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综述

能源地理研究的发展与展望

  • 杨宇 , 1, 2 ,
  • 郭越 1, 2 ,
  • 樊杰 1, 2 ,
  • 刘毅 1, 2
展开
  • 1.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区域可持续发展分析与模拟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101
  • 2.中国科学院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北京 100049

杨宇(1984-), 男, 山东威海人, 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经济地理与区域发展、能源地理。E-mail:

收稿日期: 2023-03-01

  修回日期: 2023-08-01

  网络出版日期: 2024-01-29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022007)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1307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2348003)

The development and prospects of the study of energy geographies

  • YANG Yu , 1, 2 ,
  • GUO Yue 1, 2 ,
  • FAN Jie 1, 2 ,
  • LIU Yi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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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Key Laboratory of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deling,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 2. 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Received date: 2023-03-01

  Revised date: 2023-08-01

  Online published: 2024-01-29

Supported by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2022007)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2130712)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72348003)

摘要

能源系统与人类社会的相互作用关系是能源地理研究的主要内容,涉及经济、政治、环境和文化等多个维度。能源的不均衡分布与空间流动及其环境效应吸引了地理学者的关注,同时地理学者又可以通过独特的视角与研究方法分析能源问题。能源地理研究因人类在地球表层能源系统中的经济活动和地缘政治而兴起,又因全球气候变化的挑战和社会公平的讨论而进入新的繁荣阶段。由于中外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能源环境问题存在差异,又因学术氛围不同,所以学者们在关注视角和研究特色等方面存在不同侧重。国际能源地理研究以资源分布及经济地理研究为起点,在能源环境问题的牵引下逐渐形成了学术共同体,并在长期发展历程中出现了能源生产网络与能源流动、能源地缘政治与能源安全、能源转型与气候治理、能源正义与能源贫困等多元研究议题,可为中国学者提供诸多有益借鉴。中国能源地理研究从20世纪中叶起大致形成了“世界资源地理”和“部门经济地理”两个脉络的传统,并持续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开展经世致用的应用研究,21世纪以来在碳排放与居民能源消费等方面的研究逐步与国际接轨。近年来,在强调“双碳”目标、能源转型和能源安全的背景下,能源地理研究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但也存在学科内外部挑战。为了建设“能源地理学”,需要在传承宝贵传统的基础上,在理论和方法、咨询与智库研究、科普传播、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有所创新。

本文引用格式

杨宇 , 郭越 , 樊杰 , 刘毅 . 能源地理研究的发展与展望[J]. 地理学报, 2024 , 79(1) : 147 -170 . DOI: 10.11821/dlxb202401010

Abstrac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energy system and human society is the main focus of energy geography research, encompassing multiple dimensions such as economy, politics, environment, and culture. The uneven distribution and spatial flow of energy, as well as its environmental effects, have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geographers, who can also analyze energy issues through unique perspectives and research methods. The study of energy geographies has emerged due to economic activities and geopolitics in the energy system on the earth's surface and has entered a new prosperous stage due to the challenge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 and discussions on social equity. Due to the different stages of development,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issues, and academic atmospheres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scholars have different focuses on perspectives and research characteristics. Foreign energy geography research started from the study of resource distribution and economic geography, and has gradually formed an academic community under the traction of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issues. In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process, diverse research topics such as energy production networks and energy flows, energy geopolitics and energy security, energy transitions and climate governance, energy justice and energy poverty have emerged, which can provide many useful references for Chinese scholars. Since the mid-20th century, China's research on energy geographies has roughly formed the tradition of "world resource geography" and "sectoral economic geography", and has continued to carry out practical application research based on national strategic needs.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research on carbon emissions and residential energy consumption has gradually been in line with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In recent year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mphasizing the carbon peaking and neutrality goals, energy transition, and energy security, energy geography has ushered in new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However, there are also internal and external challenges. To build the subject of "energy geography", we need to make innovations in theory and methods, consultation and think tank research, popular science communication, and talent team construction based on inheriting valuable traditions.

1 引言

在气候变化和“俄乌冲突”的背景下,全球能源供需格局、可再生能源发展前景、地缘博弈与能源安全形势等问题是国际社会的热点议题[1]。习近平总书记在《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发展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中提到的“初级产品供给保障”和“碳达峰碳中和”等方面的重大问题也与能源问题紧密相关[2]。能源系统本身具有供给侧的不均衡性和需求侧的不可或缺性,能源资源通过开发从自然系统进入地球表层的社会经济系统而被人类使用,在这个空间转移过程中,能源与地理之间形成了天然联系,即能源问题介入了地理学的研究范畴。能源使用及其基础设施的普遍性、能源生产供给的局地性,以及能源在生产生活领域极其重要的内部性和对地球系统影响的显著外部性,使得能源成为人文地理学少有的研究对象。
西方学者指出能源问题的分析长期由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主导,但能源问题既是工程技术问题,也是社会经济问题[3-4]。地理学是人们理解全球和地方能源问题的基础,地理空间的概念和视角在分析能源问题时具有独特价值[5-6]。地理学中的人地关系/人地系统耦合理论、自然和人文维度的多源地理大数据、地图可视化手段,以及地理信息系统(GIS)和遥感(RS)等多种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可以为能源问题的综合性研究提供重要科学依据与解决途径[7]。能源地理研究的核心就是借助地理学的概念、理论及技术,考察能源开采、运输、加工、转换和使用全生命周期中与地理空间发生关联的自然与人文问题,其中“能源三难困境”(能源安全、能源公平和环境可持续性)尤为受到关注[3]
能源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以及文明的进步提供持续的动力。当考虑地缘关系时,能源攸关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当考虑社会福祉时,能源富集地区与能源匮乏地区之间能源获取机会差异涉及公平正义问题;当考虑环境挑战时,能源使用可能造成污染,同时能源系统又是人为影响气候变化的关键因素。“能源地理”是一个以解决社会现实问题为导向的广阔研究领域,与众多相近学科在研究内容上有所交叉,在学者队伍上也有重叠。能源经济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自然资源的可耗竭性研究,而能源地理研究的起源则是能源资源的不均衡分布及其空间流动研究。能源地理研究在国际上因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和核能污染而兴起,当前又因日益紧迫的碳减排问题而进入新的繁荣阶段。《牛津在线参考书目(Oxford Bibliographies)》上的“能源地理(Geographies of Energy)”[8]和“能源资源和利用(Energy Resources and Use)”[9]等词条提供了西方能源地理研究的综合性指南和参考文献索引,而《国际人文地理百科全书(第二版)(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Human Geography)》上的“能源(Energy)”词条从“能源生产和供应地理”“能源消费地理”“能源不平等、正义与民主”等方面进行介绍[10]
国内“能源地理”虽然是一个持续受到关注的研究领域,众多地理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切入研究,但总体来看,“能源地理”还是一个并未形成广泛认同的地理学研究分支,研究队伍零散,学科化的理论与方法体系尚未成熟。“能源地理学”虽然作为二级学科出现在两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GB/T 13745-1992和GB/T 13745-2009)中。在“480能源科学技术”一级学科之下,“能源地理学”与“能源化学”“能源计算与测量”“储能技术”“节能技术”“一次能源”“二次能源”“能源系统工程”等并列为二级学科。但这个国家标准仅适用于国家宏观管理和科技统计,并不适用于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代码中,没有出现“能源地理”代码。在《中国学科及前沿领域发展战略研究(2021—2035)》的人文地理学学科体系与发展战略要点中也并未将“能源”单独列出[11]
基于此,本文作为“能源地理”研究领域的综述,期待通过以下4个方面的工作为未来“能源地理学”学科建设做出基础性贡献:① 对“能源地理”进行概念解析并刻画其学科体系;② 立足全球视野,并结合详实的文献资料,系统性展示国际能源地理研究领域的图景,为国内同仁提供国际借鉴的关键线索;③ 通过解析中国能源地理研究的时代背景,系统梳理部分重要文献和研究队伍,总结出中国能源地理研究以“世界资源地理”与“部门经济地理”为两个主要的研究脉络,充分考虑国情和呼应国家需求,守正创新,并逐步与国际科学前沿接轨的发展历程;④ 评述中外研究的异同,反思国内研究的国际影响力,并总结国际代表性资深学者多元治学路径为青年学者带来的启示。综上,本文从“能源地理”的概念解析与研究体系、国际能源地理研究的兴起与发展历程、中国能源地理研究的传承与创新、中外能源地理研究对比评述与启示等4个方面进行论述,并结合时代机遇与研究特色,展望“能源地理学”学科建设及其创新发展。

