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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学报 >

2023 , Vol. 78 >Issue 5: 1119 - 1135

DOI: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2305005

高原生态与植被

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人文生态系统耦合协调评价及障碍因子识别

  • 刘庆芳 , 1 ,
  • 杨定 1 ,
  • 杨振山 2 ,
  • 宋金平 , 1 ,
  • 陈东军 3
展开
  • 1.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北京 100875
  • 2.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区域可持续发展分析与模拟院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101
  • 3.江西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南昌 330013
宋金平(1968-), 男, 山东平邑人,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经济地理研究。E-mail:

刘庆芳(1994-), 女, 安徽天长人, 博士生, 主要从事城市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E-mail:

收稿日期: 2022-08-15

  修回日期: 2023-04-12

  网络出版日期: 2023-05-27

基金资助

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2019QZKK0406)

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XDA20020302)

收起

Evaluation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obstacle factors of human ecosystem in Qinghai-Tibet Plateau National Park Cluster

  • LIU Qingfang , 1 ,
  • YANG Ding 1 ,
  • YANG Zhenshan 2 ,
  • SONG Jinping , 1 ,
  • CHEN Dongjun 3
Expand
  • 1. Faculty of Geographical Scienc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 2. Key Laboratory of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deling,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 3. School of Business and Administration,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Nanchang 330013, China

Received date: 2022-08-15

  Revised date: 2023-04-12

  Online published: 2023-05-27

Supported by

The Second Tibetan Plateau Scientific Expedition and Research Program(2019QZKK0406)

Strategic Priority Research Program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XDA20020302)

Fold

摘要

保护人文生态系统的独特性、原真性和完整性是实现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综合运用集成评价方法、耦合协调模型和均衡熵指数勾勒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人文生态系统耦合协调的空间分布格局，并借助障碍度模型厘清主要障碍维度。结果显示： ① 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整体人文生态系统的可持续生产能力呈现自东向西梯度递减、各维度上“和谐性>开放性>独立性>脆弱性”的序列特征。在国家公园尺度上，若尔盖国家公园、香格里拉国家公园—普达措片区和大熊猫国家公园的人文生态系统的可持续生产能力处于第一梯队；在县域尺度上，大熊猫国家公园中部县域单元的可持续生产能力排名靠前。② 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人文生态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整体上表现出自东南向西北递减的空间特征，国家公园群所涉及的大部分县域处于初级或中级协调状态，大部分国家公园的人文生态系统表现出内部结构耦合互馈。③ 在国家公园和国家公园所涉及的县域单元层面上，人文生态系统耦合协调的首要障碍维度均为开放性，其次为独立性，主要原因多与国家公园所处的地理位置、区位条件、地形特征和经济基础有关。因而，提高开放性，促进人文生态系统与外界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仍是今后保护国家公园群人文生态安全的首要任务。

关键词： 人地关系; 人文生态系统; 耦合协调; 均衡熵指数; 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

本文引用格式

刘庆芳 , 杨定 , 杨振山 , 宋金平 , 陈东军 . 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人文生态系统耦合协调评价及障碍因子识别[J]. 地理学报, 2023 , 78(5) : 1119 -1135 . DOI: 10.11821/dlxb202305005

Abstract

Protecting the uniqueness, authenticity and integrity of the human ecosystem is an important path to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National Park Cluster. The integrated evaluation method, coupling coordination model and equilibrium entropy index were comprehensively used to outline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regarding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of human ecosystem in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National Park Cluster, and the main obstacle dimensions were clarified with the help of obstacle degree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sustainable production capacity of human ecosystem in the study area decreased from east to west, and each dimension presented the sequence characteristics of "harmony > openness > independence > vulnerability". At the national park level, the Zoige National Park, Shangri-La National Park-Pudacuo Area and the Giant Panda National Park scored the highest on the sustainable production capacity, while at the county level, the scores of sustainable production capacity in the central counties of the Giant Panda National Park ranked highly. (2) On the whole,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the human ecosystem in the cluster showed 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decreasing from southeast to northwest. The majority of counties involved in the national park cluster were in the primary or intermediate coordination state, and the human ecosystem in most of the national parks exhibited coupling and mutual feed-forward of internal structure. (3) At the level of national parks and the counties involved in national parks, the first obstacle dimension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of human ecosystem was openness, followed by independence. The main reasons are mostly related to the geographical location, location conditions, top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and economic basis of national parks. Therefore, improving openness and promoting material circulation and energy flow between human ecosystem and the outside world are still the primary tasks for protecting the human eco-security of national parks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man-land relationship; human ecosystem; coupling coordination; equilibrium entropy index; Qinghai-Tibet Plateau National Park Cluster

