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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 Vol. 79 >Issue 4: 854 - 872

DOI: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2404003

城乡发展与人口流动

全球乡村发展理论演化及其对中国乡村现代化的启示

  • 李思梦 , 1, 2, 3 ,
  • 杨忍 1, 3 ,
  • 龙花楼 , 2, 4
展开
  • 1.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广州 510006
  • 2.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南宁 530004
  • 3.中山大学乡村振兴联合研究院，广州 510275
  • 4.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 100101
龙花楼(1971-), 男, 湖南醴陵人, 博士, 教授,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城乡发展与土地利用转型、“三农”问题与乡村振兴。E-mail:

李思梦(1994-), 女, 河南驻马店人, 博士生, 研究方向为乡村地理、乡村发展与空间重构。E-mail:

收稿日期: 2023-06-26

  修回日期: 2023-11-19

  网络出版日期: 2024-04-18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17119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971216)

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中山大学青年拔尖科研人才培育项目(22lgqb13)

收起

The theoretical evolution of global rural development and its enlightenment to rural modernization in China

  • LI Simeng , 1, 2, 3 ,
  • YANG Ren 1, 3 ,
  • LONG Hualou , 2, 4
Expand
  • 1.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Planni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 2.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Guangxi University, Nanning 530004, China
  • 3. United Research Institute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 4.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Received date: 2023-06-26

  Revised date: 2023-11-19

  Online published: 2024-04-18

Supported by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2171193)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1971216)

Youth Top-notch Scientific Research Talent Cultivation Program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of 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22lgqb13)

Fold

摘要

乡村现代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实现乡村发展与全面振兴的最终目标。本文基于乡村发展与乡村现代化的内涵与逻辑，系统梳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全球乡村发展的阶段特征、路径策略与理论演化，总结了中国乡村现代化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并构建了支撑中国乡村现代化转型的学理认知框架。主要结论为：① 乡村发展旨在通过不断优化乡村发展要素，重塑乡村地域功能与形态，促进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而乡村现代化是通过现代化理念、机制、要素等逐渐改变乡村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实现农业、农村、农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②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全球乡村逐渐从农业复兴、乡村生态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转向新时期的乡村绿色化、生态化、智慧化发展，理论认知上经历生产主义、后生产主义、多功能主义以及全球乡村的新生产主义、可持续发展范式的转变。③ 中国乡村现代化仍面临农业生产配套条件落后、乡村三产融合发展不足、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社会治理隐患、资源环境困境以及人力资本短板等问题与挑战。④ 面向中国城乡融合与乡村现代化现实需求，重点聚焦于制度体系创新、乡村空间规划管控与关键技术体系、资源要素整合与优化配置路径、未来智慧与绿色乡村建设及其科学治理等方面，基于人地耦合的系统思维，深化中国乡村现代化的基础理论与科学路径、发展模式与保障机制、社会协同治理与空间管控等方面的研究，构建起中国乡村现代化转型的乡村地理学科话语体系。

关键词： 乡村发展; 理论演化; 乡村现代化; 乡村振兴; 乡村地理学; 中国

本文引用格式

李思梦 , 杨忍 , 龙花楼 . 全球乡村发展理论演化及其对中国乡村现代化的启示[J]. 地理学报, 2024 , 79(4) : 854 -872 . DOI: 10.11821/dlxb202404003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rural modernization is the ultimate goal of rural development and comprehensive revitalization in China. The rural modernization in China has entered a new stage. Based on the connotation and logical relationship of rural development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sorts out the stages, paths, strategies and theoretical evolution of global rural development after World War II, summarizes the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faced by rural modernization in China, and constructs the research framework of Chinese rural modernization. The main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 Rural development aims to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urban-rural integration by continuously optimizing the development elements of rural areas and reshaping rural functions and forms, while rural modernization is the process of realizing the modernization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by gradually changing rural traditional production and lifestyle through concepts, elements and mechanisms of modernization. (2) After World War II, the development focus of global countryside gradually shifted from agricultural revival, r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o green, eco-friendly and intelligent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in the new period, and the theoretical cognition has experienced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productivism, post-productivism, multi-functionalism to the paradigm of neo-productivism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global countryside. (3) The rural modernization in China still faces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such as backward conditions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sufficient integration of three rural industries, lagging construction of rural infrastructure, hidden dangers in rural social governance, dilemma of rur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and shortfalls in rural human capital. (4) Facing the national strategic need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the focus is constructing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Chinese rural modernization from the aspects of institutional system innovation, regulation and planning technical system of rural space, integration and activation path of resources and elements, and future scene construction of smart and green countryside and its scientific governance. Based on the systematic thinking of human-environment coupling, the future research of Chinese rural modernization should deepen the basic theories and scientific paths, development models and guarantee mechanisms, social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and spatial regulation and planning to construct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academic disciplines in rural geography associated with Chinese rural modernization transformation.

