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中文

地理学报 >

2024 , Vol. 79 >Issue 4: 991 - 1006

DOI: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2404010

地缘关系与旅游地理

基于印度主流媒体的中印边界争端批判地缘政治解读

  • 余珍鑫 , 1, 2, 3 ,
  • 胡志丁 , 1, 2, 3 ,
  • 张喆 1, 2, 3
展开
  • 1.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上海 200241
  • 2.华东师范大学世界地理与地缘战略研究中心，上海 200062
  • 3.华东师范大学全球创新与发展研究院，上海 200062
胡志丁(1986-), 男, 江西余干人, 博士, 教授,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全球化与地缘环境。E-mail:

余珍鑫(1996-), 女, 江西宜黄人, 硕士, 研究方向为地缘政治与国家安全。E-mail:

收稿日期: 2022-09-19

  修回日期: 2023-04-18

  网络出版日期: 2024-04-18

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ZD138)

收起

Critical geopolitical interpretation of China-India border disputes based on Indian mainstream media

  • YU Zhenxin , 1, 2, 3 ,
  • HU Zhiding , 1, 2, 3 ,
  • ZHANG Zhe 1, 2, 3
Expand
  • 1. School of Geographic Scienc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 2. Center for World Geography and Geostrategic Studi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 3. Institute for Global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Received date: 2022-09-19

  Revised date: 2023-04-18

  Online published: 2024-04-18

Supported by

Major Program of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20&ZD138)

Fold

摘要

边界问题是困扰中印关系发展的重要议题之一。学界往往从殖民、历史、安全、第三方介入等因素解释中印边界争端的原因，忽视边界可作为资源被国内外多方行为体复杂权力斗争所利用，进而制造边界争端的事实。本文援引批判地缘政治的理念与分析方法，从多方行为体协同作用的角度对其进行话语分析并划分地缘政治想象类型，进而提出理解边界争端的新分析框架，以解读2020年5月—2021年2月的中印边界争端。研究表明：① 边界争端可以看作不同行为体利用的工具或资源，即多方行为体协同对边界争端进行话语与地缘政治想象的建构，以达成其目的或利益。② 基于2020年4月—2021年3月印度主流媒体报道，印度国内的印人党、国大党、军队、外交部、企业社会精英等将中印边界争端作为谋取政治、军事、外交和经济利益的工具，通过话语建构偏执风格式、亲密隐喻式或道德抵制式的地缘政治想象，制造或加剧边界争端形势。③ 边界争端可被认为是印方行为体制造利用而持续发生的过程，即当其目的还未达成时，班公湖对峙等争端事件再次发生或持续，而当其目的基本达成后才趋于缓和或平息。对此，中国须理性认识近年来中印边界争端呈现的阶段性和持续性特征，并适时发挥积极性探究的方式建设两国间经贸互补的合作性结构，以有效缓和或化解边界问题。

关键词： 批判地缘政治; 中印边界争端; 话语; 地缘政治想象; 印度

本文引用格式

余珍鑫 , 胡志丁 , 张喆 . 基于印度主流媒体的中印边界争端批判地缘政治解读[J]. 地理学报, 2024 , 79(4) : 991 -1006 . DOI: 10.11821/dlxb202404010

Abstract

The border issue holds significant importance in China-India relations, persistently hampering their development. Existing scholarship tends to interpret the causes of China-India border disputes through lenses of colonization, history, security and third-party involvement. However, these approaches overlook the complex power dynamics within the state which regards the border as the tools. To comprehensively explore the new-round China-India border dispute since May 2020, this paper cites the thought and methods of critical geopolitics, applies discourse analysis of geopolitical imaginations, and proposes a novel perspective that analyzes the border dispute in terms of the synergetic role of multiple actors.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1) The border dispute can be considered as tools or resources for multiple actors to achieve their goals or interests through jointly constructing geopolitical discourses and imaginations related to border disputes; (2) Based on Indian mainstream media news from April 2020 to March 2021, the Bharatiya Janata Party, Congress Party, the military,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and the business and social elites in India have utilized the border conflicts as tools and resources to pursu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terests through three forms of geopolitical imagination: paranoid style, intimate metaphor and moral resistance, thereby exacerbating the dispute; (3) The border dispute from May 2020 to February 2021 is regarded as a continuous process exploited by Indian multi-actors, which means that the conflicts, like the confrontation in Pangong Lake, occurred when the multi-actors' interests were not yet secured, but tend to subside once their interests are largely met. In this regard, China should rationally understand the periodic and persistent nature of China-India border disputes and actively build complementary and cooperative structur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through positive methods like "appreciative inquiry" which may effectively mitigate or resolve border disputes.

Key words： critical geopolitics; China-India border dispute; discourse; geopolitical imagination; India

1 引言

中国与印度的边界问题是两国关系发展的“晴雨表”。20世纪50年代美国和苏联“冷战”以来，中印边界争端多次发生，如1959年朗久事件和空喀山口事件、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1967年乃堆拉—卓拉山口事件、1987年桑多洛河谷事件等[1]，导致两国关系一度降至冰点。随着“冷战”后中印关系的改善，双方经贸合作逐渐加强，边界问题一度平息。然而在2020年6月中印边界突发加勒万河谷冲突并造成近50年来最严重的流血伤亡，再一次激化两国矛盾[2]。随后发生在班公湖、拉多拉山口以及东章等地区的对峙事件，更是导致中印边界局势陷入僵局[2]。值得注意的是，中印边界地区地理环境天然恶劣、人迹罕至，且中印边界实控线几近稳定，过去十多年间双边经贸合作向好加深，即使中印两国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持续增强对各自边境地区的掌控力，但除洞朗事件外，也未发生突出的边界争端。那么在关系持续向好的趋势下，两国边界地区为何会在2020年5月—2021年2月产生如此激烈的争端事件?
学界传统上将中印边界争端归因于殖民和历史因素，如英殖民者的非法侵占与划界、继承殖民遗产的印度“前进政策”与霸权心态等[3-4]。随着近年来研究的深入，国内学者多从印度的对外战略与国家安全方面进行解释，即印度对外战略具有投机性和风险偏好，制造边界争端非但不会对印度造成损失，还有利于实现转移国内矛盾，影响中国发展[5-6]。另外，印度一味追求“绝对安全边界”，时常陷入“安全困境”，进而易挑起边界争端[1,7]。相比国内学者，国外学者则将中印边界争端分别归因于中印两国“地区主导权”之争与军力差异[8]、国家或组织利益[9]、领导人声誉[10]等方面，并强调美国等第三方国家的介入更是使中印边界问题复杂化而难以解决[11]。
已有研究大多将国家视为一个整体，从国家、地区乃至全球的范围分析殖民历史、大国权力竞争、印度对外政策与主观声誉利益等因素，往往容易掩盖一国内部行为体之间的斗争对边界争端的影响[12]。部分国内外学者开始关注印度国内在野党对政府在边界问题上的制约反对[13-14]，但这些研究大多以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为案例，鲜少关注近年来中印边界争端中愈多不同行为体的参与。2020年5月中印边界争端发生以来，印度国内的不同政党、政府部门、军队和利益集团等多方行为体对一系列争端事件的话语表述和利益诉求并不一致。若继续将国家视为单一的整体，则容易忽视该争端中印度国内的利益矛盾及其背后复杂的人为因素，导致难以充分解释中印边界争端为何会在实控线几近确定的荒芜之地且局势多年平息的情况下于2020年集中爆发。近年来涌现的批判地缘政治及其对边界的研究，对解读这一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法。
批判地缘政治重视对不同行为体话语的解构，强调话语对地理/空间意义的建构作用，致力于分析不同行为体利用自身话语对地方、空间和地理景观进行刻画所产生的具有主观色彩的地理知识或地理想象的影响[15]。它通过解读领导人的演讲、媒体报道、公民社会的评论与流行文化、条约和宪法等法律文件，揭示其背后的目的及隐藏的权力关系，以更好地理解行为体行为及其行动进程[16-17]。在批判地缘政治视角下，边界被视作国内权力斗争的工具或资源；边界争端不止是发生在两国之间，也可能会受国家内部复杂的权力斗争所影响[18]。也有研究表明，边界具有国家身份建构、政治经济安全等功能，有被利用从而引发边界争端的可能性，却忽略了对具体利用方式的研究[19-20]。受此启发，本文认为在批判地缘政治视角下，边界争端也可以作为国内行为体话语与利益博弈的工具或资源，有助于分析其话语背后的权力关系及利用过程。同时，已有研究往往按照敌对双方的思路，将研究主体简单地集中于国家行为体，导致在解释中过于关注国家间的矛盾和争端，而忽视国家内部不同行为体对边界争端利用的影响[21-22]。因此，本文拟以批判地缘政治为视角，将研究尺度聚焦于印度国内，从印度内部相互对抗和协同的多方行为体入手解释中印边界争端为何会在2020年以来集中爆发并持续存在的原因。
本文首先概述批判地缘政治视角下话语分析与边界争端的研究进展，此为本文的理论基础；其次将多方行为体的话语与地缘政治想象相结合，提出解读边界争端的新分析框架，在介绍印度近年来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基于2020年4月—2021年3月印度主流媒体报道分析印度国内多方行为体是如何利用中印边界争端达成各自目的进而影响到其发展态势，并提出中国应对中印边界局势的举措建议。