1 引言

国家公园是指由国家批准设立并主导管理，边界清晰，以保护具有国家代表性的大面积自然生态系统为主要目的，实现自然资源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的特定陆地或海洋区域[1]。1872年美国国会设立世界上最早的国家公园——黄石国家公园（Yellowstone National Park）。自黄石国家公园设立以来，全球已有5200多个风情各异和规模不等的国家公园[2]。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2015年国家发改委开展国家公园试点；2021年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和武夷山国家公园，总保护面积达23万 km2。
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是全球集中程度最高、覆盖地域最广、品质上乘和特色鲜明的公园群，是实现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屏障体系优化、自然资源合理利用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模式，也是促进青藏高原自然生态资源价值化和普惠化的空间载体[3]。在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的具体建设过程中，虽然以三江源为代表的国家公园生态保护工作扎实推进、公共服务不断优化、当地居民生计不断改善[4]；但以雅鲁藏布江大峡谷为代表的部分国家公园也存在游客超载、部分居民生计困难、违规捕猎等问题[5]，这些问题存在的本质是国家公园人地关系失调，也是人文生态系统可持续生产能力受损的重要表现。人文生态系统是包含人、非人生命体、非生命体等多元行动者所组成的网络与系统，具有较强的可持续性，能够随着时间的推移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再适应[6]。因此，促进人文生态系统内部耦合互馈是实现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经济、社会、生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重要路径。基于此，本文从国家公园本体及其所涉及的县域单元两个尺度出发，探索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人文生态系统耦合协调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障碍因素，这对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生态文明风尚综合建设和生态格局全面构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人文生态系统起源于普遍意义上的生态学、社会学和人类学。在人文生态系统概念和组成要素上，社会学家Park和Burgess在人类和非人类社区之间进行了类比，将社会的共生和竞争关系描述为一个有机的网络[7]。Catton发现人文生态系统是人口、组织、技术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并将其归纳为POTE（Population, Organization, Technology, Environment）模型；他认为上述4个要素是人文生态系统的必要组成部分，它们之间的交互作用是人文生态系统发展变化的核心动力[8]。Machlis将人文生态系统定义为一个由生物物理和社会因素组成的巨系统，认为人文生态系统具有较强的可持续性，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人文环境进行再适应；强调自然资源、社会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社会组织、社会循环和社会秩序是人文生态系统的关键要素[6]。人文生态系统在社会学和生态学方面应用广泛，在20世纪80—90年代初期，人类学家Moran[9]、社会学家Burch等[10]和生态学家Odum[11]等均将人文生态系统作为所处学科的理论分析工具。此外，人文生态系统还被应用于考古分析[12]、能源政策制定[13]以及人类活动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14]等方面。国家公园群是自然保护地的一种组织模式，是通过个体特色化、定位差异化和整体有序化在特定地理单元形成的稳定功能组织；也是面向大规模区域的自然生态巨系统，采用连片保护、整合发展的模式有效解决斑块化、碎片化保护问题[15]，对人文生态系统完整性保护和区域协调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目前国内外关于国家公园人文生态系统的研究仍相对较少，一部分学者借助人文生态系统构成要素来分析国家公园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如Machlis等认为人类是国家公园人文生态系统的主导者，居民狩猎是对国家公园野生动物的巨大威胁[16]；Lovari等研究显示，人类无序开发和捕猎加速萨加玛塔国家公园雪豹数量的减少[17]。少部分学者也分析了人文生态系统在国家公园建设中的重要性，如樊杰认为维系人文生态系统的持续性是西藏国家公园群建设的首要任务之一[3]；陈东军等研究发现，生态保护、生活保障和公益服务是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人文生态系统的三大重要功能[18]。综上所述，已有关于人文生态系统的研究为本文丰富研究内容、创新研究方法和拓展研究视角奠定了良好的学术基础，然而也存在如下不足：① 在研究内容上，既有研究更多基于生态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理论，探索人文生态系统概念内涵、组成要素和逻辑框架；鲜少有学者借助地理学有关研究范式，勾勒具体场域人文生态系统内部耦合协调的空间分布格局。② 在研究视角上，目前有关国家公园人文生态系统的研究仍相对较少，部分研究更多借助人文生态系统分析框架，在宏观定性层面上来探索国家公园可持续发展路径，采用数理量化分析方法厘清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的人文生态系统耦合互馈关键障碍因子的实证研究仍鲜少见诸文献。而展现具体场域人文生态系统耦合协调空间分布特征并具象化表达其障碍因子首先有利于响应“人文生态系统应该在空间尺度背景中进行描述”的学术诉求[6]，其次有助于拓宽人文生态系统的研究范畴并丰富其研究框架，最后可为具体区域人文生态系统修复提供更为科学系统的理论依据。
鉴于此，本文基于人地关系协调论，在厘清国家公园群和人文生态系统概念的基础上；综合运用集成评价方法、耦合协调模型和均衡熵指数，从国家公园本体及其所涉及的县域单元双尺度出发，系统勾勒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人文生态内部耦合互馈作用的空间分布格局，同时借助障碍度模型探寻耦合互馈的障碍因子。在理论层面上，本文有助于拓展人文生态系统研究视角、丰富人文生态系统研究内容和创新人文生态系统研究方法，尤其是拓展人文生态系统在国家公园研究中的应用范畴。在实践层面上，本文可为提升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人文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进而促进青藏高原地区生态环境保护、民生福祉改善、共同体意识增强提供科学参考。

2 国家公园群与人文生态系统

国家公园是一种合理的地理功能空间配置单元和可持续地理格局[15]。国家公园的形成条件为：① 必须满足作为新型地域类型在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中的功能定位；② 必须满足地域类型内涵决定的标准或形成条件，即国家公园是国家为保护一个或多个功能区人文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向公众提供休闲游憩、科学研究和环境教育等服务的空间场所[19]。当前，国内外学界普遍认为国家公园的重要特征表现在其全球价值与国家代表性、生态系统完整性和原真性、以及基于大尺度生态景观所具有的游憩、观光、体验、休闲价值[15]。国家公园群是由一系列国家公园所组成的集中度较高和覆盖地域面积较广的特定自然区域，包含单体国家公园节点、通道和网络，是国家公园系统保护规划的生动体现[20]，同时也是推动区域地域功能重塑的空间组织方式。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是大尺度国土空间开发框架下国家公园的“集群”，也是一个极其独特的人文生态系统；其国家代表性极为突出，全球生态安全功能显著。在全人类社会发展和全球自然环境变化过程中，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的人文生态系统原真性保存较好，具有生态保护、科研教育、游憩和社区发展等功能[21]。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的功能定位是以生态安全屏障建设为核心目标，通过实现世界旅游目的地的部分公园价值，提高当地居民福祉、促进区域绿色转型、增强可持续生产能力，进而促进青藏高原地区高质量发展[15]。
西方的早期生态规划思想认为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是构成生态规划理论的两大主要谱系。但以麦克哈格为代表的自然生态系统研究学者着重于“人地关系”，倡导自然环境的积极反馈，忽视了个人需求在环境中的作用[22]。而约翰·莱尔提出，自然与人类协同空间不是一个能充分揭示这类景观空间特质的专业术语，只有“人文生态系统”才能明确揭示人类和自然通过长期冲突后形成有机整体及其内部系统作用的全过程[23]。他主张的人文生态系统设计强调生态系统一体化、全周期思考，其“再生式设计”的方法主要通过建立物质和能量流的准则并有意识地加以规划控制，从而平衡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并为新的发展目标预测生态系统流。这一方法的前瞻性和科学性在2005年联合国千年生态系统评估计划中得以验证[24]。
目前，人文生态系统被定义为一种以自然生态为前提，以自然过程为重点，以满足人的合理需求为根本的技术、文化和价值伦理体系，其目标为寻求人地最协调的共生模式[25]，是包含人、非人生命体、非生命体等各种多元行动者所组成的网络与系统，具有较强的可持续性，能够随着时间的推移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再适应[6]。作为藏族、傈僳族、景颇族、佤族、维吾尔族、阿昌族、塔吉克族、羌族、柯尔克孜族等多民族的聚居地和多元民族文化的聚集地，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具有全球独特的人文生态系统，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26]。因此，本文在评价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人文生态系统可持续生产能力的基础上，探索人文生态系统内部耦合互馈关系及其障碍因素，这不仅对于维护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人文生态系统原真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同时也为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生态安全维护、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不断进步提供理论参考。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区概况