Key words： rural development; theoretical evolution; rural modernization; rural revitalization; rural geography; China

1 引言

伴随全球化、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的快速推进，传统城乡关系急剧转变，城乡要素的不平衡流动加剧乡村发展的脆弱性，乡村发展格局被不断重构[1]。同时乡村地区出现空心化、人口老龄化、农用地持续非农化、经济衰退、环境破坏等一系列问题[2-3]。新时期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粮食危机、能源危机等风险加剧，自然灾害、生物多样性威胁等资源环境问题对乡村形成一定冲击。新自由主义下的市场自由化致使乡村地区被整合到多元化的全球生产网络中，深刻影响乡村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4]。在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推动下，西方发达国家的乡村地区经历了农业生产主义向后生产主义、多功能主义、可持续发展的转变，由单纯追求农业现代化向农业农村内生式发展、多功能乡村及可持续发展等范式和理念转变[3]，属于工业化、城市化、乡村现代化逐步推进的现代化发展模式[5]。相比之下，后发国家的乡村现代化开始较晚，并在发展过程中叠加各种问题与挑战，是推进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最大难题。中国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以粮食安全为核心、农户为主体、农民自主选择的多样性发展路径[6]，属于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乡村现代化同步推进的现代化发展模式[5]。乡村现代化一直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热点话题。国外学者着重关注乡村发展政策与范式[7-8]、乡村社会经济重构[9]、食品网络[10]、乡村日常生活[3]、乡村经济形态[11]等乡村现代化议题。而国内学者关于乡村现代化的研究从最初的农业生产现代化逐渐转向农业农村现代化、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等，相关研究议题包括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内涵、评价测度、空间分异、路径选择[12-13]，以及农业农村现代化与农业生产、土地整治、产业融合、数字化转型、乡村振兴、城乡融合等的内在联系[14⇓-16]。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一直是中国乡村发展亟需解决的核心问题。21世纪以来，国家层面给予“三农”问题持续关注，相继出台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精准扶贫、脱贫攻坚、城乡融合发展、乡村振兴等战略措施[17-18]，核心目标是推进中国乡村地区的现代化转型发展。中国共产党“二十大”提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并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在农村，要继续坚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因此，新时期如何推动中国乡村地区的现代化发展是需要思考和探索的重大问题，关于中国式乡村现代化的内涵与机理仍有待深入剖析。本文旨在分析乡村发展与乡村现代化的概念内涵与内在逻辑，在梳理总结全球乡村发展的阶段、路径策略与理论演化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乡村发展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构建中国乡村现代化研究的乡村地理学的学理认知框架，为中国城乡融合和乡村现代化建设提供分析框架和学理支撑。

2 乡村发展与乡村现代化的逻辑关系

2.1 乡村发展与乡村现代化的概念内涵

乡村地域系统是由自然禀赋、经济基础、人力资源、文化习俗等各要素构成的复杂开放系统，不断与其他地域系统发生物质和能量的交换[19]。乡村发展是特定乡村地域系统经济、社会、文化、环境、聚落等特征不断循环累积与良性动态演化的过程[20]，是一个综合性、复杂性、持久性的问题[21]。20世纪50年代之后，伴随着城市化、逆城市化进程，早期现代化范式导致乡村经济衰退和停滞的问题严重，乡村发展理论和实践受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关注和重视[8,22 -23]。20世纪80年代乡村重构理论的提出推动国外乡村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乡村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政治等持续经历转型重构，乡村发展重点从早期农业生产转向农业农村可持续[23-24]。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乡村地区的社会经济形态、空间组织结构、产业发展模式、土地利用等不断转变[25]，乡村发展目标和发展策略也适时调整完善。当前中国的乡村发展已经推进到乡村全面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阶段。因此，从全球视角来看，乡村发展是对早期现代化范式日益挤压农业农村的一系列响应，是一个根植于历史传统的多层次、多行动者的进程，涵盖乡村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政治等多方面[8]。综合中国的乡村振兴战略，乡村发展旨在通过乡村各方面政策措施，来应对乡村发展要素的衰退和流失[15]，优化要素组合，重塑乡村地域功能和形态，促进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和城乡融合[26]。因此，乡村发展本质是乡村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政治等各方面呈现出多维一体正向演化的过程，促使乡村地区从落后封闭向发达开放转变。
而乡村现代化源于现代化理论。现代化一般指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发生的大规模、全球性变化过程的总和[27]，用以描述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全球性过程，涵盖经济、社会、政治、环境和人等各方面的现代化。从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历程来看，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的处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现代化的成败[28]。早期现代化范式强调“增长极”式的发展，导致乡村地区经济衰退，社会就业、自然景观与环境等都受到严重影响[22]。中国在现代化发展中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观，而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乡村的现代化，通过多种形式的城乡转型，逐步缩小城乡差距，最终实现城乡公平[29]。中国共产党“二十大”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涵盖人口、经济、社会、环境、政治等方面。中国的乡村现代化是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语境下，不仅要在工业化与城镇化主导的现代化进程中实现乡村的现代化转型，还要在城乡融合发展中共同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内容[30]。结合城乡融合与农业农村全面现代化的发展目标，乡村现代化是农业、农村、农民从传统向现代逐渐转变、不断进步的过程[31]，涵盖农业生产发展、乡村产业体系、乡村基建服务、乡村治理效能、农民生活质量等，实质就是通过乡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的全面提升实现乡村生产生活方式的现代化转型。在新发展阶段，乡村现代化的着力点应在乡村产业、生活、治理和人的现代化等方面。因此，乡村现代化的推进既要重视“物”的现代化，也要重视“人”的现代化和乡村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的现代化[32]。