2 “能源地理”的概念解析与研究体系

“能源地理”的本质是“能源”和“地理”的深度耦合,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与能源系统在地理空间上的重叠与互动,形成了能源问题的地理空间性。思考并解答“为什么地理学关注能源问题?”和“为什么地理学在能源研究中重要?”也就成为解析“能源地理”概念内涵与外延的关键所在。
能源系统与人类社会的相互作用关系是能源地理研究的主要内容,涉及经济、政治、环境和文化等方面,具体包括能源资源禀赋的不均衡分布、能源技术创新的空间扩散、能源系统的可持续性转型,以及能源安全保障、能源效率提升、能源正义与能源贫困、全球能源治理等诸多议题,研究边界还随着社会革新而不断拓展。以上议题不仅仅是地理学所考虑的内容,也是社会科学及更广泛的新兴交叉学科所关心的内容。比如,“效率”是典型的工程概念,“市场”和“成本”是典型的经济概念,“治理”是典型的管理或政治概念。但是地理分布规律可能影响甚至决定许多能源问题,所以地理学者会通过“分布”作为研究起点,基于自身特长,延伸性地分析更多专而精的能源问题。将“地理”“能源”和“社会”3个要素相互关联[12],就形成了能源地理的研究领域或研究体系。图1所示的概念框架通过剖析“能源地理”的概念,解释了为什么地理学在能源研究中可以起到独特的作用。
图1 “能源地理”的概念解析

Fig. 1 Conceptual analysis of "energy geography"

地理学的综合性有利于理解和分析能源问题[13]。人类社会与能源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呼应了“人地关系”这个地理学的经典视角。“空间”“区位”“尺度”“地方”“格局”“景观”“领域”“关联”“区域”等众多耳熟能详的经典地理学概念及其背后的理论,都是对能源问题进行“地理解读”的重要支撑,而在不断发展的地理信息技术的助推下,多源地理大数据愈加充盈,地图可视化效果愈加精湛。基于地理学概念、理论及技术对能源问题进行分析,就诠释了能源地理研究的内涵。地理学者通过经济、政治、环境和文化等维度,围绕化石能源、核能、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电力等各类能源,广泛涉猎了能源分布、能源安全、能源转型、能源效率、能源创新、能源贫困、能源公平、能源治理和能源可持续性等多元化的研究议题,这些各有侧重的维度和议题并非严格划分,而是互有交叉的。
在考虑具体的国家和区域等不同尺度的能源发展时,能源的“量”(地球增长极限中的主要卡口、自然承载力的阈值等)会对可持续发展过程产生深刻影响;能源的“质”(结构的清洁化和可再生化等)在生态文明新形态下,就与节能减排、减污降碳、“双碳”目标等紧密串联在一起,影响到地表生产生活生态全链条和全过程,还涉及国家发展权的问题。针对能源在“量”和“质”方面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对策性研究也遵循地理学从“知识”到“科学”再到“决策”的研究特色[14]。同时,相关研究还会随着科技进步、认知发展和科普传播,实现回归“知识”的循环。

3 国际能源地理研究的兴起与发展历程

3.1 早期的自然资源分布及经济地理研究

地理学者最初受到热力学对能量的传递和转化等自然属性研究的影响而关注能源[4],随后聚焦于煤炭和石油等自然资源的不均衡分布,进行文字记录和地图绘制等描述性研究,再逐步深化为对人类社会在能源开发和利用过程中多样地理现象及其空间逻辑的解释性研究。因为能源系统具有自然和经济属性,其资源分布与经济地理研究率先兴起,主要研究能源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方面的空间分布和流动。1950年美国石油地质学者Pratt等依托美国地理学会(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AGS)编辑了《世界石油地理(World Geography of Petroleum)》[15],1963年英国经济地理学者Odell出版了专著《石油的经济地理(An Economic Geography of Oil)》[16]。1965年英国地理协会(Geographical Association)会长Linton基于自然地理学专业知识,在年会上以“能源地理(The Geography of Energy)”为题进行主旨演讲[17]。1971年曾在壳牌公司从事石油化工工作26年的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地理系学者Luten在科普杂志Scientific American上讨论了化石能源的经济地理,并通过地图等可视化方式直观地展示了能源流动的规模和方向,还指出人类对能源的使用反映在土地利用的模式中,能源资源的勘探、采收、流动和最终使用取决于收益与成本的比率[18]。曾任AGS会长的McNee在他早期研究工作中基于实地访谈与区位论,分析了石油公司的区位选择战略[19-20],这被认为是开创性的企业/公司地理研究范例[21]。这些早期能源地理的研究工作彰显了经典的地理制图技术和地理空间概念在能源问题研究上的价值。