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地域面积达61.9549万km2，主要包含西藏和青海两大省区，同时涉及云南、四川、甘肃和新疆4省区；以雅鲁藏布大峡谷、那曲色林错、阿里札达土林、青海三江源以及珠穆朗玛峰、羌塘无人区等为主体，联合青藏高原边缘地区一系列国家公园所组成的全球集中度最高、覆盖地域最广、质量上乘、特色鲜明的国家公园“集群”[3]。2017年青藏高原科学考察研究队首次提出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概念；2019年提出地球第三极国家公园建设方案并开展相关研究[15]；2021年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队基于国家公园群生态安全屏障功能、合理容量、资源景观价值、原真性和人文代表性等评价研究，进一步完善和扩展原有国家公园群地域范围，正式将其命名为“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经科考专家协调和论证，对已有国家公园边界范围进行调整，即所涉及的国家公园由起初的21个合并为13个（共15个片区），所覆盖的县域单元由52个扩大为76个，其覆盖面更广，定位更明确(① 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范围从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第三极国家公园群建设课题组获取。)。因此，本文采用最新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边界范围。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是藏族、傈僳族、景颇族等多民族的主要聚居地，多民族文化间的交融与互鉴孕育了独特的地域风俗人情、价值观念、宗教信仰和文化艺术，已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

3.2 人文生态系统评价指标体系

建设国家公园是优化人文生态系统的重要举措，要注重保护国家公园人文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原真性，尤其需要提高国家公园人文生态系统的可持续生产能力，促进人与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和谐共生。因此，必须推动国家公园人文生态系统内部耦合互馈。首先，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建设契合人文生态系统注重自然生态和人类需求的价值诉求，寻求人地协调的共生模式，进一步要求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人文生态系统将开放性和和谐性纳入其中。其次，青藏高原地区海拔高，气候环境复杂，生态环境十分脆弱；较差的交通可进入性使得其大部分区域不利于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开展，在解析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人文生态系统内部结构特征时，其脆弱性不容忽视[18]。最后，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是大尺度地域空间下的地域综合体，具有生态保护、科研、教育、游憩及社区发展等多元功能[26]，是一个独立的巨系统，因而其独立性也必须被充分考虑。综上所述，结合人文生态系统的内涵以及青藏高原地区的特点，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人文生态系统的可持续生产能力主要从开放性、脆弱性、和谐性和独立性4个维度进行评价。具体来看，指标选取及含义如下：
（1）开放性。开放性是指国家公园所在地区内部以及对外联系的通达程度及其便捷性。开放性越强，人文生态系统与其他系统进行物质循环、能量流动的可能性越大。交通是连接内外的纽带，也是实现物质聚散、信息交换和人口流动的重要载体，本文选择国家公园群内道路密度和中心城镇到最近机场的距离来衡量人文生态系统的开放性[27]。国家公园群内路网密度越大，则开放性越强；中心城镇到最近机场的距离越远则开放性越差。此外，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的差值占户籍人口的比重是地区人口流动的重要体现，旅游接待总人数也是区域人文生态系统对外开放的生动体现[28]。
图1 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地理区位

注：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审图号为GS(2019)1838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边界无修改。

Fig. 1 Geo-location of Qinghai-Tibet Plateau National Park Cluster

（2）脆弱性。人文生态系统是包含人、非人生命体、非生命体等多元行动者所组成的网络与系统，人在社会生产和其他各种活动中所形成的各种关系是构成人文生态系统内的社会环境。在人文生态系统中，社会环境是人类发展和繁荣的重要基础。脆弱性是衡量国家公园的社会资源要素可持续生产能力强弱的重要指标。脆弱性程度越高，人文社会资源要素的可持续生产能力越弱。全面脱贫前，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所涉及到的大部分县域位于深度贫困区，自然条件差、地理位置偏远、历史欠账多，由此导致这些地区社会发育程度较弱以及社会文明滞后，居住、健康、教育、安全等权利保障不充分，进一步凸显出地区人文生态系统脆弱这一短板。因此，本文采用贫困发生率来衡量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人文生态系统的脆弱性[29]。
（3）和谐性。自然环境既是人文生态系统的空间载体，也是人文生态系统资源和能量的重要供给者。和谐性衡量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协调程度，人文生态系统越和谐，人类与自然环境相应地越协调。工业生产综合能源消耗量与工业企业主要污染物排放量体现该地区经济活动的能源消耗以及对环境的影响，也表现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程度[30]。国家公园群美学景观价值越高，表明人地关系越协调；净初级生产力越高，则能够承载更多人口，有助于促进人地关系协调[31]。
（4）独立性。人文生态系统的独立性过强，不利于与外界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进而难以实现系统持续稳定生产。区域经济实力越雄厚，其可能与外界经济联系更多；同时，经济发展潜力是人文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前提，也是人文生态系统持续与外界进行资源要素空间置换的重要保障。因此，以人均GDP和GDP年均增长速度作为区域人文生态系统独立性的测度指标[32]。城镇化是区域社会环境优化的重要动力和重要标志，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意味着人与自然或社会环境的横向联系越多，资源要素的流动规模更大、速度更快、程度更深。因此，本文也将其作为衡量人文生态系统独立性的指标（表1）。
表1 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人文生态系统评价指标体系

Tab. 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human ecosystem of Qinghai-Tibet Plateau National Park Cluster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单位 指标属性
人文生态系统 开放性 区域内路网密度 km/km2 +
中心城镇到最近机场的距离 km －
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差/户籍人口 % +
旅游接待总人数 人次 +
脆弱性 贫困发生率 % －
和谐性 工业生产综合能源消耗量 tce －
工业企业主要污染物排放量 t SO2 －
美学景观价值 百亿元 +
净初级生产力NPP g C/m2 +
独立性 人均GDP 元 －
城镇人口数量 人 －
GDP年均增长速度 % －

3.3 研究方法

3.3.1 集成评价方法

本文采用序关系分析法对人文生态系统4个维度及其各指标赋予相同的权重[33]，用于国家公园人文生态系统特征评价的最终集成。而各子指标的权重由熵值法确定，其计算公式如下：
W i j = 1 + 1 l n n ∑ i = 1 m Z i j ∑ i = 1 m Z i j l n Z i j ∑ i = 1 m Z i j m + ∑ i = 1 m 1 l n n ∑ j = 1 n Z i j ∑ j = 1 n Z i j l n Z i j ∑ i = 1 m Z i j
式中：Zij为第i（i=1, 2, 3, …, m）个评价指标第j（j=1, 2, 3, …, n）个点位的标准化处理后的数据值。

3.3.2 耦合协调模型

本文采用耦合协调模型探索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人文生态系统内部开放性、脆弱性、和谐性和独立性4个子系统间的耦合互馈特征，具体计算公式参考文献[34]。其中，耦合度用以衡量结构内部各子系统之间的共振关系，协调度则用以表征各子系统之间的“整体效应”和“协同效应”，是判断子系统之间协调状态的指标。参考有关研究[18]，结合青藏高原地区的实际发展情况，本文将耦合度和协调度分别划分为：低度耦合（0 ≤ C<0.3）、拮抗（中强度）耦合（0.3 ≤ C<0.5）、较高强度耦合（0.5 ≤ C<0.8）、高强度耦合（0.8 ≤ C ≤ 1）以及严重失调（0 ≤ D<0.2）、濒临失调（0.2 ≤ D<0.4）、初级协调（0.4 ≤ D<0.6）、中级协调（0.6 ≤ D<0.8）和高级协调（0.8 ≤ D ≤ 1）。