2.2 乡村发展与乡村现代化的内在逻辑

乡村发展与乡村现代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两者既有联系也有差异（图1）。在乡村发展与乡村现代化的逻辑关系中，乡村发展强调各种发展实践作用在乡村地域系统的过程及其产生的发展性反馈，体现在乡村各方面的转型重构。相对于乡村发展，乡村现代化更注重现代化力量对乡村地区的作用和影响。乡村现代化的实现建立在乡村发展水平整体提升的基础上，需要现代化理念、要素等的快速发展和应用，是对乡村发展水平整体提升的响应[33]。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乡村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动力和落脚点。在乡村发展的过程中，乡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都朝着现代化方向不断优化与提升，并最终实现农业农村全面现代化和城乡融合发展。
图1 乡村发展与乡村现代化的内在逻辑关系

Fig. 1 The 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rural development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乡村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内含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基本特征之中。综合中国式现代化关于人口、经济、社会、生态、政治等方面的现代化特征和乡村全面振兴、城乡融合的发展要求，中国乡村现代化发展的关键在于推动农业高质高效、农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涵盖人口现代化、产业现代化（农业与二三产业）、社会现代化、生态现代化、治理现代化5个方面。具体而言，人口现代化指乡村地区人口与劳动力素质、收入与生活水平等不断提高；产业现代化，即从生存型农业向机械化、规模化、专业化、标准化的商品型农业转变，从传统农业向一二三产融合的现代产业转变；社会现代化，即乡村水电管网、科教文卫等基础设施和服务的现代化，以及乡村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文化的融合发展；生态现代化，指乡村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统筹协调；治理现代化，指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不断优化提升[34]。

3 全球乡村发展的阶段及其理论演化

3.1 全球乡村发展的阶段、路径与策略

本文关注全球范围乡村发展，选取美国、欧洲（英国与德国）、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以及印度、巴西、南非等发展中国家，梳理其第二次世界大战（简称二战）之后乡村发展的阶段特征和路径策略，以期凝练出二战之后全球乡村发展的演进脉络（图2），为中国的乡村现代化提供思路与借鉴。
图2 1945年以来全球乡村发展的阶段与路径策略

Fig. 2 The stages and strategies of global rural development practices since 1945

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以经济重建为重点，农业现代化成为乡村发展的重点。这一时期各个国家主要采取提供农业补贴、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保护耕地等措施鼓励农业生产。如欧共体共同农业政策、英国耕地保护运动、德国土地整理、美国土壤银行计划以及日韩的土地改革、农协、农业合作社等。随着农业生产规模持续扩大，20世纪60年代乡村地区出现农业生产过剩、环境污染等问题，乡村保护、乡村规划引起关注。如美国小城镇建设、英国乡村保护法、德国村庄更新及城乡等值化理念、日本新农村建设等。20世纪70年代，石油经济危机导致乡村地区工业企业相继破产，农村失业率和贫困率都较高，城乡发展失衡问题严重，乡村发展重点从农业生产转移到乡村自然景观和人文传统保护，美国“农村再生计划”、欧洲乡村运动与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德国村庄更新、日本“一村一品”、韩国新村运动等乡村再生运动纷纷兴起，关注农业生产、农村教育培训、乡村基础设施、农村就业、文化传承、环境保护等。随着逆城市化发展，乡村旅游业迅速崛起，乡村生态景观与文化保护受到重视。欧盟开展整合性乡村建设，并进行共同农业政策改革，强调将资金运用到地方性乡村发展。乡村工业、服务业的发展推动中小企业和农业多样化经营，促进了经济均衡发展。
