致珠三角高科技企业对香港科创合作伙伴的替代性选择。利益相关者普遍指出，目前香港与珠三角之间的产业合作并未取得继“前店后厂”之后的显著进展，反而随珠三角的产业转型升级加剧了彼此之间的同质化竞争。“我们现在对香港资本和服务的依赖程度确实比20年前减弱了，因为珠三角本地的生产性服务业、科技研发和高技能劳动力发展非常迅速，可选择的种类也很多。”（与东莞台港澳事务局科员的访谈，2020年12月25日）
一方面，香港制造业对外转移并未实现自身制造业升级，而是通过“去工业化”推动了第三产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21世纪以来珠三角生产性服务业也日益崛起，跳过香港直接链接国际资源和合作伙伴的能力持续攀升，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更是着力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和生产性服务业的知识密集化。“现在广深‘海归’人才很多，无论是英语水平还是国际视野，对接国际规则都不见得比香港劳动力差，而且沟通起来更加顺畅，薪资水平也没有香港劳动力要求那么高。”（与深圳生物科技企业经理人的访谈，2021年3月31日）
创立年限更加久远的企业更大程度上依赖香港的科创要素供给，表现为既有合作基础的路径依赖，而近年来新创企业对香港劳动力、科技和生产性服务的需求程度明显降低，加之粤港分属不同关税区，广州和深圳本地科创要素的替代效应开始显现。疫情对粤港日常跨境活动的阻隔，进一步加速了珠三角企业对香港科创合作伙伴的替代性选择。“我们公司之前一直使用香港货物运输服务出口到美国，但是大约2~3年前，我们用深圳货物运输服务取代了香港服务，因为现在深圳本地物流服务发展十分迅速，完全能够满足我们的需求，而且性价比更高。”（与深圳可穿戴智能设备企业经理人的访谈，2021年3月3日）
（4）微观层：珠三角内资、中小规模、新创高科技企业与香港的合作范围及能力受限。港资企业借助跨境自由流动和企业内部跨境组织优势，大企业借助资源配置和供需匹配能力优势，创立年限更加久远的企业借助合作基础优势，能够有效推动粤港科创合作，但是内资和其他外资企业、中小企业、新创企业普遍表示较难推动并受益于香港的科创要素供给，以致粤港跨境区域创新系统难以惠及更广阔的珠三角高科技企业。“香港在国际化、金融和高精尖科技上有优势，但是利用这些优势和珠三角合作的领域也是有限的，受益的仅仅是社会结构顶端群体，在粤港澳大湾区上升为国家战略的新发展阶段，需要更多考虑粤港合作如何让更广泛的社会群体也能从中受益。”（与东莞台港澳事务局科员的访谈，2020年12月25日）
利益相关者的建设性反馈体现在：新时期面向全球、国家和区域新发展格局，当制度环境差异和跨境边界效应阻碍粤港科创合作时，需要适时适宜地推动制度和技术响应，通过优化“一国两制”框架和技术赋能等方式更有效地应对外部环境变化。“香港以前是通过资本和产业转移带动珠三角发展，现在这个阶段应当更多依靠软的制度、规则输出，香港领先的市场机制、贸易规则、技术标准如何与珠三角衔接来实现新的制度突破，是粤港澳大湾区需要纵深发展的方向。”（与东莞城建规划设计院规划师的访谈，2021年1月15日）
技术赋能方面，强调借助大数据、物联网等新一轮技术创新助力跨境数据、信息及标准对接，针对性地强化内资、中小规模、新创企业的粤港科创合作范围与能力。“现在香港很多资讯传到内地还在依靠人传人的方式，对微信、网络平台等移动互联网的应用还不充分，其实通过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革新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解边界的隔阂效应，能够更精准地把香港的数据和信息资源与内地的商业需求进行匹配。”（与粤港澳大湾区（广东）创新创业孵化基地副总裁的访谈，2021年4月28日）

6 结论与讨论