2 理论基础与思路方法

2.1 理论基础

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随着社会科学范式的转变，解释主义的观点越来越流行，地缘政治学者们开始关注话语，并依此理解和解释许多全球性问题，发展了批判地缘政治认识论[23]。不同于古典地缘政治，批判地缘政治强调地缘政治特征不仅是作为一定空间或区域的属性存在，而是通过话语生产者“他者化”的叙事、隐喻与实践进行建构[24-25]。根据话语生产者的类型差异，批判地缘政治研究可划分为正式的地缘政治、实用的地缘政治和流行的地缘政治，分别关注的是学术专家、战略家和智囊团，政治家和外交政策从业者，日常大众流行文化传播者[17]。这些研究大多采用话语分析的方法，分析诸如领导人发言[17]、国务公报[26]、媒体报道[27]等文本信息，以理解话语在塑造地缘政治中的力量。此外，地图作为地理学的第二语言，也常体现在批判地缘政治话语分析中。该方法通过阐明制图实践背后与国家治理密不可分的联系及其内在的权力关系，成为一种反制图手段，挑战地图表征的中立性[28]。因此，批判地缘政治学者们以不同行为体的文本或地图的话语表达为中心，通过分析话语产生的社会和文化背景，解构话语及其建构的地缘政治想象，可以解释话语生产的理由、运作模式及其背后隐藏的权力关系[29⇓-31]。
批判地缘政治不但将话语纳入其研究逻辑，其内含的去国家中心主义倾向也将研究尺度缩放到中微观尺度，关注对边界的研究[32]。批判地缘政治认为，边界是关于国家意义的民族主义言论的核心，在塑造地缘政治想象的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能够反映不同行为体的利益[33-34]。因此，边界被作为与权力斗争密不可分的物质和话语的场所。在边界的“场所”中，国家/非国家行为体可以采取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方式，通过话语构建认同感、划分我者/他者、内部/外部等来创建特定的空间形象，以书写地缘政治认同观，影响话语受众对边界现象的认知[35]。因此，边界不仅是国家间的政治分界线，更是话语的竞技场，成为政治精英们勾勒地缘政治想象的工具[18]。
具体到边界争端研究中，批判地缘政治视角的核心关注点是：边界争端是如何通过行为体话语融入国家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实践。Megoran关于费尔干纳河谷边界争端的研究表明，边界危机是吉乌两国政府及其反对派分别通过官方发言、媒体舆论等管控或制造边界话题的复杂权力斗争的产物[18]。但在智利和秘鲁的海洋边界争端中，表面上倡议跨境合作的话语交流，只能尽量缓和双边关系，并不能改变两国对边界划分的结构性认知矛盾[23]。另外，可视化地图也是一种话语，建构了边界争端地区居民的政治身份及其认知。Culcasi认为住在约旦的巴勒斯坦难民将1923—1948年英国托管巴勒斯坦时的边界地图悬挂在家中墙壁上，以表达一种对返回故土的渴望与流离失所的日常抵抗[36]。然而，外来殖民者的边界划分也可能与该地区的日常认知和经验不符，比如克什米尔地区的边界模糊性，造成持续的领土争端[37]。
可见，批判地缘政治对边界争端的研究重视解构其背后不同空间尺度上的话语实践，并揭露其对国家政治关系和日常生活实践的复杂影响，或是探究其发生的原因。在批判地缘政治视角下，边界争端并非争夺资源或追求领土独立的必然结果，而是被行为体的各种文字、地图、军事和政治战略利用从而达成各自目的或利益的工具[18]。但是现有研究大多习惯性地从殖民、历史、安全等客观性的因素解释边界争端的发生，忽视边界可以作为一种被利用的资源而被不同行为体利用制造边界争端的事实。故边界争端可能是受到多方行为体的各自利益驱使而被协同利用的结果，值得进一步的学理探究。因此，区别于以往研究思路，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将边界争端看成一种可以利用的资源，借鉴批判地缘政治的理念和分析方法，揭示多方行为体共同利用边界争端及通过话语建构地缘政治想象的过程及其背后目的，以深化对边界争端产生的理解。

2.2 思路框架

依据批判地缘政治的理念和分析方法，本文围绕多方行为体的话语及其建构的地缘政治想象，提出理解边界争端的新分析框架（图1）。该分析框架将边界争端理解为多方行为体为达到各自目的所利用的工具或资源，而非单纯的国家行为体间的边界领土争夺。深入国内层面就会发现，边界争端背后除了包含以执政党为代表的国家行为体对国家主权的诉求外，不容忽视的还有在野党、军队、利益集团等非国家行为体的利益需求。在野党、军队、利益集团等分别在政治、国家安全、经济等领域含有各自目的和利益，可能发展出国家行为体难以完全约束的权力空间[38]。为争夺不同领域的权力空间，多方行为体可通过话语建构区别于单一国家行为体的地缘政治身份、想象或情感认同[38]。这造成这些多方行为体之间并非总是积极的互动，可能会针对各自的利益，或相互支持联合、或产生冲突对抗。而边界争端恰恰可以称为他们通过话语建构地缘政治想象的工具或资源，从而服务其自身利益。
图1 批判地缘政治视角下边界争端分析框架

Fig. 1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border disput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itical geopolitics