20世纪90年代，接连的经济危机导致国际农产品价格下跌，全球农业萧条。尤其是21世纪之后，全球化竞争不断加剧，发达国家在注重农业生产的基础上强调乡村可持续。美国通过农场法持续加大农业农村发展的支持力度，并强化农业环境保护。欧盟推出LEADER（Liaison Entre Actions de Développement Rural）计划，进行共同农业政策改革，强调乡村地区自下而上内生式发展和网络化，科克宣言再次强调了可持续农业的重要性[3]。英国和德国的乡村建设融入可持续发展理念，更加重视乡村的生态、文化与旅游休闲价值[35-36]。日本与韩国除了加大补贴促进农业生产和出口，还通过乡村振兴解决乡村人口老龄化、过疏化问题，注重居民的自我参与、自我组织。产业集群化、财政支持和农地放松管制更是促进日本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37]。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严重打击农业农村发展。美国不断加大农业支持力度，预算从2008年的480亿美元波动上升至2020年的850亿美元[38]。欧盟再次进行共同农业政策修订，强调农业多功能性、农村经济多样化、农业竞争力提高、农村环境保护等[39]。日本与韩国通过“六次产业化”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带动人口“归农归村”[40]。随着全球资源环境恶化，以及全球网络化、信息化发展，乡村地区更加注重智慧、低碳发展。如欧美国家的可再生能源开发项目与农村宽带计划、欧盟的“智慧乡村”和乡村发展计划、日本加速推广智慧农业与有机农业、韩国智能农场计划等，关注乡村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等的可持续发展，强调乡村发展韧性[39,41⇓ -43]。
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的乡村现代化开展较晚，土地改革、技术革新、减贫一直是其乡村发展重点。二战之后，印度、巴西主要通过土地改革、资金补贴等促进农业农村发展。如印度的废除柴明达尔制度和乡村发展五年计划[44]、巴西的《土地法》[45]等，着重解决农村贫困、农业生产低效等问题。为缓解粮食危机影响，印度和巴西先后开展农业技术革命。如印度在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先后开展绿色、白色、蓝色三次农业科技革命，并逐渐形成完备的农业科技和推广体系[46]。巴西则是在20世纪70年代成立全国性农牧业研究中心（Embrapa），并推进和巩固绿色革命进程，推动作物品种改良和巴西农业转型发展[47]。1984年的无地农民运动推动了巴西土地改革[48]，农工综合体（Agro-industrial Complexes）的发展促进了巴西农村的工业化进程。而南非由于种族隔离政策，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主要通过土地银行、农业补贴等方式鼓励白人农场发展，土地兼并、农村贫困等问题严重[49]。
随着乌拉圭回合谈判和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速，促进了农业农村的综合可持续发展。如印度推进经济市场化、全球化改革刺激农业生产，推行二次绿色革命、发展有机农业[50]，推广滴灌等节水灌溉技术，并加快农产品出口。巴西在通过贸易自由化措施加快农产品出口和农业国际化进程的同时，实施土地改革计划（Piloto Cédula da Terra, PCT）、土地银行项目、国家土地信贷计划（National Land Credit Program）等全面推进市场化的土地改革[51]，并启动农村电气化计划（Luz Para Todos, LPT）[52]加强乡村反贫困力度。而新南非于1994年建立之后不断实行土地返还、土地再分配、土地权属改革[53]，依托农业研究委员会加快农技研发与应用，并实施重建与发展计划（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Programme, RDP）加强社会保障[54]，取消关税加强农产品进出口，推动可再生能源与清洁能源生产，缓解农村贫困等社会经济问题。为保障粮食安全，南非于2008年启动Ilima/Letsema农民支持计划，深化土地改革、促进粮食生产[55]，不断改善乡村基础设施与投资，推进乡村综合全面发展。随着全球化深入，印度、巴西、南非与中国、俄罗斯等金砖国家逐渐形成农业合作机制，不断加强跨国农产品贸易。印度还通过统一身份项目（Unique Identity）、农村就业贫困提升计划和普惠金融举措、生物燃料政策、“数字印度”、Saubhagya电气化计划等举措[56]，推动乡村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和智慧化发展。巴西主要通过生物转基因技术、信贷补贴等提高农业生产力和国际竞争力，并开展“低碳农业计划”（Plano Agricultura Baixo Carbono, ABC（+））和农村可持续项目（Rural Sustentável）[57]以推动乡村可持续发展和减贫。南非主要通过“国家发展规划2030”持续深化土地改革，促进农业监管改革、转基因作物种植、农产品出口，鼓励乡村地区公私合作、开发扶贫旅游、加强农村金融支持等推动乡村现代化发展与可持续减贫[58]。