3.2 长期发展中的多元问题牵引与学术共同体形成

能源结构的持续转型改变了人类文明史的演化轨迹,以多元化的能源与环境问题为牵引,关于能源与社会关系的多维度研究日益丰富,研究领域持续体系化,综合性成果迭出,研究队伍也逐渐壮大。一般认为较早的国际能源地理著作是1950年法兰西人文院院士George法语专著《能源地理(Géographie de L'énergie)》[22]和1964年大英帝国官佐勋章获得者Manners英语专著《能源地理(The Geography of Energy)》[23]。1971年加拿大学者Guyol在经济地理基础系列丛书中出版了《地理视角下的能源(Energy in the Perspective of Geography)》[24]。1976年美国德克萨斯农工大学地球科学院院长Cook出版著作《人类、能源与社会(Man, Energy, Society)》强调了能源与人类社会的相互关系[25-26]。此后,越来越多的地理学者参与到能源与环境问题的研究中。美国、德国和英国先后依托各自全国性地理学会成立了致力于讨论能源地理研究的二级学术组织(表1)。
表1 国际能源地理学术共同体

Tab. 1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mmunity of energy geography

成立时间 国家 共同体名称 中文译名
1979年 美国 Energy and Environment Specialty Group (EESG)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Geographers (AAG) (1988-) [Energy Specialty Group (1979-1988)] 美国地理学家协会能源与环境专业组(原能源专业组)
2006年 德国 Arbeitskreises „Geographische Energieforschung“der Deutschen Gesellschaft für Geographie (DGfG) 德国地理学会能源地理研究工作组
2011年 英国 Energy Geographies Research Group (EnGRG)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with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RGS-IBG) (2015-) [Energy Geographies Working Group (2011-2015)] 英国皇家地理学会能源地理研究组(原能源地理工作组)
在经历1973年和1979年的两次石油危机,以及1979年美国三哩岛和1986年苏联切尔诺贝利发生两次核电站事故[27]的时代背景下,1979年GIS学者Dobson和人文地理学者Pasqualetti等共同发起成立美国地理学家协会(AAG)能源专业组。该专业组早期成员Calzonetti和Solomon在1985年组织编写了《能源的地理维度(Geographical Dimensions of Energy)》,涵盖能源地理基础、资源开发问题、发电厂选址和土地利用、能源利用模式、多区域和环境问题、能源地理展望等丰富内容[28]。1988年该专业组更名为能源与环境专业组(EESG),表现出将能源与日益重要的环境问题联系在一起关注的趋势。
2011年人文地理学者Bridge和Bouzarovski等牵头成立英国皇家地理学会(RGS-IBG)能源地理工作组,2015年转设成为能源地理研究组(EnGRG)。研究组早期的工作重点致力于解决当时政策和学术研究在空间和地点概念化水平方面薄弱的问题,呼应了学术界对于能源问题的广泛关注。2018年该研究组的创始团队合作出版了专著《能源与社会:批判性透视(Energy and Society: A Critical Perspective)》,讨论了能源的不平衡发展、消费、脆弱性和转型等问题,阐明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能源系统转型的社会意义,强调了能源与重要的社会政治经济进程之间的联系,如全球化、城市化、国际发展及社会正义等[3]
此外,英美学者还组织编写《能源地理手册(Handbook on the Geographies of Energy)》和《劳特利奇能源地理研究指南(The Routledge Research Companion to Energy Geographies)》,是两份能源地理研究的荟萃[29-30]。20世纪90年代以来,比利时和德国学者也先后出版了多部法语或德语能源地理著作[31-34]。2006年德国地理学会能源地理研究工作组成立,该工作组是一个汇聚具有共同研究兴趣的青年学者网络,致力于在理论和方法上进一步发展能源地理研究,加强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关联。
目前虽然还没有以“能源地理”命名的期刊,但是大量能源地理研究论文出现在综合性地理学期刊、人文地理学期刊和能源领域期刊上。综述文章的频繁出现标志着研究领域愈加受到关注。1961年The Canadian Geographer上发表的一篇综述文章在国际上较早地介绍了新兴的能源地理研究领域[35]。1979年和2016年人文地理学综述期刊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分别刊登了两篇能源地理综述论文,前者题目巧妙借助英文单词“alternative”分别冠于能源和地理之前,呼应全文倡导进行替代能源的多维地理问题研究[36];后者题目也巧妙借助英文单词“geography”和“geographies”单复数比较来寓意全文所表达的能源地理研究内容逐渐多元化的趋势[13]Geography Compass上两篇综述论文则分别探讨了能源地理理论化和日益扩张的研究边界等问题[37-38]。一批国际地理学期刊先后组织过以能源地理为主题的特刊[5,39 -43],汇聚了同行学者富有针对性的研讨成果,提升了能源地理在地理学领域的显示度。
而在能源领域期刊上,2013年英国地理学者Bridge等在Energy Policy上发表的“能源转型地理:安全、气候和治理”系列研讨会综述论文影响广泛,引用量超过千余次并仍在快速增长。该文章聚焦英国政府的低碳转型政策,引入并解释了6个地理概念:区位(location)、格局/景观(landscape)、领域性(territoriality)、空间分异(spatial differentiation)、尺度(scaling)和空间嵌入性(spatial embeddedness),作为描述和评估低碳能源转型的地理影响的工具[6]。2014年能源领域期刊Energy Research & Social Science创办,旨在打破学科界限,将地理学视为能源与社会关系研究的广泛社会科学学科中的一员[44]。美国地理学者Pasqualetti等在该期刊创刊号上的综述论文强调了地理学作为古老的学科,仍然可以在为解决新的系列现实问题上发挥独特价值[12]。目前该期刊已出版两期“能源地理”主题特刊[45-46],并成为当前国际能源地理学者投稿最踊跃的期刊。能源地理研究领域越来越多的综述论文持续发表、特刊频繁出版与相关专业性学术期刊日渐成熟,体现了该研究领域的多元化发展趋势。

3.3 21世纪以来的重点议题研究进展

21世纪以来,国际能源地理研究主要呈现出4个新的研究特征。① 广泛吸纳了全球生产网络(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GPN)等人文地理学新理论,通过全球互联、本地互动、要素关联的视角广泛地开展能源生产网络与能源流动相关研究;② 延续了地理学在全球宏观叙事中的研究特色,围绕全球能源与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持续开展关于能源地缘政治与能源安全的研究;③ 在气候变化背景下,围绕能源系统转型,开展能源与气候治理等前沿议题的讨论;④ 持续深化人文地理的文化转向,面向微观个体开展能源正义与能源贫困等社会维度的研究。