批判地缘政治认为，通过话语建构的地缘政治想象是多方行为体对国家或地理区域在全球政治中作用的总体判断[39-40]。话语可以是文本、图像等语言现象，也可以是某些超越语言现象的实践[41]；同时参考前文的话语产生者类型，也可以分为正式的、实用的和流行的话语[42]，充当了行为体建构地缘政治想象以获取利益的载体。根据Baker的划分标准，地缘政治想象可划分为偏执风格、亲密隐喻式、道德抵制式等3种类型[39]。其中，偏执风格式的地缘政治想象是以“迫害感为中心”，通常以极端形式的言辞进行表达，建构一个“敌对和阴谋的外部世界”；亲密隐喻式的地缘政治想象是把对方隐喻成亲密的邻居、朋友或亲人等，这种关系将更易产生威胁、酿成灾难；道德抵制式的地缘政治想象是在道德的基础上有理有据地指控，依此要求采取措施抵制“外部敌人”[39]。据此分类，本文重视区分不同行为体建构的不同地缘政治想象的方式，以此揭示多方行为体作用下边界争端的复杂性。
综上所述，批判地缘政治视角下的边界争端不仅是两国间政治、军事问题，而且还是文化和社会性的问题[43]。受国内外形势变化的影响，多方行为体根据自身特定的利益诉求形成竞争或合作、支持或反对等关系，借机制造和利用边界争端（即通过有关话语建构不同类型的地缘政治想象）以达成各自目的或利益。若目的未能达成，争端将持续存在；反之，若各自目的达成，行为体将引导话语使争端慢慢平息。但当国内外形势再发生变化后，边界争端又可能被激起并利用，循环往复，难以从根本上解决。

2.3 方法数据

话语分析是批判地缘政治常用的研究方法之一，常以文本和地图作为基础材料，解构话语背后的权力关系，重视话语实践的重要意义[44]。作为最接近话语的一种文本方式，新闻媒体报道充当了精英宣传或流行文化的喉舌，是解读批判地缘政治观点的重要信息来源[45-46]。印度媒体会撰写多种形式的文本内容对印度精英发表的言论（话语）进行及时地报道，向印度公民传播精英们的观点。在多家媒体中，1838年创刊的《印度时报》（The Times of India）和1889年创刊的《印度教徒报》（The Hindu）是印度最著名的两大英文报纸。其中，《印度时报》是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英文对开报纸，读者对象主要是知识分子、商人、官员等社会主流阶层，在对华报道中偏负面，倾向于把中国看做敌对者和竞争者；《印度教徒报》日发行量超150万份，受众多为具有较高知识文化的年轻人，在对华报道中偏中立或正面，把中国视作印度的友好邻居[47]。据此，基于印度主流媒体《印度时报》和《印度教徒报》的报道，理解印度多方行为体利用下的2020年5月以来的中印边界争端。
本文选择道琼斯FACTIVA专业数据库作为数据来源，以“China”“India”“border/boundary”和“issue/dispute”为搜索关键词，设置《印度时报》和《印度教徒报》为新闻报道来源，在观察2018年以来的年际报道后，选定与中印边界争端相关且报道量突出的时间段，即2020年4月1日—2021年3月31日，并重点收集英文报道1858篇，经人工筛选剔除无关条目后得到1481篇。根据新闻报道的主题门类，将其划分为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新冠感染等5大门类。之后，通过阅读1481篇新闻报道，收集来自印度的印人党、国大党、军队、外交部和企业社会精英发表有关边界争端的话语数目共计165条（图2）。
图2 2020年4月—2021年3月中印边界争端的印媒报道与印度多方行为体话语

Fig. 2 The Indian media reports and its multi-actor discourses about China-India border disputes from April 2020 to March 2021

从图2中可以看出，在2020年5月中印边界多点对峙发生前后，新闻报道量及有关各行为体的话语表达次数均急剧走高，并在6月发生的加勒万河谷冲突事件与9月发生的班公湖对峙事件前后达到峰值，明显高于争端缓和时期。按主题比较来看，政治和外交主题的报道量相近且占有较大比重，而军事和经济主题相继次之。由于新冠感染主题数量最少且跟中印边界争端直接关系较少，本文不予重点考虑。至于印度有关行为体的话语表达次数方面，各行为体整体表达次数大致相近，但按新闻主体所代表的领域来看，国大党和印人党在政治领域表达话语最多。在案例分析中，对印度各行为体的话语表达进行观点分类，统计其提出同类观点的总次数（图3）。依据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筛选并引用重点新闻报道，深入挖掘各行为体话语表达的内涵和特点，追踪中印边界争端是如何被印度国内多方行为体共同利用并在各领域达成相应的目标，以深入理解2020年5月—2021年2月中印边界争端发生背后的原因。
图3 2020年4月—2021年3月印度多方行为体的话语类型

Fig. 3 The discoursive types of Indian multi-actors from April 2020 to March 2021

3 中印边界争端的案例解析

3.1 争端爆发的国内外局势

讨论印度国内多方行为体利用边界争端之前，首先要探究他们所处的国内外局势。就国内局势而言，2020年的印度在政治、社会、经济、军事等领域均面临着严峻压力。虽然莫迪在2019年成功连任印度政府总理，但是印度国内的政治局势并不安稳。其中最大的反对党国大党，倾向于围绕内政外交、边界纠纷等一系列事件质疑政府的决策。其次，印度的社会管理与治理效果差强人意，加剧了国内就业矛盾、教派冲突等问题。比如，印度政府在2019年底通过了带有排斥穆斯林色彩的《公民身份法（修正案）》，引发了近20年来最大规模的教派冲突，给印度国内造成严重的内耗[48]。2020年疫情冲击下，印度本就下滑的经济，更是雪上加霜。由于印度实施了全国性的封锁措施，加之供应链和对外贸易受阻，2020年4—6月印度经济增长同比萎缩了24.4%。此外，2020年5月中印边界发生了多点对峙，但印度政府并未因此提高军费预算，引起了军队的不满。
反观印度国外，百年变局下中美竞争首先使印度成为美国遏制中国的战略焦点地区[49]。就美国而言，印度是美国推行“印太战略”的核心国家。特朗普政府在《美国印太战略框架》曾宣称，要同印度及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共同遏制中国[50]。但面对近年来中印贸易激增，特别是2020年初中国有趋势再次替代美国成为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美国借机在中印边界上“大做文章”，以破坏中印关系。这样不但能起到抹黑中国国际形象的作用，还可增加联合印度共同抵制中国的概率。此外，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对南亚大通道和环喜马拉雅经济合作带进行快速建设，增加了在边境地区的经贸投入和基础设施存在。在此刺激下，西藏对外贸易从2009年的30多亿元增长至2013年最高的200多万亿元，其中以中尼贸易为主，但因2015年尼泊尔大地震影响有所回落[51]。这些经济建设本可以成为促进中印双方贸易合作的契机，但印方部分行为体却呈现增强的恐惧、焦虑和攀比心理[52]。
综上，在百年变局的复杂背景下，印度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等各领域问题凸显，急需缓解或转嫁国内矛盾。自2020年5月中印边界发生多点对峙以来，印度国内不同行为体开始对中印边界问题进行舆论炒作[53]。例如，国大党多次质疑印度政府刻意隐瞒边境实情并向中国作出领土让步的妥协；印军污蔑中国“入侵”了印度领土，以此为由引发国民担忧并呼吁提高军费预算；印度外交部向国际社会抹黑中国，认为中国以边界问题“威胁”印度参与“一带一路”倡议[54]；媒体舆论引发印度的政府和公众在经济上抵制中国商品、限制中国投资[6]。基于2020年4月—2021年3月以来印度主流媒体报道，下文对印方不同行为体如何利用中印边界争端并达成其利益目标展开分析。