3.3.3 均衡熵模型

本文在探究人文生态系统耦合协调程度的基础上，进一步采用均衡熵模型衡量人文生态系统协调度的相对优势。均衡熵值越高，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人文生态系统协调发展的潜力越大。与传统的基尼系数相比，均衡熵更加侧重于系统间相互关系的均衡性[35]。其数学模型为：
E Q i = D i ∑ i = 1 n D i / u i ∑ i = 1 n u i
式中：EQi表示i国家公园（县域单元）人文生态系统协调发展的均衡熵；Di表示i国家公园（县域单元）人文生态各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度；ui是i国家公园（县域单元）的人文生态系统的综合得分。当EQi>1时，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人文生态各子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度优于其人文生态系统总得分，此时子系统间的耦合协调性具有相对优势，未来其协调发展潜力较大；反之，当EQi<1时，各子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度落后于人文生态系统总得分，子系统之间失衡情况较为严重；当EQi = 1时，说明人文生态各子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度与其总得分相当，彼此均无明显优势。

3.3.4 障碍度模型

本文通过引入障碍度模型对各指标因子进行障碍度测算和大小排序，以进一步明确阻碍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人文生态系统耦合协调的主要障碍维度，以及各障碍维度对人文生态系统耦合协调特征的影响程度。其障碍度计算公式如下[36]：
F j = 1 - Z i j W j / ∑ j = 1 m 1 - Z i j W j × 100 %
V j = ∑ F j
式中：Fj为第j项指标的障碍度；Wj为第j项指标权重；Zij为第j项指标标准化值；m为指标数量；Vj表示各维度的障碍度。

3.4 数据来源及预处理

研究数据包括：① 地理信息数据，主要包括青藏高原道路空间分布数据、美学景观价值数据、植被净初级生产力（NPP）、中心城镇到最近机场的距离，分别来源于OpenStreetMap地图平台（https://www.openstreetmap.org）和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https://www.resdc.cn）。② 经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主要源自2018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7年各县域单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和年度政府工作报告等。③ 国家公园范围矢量边界，13个国家公园边界（共15个片区）及其所涉及的76个县域单元边界由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国家公园分队基于实地调研及相关文献资料并结合遥感影像数据解析，经过多次讨论修改后最终确定[18]。基于上述地理信息数据及各国家公园空间范围计算美学景观价值和NPP。部分国家公园范围内的交通道路较少且国家公园交通服务需求主要由公园周边的道路提供，区域内路网密度由国家公园所涉及的区县为基本单元进行数据搜集与替代。中心城镇到最近机场的距离由国家公园所涉及的代表区县到最近机场的距离代替。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差/户籍人口、旅游接待人次、贫困发生率、人均GDP、城镇人口数量暂没有国家公园统计数据，以国家公园所涉及代表区县的统计指标数据替代。工业生产综合能源消耗量、工业企业主要污染物排放量通过代表区县占所在地市的工业比重与地市的相应指标的乘积计算获得。GDP年均增长速度通过计算2013—2017年代表区县GDP年增长速度获得。基于各区县指标得分，采用集成评价方法计算出国家公园所涉及代表区县的人文生态系统得分。而国家公园人文生态系统得分则参考陈东军等[18]学者的计算方法，以所涉及代表区县所占国家公园面积比重计算出该国家公园人文生态系统可持续生产能力得分，涉及多个代表区县则均搜集出各区县的指标，最终以多个区县国家公园人文生态系统可持续生产能力得分均值进行合成。

4 结果分析

4.1 人文生态系统空间分布

4.1.1 国家公园层面

为保证各维度及整体得分可视化具有可读性，将所有分值整体扩大10倍处理（图2）。在整体得分上，若尔盖国家公园（0.196）、香格里拉国家公园—普达措片区（0.161）、大熊猫国家公园（0.154）和高黎贡山国家公园（0.137）的人文生态系统得分均大于0.1，其人文生态系统的可持续生产能力在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中处于第一梯队。贡嘎山国家公园（0.099）、青海湖国家公园（0.076）、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国家公园（0.070）、祁连山国家公园（0.057）和香格里拉国家公园—稻城亚丁片区（0.053）的人文生态系统整体得分均大于0.05，其人文生态系统的可持续生产能力在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中处于第二梯队。第三梯队的国家公园分别为冈仁波齐国家公园（0.039）、帕米尔昆仑山国家公园—昆仑山片区（0.039）、帕米尔昆仑山国家公园—帕米尔片区（0.034）、珠穆朗玛国家公园（0.029）、三江源国家公园（0.028）和羌塘国家公园（含色林错）（0.024）。由此可见，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人文生态系统的可持续生产能力具有自东向西梯度递减的分布特征。处于第一梯队的国家公园均位于青藏高原东部，这些国家公园隶属中国云南西北部和川西地区，海拔高度相对较低，降水丰盈，生态禀赋优越，属于青藏高原人口的高密度集聚区，生活基础设施较为完善，人与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协调程度较高，因此人文生态系统的可持续生产能力相对较强。
图2 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人文生态系统可持续生产能力各维度得分及总体评价得分

注：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审图号为GS(2019)1838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边界无修改。

Fig. 2 Scores of sustainable production capacity in each dimension and its overall evaluation of human ecosystem of Qinghai-Tibet Plateau National Park Cluster

在各子系统得分上，4个维度的可持续生产能力得分由高及低依次为：和谐性>开放性>独立性>脆弱性。具体来看，和谐性强调人与地理环境和谐，若尔盖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和高黎贡山国家公园的和谐性程度最高，其得分分别为0.403、0.229和0.195；而帕米尔昆仑山国家公园—昆仑山片区、帕米尔昆仑山国家公园—帕米尔片区和冈仁波齐国家公园的和谐性得分最低，分别为0.012、0.016和0.021。整体上，在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内，大部分国家公园的开放性水平均相对较低，最低的为羌塘国家公园（含色林错）（0.024）。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的独立性和脆弱性较低，但各国家公园的独立性水平均略高于脆弱性，独立性得分位于在[0.02,0.04]之间，而脆弱性得分位于在[0,0.02]之间。相对较低的脆弱性显示出在国家精准扶贫战略的支撑下，青藏高原地区已逐渐摆脱绝对贫困，抵御和应对风险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提升。