3.3.1 能源生产网络与能源流动

能源经济地理的研究是能源地理中出现较早且不断发展的重要分支,“网络”是相互关联的隐喻,投资者、企业、城市和国家之间存在多个尺度的能源网络。能源贸易由于涉及能源实物的空间流动而成为了最为直接的全球尺度能源地理问题,能源贸易网络研究备受地理学者关注[13]。在关系经济地理学学派的影响下,从能源企业全球化投资过程切入,自2008年以来基于GPN的能源问题研究不断涌现,这其中不仅有全球尺度的分析,还有聚焦于地方的“战略耦合(Strategic Coupling)”“网络转换(Network Switching)”等过程,以及基于案例研究和访谈方法,结合门户城市和国家角色等内容的讨论[47-57]。同时还有学者通过世界城市网络(World City Network, WCN)和企业精英网络(Corporate Elite Network)等不同维度,探索能源公司全球化和本地化中权力和资本的多样变化轨迹[58-61]。在分析能源流动时,“水—能源—粮食纽带关系(Water-energy-food Nexus)”和“隐含能源(Embodied Energy)”等也已成为新兴的关注热点[62-63]

3.3.2 能源地缘政治与能源安全

能源的稀缺性和全球能源供需中权力的不平衡引发了重大地缘政治博弈,能源在地理空间中的流向影响着国际竞争、合作和冲突,贸易路线和供需节点中存在诸多地缘风险,全球气候变化、非常规能源开发和新兴消费大国出现等多重新因素,以及相应的基础设施、市场、技术和外交的变化,正在重塑全球地缘政治版图。在多轮能源危机和地缘紧张局势的背景下,国家能源安全愈加重要,能源独立成为大国的迫切诉求[64-65]。在更为区域化的政治地理学研究中,基于油气管道建设中的政府透明度和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揭示了物质与政治之间的矛盾关系[66];石油公司在非洲资源开发过程中的冲突表现出政治生态与社会运动的复杂性[67-68]。还有学者探讨了页岩油气等非常规能源开发和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中,技术中的知识和商业中的资本对地缘政治和国家安全的影响[69-71]。在综合考虑全球化、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关系时,需要审视“全球能源困境(Global Energy Dilemmas)”,即在拥有安全、可靠和负担得起的能源供应的情况下,能源系统能否同时向低碳转型[72]。可再生能源技术所需关键矿产贸易、可再生能源电力基础设施跨境互联互通等新兴议题加深了地缘政治和国家安全研究的复杂性[73-74],而可再生能源和地缘政治的关系也体现在多尺度区域案例研究之中[75-79]

3.3.3 能源转型与气候治理

能源转型不仅仅是开发新的基础设施和技术,还需要对社会经济进行深远的变革,相应地,地理格局会进行重塑。人为气候变化也重申了能源的决定性作用[4],因此能源转型与气候治理是能源地理研究领域的新兴热点问题。在能源结构从化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转型的过程中,既有从矿产开发到光伏、风电等可再生能源开发的“能源景观(Energy Landscape)”的变迁[80],又有围绕“气候变化怀疑论”“石油峰值论”等的辩论[39,81]。能源转型有不同的未来情景,以及相伴的不同地缘政治后果[82-83]。气候政策的关键目标是可再生能源逐步替代化石燃料的使用,并提高能源效率,与化石燃料相关的有形资本和自然资本的快速折旧和更替需要对产业价值链、国际贸易和地缘政治进行深刻重构[84]。在碳约束的世界里,1.5 ℃与2 ℃两种升温限值下“不可燃烧碳”所对应的限制性化石燃料的地理分布及“搁浅资产”受到特别关注[85-87]。可持续性转型或社会—技术转型研究受到了地理学者的关注,空间的视角也被吸纳其中,而能源转型的过程也是该领域最典型的研究对象[88-89]。可再生能源产业政策与创新体系、可再生能源融资、可再生能源电力系统灵活性和可持续能源系统治理等议题成为新兴热点议题[90-94]。随着新的地质年代“人类世”的引入,地球系统治理成为了新的研究领域,而与之相近的全球气候治理和全球能源治理研究也有地理学者的贡献[95-97]。在更小的尺度下,城市是人类重要的生活或生产空间,在城市单元内的气候治理行动也是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重要途径[98-100]

3.3.4 能源正义与能源贫困

西方地理学的“文化转向”也呼应了其学术研究更加强调微观个体的主体性、感知和需求和公众参与等视角[101-102],因此其更多关注公平正义的探讨,从而在能源领域产生了能源正义与能源贫困两个相互关联的研究重点。能源正义为弥合现有和未来关于能源生产和消费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框架,既关注评价性研究,又关注规范性解决方案,具体包括通过分配正义(Distributional Justice)、承认正义(Recognition Justice)和程序正义(Procedural Justice)等视角来考察能源系统和正义之间的关系[103]。能源正义的研究也与环境正义、气候正义和公正转型等密切相关[104]。而能源贫困主要从脆弱性角度进行研究,能源贫困被定义为无法在确保一个人的健康和福祉的情况下达到社会和物质上必要的家庭能源服务水平,无法负担得起燃料的购买是能源贫困的重要体现,衡量能源贫困的方法与标准也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105-106]。能源贫困的研究汇集了诸多对生活经历的定性见解和批判性政策分析,与政策制定者和相关从业者在规划、测度、监测和决策方面存在广泛联系,对深刻理解日常生活中的能源消费有很大帮助[107-108]。有学者基于生活经验数据进行定性二次分析,揭示了社会关系在能源消费中的重要性[109-111]。还有学者则通过定量指标描绘能源贫困的空间特征[112]。性别视角的分析也是一个重要切入点[113]

4 中国能源地理研究的传承与创新

中国的能源地理研究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传承中不断守正创新,既服务于不同时期国家发展需求,同时也跟踪国际前沿研究议题。陆大道强调地理国情是制定、认识与贯彻国家战略方针的重要基础[114],因此,“立足国情,服务需求”是中国能源地理研究的传统与最主要的特色。特别是1949年后,不同的经济建设阶段有不断变化的能源地理研究需求,显著呈现出3个阶段化的研究侧重:① 20世纪50年代工业体系初步形成时期开始的自然资源综合考察;② 20世纪90年代成为石油净进口国家后,对全球能源地缘政治、能源贸易与国家能源安全的研究;③ 21世纪以来,国际气候谈判亟需气候变化及能源转型的研究支撑,以及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需要对家庭能源公平性等问题进行探讨。在不同时代背景下,持续呼应国情和国家需求,包括中国科学院在内的全国各地的地理学研究队伍在区域能源供需平衡、能源地缘政治与国家安全、能源转型及结构优化、城乡家庭能源转型及环境效应等方面做出了众多富有时代特色且具有传承性的研究成果。