3.2 印度国内行为体对争端的共同利用

3.2.1 国内政治中的党派之争：相互污名、拉拢民心

从印度国内政治方面审视中印边界争端，绕不开的话题是印度国内的党派之争——印人党和国大党之间相互污名以拉拢民心。2014年因国大党在印度大选中落败，以莫迪为首的印人党开始执政。尽管莫迪政府的反对党派众多，但仍以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国大党为主[6]。因为群众基础是国大党执政地位复兴的重要一环，国大党成员往往适时选择机会批评印度政府，以拉拢民心。如图3所示，在加勒万河谷冲突发生前后一年内，国大党针对中印边界问题一共发表过36次反对印度政府的评论话语；而印人党为稳定国内政局做出了21次回应，导致中印边界争端成为两者相互对抗的工具。
一方面，国大党主要是采取道德抵制式的地缘政治想象进行话语建构，其中26次指责印度政府在中印边界问题上服软，构建其对外“软弱假强人”的形象，依此呼吁民众抵制政府。加勒万河谷冲突事件发生后，国大党副主席Rahul Gandhi以遥感影像为据多次批评印度政府对“中国入侵”保持沉默，指责其与中国达成撤军协议、不为牺牲烈士辩护等，塑造印度政府“软弱”的形象[55]。其次，国大党8次向公众传递总理莫迪执政不力，把“中国入侵”印度的原因归为莫迪的轻率和失误，建构其对内“执政无能”的形象。此外，国大党向公众传播“只有全力支持军队才是真正爱国”的理念，以军费不充分且政府没有及时增加军费预算为由批评印度政府的“虚假爱国”形象[56]。
针对国大党的谴责，印人党据理力争，也采用道德抵制方式进行话语建构，塑造国大党“欺骗者”以及“失败执政者”形象，呼吁公众莫听信其负面评论。首先，印人党对边界现状进行11次话语澄清，向大众说明“中国入侵”其实是由于中印两军对边界的看法不同所产生的一种常态，不是印度政府管理不力。同时对国大党发起10次回应，谴责国大党执政时期也是如此却反而明知故问，有意破坏边界稳定和印军形象[57]。为进一步还击国大党，印人党发言人多次提醒民众：国大党前主席Sonia Gandhi曾为拉拢中国而对其开放印度市场，影响到本土企业发展，损害国家利益[58]。话语可以支持某种叙述，并有助于构建某种认识，但也会使其他认知不充分、毫无意义或被替代[59]。这样不但有利于维护印度政府名声，还有益于将公众指责的对象转向国大党。

3.2.2 印军话语中“中国威胁”：提高军费预算

外部“威胁”被用来为军事化辩护成为加强国防建设的理由，导致中印边界争端成为印军提高军费预算的手段。近年来中国加强对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与军队驻防能力，引发印军部分将领关注军事部署对抗中国的重要性并蓄意夸大边界争端[60]。印度陆军退役将领Ponag曾提出，边界争端的加剧可以被用以谋求更高的国防预算，有利于军队从行动、军采、军队基建中获得更大支持[61]。
批判地缘政治认为，话语不仅对正义或邪恶发挥建构的力量，还能确保赢取良好名声或使对手的话语无效[62]。报道统计中显示，印军在本轮中印边界争端中共发表42次有关话语（图3），其中27次用于塑造民众心中勇敢、强大和负责的军队形象，提升民众支持率。比如印军往往选择在对峙结束后宣扬“印方胜利”，塑造印军的强大实力，以提高公众对印军的信任度[60]。在话语的渲染下，尽管印军伤亡人数超过中方，但72%的印度民众仍相信印军能够“获胜”[6]。印度国防部长Raj Nath Singh亦向公众传递军队极强的责任感，确保会守住边境，不让印度利益受损[63]。另外，印度军方经常声称边界“威胁”来自中方，11次采用偏执风格的地缘政治想象谴责中方边境“挑衅”，将中国刻画成具有“侵略性”的邻国。印度国防报告近年也明确指出，中国在边境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导弹和核武器升级、军费上涨以及中巴国防合作等均“威胁”着印度的边境安全[64]。如此不但粉饰了印军的强大形象，增加了公众对军队的信赖，还借此4次提议要提高军费投入以增强实力，使印军提高军费预算的要求“合理化”。
当国内出现弱化抵制中方的声音，印度军方还会对此展开批评，敦促对方改变言论并抵制中方。特别是针对总理莫迪在印度全党派会议上的澄清表态“没有人进入我们的领土”，军队认为这是“隐藏失败”的做法，请求莫迪更改发言，最终加剧了印度国内各政党及媒体对印度政府及其言论的谴责和曲解[65]。为了平息国内舆论，印度政府对此进行解释，并授予军队3个紧急财政权力，加大军费开支。但印度前国防部长Antony仍表示国防预算微不足道，称政府是以国家安全为代价向中国“投降”[66]。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报告，虽然疫情影响严重，但印度军费支出逐年递增，2020年的军费支出比2019年高出2.1%，达到729亿美元，占GDP总额也是2011年以来最高值达2.9%（图4）。可见，印度军队对军费的增长一直抱有需求，国防预算也被要求持续增加。
图4 2010—2021年印度军费支出及其与中国和美国的贸易额

Fig. 4 Indian military expenditure and its trade with China and the US from 2010 to 2021

3.2.3 印度是中国的“迫害对象”，谋取外国同情与支持

在外交领域，印度趋向于依托其在国际上左右逢源的优势，采用偏执风格的地缘政治想象进行话语建构，顺利将自己描绘成中国的“迫害对象”。印度外交人员发布21次谴责中方违反双方协议“入侵威胁”印度的声明，11次告诫中国将采取措施加以防范（图3）。例如有印度高级研究员质疑中国想要通过边界争端影响印度经济，或是让印度陷入国际社会的负面评价[67]。更有甚者认为边界争端是中国“蓄意制造”的，目的是为了向国际展示印度在亚洲的从属地位，让印度政府为不及时加入“一带一路”倡议付出代价[54]。在这种“受害者”的心理作用下，印度前外秘Gokhale、前驻华大使Kantha等印方知华派纷纷公开表态要对华加强战略防范；印度外长S.Jaishankar也主张利用美印合作遏制中国发展[68]。
为谋取他国同情与支持，印度外交部门5次宣布要加强与第三方国家的合作与支持。通过给美国传递投名状，拉拢美日澳等第三方势力介入中印边界争端，旨在从国际上获取尽可能多的国际舆论声援，以及经济或军事援助[69]。本轮边境争端发生后，印度迅速倒向美国的“印太战略”阵营，以“中国威胁”为借口，大力发展军事能力并获得美方的军事援助、情报支持与海军部署，一定程度上鼓舞印军士气并威慑中国[70]。在政策上，截至2020年10月底，美印签署共享地理空间情报的基本交流与合作协议等3个基础性防务合作文件，推动两国防务合作进入“准同盟级”[6]。同时，印度加速发展美印日澳“四方对话”，并与俄罗斯、法国、德国、英国等国家构建紧密的战略伙伴关系，获取更多实质性援助，以平衡中国崛起的影响[64]。