3.2 全球乡村发展的理论演化过程与特点

纵观全球乡村发展历程，大致经历了农业最大化与规模化生产、乡村保护与经济多样化发展、全球化下的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以及全球乡村的粮食安全、乡村智慧低碳发展与可持续减贫等阶段。不同阶段的乡村发展实践与路径策略催生了不同的乡村发展理论，既是对同时期乡村发展实践与经验的总结提炼，又在乡村发展实践中不断经受检验进而得以丰富和深化，并指导全球乡村发展实践与政策的持续前进。因此，对应二战后全球乡村发展的阶段与路径策略，全球乡村发展理论也大致经历了4个阶段，即二战后至1970年、1970—2000年、2000—2008年、2008年至今（图3），呈现从外源发展理论下的生产主义乡村到内生发展理论下的后生产主义乡村，再到全球化下的网络转向和多功能乡村，以及新时期全球乡村的生态与数字转向的演化过程。
图3 1945年以来全球乡村发展理论演化阶段与特征

Fig. 3 The evolution stag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global rural development theories since 1945

二战后，农产品成为经济重建的重要战略物资，乡村地区以生产主义为导向大力推进农业生产。这一时期，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二元经济结构模型、乔根森模型、托达罗模型、增长极和核心边缘等外源发展理论盛行[59]，强调乡村地区的功能在于为城市化、工业化提供粮食和资源，导致乡村空间被视为剩余空间而逐渐边缘化[60]。乡村地区被困于城市—工业增长极的不平等关系中，通过保护主义、干预主义政策、技术革命等进行农业的集约化、专业化、最大化生产，快速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61]。农业工业化使得农业生产嵌入到生产和利润最大化的跑步机中（“农业踏车理论”），大型工业企业不断入驻乡村地区[62]。
20世纪70年代，为应对过度强调生产主义和石油危机导致的乡村衰落问题，内生式发展理论（Endogenous Development Theory）应运而生，强调乡村自身价值，依赖行动主体和乡村优势资源由内而外、自下而上发展[63]。由于市场机制日益占据主导地位以及福利计划的缩减，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取消农业补贴、放松农业监管，促进农业向市场开放，推动了农业部门结构调整[4]。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乡村粮食生产功能不断弱化，并通过农场多样化、“兼职农业”、乡村文化遗产的重新包装等逐渐商品化[3]，凸显乡村休闲、旅游等消费特征，乡村呈现消费主义转向。随着逆城市化和乡村消费化发展，乡村社会经济空间不断重构，进入后生产主义阶段，Marsden称之为“福特转向”（Fordist Transition），并提出乡村转型与重构理论[64-65]。乡村旅游者、第二住宅、新中产阶级、乡村保护组织在乡村开发与发展中的重要性不断凸显[66]，乡村成为一种位置商品，绅士化现象明显[67]。乡村绅士化在促进乡村振兴的同时，也提高了本地居民流离失所的风险[68-69]。20世纪90年代之后，受后现代、后结构主义思潮影响，西方乡村研究出现“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70]，引发乡村“他者”研究。老人、妇女、儿童、同性恋者、黑人、贫困者等乡村边缘群体受到关注[71⇓-73]。这一时期又发展出3种具体的乡村理论：社区主导的乡村发展理论、Bryden的竞争优势潜力理论，以及社区发展的创造性破坏模型[74]。剥夺理论被用于分析乡村贫困问题[75]。治理理论为不断变化的乡村治理过程提供了分析框架，各级政府逐渐强调超越政府正式结构的伙伴关系和网络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76]。
全球化通过谈判、操纵和混合的过程重构乡村地区[1]。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成立意味着自由市场意识形态的国际化，促进了农业政策改革和结构调整。过度强调后生产主义导致农业生产功能退化和边缘化，可持续发展等社会意识不断提高，新的农村发展范式受到关注。乡村发展政策更加重视“纵向”网络（农业食品部门的网络）和“横向”网络（非农业农村经济形式的网络）的构建[7]。基于生产主义和后生产主义，“多功能型”农业制度（Multifunctional Agricultural Regime）被提出，更好地概括了现代农业和农村社会的多样性、复杂性和异质性[62]，综合平衡了乡村生产、消费和保护的价值。市场监管、土地利用方法、面向行动者、公共监管方法等纷纷用于多功能农业的分析和研究[77]。生态农业也被重新整合到生态现代化理论中，为更可持续的乡村发展提供了一种全新模式[78]。在全球化、工业化、标准化的进程中，食品安全和生态环境危机等问题逐渐暴露，新环境法规和食品质量监管标准等的限制导致食品工业和零售商成本增加，替代性食物网络（Alternative Food Networks）快速发展，即生产者、消费者和其他参与者形成的新兴体系对更标准化的食物供应工业模式的替代[10]，标志着西方生产者从追求食物产量和生产效率向追求食物质量和环保转变（即质量转向）[79]。为摆脱食物市场的“挤压”状态，农业生产通过多样化经营、提高农产品附加值等新方式抑制与“监管踏车”相关的成本，替代食物网络、多功能农业形式等逐渐被接受[10]。这一时期，综合式乡村发展模式将乡村发展视作网络，与日益全球化进程联系起来[74]。随着全球经济重组产生的自由工作者、乡村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婴儿潮一代老龄化以及乡村牧歌的诱惑，乡村绅士化呈现全球发展趋势[80]。较多城市居民选择迁往乡村成为永久居民，这种基于乡村自然/文化舒适吸引力的人口流动导致乡村社会经济空间发生根本转变的过程被称为舒适性迁移，并逐渐成为一项重要的乡村发展战略[81]。城乡统筹理论、行动者网络理论、区域创新与学习理论等也逐渐渗入到乡村发展研究中[82]。
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浪潮下，乡村重构受到全球网络和全球行动者的影响，移民的全球性流动不断扩大和加强，Woods先后提出“全球乡村”概念[1]和不稳定的“乡村世界主义”模式[83]，强调全球范围内乡村地区的相互联系。全球化通过经济结构调整、国际移民等重塑地方，地方内部和地方之间的相互作用也深化了全球联系[84]。随着全球性食物问题的逐渐暴露，食物生产和消费的变化以及全球不平等、生态破坏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受到关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经济衰退，以及粮食危机频发，新生产主义（Neo-productivism）被提上议程，重新定位生产主义以适应多功能制度/市场的可持续发展目标[85]。“生态农业”景观发展范式[86]、生态经济范式[11]、舒适性乡村发展范式[87]等接连被提出，强调农业生产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技术经济与农业生态现代化的结合，乡村发展转向可持续、集约化与生态化。全球范围内资源环境脆弱性、新的监管壁垒、大型农场、物流及其可追溯性等导致农业生产与空间和地点脱钩，小农更易受到全球市场的影响[11]，农户生计脆弱性、可持续生计受到诸多关注。其中，生计脆弱性指数（LVI）常用来评估小农生计脆弱性[88]。提高生计多样性、增强乡村社区韧性成为新时期应对乡村衰落和脆弱性的重点[89-90]。在全球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进程中，信息通讯技术在乡村地区不断渗透，乡村物质空间环境、社会经济发展方式与网络等不断发生数字化转变[91]。集聚经济、便利设施、创新经济、网络与协作是乡村智慧化的决定性因素[92]。但经济技术障碍导致的数字鸿沟、数字排斥会威胁乡村社会经济健康，导致城乡差距日益加深[93]。乡村数字化和智慧化转型仍任重道远。

4 全球乡村发展转型启示下中国乡村现代化的学理逻辑

4.1 中国乡村现代化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从全球乡村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中国乡村发展的最终方向也是实现现代化。受全球化、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信息化等的交互影响，中国乡村不断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由乡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变，但在推进中国式乡村现代化的进程中仍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图4）。
图4 中国乡村现代化的问题与挑战

Fig. 4 The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of Chinese rural modernization