4.1 自然资源综合考察与区域能源供需平衡

中国科学院的研究队伍长期践行“以任务带学科”的发展理念,积极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开展相关研究工作,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就是其中一项重要的科研任务[115]。1949年中国能源生产总量仅为0.2亿t标准煤,原煤产量仅为0.3亿t,原油产量仅为12.0万t,天然气产量仅为0.1亿m3,发电量仅为43.0亿kWh。20世纪50年代,受到能源资源禀赋“多煤少油缺气”影响,中国原煤占能源生产总量的90%以上。为摸清“家底”进行战后经济恢复与重大生产力布局,此时国内开展了大规模的自然资源综合考察,能矿资源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116]。在国家工业化的进程中,能源产业在工业体系中相对最为完善,也是生产力布局中的重要方面,所以能源成为了中国工业地理学的重点研究对象[117]。中国科学院的李文彦、张雷、刘毅和樊杰是中国能源工业地理研究的典型代表,开展的科学研究与国家经济建设需求紧密结合。其中李文彦较早且一直致力于中国能源工业地理研究,从20世纪50年代起多次参加地区综合考察,聚焦于矿产资源开发与工业建设布局,从全国、大区、省以及矿区等不同尺度广泛开展了能源、工业、区域开发方面的综合研究,主持开展了中国能源经济区划、山西能源基地经济区划、中国能源区域发展战略等研究[118-120]。20世纪90年代,地理学者们继续围绕区域发展中的矿产资源开发和能源供需平衡等问题开展研究。张雷讨论了中国的矿产资源开发与区域发展、区域开发矿产资源需求生命周期、可持续发展的矿产资源基础及能源开发战略等问题[121-123]。刘毅聚焦“T”字型的中国国土开发与经济布局,分别针对长江产业带和沿海地区的资源开发与能源供需情况,分析了能源保障与解决途径[124-125]。樊杰开展了以能源问题为核心的工业生产地域综合体研究和煤炭地区国土规划研究,分析了西北、东部沿海等区域能源结构调整与资源开发等问题,并牵头组织全国钢铁、煤炭、石油、有色等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开展了针对中国“资源枯竭型城市”的系统性研究[126-130]。他随后组建团队主攻综合人文地理和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仍坚持将能源地理作为其部门地理学研究的重点领域,并结合国内发展中的可再生能源配额制和城乡能源等新问题,持续开拓了能源地理研究。陕西师范大学GIS学者任志远也对中国能源生产、消费与经济发展区域差异的动态变化及其相互关系进行了分析[131]
此外,能源技术经济研究也曾经与地理学的研究队伍有过交织。20世纪60年代,徐寿波从苏联留学归来,在国内开创了综合能源研究/能源技术经济研究,先后在中国科学院成立“综合动能研究室”“动能研究组”和“综合能源研究室”,他认为“与煤炭、石油、电力、核电等等能源研究不同,综合能源研究/能源技术经济研究,只有国家综合部门才真正关心,因为不完全是能源技术科学”。但是,能源技术经济研究最终于20世纪80年代离开中国科学院,一分为二地迁移到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技术经济研究所[132]。因此,面向国内能源部门的工业地理学研究是中国能源地理学研究的早期主要脉络之一。

4.2 世界能源地理刻画与国家能源安全保障

与国外能源地理研究起步一致的是,中国学者也通过开展能源地理资源分布的刻画工作来认识国内外的能源格局。“世界地理”是中国特有的学科分类现象,特指研究中国以外区域或国家的地理学科[133]。1978年之前,世界地理工作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得不到第一手材料,图书文献和媒体信息等是重要资料来源。1935年地质学者谢家荣在《地理学报》上发表《中国之石油》,绘制了“中国油田及油页岩分布图”[132]。1954年万隆会议(第一次亚非会议)后,由于国家外交需求,全国各地的地理学研究机构积极开展国际区域形势的地理知识的收集与整理,这也与国际上区域地理研究者重视地理知识的积累和传播是一致的。1959年傅角今编撰出版《世界石油地理》,介绍了世界石油地理分布和主要产油国家概况[134]。20世纪80年代,世界地理研究曾拥有较大规模的研究队伍,全国主要地理机构均有从事世界地理研究的人员,并在研究区域上形成明确的分工。为了进一步认识国外情况,中国地理学会世界地理专业委员会组织协调全国各地世界地理工作者编写《世界石油地理丛书》。包括裘新生等编写的《苏联石油地理》(1987年)、张同铸编写的《非洲石油地理》(1991年)等国别与区域能源地理概况,以及钱今昔等编写的《战后世界石油地理》(1981年)、王国清编写的《世界煤炭地理》(1987年),梁仁彩编写的《世界能源地理》(1989年)。其中《世界能源地理》综合考虑了煤炭、油气、水力和核能等多种能源,系统地论述了能源的重要性及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世界能源资源及其经济评价、世界能源开发及其地理布局特点、世界能源消费、能源基地的建设与综合发展、能源运输方式、世界能源货流地理、世界一些主要工业发达国家能源的供需特点,以及世界一次能源发展和供应前景等丰富内容[135-138]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这一转变对中国石油工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全局性影响,“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和企业“走出去”的发展思路意味着需要提前认识投资环境与国际能源地缘政治形势。在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能源国际合作也成为了“一带一路”建设的先行领域。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2022年中国原油对外依存度和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分别高达71.2%和40.5%,因国内持续推动油气增储上产等因素,2022年中国油气对外依存度出现了近20年来首次同步下降。因此,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应对日益严峻的国际地缘形势,开展世界能源地理研究成为地理学者的重要使命。张雷等分析了资源国际化条件下的中国能源战略调整,并着重探讨了能源安全问题,研究了能源保障的时空协调形成机制和实现途径[139-140]。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资源科学研究领域学者从自然资源研究的角度出发,长期关注能源地缘政治与能源安全问题,分析了国家资源安全及其保障战略[141-142]、能源保障的风险体系[143]、中国能源地缘政治的战略定位与对策[144]、气候变化对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路径与效应[145]、中国参与全球能源治理的总体思路与路径选择等内容[146-147]。自然地理学者也关注全球气候变化与能源安全的地缘政治[148],分析了北极能源开发的地缘要素驱动机制[149]。赵媛等研究了世界油气工业空间结构模式[150]、能源资源流动[151]、“丝绸之路经济带”在世界石油供给格局中的地位及演变、世界天然气流动节点格局演化及其资源效应[152]。杨宇等在理论上提出了“地缘能权”概念[153],探讨了能源的权力构成及其地理学发生机理,并在全球能源贸易、全球能源运输、国际能源投资、能源转型的地缘政治效应等方面形成了系列研究成果[154-157]。在美国对伊朗石油禁运与俄罗斯与乌克兰冲突等重大突发能源地缘事件的分析与讨论方面也出现了地理学者的声音[158-159]。面向全球能源政治经济形势的世界地理研究是中国能源地理研究的另一个重要脉络,也是中国能源地理学者立足于学科,面向国家能源安全的实际需求所形成的学术研究方向。