3.2.4 印度经济的“亲密”竞争者：自力更生发展印度制造

在经济领域，中印之间的领土邻近性以及两国紧密的经济联系，使印度认为中国更像是“亲密”竞争者。2010—2021年间中国长期是印度最大的进出口贸易伙伴（图4），但同时也是印度本土市场的有力竞争者。2020年以来印度经济迅速陷入低谷，发展本土制造业似乎成为一种复苏印度经济的公认良策。为了减弱中国的影响，印度试图推动对华产业脱钩，鼓励国民使用本土产品。2020年中印边界争端的发生恰好为限制中国在印度国内的经济活动提供了理由[71]。
印度企业社会精英惯用亲密隐喻式的地缘政治想象进行话语建构，把中国描述为印度的“亲密”竞争者，共计32次呼吁打破“亲密”关系以减弱中国产品对本土制造业的发展限制（图3）。其中占比78.1%的25次话语呼吁制裁中国，以边境“入侵”为由抵制中方商品企业。据印方报道，中印边界争端被认为是中国借助领土亲缘关系“占取”印方边境廉价的电力、土地和原材料以控制有关产品利润的途径[72]。这一解读将边界争端引申为一个经济问题，加重印度公众对中国的忧虑与排斥，为减少中国产品进口量创造条件。例如全印贸易商联合会在加勒万河谷冲突发生3天后表示，采取抵制中国产品的措施，使中国产品进口额在2021年12月前共计减少130亿美元[73]。此外，有5条是以安全隐患为由排斥印度市场的中国产品，怀疑从中国进口的电力设备可能有恶意软件或木马病毒，会引发印度电力系统瘫痪[74]。剩余的2条话语报道是以质量问题为由抵制中国产品。
如此一来，印度社会强化了打破中印这种“亲密”关系的倾向，指出抵制中国进口有利于维护印度安全并发展国内经济。之后，全印贸易商联合会公布了一份包含500多种中国产品的抵制清单，取消中国投标并在全国各地发起针对性抵制运动，招致约600个城市参与[73]。政府也以国家安全为由采取了5轮打击中国应用程序的行动，在中国投资、服务和商品的道路上设置障碍，对中国商品实施严格控制措施和更高关税，并对来自中国和其他邻国的公共采购实施限制，以推动国内制造业发展[6]。

3.3 争端的持续与缓和

除了以上印度国内的媒体报道，2020年6月—2022年7月的中印双方16轮军长级会谈也可以大致体现中印边界争端的局势[75]。虽然从2020年6月的第一次到8月的第五次中印军长级会谈的相关报道中可知，双方均同意就边境脱离接触与局势缓解开展工作，但在此期间印度国内的负面舆论仍阻碍着边界争端的缓解[1]。印度的国大党、军队、企业社会精英等行为体的利益目的并未能得到满足，继续发表相关负面新闻，导致印媒关于中印边界的报道量在9月再次出现高峰（图2），中印边界也爆发班公湖对峙事件。从随后9月的中印第六轮军长级会谈悉知，印度在解决边界问题方面欠缺诚意，仍在谈判桌上向中国提出无理要求，导致边界争端迟迟难以解决[1]。
尽管中印边界的紧张局势持续长达近10个月，但自2021年1月以来，印媒相关报道量趋于平缓并适度下降（图2）；而且从2021年2月的第十轮到7月第十二轮军长级会谈，印方更换更为灵活、务实的谈判代表，中方消息发布者则由此前的国防部换成了西部战区新闻发言人，似有对媒体舆论降温的作用，边界局势开始逐渐缓和[76]。这是因为印度国内不同行为体在此期间基本上达成了各自目的或利益，国大党一定程度上挑动了印度民众对印人党执政能力的怀疑，抬高民众对自己的支持；2021年印度军费继2020年再度实现提高，达到766亿美元；在外交领域，印度趁机抹黑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并加强与美日澳等国战略、军事和产业的合作关系，以制衡中国全方位发展。另外，在部分印度媒体的舆论煽动下，印度国内也多次掀起了抵制TikTok、OPPO、小米等中国产品的浪潮。此后的军长级会晤虽进展有限，时而伴随着印度国内舆论的炒作与印方的不合理要求，但考虑到印方利益已总体达成，中印边界局势整体上趋于缓和[75-76]。
综上所述，2020年5月—2021年2月的中印边界争端可以被创新性地理解为是一个受印度国内多方行为体共同利用的工具（图5）。在本轮争端中，面对矛盾复杂的国内外局势，印度国内不同政党、国防部、外交部、企业社会精英等均以边界争端为话语基础，通过不同的地缘政治想象方式塑造敌对党“失败者”、中国“威胁者”乃至印度“受害者”的形象，从而达到影响公众舆论认知并实现各自政治、军事或经济目的。这一新认识一方面将边界争端理解为可以被行为体操纵的工具，认为在殖民历史或大国竞争等长时间的客观影响下，边界争端在2020年以来的特定时间爆发或缓和是行为体主观通过话语建构地缘政治想象而利用的结果。它补充了以往仅强调殖民历史、国家间竞争、国家政策等客观因素的结果性影响分析，从行为体的主观角度很好地解释了2020年5月以来中印边界争端的变化过程。另一方面，不同于以往批判地缘政治研究中的敌我对立划分，中印边界争端既包含国大党和印人党、印度和中国等传统认识下的对立双方，也涉及印度的军队、外交部、企业社会精英等相互独立且不冲突的多方行为体，以研究其对边界争端的共同利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当下的研究思路。
图5 2020年5月—2021年2月中印边界争端过程

Fig. 5 The process of China-India border disputes from May 2020 to February 2021

进一步思考，2020年5月—2021年2月的中印边界争端也可以被认为是行为体利用下持续发生的过程。面对中美博弈交织下的复杂态势，自2020年5月中印边界发生多点对峙后，印度国内各行为体就试图利用边界争端转移国内矛盾，并实现各自的利益目的。当各行为体的利益目的有待实现，会充分利用媒体舆论炒作边界争端，以致爆发同年6月的加勒万河谷冲突事件。加勒万河谷冲突发生前后，印度国内国大党、印度政府、企业社会精英等行为体共同利用边界问题建构地缘政治想象，意图拉拢民心、谋取军费或国外支持并发展国内制造业等。但是这些目的并未立即达成，导致媒体舆论与边界争端并未完全平息，在同年9月发生班公湖对峙事件。而当此后各方目的逐步达成后，边界争端形势趋于缓和，即使面临着些许的炒作也并未发生态势升级的现象。因此，受行为体操纵的影响，2020年5月—2021年2月中印边界争端时而紧张时而缓和的变化过程可以被认为是一个持续发生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解释可能也适用于解释很多诸如此类能够被大国或者国内某些势力操纵利用并且长期无法解决往复发生的边界问题。