4.1.2 国家公园所涉及的县域层面

大熊猫国家公园、若尔盖国家公园和高黎贡山国家公园所在县域单元的人文生态系统可持续生产能力得分最高，3个国家公园内各县域的综合得分均在0.3以上（图3），这说明这些县域的人文生态系统的可持续生产能力较强。其中，大熊猫国家公园内部的都江堰市和大邑县的得分最高，均超过0.6。若尔盖国家公园和高黎贡山国家公园内各县域单元的人文生态系统的可持续生产能力差异相对较小，且若尔盖国家公园内各县域单元的得分（均大于0.4）均大于高黎贡山国家公园内的各县域得分（均大于0.3）。而珠穆朗玛国家公园、冈仁波齐国家公园、三江源国家公园和羌塘国家公园（含色林错）内各县域单元的人文生态系统可持续生产能力得分最低，基本介于（0, 0.2）之间。在子系统层面上，县域单元开放性和和谐性的得分高于脆弱性和独立性；青藏高原北部地区国家公园县域单元的脆弱性得分较高，而位于南部和腹地的县域得分较低。在4个维度中，位于青藏高原东南部的国家公园县域的人文生态系统可持续生产能力始终相对较强，且呈现显著的“东北—西南”走向的条带状分布格局。
图3 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县域人文生态系统可持续生产能力的各维度得分及总体评价得分

注：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审图号为GS(2019)1838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边界无修改。

Fig. 3 Scores of sustainable production capacity in each dimension and its overall evaluation of human ecosystem in counties of Qinghai-Tibet Plateau National Park Cluster

4.2 人文生态系统耦合协调空间分布

本文采用耦合协调模型探究不同尺度下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人文生态系统内部耦合协调的结构性特征（图4）。
图4 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人文生态系统内部耦合协调度

注：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审图号为GS(2019)1838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边界无修改。

Fig. 4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within human ecosystem of Qinghai-Tibet Plateau National Park Cluster

（1）在国家公园层面上。人文生态系统内部结构为初级协调的国家公园共有8个，如青海湖国家公园、若尔盖国家公园、香格里拉国家公园—稻城亚丁片区等。高黎贡山国家公园和香格里拉国家公园—普达措片区的人文生态系统内部结构表现为中级协调，这说明当前大部分国家公园的人文生态系统处于内部耦合互馈的良好状态，开放性、脆弱性、和谐性和独立性4个子系统逐渐实现优势互补和协调发展。此外，祁连山国家公园、帕米尔昆仑山国家公园—帕米尔片区、三江源国家公园和羌塘国家公园（含色林错）表现为濒临协调，尤其是帕米尔昆仑山国家公园—昆仑山片区的耦合协调程度最低，表现为严重失调。在空间分布上，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人文生态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整体表现出自东南向西北梯度递减的分布规律，这与前文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的人文生态系统整体得分和各维度得分的空间分布特征相对一致。
（2）在国家公园所涉及的县域层面上。中级协调的县域有7个，主要分布于高黎贡山国家公园以及香格里拉国家公园—普达措片区内，除香格里拉国家公园—普达措片区的玉龙县为初级协调，其余6个县域单元均为中级协调。值得注意的是，大熊猫国家公园的文县也为中级协调，而该国家公园范围内的大部分县域均为初级协调。初级协调的县域单元共有47个，占据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内县域总量的61.8%，广泛分布于大熊猫国家公园、青海湖国家公园、若尔盖国家公园、香格里拉国家公园—稻城亚丁片区、三江源国家公园、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国家公园、珠穆朗玛国家公园和贡嘎山国家公园。此外，祁连山国家公园和羌塘国家公园（含色林错）等其他国家公园内的少部分县域单元的人文生态系统也实现了初步协调。濒临失调的县域单元有22个，主要分布于帕米尔昆仑山国家公园—昆仑山片区、帕米尔昆仑山国家公园—帕米尔片区、羌塘国家公园（含色林错），其数量仅次于初级协调，这说明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内的大部分县域单元的人文生态系统的内部结构正逐渐由失调向协调跨越。仅格尔木市处于严重失调状态，其所在的帕米尔昆仑山国家公园—昆仑山片区的其他县域均处于濒临失调状态。由此可见，帕米尔昆仑山国家公园—昆仑山片区的人文生态各子系统间尚未产生较强的联动协调效应，仍处于人文生态系统协调发展的深度滞后区。

4.3 人文生态系统均衡熵空间分布

本文在分析人文生态系统耦合协调状态的基础上，采用均衡熵模型来分析人文生态系统协调程度的相对优势和发展潜力。
（1）在国家公园层面上。由表2可知，在均衡熵小于1的国家公园中，高水平但协调优势不突出的这一类型国家公园主要为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湖国家公园、香格里拉国家公园—稻城亚丁片区和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国家公园。上述国家公园的人文生态系统可持续生产能力较强，但子系统间的耦合协调程度亟待提升，因而其均衡性尚不明显。低水平且协调无优势的国家公园主要为帕米尔昆仑山国家公园—帕米尔片区、珠穆朗玛国家公园、三江源国家公园、冈仁波齐国家公园和羌塘国家公园（含色林错），上述国家公园位于青藏高原腹地或边缘地带，整体人文生态系统可持续生产能力较弱，其开放性、脆弱性、和谐性和独立性4个子系统的得分存在较大差异，因而人文生态系统内部的耦合协调效应仍亟待进一步释放。
表2 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人文生态系统协调发展均衡熵类型

Tab. 2 Equilibrium entropy types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human ecosystem in Qinghai-Tibet Plateau National Park Cluster

均衡熵值 国家公园分类
均衡熵>1 高水平协调优势型：若尔盖国家公园、香格里拉国家公园—普达措片区、高黎贡山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 低水平协调优势型：帕米尔昆仑山国家公园—昆仑山片区、贡嘎山国家公园
均衡熵≤1 高水平但协调优势不突出：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湖国家公园、香格里拉国家公园—稻城亚丁片区、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国家公园 低水平且协调无优势：帕米尔昆仑山国家公园—帕米尔片区、珠穆朗玛国家公园、三江源国家公园、冈仁波齐国家公园、羌塘国家公园(含色林错)
（2）在国家公园涉及的县域层面上。珠穆朗玛国家公园、三江源国家公园、冈仁波齐国家公园和羌塘国家公园（含色林错）的均衡熵指数最高，其国家公园内的各县域单元的均衡熵指数均大于1.5（图5）。具体来看，珠穆朗玛国家公园内的各县域单元的均衡熵指数均大于2，这显示各县域单元人文生态子系统间的均衡性相对较好。总体来看，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内共有50个县域单元的均衡熵指数大于1，这显示县域尺度上人文生态系统的均衡性较好，微观地域上人文生态系统的协调程度更高，发展潜力更大。由此可见，尽管在国家公园层面上，均衡程度较好且协调发展潜力较大的国家公园不占据绝对优势；但人文生态系统在县域尺度上的均衡程度更好。
图5 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人文生态协调发展均衡熵指数

注：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审图号为GS(2019)1838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边界无修改。

Fig. 5 Equilibrium entropy index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human ecosystem in Qinghai-Tibet Plateau National Park Cluster