（1）农业生产配套条件落后。人口外流导致的农村空心化、农业边缘化、农民老龄化等新“三农”问题严重制约中国乡村现代化转型[26]。① 农业生产劳动力不足。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显示，中国乡村人口与“六普”相比减少了1.6亿人。生产主体缺位导致农业人力成本上涨，加之各种生产要素成本，农业生产成本整体提高，导致农产品的价格优势较低，国际竞争力不强。② 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发展不成熟。由于政策制度和治理结构的不完善，乡村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发展尚不成熟，并呈现“非粮化”倾向和掠夺式发展等问题，且与传统小农户之间存在惠农资源的竞争。③ 农业生产性配套设施薄弱。大多数农村的农业配套设施都存在重建设轻管护的问题，导致其难以充分发挥作用，影响农业现代化生产。④ 农业规模化经营困难。目前土地的碎片化、土地流转政策体系与法律法规不完善、土地租金显著上涨以及农业的机械化、专业化、智能化水平较低等突出问题仍阻碍农业规模化经营。
（2）乡村三产融合发展不足。产业兴旺是推进乡村振兴的要点之一，三产融合发展是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途径。① 三产融合发展层次低，产业链与供应链短。由于行业壁垒和资金、技术等发展要素的制约，我国乡村产业面临融合层次与发展程度低、新型经营主体能力不足、产学研转化困难等问题，导致产业融合趋同化明显、产业价值链与供应链短、产品国际竞争力不强。② 社会理解认知度低。由于制度体制的不完善，中国乡村产业融合仍未形成完整体系，产业融合在农村社会中的认知度仍较低，政府、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普通农户等对乡村产业融合本质的理解偏差制约着其有效推进。此外，培育产业公地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横向产业融合不充分、三产融合目标不明确、配套金融服务不完善等也阻碍着乡村的产业融合[14]。
（3）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滞后。长期城乡二元结构导致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欠账过多，乡村现代化的推进缺乏重要抓手和空间支撑，严重阻碍城乡融合发展[15]。① 乡村传统生活基础设施配置存在不足与过度投入问题。长期重城轻乡导致城乡科教文卫、供水供电等基础设施配套建设仍存在较大差距[94]，乡村地区仍存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不足或质量不达标问题，严重影响村民生活，但乡村空间规划的不合理又极易导致乡村基础设施过度投入、利用率低下等问题。② 乡村新型经济形态的配套设施不全。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农业农村带来新的机遇，但配套网络设施建设不足、数字基础设施与服务水平落后、物流网络体系与信息化服务平台不完善等制约了乡村数字化转型。
（4）乡村社会存在贫富分化严重、文化衰落、治理结构老化等治理隐患。城乡关系、“三农”问题等的矛盾制约着乡村治理现代化[31]。① 农村内部贫富分化严重。城乡发展要素流动不畅，再加上农村粮食种植比较效益较低，乡村人口持续外流，农村内部贫富分化呈现日益扩大趋势。尤其是互联网经济、电子商务的发展在促进农民增收的同时，也加剧了农村居民内部的收入差距过大问题。② 乡村文化衰落。乡村优秀传统文化日渐衰微，现有乡村文化往往呈现出金钱至上、利益至上的特点，乡村居民的精神世界被互联网和西方文化逐渐侵蚀。③ 乡村社会结构变化加剧治理难度。人口流失导致乡村治理队伍老化，建设主体不足，留守人口政治参与度都较低，乡村容易陷入治理困境。乡村传统家庭结构变动、土地拆迁等利益冲突事件频发也不断加剧乡村社会治理难度。
（5）乡村现代化面临资源环境困境。① 农村生产、生活、生态环境污染严重。化肥农药使用、残留地膜等农业生产污染严重危害乡村生态环境。此外，人口集中居住、农村环卫设施与管理不足、农村工业化等导致农村生活污染与工业污染严重，乡村人居环境恶化，影响居民生活健康与乡村产业可持续发展。② 农村资源存在不合理开发与利用。快速城镇化驱动下的土地利用转型、生态与生物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利用等给当地生态系统带来诸多负面影响[95]。农地非农化趋势明显，耕地过度利用与荒废并存，农地污染与细碎化问题严重影响农业生产，宅基地退出机制不完善导致土地空废严重[96]。
（6）乡村现代化存在人力资本的质量和数量短板。人力资本是乡村振兴的关键要素之一。① 乡村人力资本水平普遍较低。快速城镇化带来的乡村人口结构变动深刻影响乡村的空间发展格局。由于城乡发展差异大，乡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涌向城镇，乡村老龄化问题严重，人力资本的平均年龄较高，再加上教育资源落后导致乡村人口受教育水平不高，劳动力素质普遍偏低。② 乡村优秀人才流失严重。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制度体系障碍、就业创业平台、自我追求目标，以及教育、医疗、消费、基础设施等的城乡差异，导致乡村本土人才“留不下”、外来人才“引不进”、离乡人才“回不来”，优秀人才流失严重。

4.2 基于全球乡村发展实践的中国乡村现代化的学理逻辑

纵观全球乡村发展的阶段，路径策略上主要涉及政策制度、空间规划、设施建设、多元主体等维度，理论认知上经历了生产主义、后生产主义、多功能主义、生态经济主义等的转变。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城乡融合的发展目标和中国乡村发展面临的农业生产、三产融合，以及基建、生态、文化、治理与人才流失等困境与挑战，结合全球乡村发展的理论基础与实践经验，新形势下中国乡村现代化发展的理论架构应遵循“制度创新—空间管控—要素整合—场景构建”的体系框架，重点探讨乡村现代化发展的体制机制创新、乡村空间管控与规划技术体系、资源要素整合与优化配置路径等，支撑未来乡村的智慧化和绿色化建设及其科学治理，逐步构建起中国式乡村现代化理论体系，为实现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的全面振兴，农业、农村、农民的全面现代化，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提供学理支撑（图5）。
图5 基于全球乡村发展演化的中国乡村现代化的学理框架