4.3 应对气候变化的碳减排路径与能源结构优化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白皮书(2021)指出:“气候变化是全人类的共同挑战。应对气候变化,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关乎人类前途命运。”面向气候变化的能源转型研究是中国能源地理研究进入21世纪后的新热点。全球气候变化是人为和自然双重作用的结果,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在快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中国的能源和工业部门的排放是最主要的碳排放源。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9年排放差距报告》,中国是全球碳排放量最多的国家,2018年碳排放量占到全球的1/4以上。《第四次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2022)明确了中国是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最敏感的区域之一,升温速率高于全球平均。气候变化问题会影响到经济运行模式、国际利益格局、地缘关系和能源安全,改善能源结构、提高能源效率、全民节能减排、增大陆海碳汇、重视产能转移、参与科学讨论、增大排放份额和创新工程技术是重要的碳减排路径[160]
国际气候谈判与国家发展利益维护直接相关,亟需科学研究作为支撑。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并不断提高气候变化相关科研支撑能力,各级科研管理机构组织实施了众多国家重大科技项目,以期为负责任和务实的减排目标与实施路径提供科学基础。地理学者积极牵头承担过多项气候变化领域的大额资助:比如樊杰等在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重要方向性项目群“全球气候变化与生态”子项目“终端消费导向的碳足迹研究”的支持下,分析了可再生能源配额制与区域能源结构优化、个人终端消费导向的碳足迹、基于城市化的中国能源消费前景、能源燃烧导致的碳排放水平、能源发展战略对碳排放的影响,以及可再生能源产业空间分布及其驱动因素[161-164];王铮等完成了国家重大基础研究计划(973)项目“气候变化经济过程的复杂性机制、新型集成评估模型簇与政策模拟平台研发”,研发了两项中国气候变化经济学集成评估模拟系统(CIECIA和MRICES+),通过计算博弈分析提出了帕累托改进的全球减排方案[165-167];刘卫东等依托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中国实现2030年碳排放峰值目标的优化路径研究”,聚焦碳达峰优化路径,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隐含碳流动、省域碳排放的国内外转移、碳强度关键影响因子的机器学习识别及其演进、基于GDP增速的组合的碳达峰的路径分析等方面取得成果[168-171]。一些在经济地理、自然地理或GIS领域积淀深厚的学者也曾在能源领域做出研究成果:贺灿飞等研究了中国经济转型背景下能源强度变化及能源供需与碳排放的结构性变化[172-173];李双成等基于高时空分辨率的中国风能太阳能资源数据库,揭示了中国风电/光伏耦合发电的稳定性特征及风能和太阳能开发对中国实现碳中和的潜在贡献[174-175];陈旻等模拟量化了中国城市屋顶光伏碳减排潜力[176]。此外,中国碳核算数据库(CEADs)团队中的关大博等多位学者与地理学联系密切,他们基于碳排放核算与数据库建设,发表了一批具有跨学科广泛影响力的研究成果[177-179]。还有众多地理学者也关注国际、全国或区域等多尺度的碳排放与可再生能源发展,重点分析了能源生态效率、能源碳足迹、碳排放空间效应、区域减排路径、城市空间结构演化与碳排放的作用机理,以及可再生能源发展格局等内容[180-191]

4.4 城乡家庭生活能源转型的环境效应与公平性

在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等背景下,民生福祉和公平正义问题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阶段的更为迫切的研究议题。在能源研究领域,对更为微观和需求侧的关注已经成为国内能源地理研究的新趋势。环境地理学者陶澍和沈国锋认识到用于做饭和取暖的固体燃料是大气污染物的主要来源之一,对区域大气污染和室内空气质量均有很大影响,在开展了大规模全国调查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国农村生活能源结构和用量数据库,分析了能源结构的转型特征,还从环境质量和人体健康角度研究居民固体燃料燃烧排放特征[192-193]。王强等着眼于全国层面的城乡居民能源消费差距和能源平等性,基于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系统地研究了中国能源快速转型下中国城乡家庭能源支出及其能源负担变化情况,揭示了城乡、区域间家庭能源支出的公平性有所提高,但能源负担的城乡差距却在加剧的现象及其原因[194-195]。还有学者聚焦家庭能源消费和能源贫困问题,分析了青藏高原农区农户的家庭能源消费结构地域特征,识别了中国能源脆弱性人群特征[196-197]

5 中外能源地理研究对比评述与启示

5.1 中外关注视角和研究特色的异同

前文所述的中外能源地理重点研究议题存在共同之处,即都出现了分别基于经济、政治、环境和社会文化等多元维度的相似研究议题,同时,在讨论范围广阔的能源地理研究议题时,中外学者都会强调富有地理学特色的概念和地图可视化表达。此外,不同议题在国内外成为热点的时间会因国情不同而出现错位的情况,更重要的是,中外学者在关注视角和研究特色等方面存在不同的侧重点。具体而言,首先,西方的能源地理研究较早且更多地围绕微观个体的能源需求进行研究,重视公平正义研究,甚至进行心理层面的调查;而中国的能源地理研究则大多具有鲜明的国家宏观战略导向,这也与学者所在单位的氛围有很大相关性,比如中国科学院强调积极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承担“国家事”“国家责”。其次,由于历史原因,西方地理学更多地根植于社会科学之中,比如英国国家学术院(British Academy)将地理学与人类学并列在一起,英国人文地理学者的流行研究范式为定性研究,田野调查与民族志是其主流研究方法,强调进行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而中国的人文地理学作为嵌入自然科学中的一门交叉学科,正在不断鼓励和强化基于多源异构大数据的定量研究,并进一步深化模拟与预测。