4 结论和讨论

4.1 结论

21世纪以来，中印关系总体向好，经贸联系日益密切，边界争端趋于缓和并一度搁置。但2020年加勒万河谷冲突与班公湖对峙事件相继爆发，将中印边界争端再次推到两国甚至世界关注的焦点。大多学者以国家作为分析单元，未进一步探讨印度国内复杂情况对中印边界争端的影响，忽略了中印边界争端如此激烈和持续背后的人为因素。本文跳出传统研究视角的局限，承继批判地缘政治的理念和分析方法，将边界争端作为一种可以利用的资源，并提出理解边界争端的新分析框架，揭示多方行为体如何协同利用和制造边界争端进而实现自身目的和利益的过程。基于2020年4月—2021年3月印度主流媒体报道对中印边界争端进行解读，既涉及到国大党和印人党之间的相互对抗，又涵盖了军队、外交部、企业社会精英等多方行为体的协同利用，考察了印度国内多方行为体利用边界争端产生话语并建构地缘政治想象以达成各自利益的过程，并以此理解2020年5月—2021年2月中印边界争端的态势变化。
研究发现：① 在批判地缘政治视角下，边界争端可以看作为不同行为体利用的工具或资源，即多方行为体共同对边界争端事件进行话语与地缘政治想象的建构，以达成其背后的目的或利益。这种认识进一步将边界争端视为一个可被行为体利用的循环往复的过程，适用于解释此类长期无法解决且往复发生的边界问题。② 2020年5月—2021年2月的中印边界争端中，印度国内不同行为体将其作为谋取政治或经济利益的工具，通过话语建构偏执风格式、亲密隐喻式或道德抵制式的地缘政治想象，制约着边境形势的好转。特别是在加勒万河谷冲突和班公湖对峙前后，印度的国大党和印人党采取道德抵制的方式互相申讨以获得民众支持，使对华强硬成为必要，阻碍边境局势缓和；印度军队和印度外交部倾向于采用偏执风格的方式，建构中国在国内/国际上的负面形象，合理化军费要求或赢得国际支持；缘于中印经贸的密切往来，印度企业社会精英惯用亲密隐喻式的地缘政治想象，号召民众以经济方式制裁中国发展国内制造业。可见通过话语利用边界争端在政治、经济、社会、军事方面抵制中国，已成为印度国内多方行为体实现目标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加剧了边境紧张局势并阻碍其缓解。③ 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2020年5月—2021年2月的中印边界争端可以被认为是印度国内行为体协同利用而持续发生的过程。当印度行为体妄图达成各自目的或还未达成时，边界争端或发生、或加剧、或持续发酵，如加勒万河谷冲突与班公湖对峙；但当其目的或利益基本达成时，边界争端可能会缓和或逐渐平息。

4.2 讨论

边界争端不仅是两国间军事对抗和领土争夺的结果，也可能由单个国家内部复杂权力斗争所引发。对企图利用边界争端的行为体来说，重要的不是考虑是否真实存在争端，而是如何制造和利用争端达成其自身的目的或利益。因此，尽管在调解边界争端的过程中表面上可能存在和解的态势，但实际情况下往往很容易被行为体重新利用而导致争端再次发酵。本文分析的中印边界争端恰巧说明了这一点。因为中印边界争端源于印度国内行为体之间的相互斗争，那么中国应对边界争端的措施或许不能仅局限于增兵布防与提高有关基础设施建设等，而应当增加对印度国内局势和行为体实践的研判，以做出合理的应对策略。
本文从批判地缘政治视角出发，着重分析边界争端如何被行为体制造、利用而产生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边界争端所处的结构性背景一定程度上也制约着边界争端的发生、激化或缓和。例如，秘鲁与智利两国固有的结构性矛盾干扰着社会内部的信任感形成，从而妨碍其边界争端的缓和[22]；而在爱沙尼亚的边界争端研究中，爱沙尼亚受到欧洲治理的结构性背景限制，内部边界消失和外部联系变得紧密，加强跨境合作促使其与俄罗斯的陆地边界争端以及与拉脱维亚的海上边界争端在20世纪90年代末逐渐消失[77]。由此可见，一个未来潜在的研究议题很可能是，适当考虑边界争端所处的结构性背景，进而综合分析主体性和结构性共同影响作用下的边界争端。
Barrett提出的“积极性探究”的方法也许是从结构性视角缓解甚至解决边界争端的一种创新性路径。作为一种以优势为本积极建设合作能力的方式，它强调挖掘核心优势的意识，通过开展新型对话生成更强的合作能力，形成一条强有力的变革路径[78]。对中印两国而言，尽管有边界问题的羁绊，但是作为两个发展中大国，双方在政治对话、经贸合作、文化交流存有巨大的互利互补性结构[79]。因此在处理中印边界问题时，中印两国应继续建设合作机制，持续夯实在经贸合作、民族文化等方面的结构基础，进而催生积极性的边界话语，建构共同合作的地缘政治想象，引导边界问题的缓和与消解，开辟未来中印两国各领域合作稳定的新篇章。

真诚感谢评审专家和编辑部对本文的学理逻辑创新、案例分析表达等方面的指导建议。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 文献年度倒序 |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1]
Xie Chao. From Doklam to Ladahk: Why India's deterrence strategy on China failed.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2021(8): 34-54, 156-157.

[谢超. 从洞朗到拉达克: 印度对华威慑战略为何失败.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21(8): 34-54, 156-157.]

[2]
Liu Zongyi. The Sino-India border stand off since 2020: Causes, impactsand consideration. South Asian Studies, 2022, 1(2): 27-47, 155-156.

[刘宗义. 2020年以来中印边境对峙的原因、影响及启示. 南亚研究, 2022, 1(2): 27-47, 155-156.]

[3]
McGarr P. The United States, Britain and the Sino-Indian border war//Das Gupta A R, Lüthi L M. The Sino-Indian War of 1962: New Perspectives.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105-123.

[4]
Miller M C. Wronged by Empire:Post-imperial Ideology and Foreign Policy in India and China. Redwood Ci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5]
Zeng Xianghong, Luo Jin. Boundary functions, threat perception and China's response to mainland border dispute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Pacific Studies, 2020(1): 113-132, 160.

[曾向红, 罗金. 边界功能、威胁认知与中国对陆上边界问题的应对. 当代亚太, 2020(1): 113-132, 160.]

[6]
Lou Chunhao.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dian policy towards China and China's policy reflection.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20(11): 26-34.

[楼春豪. 印度对华政策的转变与中国的政策反思. 现代国际关系, 2020(11): 26-34.]

[7]
Zhu Cuiping, Colin Flint. The "security dilemma" and India's strategic logic toward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Pacific Studies, 2019(6): 26-46, 158-159.

[朱翠萍, 科林·弗林特. “安全困境”与印度对华战略逻辑. 当代亚太, 2019(6): 26-46, 158-159.]

[8]
Paliwal A. "A cat's paw of Indian reactionaries"? Strategic rivalry and domestic politics at the India-China-Myanmar tri-junction. Asian Security, 2020, 16(1): 73-89.

DOI

[9]
Westcott S P. Armed Coexistence, the Dynamics of the Intractable Sino-Indian Border Dispute. Singapore: Springer Nature Singapore, 2022.

[10]
Shankar M. The Reputational Imperative:Nehru's India in Territorial Conflict. Redwood Ci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11]
Ganguly S, Scobell A. The himalayan impasse: Sino-Indian rivalry in the wake of Doklam. Washington Quarterly, 2018, 41(3): 177-190.

DOI

[12]
Flint C, Taylor P J. Political Geography: World-Economy, Nation-State and Locality. Liu Yungang, trans.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6.

[科林·弗林特, 皮特·泰勒. 政治地理学: 世界—经济、民族—国家与地方. 刘云刚,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6.]

[13]
Westcott S P. Mao, Nehru and the Sino-Indian border dispute: A poliheuristic analysis. India Quarterly: 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9, 75(2): 155-171.

DOI

[14]
Ma Rongjiu. Domestic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decision-making: India's decision-making in Sino-Indian territorial dispute (1959-1962).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2009(12): 33-39, 4.

[马荣久. 国内政治与外交决策: 以领土争端中的印度对华决策为例(1959—1962年).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9(12): 33-39, 4.]

[15]
Hu Zhiding, Lu Dadao.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classical geopolitical theories from a critical geopolitical perspective.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5, 70(6): 851-863.