（1）香港赋能珠三角高科技企业发展的科创功能主要体现在“一国两制”框架制度优势的市场拓展、国际化运营和企业融资，投资创业退居相对次要位置，科创要素的供需关联由强到弱分别是生产性服务、劳动力和科技。香港生产性服务与珠三角高科技企业之间的市场联系是粤港跨境区域创新系统的关键纽带，但是香港的科技支持尚未成为有力抓手，近年来香港生产性服务、劳动力供给与珠三角高科技企业需求之间开始显现脱钩态势。
（2）珠三角高科技企业社会经济属性的影响上，港资、较大规模、创立年限更久的企业更倾向雇佣香港劳动力，内资和其他外资、中小规模、新近创立的企业更少雇佣；港资、大企业更倾向使用香港科技，中小规模企业较少使用，内资、创立年限更久的企业开始减少使用香港科技；港资、创立年限更久、规模更大的企业倾向使用香港生产性服务，近年来中小企业、新创企业对香港生产性服务的需求面临减弱趋势。
（3）珠三角高科技产业利益相关者的主观评价上，香港劳动力北上就业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工作能力、敬业态度和国际化视野，存在的问题是薪资水平高导致人力成本高，粤港两地缺乏深入的相互了解；香港科技具有先进性和竞争优势，并且能够更好地与国际标准、国际市场接轨，但是其面向珠三角高科技企业需求的渗透面较窄，程度也相对有限，大部分珠三角高科技企业对香港具体的科技成果缺乏了解，科技合作机制有待健全；香港生产性服务的质量优势在于面向国际市场、了解国际规则和搭建国际联系，但是与珠三角高科技产业联动的瓶颈在于两地缺乏相互了解，以及香港更高的服务成本。
（4）集成主客观研究视角和定量、质性研究方法，将珠三角高科技企业使用香港多元科创功能及要素的影响因素归纳为宏观层面全球和国家经济发展格局转变需求香港的功能转型、中观层面“一国两制三关”跨境区域内部粤港科创要素空间流动的非对称性、微观层面企业同质化竞争、异质性能力及实践之间的多层级相互作用。逆全球化、“双循环”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等宏观格局变化需求香港功能的多元化转型，“一国两制”下粤港科创要素跨境流动的非对称性和跨境边界的选择性渗透分化了不同规模大小、资本构成、创立年限的珠三角高科技企业推动并受益于粤港科创合作的动机及能力。粤港产业同质化竞争效应导致了珠三角高科技企业对香港科创合作伙伴的替代性选择，“一国两制”框架下制度创新和技术赋能响应外部环境变化的滞后性，限制了珠三角特定社会经济属性高科技企业使用香港科创功能及要素的范围与能力。
本文基于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一国两制三关”跨境区域，旨在丰富区域创新系统中的高科技企业使用外部科创功能及要素的地理空间尺度，在全球、国家、区域尺度之外[24-25,28,67]，具有中国制度特色的“一国两制”框架和跨境边界效应丰富了尺度内涵[9-10,15]。综合珠三角高科技企业使用香港多元科创功能及要素，相比单一类型及效应的研究，为跨境区域创新系统功能运转提供了更加全面的认识[21,37,68]。影响因素上，回应了已有研究关于企业社会经济属性影响其使用外部科创功能及要素的争论，指出企业社会经济属性的影响需要将其置于科创要素的具体类型、地理空间尺度以及区域创新系统特点中细致讨论。并且集成主客观研究视角和定量、质性研究方法，归纳总结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的多层级相互作用，更加全面、立体地揭示了影响因素[46,55,69 -70]。
受限于一手调查数据的选择性聚焦，本文对高科技企业规模大小、资本构成和创立年限以外的社会经济属性关注不足，也未能将更多参与粤港跨境区域创新系统建设的行为主体例如大学和研究机构等纳入分析框架。今后需深入挖掘具有中国制度特色的“一国两制三关”跨境区域创新系统发展特征及因素，进一步拓展企业社会经济属性和多元科创功能及要素，集成主客观研究视角、完善宏中微观多层级互动分析框架，持续纵深社会经济属性异质性高科技企业与外部多元科创功能及要素的供需关联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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