5.2 中国研究成果国际影响力的提升

20世纪的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和世界能源地理在研究条件欠佳但具备成建制研究队伍的情况下,系列研究成果在全国各学科中处于“领跑”角色;21世纪以来,以SCI论文为导向的评价体系逐渐在国内风靡,能源与环境领域研究日益受到关注,该领域国际期刊的影响因子较高且快速上升,吸引了一些地理学者(特别是人文地理学者)开展相关研究并投稿。国内学者在国际主流能源领域期刊上发表了越来越多的文章,其中不乏高被引论文。从部门地理而言,能源地理领域成为了人文地理学发表高水平论文的集中领域之一。文琦等对中国能源地理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结果表明,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能源地理研究队伍在全国范围内规模最大且最为集中,其他地方的学者零散分布且数量较少[198]
但实际上,一方面,国内能源地理研究在国际学术发表方面曾一度相对弱于国内以“能源系统工程”为起点而兴起的“能源经济学”研究,总体上处于“跟跑”状态。特别是在2016年Nature Energy和2017年Joule两本能源领域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国际期刊先后问世后的一段时间内,国内很多以能源经济学为背景的团队先后发表多篇论文,而以人文地理学为学科背景的能源地理学者却鲜有发表;另一方面,从事社会文化研究的中国地理学者大多具有海外留学背景,但是这批学者对能源问题的关注相对较少,这使得国内学者在能源的社会文化地理研究方面稍显不足。
令人欣喜的是,最近几年中国能源地理学者陆续在国际能源或地理顶级期刊上发表了高质量论文,实现了新的突破。立足于本土科研环境成长的团队,秉承和发扬了国内以自然科学为导向的研究传统,面向国际前沿热点话题和中国能源现实特征,注重科学的量化分析和机理阐述;而具有长时间海外留学和工作经历的学者,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更多地采用西方的叙事方式结合中国故事进行研究。因此即使针对同样的“能源转型”话题所发表的研究成果,也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研究范式。两种分别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为取向的研究范式取得重要进展(表2):① Wang等在国际能源期刊Nature Energy上发表的论文基于可靠的微观调查数据,通过严谨的科学量化方法,分析了快速能源转型背景下城乡家庭能源消费的公平性问题[195];② Huang等在国际地理学期刊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上发表的论文将中国的传统文化嵌入西方的话语体系,成功地向西方学者讲述了从文化层面理解中国能源转型的故事[199]。以上两种不同的研究范式,都是中国人文地理学向世界同行展示并交流中国能源地理研究的重要途径。
表2 中国地理学者发表同为“能源转型”主题论文的两种不同取向比较

Tab. 2 Comparison of two distinct orientations among papers by Chinese geographers on the theme of "energy transition" published in top journals

自然科学取向代表性论文 社会科学取向代表性论文
发表年份 2023 2021
发表期刊 Nature Energy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论文题目 Examining energy inequality under the rapid residential energy transition in China through household surveys A culture-led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energy transitions in China: The correlative epistemology
研究内容 基于对2011—2017年间13000多个家庭的追踪调查,系统研究了能源快速转型下中国城乡家庭能源支出及其能源负担变化情况,发现了能源快速转型期间,尽管城乡、区域间家庭能源支出的公平性有所提高,但能源负担的城乡差距却在加剧。 通过以文化为主导的研究范式,引入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结构化的“关系”秩序概念,提出了植根于中国认识论和哲学思想的能源转型认知和解读框架,揭示了预先存在的关系网络在塑造转型中参与者行动的作用。
研究方法 定量(线性回归模型、随机森林回归模型) 定性
研究基础 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库 半结构化访谈

5.3 外国学者多元化治学路径的启示

能源地理作为一个开放的研究领域,一直存在跨学科的研究队伍。学者们的研究志趣不尽相同,还会出现多元化的治学路径。一些能源地理学者们教育背景中可能包含其他学科的学位,这种跨学科的经历会影响到他们研究的出发点;同时,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兴趣的转移,他们还会迁移到地理系之外的公共政策学院或商学院等机构继续从事能源研究工作。整体来看,能源地理学者的学科属性是相对模糊的,学者群体规模并不庞大,其研究背景(学位)、工作经历(地理院系)、学术发表记录(地理学期刊或地理主题论文)、自身身份的认同(如学术共同体参与情况)等都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尽管学者们的经历各异,但都以各自擅长的方式为能源地理研究领域的繁荣作出贡献。
其中,以下5种不同的治学路径具有典型性。① 从区域地理研究转到全球能源的商业及政策咨询研究,典型代表是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原副会长、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Michael Bradshaw。他早年长期在地理系从事以苏联/俄罗斯和远东地区为主的区域国别研究,后来主持了“全球能源困境:能源安全、全球化与气候变化”等研究项目,并转到华威大学商学院开展全球能源的地缘政治经济研究,研究成果为英国政府的天然气安全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还有助于认识能源系统转型的地缘政治后果。② 持续围绕采矿业进行经济地理与政治生态学术研究,典型代表是曾任英国皇家地理学会能源地理研究组首任主席和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主编的英国杜伦大学地理系教授Gavin Bridge。他的研究兴趣始终围绕矿产资源,长期关注油气问题并辅以全球生产网络研究方法,近期还拓展到锂等能源转型中关键矿产的研究。③ 基于气候治理研究不断拓展国际学术和政策影响力,典型代表是英国国家学术院、英国社会科学院、美国艺术与科学院三院院士Harriet Bulkeley。她同时任职于英国杜伦大学地理系和荷兰乌得勒支大学哥白尼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并先后开展多项国际合作研究,研究成果在联合国人居署《城市适应气候变化行动方案指导原则》的制定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曾四度入选全球高被引科学家。④ 从能源地理学术研究走向公共政策与地方服务,典型代表是美国国家科学院、美国国家工程院和美国艺术与科学院三院院士Marilyn Brown。她在地理系学习和工作后,曾在美国能源部橡树岭国家实验室工作了22年,然后进入佐治亚理工学院公共政策学院组建气候与能源政策实验室,开创性地将行为和社会科学原理纳入能源系统政策分析的经济—工程模型,在促进具有经济效益的节能改进、改善能源安全和减缓气候变化影响等方面的政策设计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⑤ 立足地理学背景,大量撰写能源与可持续性主题的科普著作,典型学者为加拿大皇家学会科学院院士Vaclav Smil。他获得地理学博士学位并在地理系工作,撰写超过40部著作,早在20世纪70年代便开始关注中国能源问题。
以上在能源地理研究领域卓有建树的资深学者已经走出了差异化的精彩治学轨迹,可以为中外青年学者的科研生涯规划提供启示,相信未来将有更多学者探索出更为多元的路径。能源地理研究的多样性也正因为不同学者迥然不同的学术志趣和经历,共同绘就了百花齐放的学术研究图景。

6 研究机遇与展望

陆大道院士指出:“中国作为大国的能源问题,是典型的自然—经济—技术之间的综合性大问题,涉及资源合理利用与合理布局问题。社会上与学术界的分歧很多,关系到很多重大决策。我们的学科及知识结构完全应该参与[200]。”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地理学者就积极进行能源研究,或在中央理论刊物上发表论文,或同国家有关业务部门建立联系、相互交流,形成了很大的影响力。华东师范大学的钱今昔先生曾担任中国能源研究会理事兼能源经济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并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两篇能源主题论文《中东石油及其海夺战》(1981年8月)和《论能源问题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影响》(1982年2月);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的李文彦先生曾当选为中国能源研究会常务理事,樊杰也当选为该研究会理事,并承担国家重大能源研究任务,参与原国家能源部“中国能源战略研究(2000—2050年)”项目,牵头负责其中的“区域能源发展战略”子课题。当前,在“双碳”目标、能源转型和能源安全等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中存在的很多地理科学问题为能源地理研究带来了新的机遇。