4.4 人文生态系统耦合协调障碍度

本文利用障碍度模型分析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人文生态系统耦合协调的障碍维度，通过对各子系统的障碍程度进行大小排序，筛选并识别出障碍影响程度较大的关键维度。
按照障碍度大小排序，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人文生态系统内部耦合互馈最主要的障碍维度为开放性。具体来看（表3），若尔盖国家公园、香格里拉国家公园—稻城亚丁片区、珠穆朗玛国家公园、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国家公园、三江源国家公园和冈仁波齐国家公园的首要障碍维度均为开放性，这些国家公园或是分布于青藏高原的边缘地带，或是位于高山峡谷等地形险要的区域，多为高山湖泊类的自然景观，距离机场等主要交通节点较远，路网相对稀疏，人类活动相对较少，恶劣的地形条件加之遥远的空间距离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开放性成为其人文生态系统内部耦合互馈效应发挥的重要掣肘。而帕米尔昆仑山国家公园—昆仑山片区、青海湖国家公园、香格里拉国家公园—普达措片区、贡嘎山国家公园和帕米尔昆仑山国家公园—帕米尔片区5个国家公园人文生态系统耦合协调的首要障碍维度为独立性，这5个国家公园及片区一部分分布于青藏高原的北部，一部分位于西南部的高山峡谷地带，其经济发展相对其他国家公园更为落后，人类与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关系更易失调。
表3 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人文生态系统障碍度分析

Tab. 3 Analysis of obstacle degree of human ecosystem in Qinghai-Tibet Plateau National Park Cluster

国家公园 指标排序
1 2 3 4
高黎贡山 x2(0.352) x1(0.220) x4(0.104) x3(0.098)
昆仑山片区 x3(1.189) x4(0.629) x1(0.208) x2(0.000)
祁连山 x4(0.470) x3(0.287) x1(0.195) x2(0.001)
青海湖 x3(0.228) x1(0.150) x4(0.083) x2(0.002)
若尔盖 x1(0.261) x4(0.042) x3(0.006) x2(0.001)
稻城亚丁片区 x1(0.239) x3(0.170) x2(0.037) x4(0.035)
普达措片区 x3(0.301) x4(0.171) x2(0.083) x1(0.061)
贡嘎山 x3(0.200) x1(0.176) x4(0.112) x2(0.001)
帕米尔片区 x3(0.348) x1(0.270) x4(0.097) x2(0.014)
珠穆朗玛峰 x1(0.543) x3(0.190) x4(0.095) x2(0.074)
雅鲁藏布江 x1(0.279) x4(0.241) x3(0.110) x2(0.067)
三江源 x1(0.433) x3(0.197) x2(0.095) x4(0.019)
冈仁波齐 x1(0.266) x3(0.196) x4(0.081) x2(0.006)
羌塘 x1(0.587) x4(0.430) x2(0.266) x3(0.193)
大熊猫 x4(0.392) x3(0.285) x1(0.114) x2(0.002)

注：x1为开放性；x2为脆弱性；x3为独立性；x4为和谐性，括号中为障碍度。

在国家公园群所涉及的县域层面上，有53个区县的首要障碍维度均为开放性，占总县域数量的69.7%（表4）。这表明在县域尺度上，开放性依然是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人文生态系统耦合互馈的首要障碍维度。由此可见，尽管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多为依托良好的自然景观而具有较高游憩科普和生态保护价值的高级别自然保护地，但由于大部分国家公园深居青藏高原这一自然环境恶劣的地区，① 地理区位条件相对较差，可进入性相对较低，区域经济相对落后；② 大部分县域城镇化水平相对较低，与外界物质要素交换的频度相对较小；③ 青藏高原地区大部分县域社会发育程度低且整体存在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因而其人文生态系统整体缺乏开放。即便在县域尺度上，提高国家公园的开放性和知名度仍然是今后促进国家公园人文生态系统耦合协调的首要任务。
表4 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县域人文生态系统障碍度分析

Tab. 4 Analysis of obstacle degree of human ecosystem in counties of Qinghai-Tibet Plateau National Park Cluster

县域 障碍度排序 县域 障碍度排序
1 2 3 4 1 2 3 4
贡山县 x2 x4 x1 x3 定结县 x1 x3 x2 x4
泸水市 x1 x3 x2 x4 吉隆县 x1 x3 x4 x2
福贡县 x2 x1 x3 x4 聂拉木县 x1 x3 x4 x2
格尔木市 x4 x3 x1 x2 萨嘎县 x1 x3 x2 x4
若羌县 x3 x4 x1 x2 巴宜区 x4 x1 x3 x2
且末县 x3 x1 x4 x2 工布江达县 x1 x4 x3 x2
于田县 x1 x3 x4 x2 米林县 x1 x4 x3 x2
民丰县 x1 x3 x4 x2 墨脱县 x1 x2 x4 x3
阿克塞县 x4 x3 x1 x2 波密县 x1 x4 x3 x2
肃北县 x4 x3 x1 x2 朗县 x1 x3 x4 x2
山丹县 x3 x1 x4 x2 杂多县 x1 x2 x3 x4
德令哈市 x4 x3 x1 x2 治多县 x1 x3 x2 x4
肃南县 x1 x3 x4 x2 曲麻莱县 x1 x3 x2 x4
民乐县 x1 x3 x4 x2 玛多县 x1 x3 x2 x4
天祝县 x1 x3 x4 x2 普兰县 x1 x3 x4 x2
祁连县 x1 x3 x4 x2 札达县 x1 x3 x4 x2
门源县 x1 x3 x4 x2 色尼区 x4 x1 x3 x2
天峻县 x1 x3 x4 x2 安多县 x1 x3 x4 x2
海晏县 x1 x3 x4 x2 申扎县 x1 x2 x3 x4
共和县 x1 x3 x4 x2 班戈县 x2 x1 x3 x4
刚察县 x1 x3 x4 x2 尼玛县 x1 x3 x2 x4
玛曲县 x1 x4 x2 x3 双湖县 x4 x1 x2 x3
若尔盖县 x1 x4 x2 x3 大邑县 x3 x4 x1 x2
红原县 x1 x4 x2 x3 都江堰市 x4 x3 x1 x2
木里县 x1 x3 x2 x4 彭州市 x3 x4 x1 x2
稻城县 x1 x3 x4 x2 什邡市 x3 x4 x1 x2
维西县 x2 x1 x3 x4 绵竹市 x3 x4 x1 x2
德钦县 x1 x2 x4 x3 北川县 x3 x4 x1 x2
香格里拉市 x3 x4 x2 x1 平武县 x1 x3 x4 x2
玉龙县 x1 x3 x4 x2 石棉县 x1 x4 x3 x2
九龙县 x1 x3 x4 x2 天全县 x1 x4 x3 x2
康定县 x1 x3 x4 x2 芦山县 x1 x4 x3 x2
泸定县 x1 x3 x4 x2 宝兴县 x1 x4 x3 x2
冕宁县 x1 x3 x4 x2 汶川县 x1 x4 x3 x2
阿克陶县 x3 x1 x4 x2 茂县 x1 x3 x4 x2
叶城县 x1 x3 x4 x2 松潘县 x1 x3 x4 x2
塔什库尔干县 x3 x1 x2 x4 九寨沟县 x1 x3 x4 x2
定日县 x1 x3 x4 x2 文县 x4 x1 x3 x2