Fig. 5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Chinese rural modernization based on global rural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1）乡村现代化政策制度与治理体系创新。从城乡等值发展、乡村振兴、土地改革、减贫等全球乡村发展经验来看，乡村现代化受到国家、区域、地方等不同尺度层级的自上而下的重大战略和政策制度的推动。① 聚焦不同尺度层级乡村现代化的顶层规划与制度改革供给。如美国通过全国层面的“农业法案”“农场法案”，不断加强对乡村发展的支持力度[3]。未来要加强城乡融合发展的顶层设计，深化乡村产业、生态、民生等的规划和政策法制化研究，注重自上而下的顶层规划、制度改革与自下而上的发展需求相结合。② 构建人、地、钱、业等城乡发展要素双向流动与耦合的政策保障体系。一是“人”，要加强乡村人口结构优化、人力资本开发利用、人才培养与吸引等研究[97]，推动城乡户籍制度改革，完善城乡人才双向流动、共建培养的路径机制研究，构建城乡一体的人力资源支撑体系。二是“地”，要深化土地“三权分置”改革、农村土地退出、土地确权与流转、土地综合整治与规模经营、城乡土地市场一体化等研究[98]。三是“钱”，要重点关注城市资本下乡路径机制与规范、涉农资金整合监管、数字普惠金融等，提供乡村现代化资金保障体系。四是“业”，要加强现代农业经营主体扶持与农户增收挂钩、涉农产业组织与涉农企业发展、社会化服务体系、电商经济、产业链与供应链现代化、产业融合等的体制机制创新，深化现代产业融合赋能乡村现代化建设。③ 构建乡村现代化治理体系。坚持创新党建引领下“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社会治理体系，重视农村基层组织与队伍建设、乡村法治化、村民自治、多元共治以及城乡协同治理的路径机制研究，推动自治、法治、德治有机结合，共建善治格局。
（2）乡村现代化规划管控与技术体系集成。国土空间规划、城乡空间发展规划一直都是发达国家推进乡村现代化、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手段[3]。因此乡村空间的有序管控和开发利用是推进中国乡村现代化建设、统筹城乡空间格局的重要部分[99]。① 加强城乡空间协同，以空间用途管制体系创新、城乡空间网络体系优化、城乡空间治理体系统筹保障空间的有序高效开发，服务于城乡空间融合发展、乡村空间有效治理的需求[100]。② 坚持基于区域功能、发展基础与特定目标等条件，创新乡村现代化规划的理论与方法。加强对村镇空间的总体把控，注重从点到面的科学有序管控，逐步构建涵盖基础设施与服务、产业布局、生态空间等多方面的乡村空间规划体系。通过多规协调，依据土地利用类型、人口规模、资源要素配置等推进村镇规划与国土空间规划、产业规划与基础设施布局、旅游发展总体规划、生态保护与灾害防治规划等的对接。③ 加强关键技术在空间规划中的探索与应用。包括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地域模式类型甄别、产业体系构建、空间组织设计、公共设施配置、空间治理体系建设等，推进乡村空间规划技术范式的形成[101]。尤其加强数字技术在乡村基础设施配置、空间管控、全域规划等方面的应用，为乡村空间治理与规划管控、城乡空间格局优化提供一体化数字平台和信息支撑。
（3）乡村现代化资源要素整合活化。乡村现代化发展既要整合城市功能与资源要素，又要在乡村资源要素开发利用中融入城市需求，促进城乡融合。① 强化政府、社会、市场、科技等外源性资源要素的嵌入。一是政府层面，世界各国的乡村现代化都离不开政府支持，如欧美国家出台的农业补贴、农业保险及相应的政策法案等[3]。因此，要加强乡村发展战略与政策体系创新，加大资金支持力度，引导乡村地区水电管网、科教文卫等基础设施和服务的完善，推动乡村供给侧改革，以需求引导发展。二是社会层面，社会资本是发达国家推进乡村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如日本通过社会组织开展社区营造以振兴乡村。因此，要加强城乡网络联动、社会资本下乡、社会团体培育等的路径机制研究，创新乡村与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的合作渠道与路径，带动先进发展模式、现代生产要素进入乡村，为现代产业融合、乡城一体化、乡村规划、环境保护等提供多元化支持。三是市场层面，要基于地方、区域、国家、全球等多层级的市场需求，结合全球生产网络、价值链理论、产业融合理论，推动乡村现代产业融合、涉农产业融合，强化产业全价值链构建与灰度创新、乡村新型产业形态等研究，如日韩的“六次产业化”[40]。四是科技层面，综合世界各国乡村现代化的发展趋势，数字化、智慧化是乡村未来发展的重点之一。要推动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数字化技术在乡村现代化建设中的应用，加强乡村产业、生态、文化、治理、服务等的数字化转型。② 激活乡村自然地理、社会文化、人力资源等内源性资源要素的发展动力。一是自然地理，推进农村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和国土空间生态修复[102]、乡村人居环境整治、乡村生态资源资产化的模式与路径研究，迎合城市消费需求的同时规范城市资本下乡的资源开发行为，促进乡村生态系统修复与可持续开发利用。二是社会文化，注重新时代文化培育、乡村现代文化产业体系、乡村特色文化品牌化建设等，并基于新消费需求，借助新媒体、互联网等渠道创新文化传承与宣传方式，推动乡村传统文化传承保护与现代化创新结合，如欧美国家的文化遗产保护[3]。三是人力资源，积极借鉴日韩以六次产业、乡村振兴等吸引人才归农归村以及培养青年农民的措施[40]，优化乡村人才挖掘、培育和引入模式，创新乡村能人、乡绅参与乡村发展的路径机制，引导乡村自我发展和建设。
（4）乡村现代化未来场景与建设规范构建。基于全球乡村发展经验，智慧化、绿色化是我国乡村现代化未来发展的重点和趋势。要坚持城乡融合的发展目标，把现代化发展理念、机制和要素融入到乡村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治理等方面[103]，推动乡村现代化场景的智慧化、绿色化建设及其科学治理。① 坚持城乡等值化、城乡融合、可持续发展等理念，构建城乡发展共同体，支撑乡村现代化发展。城乡等值化理念源于二战后德国乡村发展实践，即实现城乡均衡发展，城乡居民生活质量相当[97]。要积极破除城乡融合发展障碍，重塑城乡关系，构建城乡协同融合的发展格局，为乡村现代化未来场景建设提供保障。② 深化数字技术与乡村现代化发展的融合。推动“互联网+”向农村地区延伸，加强农业“种种养收”一体化发展的现代技术支撑，构建“天空地”一体化立体监管网络，为农业生产、耕地保护、环境整治等进行数字赋能。加快乡村数字经济发展，以数字技术拓宽乡村居民消费渠道，构建乡村教育、医疗、养老等智慧乡村公共服务的应用场景[91]，提升乡村社会治理的数字化、精细化、现代化水平，以科技支撑乡村现代化变革。加强数字监测平台建设，强化农田生态与乡村人居环境污染防治。③ 以可持续、绿色发展理念进行乡村现代化建设。在全球气候变化的挑战下，世界各国都强调绿色农业、低碳农业以及乡村环境保护。要积极创新绿色低碳生产技术，构建乡村现代化绿色产业体系，促进设施农业、生态旅游、民宿体验、康养度假等绿色产业发展，完善乡村绿色金融服务，加快乡村能源革命进程，推进绿色能源开发利用与配套设施完善。统筹山水林湖田草乡村生态系统的监测、保护与治理，创新乡村绿色规划、建设与治理技术，促进绿色环保材料研发与应用，建设绿色低碳乡村。④ 加快乡村现代化建设规范和评估体系的标准化制定。乡村现代化的未来场景是多样性、多功能的，要严格按照村庄布局、人口规模、产业布局等确定基础设施和工程建设类型、规模，加快相关工程与村庄规划的技术导则、建设规范、评估体系等研究，为乡村现代化建设提供标准化支撑与保障。