6.1 “双碳”目标、能源转型和能源安全背景下研究的新机遇

《新时代的中国能源发展》白皮书(2020)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适应经济社会快速发展需要,推进能源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生产消费国和能源利用效率提升最快的国家。”目前,中国水电、风电、光伏发电、生物质发电装机规模均已连续多年稳居全球首位,中国生产的光伏组件、风力发电机、齿轮箱等关键零部件占全球市场份额70%。中国正在全力推进可再生能源高质量、大规模跃升发展,七大陆上新能源基地、两大水风光综合基地和海上风电基地集群正在快速建设中,中国已经步入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的新阶段。系统性和综合性研究“双碳”目标下的能源安全和能源转型是其中的重要议题,地理学研究可以在其中发挥自身独特的价值,迎接能源地理学发展的新机遇,并应对即将面临的挑战。
习近平在2014年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上提出了“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在2020年的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承诺了“中国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即“双碳”目标。“双碳”目标的实现涉及深度社会经济发展转型,需要推进能源结构变革。“双碳”目标提出后,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双碳”进行了重大决策部署,国家多部委联合编制印发了《科技支撑碳达峰碳中和实施方案(2022—2030年)》。“双碳”主题也成为了热门研究领域,同时多学科交叉融合和多层面、多尺度的复杂系统科学研究范式变革也已成为大势所趋。科技部“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设立了“碳达峰碳中和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重点专项;2021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由地球科学部和管理科学部联合启动了“面向国家碳中和的重大基础科学问题与对策”专项项目,2022年由交叉融合板块先后设立了“支撑国家双碳战略的政策建模与策略研究”“面向碳中和实现路径的自然—社会系统多尺度模式耦合关键理论和技术预研究”两个专项项目。这些重大科技专项也为能源地理学者立足于地理学“人地系统耦合”理念,从“格局—过程—机理”的学科研究范式探讨能源转型与碳中和路径提供了方向。事实上,这些重要项目中的“多维区域异质性”“布局预测”“高时空分辨率格点数据”等关键词具有非常浓厚的地理学主题色彩。能源地理学者理应抓住机遇,充分发挥地理学的思想与方法论、多源地理大数据融合的数据优势和地理信息与可视化的技术的应用,为学科立足于国际科学前沿和新时期国家战略需求提供地理学解决方案。同时,在气候变化和地缘冲突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全球能源形势充满不确定性,而地理学的综合性和多尺度研究范式在应对复杂局面与多样挑战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6.2 “能源地理学”学科建设与创新发展的展望

能源地理研究领域的中外前辈学者已经取得众多原创性成果,多元的能源议题可以通过地理学视角催生出更多的地理科学问题。在能源地理理论体系建设上,需要更多地理学者共同持续努力,突破“能源地理概论”“区域能源地理”和“部门能源地理”分类和经济地理学分支学科等传统知识体系认知。未来的能源地理研究需要在中外融合的理论、多元方法、咨询与智库研究、科普传播、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有所创新。
第一,立足中国国情,传承中国能源地理研究前辈的优秀学术思想,注重与地理学现代化建设的同频共振,自主知识创新,建构中国原创性理论。中国的地理学具有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人地系统耦合等重要学术思想,在经典理论与分析框架中可以考虑更多地纳入能源要素,持续深入开展在全球与地方不同尺度的理论性研究。
第二,坚持全球视野,加强对西方理论的批判性借鉴与吸收,顺应全球可持续发展要求。能源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的核心关切之一(目标7),是全球瞩目的研究热点,国际上有很多能源地理研究成果值得中国学者学习,中国学者也应不断积极寻求在国际顶级能源或地理学期刊上实现发表的新突破,加强与西方同行对话。
第三,强化地理学科内外部技术方法的综合运用及创新。地理学本身具有交叉属性,虽然人文地理学者是研究能源地理的主力,但是还要加强与自然地理和信息地理学者的交流与合作,比如综合性的地理学在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发电及其土地利用规划领域可以贡献智慧,自然地理基础与遥感技术和地理信息系统等对地观测技术的支持将会成为传统研究范式的有益补充。在着重考虑空间视角及其作用的基础上,突出地图可视化、地统计与空间分析、地学知识图谱构建等方法在能源问题分析中的运用。此外,能源地理学者可充分借鉴相近学科的量化分析方法。① 产业生态学与能源地理研究具有很大的交叠研究对象,其环境拓展型投入产出分析、物质流分析和生命周期评价等一批特色方法可为能源地理学的方法创新提供思路;② 在能源地理格局与过程的刻画基础上,加强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和综合评估模型等预测性模型在能源转型与碳减排研究领域的应用,强化能源地理学的科学预测能力;③ 借鉴经济学回归模型和结构方程模型等计量经济模型中的因果推断方法,加强空间视角下能源问题机制的探讨。
第四,持续弘扬地理学综合性和区域性研究特色,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加强咨询与智库研究。中国的能源地理研究在诞生之初即为面向国家经济建设服务,解决国家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能源问题一直是中国能源地理研究的优良传统。一方面,保障海外油气资源与关键矿产供应安全依然是中国能源安全的重中之重,需要能源地理学者系统把握全球能源地缘政治形势,防范和化解重点区域的国际资源供应风险;另一方面,在能源转型背景下,中国能源供需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丰富的可再生能源地理分布与消费市场的空间错配是中国能源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挑战,需要能源地理学者从全国层面研究如何统筹优化能源重大生产力布局,并推进国内能源资源的高效配置。这些都是能源地理研究的重要应用出口,地理学者有责任和义务为国家提供行之有效的咨询建议。
第五,鼓励和支持稳定的能源地理研究团队建设,建立国内青年学者交流网络,并推进跨国同行交流。一门新的学科或一个新的研究方向能否持续发展,取决于人才队伍能否实现常态化和规模化。能源地理研究跨越传统的人文地理学科分支的边界,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和成长空间。青年学者是能源问题研究中活跃的中坚力量,通过筹建能源地理研究的学术共同体,凝聚不同学科的青年学者,搭建常态化学术研讨会和交流网络。同时,能源问题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备受中外学者关注,需要进一步加强与英美等国能源地理学术共同体的沟通和合作交流,共同推动学科的繁荣发展。
综上所述,能源已经受到了地理学者的关注,地理学者可以通过独特的分析视角与研究方法分析能源问题。能源地理研究并非仅仅局限于传统的企业与工业地理学,而是一个具有广泛辐射面的研究领域,既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又有学科内在的综合性发展趋势。相信未来将会有更多的地理学者加入能源地理研究队伍,凝聚共识,为“能源地理学”学科建设贡献智慧与力量,为系统认识和分析国际能源地缘形势与国内区域能源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化、定量化、动态化和智能化的科学支撑,从而做出更多能源研究领域高质量的且具有地理学独特贡献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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