注：x1为开放性；x2为脆弱性；x3为独立性；x4为和谐性。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本文以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及其所涉及的县域单元为研究靶向，综合采用集成评价方法、耦合协调模型和障碍度模型探究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人文生态系统内部耦合协调特征及其障碍因素，主要结论如下：
（1）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人文生态系统的可持续生产能力呈现出自东向西逐级递减的空间分布格局，良好的生态环境、广泛的对外沟通和相对较强的综合经济实力使得青藏高原东部国家公园的人文生态系统的可持续生产能力相对较强。由于长期以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人文生态系统的独立性相对较差，更多依赖外界的资源要素输入；随着区域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健全，国家公园群内部生态保护和生计改善等工作协调推进，有力降低了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人文生态系统的脆弱性。
（2）在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内，大部分国家公园人文生态系统内部初步形成了耦合互馈状态，这显示在良好生态本底的支撑下，各国家公园与域外进行频繁的资源与能量交换，有助于国家公园人文生态各子系统协同互馈。低水平且协调无优势的国家公园主要位于青藏高原腹地或边缘地带，这些国家公园相对闭塞，对外交流频度低、生态环保硬约束强，因而人文生态各子系统间缺乏耦合联动效应。而在县域尺度上，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人文生态系统均衡性较好，微观地域上人文生态系统协调程度更优，发展潜力更大。
（3）在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内，无论是在国家公园亦或是县域尺度上，阻碍人文生态系统内部协调的最主要维度均为开放性，其次为独立性。由于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均位于西部地区，地理位置相对闭塞，地域优势不足，交通基础设施仍然落后，因而其人文生态系统的开放性较差；其次，青藏高原国家公园所在的县域单元多为原深度贫困县，其经济社会综合实力相对较弱，人文生态系统优化提升更多依赖外域资源与要素补给，因而其独立性相对较弱。

5.2 讨论

与Park等[7]和Catton等[8]学者的社会学或生态学研究视角不同，本文基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借助数理统计分析工具，了解特定地域单元—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的人文生态系统内部耦合协调状态；这有利于进一步拓展人文生态系统的研究视角，促进社会学、生态学和地理学等多学科融合，同时也响应了“人文生态系统应该在空间尺度背景中进行描述”的学术诉求[6]。其次，已有研究多关注人文生态系统概念及组成要素[6-7]，而本文基于系统耦合协调理论，探讨了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人文生态子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关系，这进一步深化了人文生态系统的研究内容，同时扩充了人文生态系统的分析框架。既有学者更多应用人文生态系统理论，从宏观定性层面探讨国家公园的可持续发展路径[14,16]，而本文定量探究了青藏高原国家公园人文生态系统耦合协调关系及其障碍因子，这一方面有利于创新人文生态系统研究方法，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拓展人文生态系统在国家公园研究中的适用范畴。
本文以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为实证靶向，探索其人文生态系统耦合协调空间分布特征及障碍因素，这有利于为维护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人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进而促进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高质量建设与发展提供实践启示。值得注意的是，本文也存在以下不足之处：① 由于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实地考察研究仍在进展中，目前所获取的数据仅限于2017年这一个时间截面，从而使得本文研究结果在长时间演化特征上稍显不足，随着科考队后续开展实地科考和科考数据的完善，将着力解决这一研究不足。② 目前关于人文生态系统的量化研究鲜少，尤其缺乏人文生态系统评价指标体系的系统构建和实证测度；因此，本文基于数据的可获取性，从人文生态系统的定义和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实地考察的实际情况出发，重点考虑了青藏高原地区的人文特征，在参考有关自然保护地的评价标准和国家公园群功能定位的基础上，结合地方政府座谈、本地居民访谈、业界专家咨询结果，系统构建了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人文生态系统指标体系。所得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人文生态系统内部耦合状况，若待未来相关统计口径进一步完善，所得结果将更具系统性、理论性和实践性。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 文献年度倒序 |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1]
Carruthers J. Creating a national park, 1910 to 1926.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 1989, 15(2): 188-216.

DOI

[2]
Zhu Huasheng, Chen Wanjing, Ren Lingzhin. The system of national park manag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Urban Problems, 2013(5): 90-95.

[ 朱华晟, 陈婉婧, 任灵芝. 美国国家公园的管理体制. 城市问题, 2013(5): 90-95.]

[3]
Fan Jie, Zhong Linsheng, Li Jianping, et al. Third Pole National Park Group construction is scientific choice for implementing strategy of major function zoning and green development in Tibet, China. Bulleti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2017, 32(9): 932-944.

[ 樊杰, 钟林生, 李建平, 等. 建设第三极国家公园群是西藏落实主体功能区大战略、走绿色发展之路的科学抉择.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17, 32(9): 932-944.]

[4]
Hu Xiwu, Geng Qiangyan, Yin Guotai. Measurement and mechanism of sustainable poverty alleviation capability of native herdsmen in Sanjiangyuan National Park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ommon prosperity. Journal of Arid Land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22, 36(6): 8-14.

[ 胡西武, 耿强艳, 尹国泰. 共同富裕背景下三江源国家公园原住民可持续脱贫能力测度及作用机理研究.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22, 36(6): 8-14.]

[5]
Xu Xiumei. Evaluation on order degree of ecological tourist economic system of Brahmaputra Grand Canyon National Park. Are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2019, 38(1): 106-109, 122.

[ 徐秀美. 雅鲁藏布大峡谷国家公园生态旅游经济系统有序度测评.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19, 38(1): 106-109, 122.]

[6]
Machlis G E, Force J E, Burch J W R. The human ecosystem (Part I): The human ecosystem as an organizing concept in ecosystem management. Society & Natural Resources, 1997, 10(4): 347-367.

[7]
Park R E, Burgess E W. 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21.

[8]
Catton W R. Overshoot:The Ecological Basis of Revolutionary Change.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2.

[9]
Moran E F, Lees S H. The Ecosystem Concept in Anthropology. London: Routledge, 2019.

[10]
Burch Jr W R, DeLuca D R. Measuring the Social Impact of Natural Resource Policies. Albuquerqu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1984.

[11]
Odum H T. Systems Ecology: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1983.

[12]
Butzer K W. A Human Ecosystem Framework for Archaeolog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0.

[13]
Qiu J Q, Yu D Y, Huang T. Influential paths of ecosystem services on human well-being in the context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2022, 852: 158443. DOI: 10.1016/j.scitotenv.2022.158443.

DOI

[14]
Machlis G E. The contribution of sociology to biodiversity research and management. Biological Conservation, 1992, 62(3): 161-170.