DOI

[胡志丁, 陆大道. 基于批判地缘政治学视角解读经典地缘政治理论. 地理学报, 2015, 70(6): 851-863.]

DOI

[16]
Dodds K J. Geopolitics, experts and the making of foreign policy. Area, 1993, 25(1): 70-74.

[17]
Tuathail G Ó, Agnew J. Geopolitics and discourse: Practical geopolitical reasoning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olitical Geography, 1992, 11(2): 190-204.

DOI

[18]
Megoran N. The critical geopolitics of the Uzbekistan-Kyrgyzstan Ferghana Valley boundary dispute, 1999-2000. Political Geography, 2004, 23(6): 731-764.

DOI

[19]
Zhang Yongpan. A review of China-India boundary studies since the 21st century. Borderland Studies of China, 2016(1): 363-388.

[张永攀. 21世纪以来的中印边界研究述评. 中国边疆学, 2016(1): 363-388.]

[20]
Qiu Meirong. An institutional approach to Sino-Indian border dispute.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2009(12): 23-32, 3.

[邱美荣. 边界功能视角的中印边界争端研究.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9(12): 23-32, 3.]

[21]
Tuathail G Ó. Critical Geopolitics: The Politics of Writing Global Spac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22]
Power M, Campbell D. The state of critical geopolitics. Political Geography, 2010, 29(5): 243-246.

DOI

[23]
Cabrera L. Territorial discourses opposed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case of Chile-Peru from critical geopolitics. Estudios Fronterizos, 2018, 19. DOI: 10.21670/ref.1821021.

[24]
Dodds K J, Sidaway J D. Locating critical geopolitics.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1994, 12(5): 515-524.

DOI

[25]
Jones L, Sage D. New directions in critical geo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GeoJournal, 2010, 75(4): 315-325.

DOI

[26]
Dittmer J. NATO, the EU and central Europe: Differing symbolic shapes in newspaper accounts of enlargement. Geopolitics, 2005, 10(1): 76-98.

DOI

[27]
Power M. Digitized virtuosity: Video war games and post-9/11 cyber-deterrence. Security Dialogue, 2007, 38(2): 271-288.

DOI

[28]
Wang Tao, Liu Yungang. Mapping and "cartographicality": Progress review of critical cartography and critical GIS.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2, 41(6): 1097-1108.

[王韬, 刘云刚. 地图与制图术: 国际批判制图学/GIS研究进展. 地理科学进展, 2022, 41(6): 1097-1108.]

DOI

[29]
Yuan Guangsheng, An Ning. Debate on the application of discourse analysis in geo-environment studies. Tropical Geography, 2021, 41(6): 1132-1141.

DOI

[袁广盛, 安宁. 浅析话语分析方法在地缘环境解析中的应用. 热带地理, 2021, 41(6): 1132-1141.]

DOI

[30]
Gregory D. Geographical Imaginations. Oxford: Blackwell, 1994.

[31]
Dodds K. Political geography III: Critical geopolitics after ten years.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01, 25(3): 469-484.

DOI

[32]
An Ning. Zimbabwe's dynamic geographical imaginations of China's national image: Perspective from critical geopolitics.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22, 77(6): 1518-1530.

DOI

[安宁. 津巴布韦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动态地理想象: 基于批判地缘政治理论的分析. 地理学报, 2022, 77(6): 1518-1530.]

DOI

[33]
Paasi A. Boundaries as social practice and discourse: The Finnish-Russian border. Regional Studies, 1999, 33(7): 669-680.

DOI

[34]
Hou Xuefeng, Tao Wei. Construction and criticism: The progress and implication of western border research after World War II.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1, 40(7): 1246-1256.

DOI

[后雪峰, 陶伟. 建构与批判: 二战后西方边界研究进展及启示. 地理科学进展, 2021, 40(7), 1246-1256.]

DOI

[35]
Newman D, Paasi A. Fences and neighbours in the postmodern world: Boundary narratives in political geography.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1998, 22(2): 186-207.

DOI

[36]
Culcasi K. Images and imaginings of Palestine: Territory and everyday geopolitics for Palestinian Jordanians. Geopolitics, 2016, 21(1): 69-91.

DOI

[37]
Moore A W, Perdue N A. Imagining a critical geopolitical cartography. Geography Compass, 2014, 8(12): 892-901.

DOI

[38]
Liu Xiaofeng, Ge Yuejing, Hu Wei, et al. Spatial impacts of the geopolitics of non-state actors and their formation pathways.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9, 38(11): 1735-1746.

DOI

[刘晓凤, 葛岳静, 胡伟, 等. 非国家行为体的地缘政治空间影响及实现路径. 地理科学进展, 2019, 38(11): 1735-1746.]

DOI

[39]
Baker R G. "Catnip for cranks": Depictions of Canadian threat in US conservative news commentary. American Review of Canadian Studies, 2013, 43(3): 358-376.

[40]
Ge Hanwen. Chain of islands, space control, and hegemony: Western Pacific in U.S. geopolitical imagination. Global Review, 2020, 12(3): 63-79, 155-156.

[葛汉文. 岛链、空间控制与霸权: 美国对西太平洋地区的地缘政治想象. 国际展望, 2020, 12(3): 63-79, 155-156.]

[41]
Müller M. Reconsidering the concept of discourse for the field of critical geopolitics: Towards discourse as language and practice. Political Geography, 2008, 27(3): 322-338.

DOI

[42]
Tuathail G Ó, Dalby S, Routledge P. The Geopolitics Reader.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1-11.

[43]
Casas-Cortes M, Cobarrubias S, Pickles J. 'Good neighbours make good fences': Seahorse operations, border externalization and extra-territoriality. European Urban and Regional Studies, 2016, 23(3): 231-251.

DOI

[44]
An Ning, Zhu Hong. A critical geopolitical analysis of 'East Turkistan violence and terrorism' activities in Chin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5, 70(10): 1650-1663.

DOI

[安宁, 朱竑. “东突暴恐”事件的批判地缘政治分析. 地理学报, 2015, 70(10): 1650-1663.]

DOI

[45]
Mains S P. Representing national identity, borders, and migration. Hagar: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Review, 2002, 3(2): 271-298.

[46]
Tang Lu. Indian mainstream English-language media report and Indian public's perception of China. South Asian Studies, 2010(1): 1-14.

[唐璐. 印度主流英文媒体报道与公众舆论对华认知. 南亚研究, 2010(1): 1-14.]

[47]
Zhou Honggang. Research on China's image in Indian mainstream English-language newspaper[D]. Wuhan: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3.

[周宏刚. 印度英文主流报纸的中国形象研究[D].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 2013.]

[48]
Hu S, Wang J. Behavioral logic of India's tough diplomacy toward China.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20, 30(5): 37-65.

[49]
Ye Hailin. How should a rising China address the challenge from the secondary strategic direction? A case study on Sino-India relation in Post-Doklam accident period.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2018(4): 106-128, 158-159.

[叶海林. 中国崛起与次要战略方向挑战的应对: 以洞朗事件后的中印关系为例.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8(4): 106-128, 158-159.]

[50]
Xin Qiang. Enhancement of security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U.S. and the Taiwan administration during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The Chinese Journal of American Studies, 2021, 35(5): 102-116, 7.

[信强. 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台安全合作的变化. 美国研究, 2021, 35(5): 102-116, 7.]