5 结论与讨论

乡村现代化是中国乡村发展的重要方向和最终目标，影响乡村地区社会经济形态的转变、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推动乡村发展与转型重构。在全球化、信息化、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等因素的交互作用下，科学分析乡村发展与乡村现代化的内涵与逻辑关系，系统梳理全球乡村发展的阶段与理论演化，厘清中国乡村现代化发展面临的问题挑战，构建中国乡村现代化的学理框架，对于强化乡村地理学科贡献、指导乡村空间管控与规划、推动中国乡村现代化建设等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1）乡村发展是乡村地域系统通过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政治等措施，促进乡村发展要素和空间结构不断整合优化的过程。乡村现代化是乡村从传统状态向现代发展状态的转变，是实现乡村地区发展的本质目标和重要路径。中国乡村现代化发展的关键在于推动乡村地区的农业高质高效、农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涵盖人口现代化、产业现代化、社会现代化、生态现代化、治理现代化5个方面。
（2）二战以来，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和印度、巴西、南非等发展中大国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推动了乡村发展，经历了农业现代化、乡村保护、可持续发展及新时期的乡村智慧低碳发展。全球乡村发展的理论认知经历了生产主义、后生产主义、多功能主义以及新时期的新生产主义、生态经济发展范式、可持续发展范式的转变，从强调农业最大化生产，到乡村环境文化保护、乡村的消费和文化转向，再到21世纪全球化乡村的网络化、生态化和数字化发展，尤其是随着全球气候变化、粮食危机以及全球性流动，农户生计脆弱性、乡村韧性、可持续生计等受到诸多关注。
（3）由于制度体系、资源要素、资金技术等不同程度的制约，中国乡村现代化的推进仍面临农业生产配套条件落后、乡村三产融合发展不足、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资源与环境困境、社会治理隐患以及人力资本短板等挑战与难题。基于中国式现代化、城乡融合的发展需求与全球乡村发展经验，中国乡村现代化的学理架构可遵循“制度创新—空间管控—要素整合—场景构建”的体系框架，通过自上而下的制度体系创新、乡村空间规划管控体系与关键技术探索、资源要素的整合活化，支撑未来乡村智慧低碳发展与科学治理，逐步构建起中国式乡村现代化理论体系。
（4）伴随着全球化、中国式现代化、城乡融合、乡村全面振兴的发展背景，中国乡村发展的区域化、基地化、产业化、数字化的趋势愈发明显，亟需强有力的理论创新与学术成果支撑。未来中国乡村现代化的研究应充分融合中外乡村发展理论，基于人地耦合的系统思维，加强中国乡村现代化的基础理论与科学路径、发展模式与保障机制、社会协同治理与空间管控等方面的研究，基于本国国情和全球经验逐步构建中国乡村现代化转型的乡村地理学科话语体系，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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