DOI

[15]
Fan Jie, Zhong Linsheng, Huang Baorong, et al. Territorial function and feasibility of the Earth's Third Pole national park cluster. Chinese Science Bulletin, 2019, 64(27): 2938-2948.

[ 樊杰, 钟林生, 黄宝荣, 等. 地球第三极国家公园群的地域功能与可行性. 科学通报, 2019, 64(27): 2938-2948.]

[16]
Machlis G E, Tichnell D L, Eidsvik H K. The State of the World's Parks:An International Assessment for Resource Management, Policy, and Research. New York: Routledge, 1986.

[17]
Lovari S, Boesi R, Minder I, et al. Restoring a keystone predator may endanger a prey species in a human‐altered ecosystem: The return of the snow leopard to Sagarmatha National Park. Animal Conservation, 2009, 12(6): 559-570.

DOI

[18]
Chen Dongjun, Zhong Linsheng, Fan Jie, et al. Function evaluation and structure analysis of Qinghai-Tibet Plateau National Park Cluster.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22, 77(1): 196-213.

DOI

[ 陈东军, 钟林生, 樊杰, 等. 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功能评价与结构分析. 地理学报, 2022, 77(1): 196-213.]

DOI

[19]
Su Yang, Wang Lei. Relative concepts, policy background and technological difficulty of pilot national park system in China.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2015, 43(14): 17-23.

[ 苏杨, 王蕾. 中国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相关概念、政策背景和技术难点. 环境保护, 2015, 43(14): 17-23.]

[20]
Margules C R, Pressey R L. Systematic conservation planning. Nature, 2000, 405(6783): 243-253.

DOI

[21]
Gao Yan, Deng Yi. The solution to the constraint of land ownership in national parks under the concept of land property bundl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2019, 47 (Suppl.1): 48-54.

[ 高燕, 邓毅. 土地产权束概念下国家公园土地权属约束的破解之道. 环境保护, 2019, 47 (Suppl.1): 48-54.]

[22]
Wu J G. Linking landscape, land system and design approaches to achieve sustainability. Journal of Land Use Science, 2019, 14(2): 173-189.

DOI

[23]
Wang Yuncai, Luo Yuyan. John Lyle's human ecological wisdom: Thoughts on integrating the west and east way of human ecosystem design. Landscape Architecture, 2018, 25(6): 47-51.

[ 王云才, 罗雨雁. 约翰·莱尔的人文生态智慧:中西融合的人文生态系统设计思想. 风景园林, 2018, 25(6): 47-51.]

[24]
United Nations.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 Ecosystems and Human Well-being:Synthesis. 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 2005.

[25]
Wang Yuncai. Principles of Landscape Ecological Planning. Beijing: China Construction Industry Press, 2007.

[ 王云才. 景观生态规划原理.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7.]

[26]
Zeng Yuxi, Zhong Linsheng, Yu Hu. Hierarchical structure identification of national park groups: Taking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National Park Group as an example.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2, 41(6): 972-984.

DOI

[ 曾瑜皙, 钟林生, 虞虎. 国家公园群建设的层级结构识别: 以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为例. 地理科学进展, 2022, 41(6): 972-984.]

DOI

[27]
Miao Yi, Lu Wenqing, Dai Teqi, et al. Comprehensive traffic advantage degree and its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at the prefecture level on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A case study of Linzhi city.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1, 40(8): 1332-1343.

DOI

[ 苗毅, 卢文清, 戴特奇, 等. 青藏高原市域综合交通优势度评价及空间特征: 以林芝市为例. 地理科学进展, 2021, 40(8): 1332-1343.]

DOI

[28]
Wu Zhicai, Zhang Lingyuan, Huang Shihui. Spatial structur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ourism economic connections in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20, 39(6): 1370-1385.

DOI

[ 吴志才, 张凌媛, 黄诗卉. 粤港澳大湾区旅游经济联系的空间结构及协同合作模式. 地理研究, 2020, 39(6): 1370-1385.]

DOI

[29]
Liu Yansui, Li Jintao. Geographic detection and optimizing decision of the differentiation mechanism of rural poverty in Chin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7, 72(1): 161-173.

DOI

[ 刘彦随, 李进涛. 中国县域农村贫困化分异机制的地理探测与优化决策. 地理学报, 2017, 72(1): 161-173.]

DOI

[30]
Dong Suocheng, Yu Huilu, Li Yu, et al. China industrial energy saving: Analysis on driving factors of development of circular economy.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6, 26(6): 27-34.

[ 董锁成, 于会录, 李宇, 等. 中国工业节能: 循环经济发展的驱动因素分析.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6, 26(6): 27-34.]

[31]
Chen Huai, Ju Peijun, Zhang Jiang, et al. Attribution analyses of changes in alpine grasslands on the Qinghai-Tibetan Plateau. Chinese Science Bulletin, 2020, 65(22): 2406-2418.

[ 陈槐, 鞠佩君, 张江, 等. 青藏高原高寒草地生态系统变化的归因分析. 科学通报, 2020, 65(22): 2406-2418.]

[32]
Lu Wenhai, Qu Yanmin, Xiang Xianquan, et al.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astal socio-economy and marine environment in Tianjin based on Grey Model. Marine Science Bulletin, 2016, 35(4): 361-366.

[ 路文海, 曲艳敏, 向先全, 等. 基于灰色模型的天津社会经济发展与海洋环境关联性研究. 海洋通报, 2016, 35(4): 361-366.]

[33]
Chai Qichen, Guo Yajun, Gong Chengju, et al.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Chinese provinc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degree. Chinese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 2017, 25(7): 184-190.

[ 柴琪宸, 郭亚军, 宫诚举, 等. 中国省域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程度的综合评价. 中国管理科学, 2017, 25(7): 184-190.]

[34]
Hua Xiangyu, Jin Xiangrong, Lv Haiping, et al. Spatial-temporal pattern evolu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coupling coordination: Case on counties of Zhejiang province.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21, 41(2): 223-231.

DOI

[ 化祥雨, 金祥荣, 吕海萍, 等. 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时空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 以浙江省县域为例. 地理科学, 2021, 41(2): 223-231.]

DOI

[35]
Ma Zhifei, Song Weixuan, Wang Jiekai, et al. The development level, evolu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2, 37(6): 1467-1480.

DOI

[ 马志飞, 宋伟轩, 王捷凯, 等. 长三角地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演化及影响因素. 自然资源学报, 2022, 37(6): 1467-1480.]

DOI

[36]
Qi Wenping, Wang Yanhui, Wan Yuan, et al. Multi-objective development evaluation of poverty-stricken households based on G-TOPSIS model: A case study from Fugong county, Yunnan province.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0, 39(6): 1024-1036.

DOI

[ 齐文平, 王艳慧, 万圆, 等. 基于G-TOPSIS模型的贫困农户多目标发展评价: 以云南福贡县为例. 地理科学进展, 2020, 39(6): 1024-1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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