[51]
Bureau of Statistics of Xizang Autonomous Region. Xizang Statistical Yearbook. Beijing: China Statistics Press, 2019.

[西藏自治区统计局. 西藏统计年鉴.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9.]

[52]
Cao Pengpeng, Feng Huaixin. Repeated games, complex competitionand dynamics on the Sino-India border. South Asian Studies, 2022(2): 63-85, 158.

[曹鹏鹏, 冯怀信. 重复博弈、复合竞争与中印边界的互动态势. 南亚研究, 2022(2): 63-85, 158.]

[53]
Chen Dongxiao, Feng Shuai. RIC cooperation in the context of systemic changes: Status quo, conditions, and prospects. Global Review, 2016, 8(6): 1-18, 148.

[陈东晓, 封帅. 体系变革背景下的中俄印三边合作关系: 现状、条件及前景. 国际展望, 2016, 8(6): 1-18, 148.]

[54]
Lou Chunhao. Covid-19 and new trends of India's foreign affairs strategy. Foreign Affairs Review, 2020, 37(5): 25-51, 5-6.

[楼春豪. 新冠肺炎疫情与印度对外战略新态势. 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 2020, 37(5): 25-51, 5-6.]

[55]
PTN. Why insult Indian army by not naming China: Rahul Gandhi to Rajnath Singh. The Times of India. http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india/why-insult-indian-army-by-not-naming-china-rahul-gandhi-to-rajnath-singh/articleshow/76427552.cms, 2020-06-17.

[56]
The Hindu Government trying to 'steal' armed forces' pension, alleges Congress. https://www.thehindu.com/news/national/congress-accuses-govt-of-fake-nationalism-stealing-pension-of-army-officers/article33040362.ece, 2020-11-06.

[57]
HT Correspondent. Nadda diverting attention from failure in Galwan, says Amarinder. Hindustan Times. https://www.hindustantimes.com/chandigarh/nadda-diverting-attention-from-failure-in-galwan-says-amarinder/story-2bBlhwUWdGSSe0xMatzQxI.html, 2020-07-07.

[58]
TNN. Love between China and Congress out in open: BJP. The Times of India. http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india/love-between-china-and-congress-out-in-open-bjp/articleshow/77956532.cms, 2020-09-06.

[59]
Milliken J. The study of discours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ritique of research and method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99, 5(2): 225-254.

DOI

[60]
Guan Peifeng, Wan Jia. China-India boundary issues since Modi came to power: Research based on Indian public opinion. South Asian Studies Quarterly, 2021(3): 114-129, 159.

[关培凤, 万佳. 莫迪执政以来印度涉中印边界问题舆论研究. 南亚研究季刊, 2021(3): 114-129, 159.]

[61]
Hu B, Liu C. Chinese military returns to border? Indian source says summer deployment routine for both sides. Global Times. https://www.globaltimes.cn/page/202105/1223986.shtml, 2021-05-20.

[62]
Zhai Y D. Discourse power: Sovereignty claims over the Diaoyu/Senkaku Islands. Territory, Politics, Governance, 2021, 9(2): 203-221.

DOI

[63]
PTI. Rajnath personally conveyed appreciation to soldiers for displaying bravery in Galwan clash. The times of India. 2020-07-19.

[64]
Yang Siling, Xu Liqun. India's regional security concerns and posture towards China: A study based on Indian national defense reports from 2002-2003 to 2018-2019. South Asian Studies, 2020(1): 21-52, 148-149.

[杨思灵, 徐理群. 印度地区安全知觉中的中国意象: 基于2002—2003年度至2018—2019年度印度国防报告的分析. 南亚研究, 2020(1): 21-52, 148-149.]

[65]
Feng Chuanlu. lndia's recent positions on Sino-Indian border disputes.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20(11): 35-42.

[冯传禄. 试析近期印度对中印边境问题的立场. 现代国际关系, 2020(11): 35-42.]

[66]
The Hindu. Antony calls disengagement with China a 'surrender of rights'. https://www.thehindu.com/news/national/disengagement-in-areas-of-eastern-ladakh-is-surrender-to-china-antony/article33834711.ece, 2021-02-14.

[67]
Ye Hailin. Self-recognition, relationship cognition and strategic interactions: An analysis on the escalation of the China-India border disput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ame theory.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2020(11): 4-23, 156.

[叶海林. 自我认知、关系认知与策略互动: 对中印边界争端的博弈分析.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20(11): 4-23, 156.]

[68]
Hu Shisheng, Wang Yu, Liu Chuanxi. The land-locked mentality in security through the lens of the Galwan conflict. Indian Ocean Economic and Political Review, 2020(4): 1-23, 156.

[胡仕胜, 王珏, 刘传玺. 从加勒万河谷冲突看印度陆锁式安全思维困局. 印度洋经济体研究, 2020(4): 1-23, 156.]

[69]
Lin Minwang. Strategic base of China-India cooperation: The weakening and reconstruction. Foreign Affairs Review, 2019, 36(1): 28-48.

[林民旺. 中印战略合作基础的弱化与重构. 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 2019, 36(1): 28-48.]

[70]
Shi Yinhong, Tang Yongsheng, Ni Feng, et al. Future development of Sino-US relations and world landscape (experts' commentari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2021, 38(6): 3-38, 153.

[时殷弘, 唐永胜, 倪峰, 等. 中美关系走向与国际格局之变(名家笔谈). 国际安全研究, 2021, 38(6): 3-38, 153.]

[71]
Dalby S. American security discourse: The persistence of geopolitics. Political Geography Quarterly, 1990, 9(2): 171-188.

DOI

[72]
Katju M. China will not stop its aggression. The Pioneer. https://www.dailypioneer.com/2020/columnists/china-will-not-stop-its-aggression.html, 2020-07-10.

[73]
Pandey A. India-China border row: Traders' body CAIT releases list of 500 Chinese items to be boycotted. Business Today. https://www.businesstoday.in/latest/economy-politics/story/india-china-border-row-traders-body-cait-releases-list-of-500-chinese-items-to-be-boycotted-261444-2020-06-17, 2020-06-17.

[74]
PTI. India not to import power equipment from China: R K Singh. The Hindu. https://www.thehindu.com/news/national/india-not-to-import-power-equipment-from-china-r-k-singh/article31978555.ece?homepage=true, 2020-07-03.

[75]
Global Times. Has India suffered a loss when border with China goes further toward stability? Global Times. https://www.globaltimes.cn/page/202209/1275982.shtml, 2022-09-24.

[76]
Bao Shanliang. India's border policy towards China after the conflict in Galwan River Valley.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21(11): 26-34, 25, 60-61.

[包善良. 加勒万河谷冲突后印度对华边境政策. 现代国际关系, 2021(11): 26-34, 25, 60-61.]

[77]
Aalto P, Berg E. Spatial practices and time in Estonia: From post-soviet geopolitics to European governance. Space and Polity, 2002, 6(3): 253-270.

DOI

[78]
Barrett F J, Fry R E. Appreciative Inquiry: A Positive Approach to Building Cooperative Capacity. Chagrin Falls: Taos Institute Publications, 2010.

[79]
Ge Yuejing, Ji Jingyun, Huang Yu. A multi-scale analysis of India's geo-setting and enlightenment to China. World Regional Studies, 2021, 30(2): 223-233.

DOI

[葛岳静, 计晶韵, 黄宇. 多尺度视角下的印度地缘环境解析及对中国的启示. 世界地理研究, 2021, 30(2): 223-233.]

DOI

Options
文章导航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